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1038～1227年）是党项人于1038年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本为古代羌族的一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归附于唐朝的西夏残部被内迁入陕甘宁交界地区。唐末，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授予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与陕西靖边县北交界处）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姓李。唐末以来，中原板荡，夏州西夏政权偏处一隅，实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与中原对峙的割据政权。1038年，夏主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最强时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和陕西、青海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从元昊至末主李睍共传十帝，历一百九十年，先后与宋、辽、金等政权并存成犄角之势，又与回鹘、吐蕃等势力发生摩擦，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
回鹘与西夏在西北历史上都影响甚大，二者的接触，早在西夏国正式建立以前即已开始。据史书记载，他们的最早接触始于10世纪30年代。《旧五代史·党项传》称：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
当时，回鹘已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贸易。而势力已迅速壮大起来的西夏，触角也延伸到丝绸之路东端的重镇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他们时常劫掠甘州回鹘入中原的贡使，并由此而受到了后唐明宗的严厉打击。
982年，李继迁起兵反宋，确立了南下中原必先取河西的战略方针。于是，盘踞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吐蕃和甘州的回鹘自然就成了西夏的首要攻击目标，自此以后，甘州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摩擦与战争不断发生并逐步升级。现以史书的记载为据，以时代的先后，条列甘州回鹘与西夏关系之史料如下。
至道二年（996年），“十月，甘州［回鹘］可汗附达怛国贡方物，因上言愿与达靼同率兵助讨李继迁。优诏答之”。[1]
由于西夏王继迁“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2]不断发动对回鹘、吐蕃的战争，于咸平六年（1003年）向吐蕃六谷部占领下的凉州发动了进攻，并一度攻陷之。未几，六谷部发动反击，收复了凉州。自此始，双方围绕凉州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为了应付这一局面，甘州回鹘和凉州六谷部均遣使入宋，要求与宋合力共击继迁。史载：
［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又遣兄邦逋支入奏……乞再颁赐。且欲更率部族与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愿发大军援。[3]
西夏第二次攻取凉州的时间当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以前，因为从此年开始，西夏将领苏守信成为凉州的驻守者。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甘州回鹘再次向凉州发动了进攻。史载：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礼宾院译语官郭敏自甘州回，以可汗王表来上。先是，夜落纥累与夏州接战，每遣使人入贡，即为德明所掠。自四年后，宗哥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至。既而宗哥族唃厮罗复与夜落纥因求婚遂为仇敌，至是表文曰：忠顺保德甘州回鹘外生（甥）可汗王臣夜落纥言，臣在州与九宰相诸部落不住，与西凉府人苏守信斗杀，见今人户平安。[4]
西夏守将苏守信战死后，其子罗麻继承了他的职位，但部众不服，致生内讧，军力大减。甘州回鹘乘机夺取了凉州，罗麻惨败，遁入沙漠之中。凉州遂为回鹘所辖。罗麻残部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多次向凉州发动进攻，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回鹘都城甘州被西夏攻占后，凉州因失去后援，才于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再度被西夏人占领。可以看出，回鹘与吐蕃、北宋所结成的军事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回鹘反击西夏的力量与信心。数十年间，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多次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回鹘对凉州的占领，有力地遏制了西夏西进的势头。
除凉州外，西夏与甘州回鹘争夺的焦点是回鹘都城甘州。围绕于此，先后发生过三次激烈的战斗。
第一战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史·回鹘传》记载说：
大中祥符元年，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其生擒者，回鹘驱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遂尽焚而杀之。唯万子军主挺身走。镇戎军以闻，上曰：“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5]
在这次战役中，甘州回鹘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发起进攻，取得了伏击战的胜利，夏兵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唯军主万子得以侥幸脱逃。
西夏的这次残败，导致了西夏统治者的震怒。第二年，西夏复遣张浦率精兵二万，再夺甘州。《西夏纪》载：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西夏］遣兵攻甘州，败还。夏俗，以不报仇为耻。德明与回鹘世仇，愤其兵数败，遣张浦将精骑二万攻甘州。可汗夜落纥拒守经旬，伺间遣将翟符守荣夜出兵袭之，浦大败还。夜落纥令左温宰相何居录越自秦州献捷表，陈兵败德明。其立功首领，请加恩赏。[6]
按《西夏纪》谓此史料出自《宋史·夏国传》与《回鹘传》。然反观二传，均不如是书之详，《夏国传》无四月之役，《回鹘传》载回鹘向宋报告败德明之捷，时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而且未言败德明之役的月份。其实，这段文字录自吴广成的《西夏书事》。[7]
在这一战中，以逸待劳，先据守不战，然后乘西夏不备，于夜间突发奇兵，再一次大败夏兵。
二年间，甘州回鹘两次取得战胜西夏的大捷，声势远振，以至于是年十一月，夏主德明再派兵侵甘州时，以“恒星昼见，惧而还”。[8]夏兵不战而退，可见对回鹘是心有余悸的。此后十余年间，西夏一直不敢再兴兵侵犯回鹘。回鹘在取得第二次对西夏的胜利后，立即遣使入宋报捷，请求恩赐立功将领。宋则授其头领以司戈、司阶、郎将等空名官职，以示恩赏。[9]宋真宗对回鹘的胜利亦深感振奋，予以高度评价：
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10]
回鹘虽然两次大败西夏，遏制了西夏攻取河西走廊的步伐，但就双方的综合力量而言，西夏仍然处于优势地位。而夺取甘州，攻占河西走廊，进而全面控制丝绸之路，长期以来就是西夏的基本国策之一。所以，西夏一直枕戈待旦，一有机会便不惜代价地发动对甘州回鹘的战争，终于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再度启动了与回鹘争夺甘州的战事。
西夏在经过两次战败之后，十余年间一直秣马厉兵，表面上归附宋朝，实则不断积蓄力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王朝不察实情，向各州通报德明之归顺，甘州回鹘亦因此失去了警觉，被西夏偷袭，导致了甘州的陷落。《宋史·夏国传》简略地记载道：
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王］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11]
《西夏书事》对此战的始末有更详细的记载：
初，德明降，真宗录其誓，表令渭州，遣人赍至西凉府，晓谕诸番部及甘、沙州首领。于是，诸州虽与德明抗，使介犹相往来……遣元昊将兵突至甘州，袭破之。夜落隔通顺仓猝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12]
甘州回鹘末主夜落隔通顺，按《西夏书事》的记载，是“仓猝出奔”了，其后再无下文。《西夏纪事本末》卷一○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称夜落隔战败“自焚”。不管其结果如何，甘州的陷落，已标志着甘州回鹘政权的倾覆。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其遗民除部分外逃外，大部分留居旧地，为西夏所属。由于回鹘文化水准比西夏要高，故回鹘文化开始对西夏产生比以往更加深入的影响。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编号为Дх. 2825）中，内有“番姓名”一目，其中即有“回纥”一名。[13]“回纥”二字在西夏文中的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14]两文献对回鹘的定性明显有别，循名而责实，在西夏人眼中，回鹘很可能既是族名，又是族姓，未可知也。无论如何，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这样的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15]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文字在西夏境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为官方所认可与保护。西夏的国书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荣遵元昊之命借鉴汉字而创建。其后，得到元昊不遗余力地推广。史载：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16]
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应为回鹘文及其他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
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摹写了其中的几个，[17]其实，被他释作“壹”之简化字和蒙古文的那些字，显然都是回鹘文，另外的字则是吐蕃文。尤有进者，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
回鹘佛教艺术对西夏美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河西走廊诸石窟，如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中现存的西夏壁画看，西夏人开凿的洞窟基本上是一洞一种底色，多绘以石青、石绿，绘画基调呈冷色，但有时又以大红为底色，基调明显呈暖色；图案规矩而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回鹘人在绘制佛像时喜欢采用的编织纹、火焰纹、古钱纹及双重八瓣莲花纹、波状三瓣花卷草纹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时可以看到。西夏绘画之花纹边饰特别丰富，制作考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团球及忍冬等植物纹，也有龟背纹、连环纹、古钱纹、万字纹等形式不一的规矩纹，还有团龙、翔凤、卷云等有活动感的祥瑞纹，更有风格独特的波状卷草式云纹。这些纹饰简单朴素，色泽鲜艳，以大红大绿者居多。从纹样结构、编排方法到敷色、勾线、填绘等手法的运用，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的壁画以及木头沟、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也可以看到。[18]考虑到二者风格的接近、回鹘、西夏文化联系的密切，不难推想，西夏画风当受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
西夏的民间工艺品也曾受到回鹘的影响。1997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关桥乡关桥村一位农民在耕作时发现西夏时期的红陶质鸟形陶模一块，阴模，长9.3厘米，宽5.3厘米，厚2.4厘米，为鸟的上半部模型，在脑门盖下有圆形双眼，细微的羽毛清晰可见，背部有羽毛和短平行斜线纹4行组成的翅膀，斜线互相交错，鸟尾用麦穗纹排列3行，羽纹非常清晰。这是一块以回鹘衽边装饰为题材的陶模，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