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鹘文的普及与流行
回鹘崛起朔漠，草昧初开，文化比较落后。8世纪中期摩尼教的传入，给回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随同摩尼教的传入，回鹘人开始接触较高的文化——粟特文化，同时也接触了用以承载这种高度文化的文字——粟特文。摩尼教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唐代回鹘原为游牧民族，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直到摩尼教的传入，才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朗及地中海地区的先进文明。因为摩尼教综合了诺斯替教（Gnosis）[1]、祆教（Zoroastrians）和佛教的各种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唐朝与回鹘汗国之间，不断地将先进的唐文化加以吸收，来自东西方的诸文化与回鹘结合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融通杂糅而形成回鹘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所传播的粟特文，后经过改造创制了回鹘文。
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中叶，是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却甚为稀见，唯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国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发现的回鹘文碑铭《乌兰浩木碑》[2]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使用。
图5-1 最早的回鹘文文献——乌兰浩木碑
9世纪中叶，回鹘帝国崩溃后，部众大量西徙入河西走廊和新疆，此后，回鹘文才得到了广泛推广。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说：
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个，突厥文（即回鹘文——引者）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3]
经过不断地发展，到元朝时期已发展为21个。彭大雅《黑鞑事略》称：
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行于回回（指回鹘人）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
由上可以看出，回鹘文字母数量呈与时俱进之势，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为21个，最后才发展成23个。这是学术界目前通行的说法。而实际上，在早期回鹘文中，其字母数只有15个，依次为：
1． a、ä、n
2．ï、i
3．o、u、ö、ü
4． g、k
5．y
6．q、γ、x
7．b、p
8．s、š
9．t
10．d
11．l
12．m
13．č
14．r
15．w[4]
关于这一点，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对回鹘文所作的记述可与之印证：
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
图5-2 回鹘文字母表
其中，n和g两个字母连写即表示ng，故有学者认为回鹘文字母最初应为16个，“用以表达36种左右突厥音位及其变化。后来字母有所增加，但也不超过20个，应声代用之字甚多。回鹘文字的这些特征，有时会造成回鹘文文献的破读显得非常困难”。[5]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说法。
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早期回鹘文中的s和š，n和a（在词中），x和q不加区分，只是后来才在相应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点或两点以示分别。早期回鹘文文献中的y和w也不加区分。在字体上，回鹘文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经体，有笔画圆润的写经体，有龙飞凤舞的草书体，也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体，更有书写直硬的硬书体和字体紧凑的活字体。[6]回鹘人用这种文字著述了大量的文学、世俗作品，并翻译了大量的摩尼教、佛教、景教和道教经典。从近、现代的出土文物看，回鹘文一直流行到15世纪，其后虽趋衰亡，但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6世纪还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人所使用，在甘肃河西走廊更是使用到17世纪后期。
回鹘文字在河西地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使用，这从清人吴广成著《西夏书事》卷十二中可得到印证：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在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此外是汉文，另外还有摩尼文、福音体文等。汉文归入汉字院；摩尼文自10世纪末以来即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而少见使用，更未对西夏产生影响；福音体文在回鹘汗国使用不多，而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偶有所见。所以，西夏蕃院所管的“交河”文字，其实主要是指回鹘文。推而论之，“张掖”文字自然主要指的也应是回鹘文。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敦研001 + 敦研369 + P. 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有“案司修甘州文字”（第46行）、“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第85行）等字样，同时又可看到“孔目官修西州文字”（第23行）、“案司修西川（州）文字”（第92行）等内容。[7]这里的案司，又称“孔目司”，为归义军节度使下属机构，掌文案，其主事者称都孔目官。沙州案司内孔目官所修“甘州文字”、“西州文字”，无疑均指回鹘文。从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也可看到回鹘文在张掖地区的流行。前引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回鹘文佛经印本残片（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载：“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8]
图5-3 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
这一文献表明，及至元朝时期，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甘州地区回鹘文化的发达。
二 汉文的普遍使用
在甘州回鹘境内，统治者虽为回鹘人，但主要居民仍然是汉人，汉文化如同回鹘文化一样，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汉文在甘州回鹘境内通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回鹘对汉文的使用由来已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鹘诸部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9]此后，回鹘人逐步掌握了汉文。回鹘人对汉文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前述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使用了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如所周知，墓碑是供人瞻仰的，用汉文撰写，自然很能反映回鹘人对汉文字的接受程度。这里不妨再举几例。唐人娄师德曾为回鹘契苾部首领契苾明（650～695年）撰写碑文，今可见者仅有汉文而无他种文字。[10]1973年于西安西郊发现的唐代回鹘王族成员回纥琼（706～760年）的墓志。此人曾任瀚海都督、右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等职，也是仅有汉文而无其他。[11]2009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又发现了《仆固氏墓志铭》，记述了仆固部金微州第三任都督乙突（635～678年）的生平事迹。[12]这一传统长期得到延续，即使在回鹘文流行的蒙元时代，回鹘人立碑时仍继续使用汉文，如著名的《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立）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1334年立）都是用回鹘文、汉文合璧镌刻的。
敦煌发现的属于甘州回鹘的官方文件甚多，皆用汉文书写，如敦煌P. 3931即为其典型代表。P. 3931号汉文写卷存有40余件文献，所含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
（1）印度高僧东行之牒文与游记三篇，是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佐证。
（2）十二个月“贺官”书。
（3）各种往来状、启、书札。
（4）甘州回鹘上后唐朝廷之表本。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两件《表本》（即39、40件）。兹录其第一件全文如下：
表本
臣闻，开元 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歼灭贤良，社稷烟灰，銮舆西幸。厶曾祖 圣明，厶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铲除，上皇及肃宗皇帝却复宫阙。朝廷念以粗有巨功，特降 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
自后回鹘与 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898～899年前后）， 先帝（唐昭宗）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币，兼许续降 公主，不替懿亲。初闻銮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瞻 天望 日，空切愤怀。今者 陛下统御寰瀛，恩沾远迩。去冬剖陈志恳，亦已闻 天。依赖陛下，便同 唐朝 天子。用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重重血诫，辄具披写。污渎天听，伏切惭惶。
这是甘州回鹘上给中原王朝的上表，收表人为后唐庄宗，其时据考当在同光三年底或四月初（925～926年），或者稍晚一点。[13]该表本用汉文撰写，文笔优美，书写体例一同中原地区。其撰写者当为甘州回鹘境内精通汉文官员，而抄本则是由沙州出使甘州的使头或属员所写。[14]沙州呈给甘州回鹘的文件也多用汉文书写，如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 2992(3)《长兴二年（931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等，说明汉文在甘州回鹘中是很常用的，不管在民间，还是在官府，乃至皇室均是如此。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上表言宝物公主疾死，以西凉人苏守信劫乱，不时奏闻；又谢恩赐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这一记载说明，北宋皇帝曾将“历日”赏赐给甘州回鹘。在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向藩属及地方政权颁赐历日，是常用的羁縻手法之一。这些历日无疑都是用汉文编写的，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鹘的汉文水平。
三 吐蕃文的行用
在回鹘文和汉文之外，吐蕃文，即古藏文亦为甘州回鹘所使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时，河西走廊正处于吐蕃统治之下，《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载：“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吐蕃统治河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吐蕃语言文字成为河西地区通用的文字之一。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吐蕃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接着，吐蕃相继失去了在河西地区的统治。有意思的是，在吐蕃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吐蕃语言文字却在河西地区继续流行，充任当时这一地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工具。[15]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写卷约达上万件，其中至少有3件是由回鹘人写成的，其中2件即出自甘州回鹘的王室，1件出自甘州回鹘所属的地方官府——肃州。
出自甘州回鹘王室者是两件吐蕃文诏书，其一为P. T. 1188《天福七年登里可汗诏书》，有文字21行，其上盖印。字迹相当紊乱，但从中仍可看出它是回鹘登里可汗于天福（原卷作Then-phug）七年（942年）[16]阴金兔年（辛卯）春季正月十五日所颁授予悉董那旺论军功告身的诏令。[17]登里即回鹘文Tängri之音译，为“天”之意。“天可汗”、“天王”、“天大王”常见于于阗王与回鹘可汗的称号之中。因从未发现于阗王以回鹘自称的先例，再考虑到高昌回鹘初期与吐蕃的长期敌对关系诸因素，笔者认为，这里的登里可汗应为甘州回鹘的可汗。结合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可以考虑此人应是仁裕（？～960年）。[18]悉董那原为吐蕃的千夫长，以其先人之功业，而被授予伊难支于迦之职。伊难支，回鹘文作Inanč，常见于回鹘人名、官号之中；于迦（吐蕃文写作vuga），借自回鹘文的Ügä，是典型的回鹘官号。[19]
其二为P. T. 1082《登里可汗诏书》，系甘州回鹘登里可汗颁给野（猫川）切巴坡属民之藏文诏书，共40行，卷面多处残损，全文分为六段，内容大意是先向野切巴坡之属民致意，随后叙说社稷大事，并记有回鹘使者下凉州以及有关唐王与京师长安的消息。[20]遗憾的是，由于文卷残损过甚，文意难以贯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用藏文书写的bka’，相当于汉文的“敕”字。[21]该文献应为10世纪之物。[22]
出自甘州回鹘地方官府的文献是《肃州司徒致天大王书》（编号P. T. 1189），计28行，首尾完整，字迹清晰整齐，系肃州司徒给大王的报告，称有贼入肃州骚乱，已捉得二人，请求发落，同时派张安札腊等前往致礼。[23]反映了沙州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所属肃州的关系。
那么，甘州回鹘何以用藏文撰写自己的诏书呢？这大概与吐蕃长期统治河西走廊地区，吐蕃文遂成为当地诸民族间外交与贸易关系中的语言工具之一有关。
吐蕃于永泰元年（765年）占领凉州，接着用十余年的时间，相继占有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囊括河西走廊全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发动起义，推翻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接着相继收复瓜州、肃州、甘州，最终于咸通二年（861年）规复凉州。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以敦煌时间最短，历62年（786～848年），在凉州时间最长，将近一个世纪。甘州自大历元年（766年）陷蕃至大中三年（849年）被张议潮收复，历时81年。
吐蕃占河西后，大批军队进驻，并设立了“吐蕃北道节度”。842年，吐蕃帝国分崩离析后，住于各地的军队及其随从人员未能撤回本土，都散落于河西各地，自称为“嗢末”，与之并存的还有“凉州六谷部”。这些操藏语的吐蕃遗民，长期居留河西，使用藏文，久而久之，对当地语言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在吐蕃对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之后很久，藏文在这一带仍然得到行用。1979年，匈牙利学者乌瑞从敦煌出土文献中搜检出18种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文献，[24]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重视。1984年，在乔玛（Csoma de Körös）纪念学术会议上，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提交了一组使用特殊格式的书信，也属于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之物。[25]嗣后，乌瑞继续进行这一问题的探讨，于1988年再撰新文予以总结，将后吐蕃时期的文献数量增至25种。[26]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武内绍人再经过进一步搜求、考证，确认属于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写本多达57种。[27]这些研究可以表明，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甚至在西夏人统治河西很久，勒立于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张掖黑水桥上还有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圣旨——《告黑水河诸神敕》，[28]体现了藏族文化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
四 梵文和波斯语文的行用
在回鹘、汉、吐蕃文之外，来自印度的梵文和西亚的波斯文在甘州回鹘境内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也有所行用，文献记载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些许蛛丝马迹。
甘州回鹘时期，中原地区与印度间的佛教联系尚在继续，僧侣往来不断，甘州成为联结中印佛教交流的枢纽之一。这一因素，同时也促进了甘州回鹘佛教的发展，印度的语文，尤其是梵语，在甘州回鹘也有所传播与影响。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在述及河西走廊之回鹘佛教时，曾记载说，当地的回鹘僧人“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29]说明印度梵语在甘、凉、瓜、沙之回鹘佛教寺院中曾得到广泛应用。而用于书写梵语的梵文字母在甘州回鹘中自然应有一定范围的使用，只是今天无更多、更直接的材料加以证实。但从西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梵文在回鹘中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如在吐鲁番发现的双语文献中，有57件就是用梵文和回鹘文双璧合书的，还有1件回鹘语文献中夹杂着梵语词汇。[30]考虑到高昌回鹘与河西回鹘佛教文献的一致性，可以推定，甘州回鹘对梵文的行用应与其在西域流行的情形大致相同。
至于波斯语文在甘州回鹘是否行用，因缺乏直接证据，不敢断言。考虑到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曾得到广泛传播以及回鹘与波斯间历史文化关系的存在，波斯语文在甘州回鹘中有一定行用当是可能的。敦煌出土汉文写本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31]这一记载说明，在甘州回鹘境内有精通医学的波斯僧侣存在，并曾赴敦煌献药医病。以理度之，他们献的这些药应来自波斯，至少采用的当为波斯配药法，有可能是用波斯语文写成的。
总之，由于境内民族成分不一，加上甘州回鹘地处连接东西方交通孔道——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宗教与文化交流频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多种文字在甘州回鹘境内的行用，同时体现出甘州回鹘文化多样化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