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回鹘在与五代及北宋诸政权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亦与契丹—辽朝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史书上有如下记载。
天赞三年（924年）十月，辽太祖西征，“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83]“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84]由于甘州回鹘长期与五代诸政权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甚至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可能，这对与五代对峙的辽朝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利因素。故辽朝不愿看到甘州回鹘在河西的发展壮大。因此，当辽太祖征西路过河西时，便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突然袭击。俘获甘州回鹘的都督毕离遏，给甘州回鹘以强大威慑。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年夏四月，“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85]
这一事件，在回鹘与辽朝之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辽朝灭亡前夕，即保大三年（1123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征，途次高昌回鹘地界，为得到高昌回鹘之谅解与支持，耶律大石曾致书高昌回鹘可汗毕勒哥，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主毋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其书札，即迎至官邸，大宴三日。[86]临行时，又献给相当数量的马、驼、羊，以示友好之意。
统和十九年（1001年），“［萧图玉］总领西北路军事。后以本部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87]
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88]
按，这里的“甘州回鹘王耶剌里”，与《宋史·回鹘传》中之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1004～1016年在位）当为同一人。其中，夜、耶声韵同；落、剌声同韵近；唯尾音相差较远。以理推之，上文的回鹘酋长“牙懒”亦应为“夜落纥”的音转。
辽朝的这次出兵，本是应西夏的请求而发动的。是年十月，“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89]向甘州回鹘的腹地发起了总攻。甘州回鹘势力本来有限，显然无力两面拒敌。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为瓦解辽、夏联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首先降于辽朝，使辽国退兵。当辽国兵退甘州后，甘州回鹘得以集中优势兵力给西夏以迎头痛击。当时，由于回鹘降辽，自然会使西夏产生麻痹轻敌思想。对入侵的夏兵，回鹘巧施计谋，起初“示弱不与斗”，使其失去警惕，然后设伏要路，“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90]通过这一诱敌深入的伏击战，回鹘大获全胜，使入侵者几乎全军覆没。
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甘州回鹘再次遭到辽朝的进攻，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陷落。史载是年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91]
按，此事与统和十九年（1001年）萧图玉之伐甘州很可能为同一件事。抑或史书对年代的记载有误耶？以何为是，亦未可知。
太平六年（1026年）五月癸卯，辽圣宗“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回鹘］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92]
此后，甘州回鹘与辽朝之关系即不复见于史册。从以上所述辽朝五次征伐甘州回鹘的事实来看，辽朝一直是把甘州回鹘作为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这应与甘州回鹘一直与辽朝的对手——北宋结盟有关。
通过上文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在甘州回鹘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间，该政权与中原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都发生过各种联系。就五代、北宋言，甘州回鹘与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贡使关系来实现的。从上文罗列的史实看，这种贡使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首先为政治性的，如请求中原王朝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军事联盟之目的，如甘州回鹘与后梁的联系，就有这种因素存在。北宋建立后，甘州回鹘为了得到北宋的支持以共同对付西夏，也多次向宋朝入贡，其目的更为明确。甘州回鹘通过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其有能力在西方挫败瓜、沙的进攻，并迫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在东方有力量与勃兴的西夏形成对抗，并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其次是商业性的，中原王朝需要甘州回鹘的马匹、医药、宝玉等，而甘州回鹘对来自中原的丝绸、银器等则抱有渴望。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使双方都受益良多，尤其是回鹘的战马，对加强北宋的军事力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甘州回鹘之入贡，政治性和商业性往往是并存的。
与辽朝的关系，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辽朝的主旨在于遏制甘州回鹘的强大，而甘州回鹘向其的朝贡，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故而，二者的关系始终未能发展到如同与中原王朝那样密切的程度，不仅如此，甘州回鹘还经常受到辽朝的侵犯与骚扰。尤其是太平六年（1026年）五月辽圣宗对甘州回鹘的征伐，尽管没有灭掉回鹘，却极大地消耗了回鹘的战斗力，使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甘州回鹘原先具有的优势被大大地弱化了，以至于在辽兵退出不久，西夏人便于天圣六年（1028年）六月乘虚而入，一举攻克了甘州，甘州回鹘国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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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6页。
[2]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34页。
[3]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20页。
[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第916页。
[5]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降附》，第11467页。
[6]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51页。
[7]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3页。
[8] 土肥义和著，刘方译：《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201～202页。
[9]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2～193页。
[10] 赵和平：《后唐五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13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1页。
[11] 《旧五代史》卷六《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页。
[12]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纪》，第59页。
[13]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1936年，第21～22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7页。
[1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第916页。
[15]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0页。
[16]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封册三》，第11355页。
[1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第916页。
[18]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第11355页。同书卷九六七写作明宗天成三年，《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亦谓在明宗时。考虑到《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专记册封四裔之事者，当更为可信。
[19] 《旧五代史》卷三四《庄宗纪》，第468页。
[20]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第1842页。
[21]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8页。
[22]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第1842页。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2页。
[24]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25] 录文见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7～349页；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46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95～396页；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第80～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26]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4页。
[27]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第11728页。
[28]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八《回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9页。
[29]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30]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3页。
[31]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32]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第11355页。
[33]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3页。
[34] 《五代会要》卷二八《回鹘》，第449页。
[35]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439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91～3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36] 郑炳林、梁志胜：《〈梁幸德邈真赞〉与梁愿清〈莫高窟功德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67页。
[37] 孙修身：《跋敦煌遗书伯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第51～52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456页。
[38]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4页。
[39] 《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第82页。
[40]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70页。
[41]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4页。
[42]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第11355页。
[43]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第1074页。
[44]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4页。
[45] 《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第1114页。
[46]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三》，第11424页。
[47]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70页。
[48]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沙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55页。
[49]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第1843页。
[50] 《新五代史》卷十二《世宗纪》，第123页。
[51]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70页。
[52] 《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页。
[53]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
[54]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4页。
[55]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
[5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又见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70页。
[5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5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8页。
[5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夷十二·吐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9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0页有同载。
[60] 《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1]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6页。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八，第7848页。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3]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4] 《宋史》卷八《真宗纪三》，第149页。
[6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
[6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7] （清）戴锡章著，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68] 《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69]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6页。
[70]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
[7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
[7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一。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但系于正月。
[73]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
[74]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7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五。
[76]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77]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7页。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78]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7页。
[7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80]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三。又见《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第870页。
[81] 辽克肃州一事，《辽史》卷九三《萧图玉传》记在统和十九年，《辽史·圣宗纪》则在统和二十八年，本文分析认为以后者较合适。
[82] （清）戴锡章著，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83]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84]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页。
[85] 同上书，第21页。
[86] 《辽史》卷三○《天祚皇帝本纪》，第356页。
[87] 《辽史》卷九三《萧图玉传》，第1378页。
[88] 《辽史》卷十四《圣宗纪》，第164页。
[89]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第14115～14116页。
[90] 同上。
[91] 《辽史》卷十五《圣宗纪》，第167～168页。
[92] 《辽史》卷十七《圣宗纪》，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