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回鹘扼控丝绸之路要道，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关系极为密切。甘州回鹘对丝绸之路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上。甘州回鹘所处的河西走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故而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在回鹘未迁入这里以前，当地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频繁的丝路贸易，成为回鹘经济发展的命脉，故而他们义不容辞地承载起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任。
昔日回鹘入中原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44]然而自咸平五年（1002 年）始，灵州被西夏李继迁所占，贡路遂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控制。西夏早期统治者一直觊觎丝路贸易的利益，故经常扰劫贡道，掠夺朝贡使者。据洪皓载：
［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染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热，始贿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45]
这一记载说明，西夏人时常对过往商旅进行敲诈与掠夺，十税一，而且“必得其最上品”，逼得商旅不得不采取“贿赂税吏”等办法以逃避西夏的盘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1011）八月癸亥条亦载：
癸亥，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使奉表诣阙。初，夜落纥屡与夏州（即西夏）接战，每遣使入贡，即为赵德明所掠。
西夏统治者的这种掠夺行为，势必会严重地威胁东西方贸易的正常发展。严重时，通过甘州回鹘的商旅甚至全部断绝。清人戴锡章撰《西夏纪》卷5即云：
大中祥符九年（1016），赵德明使苏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番畏其强，不敢动，回鹘贡路，悉为断绝。
回鹘人为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从而使自己在丝绸之路的利益不受侵犯，连续数年与西夏展开了殊死搏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西夏进攻甘州回鹘，回鹘可汗夜落纥采取诱敌深入的伏击战，使西夏几乎全军覆没。[46]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使康延美至，言败赵德明蕃寇立功首领，望赐酬赏。”[47]甘州回鹘与西夏争夺的焦点主要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双方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回鹘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全面控制了凉州，将西夏势力赶出了河西，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形成了“一方之烽燧蔑闻，万里之梯航继至”[48]的大好局面。
但是，由于甘州回鹘从综合实力上来说并非西夏对手，尽管两次大败西夏，暂时遏制了西夏攻取河西走廊的步伐，但无法改变西夏最终全面控制丝绸之路的结局，而夺取河西走廊，控制丝绸之路，正是西夏国长期的基本国策。经过十余年的力量积蓄，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占领甘州，甘州回鹘国消亡，西夏由是得以全面控制河西走廊，进而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宰。[49]
甘州回鹘国，大致形成于9世纪70至80年代，至11世纪20年代消亡，共存一百余年。在这段时间内，甘州回鹘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故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商旅、使者、宗教徒络绎不绝。甘州回鹘使者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阿拉伯，东抵五代都城洛阳、开封、辽都上京、宋都汴京等地。[50]
甘州回鹘与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往来，史书中都有零星反映。关于波斯，敦煌文献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有如下记载：
窟上迎甘州使细供十五分，又迎狄寅及使命细供十分……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塞（密）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51]
该文献首尾俱残，无年代。据考证，此文书可能与S. 2474《庚辰至壬戌年（980~982年）间面油破用历》是同一件文书。[52]而S. 2474中有“闰三月”字样，已被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3]反观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内有“甘州使”、“狄寅及使”等文字，其中的“狄寅”，显然应为“狄银”之异写。那么，同一国中何以既有“甘州使”，又有狄银（甘州回鹘第四任可汗，924～926年在位）派遣的使者呢？结合各种情况，愚以为，此应与龙德年间（921～923年）甘州回鹘发生的内乱有关。其中的“甘州使”应为当时的可汗仁美（英义可汗，？～924年在位）所遣，另一路则应为狄银所派。故而笔者认为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应为龙德年间或稍后之遗物。
由此可以认为，在921～924年间，有来自甘州回鹘国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波斯僧自甘州来，并向敦煌归义军官府纳药。至于是何等药品，由于文献未载，我们不得而知。以理度之，这些药品应来自波斯，至少应是采用波斯的医学理论而配制的。此外，《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亦有波斯—甘州相交往的记载：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沙州（附甘州）进波斯锦。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甘州回鹘仁裕……献波斯锦。应顺元年（934年），［贡］波斯宝绁、玉带。
甘州回鹘可汗以波斯锦、波斯宝绁向中原王朝入贡，说明波斯与甘州的交往还是相当频繁的。
甘州回鹘与印度的交往，主要体现在宗教上，可以《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一四的相关记载为证：
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这里再看甘州回鹘与阿拉伯的往来。《宋史》卷四九○《大食传》载：“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日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亦载：“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入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文中虽未提及甘州，但都提到了沙州。既然通过沙州，必然要通过甘州，况且，天圣元年（1023年）正是甘州回鹘全面控制河西走廊，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时期。此时大食国舍海路取陆路入中原，原因概在于此。
这些记载，尽管多为只言片语，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甘州回鹘与西方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
与之相比，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就更为频繁了。五代至宋，甘州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贸易活动。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前文第二章已有比较细致的叙述，这里兹不一一赘举。
如前所述，回鹘以善于经商著称，历唐而宋，久盛不衰。迨至西夏立国，回鹘人在西夏的对外贸易中，仍然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回鹘语已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际语。有一些回鹘商贾“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54]李复《潏水集》卷一《乞置榷场》：“回鹘、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有滞留本路十余年者。”前二者记载的都是河西回鹘，后者则应指包括河西回鹘在内的所有回鹘人。可见，当时回鹘与周边的贸易之盛。以至于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55]体现了辽与回鹘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56]
甘州回鹘商人把中原地区的物品，如丝绸、锦袍、紫衣锦衣、银带、银器、服饰、笏、介胄、黄金器、金带、冠、器币、香药、美酒、小儿药、冷病药、金粉、金银碗、银瓶器、宝钿、银匣历日、缗钱、翚锦、旋裥等运往河西走廊，通过那里再辗转运往西域、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欧洲或其他地方；同时又把河西、西域、波斯等地的物品运往内地。为了清楚地展示当时贸易的规模，这里仅就《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的记载，将甘州回鹘向五代及北宋诸政权朝贡的次数与物品简略统计如下：
续表[57]
上表所列只是明确见于记载者，只能说是朝贡次数、物品种类及数量的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朝贡都仅仅记载为“贡方物”，我们无法得知物品的种类与数量。有时记有物品名称，但无具体数目。以硇砂为例，甘州回鹘进贡十二次，但仅有一次记明为40斤，另一次记为40囊，其余十次均无数量。再如马，甘州回鹘共朝贡28次，其中仅有16次提到数量，另外12次未详数量。即便如此，我们从这一统计表仍可以看出，甘州回鹘向中原王朝的朝贡，不仅往来次数多，而且物品种类繁多，有些数量相当大。
在甘州回鹘的所有贡物中，以马的交易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多。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与辽、西夏战事频繁，需要大量马匹。北宋王朝的战马主要为产自四川、贵州、云南的川马。由于不敷需求，尚需大量的外来马匹，其中又以青海产的吐蕃马和甘州的回鹘马为主。吐蕃与北宋的关系时好时坏，其马的来源不能保证，而且数量也有限，因此，向甘州回鹘购买马匹，就成为北宋战马的主要来源，如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一次贡给宋朝的战马即达一千匹，另有骆驼五百头。[58]后者在西北边关的战斗和运输中也充当着很重要的作用，甘州回鹘国的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海周围即是著名的产驼之地。
马、驼等土产品的输出，对甘州回鹘的经济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如前所述，甘州回鹘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马匹、骆驼等，而这正是中原王朝所大量需求的。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战马，中原王朝往往会付以优厚的报偿。乾化元年（911年），回鹘都督周易言等入朝，梁太祖不仅给予很高的礼遇，而且“厚赐缯帛”。[59]再如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回鹘向后唐出售劣马，边臣上奏，唐明宗却明确指示：“远夷交市，不可轻阻”，故给这批瘦弱马以中等价。[60]
甘州回鹘将战马和其他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宋朝，这对北宋王朝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二者的马匹交易，主要是通过灵州来实现的。咸平四年（1001年），西夏围灵州，北宋朝廷内部对于灵州的弃守问题曾展开过一场辩论，反对放弃灵州的朝臣一再惊呼，北宋战马“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从灵州撤退，宋朝“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61]足见宋朝对回鹘马及灵州战略地位的重视。
位处甘州与宋朝中间的秦州，在北宋时期发展成为汉蕃交易的盛行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1028年）七月甲戌条载：
［王博文］又言：“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查之。[62]
这就是说，有不少的甘州回鹘人在秦州和陇州从事贸易，并在那里安了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甘州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甘州回鹘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政权得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产自河西走廊一带的战马，增强了边防实力。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回鹘摩尼教徒、佛教徒在中原及沙州诸地活动，促进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
* * *
[1]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5页。
[2]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7页。
[3]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八。
[4]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
[5]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八《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6页。
[6]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5～14116页。
[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
[8]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8页。
[9] （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四《北狄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301页。
[10]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11]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1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432页。
[13]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
[14]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7页。
[1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
[16]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6页。
[17]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页。
[18]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 p. 150（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19]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20]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70页。
[21]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 pp. 143-144（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4页）。
[22]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印1955年版，第47页。
[23] 水谷吉朗，“甘州回鹘可汗の系谱”，《史观》第99册，1978年，第84页。
[24] E. Pinks,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 960-1028, Wiesbaden, 1968, S. 102.
[25] 高自厚：《甘州回鹘汗国的创建者》，《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13～18页。
[26]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31～33页。
[27] 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28]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 pp. 68-77, 130-131.
[29] 水谷吉朗，“甘州回鹘可汗の系谱”，《史观》第99册，1978年，第84页。
[30]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44～45页。
[3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第916页。
[32] ［法］费琅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9～240页。
[33] 冯承钧：《大食人米撒尔行纪中之西域部落》，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5页。
[34] J. Marquart, Osteuropaische und ostasiatische Streifzuge, Bd. 8, Leipzig 1903, S. 86-87.
[35] 岑仲勉：《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氏著：《中外史地考证》（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6～431页。
[36]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London 1915, pp. 138-141（［英］H.裕尔著，［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页）。
[37] 参见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9～21页；樊保良：《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3页。
[38]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39]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40]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计二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4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一《矫误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4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84页。
[43]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第441页。
[44] 《宋史》卷二七〇《段思恭传》，第9272页。
[45]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46]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5～14116页。
[4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
[48]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册封三》，第11355页。
[49] 西夏长期被视为丝绸之路的破坏者，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早期西夏统治者对国王商旅采取掠夺行为，但后来有所改变。西夏国统治时期，通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西夏统治者也很重视丝绸之路。参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9～488页。
[50] 参见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9～21页；樊保良《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3页。
[5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81～285页。
[5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86页。
[53] 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第45册，1973年，第427页。
[54]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
[55]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1页。
[56] 杨富学：《回鹘与辽上京》，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究学会编：《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39页。
[57] 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合刊，第81～101页；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第101～110页；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24页。
[58] 《宋史》卷二《太祖纪二》，第23页。
[59]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42页。
[60]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第11728页。
[61] （宋）何亮：《安边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7页。
[6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