第一章　风从西方来

一个神父来到大清国

1807年5月12日正午，纽约港。海天辽阔，群鸥乱飞。

“三叉戟号”商船汽笛长鸣，准备起航。甲板上的商人挥手作别岸上的亲友，他们带着淘金的梦想前去清国。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一名独身乘客，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伦敦绕道纽约，他有一个秘密任务——将上帝的福音带往“蛮荒”的清国。等待他的不只是近四个月的海上风浪，还有在陌生国度里的莫测前程。

马礼逊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为了在海外拓展上帝的疆土，他准备了数年。如果不是本国的商船拒绝搭载，他这辈子会不会踏上纽约的土地还是个未知数。东印度公司拒绝马礼逊的理由是清国的法律禁止传教，他们是商人，求财不求祸，遵守当地的法律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很难对英国商人这种守法意识进行褒贬，他们的拒绝与英国绅士的保守形象非常适宜。当马礼逊转而求助于美国船长时，很意外，美国牛仔爽快地答应了，把这个年轻的冒险家送到清国并且藏匿起来，将是一件非常刺激和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要拒绝呢？

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上船之前，船长还是忍不住发问：“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谦逊而又雄心勃勃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必定能够。”1

这句话他践行了27年，至死方休。

“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的上帝如此应允他的子民。“三叉戟号”帆船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波峰浪谷间飘摇了一百多天后，终于到达酷热中的广州。“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17年之后，马礼逊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名流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滔天风浪时，他仍然觉得帆船随时都可能被摧折在暴怒的大海里。

到达广州只是一系列孤独、抑郁和沮丧的开始。唯一的安慰是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馆慷慨地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藏身之所，那完全是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给他开的一份介绍信的功劳，否则他可能就是一只被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老鼠，危险无时无处不在。当马礼逊一踏上广州的土地，马戛尔尼使团在出使纪实里对清国的描述很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封闭的帝国敌视一切新鲜事物，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即使是待在商行里，马礼逊也不得不面临中国人的围观，他们用疑虑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围着他问这问那，如果他能在街面上自由走动，肯定会听到人们对他的新称呼——“番鬼”。不过，来到广州后，马礼逊学到的第一个新的中文词是“嘉庆”，清国皇帝的年号，只是这两个吉祥的字眼没有给马礼逊带来好运。这一年正是嘉庆十二年（1807），传教禁谕依然被严格执行。

传教禁谕是罗马教廷与清政府间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的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704年，教皇格勒门十一（ClementXI）发布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教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从敬天、祭孔、祀祖的传统习俗。2这些传统习俗是天朝意识形态的外化，关系天朝的立国大本。在位的康熙皇帝感觉到了这一禁约的政治涵义，这是在和大清皇帝争夺子民，立即予以严词拒绝，“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更是对传教怀有戒心，甫一登基即将传教士赶往澳门，并数度发生排教、仇教事件。乾隆年间先后三次镇压天主教。一百二十多年间，传教不仅为官方所禁止，也为民间所排斥。

1807年，来到广州的马礼逊根本就不能走出栖身的商行，传教则无从说起。对于马礼逊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中文，虽然在两年前他已经跟华侨开始了这项学习，但远没有达到熟练运用的地步，要想读懂中国的经典书籍还有困难，更谈不上用古奥的文言文进行写作。

但是按照大清的法律，中国人不仅不能学习夷语，也不能教夷人学习中文，违者杀头。中国人不准学习外语的禁令在1860年得到一个猝不及防的教训，清朝官吏要求北京的囚徒巴夏礼给英国公使额尔金写一封“退兵书”，而巴夏礼提出，“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这个条件让清朝官吏极为郁闷，因为偌大个北京城，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4

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每次来给他授课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两件道具——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5鞋子表示他是来买鞋子的，不是来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被官府查出，可以尽快把自己了结。危险确实发生过，官府接到举报说，高先生教授马礼逊中文，3年时间至少积蓄3万至4万元，这个夸大其词的报告受到官方重视，高先生遭到追捕，但他跑得及时，毒药才没有用上。

学习中文是如此的危险，而学习本身也是一项苦差事，更为苦恼的是马礼逊没有理想的落脚之地。3个月之后，马礼逊在美国商行的房屋租期届满，辗转流落到法国商行，继续汉语学习。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谈论他的学习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复元。”6后来的中国学者林语堂说第一批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譬如一次漫长而精细的自杀”7，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算太过分。在那个时代，不少西方人甚至怀疑中文是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言。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足以折磨他们的耐心，更不用说即使他们穷尽一生也不能透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马礼逊托人弄到了一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也是在这年春天，他开始摸索着编写一部《华英字典》，字典的内容就是他在学习过程中陆续积累的。除了深造中文，马礼逊打发寂寞时光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翻译《圣经》，1810年（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并付印，第二年，他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译。这些都是杀死时间的最好方式。

转眼就到了1812年，形势更加恶劣，清廷再颁禁教谕旨，禁止洋人秘密印刷书籍，传教惑众，为首者斩。谕旨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针对马礼逊的。5年过去了，马礼逊依然像一只四处躲藏的老鼠，传教工作无法展开，印好的书籍白送也送不出去。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马礼逊到东印度公司谋了一份编译的工作，年薪500英镑。这份工作不仅帮助他解决了经济问题，还让他能合法地逗留广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人。

这期间他结婚了，但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在大清国，洋女人是不能进入广州城的，她们只能待在澳门。这造成彼时澳门的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女性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天朝的这项制度设计有着自己的算计，没有女人陪着，这些讨厌的番鬼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两百年后的2007年，澳门各界隆重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政府发行了纪念马礼逊的邮票。事实上，当年马礼逊在澳门的小家风雨飘摇，他一人奔波在外，长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妻子身体虚弱也无人在身边照料。

孤独的马礼逊太需要朋友了。1813年7月4日，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马礼逊那一天的心情，一封书信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喜讯：一位传教士偕夫人抵达澳门，将辅助他秘密传教。

两个助手：米怜和梁发

他们是米怜夫妇。

传教士米怜

米怜出生于1785年，小马礼逊三岁，同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出身底层，6岁丧父，被委托给一位亲戚监护，一度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顽童，在信奉基督之后才一改前非。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底层社会生活的磨砺让他具备了成为圣徒的坚韧性格。当他申请去中国传教时，伦敦传道会认为他举止粗野，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足以到中国这么一个文化深厚的地区传教，按他们的选拔标准，起码要受过医学、天文学的训练。派米怜这样一个粗人去，神的面子似乎也挂不住。征选委员会里的一位委员不无揶揄地对米怜说：“你去做工人最合适。”但米怜不觉得这句话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我去中国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做任何仆人的工作。”底层出身的米怜并不高看自己，伦敦传道会也没有死咬文凭学历不松口。

米怜来华传教的事就这样成了。

初到中国，米怜在广州潜居，突击中文，帮助马礼逊翻译《圣经》。1814年，在中国广州、澳门都无法立足的米怜和马礼逊商议将马六甲作为海外传教基地，并在这年冬天前往考察，他们发现这里有地利人和之便。这里靠近中国大陆，随时可与印度和广州联络，交通甚为方便。同时，这里也是华侨聚居地，利用华侨的流动性，便于对大陆进行渗透。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如马礼逊所说，马六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部署的必要的兵力”8。当米怜到达马六甲时，受到了殖民当局的欢迎，表示愿意为传教提供一切方便。

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一起来到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同来的还有大清国刻字工人梁发。他们商量好了，来到马六甲要办学校、办印刷所，学校可以培养传教人才，书籍传播可以代替四处游说，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在他们拟定的计划里有“要求在马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在他们的祖国，阅读报刊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们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虽然很难查阅到19世纪初年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数量，但一份资料表明，道光七年（1827），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9。

第一位“华人记者”梁发

这年的8月5日，他们开办的免费学校开学了，虽然只有5名学生。也就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海风轻轻吹拂，海浪拍打沙滩，几个人围着庭院忙碌而兴奋，中国新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刻字工梁发小心翼翼地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宋体大字清晰地印在纸上。

这一年是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来华第九个年头。

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很多事件，当事人并不觉得多么重要，激动的反而是后来的研究者。梁发揭开第一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文简称《察世俗》），这是报业史上激动人心的瞬间。然而，对于马礼逊来说，不过是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一个平常片刻，他根本不会想到此刻他以第一人的姿态进入中国的近代新闻史。在两本关于马礼逊的传记作品中，我注意到其中一本对传主的办报经历只字未提，而另一本则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两位西方作者居然都不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大事，需要浓墨重彩地铺排一番，这本身就颇有意味。

在那一瞬间同样被历史选中的中国刻字工梁发大概也不会特别激动，印一本杂志和印一本书在他眼里不会有什么区别。就那么轻轻一揭，他浑然不知地坐上了“中华第一报人”的“沙发”（借用网络语言）。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在家乡鲜有人知，但在欧美和香港却流传至今，这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特有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梁发原名梁阿发，1789年出生于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圩西梁村（今佛山市高明区西梁村）。梁家世代务农，梁发11岁入私塾，念过四年书，15岁到省城打工，从制笔学起，又学了画工和木版印刷。因为读过几年书，文笔流畅，字也写得不错。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要出版，很可能，他在这时候与马礼逊结识。

1815年梁发随米怜来到马六甲，开始海外打工生涯，帮助他们印刷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这份刊物里的很多文章都没有署名，无法知道每篇文章的作者（今天英国依然有刊物由编辑集体撰稿而不署名的现象，比如著名刊物《经济学人》就是如此）。但由文章中对中国古文的熟练运用程度可以判断，梁发参与了撰稿，而据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考证，《察世俗》里面署名“学业”的文章就是梁发所作10。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里，梁发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第一位“华人记者”，认定的依据显然是他曾经为刊物撰稿。有趣的是，梁发在排版过程中，又接触并掌握了西方标点符号的运用。梁发把这些标点符号运用到中文期刊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和创造。一百多年后的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才广泛使用标点，一些文学大师能写白话文却未必能运用好西式标点，比如受人崇仰的鲁迅，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钱玄同抽空给他注的标点。

1816年11月3日，梁发受洗为基督教徒，显然，这是生活环境促成了他的信仰转变。他写的文章，马礼逊认为是“孔子眼中的基督教”，这也是早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他心灵里的残留。

3年后，梁发回到家乡，一是结婚，二是散发传教小册子和杂志。西梁村的村民这才知道，他入了教，帮番鬼刻书，有一种名字很长的书还是每月定期出版的。梁发的传教行径很快传到官府的耳里，逮捕，烧书，受刑。那时候，官还不怕洋人，更不怕梁发这个教民，但洋人还是有能力把他捞出来，送回马六甲。从这以后，村里的人都不欢迎他回来，因为他一回来官差就要来抓人，小小的村庄就会鸡犬不宁，饱受惊吓。此后，梁发回过多少次家乡各种资料的记载并不一致，但可以确定他在1828年与人合作，在广东高明县开设了第一所基督教的私塾，但学校在开学的那天就被官府查封。

尽管马礼逊等人创办的刊物有少量流传到中国大陆，但大都影响甚微，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回应的记录。倒是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意外掀起波澜，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出版于1832年，按今天的著作权法应该被视作抄袭之作，因为其中的二十篇直接抄自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但当时的中国读者不可能有这种辨别能力。1834年，一个叫洪火秀的广东书生在考场附近得到这本《劝世良言》，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但洪火秀当时并没有马上去读，而是顺手借给了一位亲戚。后因为再次落第，洪火秀得了大病，他的亲戚说那本书还有点意思，躺在床上不妨看看。病中的洪火秀细读了《劝世良言》，某种解释不清的精神反应神奇地发生了，恍惚中他认为自己见到了上帝，他就是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之后，他创立了拜上帝会并给自己改名为洪秀全。

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尚不知道梁发与洪秀全有无见面，但在梁发家乡的一些口头传说中，说洪秀全起义前曾到过西梁村专访梁发，两人在村后山坡上的榕树林里坐而论道，相谈甚欢。这种颇有画面感的传说很像精神导师与革命家之间的亲密交流，因为颇富戏剧感，我不认为这是真的，仅仅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臆测。

除了《察世俗》，梁发一生编辑过的中文期刊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一百多年来，他一直背着“洋奴”“汉奸”的骂名，直到近年，梁发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人们在故纸堆里发掘他的光辉事迹，认定这个名声狼藉的“洋奴”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甚至企图阻止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他对马儒翰（马礼逊的儿子）说，一旦中英交火，国人仇视，今后我的同胞没人信耶稣，宣教工作就会增加困难。中英矛盾非梁发的微力所能消弭，甚至马儒翰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但梁发的徒劳可以看出他可贵的爱国心。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曾担任过林则徐的翻译，为钦差大人翻译了不少西方书籍和报纸。林则徐的历史地位后来节节攀升，达到了“民族英雄”的顶点，而翻译梁进德则和他父亲一样被国人目为“汉奸”。

梁发死的那一年，传教士已经大批来华，他们办的各类中英文报刊已有十多种，而中国只有一份官方出版的《京报》。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品牌为号召的报人王韬那时正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靠润饰翻译文章糊口。

梁发走过的路，王韬正在走。

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

即使以200年前的眼光看，《察世俗》也是书刊中的“四不像”。外表看是线装本，很像中国的古籍，内容却是在宣传基督教，没有栏目划分，亦无新闻专栏，并不完全具备近代报纸的形式。有论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11，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察世俗》的编者没有一个以办刊物为职志，它不过是一个急于传教的权宜产物罢了。

但是，正如文学作品总是由作者和读者共谋完成的一样，一份刊物在影响读者的同时，某些方面也由读者的口味塑造而成。《察世俗》身上某些特征已经显示出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的倾向。

它线装书式的外表不用说了，署名则是“博爱者纂”，封面上还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利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录诱导读者，可谓用心良苦。

就内容而言，主办者“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但传教士“急”，中国读者并不急，他们从没有打算要接受基督教，中国人的信仰多元而分散，对基督教这种一元宗教观毫无兴趣。

对于鬼神，中国人的态度要么是“存而不论”（孔子），要么是“万物有灵”，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各路神仙各有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条块分割复杂万端，这与西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上帝”的一元神观念格格不入。中国的神仙信仰总是充满人间的烟火气息，天上的各路神仙与地上的各级官僚一样，儒家的等级秩序渗透其中，天庭仙班不过是人间世界的幸福天堂版。尤其让西方人不可思议的是，等级较低的神仙对于人间级别更高的官僚同样要起敬起畏，儒家等级秩序贯通天地，神仙和凡人都不能穿越。西方人恐怕听不懂这样的故事：一个宰相退休回乡，路遇土地神，他的随从仆役纷纷拜倒，只有他视而不见，当下属提醒他应该拜神，他则说，只怕它受不了我的一拜。众人不信，于是他躬身拜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石头雕刻的土地神扑通倒地，断为两截。众人挢舌不下，这位退休宰相以“探索发现”的腔调说：宰相是国家一级公务员，土地神不过是一名不入品级的村支书而已。

可想而知，上帝这个外来户一踏上中土，就声称他是宇宙中的唯一真神，别的神仙偶像统统是假货，这根本不是“打假”而是“篡位”，中国人的表情可想而知。

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厚隔膜，不可能靠几本杂志几篇传教文章就能消除，强行灌输也不是明智之举，文明的冲突需要“润物细无声”地缓慢浸润才能消除。非等闲之辈的来华传教士们找到了一条将“基督教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借儒家伦理道德来阐发教义，让传教文章裹上“孔子牌”糖衣。他们的文章在大谈仁爱和忠孝节义之余，总不忘说这些伦理主张完全是神的安排。但这样的文章效果不甚如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书商们拒绝销售传教士的杂志和书籍，一则害怕被指为汉奸，二则这些书根本没人要，犯不着吃力不讨好。很长时间，传教士的书只能靠教友散发。那些书籍的命运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被中国妇女纳了鞋底，另一种是和其他废弃的字纸被收集在一起，在庙宇里集中焚毁。

不过并没有费多少周折，传教士们就发现中国读者最欢迎的内容是科技知识。《察世俗》第一卷第二期上就刊登了《月食》的新闻，结果大受欢迎：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气晴明，呷地（指马六甲，作者注）诸人俱可见之。

新闻史家们津津乐道于这是中文报纸上出现的第一条科技新闻，而未发掘出它所蕴含的观念革命的意义。要知道，帝国的天文知识向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皇帝是上天派往人间的代理人，所以他又叫“天子”，是万民连接上天的唯一纽带，天上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口宣谕万民。传教士没有这种禁忌意识，也只有远在马六甲，他们发布月食消息才是安全的，但它在中国读者中间引起的涟漪可想而知——原来天上的事务并不完全掌握在皇帝那里。

直到1833年，传教士们还只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徘徊，郭士立是第一个“登门入室”的传教士，他在广州办起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郭士立本是德国传教士，到爪哇之后，他转会了，由尼德兰传教会转而效力伦敦教会。后来的史家说传教士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是来华间谍，这样的判语放在所有来华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适合，但放在郭士立身上，刚刚好。他曾经连续三次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几年后为英军所用，为英军的胜利立下大功。为了便于传教和间谍活动，郭士立十分注意伪装，他用中国式的名字，穿中式衣服，讲汉语，还认了一位郭姓华侨为干爹，声称自己是“归化华人”，虽然金发碧眼，但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尽管天朝的传教禁令依然有效，但郭士立的面貌相当迷惑人，不走近了看，根本看不出是洋人，再加上来天朝久了，天朝的潜规则他亦能熟练掌握，通过银子说话，广州的地方官就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他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可以视为《察世俗》的续编，封面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署名“爱汉者纂”，俨然照搬了《察世俗》的做法。但在天朝的眼皮底下，像《察世俗》那样直白的传教是危险的，那种浓烈的宗教口味必须有所收敛。另起炉灶的郭士立吸取经验，调整目标，他说：“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12基于此，《东西洋考》重在介绍西方文明知识。郭士立第一个用中文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他将议会翻译为“公会”），对英美民主政治中的“两房”（即两院）和“国会”大加推重。这些都是报刊政论的先声。

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这份被称为“郭士立的杂志”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报刊，据学者考证，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这批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都读过这份刊物，进而眼界大开，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处引用。这几个人当中，魏源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计24篇，多为与世界地理有关的文章。《东西洋考》俨然成为魏源著作的主要参考文献。13然而这些著作的影响力要到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

“客观才是新闻的王道”，传教士不必深通新闻原理，也能感受到那些客观的知识才是硬通货。渐渐地，刊物上的天文地理知识由点缀上升为主流，上帝在他们的刊物中只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而已。西学成为吸引中国读者的一张王牌，到吉德创办《天下新闻》时14，则完全没有了上帝的影子，刊物与上帝的唯一关系就在于主办者是上帝的信徒，传教的意旨隐而不彰，中国读者能不能体会出来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他们会恍然悟到，这些知识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徒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

这些西学知识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几十年后的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即发轫于此。然而，这种变化实在过于缓慢，传教士们都有些抑郁了，无论他们的刊物怎样努力向中国读者的口味靠拢，中国读者似乎都无动于衷。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传教士们每读到这里，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他们到中国传教，撒下的种子不是落在路旁就是落在石头上，最好的也不过落在荆棘里，中国怎么就找不到一片好土呢？

原因其实早已被马戛尔尼的使团揭示过了，“天朝拒绝一切新鲜事物”，“任何变化在那里都无法实现”。当时的中国人固步自封、昧于世事、妄自尊大是传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打破这种封闭的思想观念，一切努力终归泡影。

然而，传教士们似乎没有耐心进行缓慢的攻心战了，在外文报刊上，他们呼吁要用炮舰来加强说服力，促成天朝发生变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说：“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5当传教士们与炮舰为伍的时候，是他们离上帝最远的时候，他们被中国人视为可恶的侵略者就不算冤枉。但只有个别传教士意识到这一点：在旅行中不肯乘坐军队的船只，自觉与军方划清界限。

墨海老人

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一无所获之后，曾对天朝作出这样的预言：“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6

他沿途所见的乾隆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僵化的盛世，一个只满足于填饱肠胃而不允许有思想的盛世，这个盛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四十多年之后，他的预言不幸变为现实，就连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这样极富细节的预言都精准变现。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国门裂开了缝隙，两个世界的碰撞真正开始了。

在英国炮舰的护卫之下，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上岸传教了。当清廷被迫宣布重开教禁时，传教士踌躇满志地说：“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至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消化战争带来的胜利果实，作为传教权宜之计的办报活动反而因为太忙而顾不上，但他们很快发现，炮舰能轰开中国的国门，但轰不开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兴致勃勃地拉人布道，但在中国人听来全是不入耳的噪音。他们想起了已经做过的另一手——办报刊，其效率远远高于街头布道。“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18

1842年秋天，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官受命来到上海，“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我的上司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我到上海各处视察一番，并为设置居留地这个目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纪录片《外滩》如此评价巴富尔的上海之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断，巴富尔踏上上海的土地，内心是欣喜而热烈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人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开始，它将改变上海，改变中国。”

第二年秋，巴富尔再次来到上海，就任大英帝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接待他们的上海道台很客气地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城里，但始终拒绝为他们找空闲的房屋。眼看他们只有搭帐篷居住，这时一位姓姚的中国商人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租给他们房屋，52个房间，每年租金400元，巴富尔一口答应。领事馆的四个人终于有地方开始办公了。

这所房子在贝尔福（即巴富尔，作者注）等住进去之后竟成为全城民众所瞩目的地方，最初的几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这所房子来参观。而且都是非常之富于好奇心，对于洋鬼子的吃、喝、剃须、洗手、阅书、睡觉都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贝尔福实在耐受不住了，只得叫姚君把大门关闭起来，拒绝参观。19

但关起门来也没能阻止围观，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面，或者从别的房子里面向这里看，甚至还有人卖票——谁说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呢？

11月14日，巴富尔发出告示，驻沪领事馆正式设立，并宣布三天后上海开埠。从此，上海就像挂在帝国体外的另一颗心脏，澎湃而富有活力，远在北京的帝国心脏则逐渐暗淡衰竭。

为巴富尔担任的翻译官名叫麦华陀。麦华陀1839年随父亲来到中国，他的父亲正是本节的主人公——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斯，自号“墨海老人”。

麦都斯与中国信徒

12月3日，传教士麦都斯来到上海。20日后，他在上海县城东门找到了合适的房屋住下，一年房租250元。麦都斯住在二楼，一楼放着印刷机器。新开的印刷所起名“墨海书馆”，因为中国有“墨海金壶”的说法，“墨海”又是大砚、墨盆的意思，作为出版机构的名称再合适不过。同时，墨海与他的名字“Medhurst”有谐音之趣。

麦都斯于1796年出生于伦敦。14岁时，当学徒学习印刷技术，开始与印刷业结下毕生缘分。当他成为伦敦自立教会的会员时，远在马六甲的米怜正在招募一个懂得印刷的助手，麦都斯提出了申请并得到批准。几年后他和新婚妻子一道来到马六甲，曾担任过《察世俗》的编辑，在米怜罹患肺病去世后，他继承遗志，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38年10月，他继郭士立之后，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各国消息》，内容以新闻为主，报道各国及广州消息，开辟有商情专页。这份月刊只出数期就因林则徐禁烟、中英交恶而中断。

到中国大陆传教是麦都斯多年的心愿，鸦片战争助他完成了夙愿。他在上海待了13年，这座城市深深烙上了他的个人印记。

上海县城的北门附近，本是一片苍茫荒野，是芦苇、野鸟的天堂。洋人却看中了这片大洋与长江口交接的风水宝地，纷纷在此安营扎寨。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就在这片荒野草泽里开始了。麦都斯与几位传教士一起也划了一片土地建起了教堂、书馆、书院和医院，这一区域后来被沿称为“麦家圈”。

墨海书馆以印行西学书籍远近闻名，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上海市面上所能见到的所有的西书几乎全被它包揽了。

因为地缘的方便，上海人得以最早看到大批涌进的西方的“奇技淫巧”，而对于中国的士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奇特风景还是墨海书馆的印书机器。尽管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让这项技术大放异彩并从中受益的却是西方，正如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所说：“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20当中国还在用木版印书的时候，麦都斯引进了铅活字，用机器印书，因为没有蒸汽机作为动力，中国的耕牛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印书速度之快，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郭嵩焘在1856年参观了墨海书馆，在日记里用简洁的笔墨记录了牛车工作的情形：

刷书用牛车，范钟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其车前外方小轮，则机之所从发也，以皮条套之。而屋后一柱转于旁设机架。牛拽之以行，则皮条自转，小轮随之以动，以激转大轮。纸片随轮递转，则全板刷印无遗矣。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21

对于这头用于印书的耕牛，一位文人在参观后，特地写了一首竹枝词大加赞叹：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2

牛车印书的速度固然让中国士子目瞪口呆，然而，翻开书页一看，却不能不大摇其头。传教士们虽然都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但中国的口语和文字毕竟是两张皮，翻译出来的文章免不了“拘文牵义”、“词义不甚可晓”。当他们品评中国文化时，难免要闹出笑话，明明是贾宝玉，他们能把他看成赵姨娘。郭士立曾写文章评《红楼梦》，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并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屑无聊之谈”，“毫无趣味”。23在中国读者眼里，这样生拉硬扯的文章写来写去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没看懂。”

文字不通，让人难以卒读，但是，问题的根子还不在这里，在中国读书人眼里，这些书是“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文化内核不能兼容相通才是要紧之处。

无论是传播福音还是西学，第一步还是要把中文写得雅驯，否则书印得越快，浪费的纸张越多。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莫过于请中国士子亲自料理文字，可中国读书人的脑子里“夷夏之辨”的弦绷得紧紧的，不亚于“男女大防”，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为洋人操持笔墨如同女子“失身”，是极不名誉的事情，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然而，天朝的体制不能保证每一个士子都能科场得意，科场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屡试不中的结果就是连累一家老小吃不饱饭。文化节操的高调总不能当饭吃，一个走投无路的江南才子终究在彷徨痛苦中走进了墨海书院，拿起毛锥去整饬那些在他眼里“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的文字。

口岸知识分子

走进墨海书馆接受雇佣的江南才子名叫王韬（当时他还叫王瀚），一个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

在上海开埠后的第五年，他自江苏甫里老家来上海城北探望父亲。父亲王昌桂在前一年来到上海设馆课徒，到了农历新年，滞留沪北无法回乡，王韬便前往上海与父亲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足上海。上海经过短短几年的“大建设”，在这个初涉世面的年轻人眼里，美如电影《阿凡达》里的幻境：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24

其实，那一年来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总共才159人，有24家外国商行和25家商店25，如此而已。但在这个21岁的年轻人眼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虽然没有资料说明王昌桂曾向儿子介绍过上海的西洋文明，但我们可以设想，墨海书馆里的牛车印书传为海上奇谈，父亲大约会在家信或闲谈中提及。多年以后，参观墨海书馆成为王韬第一次上海之行的记忆中最鲜活的一页，当时他访问了墨海书馆，也拜访了麦都斯。墨海书馆的环境和主人的招待方式都符合他的文人情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26

王韬

不用说，牛车印书的奇景他也亲眼目睹了。麦都斯有没有在他参观的时候向他发出聘请之意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拜访给两人都留下了印象，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与麦都斯的炫技相比，王韬的心情更为复杂一些，他看到了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也看到中国的生存危机，这种羡慕和忧愤交织的家国情怀，在他随后写下的感事诗中看得极为清晰：“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27从西方技术的先进，他看到了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他生的是丫鬟的命，操的却是主子的心，这就是中国士子的家国情怀。

人生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自己昨日鄙夷的那种人生模式，不久自己就一脚踏了上去，且永不回头。在他第一次沪上之行的前后，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上海为洋人打工糊口。风闻此事之后，激动的王韬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我相信他在洋洋洒洒写这封长信的时候胸中一定充满圣贤极力推崇的浩然之气：

夫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则断不可不谨，顾诿为见几者未揆事理之全，设为观变者亦昧纲常之正，事苟关于众口，未始非士品之厄……昔非何必不今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28

这封义正词严地“鼓吹”道德情操的长信很快成为一记抽在王韬自己脸上的耳光。

1849年6月，因父亲病逝，长子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开销。而那一年偏偏又是一个大涝之年，雨下得米价像潮水一样暴涨，填饱肚皮殊为不易，谁还会给孩子请个先生呢？无计可施的王韬只有外出赚钱谋生，祈求度过凶年。此时麦都斯恰巧需要中文助手，向他发出邀请，接到邀请的王韬应该会想起他写的那封言词铿锵的长信，那天晚上他应该睡不着觉，应该五味杂陈，辗转反侧，和空荡荡的肚皮相比，节操实在坚挺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被他痛批的那位朋友的心情。

9月，他来到上海墨海书馆，开始他曾经深为鄙夷的新生活，为墨海书馆修饰润色译著。他是文人，曾自豪于自己的生花妙笔，但现在“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他认为他每天处理的那些文字只配盖盖咸菜坛子或者作为厕纸，只能与烂咸菜和大粪为伍。那些理工口味极重的文字确实不符合传统文人的情趣和气质。如果把他参与编撰的书目列出来，势必是一串长长的书单。在传统读书人的知识谱系里，那些科技书籍都可以归入“方技”一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换言之，那些理性严整的科技书是王韬这样的文科生欣赏不了的。

1857年，他开始参与中文报刊《六合丛谈》的编辑，因为他的参与，这本杂志上的文章辞藻华丽、格调高雅，大量使用骈偶句式，与以前的传教士报刊的文字水准大为不同。他根本不会想到，17年后他自己会创办一份报刊。直到晚年，他才真正认识到当初他认为是废纸一堆的那些文字的价值。

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每一个夜晚，这位儒教信徒的小宇宙无时无刻不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十年之后，曾为西人翻译医书的管小异来访，这位老友慷慨激昂地大谈他拒绝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助译《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一开始，王韬为自己辩护说只为衣食计，未曾尽心尽力，谁知管小异说此前译医书是为求西学，与儒教并不相悖，不算屈节：“人之一生，本无定价，迫于饥寒，何所不可，不可谓贬价。惟我终生不译彼教中书，以显悖圣人，则可问此心而无惭。”管小异的话可视作士人正统价值观念的松动，在王韬听来却如当头棒喝，“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29。他在内心里认同自己是个为人不齿、卖身事夷的“士林败类”。

唯一的安慰就是薪酬还算满意，岁得二百金，足以养家糊口。苦闷生活能够得以继续的另一个安慰就是他还有惺惺相惜的三两个好友，他们都接受过儒家的经典教育，取得过秀才功名，都因为西人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这个全新的职业共同体让他们互相温暖，得到主流社会之外的友谊。朋友之一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李善兰。李善兰是浙江海宁人，童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数学天赋。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三年之后，他成为王韬的同事，帮助洋人翻译数学著作。另一位朋友蒋敦复，江苏宝山人，和王韬一样是一位江南才子，在乡试中小试牛刀，获得名声，但人生蹉跎，饥不择食走上佣书西舍的道路。同样的人生遭遇，同样的苦闷心情，让他们一起度过家庭之外的闲暇时光，一起荒野散步，一起牛饮烂醉，一起勾栏访艳，过着放浪形骸的狂士生活。他们三人密不可分，三人作的画则自署“海天三友”，别人送他们外号“三异民”，贬损的意味大约相当于“海上三贱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