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璆，《新·纪》误琢，据《新·传》及《新旧唐书互证》四改正。《通鉴》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广明元年称，璆罢职在长安，即暗示璆未被执。记载略与之相近者，有《旧书》一七八《郑畋传》，传云：“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郓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似璆未被执，然《畋传》叙致多误（参三七五页注①及三八三页注①），难为信证。抑《通鉴》于五年底附称，“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新五代史》六七《钱镠世家》则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遂急引兵过”，又《旧·纪》于“自宣州渡江”下，继称“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通鉴》大致亦钞袭《旧·纪》，吾人试问既入浙东、西，所经何地？欲乘船则必抵达沿海，据此推求，本年之连攻杭、越，是极可能的事，故今从《新·纪》。《史话》谓“与曹师雄会师”，又是杜撰事实。
继检《吴越备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即钱镠）率本镇兵讨平之”（直管，下文光启三年又作“杭州山贼朱直”），可见师雄与巢，军事上并无联络。《备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遂委质于董氏。……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或可少却耳。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据，惟误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岭南），《新·纪》既正作五年，但又讹攻杭为陷杭。《临安志》，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里，钱镠改为衣锦山；《新五代史》作石鉴，殆五代时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赋》：“自唐乾符之后，……虽黄巢之众，不能逾临安而深入”，（《舆地纪胜》二）亦表示义师已到临安境上。复次，据《备史》，镠只破巢众二千余人之前锋，陆烜《黄巢事迹考跋》引《备史》，钱镠以少骑破巢众廿万，则并未细读其文。最近韩考既主张攻下广州在六年，（一二八页）同时又说攻杭以乾符六年为当，（一二六页）对时间性之安排，似未详加考虑。
56.《新·传》、《通鉴》均作七百里，《旧·纪》作五百，《通鉴》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书二九，建州“正北微东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间至今尚为闽、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开，特加工而已。
《通鉴》，五年八月后云：“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大半系承袭《旧·纪》，惟不得其确月，故连叙而下；桑原隲藏之《史料异同表》既陷于呆引，且更误作“七月”。
57.《史话》称巢“以大将毕师铎留守浙东，自率大军南入福建”，又“王重隐一军屯江西，……毕师铎一军屯浙东，……这是公元八七八年农民军发展的大体情况”（二一九页）；今据《旧书》一八二《高骈传》，骈授镇海节度（同上《史话》误为宁海），“令其将张璘、梁缵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六年”，又同卷《师铎传》：“曹州冤朐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郓、荆、襄，……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缵之效也。”是师铎本仙芝余部，此时已降唐而抵抗民军，《史话》不了解《通鉴》事实排比之方法（见下页注①），竟认为巢之留守，可谓敌我不分。王重隐本年三月占洪州，不久即死，代之者徐唐莒，亦以四月被杀（见前第二项），《史话》还称重隐屯江西，何来此梦呓也！复次，镇海节度即浙西，领润、常、苏、杭、湖、睦等州，《史话》既误镇海为宁海，又以为“领越、衢、婺、温、台、明等六州”（同上页注②），直浙西与浙东之无能判别矣。
58.此据《新·纪》。至《新·传》所云，“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滞福建境内，于义亦通；倘认为三月始入闽，则后来转战两广，时间殊感不敷分配。
59.《通鉴》，六年正月下称：“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此一节事实所以安排于此，《通鉴考异》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诲《妖乱志》曰：初黄巢将蹂践淮甸，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勃海。按《旧·师铎传》，骈败巢于浙西，皆师铎之效，故置于此”。“故置于此”犹云“姑置于此”，即不知其的确年月而暂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变通方法。不过《通鉴》此一安排，殊有可议之处；骈败巢于浙西及浙东，当然在巢入闽之前（见上页注①引《师铎传》；《旧·纪》亦云，“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璘、梁绩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师铎降唐更应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节断应于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夹叙之，方能首尾联贯。今叙在六年正月，且继以“遂趣广南”，则事实与文义两不接榫，故周连宽以为“《通鉴》叙事，有时亦不可尽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鉴》排比之意，遂臆测为师铎留守浙东，肯定师铎之降为六年正月，更进一步臆测巢为避免骈主力攻击而转入广南。（均二一九页）其实当日浙西兵力，鞭长不及马腹，并未能威胁闽中，骈亦并无南征举动；巢趣广州，自为其物资丰富，远胜闽南耳。若《妖乱志》记师铎降事之未确，除《考异》所举外，《旧·高骈传》尚有一反证，传云：“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大将毕师铎曰：……”是巢攻天长时，师铎已为骈之大将，《妖乱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应在广明元年，见下三八四页注⑤。秦彦，《旧书》一八二有传，传内附见许勍。彦授和州刺史，勍授滁州刺史，见《桂苑笔耕集》三，又勍改庐州刺史，见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举六条，已踰四载”。则勍任滁州刺史，已过四年，《新·纪》乃于中和三年书，“十月，全椒贼许勍陷滁州”，其为错误无疑。
邓广铭《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云：“起义军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间从赣州经由大庾岭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广州。”（一九五二、一〇、二七《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九〇期）此殆从《旧·高骈传》“南趋岭表”（见上页注①）及《通鉴》之“遂趣广南”意想得之，然此两句均属括叙的性质。《旧·纪》虽有过“北逾大庾岭”一语（见下三八一页注②），但说归时之路，非说去时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则各书全未提及。抑巢经浙入闽，各史料叙述灼然，无论空间、时间，均与由赣入粤两不相容也。
60.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以六年说为不可信。（《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〇《崔沆传》及《通鉴》。（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又如入广在五年，则巢留岭南应一年以上，史文更无可征信。或前或后均移动不得，故入广非在六年不可），黄巢下广州及郑、卢罢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谓已成铁案。
此外尚有一附带问题，大食文之Xanfu，非广州莫属，说见后文。但Klaproth曾证为“澉浦”，大体即杭州，一时学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从之，其证佐之一，即《新·纪》五年八月巢陷杭州，与回历二六四年可以相当也；（《蒲寿庚考》一四页）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条件，尤不相合，可无繁辨。
韩考主张六年说，固与拙见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韦昌明《越井记》作旁证，却有疑问。记内所言岁数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学士，绝无可稽，说详拙著《补唐代翰林两记》二四二页，此一证当存疑也。
61.《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梦琐言》作李佋。今本《旧·纪》之李岩，系原写作“李岧”之转讹（据《考异》引文，又《旧书》一七八《卢携传》同）。
62.赛德之书又言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穆护教徒及犹太人十二至二十万，近世解者多据此为当日外侨之数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三册一三二及《蒲寿庚考》一五页）此韪言也。据《新书》四三上，广州全州人口只廿二万一千五百，纵多隐瞒，然郡城一隅，未必即达廿万（近闻桂林来人，说全城人口不足十万），抑广州沿河一带，由于近世淤垫及新填者面积颇广，居民住地，据我六十年来所见，亦扩充不少。廿年前，广州曾清査人口一次，包入对河的地区，结果不足百万。试合人口增加率，市区面积，城市集中程度等等来比较，认为唐时广州全城人口约廿万，未为低估，岂外侨之数竟等于全城，不信者一。让一步说，外侨即只十万，其势已喧宾夺主，且异族触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关于岭南记载，如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房千里《投荒杂录》等，曾无提及，不信者二。再从经济方面言之，当日输入，不过香料、药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余万，试问操何业以营生？广州在中古时代之经济发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众？不信者三。或谓此数包含汉族信徒在内，吾人试问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当会昌五年（八四五）检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万五百，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连外国人在内），相隔只卅余年，而谓广州一隅，竟有如许教徒（中古来华之外人，多数信奉任一种宗教，此是当然之事实），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闲尝思之，仙芝破荆州外郛，多所残害（见前文），其时正是回历二六四年，粤语“王”、“黄”同读如Wong（照语言学公例，双唇音w，b常可通转，故大食文翻黄巢为Ban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称荆州为“荆府”，“荆府”与Xanfu音近，因是，展转传讹，误王仙芝为黄巢，荆府为广府，一般人民为外国教徒，市虎之言，固历史上所常见。荆为西南重镇，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赛德未尝身历中土，只录传闻，宜有不尽不实之处。我国旧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着残编，沾沾自足，不肯向别个角落寻求有关之史料，采人之长，补我之短，其失也固。新进则反是，宜若可喜，然记载不能无舛错，中外所同，若唯爱其新奇，不以冷静头脑审察其信值，贸贸然囫囵接受，则过犹不及也。复次，马司帛洛（G.Maspero）云：八七九年黄巢入广以后，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国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货物转载中舶；中舶当时大致发航广州，约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约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rn，贾耽之军突弄），又约十日抵Tioman岛，沿马来半岛行，渡海峡，复沿岸行而达羯荼，全程约三四十日，（《史地译丛》一六九—一七〇页）按巢为争取物资，驻广州之外国商人，势必不能幸免，此则无须讳言者。唯是，蕃商输入多数为奢侈品，经过进奉、收市、舶脚种种名称，彼辈本身亦曾饱受李朝及官吏之严重剥削，革命军及一般人民对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邓广铭所想象（同前引文）。而且，检巢军全部纪录，除中和元年长安洗城为清除反动分子外，他处未闻大量杀戮，此一特殊例外，颇难置信。据《教工通报》三七期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广州因黄巢占住过一个时期，经了一次大破坏”之错误意见，经过讨论批评而后得到纠正，（九页）详情未之知，拙见或与之相接近也。
赛德书略言：摧毁广府后，乱党进向国都，皇帝奔至吐蕃边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惟京城破坏，府库已虚。精兵良将皆死，威权坠失。贪狠之冒险家割据各省，无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货物则悉为劫掠。国内工厂皆被摧毁。对外贸易全为停阻。中国之厄运及大乱，波及于海外万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蛮省（Oman）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云云；张星烺以为据阿拉伯各家记载，Taghazghaz系指回纥，显因安史之乱回纥助唐收复两京而误会（同前引《汇编》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页）。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变，义即九部或九姓，鞑靼亦有九姓（见《隋史》七节），当日沙陀曾附鞑靼，其称谓或由于此。至虐待侮辱，与杀戮迥异，是知彼之记载，含有多少矛盾，难为信史。至Bamdou一名，张氏未释，以黄巢可译Banoa例之，殆“皇都”之对音。
63.由闽赴桂林，须经广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线，《旧·纪》乃云：“四月，黄巢陷桂管，五月，贼围广州”，《新·传》亦袭其文而称“巢陷桂管，进寇广州。”旧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识，于此可见一斑。唯《惊听录》云：“复并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叙致最为赅备。
《旧·郑畋传》：“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岭南之误，巢实无时间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纪》不察，遂于陷广后接称“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间遂失却联系。
《史话》称巢“在广州，经过两个月的休息整顿”，（二一九页）系因《通鉴》排陷广于九月，自桂入湘于十月；但陷广比旧、新《纪》后差五月，《通鉴》不特未提实证，且亦时间过促，说见前三七七页注①，倒不如旧、新《纪》之可信。
64.《旧·传》云：“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巢从何路入广，都不之知，其误更甚于《旧·纪》。《旧·纪》，六年十月云，“时贼北逾大庾岭”，亦不合。桂州，《旧·纪》讹桂阳，据《新·传》改正。数千，世界影本《通鉴》讹“数十”，兹从《旧·纪》。
65.从湘水北出，先永后衡，《旧·纪》、《新·传》不误，《通鉴》倒为“历衡、永州”。巢屯衡州，见前引《惊听录》。
66.《旧·纪》，克潭州在广明元年二月，《旧·传》亦系于广明元年，《考异》引《补实录》云：“闰月，湖南奏黄巢贼众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说可信；《新·纪》系于闰十月者，据报到之月也。
67.《新·传》云：“其十月，巢据荆南。”《通鉴》因亦记在十月之下，此实时间所不许，廿七始克潭，月底仅余三日耳，能飞渡荆门耶？《旧·纪》称王铎闻系败弃城，汉宏大掠，“半月余，贼众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证，今从《新·纪》。复次，《新·传》开首列汉宏为仙芝部将之一，然《通鉴考异》引《吴越备史》，对汉宏出身经过，尚存疑问，《史话》径云：“王仙芝失败时投降了唐军”，（二二二页）未免太坐实。
68.自此以后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讨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书记载不一，几于无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见综合批评之：（1）《旧·纪》，广明元年三月下称，“攻鄂州，陷其郛，……遂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无疑是总叙在一起，纪又言，“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2）《新·纪》，六年末称，是岁“黄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广明元年四月，“壬寅，张璘克饶州”，五月，“张璘及黄巢战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内饶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为两陷。（3）《新·传》云，“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张璘度江，……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巢得计，破杀张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旧·纪》之十五州，包饶、信、杭在内，今《新·传》既先提饶、信、杭而后文仍称十五州，显系随便钞袭旧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节，与前三七七页注①所引《新五代史·钱镠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两点最应注意。至巢众患疫，《旧·纪》作信州，此传作饶州，则因信、饶相邻，未为冲突。（4）《通鉴》将本自《旧·纪》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节，完全记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独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见于《新·纪》）。按《旧·纪》以攻鄂列于广明元年三月，虽属不确，然《通鉴》在此之前同一个月内，方称“黄巢北趋襄阳”，此时战略上固无分兵东下之必要或可能（因为襄阳得手，即可北窥关中），纵可能矣，岂便一月之内蹂躏十五州？岂便东及于浙杭？司马光未尝顾及时间，是其疏略之处。此后广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记巢事，至四月始云，“张璘度江，……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璘攻饶州，克之”，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兵败，璘死”，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黄巢攻宣州，陷之”，论其大致，事同《新·传》，月同《新·纪》，惟信州遇疫，特采《旧·纪》而已。
概述既毕，试就管见所及，提出三点来讨论：（1）杭州。巢军犯杭州，旧、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只一见，论其时期，约分三说：（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纪》主之。（乙）乾符六年，《新·传》、《通鉴》主之。（丙）广明元年三月后，《旧·纪》主之。然《新·传》缺乏时间性，乾符六年无容纳其事之余地，《通鉴》强附于十一月，绝不合理（说见前），实应依《旧·纪》移入广明，由是再可缩并为乾符五及广明元之两说。考杭、越（今绍兴）相去不过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纪》以犯杭、越连著于八九两月。乾符五年巢入浙东，见《旧·纪》、《通鉴》，是无可否认之事实，越为浙东首治，且濒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闽，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缀攻杭于乾符二年之后，则乾符说似为近是。反之，巢当广明元年时，目的方欲复寻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远征越、杭？四五月间与张璘相持，尤多阻碍。质言之，旧史料内确有广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种误传（如《旧·郑畋传》云：“广明元年，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稍经分析，便知难以成立，故本篇仍维持《新·纪》之说。（2）宣州。《新·纪》及《通鉴》之六年陷宣，从其文观之，都系本自《旧·纪》，若广明元年六月陷宣，则又本自别种史料；但《旧·纪》之文，原亦编入广明元年，故所谓宣州再陷，实是复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见《旧·纪》，婺、睦见《新》《纪》、《传》及《通鉴》，亦许在《旧·纪》十五州之内。按婺今金华，睦今建德，巢军如果由信州东出，实应先经衢州，何以《新》《纪》、《传》及《通鉴》均独删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将三州全删却，更不易足十五之数。或者系饶、信相持时分兵旁掠，亦未可定，总不似迟在六月耳。
《旧》一八二《高骈传》于乾符六年冬后称，“既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盖将五年之事，误记于六年之末。
69.离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难以确定。
70.说见三八二页注①。池，今贵池；歙，今歙县。《史话》列举有湖州，（二二二页）不知何据。
71.《通鉴》于六年十二月下称，“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按此是巢将离鄂或刚离鄂之时，淮南兵何由接触？皆因《通鉴》将转掠十五州编入十一月，故连带而致误也。唯广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论其时间，殊为近之。又《新·传》云：“张璘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按传首列仙芝大将李重霸而传内无名，谅即同一人。
72. 《旧·传》谓璘被杀于天长，且误记于南据交广之前，《旧·高骈传》略同；惟《旧·纪》则著于此次渡江之前，《新·纪》更标明为信州，兹从之，可参《通鉴考异》二四。
73.《新·传》于取宣州下称，刘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按《通鉴》五月下称汉宏之党，侵掠宋、兖，六月称汉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请于濠州归降，唐以为宿州刺史，是汉宏并未与巢合军，《新·传》误。
《吴越备史》一云：“汉宏，兖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与巢合。
74.渡江，《旧·高骈传》作“广明元年夏”，《妖乱志》及《旧·纪》均作七月。《通鉴》胡注云：“采石戍在宣州当涂县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旧·纪》称，“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新书》一八七《罕之传》：“随黄巢渡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传》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动；《新·巢传》乃云，“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殊误，《史话》称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页）即因过信《新·传》。
75.《新·纪》先滁后和，于顺序不合。
76.《旧·纪》，“十月乃悉众渡淮”，《旧·传》作“九月渡淮”，今从《旧·传》。
77.此号见《旧·纪》、《新·传》。《通鉴》本年十一月下载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按《续宝运录》谓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是否两人称号相同，未详（《史话》二二三页倒作“补天”）。《史话》以率土大将军为巢在广南时之称号，（二一九页）绝对无据。
78.《史话》引此节，称本自“《唐书·黄巢传》”；今考《新·巢传》并无其文，盖据别书转引，并未检对原文也。
79.《通鉴》承《新·传》文（引见本页注①），于破申州后称，“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颍州外，宋、徐、兖均偏在东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话》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页）按《惊听录》引豆卢瑑奏，只言“淮南九驿，便至泗州”，《通鉴》亦只言卢携请急发诸道兵扼泗州，并无巢克泗州事，《史话》之无根如此。
80.《通鉴》书在十日庚申之前。
81.《旧·传》、《新·纪》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作己巳，后差两天。
82.廿二日克虢州，《新·纪》、《通鉴》均与《旧·纪》同；考虢州西北至潼关一百三十里，自关至华州一百二十里，又华州西至长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当日系取急进战略，而唐军方面，只有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据《通鉴》），无如何梗阻，若依《通鉴》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锋方抵关下，则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迟。张承范表称，“到关之日，巨寇已来”，盖谓到关之前，巢已攻潼，《通鉴》乃误会为双方同日到潼也。
83.《新·纪》，《通鉴》皆作壬午（三日），当据宋敏求改编之《补实录》，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后来程途差之，则《旧·纪》较可信。《史话》云：“张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关，十二月壬午失潼关，时间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页）按《通鉴》明言，十一月“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丁丑，承范等至华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由承范庚辰至潼计至壬午失关（依《通鉴》言），前后仅三日，《史话》乃以至华之日为至潼之日，颟顸已极。抑承范表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数至庚辰，编史者未将史文从头至尾仔细看过，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误会。
84.《旧·传》作奋钤，今依《通鉴》。但《通鉴》明年四月下又有华州刺史乔谦，不知是否同一人。
85.昭应，宋改临潼，西至京五十里，见《长安志》一五。
86.《旧》《纪》、《传》及《通鉴》均作甲申（五日），惟《新·纪》作丙戌（七日）；按韦庄《秦妇吟》：“前年庚子腊月五，……已见白旗来匝地。”无论如何，前锋五日已入长安矣。金吾，《旧·传》、《新》《纪》、《传》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云：“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陂头。”右骁卫想是兼职，陂头必灞上地名。《秦妇吟》又云：“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盖义军进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87.此当是对俗间所用之称呼，巢以前并未有王号，《补实录》谓巢自称黄王，殆涉是而误会者。
88.涉各项任命及其姓名，《旧》《纪》、《传》及《新·传》、《通鉴》等各有详略异同，今参合记之。赵璋，《笔耕集》一一及《新·传》、《通鉴》同，《新·传》则传古、全古并见。王璠，旧、新《传》及《旧·郑畋传》同，《通鉴》又璠、播并见。此外朱实、刘塘、张言均见《旧·传》，《新·传》则作米实、刘瑭、张全。《史话》误谏议大夫为御史大夫，误传达旨意之枢密使为军事人员，所举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杨希古（见上四十五节）、沈云翔（见《旧·纪》）二人，反之，以赵璋为降官，（均二二八页）于书无据。
皮日休事迹，各书所记不同：《北梦琐言》谓黄巢时遇害，《唐语林》谓寇死浙中，《该闻录》谓陷黄巢，被诛，尹师鲁则言其后依钱氏，官太常博士云（《老学庵笔记》）。
89.《旧·传》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与《旧·纪》及《通鉴》异，其下文递言“四日”，“五日”，则“三”非“五”祇，所谓传闻异辞也。
90.就实际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写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旧历月份，揆诸文义，实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国人读之，更易发生误会。如为避免查对，我仍主张用“广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记法，否则月份亦应检《中西历对照表》改正，方两不相背，余可类推。
91.爽之降巢《旧·纪》在中和元年八月，当误（见《殿本考证》），今从《新·纪》及《通鉴》。《史话》云：“当时方镇大使先后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军留后周岌，河中军留后王重荣，感化军留后时溥，平卢军留后王敬武，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二二九页）按爽之河阳节度，系巢所授，（《旧书》一八二）非以河阳来降，《新·纪》实创其误，《玉泉子》称，“黄巢入洛，（邓厂）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所谓“巢寇又来”，即爽受巢命而来也。周岌其时已正授节度，非复“留后”（见《通鉴》），时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为留后，王敬武又迟至二年九月（此据《新·纪》及《通鉴》，唯《旧·纪》系敬武留后于元年十月），时溥更无降附革命军之事迹，《史话》所叙，殊欠分明。
92.此据《通鉴》。《旧书》一八二《重荣传》：“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邺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鉴》，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旧·传》所记“元年夏”，系指授官时言之。
93.龙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旧·传》、《新·纪》及《旧·郑畋传》系此役于二月，《旧·纪》、《通鉴》在三月，盖其事亘二、三两月也。领兵者《旧·纪》、《新·传》著林言、尚让，《旧·畋传》及《通鉴》无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鉴》此处作王播），《旧·传》只称尚让。“斩馘万计”见《旧·畋传》，《通鉴》作“斩首二万余级”。又《旧·传》中和二年有“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一段，实元年事之误编，只看其后接叙王处存一段，应属于元年（参下页注③），弘夫亦死于元年，便可比较知之，惟地点在兴平小异，当是四月进逼京师前之另一战役，应与《新·纪》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之一段相当。
94.《新·纪》二月下称“邠宁将王玫陷邠州”，似王玫为起义之唐将，巢因而授以节度；《通鉴》四月下谓“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恐未确。
95.《旧·纪》，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讹孝恭，广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纪》作孝章；《新·传》则孝章、孝昌并见（《新·党项传》亦作孝昌），《通鉴》作孝昌。又《旧·传》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师屯武功。”《殿本考证》谓“鄜延下当脱‘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96.《史话》云：“感化军节度使时溥、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都先后叛归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页）按溥未尝降巢，见上页注②，且溥八月才自为留后，三、四月时尚是牙将，尤征《史话》之无稽。
97.《新·传》云：“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鉴考异》辨之云：“《旧》《纪》、《传》、《新·传》皆云弘夫败在二年二月，《惊听录》、《唐年补录》、《新·纪》、《实录》皆在此年四月，《新·纪》日尤详，今从之。”按《旧·纪》二年书弘夫胜，处存败，《旧·传》亦只言二年处存败，《考异》所辨，尚欠分明。关于兴平或咸阳之役，已引见上页注②。
98.《旧·纪》称“贼伪遁去”，《新·传》称“巢窃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觇城中弛备”，是巢为有意空城以诱官军；《通鉴》最初只言“黄巢帅众东走”，未免掩盖当时真相。
99.宗楚、弘夫入京，只见《新》《纪》、《传》及《通鉴》，《新·传》、《通鉴》兼及处存，《新·传》更增邠军（朱玫）。《旧》《纪》、《传》误将处存事编入二年（见上页注②），《旧·传》云：“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按《通鉴》五月始称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杨复光，《旧·传》所称“忠武之师”，是否先时援京所留下，来历不明，故从阙疑。《通鉴》叙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话》引文漏“恐”字，又误读“分其功不报”为句，“凤翔、鄜夏”连下“军士”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处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溃不成军”之误解（二三三页）。按凤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并未参预入京之役，故三日后（庚寅）得与巢军战于土桥也。
100.此据《新·纪》及《通鉴》；《新·传》只谓害弘夫，故后来王铎出总师干时，再见“程宗楚营京右”之记载。
101.处存原驻渭桥，还营者还渭桥也；沙苑是重荣屯地，此次并未参与入京，则渭桥、沙苑两地恐未收复。《史话》云：“收复了渭北、渭桥、兴平、沙苑几个军事据点。”（二三三页）殊有言过其实之处，参本页注⑥。
102.《新》二二一上《党项传》称：拓拔思恭“次王桥，为巢所败”，王桥殆三桥之讹。在京城西，见《通鉴》二三一兴元元年注。
103.周连宽认高浔是高劭之误，举出二疑、三证，因之，又以《旧五代史》二〇之高劭为高劬之误，（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页）其错盖由于确定高浔即高劭而起。唐代许多将相，两《唐书》皆未立传，尤其唐末无实录可据，浔之无传，并不可疑。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一二之《报昭义成璘》，系迎取浔之家口，一五之《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又是祭浔之作，周疑“《笔耕集》毫不提及”，实缘彼先确立“高浔即高劭”之错误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证，今不必逐一条驳，只举两项反证，便知浔、劭各为一人，断乎其不能并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昭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笔耕》一五）则浔是高骈侄孙，“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则劭是骈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浔、劭不能强并者此其一。浔于咸通九年已为安南都护，乾符六年二月由陕虢观察转昭义节度，固周氏所承认之事实；劭官则《奏侄男劭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云：“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节度河中时，劭为蒲州司录参军，服荣四句言其以收复华州有功，得赐金紫及检校郎官之职衔，且由司录参军超升为华州别驾（通守是隋末所设，位次于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时，浔是检校仆射（从二品）、昭义节度，劭不过司隶参军（七品），洊升之后，仍止四品，职位之高下悬殊。且《旧·纪》称以王徽代浔，贬浔端州刺史，若由别驾改刺史，则不是贬而是升，不能强并者此其二。周氏无非强调同是收复华州，同属昭义部队，同为高骈亲人，然只见其小同而未见其大异。领昭义两句犹言劭系收华州案内有功人员，论劭之官，此时已隶于重荣（重荣继李都为河中节度），论其军团，则高浔所部，劭在高浔与重荣联合领导之下，参加取华，初不定与浔为一人。骈文叙事，容有辞不达意，周既未细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华之唯一领导人，故铸此错。抑浔于本年被杀，依周之解释，即劭于本年被杀，由是，对光启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别觅一高劬以为之代。按《旧五代史》二〇《劭传》云：“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唐僖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与《笔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误别驾为刺史），而周偏谓其“毫不相类”。若高劬之官，则是“前鄂州都团练副使，……始佐理于江阳，旋从知于寒壤”，（《笔耕集》四）与薛史所记弗符，而周偏断薛史之“劭”为“劬”讹，何也？窃尝合《奏华州失守状》及《劭传》观之，相信无论河中司录或华州别驾，都同于近世之挂名保举，未尝之官，《失守状》所云“旋见脱归”，只是门面转圜之语，周氏乃以比浔“奔河中”，则又误虚为实也。
104.《旧·纪》系于八月，《新·纪》、《通鉴》同作六月，《新·纪》且著日，故从之。奉天今乾县。依此，知兴平据点，亦至是始被义军攻克。
105.参据《通鉴》及《新·传》。
106.《旧·纪》误“同州”。
107.月日据《新·纪》，《通鉴》本年下漏书九月，故读来一如八月之事。
108.日据《新·纪》。《通鉴》云：“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唯《新·传》云：“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刺史名与《通鉴》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