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四年（939年）冬，曹元德病逝，不久，其弟曹元深接掌归义军政权。然而，时间不长，便于天福九年（944年）三月去世。弟曹元忠嗣其位。
曹元忠在位之初，瓜沙地区时常面临着甘州回鹘小股势力的窜扰，对此，曹元忠保持了克制，最后通过政治渠道予以有理有节的斗争，不仅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而且促成了二者之间肃州会盟的形成。这在敦煌文献中有着具体的反映。
P. 2155卷背有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二件。其一写于某年六月：
元忠辄有少（小）事，须合咨闻。伏希仁私，必须从允。早者，当道差亲从都头曹延定往贵道复礼。况是两地一家，并无疑阻，使人去后，只务宽快，并不提防。去五月廿七日，从向东有贼出来，于雍归镇下，煞却一人，又打将马三两疋，却往东去，运后奔迭问讯，言道趁逃人来。又至六月四日，悬泉城贼下，假作往来使人，从大道，一半乘骑，一半步行，直至城门，捉将作极小口五人，亦乃奔趁相竞。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自前或有逃人经过，只是有般次行时发书寻问，不曾队队作贼偷劫。如今道途开泰，共保一家，不期如此打劫，是何名价……况且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有此恶弱之人，不要两地世界。到日，伏希兄可汗天子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即是久无之恩幸。今因肃州人去，谨修状起居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六月 日弟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曹元忠状。[51]）
另一件写于第二年的三月：
忽奉芳缄，特形华翰。备认王程之忧迫，预知朝骑以有期。希望眷私，特宽尊念。缅惟程限，起发不遥。比至四月上旬，必是稳便。谨修状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三月 日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中书令曹元忠状。[52]）
这两件文书均署“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中书令曹元忠”，而敦煌文书显示，曹元忠称太傅令公是961～962年间。[53]故可将第一件《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推定为建隆二年（961年）六月，相应地，第二件书信可推定为建隆三年三月。
与上述文书内容相关的还有P. 3272《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
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
早者因为有少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兼惠厚仪，无任感铭之至。华翰所云：“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嘉言，倍深感仰。况厶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拘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细，当时尽总捉道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随）处官人，必当刑宪。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人总进散。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切望□□，比至凉州寻问，即是（后缺）[54]
通观P. 2155卷背第一件《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及P. 3272《丁卯年甘州使头阎物成牒》，可以勾勒出事情的大致经过：曹元德在位之初，甘沙二州关系良好，“两地一家，并无疑碍”。但后来却常有来自甘州的回鹘劫贼袭扰沙州，甚至窜至雍归镇、悬泉城一带杀人越货，引起了曹元德的关注与不满。于是于建隆二年（961年）六月遣使甘州，致信可汗，请求其“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对劫贼进行处理。甘州回鹘可汗接信后，十分重视，特遣宰相密六亲往与归义军接壤的肃州，与当地部族设盟誓，禁止抄掠归义军领地。与此同时，甘州回鹘可汗也告知有三五一伙的贼人往甘州回鹘境内偷劫。曹元忠告知贼人乃来自离乱的西州回鹘，并且已发出文告，命所属诸镇，禁人往甘州偷劫。最后，曹元忠希望通过甘州回鹘可汗，了解上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被劫一事，由于文书残损，结果不得而知。从P. 2155卷背第二件《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看，甘州回鹘可汗在接到曹元忠的书信后，又回函要求曹元忠阻止劫掠甘州，信于建隆三年（962年）三月到达沙州，曹元忠遂回函，保证至四月中旬即可使道路“稳便”。通过肃州会盟，甘沙二州间友好而正常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曹元忠时期，与甘州回鹘间常有使节往来，S. 3728《乙卯年归义军知柴场司安祐成牒》载：
［二月］廿七日，看甘州使，付设司柴两束……［三月］二日……看甘州使，付设司柽刺两束，三日看南山，付设司壹束，看甘州使，付设司柽刺两束……十八日，迎甘州使，付设司柽刺叁束。下檐，付设司柴两束，就驿，柴两束。十九日，东园祭拜，付设司柴两束，看甘州使，付设司柴壹束，甘州使比（？）料，帖下柴叁束。[55]
其中的乙卯年，艾丽白依据牒后的简式鸟型画押，推定为955年。[56]文书中的安祐成又见于S. 1898《归义军时期队中士兵装备簿》中，[57]而同一文书的张威贤，又见于S. 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扬忽律哺卖宅舍契》中。[58]这一记载可间接证明艾丽白推测之可信。[59]由此可见，在乙卯年二三月，来自甘州的使人，在沙州曾多次受到归义军官府的款待。
图7-3 S. 3728《乙卯年（955年）归义军知柴场司安祐成牒》
综观百余年来甘州回鹘与沙州汉人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时好时坏。在张氏归义军及金山国时期，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彼此都力图使对方成为自己的藩属，故而战事不断，互有胜负，双方损失都很大。曹议金上任以后，汲取前代教训，注意改善与甘州回鹘的关系。这一政策，在后继者中长期得到继承，确保了二者友好关系的发展与延伸。由于甘州地处沙州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上，故甘州回鹘在与沙州的交往中常能处于主动地位，沙州不得不默认甘州的优势，否则，甘州一旦切断沙州通往中原的道路，就会严重阻碍沙州与中原的贡使往来与经济贸易。
* * *
[1] P. 3128、P. 2809、P. 3911《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3] P. 2704《后唐长兴四年至五年曹议金回向疏》，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85页。
[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5]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118页。
[6]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6页。
[7]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8]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第19辑，1992年，第41页。
[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2页。
[10] 《全唐诗》卷七九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78页。
[1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49页。
[12] 同上书，第21页。
[13] 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页。
[14]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457页。
[15] 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61页。
[16]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页，第274～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17]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年，第274～281页。
[18] 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62～6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9]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293～294页。
[2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21] 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64页；黄盛璋：《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58页。
[22]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25～42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23]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24] 荣新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1～2页。
[25]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507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4～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26]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609页。
[27] 荣新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4页。
[28]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14～415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01～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29]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30] 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与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6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27页。
[31]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75～476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250～251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82页。
[32]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646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306页。
[33]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66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306页。
[34]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85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316～317页。
[35]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92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316～317页。
[36] 周绍良：《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183页。
[37]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951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33页。
[38] 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959～960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第342页。
[39] T. Yamamoto-O. Ike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B), Tokyo 1987, pp.123-124, No. 396；《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234页。
[40]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23页。
[41] 同上。
[42] 录文见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7～349页；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46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95～396页；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第80～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43]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
[44]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45]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46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93～3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46]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第438～439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391～392页。
[47]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50～451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285～286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103～104页。
[48]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敦煌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09～410页。本录文采用杨宝玉、吴丽娱《P. 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0～101页。该文认为“安千想”，应作“安千葙”。
[49] 杨宝玉、吴丽娱认为，被害者是安千葙（想）而非梁幸德，“本次出使梁幸德是平安回到沙州的”。见其所著《P. 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第102页。
[5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51] 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4～35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401～402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7册，第131页。
[5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03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7册，第132页。
[5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54] 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8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411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361页。
[5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第618～6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56] D. Eliasberg, Les signature en forme d’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Contributions aus etudes sur Touen-houang (1), Geneva 1979, p. 32（［法］艾丽白著，耿昇译《敦煌汉文写本的鸟型押》，《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7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收录此文书，但未录出“十将安祐成”五字（第505～506页）。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2～313页。
[59]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889年版，第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