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漠北回鹘之入居甘州地区
9世纪中叶回鹘向河西的迁徙似乎应有二次。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亡，部众离散，“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32]在西迁的三支中，有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除此之外，会昌二年（842年）以后当仍有往迁者。《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在会昌二年条记载说：“三部首领皆赐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贞、思惠、思恩，充归义使。有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勤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有特勤荷勿啜东讨契丹，战死。”[33]其中的叶被沽，显然应为回鹘语Yabγu的音译，相当于两《唐书》中常见的“叶护”，为突厥、回鹘高级官员的名称。特勤同为突厥、回鹘官号，皆由可汗子弟充任。有特勤叶被沽和兄李二部南投吐蕃。从当时的形势看，回鹘在会昌二年（842年）九月以后受到了张仲武和刘沔等人的攻击，因此也就出现了逃往各地的诸王。其中一支“南奔吐蕃”。由于其出发地在幽州，加上《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在描述回鹘西迁时以吐蕃指代居住在灵州西南部至沙州一带的吐蕃分布区，将二因素结合起来看，这部回鹘人逃遁的方向应为灵州西南部及河西走廊地区。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记载：“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说明吐蕃统治者曾将这支回鹘人拆散，使其分居于河西各地，其中有一部分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进而发展成为回鹘在河西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河西回鹘的迁入路线，应是由蒙古高原越过大戈壁，然后经过花门山堡（今居延海北130公里处）而至额济纳河下游，由此进入河西走廊。
吐蕃对回鹘的统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842年，吐蕃王国发生内乱，统治阶级分裂为两派，互相争战。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之机发动起义，得到各族响应，很快推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接着又出兵攻占了瓜（甘肃瓜州县）、伊（新疆哈密市）、肃（甘肃酒泉市）、甘（甘肃张掖市）、鄯（青海省乐都县）、河（甘肃临夏市东北）、西（新疆吐鲁番市）、岷（甘肃岷县）、兰（甘肃兰州市）、廓（青海尖札县北）十州。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西回鹘诸部遂归张氏归义军所辖，其后势力逐步壮大。张议潮的起义，曾得到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诸部的支持。
二 甘州回鹘国的建立
至于甘州回鹘何时独立建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865年、870年以前、872年、884年以前、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年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史书对甘州回鹘的立国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即使偶有提及，亦显得混乱不清，颇多抵牾。
回鹘本为游牧民族，迁入河西者，虽先归吐蕃，继而又为归义军政权所属，但各部仍保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拥有自己的政权组织形式——族帐。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各有君长。”[34]这一记载反映了河西甘、凉、瓜、沙诸地的回鹘，都是独立的族帐，各族帐也都有相应的首领。
据唐朝史料记载，早在乾符初年（874年），驻扎于甘州附近的回鹘即曾遣使入唐，“屡求册命”。唐政府遂派郗宗莒为使前往册立，只是在此期间，回鹘集团被吐谷浑、嗢末打散，不知何往，使册命活动未能遂愿。唐廷于是“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35]第二年，这支回鹘势力还至罗川，且遣使入贡于宋，获赐绢万匹。按，这里的“罗川”，应为“合罗川”，即今甘肃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河流——额济纳河，又名弱水，为黑河的组成部分，在甘州城北之沙漠草原中。这些记载说明，张掖一带自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有具有独立或半独立性质的回鹘集团存在。
在写成于中和四年（884年）的S.389《肃州防戍都状》中，第一次出现了“回鹘王”一称，该文献首全尾残，文字如下：
肃州防戍都状上：
右当都两军军将及百姓并平善，提备一切仍旧。
自十月卅日崔大夫到城家，军将索仁安等便将本州岛印与崔大夫。其大夫称授防御使，讫全不授。其副使索仁安今月六日往向东，随从将廿人，称于回鹘王边充使，将赤（）父马一匹、白鹰一联，上与回鹘王。二乃有妹一人，先嫁与凉州田特罗禄。其妹夫身死，取前件妹，兼取肃州旧人户十家五家。其肃州印，崔大夫称不将与凉州防御使，去不得。其索仁安临发之时，且称将去。发后，其印避崔大夫，衷私在汜建立边留下。
又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拨乞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驱，眷属细小等廿已来随往，极甚苦切，余者百姓、奴、客并不听去。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迹）往向南。二人牵栊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质），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质），奈可（何）自死。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堪充只（质）。更有迤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只（质），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
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百众衙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伯（佰）玖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百伍拾柒（捌）人。今月九日并用肃州，且令逐粮居。（后残）[36]
该文献反映的是“甘州与回鹘和断事”，其中出现的最后日期为十一月九日。与之相连的为《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康使君县丞张胜君等状》，编号为S. 2589，首残尾全，兹节录其文字如下：
宋输略等七人从祁（邠）州出，于河州路过，到凉州，其同行回鹘使，并在祁（邠）州先准诠□君路上遭贼，落在党项□，祁（邠）州都度赎与祁（邠）州郎君二人及娘子家累军将尚住等廿人，输略等亲自见面并在祁（邠）州淮诠郎君拟末使发来，缘装束不办，发赴不得，其草贼黄巢被尚让共黄巢弟二人，煞却于西川进头。皇帝回驾，取今年十月七日的入长安，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争）位之次，不敢东行，宋盈润一行□□凉州未发，其甘州共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白永吉、宋盈润、阴清儿各有状一封，并同封角内，专差官健康清奴驰状通报，一一谨具如前，谨录状上。
牒件状如前，谨牒。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康使君县承（丞）张胜君等状。[37]）
二者反映的为同一事件，时间上也恰好可以相互衔接，应是肃州防戍都营田康使君、县丞张胜君等先后紧接着向归义军政府上呈的报告。[38]S. 2589时间靠前，即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一日，S.389稍后。其中出现的“回鹘王”，当即甘州回鹘集团的早期或第一任统治者，唯名号未知。
也就是说，早在874年至884年之间，甘州回鹘政权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尚未进入甘州城。那么，回鹘是何时占领甘州的呢？史书与敦煌文献均未见明确记载。
从S. 2589与S. 389两件《肃州防戍都状》看，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初，占据甘州的是龙家，但回鹘人不时“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于是，龙家与回鹘进行谈判，并讨价还价。至同年十一月九日，龙家和退浑、羌及其他部落，以“缺粮”为借口而决定放弃甘州，迁入肃州逐粮。甘州遂成为空城，回鹘唾手得之。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写本中，P. T. 1082为《登里埃部可汗回文》，文曰：
登里埃部可汗之复函回文……甘州官寨业已残破，无修缮官寨之工匠。去借后，发来工匠，十分高兴。官寨已开始维修，尚遗留小部分顶盖，经一再去函请求，也曾派来工匠。工匠来已一年……已下令发粮饷，尚论……由……派遣！画匠工作得不好。秋季七月中……打发来。[39]
文书写成的年代于史无征，但内容反映的是回鹘占据甘州，以之为都而进行修复的情况。故学界称之为回鹘天睦可汗致沙州仆射张淮深书，写成年代经考证当为889年。[40]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甘州城墙官寨已破损，回鹘正在其废墟上建立宫殿，故而请求张淮深派遣建筑工匠，以至管理人员，并转告金匠监派有名的金匠来打造金器。
甘州政权建立伊始，相当穷困，有求于归义军，地位自然应低于沙州。直到张承奉时代，甘州回鹘才在与归义军的角逐中逐步占据上风。S. 3905《天复元年辛酉岁（901）闰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载：“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讲述的就是天复元年（901年）七月后，甘州回鹘进攻沙州并将金光明寺焚毁之事。此后，甘州回鹘又多次攻打沙州，并于911年围困敦煌，迫使张承奉签订城下之盟，承认回鹘可汗是父，而张承奉则屈尊为子。
藏文文献P. T. 1082中出现的天睦可汗，与敦煌汉文写本S. 8444《唐昭宗某年内文思院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会计历》残卷中的“天睦可汗”为同一人。S. 8444原断为七片，今缀合为三片，“天睦可汗”见于其中的第二片（S. 8444C）：
（前缺）白罗叁拾匹，绢共肆伯疋，蛮画食器壹伯（佰）事。
达干、宰相附进：羚羊角贰拾对、锦两疋、大绢壹拾疋。
已上计壹拾贰疋共壹角
天睦可汗女附进：皇后信物壹角、锦两疋（后缺）[41]
“天睦可汗”之名又出现于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卷一《蕃书并使纸及汉书函事例》中，文云：“回鹘天睦可汗书头云，‘皇帝敬问回鹘天睦可汗外甥’尾云。”该可汗很可能就是甘州回鹘国的第一位可汗。文书中还出现有达干、宰相之谓。
达干，回鹘语做Tarqan，职官名。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地位十分显赫。据考，应系汉语“达官”一词的音转。[42]
宰相，亦为回鹘职官，《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载：漠北回鹘汗国“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43]《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载开宝元年（968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宰相鞠仙越亦遣使来贡马”。此载可与S. 8444《唐昭宗某年内文思院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会计历》相印证，说明甘州回鹘确有宰相之设。
这些因素说明，自874年始，甘州回鹘势力集团即已基本形成，但直到884年底才占据了甘州，此前甘州为龙家所据。是年十一月九日，龙家和退浑、羌及其他部落，因缺粮而放弃甘州迁入肃州。甘州成为空城，回鹘遂得以居之。光启三年（887年），甘州回鹘遣使沙州，P. 2937号附断片一中的第一件文书《酒司状》载：
今月□日，甘州回鹘一人，每月准例供酒□瓮，未蒙判凭，不敢不申，伏请处分。
丁未年十一月 日曹文晟。准细供，六日，淮深。[44]
这是归义军酒司文书，有节度使张淮深的亲笔判词。由归义军酒司供酒招待（细供）的甘州回鹘使者，一定是官方派来的使臣，虽然仅有一人，但反映了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间存在外交往来的史实，间接证明了归义军政权对甘州回鹘势力集团的承认。在同一断片中的第二件文书中，出现有光启三年十一月“七日，肃州使汜建立等一行进发”之语。汜建立其人又见于上引S. 389《肃州防戍都状》，是归义军肃州防戍都的军将之一。[45]这些信息都可确证文中的丁未年，即光启三年（887年）。说明至迟在887年，甘州回鹘势力集团即已存在，而且已得到了归义军政权的认可。
可与上述记载相印证的还有P. 3931甘州回鹘可汗的《表本》，其中称：“去光化年初，先帝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46]又P. 4646《唐乙未—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破历》中记有甘州使在沙州受到官衙招待，光化元年为898年，此时回鹘应建牙甘州，又P. 4044（2）在《乾宁六年（899年）十月二十日归义军节度使帖》后有《处分甘州使头帖》草稿，内容如下：
使帖甘州使头某甲、兵马使某曹、更某人数。右奉处分，汝甘州充使，亦要结耗（好）和同一家，所过砦堡州城，各须存其礼法，但取使头言教，不得乱话是非。沿路比此回还，仍须收自本分，如有拗东捩西，兼浪言狂语者，使头记名，将来到州，重当刑法者。某年月日帖。[47]
沙州遣使甘州，对象自是回鹘，说明此时甘州回鹘不仅已和沙州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而且沙州对之尚存在几分畏惧之心，故而对派遣甘州的使头及其他成员，叮咛嘱咐，不得“拗东捩西”，“浪言狂语”，以免惹出事端，说明回鹘在甘州的势力已经巩固。
这一现象似乎与写成于乾宁元年（894年）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所记载的情况相矛盾。该碑记载说：
次男使持节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弘谏，飞驰拔拒，唯庆忌而难俦；七札穿杨，非由基而莫比。洎分符于张掖，政恤茕孤；布皇化于专城，悬鱼发咏。[48]
由是载观之，直到乾宁元年，甘州城尚在沙州归义军政权手中，由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弘谏直接管理，从碑铭所谓“政恤茕孤”及“布皇化于专城”等语看，李弘谏在甘州刺史任上的政绩颇著，决非遥领虚挂所能奏效。考虑到884年“回鹘王”一称的出现及887年甘州回鹘与沙州间使者的互通，可以认定当时甘州一带回鹘势力不弱，有相对独立的政权组织。这一时期或可称作甘州回鹘国的草创时期。甘州回鹘国建立的时间，只能推定在乾宁元年之后，而以取得中央王朝之承认为稳妥。故而可以认为被唐朝册封之天睦可汗当为甘州回鹘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可汗。“至于S. 389号文书中出现的回鹘王或可汗只能视作是甘州回鹘草创时期的可汗；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又可能就是后来被册封的天睦可汗。”[49]
光化初，甘州回鹘遣使中原王朝，其表文抄本见于P. 3931第13叶背第19行及第15页背第2行，文曰：
表本
臣闻，开元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歼灭贤良，社稷烟灰，銮舆西幸。厶曾祖圣明，厶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铲除，上皇及肃宗皇帝却复宫阙。朝廷念以粗有巨功，特降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自后回鹘与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898～899年前后），先帝（唐昭宗）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50]
这一表本说明，光化初（898年），甘州回鹘与后唐之间也存在着外交关系，亦即甘州回鹘也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51]
综上所述，回鹘自840年西迁，大举进入河西，至874年左右开始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至于其政权的建立，大致应从884年算起，以敦煌写本《肃州防戍都状》中出现“回鹘王”为标志。
甘州回鹘国建立以后，势力逐步壮大，并于911年打败沙州归义军政权，确立了在河西地区的霸权地位。自此以后，乃至10世纪前半叶，河西地区几乎全部为甘州回鹘所控制。《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说：“唐天成三年（928年），［甘州］回鹘王仁喻（裕）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同传又说：“至唐庄宗时（923～926年）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五代时的河西吐蕃，主要聚居在河西走廊的东部，即凉州及其以东地区；曹议金据河西走廊的西部地区，二部的贡使既然只能“附回鹘以来”，说明甘州回鹘在整个河西地区诸势力当中已成为一个强势政权，曹氏归义军政权和吐蕃势力即便尚未沦为甘州回鹘的属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甘州回鹘。换言之，在五代时，整个河西地区都已成为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境内民族众多，除回鹘外，还有汉、吐蕃、龙家和党项等。
甘州回鹘强势地位在河西走廊的确立，基本结束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分裂割据与争斗杀伐局面，对当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 *
[1]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5页；马驰：《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81页。
[2] （唐）娄师德：《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一八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37～838页。
[3] （清）张澎辑录：《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五》，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2页。
[4] 有关报道详见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Early Nomads, Nomadic Monthly Newspaper No. 81, 2009, p. 5。参见杨富学《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研究》，《文物》（待刊）。
[5] 《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3页。
[6] 刘统：《唐代羁縻州府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7]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条。
[8] 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59页。
[9] （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8页。
[10]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80页。
[11]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第1557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条亦记：“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则记云“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微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跌结为鸡鹿州，阿布思为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又以回纥西北结骨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
[12] 《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二月条。
[13]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9页。
[1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附录二：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15] 王世丽：《安北都护府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6]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九月条。
[17] 《旧唐书》卷一○三《王君传》，第3191页。
[18] 《册府元龟》卷四五三记载王君此战，明确将其归入《将帅部 · 怯懦》，似非公允。
[19]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5229页。
[20] 程溯洛：《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0页。
[21]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30页。
[22] 《全唐文》卷二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页。
[23] 《全唐文》卷三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0页。
[24] 《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35页。
[25] （唐）姚汝能著，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6]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三月条胡三省注。
[2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6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28]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2页。
[29] 马燕云：《对〈河西巡抚使判集〉（P2942）相关问题的思考》，《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第306页。
[30]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45～2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31]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32]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13页。
[33]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14页。
[34]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二月条。
[3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87～48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
[3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38]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290～292页。
[39]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40] 黄盛璋：《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41] 土肥义和：《敦煌发见唐·回鹘间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断简考》，《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年版，第40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42] 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同朋舍1975年版，第331页。
[43]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13页。
[44] 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45] 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4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47]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第30页。
[48]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相关问题》（一），《敦煌研究》总第1期，1982年，第68页。又见P. 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49]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33页。
[5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第222页。
[51]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