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鹘汗国的建立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联合回鹘等部南北夹击后突厥。第二年，回鹘酋长骨力裴罗联合葛逻禄、拔悉密二部，合力斩突厥可汗，立拔悉密首领为颉迭伊施可汗，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首领自称左右叶护。接着，突厥又立新可汗，号乌苏米施可汗。回鹘、拔悉密、葛逻禄三部派兵追击，于天宝三载（744年）击杀之。同年秋八月，回鹘首领骨力裴罗杀拔悉密颉迭伊施可汗，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Qutluγ bilgä kül qaγan）。骨力裴罗（Gur bala）本名逸标弊，原意，为“贤惠、圣智”的意思，作为可汗有神圣之意。他建牙帐于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唐朝封他为奉义王，稍后又封他为奉义可汗，至此，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正式建立。据载，骨力裴罗建国伊始，其疆域即相当广袤，“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12]说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今新疆北部，南抵长城，北至贝加尔湖，整个大漠南北，尽为回鹘所占。当然，上述疆域实指汗国建立之初的控地而言，与汗国建立之前回鹘人原先活动的地域有所不同，汗国中期以后，由于在西域与吐蕃、葛逻禄争战，疆域也随着势力的强弱有所变化。
二 回鹘的社会演进
回鹘西迁之前，本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13]的游牧民族。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已实现了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回鹘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由若干家庭组成氏族，由9个氏族组成“九姓回纥”部落。这9个氏族为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史称“内九部”（内九姓）。这一氏族集团在汗国时代是最高的贵族阶级，可汗常是从药罗葛氏族中产生，只是在795年以后，由于药罗葛氏可汗无子，汗位才传给跌氏骨咄禄。骨咄禄虽出跌氏，但他因为有药罗葛氏养子身份而一直冒姓药罗葛氏，从而获取支持。内九姓又与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八个部落联合，构成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外九姓）。
由氏族而部落，再到联盟，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胞族”组织形式在回鹘社会中的存在与遗留。《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无君长”。《新唐书·回鹘传》说：回鹘原为高车的一个部落，“初无酋长”，后来臣属于突厥。而流传于回鹘后裔中的传说表明，当时“这些畏兀儿（回鹘）部落还没有指定的君长”，后来才“从诸部中最聪明的额必失里克部落选出一个名为忙古台的人，授以亦勒—亦勒迪必儿之号。他们还从兀思浑都儿（嗢昆）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勒”。[14]于是回鹘部落有了两个并列的首领。估计他们和其他古代部落一样，一人管民政，一人管军事。
及至隋代，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攻击铁勒诸部，铁勒叛离突厥以后，回鹘与仆固、同罗、拔野古、覆罗五部首领始自称“俟斤”。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这是回鹘的第一位君长。至吐迷度统治时期，回鹘对土地的掠夺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贞观初，吐迷度“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族，奄有其地”。到646年，回鹘势力“南过贺兰山，临黄河”，俨然已发展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政权。这一时期，回鹘传统的部落首领选举制也被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所代替。君长的出现，世袭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回鹘社会由原始公社制正在向阶级社会迈进。
至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奴隶制，[15]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封建制。[16]这里采纳后一种说法。
早在北魏时期，回鹘氏族部落内部已产生了贫富分化现象，富有的游牧民“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17]这是回鹘生产发展和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变为私有财产的必然发展结果。至突厥统治时期，回鹘社会开始出现蓄奴之风。勒立于732年的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在追述突厥汗国王子阙特勤（686～731年）的事迹时写道：
一年春天，我们出兵征伐乌古斯（回鹘），阙特勤受命留守。敌人乌古斯偷袭汗庭，阙特勤身骑白马，毙敌九人，并守住了汗庭。使吾母可敦及诸母、诸姊、诸媳等活者免于沦为奴婢，使亡故者不致暴尸于野。[18]
突厥的这次征伐发生在7世纪末8世纪初，说明那时回鹘人中已存在蓄奴之风。759年勒立的突厥文回鹘碑《磨延啜碑》更是两次提到回鹘汗之奴，一见于东面第1行，作qulum küngüm，一见于南面第9行，作küngüm qulum，其义均为“我的奴隶”，即可汗的奴隶。[19]此载可与《阙特勤碑》相印证，说明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蓄奴之制是存在的。但是，这些记载尚不足以表明那个时代回鹘已迈入了奴隶制社会。
回鹘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般而言，牧业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任何财产，更无身份地位，甚至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难以得到，故缺乏劳动积极性，通常需在强制下从事劳动。一有机会，他们便会逃亡。在辽阔的草原上，既难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又无法阻止其逃亡。所以，当时回鹘所蓄之奴，主要是用于家务的。从前引《阙特勤碑》的相关内容看，当时回鹘所蓄之奴主要是女奴，可见并非用于生产劳动。回鹘没有从氏族社会经由奴隶社会而直接步入封建社会，除了自身原因外，来自突厥及中原王朝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原王朝自战国时代起即已进入封建社会，在唐代臻至极盛。而北方的突厥也是一个封建的游牧社会，且长期统治回鹘人。在此情况下，回鹘不可能再回到奴隶制阶段。严格来讲，回鹘的封建制有其独特个性，可称之为封建的、宗法的游牧社会。[20]
在汗国内部，可汗、可敦是最大的牧主，不管内九姓还是外九姓的首领，以及地方上的各级官吏，都成为级别不等的牧主。他们占有大量的牧地，从牧民的无偿劳动中攫取大量的畜群。而牧民对牧地只有使用权，也仅有数量较少的牲畜。牧民和黑民（平民）是畜牧业的主要生产者，若遇战事，他们需自备战马、武器、食粮，随牧主征战，战利品则大多归牧主所有。
三 漠北回鹘汗国的经济发展
回鹘汗国时期，随着回鹘社会自身的发展，加上受到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唐王朝的巨大影响，回鹘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商业与城镇的发展，社会生活也开始出现半定居化趋势。
回鹘放牧的家畜主要有马、羊、驼、牛等。是制作羊在回鹘畜牧业中地位重要，肉类、奶制品是回鹘人的日常食物，羊毛则是制作粗呢、氍毹、毡毯、帐篷、织袋等各种毛织品的原料，尤以大足羊为特产，据载，“其地沙卤，有大羊而足长五寸”。[21]
回鹘畜牧业中以产马最为著名。马为主要代步工具，平日骑以放牧羊群，战时则背驮骑士驰骋疆场。马既是回鹘人的生产资料，也是回鹘人的生产果实。《唐会要》记回鹘、拔野古、同罗、仆固、思结、契苾、浑、葛逻禄、拔悉密九部各有许多马群聚集于某山某水，马身上都打有各部落的印记，叫做“纳马印”。[22]杜甫曾为回鹘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出兵平定安史之乱时马比兵多的现象大感惊奇，在《北征诗》中写道：
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23]
说明当时回鹘兵每人占用的军马可达两匹。《旧唐书·回纥传》所谓“丁壮得四千人，老小妇人相兼万余人，战马四万匹”，以此计算，那么，回鹘马就更是多于兵了。
回鹘生产大量马匹，除自己骑乘、食用外，还用于与周边民族的交换。自8世纪中叶回鹘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出于对回鹘人的感激，每年都用大量的丝绢和茶与回鹘博易，购买回鹘的马匹。[24]回鹘每年都向唐朝输入马匹，其数目，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有十万匹。《旧唐书·回纥传》记载有大历八年（773年）的绢马互市情况：“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按每匹马的价格为四十匹绢计算，一年之中，唐朝输入回鹘的绢就有四百万匹。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
马与绢、茶市易加强了唐与回鹘间经济上的互补关系，有利于加强二者间的政治同盟。唐朝以农业立国，回鹘则事游牧，二者间的内部经济结构、生产特点迥然有别，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唐朝男耕女织，盛产粮帛茶，其中帛不仅是商品，还可代为货币进行交换，是财富的象征，劣势是由于人口增长，内地可耕地大都垦为农田，耕牛多而战马少。唐朝初兴，即非常重视马政，麟德年间（664～665年），诸监牧马总有“七十万六千余匹”，陇右成为唐朝最大的牧马基地。由于战事频仍，马的消耗量很大，而马至4岁方可骑乘，至10岁即不堪用，故唐产马匹供不应求。及至安史之乱前，唐尚有“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25]大约仅能武装十万骑兵。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广大产马、牧马的西部地区尽陷于吐蕃，唐之马政陷于瘫痪，而战马需求量却激增，遂不得不仰赖于外部输入。回鹘的优势则在于幅员辽阔，牧业发达，马匹孳生超出了自身的需要，但缺乏粮食、绢帛与生活必需的茶。因此，双方一直马、绢、茶市易不绝，回鹘成为唐朝战马的主要供应者，唐朝则为回鹘所需粮帛的主要提供者，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互补关系。[26]
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逐步发生转化，由不定居而转向半定居。在发展游牧业的同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汗国都城哈喇巴喇哈逊（今蒙古国哈拉和林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遗址）以及鄂尔浑河畔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这里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区，灌溉渠和灌溉田园的渠道网在这里都有发现，而且在很多住所中还发现有台架和磨盘。[27]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附近的蒙古牧民将散落当地的来自唐朝的旧磨盘遗物收集在一起，堆积成敖包，用于祭祀。
图1-1 用唐磨遗物堆砌的敖包
1957年于蒙古杭爱山西北发现的突厥卢尼文《铁尔浑碑》（又称《默延啜第二碑》）中也有回鹘农业的记载：
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γa和Burγu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28]
甚至在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南逃的乌介可汗还曾致书唐朝，乞请种粮等物。唐朝回复说，一定满足他的请求：“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29]既然需要种粮，自必为农耕所需，足证当时回鹘农业确有一定发展。
而农业的发展，又势必会导致一部分回鹘牧民的定居，于是，农业居民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古人员在鄂尔浑河流域，尤其是回鹘汗国都城斡尔朵八里——今哈喇巴喇哈逊（Qara Balgasun）故城遗址——发现有工匠住宅，宅中残存有松香、铜片、铜镜等，说明定居又促成了回鹘手工业、商业的发展。[30]9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曾行至回鹘地区，并撰有游记，称回鹘的首府是个大城镇，农业兴盛，周围布满乡村。这个城镇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聚落稠密，有集市经营各种商业。[31]
商业是回鹘汗国兴起后在粟特人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回鹘初兴，不擅理财，故历代回鹘可汗很重视在这方面有特长的粟特商人。粟特原居河中，自古以善于经商、理财而闻名于世。利至所在，无远弗届。远在突厥汗国时代就已有大批粟特人定居漠北，7世纪至8世纪间，粟特故国被大食帝国占领，粟特人无家可归，更是云集漠北，以贾求售。丝绸贸易则是他们传统经营的项目。虽然时至唐朝养蚕制丝技术早已传播于四域，但从唐土输送到漠北的丝绸，经他们转手贩至中亚，瞬间利增十倍，成为回鹘汗国的滚滚财源。[32]回鹘汗国之所以接受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此为一重要因素。
唐太宗时期，回鹘修建“参天可汗道”，由漠北直通唐都长安，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33]这一道路后被粟特人所积极利用，回鹘汗国的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在其纪功碑（即古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中夸耀说：“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34]粟特人和汉人一道活动，显然更可能是从南边经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即著名的参天可汗道到漠北去的。[35]随着回鹘商业的发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草原道也得到了发展，沿途设有驿站，备有驿马，而且还开凿了水井。故而大食使者自河中出发，“前往九姓可汗（Tughuzghuzian khaqan）之国旅行时骑的是该可汗派给他的驿马。每昼夜前进三站，他在草原上旅行了二十天，那里有许多泉水和牧草，但没有村庄或城镇，只有住在帐篷里的驿站服役者”。[36]与“参天可汗道”沿途设施之情状接近。
事实上，回鹘境内的交通干线不止一条，除参天可汗道之外，还有通往河西的居延道，通往黠戛斯的剑河（叶尼塞河）路，以及通往西域的北庭路等，大约沿途也存在着同样的设施。这些设施除供军用外，也有商业上的重大价值。由于粟特人在经商上独擅胜场，在汗国备受青睐，地位日益提高，至其末世，粟特首领安允竟升至国相之位，独秉朝纲。势足以废立国君，其飞扬跋扈之状可见一斑，而史载回鹘人初本风俗淳朴，不善理财，后来在粟特人影响下才世风渐移。但总的来说，商业还是回鹘人正在习惯适应的一种新兴经济部类，而且通商的主要对象还是唐朝，因此，这一时期唐朝货币大量流入漠北已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37]
四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城镇的形成
定居、半定居人口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来自唐朝的影响，促进了漠北回鹘汗国城镇的兴起。汉文史书与鄂尔浑回鹘碑铭多处记载到回鹘的城镇。
8世纪中叶，回鹘第二代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先于色楞格河畔建筑了一座富贵城，事见古突厥卢尼文《葛勒可汗碑》之记载：“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38]磨延啜子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继之在鄂尔浑河流域建造了卜古可汗城、斡尔朵八里以及许多宫殿。还有《辽史》卷三七《地理志》所载位于今鄂尔浑河的河董城（可敦城）和《宋史》卷四九○《高昌传》中位处合罗川（额济纳河）一带的回鹘公主城。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䴙鹈泉北的公主城和眉间城。[39]均为回鹘城镇发展的历史见证。
斡耳朵八里（Ordou Balïq），即今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鄂尔浑河西岸的哈喇巴喇哈逊遗址，为回鹘汗国的牙帐所在地。此城兴建于751年，后来长期充任回鹘汗国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直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摧毁为止。从现存的遗址看，全城呈不规则方形，北城墙长424米，西城墙长335米，南城墙长413米，东城墙长337米。南、西、北三面城墙外都有护城壕。在保存较好的北侧护城壕的内侧，还能看到另有一列较矮的短墙，似乎是某种军事设施。城东西各有一门，西门还有很大的瓮城，瓮城外似乎有低矮的城墙。城内有明显的坊墙遗迹，看得出城内街区规划齐整有序。苏联学者在城内做过发掘，据说找到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纹瓦当。城内东南角有一片明显高出城内地基四五米的高台，其规模应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从地上的砖瓦残片来看，这里的确曾经有建筑。从这个高台俯瞰全城，地理形势非常优越，与中古洛阳的金墉城颇可相类。推而论之，当为可汗宫帐所在。在东城墙以外，还有明显的街区遗迹，坊墙格局与城内相近，这也许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在南城墙以外，有相当规模的田垄或矮墙的遗迹，很可能是灌溉农业的痕迹。在城的南、北距城墙约50米处可见一字排开的15个夯土建筑基址，南八北七，用途不明。[40]
图1-2 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遗址
图1-3 哈喇巴喇哈逊城外的夯土建筑基址
除了碑铭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外，近年考古学者在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还发现了磨延啜时期的城堡和城墙，回鹘人用长方形砖坯，从萨彦岭南麓向叶尼塞和赫姆奇科河流域，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连成一条长达230公里的黏土墙，城墙相当于回鹘汗国的北部边界线。[41]表明这些工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御北方黠戛斯的进攻。近期，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对图瓦境内切列霍尔地区的波尔巴珍（Пор-Бажын）城堡进行了发掘，获突厥卢尼文碑石一方，但内容尚不明确。“波尔巴珍”，图瓦语意为“黏土房子”。古堡坐落在切列霍尔湖水中的小岛上，在首府克孜勒市的东南方，相距250公里。波尔巴珍城堡遗址于1891年被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家德米特里·克列姆涅茨发现，1995年被列入俄罗斯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依其考古结果，俄罗斯学者确定该城为磨延啜时期兴建的“古回鹘城堡”。
图1-4 图瓦波尔巴珍故城遗址
图1-5 瓦波尔巴珍回鹘故城发现的突厥卢尼文碑石
除上述之外，考古学者在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还发现了不少回鹘汗国时期的其他城市，如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现已发现15座回鹘人建造的古城遗址和一个规模较大的居民点遗址。这些城市全都是四方形的，其周围有城墙，城墙外围设有很深的积水壕沟。城市面积各有不同，一般为0.5公顷到5公顷。其中最大的两座城市是位于巴尔里克河沿岸的兹里杰特科里特城（面积12.5公顷）和位于恰旦河沿岸的巴恩—阿拉克城（面积18.2公顷）。这15座城市遗址均坐落在河流沿岸和有沼泽的地方，换言之，全部处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段。所有这些古城遗址都曾是农业和商业的中心。城市亦曾留有驻军，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在城内及其周围还有冶炼、制陶、纺织、制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农业的遗址遗物。城的四周都有墓地。[42]另外，在唐朝退出西域后，回鹘还接管了北庭城和裴罗将军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及沿途的其他一些城镇。可见，现在已知的回鹘人建造和居住的城址就有24处之多。[43]
以上这些说明，回鹘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较之前已发生了大的变化，为回鹘9世纪中叶西迁西域、河西后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