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甘州回鹘之皈依佛教
回鹘与佛教的接触，其实早在摩尼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时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年）。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外九姓”之一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酋长，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40]727年，居住于河西地区的铁勒诸部与唐河西节度使王君发生矛盾，王君以铁勒诸部谋反为名，“以法绳之”，将其首领流放各地，其中就有浑部酋长浑大德，被流放吉州。[41]大德，梵文作bhadanta，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在我国隋唐时代，凡从事译经事业者，特称大德。此外，统领僧尼的僧官，也称大德。浑部如同契苾部一样，也是回鹘“外九姓”之一。这些都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
8世纪中叶，回鹘牟羽可汗由洛阳携四摩尼僧入漠北，经过与旧有宗教萨满教的斗争，摩尼教终于战胜对手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820年左右镌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描述了摩尼教在回鹘帝国中初兴的情况：
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42]
证明牟羽可汗之先世确曾接触过佛教。但学者同时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不曾在漠北回鹘中有所传播，主要证据是唐代圆照所撰《悟空入竺记》有如下一段记载：
贞元五年（790年）……九月……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43]
笔者认为，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回鹘未与佛教接触的证据。其一，贞观五年，回鹘已定摩尼教为国教，其可汗（即引文中所说的单于）不信佛法那是自然之事，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前世可汗也都不信佛法。其二，回鹘可汗不信佛法，也不等于民众都不信佛法。9世纪中叶西迁后，回鹘汗室一直尊信摩尼教，但民众大多信奉的却为佛教。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祆教和景教等。再说，早在回鹘西迁之前的8世纪末至9世纪初，漠北回鹘汗国（744～840年）的势力即已扩展到新疆的北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高昌（新疆吐鲁番市）、龟兹（新疆库车县）乃至中亚的伊塞克湖地区。北庭、龟兹当时为回鹘汗国经略西域的军事重镇，驻有大量军队，与吐蕃抗衡；高昌也逐步发展为回鹘汗国在西域的一大宗教、政治中心。这部分回鹘人长期生活在佛教高度发达的西域地区，不可能完全不受佛教的濡染。21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大批回鹘佛经残卷中就有10世纪左右北庭回鹘人翻译的佛典，且翻译水平相当高，足见早在回鹘西徙前，天山东部的回鹘人中即已有不少佛教徒存在。
摩尼教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来流行的萨满教而成为回鹘国教，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迅速发展，而传入回鹘更早的佛教却不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首先，它是回鹘社会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摩尼教和佛教比多神论的萨满教更适应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回鹘统治者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的结果，林悟殊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信仰上亦不得不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的左右。”[44]应该说，这个见解既新颖而又不无道理，对认识回鹘摩尼教传播的原因，厥功甚伟，但细审之，仍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因为粟特人不唯摩尼教是奉，佛教也是他们尊崇的主要宗教之一。[45]笔者以为，牟羽可汗不选择佛教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回鹘人草昧初开，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相较而言，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就显得容易多了，尽管摩尼教同佛教一样有戒杀生、忌茹荤等多种与回鹘游牧生活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从历史记载看，北方草原民族不管是摩尼教徒还是佛教徒，其实对戒杀、忌茹荤之类戒律的遵守都不是很严格的（僧侣除外），此乃生存环境使然。易言之，尽管摩尼教和佛教都有成为回鹘国教的机会，但相对于佛教而言，摩尼教的义理比较简单，更能适应于回鹘游牧民简朴的文化氛围。以上三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佛教在漠北回鹘中虽然也有过传播，但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对回鹘社会造成实际影响。
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很快皈依了佛教。
《松漠纪闻》卷上对甘、凉、瓜、沙回鹘佛教状况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河西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其中的刲羊、饮酒并以血涂佛口等习俗，应为古代藏族苯教祭祀仪式的遗存。苯教在祭祀时常以动物为牺牲。《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在吐蕃每年一次的盟誓仪式上，要宰杀羊、狗和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每三年一次的大祭祀活动中，要宰杀犬、马、牛、驴为祭品。唐长庆三年（822年），唐蕃于拉萨会盟，吐蕃方面的主持人钵阐布是佛教僧人，会盟根据传统习惯要歃血，即将所杀牲口的血抹在嘴上表示信守誓言，但钵阐布作为佛教僧人拒绝参加这个仪式。后来，西藏佛教在祭祀形式上虽还受苯教影响，但已不再屠杀活的牲口，而是用牛、羊的模型或者用酥油捏一些供品，或者用木头刻一个鹿头等，来代替杀牲献祭。可见，当时回鹘人在改崇佛教的同时，吐蕃苯教的一些宗教仪式也为回鹘人所接受。
甘州回鹘佛教的流行，在完成于940年之前的大食人米撒尔之游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该城有一所很大的祈祷之寺庙，这里有重要的行政机构，有完整的法律。据说，他们的祈祷寺比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还要大，里面有供像、肖像、偶像和一尊很大的［弥］陀像。他们不屠宰［动物］，什么肉也不吃，屠宰一头牲畜者斩。[46]
当地僧侣不食动物肉，这与中原地区佛教戒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大般涅槃经》卷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即云：“不听声闻弟子食肉。”[47]及至梁武帝，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实行素食制度。他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素食主张。他宣扬只有素食，才能“远离地狱”，得好果报。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48]回鹘佛教本身就是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49]但是，就“屠宰一头牲畜者斩”这一规定来说，似乎有点过头了。回鹘本为游牧民族，在入居河西走廊后，农业经济尽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游牧半游牧经济仍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宰杀牲畜应是常见现象，当不至于会有如此的峻法，即使仅仅针对僧侣也让人难以置信。应作何解释，尚有待来者。
当地的佛教僧侣，也受到了甘州回鹘可汗的敬重，常以之为使，出使中原：
［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50]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来贡。[51]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百二十九人来贡。[52]
景德四年（1007年），［甘州］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师建佛寺。[53]
［景德四年］十月，甘州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且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54]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六日，甘州回鹘僧法光来贡。[55]
这些记载说明，甘州回鹘国中的佛教高僧，颇受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尤其是在汗国的后半期，他们逐步取代了摩尼教徒的地位而被任命为使者，出使中原。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似乎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甘州回鹘境内摩尼教地位的衰微和佛教地位的迅速增长息息相关；其二，回鹘统治者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逐步认识到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及重要性，故而改弦更张，派遣佛教高僧出使中原。由于宗教信仰相同，以佛教僧侣出使佛教盛行的中原地区，其活动空间会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与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56]
同时，甘州回鹘也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州。S. 2474《油面破历》为太平兴国五年至七年（980～982年）间之遗物，在叙述于阗僧、肃州僧、瓜州僧在沙州得到供养的同时，亦提到来自甘州的回鹘僧人：
甘州僧四人，各人月面七斗，各油二升，共面两石八斗，共油八升。[57]
所谓破历，又作“破用历”、“用历”、“使用历”等，系支出账目。敦煌写本中有官衙、寺院、僧人的三种破历，其中又以寺院的最多，记载支出日期、货物品名、数量与用途。在S. 2474所列账目之前，抄录有《己卯、庚申年驼官邓富通、张憨儿牒》。法国学者艾丽白根据牒末之鸟型画押，将其推断为979～980年之遗物。[58]而在此账目第18～19行间有小字“于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壬午岁二月五日立契，莫高乡百姓张再富记”之语，内容虽与油粮账无干，但可为该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考虑到这一因素，结合文中出现有“闰三月五日”字样，日本学者藤枝晃将其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9]二位敦煌文献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都认为其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可从。
敦煌遗书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也说到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具足百岁”。[60]此卷写于辛未年七月，这里的神佛似应理解为佛陀，而不是摩尼，尽管二者都被称作“佛”。如此说不误，则可证甘州回鹘统治者在五代梁时即已尊崇佛教了（但还不敢断言此可汗已放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或兼事二教）。
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有一件非常残破的回鹘文佛经印本，现仅存4行，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文曰：
1．-sïzqa tükäl-lig bolzun-lar∷
2．či čing bir otuzunč ud yïl üčünč
3．ay bir yangï-qa qamču-ta yaqdurultï∷
4．sadu ［s］adu∷
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61]
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的发现表明，直到元朝末期（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甘州仍有回鹘佛教徒在继续使用回鹘文印制佛经。佛经的印制，可以证明当地信众对回鹘佛经的需求量是较大的，从而反映出当地回鹘佛教信徒的人数之多。
二 甘州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
如前所述，甘州回鹘把可汗妻及可汗女均称“天公主”，故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中的“天公主”当指多人。这里所谓的天公主，则专指甘州回鹘天睦可汗之女，大约在天复四年（904年）之前嫁曹议金为妻，[62]有人言其卒于942年，[63]但未提供证据，尚有可疑。但从莫高窟供养人题名看，她至少经历了曹议金及其子曹元忠和曹元深三位节度使执政时期。[64]
甘州回鹘之重佛，在河西地区的诸石窟中亦有反映。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祖孙三代与甘州回鹘结亲，因此，在曹氏所营建的很多石窟——莫高窟五代第22、55、61、98、100、108、401、428和榆林窟第16窟——中都出现了许多身穿回鹘服饰的回鹘天公主及随从人员的供养像。这里的回鹘天公主远嫁敦煌，虔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以上石窟中，莫高窟第98窟及榆林窟第16窟均为曹议金及回鹘夫人共同修建的功德窟。前者东壁北侧供养人像列向南第一身右侧有汉文题名：“敕受汧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65]该窟营建于923年至925年之间。
图4-3 莫高窟第98窟回鹘天公主供养像
榆林窟第16窟后室甬道南壁绘曹议金供养像，题记为：“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托西大王谯郡开国公曹议金一心供养。”后室甬道北壁绘回鹘天公主供养像，题记为：“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66]这两身供养画像等同真人。天公主梳高发髻，戴桃形凤冠，上插金钗步摇，后垂红结绶，鬓发包面，脸上赤色晕染，额中贴梅花，双颊贴花佃，耳垂耳铛，项饰瑟瑟珠，身穿弧形翻领、紧口窄袖、红色通裾长袍，双手捧香炉，虔诚礼佛。
在敦煌文书中还多有天公主向寺院施舍的材料。P. 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年）曹议金回向疏》记载了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及其眷属施舍的情况。在短短一年内，连设四次道场，施舍各种衣物、布匹、食物等，其中多次提到曹议金的夫人天公主，可以证明她当为主要施主之一。[67]P. 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中，出现有“天公主上梁人事用”、“锦绫一匹，甘州天公主持满月人事用”、“细绁壹拾柒匹，天公主满月及三年中间诸处人事等用”之类文字。[68]该文书中的“天公主”不是曹议金夫人，而是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儿。有意思的是，在P. 2704中出现有“天公主抱喜”之语，这一抱喜天公主，亦即P. 2638中曹氏天公主。二者事可连接。前者反映933～934年间曹氏天公主怀孕期间事，而后者则为坐月子期间事，在此期间，曹氏家族频繁礼佛，以求嫁往甘州的女儿得到神佛佑护，母子平安。由于路途遥远，嫁往甘州的曹氏天公主自己没能亲自来敦煌，所有礼佛活动都是由其母回鹘天公主代劳的。[69]
* * *
[1]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24.
[2] В. Бартольд,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цною Цепью, 1893-1894гг, СПБ 1897, стр. 115-116(瓦·弗·巴托尔德著，王小甫译：《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记中亚学术旅行报告（1893-1894年）〉的附录》，《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12页)； A. P. Martinez, Gardîzî’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vei 2, 1982, p.134.
[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4] 同上书，第52页。
[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77～3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页。
[6]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118页；王艳明：《瓜州曹氏与甘州回鹘的两次和亲始末——兼论甘州回鹘可汗世系》，《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72页。
[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8页。
[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52页。
[9]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10]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译：《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11]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其中的Tängri一词被径译作“真主”。
[12] 关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问题，可参见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第413～433页；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氏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54～87页。
[13] 杜曼·叶尔江：《浅议裕固族的萨满教遗迹》，《裕固族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14] 钟进文：《裕固族文化研究》，中国航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15]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五《赐回鹘王汗书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16] 同上书，第67页。
[17]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94页。
[18] ［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校注》卷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19]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第6133页。
[20] 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14～115页。
[21] （明）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172页。
[22]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第207～246页。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8～11469页。
[24]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四九《摩尼寺》，第1012页。
[25]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26]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第1843页；《新五代史》卷一一《周太祖纪》，第112页。
[27] E. 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Ⅱ， 1913, pp. 99-392.
[28]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 p. 89.
[29] E. Pinks,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 960-1028, Wiesbaden, 1968. S. 115, 194(note 68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版，第157页。
[30]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3页。
[31]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页。
[3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载［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52页。
[33]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第13～14页。
[34]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1页。
[35]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5页。
[3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81～2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37] 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考略》，《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32～39页。
[38]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三。
[3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二。又见《宋史》卷四九○《回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14页。
[40] 《旧唐书》卷一○九《契苾何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91页；《新唐书》卷一一○《契苾何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18页。
[41]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条。
[42] 录文见罗振玉校补《和林金石录》，辽海杂著本，第619页及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同朋舍1975年版，307页。
[43] 《大正藏》第17卷，No. 780，页981a。
[44] 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页。
[45]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51～168页。
[46] ［法］费琅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0页。
[47]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四，《大正藏》第13卷，No. 0374,页386a。
[48]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09页。
[49]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50] 《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页。
[51]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三。
[52]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
[53]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
[54]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
[5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
[56] 赵学东、杨富学：《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38～43页。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58] ［法］艾丽白著，耿昇译：《敦煌汉文写本的鸟型押》，《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5页。
[59] 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第45册，1973年，第427页。
[6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61]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济康义：《ゥ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永田文昌堂1985年版，第31页。
[62]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118页。
[63] 徐晓丽：《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0页。
[64] 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186页。
[65]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2页。
[66]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6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85～88页。
[6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393～394页。
[69] 徐晓丽：《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