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漠北回鹘汗国的兴衰第一节 回鹘的来源及其发展壮大第二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建立与社会演进第三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政治第四节 宗教信仰第五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衰落第六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崩溃与部众西迁第二章 甘州回鹘的来源及其政权的建立第一节 回鹘先民在河西的活动第二节 甘州回鹘国的建立第三章 甘州回鹘国的政治与经济第一节 政治制度第二节 社会经济第三节 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第四章 甘州回鹘的宗教信仰第一节 萨满教敬天遗俗第二节 摩尼教第三节 景教第四节 佛教第五章 甘州回鹘的文化成就第一节 语言文字第二节 服饰第三节 习俗与历法第六章 甘州回鹘与张氏归义军的关系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与回鹘的早期接触第二节 张淮深对甘州回鹘的平定第三节 《张淮深变文》所载回鹘非来自甘州辨第四节 甘州回鹘与张承奉政权之和战第七章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第一节 曹议金与甘州回鹘的和亲第二节 曹议金对甘州回鹘的征伐第三节 甘州回鹘与曹元德政权之关系第四节 甘州回鹘与曹元忠政权之关系第八章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第一节 甘州回鹘与五代的关系第二节 甘州回鹘与北宋的贡使往来第三节 甘州回鹘与辽朝的关系第九章 甘州回鹘与西夏吐蕃的关系第一节 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关系第二节 甘州回鹘与吐蕃的关系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甘州回鹘史既是古代维吾尔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故而长期来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丰硕。早在1911～1913年间，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即著文对甘州回鹘的摩尼教作过考证。[1]在国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日本学者桑田六郎撰《回纥衰亡考》，首先论述回鹘衰亡及其西迁问题，继而分别论述《辽史》、《金史》及《宋史》中有关回鹘的记载，以考察回鹘衰亡后在辽宋金境内的活动，最后论述元代的萨里畏吾儿与明朝安定卫的关系问题。[2]森安孝夫撰《关于回鹘的西迁》就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帝国的崩溃及西迁进行了考证；[3]前田正名撰《关于甘州回鹘集团的成立》，论述了回鹘汗国崩溃的缘由以及安西回鹘与甘州回鹘的关系问题，认为安西回鹘庞特勤可汗曾率部移住甘州，时间在大中十年（856年）至乾符元年（874年）之间；[4]冈崎精郎《关于河西回鹘史之一研究》论述了河西回鹘与辽的关系；[5]土肥义和《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研究了敦煌发现的写本S. 8444《唐昭宗某年内文思院为甘州回鹘贡品回赐会计历》残卷，指出其中的“天睦可汗”就是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6]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重点探讨了甘州回鹘与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关系问题；[7]水谷吉朗发表《论五代时期甘州回鹘的可汗系谱》与《甘州回鹘可汗的系谱》二文，对甘州回鹘的兴起及可汗的来源及继承关系进行了考证。[8]此外，山田信夫《北亚细亚游牧民族史研究》也对甘州回鹘的历史多有涉及。[9]对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史的研究，法国哈密顿（J. Hamilton）《五代回鹘史料》有重要贡献，其中不仅对新、旧《五代史》中的回鹘传进行详细考释，而且还对敦煌发现的几件瓜沙归义军政权致甘州回鹘的书信进行了研究，对甘州回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0]德国学者宾克斯则以《宋史·回鹘传》的记载为依据，结合敦煌出土写本及阿拉伯史料的有关记载，对宋代甘州回鹘史进行了系统研究。[11]美国学者陆宽田（Luc．Kwanten）在考证中亚游牧民族史时对甘州回鹘的历史及其与西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12]
我国最早对甘州回鹘进行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王国维，他在《黑鞑事略笺证》（《观堂集林》）一文中论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及其后向沙州西南的迁徙。尔后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53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1935年）；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3分册，1937年）及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此外，台湾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从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第6编专列《甘州回鹘》一节[13]，李符桐《回鹘史》第4章《西迁后的回鹘》也对甘州回鹘有所涉及。[14]
自20世纪80代以来，关于甘州回鹘的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整理和刊布，取得很大进展。这里仅择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略作叙述。
一 族源
关于甘州回鹘的族源，学界以前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公元840～842年漠北回鹘西迁入河西才是甘州回鹘之始，如《甘肃通志稿》即称：“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勤）西奔，居甘州西，是为甘州回鹘之始。”这种观点早已为学界所否认。段连勤在《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中认为早在公元1世纪初叶匈奴帝国崩溃时，漠北的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大批亡匿于河西走廊的金城、武威、酒泉北、西河东西一带。唐则天皇后时，东突阙贵族在漠北复国，进攻回鹘根据地乌德鞬山，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在其酋长的率领下，被迫从漠北迁往甘凉地区居住，说明9世纪中叶以前，河西地区就已是回鹘人的留居地了。高自厚则撰文对这一观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他认为自1世纪到9世纪近900年间，陆续迁入河西的丁零、铁勒、高车、回纥、回鹘人数众多，正是他们相互融合才构成了甘州回鹘。[15]继之，陈炳应也撰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6]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甘州回鹘渊源于7世纪，如陈守忠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和《甘肃古代史》第8章第5节《甘州回鹘》（以下简称《甘肃古代史》）中认为甘州回鹘的族源应该从初唐（7世纪）移居河西的回鹘、契苾、思结、浑等部族算起。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也认为：“最早只能自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才能说河西有回鹘人的活动，而其中以突厥复兴时迁往河西的回鹘部落为较真实可信的史实。”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也持这种观点。钱伯泉在《甘州回鹘的渊源及其建国初期的史实》（《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中认为甘州回鹘民众大多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两度从漠北南迁甘、凉地区的回纥族人，并非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而投吐蕃的那一支回鹘部落。
二 甘州回鹘立国的时间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创刊号，1983年）认为“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的时间早于中和四年（884年）”。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进一步将甘州回鹘的建立年代具体为872年，认为此年即是“甘州回鹘政权开始成立之年”。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回鹘人在张议潮死后据甘州，立有可汗”；《裕固族简史》也认为在张议潮死后不久，回鹘人就攻占甘州，遂移牙帐于甘州。[17]二者大致相同，可归为同一种观点。从其引用的资料看，都把872年张议潮卒年作为甘州回鹘兴起之年。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则指出，自867年张议潮去唐中央任新职后，再未返回，后于872年死于长安。他们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应当在894年。第三种意见是杨建新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大约在890年。[18]第四种意见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当在10世纪的初期，如刘志宵《维吾尔族历史》[19]、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3期）等。最后一种意见是孙修身在《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提出来的，文中认为可以肯定在895~900年之间，甘州回鹘政权已经建立，至于具体时间要更早。
三 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国内学者最早表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是《简编》一书，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为十世，一世庞特勤、二世仁美、三世仁裕、四世景琼、五世密礼遏、六世禄胜、七世夜落纥、八世夜落隔、九世夜落纥归化、十世夜落隔通顺。其后，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夜落纥”与“夜落隔”的问题，高自厚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刘建丽在《“夜落纥”与“夜落隔”——读史札记》（《敦煌学辑刊》总第3期，1983年）中认为二者实为一人，都是姓氏而非真名，史料中是以姓代名，况且“纥”与“隔”只是音译的不同。
对于禄胜，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并非甘州回鹘的第六世可汗，而实际上是西州回鹘的可汗。顾吉辰《禄胜非甘州回鹘可汗考》（《［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376页）、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则认为此禄胜实系龟兹回鹘的可汗。
关于甘州回鹘的末代可汗，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及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等均采纳《简编》的意见，将之推断为夜落隔通顺。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认为，在夜落隔通顺之后，还有一位宝国夜落隔，又作宝国伊噜格勒。其后，汤开建在《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则进一步指出，在宝国夜落隔之后还有一位伊鲁格勒雅苏，他才是甘州回鹘的最末一代可汗。
庞特勤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简编》将其列为甘州回鹘的第一代可汗，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等承袭了这种说法。张炼《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史学文丛》第1辑，1983年）、苏北海《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钱伯泉《喀喇汗王朝是庞特勤建立的吗？》（《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等文和《甘肃古代史》则认为此庞特勤实为西州回鹘的可汗。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庞特勤率众西迁后他本人并未住过甘州，也不是甘州回鹘的始祖”。但在此文面世的前一年他所发表的《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一文中曾将庞特勤列为一世，这大概是所持观点有所改变吧。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甘州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认为庞特勤实为安西回鹘可汗。刘义棠认为，甘州的庞特勤与西州的庞特勤是两人。前者是7～8世纪初行至甘凉的回纥人的后裔，与840年西迁的安西回鹘的庞特勤并非一人。[20]还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庞特勤应是喀喇汗王朝的创立者。[21]钱伯泉在《试解“仆固俊”之谜》（《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是仆固俊而不是庞特勤。汤开建还进一步考证说：“庞特勤并未居住甘州，而是在安西建立政权称可汗。”[22]此后，高自厚提出了庞特勤为回鹘共主的问题，认为庞特勤是衰奔时期整个回鹘人的可汗，而非某一部分回鹘人的可汗。[23]其后，他在《甘州回鹘汗国的创建者》（《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甘州回鹘汗国的真正创建者是英义可汗仁美。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也认为仁美“应是甘州回鹘的头一位可汗”。
在仁美之后、景琼之前到底还有几代可汗，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之间只有一位可汗，此说以《简编》为代表。此外，林幹《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程朔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等亦持此说。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实际狄银阿咄欲和仁裕是一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仁美至景琼之间有四位可汗，即狄银、阿咄欲、仁裕（顺化可汗）、仁美（奉化可汗），此说以法国学者哈密顿[24]和日本学者水谷吉朗[25]为代表。
第三种意见是汤开建在《关于“狄银”之辨析》（《［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狄银，狄银之后阿咄欲，阿咄欲是否就是仁裕，那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第四种意见是由孙修身在《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根据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和题名结衔，排比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姻娅与辈分关系，认为仁美之后是狄银，狄银之后是阿咄欲，阿咄欲之后是仁裕，他的封号是顺化可汗和奉化可汗。
四 甘州回鹘与周边关系
甘州回鹘所处的河西走廊是一片特殊的地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概貌，使它即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又是南北方两高原的交汇地带，沙州归义军、吐蕃六谷部、西夏与辽等政权分列其四周，故甘州回鹘作为一个寻觅栖身之地的外来者，从其初来乍到到政权成立，一直面临着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26]而其与周边政权及民族的关系问题尤为突出，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也颇为丰硕。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一～三）》（《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及1990年第1期）、李德龙《敦煌遗书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了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汤开建《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甘州回鹘与西夏和高昌回鹘王国之间的关系。陆庆夫《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彭向前《试论辽圣宗遣军远征甘州回鹘的战略意图》（《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谈及甘州回鹘与辽的关系。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创刊号，1983年）则论述了甘州回鹘与瓜沙曹氏及肃州龙家的关系。高自厚《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兼论甘州回鹘与沙州的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等文通过对敦煌出土P．3633等文献的研究，论述了唐末五代时期西州、甘州回鹘联合行动与沙州汉人政权及吐蕃争夺河西的经过。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钱伯泉《张淮深对甘州回鹘国的颠覆行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苏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的关系》（《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荣新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和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则利用敦煌遗书，对甘州回鹘与归义军、金山国，尤其是张淮深和曹议金时期二者的关系作了探讨。孙修身将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交往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相互关系的历史特点作了论述。近期，刘全波撰文就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与党项的战争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27]祝启源探讨了北宋时期甘州回鹘与吐蕃的关系。[28]
曹氏归义军政权曾二度与甘州回鹘和亲，其一是曹议金于天复四年（904年）前娶甘州回鹘天睦可汗之女天公主为妻，其二为曹议金将女儿嫁给了甘州可汗仁美。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王艳明《瓜州曹氏与甘州回鹘的两次和亲始末——兼论甘州回鹘可汗世系》（《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过程与影响进行了探讨。出嫁曹议金的回鹘天公主虔信佛教，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对此多有反映，徐晓丽以之为据，撰成《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进行稽考。
甘州回鹘亡于西夏，这是不争的事实，学界论者颇多，至于西夏与甘州回鹘的历史文化关系，近年学界关注较多，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都辟出专节进行探讨。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夏》（《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李并成、朱悦梅撰《西夏与甘州回鹘》（《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全面阐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和战关系，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从文化方面入手，探讨在战场上征服了甘州回鹘的西夏，在文化上又被回鹘所征服这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
五 甘州回鹘的疆域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等文认为整个河西走廊都是甘州回鹘的疆域。李萍则认为，尽管当时甘州回鹘的势力十分强大，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对整个河西的统治，凉州和瓜沙地区存在着独立的政权实体，不属甘州回鹘所辖，更勿论鞭长莫及的贺兰山回鹘了。[29]
六 文化与宗教
回鹘由漠北迁入甘州，由于受到丝绸之路文化及周边地区民族的影响，文化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6年）中已对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作过论述，在《简编》及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和《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对此也有述及，尤其是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曾对其进行过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宗教上，甘州回鹘仍以摩尼教为国教，早期回鹘可汗经常派遣回鹘摩尼教僧出使中原，对丝路地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30]但由于受到当地宗教信仰的影响，回鹘人逐步皈依佛教，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对此均有反映，杨富学、杜斗城合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对甘州回鹘的佛教状况进行论述。随着佛教势力的增长，摩尼教僧的地位逐步被佛僧所取代，甘州回鹘不仅派遣佛僧出使中原，而且以之为国使出使瓜沙地区。[31]杨富学近期利用敦煌石窟壁画与写本，著专文对甘州回鹘之文化与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考述。[32]
七 甘州回鹘与丝路贸易
甘州回鹘地处河西走廊中段，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回鹘人迁入这里后，频繁的丝路贸易，成为回鹘经济发展的命脉，故而他们义不容辞地承载起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任。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如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论文集》第2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一～三）》（《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及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近期，朱悦梅、杨富学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撰文指出由于甘州回鹘的维护，使丝绸之路在西夏的威胁下没有完全中断，有时还得以畅通无阻；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甘州回鹘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政权得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产自河西走廊一带的战马，增强了边防实力；回鹘摩尼教徒、佛教徒在中原及沙州诸地的活动，促进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33]
八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积弊导致了其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杨建新则认为，甘州回鹘是在西夏与辽的夹击下失败的，二者夹击甘州回鹘的原因就在于该政权与宋保持密切的交往。[34]
九 甘州回鹘灭亡后余部的去向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甘州回鹘向外流徙的主要部分投向居住于湟水流域的唃厮罗政权，又向西北方向迁徙，后被称为黄头回纥。如《裕固族简史》[35]、祝启源《唃厮罗政权形成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均持这种看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后，“除一部分留居甘州之外，大部分甘州回鹘西南遁入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部。”[36]而汤开建在《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一文中则认为西夏占据甘州后，回鹘余部分两支外迁，一支向西，先至瓜、沙，尔后进入西州；一支向北，沿着黑水进入古居延海地区。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认为甘州回鹘余部既有投奔唃厮罗的，又有退至西州的，还有降于西夏的，但其主体则是流徙于沙州西南，游牧于甘、青、新交界处疏勒河下游的那部分。程溯洛则认为外迁的甘州回鹘可分为三支，一支投唃厮罗；一支投北宋，居于秦陇间；一支徙于沙州之角，而后西迁至罗布泊一带；[37]《甘肃古代史》认为“有数万人投青唐唃厮罗。大部分族人包括可汗夜落隔氏的后裔在内，退至沙州以南，傍祁连山游牧。”
十 敦煌文献与甘州回鹘史研究
众所周知，除了汉文史籍的记载之外，与甘州回鹘有关的汉文资料主要是一些敦煌遗书。特别是对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政权、吐蕃的关系，正史记载较少，这方面的研究多依赖于敦煌写卷。近年，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释，其中的许多问题基本得到澄清。如高自厚《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敦煌遗书P. 3016号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跋敦煌遗书P. 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P. 2155〈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时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P. 3718〈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90年第4期）、杨圣敏《敦煌卷子P. 3633号版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苏哲《P. 2992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尤其是近年，杨宝玉与吴丽娱合作，对敦煌文献中不少有关甘州回鹘的汉文文献进行了重新梳理，撰成《P. 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P. 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跨越河西与五代中原世界的梯航——敦煌文书P. 3931校注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同光年间甘州回鹘的可汗更替与入贡中原》（《庆祝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史馆、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0年）等多篇论文，论述周密，颇有新意。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对甘州回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敦煌于阗文文献中，与甘州回鹘有关者亦不少。近年来，黄盛璋先生对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撰写了《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敦煌于阗文书与汉文书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敦煌于阗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问题综论》（《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等文。因所引文书是据英国学者贝利很不完善的英译本转译成汉文的，且译释尚有不尽确切之处，对于其时代的考订前后也有抵牾之处，需多加留意。
十一 几点体会
从上述可以看出，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对甘州回鹘的研究成绩很大，写出了不少学术论文与专著，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仍有些问题值得提出，并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甘州回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研究者多热衷于研究其世系、族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而对其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世系等）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甘州回鹘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世系等课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甘州回鹘国的历史全貌。本研究拟对甘州回鹘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尤其重视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文化与宗教内容。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对河西回鹘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他各种史籍之外，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量的有关资料。因此，本书重点在于全面普查敦煌遗书，搜集尽可能多的有关文献，以弥补历史记载的缺失。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国内的回鹘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回鹘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较少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回鹘学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影响。本书既重视汉文资料的裒辑与研究，同时也重视对民族古文献，如回鹘文、吐蕃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甘州回鹘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以往对甘州回鹘史的研究，往往是在研究中原王朝历史或研究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沙州归义军史时附带涉及的，而在甘州回鹘的专题研究中，又往往是伴随着其他方向的研究而主题不甚突出。将甘州回鹘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来探讨其与周边诸政权的关系，无疑是深入了解并阐发回鹘与周边诸族的文化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回鹘民族社会演进的基础。
关于甘州回鹘在历史上的一些活动情况，特别是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方面，在古代汉文史籍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宋史》、《辽史》、《宋会要辑稿》等中曾有不少的记载。此外，敦煌出土的古代汉文、于阗文文献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可与汉文史书的记载相印证，而且在不少方面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但总体上来说，这些资料又是分散的和零乱的。本书拟在现有史料和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甘州回鹘——坐落在河西走廊中部的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主体对象，对甘州回鹘立国河西走廊后的历史活动情况加以分析。从人地互动的关系，特别是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探讨历史层面上甘州回鹘为维护自身生存空间所进行的活动，就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做出系统的梳理，以期对甘州回鹘的历史活动进行客观的历史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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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Ⅱ， 1911, pp. 499-617（［法］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3～104页）。
[2] 桑田六郎，“回纥衰亡考”，《东洋学报》第17卷第1号，1928年，第111～136页（钟道铭译作《唐宋诸代回纥衰亡考》，《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1930年，第1～3页）。
[3] 森安孝夫，“ウィグルの西迁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年，第105～130页（陈俊谋译：《关于回鹘的西迁》，《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第8～14页）。
[4] 前田正名，“甘州回鹘集团の成立に关する论考”，《史学杂志》第71卷第10号，1962年，第1～26页。
[5] 冈崎精郎，“河西ウイグル史の关する一研究——国际关系，特に对辽关系を中心として”，《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会1958年版，第68～79页。
[6] 土肥义和，“敦煌发见唐·回鹘间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断简考”，《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版，第399～436页（刘方译作《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3～209页）。
[7]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讲座敦煌 2 敦煌の历史》，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338页（高然摘译《回鹘与敦煌》，《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第107～121页，但译文疏失较多，引用时需核对原文）。
[8] 水谷吉朗，“五代时代に于ける甘州回鹘の可汗系谱にっいて”，《史观》第98册，1978年，第112～114页；水谷吉朗，“甘州回鹘可汗の系谱”，《史观》第99册，1978年，第76～86页。
[9] 山田信夫：《北ァジァ游牧民族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
[10]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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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北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574～580页。
[14] 李符桐：《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53年版，第93～102页。
[15] 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0～17页。
[16] 陈炳应：《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36～42页。
[17]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18]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68页。
[19]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20]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64～165页。
[21]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0页；魏良弢：《八四○年回鹘西迁辨析》，《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432页。
[22] 汤开建：《“庞特勤居甘州”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117～122页。
[23] 高自厚：《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兼论回鹘史上的衰奔时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第53～61页。
[24]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a Chinos, Paris 1955, pp. 143-144（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4页）。
[25] 水谷吉朗，“甘州回鹘可汗の系谱”，《史观》第99册，1978年，第84页。
[26] 朱悦梅：《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第79～86页（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20页）。
[27] 刘全波：《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与党项的战争及其影响》，《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29～34页。
[28] 祝启源：《北宋时期吐蕃与甘州回鹘关系简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10页。
[29] 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第54～57页。
[30] 钟进文：《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13～15页。
[31] 赵学东、杨富学：《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38～43页。
[32] 杨富学：《甘州回鹘文化考屑》，姜锡东、丁建军主编：《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6页；杨富学：《甘州回鹘宗教信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6～113页。
[33] 朱悦梅：《甘州回鹘与周边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74页。
[34]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86页。
[35]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37] 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