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死后，其位由张淮鼎继承。据学者研究，此人很可能就是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杀害张淮深的凶手。但他在位时间不长，至迟在景福元年（892年）去世，死前托孤于索勋，而索勋就在这一年自称为归义军节度使。乾宁元年（894年），索勋被杀，其位由张议潮孙张承奉继承。
在张承奉执政的最初几年中，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保持了比较正常的关系。写于乾宁六年（899年）的P. 4044（2）《归义军节度使帖》称：
使帖甘州使头某甲、兵马使曹某、更某人数。右奉处分，汝甘州充使，亦要结耗（好）和同，所过砦堡州城，各须存其礼法，但取使头言教，不得乱话是非。沿路比此回还，仍须收自本分，如有拗东捩西，兼浪言狂语者，使头记名，将来到州，重当刑法者。某年月日帖。[48]
此帖反映了张承奉当政之初双方的友好关系。二者都有“结好和同”的意愿，互有使者往来。[49]这种和平共处的局面，在敦煌文献中多有反映，如P. 4640背《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记有：庚申年（900年）三月七日，“支与甘州押衙宋彦晖画纸贰拾张”；九月五日，“奉判，支与押衙张保山画纸叁拾张”；辛酉年（901年）三月六日，“支与甘州押衙王保安细纸肆帖”等。[50]此外，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亦可为证：
中间遇天可汗居住张掖，事同一家，更无贰心，东路开通，天使不绝，此则可汗威力所置。百姓□甚感荷，不是不知。[51]
这些文献都凸显出张承奉执政之初与甘州回鹘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友好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在甘州押衙王保安出使沙州数月后，两地之间即起战端。S. 3905《天复元年辛酉岁（901年）闰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称：“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反映的就是天复元年（901年）七月甘州回鹘对沙州的侵犯。此后直到金山国建立，双方敌对情绪一直很浓烈。
众所周知，张承奉执归义军牛耳之际，归义军真正控制的地区不过瓜、沙二州之地，而且“四面六蕃围”，[52]处境不利。但雄心勃勃的张承奉不甘于此，试图恢复乃祖乃父时期在河西的霸业，志在“东取河兰广武城，西取天山瀚海军，北扫燕然葱岭镇，南尽戎羌罗莎平”。[53]张承奉弃归义军称号而改建金山国，就是受这一思想驱使的结果。
天复三年（904年）春正月，朱温引兵至长安，迫唐昭宗和百官迁往洛阳，同时废京都长安。“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54]长安作为国都的历史于是结束，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从此东移洛阳。同时，归义军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更为渺茫了。天复三年，是唐王朝实际灭亡的一年。唐昭宗痛感于此，在赴洛途中，泣谓夹道迎送的百姓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55]同年朱温弑昭宗，立其13岁子李柷为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年），朱温杀昭宗子九人，将小皇帝幽闭于宫中，“诏敕皆出其手”，朱温的篡立只是时间问题了。天祐四年，朱温见废帝灭唐时机已到，便先将唐朝朝臣全部杀光，接着又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建国号“大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 归义军本为唐朝藩镇之一，但又与其他藩镇叛唐割据性质不同。在唐朝尚存一息时，归义军始终忠于皇室。至天祐三年（906年），张承奉仍自称归义军节度使，奉唐正朔，一直使用唐昭宗“天复”年号。这种情况与河东、四川相似，因二地对朱温的擅权及对唐宗室的诛杀不满，拒绝使用新年号，而仍用“天复”。
眼见唐朝大势已去，张承奉遂于天祐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在沙州宣布独立，建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仍沿用唐昭宗年号天复，以示对唐忠贞不二，而与朱梁王朝分庭抗礼。[56]张承奉的这一举措，无疑会激起朱温的不满与愤怒，在客观上促成了朱梁王朝与甘州回鹘的结盟。甘州回鹘需要借助中原王朝的力量以独霸河西，控制丝绸之路；后梁亦需得到甘州回鹘的支持以制约沙州张氏政权。
后梁的支持，促成了甘州回鹘对夙敌金山国战争的爆发。甘州回鹘与金山国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张承奉称帝之初的金秋季节，即906年初秋。对这次战争，P. 3633《龙泉神剑歌》有生动描述，兹摘引如下：
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不迟。
金风初动虏兵来，点龊干戈会将台。
战马铁衣铺雁翅，金河东岸阵云开。
募良将，拣人材，出天入地选良牧。
先锋委付浑鹞子，须向将军剑下摧。
左右冲突搏虏尘，匹马单枪阴舍人。
前冲虏阵浑穿透，一段英雄远近闻。
前日城东出战场，马步相兼一万强。
我皇亲换黄金甲，周遭尽布阴沈枪。
着甲匈奴活捉得，退去丑竖剑下亡。[57]
《龙泉神剑歌》见于敦煌写本P. 3633，首尾完整，有文字42行。在最后1行之后，又有7行，系七言诗3首，大约系作者拟补入《龙泉神剑歌》而又未及补入者，内容可与《龙泉神剑歌》互相补充：
超□犹□吕万盈，部署韬钤按一兵，有心不怕忘身首，愿遂微躯留一名。
郑坞栗子两堡兵，义郎神祐选能精。压背西冲回鹘阵，毅勇番生罗俊诚。
匈奴初到绕原泉，白马将军最出先。慕容胆壮拔山力，突出生插至马前。问情款，说由缘，然后□□□三段，发使西奔上进笺。
该诗原题署作：“谨撰龙泉神剑歌一首 大宰相江东吏部尚书臣张厶乙撰进。”其中，“大宰相江东”系添加在第三行者。“张厶乙”，王重民早年撰《金山国坠事零拾》，以“厶乙”为省代之字而非本名，故径作空阙处理，录作“吏部尚书张 撰进”，[58]是。但后来在出版《敦煌遗书论文集》时，将此文撰者改作“张垒”，[59]应系校改之误或印刷之误。李正宇先生考为张文彻，[60]可以信从。张文彻生年不详，据S. 1156《沙州进奏院状上》所载，知其早在光启三年（887年）已奉使长安，为张淮深请节使团之要员，后任金山国宰相兼御史大夫。《龙泉神剑歌》写成于辛未年（911年）七月二十五日。其时，金山国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形势紧迫，张文彻为鼓舞金山国君臣上下之士气，于是写此长歌。
将《龙泉神剑歌》与其后所付三诗结合起来观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诗中的“祁连山”、“甘州”，指代的无疑是甘州回鹘；战争发生的时间在“金风初动”之际，亦即初秋时节；初战地点在金河（今甘肃省酒泉市讨来河）。当时金山国参战文武人员有浑鹞子、阴舍人、宋中丞、吕万盈、慕容氏等。甘州回鹘步步进逼，通过瓜州的原泉（即今甘肃瓜州县东四道沟布隆吉一带的“渊泉”，系避李渊讳而改）而将战线推进到敦煌城郊，在城东千渠、郑坞、栗子一带及城北的无穷渠、城西的宜秋渠等地与金山国展开激战。在紧要关头，白衣天子张承奉亲自披挂上阵，率领一万马步军出城增援，文臣宋中丞、张舍人也参加了战斗，经过浴血奋战，才击退了来犯的回鹘军队。[61]
张承奉对甘州回鹘的战争，开头虽略有小胜，击退了来犯者，而且还收复了四座小城，但甘州回鹘军队并未受到重创。而连年战乱却使归义军统治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人丁的过多消耗，使其难以支持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故而，在金山国对甘州回鹘的突袭取得小胜之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不久，甘州回鹘又反扑过来。《龙泉神剑歌》在写完金河之战后接写道：
今年回鹘数侵疆，直到便桥列战场。
当锋直入阴仁贵，不使解用枪。
堪赏给，早商量，宠拜金吾超上将，急要名声贯帝乡。
军都日日更英雄，□由东行大漠中。
短兵自有张西豹，遮收遏后与罗公。
番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
诗中简略地描写了甘州回鹘与金山国的第二次战争。战斗发生地点在便桥。此桥当在沙州城东，沟通党河东西；参与战斗的金山国将领有阴仁贵、张西豹、罗通达等人。由于金山国的殊死抵抗，甘州回鹘被迫退兵。此后数年间，金山国与甘州回鹘间的关系史无明载，P. 2991B《敦煌社人平诎子一十人创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云：
今则有邑人义社某公等十人，至慕空王，情求出离，发菩提之心，俱拨樊笼之绊，乃于兹地，创建一龛……社众等修建之岁，正遇艰难，造窟之年，兵戎未息。于是资家为国，创建此龛。铁石为心，俱无日延。则手为功德已毕，庆赞营斋，赞咏斯文，将传千载。[62]
该文撰者为“西汉金山国头厅大宰相清河张公撰”，此张公，据考，亦应为金山国宰相张文彻。[63]从中不难看出，金山国时期，与甘州回鹘间的战争似乎一直没有停息过。及至911年，决定性战役终于爆发了。这年七月，回鹘可汗之子狄银率兵围攻沙州城。张承奉势弱，难以守御，遂派宰相罗通达南下求救于吐蕃，但吐蕃援兵未至，张承奉无力对抗，不得不由地方耆旧出面，向甘州回鹘求和，并且“设盟文状，便到甘州”，将求降书呈送给甘州回鹘可汗，从而议结城下之盟。敦煌写本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记载说：
（上缺）等一万人献状，上回鹘大圣天可汗金帐：
……
今月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有伤损。口云索和，此亦切要。遂令宰相、大德、僧人，兼将顿递，迎接跪拜、言语却总□□。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赉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函书发日，天子面东拜跪。因是本事，不敢虚诳。岂有未拜其耶（爷），先拜其子，恰似不顺公格。[64]
该文的作者，据考，也是金山国宰相张文彻。[65]文书中的“狄银”，当是甘州回鹘可汗之子，这可从“岂有未拜其耶（爷），先拜其子，恰似不顺公格”，而“其耶（爷）”又与“天可汗”一词的写法相同，抬头另起一行，可知文书中的“天可汗”，无疑是甘州回鹘可汗仁美，辽朝称为“乌母主”，后唐庄宗册封他为“英义可汗”。文书写于“辛未年”，相当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年）。当甘州回鹘直指沙州城下时，归义军势弱，敌之无力，又无退路，不得不与甘州回鹘议结城下之盟，二者结为“父子之国”，甘州回鹘可汗为父，西汉金山国皇帝张承奉为“子”，改西汉金山国名为敦煌国，降皇帝称号为王，改行后梁年号。这样，张氏所谓的“敦煌国”便成了甘州回鹘的附庸。甘州回鹘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统一，成为河西与丝绸之路的主宰。
张承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在后梁与甘州回鹘结盟以对付归义军时，张承奉采取的对策是西结于阗，南联吐蕃、吐谷浑部。沙州与于阗的联系始自851年于阗独立之时，双方互通婚姻，于阗王称沙州张氏为舅。但于阗与沙州道路悬远，且隔以砂碛，因此，承奉在抗击回鹘时，主要依靠与之相邻的吐蕃、吐浑部的支援。而事实证明，联合吐蕃不足以抗拒回鹘。当时，吐蕃人在陇右、河西地区的力量主要为嗢末、六谷部，都集中在凉州（甘肃武威市）一带，中隔甘州（甘肃张掖市），难以赴援。而其他吐蕃人则散居各地，力量分散，不可能给沙州政权以有力支持。因此，在911年沙州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鏖战时，吐蕃援兵未到，而回鹘已兵临城下，张承奉只有投降。
当然，张承奉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归义军政权自身的衰弱。沙、瓜地区在张承奉执政时期屡遭兵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在张议潮和张淮深时期，战争主要在远离瓜、沙的伊州和甘、凉一带进行，即使在战争年间，瓜、沙还可以进行水利建设和正常的农牧业生产。而金山国时期，回鹘的包围圈日益缩小，瓜、沙地区直接成为战场，人民“分离异土”，“沿路州镇，逦迤破散”，势必会严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仅仅五六年时间，沙州政权就难以维持下去了。于是，张承奉不得不屈膝投降，完全放弃称雄河西的企图和名义上河西主宰者的地位，臣事甘州回鹘以求生存。《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
城下之盟的签订，对金山国政权来说，无疑是噩梦一场。张承奉先辈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和苦难换取的成果转瞬即逝，自然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愤慨。正如上引《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中所说的那样：“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在吐蕃占领的多半个世纪中，沙州百姓曾饱尝异族压迫之苦难，经过殊死拼搏，始获得独立，但因张承奉的失误举措而引致的战败，使其斗争成果迅速化为乌有，再次对异族俯首称臣。从《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的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到沙州民众满腔的哀怨凄婉之情。
张承奉对甘州回鹘之战的失败，给此后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曹议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促使其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略，即一方面加强与于阗国的结盟，同时臣事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以维持和平局面和丝路的畅通，重新打通并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和经济联系。这一策略使曹氏汉人政权能够以瓜、沙二州之地继续存在了百余年之久，更促进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
* * *
[1] S. 6161 + S. 3329 + S. 6973 +P. 2762 + 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2] 荣新江：《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13页；杨森：《小议张淮深受旌节》，《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96～99页。
[3] S. 5516《望江南》，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318页。
[4]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42页。图版载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5]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4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1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6]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5～116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2～933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7]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6～1117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3～934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8]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0页。
[9]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讲座敦煌 2 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10] 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128页。
[11] 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3～628页。
[12]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六《赐黠戛斯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3]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14] 李军：《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3页。
[1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二月条。
[16]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九月条。
[1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87～48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
[18]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4～160页；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中正大学印行1995年版，第57～84页。
[19] 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嗢末》，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516页。
[2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21]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86～87页。
[22]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pp. 64-67. 汉译文参见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42～44页。
[23]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2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2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87～48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
[26]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27] 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论文集》第2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509页。
[28]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
[29]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三分，1937年，第386页。
[30] 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0页。
[31]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第19辑，1992年版，第28页。
[3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3]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第385页。
[34]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86～87页。
[35]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13页。
[36]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正月条。
[37] 《大正藏》第48卷，No. 2012B，页387b。
[38] 《续藏经》第70卷，No. 1402，页747a。
[39] （唐）岑参著，陈铁民等校注：《岑参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40] 《册府元龟》卷三六七《将帅部·机略第七》，第4370页。
[41] 详见李正宇：《西同考——附论六龙地望》，《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0～120页；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45～50页。
[42]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16页。
[43] 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2页。
[4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45]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402页。
[46] 《新唐书》卷九《懿宗纪》，第262页。
[47] 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5页。
[4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49] 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73～79页。
[50]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609页。
[51]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1935年，第18～19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613～614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95～396页。
[52] P. 3128《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53] P. 3633《龙泉神剑歌》，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8页。
[54]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条。
[55] 同上。
[56] 关于金山国建立的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有905年、906年、908年、910年等多种说法，兹取907年说，见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66页。
[57]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8页。
[58]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1935年，第14页。
[59]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页。
[60] 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61]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6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63] 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参见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4页。
[6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77～3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页。
[65] 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