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见拙著《党项及於弥语原辨》（金陵大学《边疆研究论丛》一一九—一二○页）。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谓党项即“羌”之音转，（四八页）非也，隋、唐时常称曰党项羌。丁骕谓藏语称高寒平旷之地为“党”，因将党项比于宕昌，吴景敖已辨正之，（同前引书二〇—二一页）但如果“党”是高地之解释不误，则“觉项”之原义殆为“高原人”。
122.见拙著《突厥集史》卷一六。（未刊）
123.见《隋书》八三，临洮、西平皆隋郡，故依《地理今释》隋郡所治之今地注之。若《西陲史地研究》二○页称“西平即西宁”，系晋郡之今地，又“临洮即今洮岷”，亦非就郡治注释，故不取。
124.据《旧书》一九八，《通鉴》二三五同；《会要》九八作十二年，当误。
125.参《通鉴考异》二四中和元年及《廿二史考异》四二天复二年条。
126.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引《通考》三三四：“甘肃为回纥所并，归义诸城多没浑末，浑末亦曰嗢末，吐蕃数部也”；又引同书三三五，梁开平二年西凉府遣拓拔承诲来贡，谓凉州旧有郓人二千五百为戍卒，及黄巢起事后，遂以阻绝，陈以为嗢末及郓人似皆吐谷浑遗部。（《新中国》七期三一页）按嗢末似波斯文Ormuzd之音译，是否吐浑，事殊可疑。若“郓人”则显是天平戍卒，故云阻绝，陈乃比诸吐浑，未免望文生义。
127.《文饶集》一四《请市蕃马状》：“右访闻蕃浑羊马，多在浑河川。”浑河即今晋北之桑乾河。
128.《九姓回鹘可汗碑跋》。
129.《通鉴》二五二只于咸通十三年（八七二）下称：“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
130.此为《旧·问纥传》之说（一九三六年《史学集刊》一期王日蔚《唐后回纥考》主之），孙楷第《张淮深变文跋》已辨其非，略言唐末据边州者多是内徙之外族，久居其地，值中国多事，遂成强虏，如沙陀居振武，因据河东而创后唐，党项居夏、绥、银、宥等州，因世守其地，吐蕃嗢末居陇右、河西，因陷河湟诸州，盖由生聚蕃衍，根柢已深，安西回鹘虽号强蕃，距甘州甚远，越国鄙远，究非易事，则据甘州者疑非安西回鹘而系夙居河西境内者云。（同前引《集刊》三八八页）余按此两者各自为部，故五代时有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之别，可参拙著《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四三页）
131.此为沙畹《摩尼教考》（五四页）之说，前引孙楷第文颇参用之；据余所见，即使会昌时有分入甘、凉，要非立国之主力部分也。
132.在回鹘寇天德之同月，《通鉴》二五二又称：“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吾人对此，首先要明白四点：党项与安西遥隔，合寇天德之回鹘，必应近在河西，一也。安西回鹘已成住国，未尝移徙，何至不知所之？其指河西一支，毫无疑义，二也。据《通鉴》二四九，安西回鹘曾于大中十年（八五六）遣使册命，相去未远，何云屡求？屡求者必非安西，三也。乾符元年末既不知所之，《通鉴》随又于二年书称：“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则上年不知所之，似因其随党项入寇，四也。同罗榆禄应即同罗部之人，至德元年，同罗突厥随禄山反者有五千骑，自长安逃归朔方，（《通鉴》二一八）可信其遗余已与河西之各部合流。罗川，天宝改名真宁（今正宁），与党项寄居之庆州相接，回鹘来至此地，实同于入寇，故有拯绢之赐，唐末文献失坠，后人掇拾残余，致不明原委。胡注于还至罗川下注云：“大中二年回鹘西奔，至是方还，实沿《通鉴》合安西、甘州为一部之误。”
133.同前孙氏文三八八及三九七页。
134.以上均见同前引《东方杂志》拙著三九—四四页。
135.同上四三页。
136.《元龟》九七七作“侯友”，《通鉴》一九八作“俟友”，《丛刊》本下一字作“发”，余疑是“俟支”之讹。《元龟》常讹“支”为“友”。
137.《西突厥史料》二三九页。《通鉴》一九八胡注：“奴剌部落居吐谷浑、党项之间”，又二二二注：“奴剌，西羌种落之名。”按“啜匐”是突厥酋长之衔称，“俟支”亦突厥译文常用之字，胡氏以为羌种，其误显然。大约奴剌内附后，安置于吐谷浑、党项之间，因而生误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