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11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11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11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113.骈《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
11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冋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风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11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又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116.《新·传》云：“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按涝水出鄠县，东北入咸阳，凤翔则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凤翔军，非凤翔辖境，今节取之。
117.《旧·纪》系温降于八月庚子朔，兹从《新·纪》及《通鉴》。杀监军严实见《旧·纪》及《通鉴》，《新·传》则称“即斩贼大将马恭”，大约所杀者不止一人。
118.《新五代史》一及《通鉴》作瞳，《旧·纪》作曈。
119.《新·纪》、《通鉴》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旧·纪》云：“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通鉴》云：“以温为同华节度使。”按华州是时不在唐军手中，事同于惠而不费，未必如此恶作剧。《通鉴》既记同华节度，又于十月下再著授官，与《新·纪》同，尤不可信，因同、华二州，唐代向来分治也。《史话》引《通鉴》此一段，竟误题作“《唐书·黄巢传》”。（二三七—二三八页）
120.《旧·纪》作黄邺。《新·传》在此处作黄思邺，《通鉴》承用之，故两书皆前后矛盾。
121.邺并未死，《考异》已辨《补实录》之误。《旧·纪》十一月下，“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刺史”，“部将”指详之部下，《新·传》云：“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误会。
12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通鉴》则谓“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解释不同，似前说较可信。吕振羽称唐求助于突厥、吐蕃，（同前引书二〇〇页）按就族类而言，沙陀可属于“突厥族”，但非隋、唐时之“突厥”，若吐蕃则时方衰弱，唐并无求助之举。
123.《旧·纪》与《新五代史》同。《通鉴》于十一月下既称万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万，盖杂采两项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书》二一八《沙陀传》作步骑三万五千）。
124.月日据《通鉴》，惟《旧》《纪》、《传》、《新·传》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注：“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则乾坑似在沙苑西北。《旧·纪》云：“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系误合两地为一地。
125.此役，旧、新《传》及《通鉴》皆记在二月，《旧·纪》及《新五代史》记在三月。十万之数，据旧、新《传》，《通鉴》作十五万，良天名据《旧·纪》，惟旧新《传》、旧新《王重荣传》、《新·沙陀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作梁田。《旧·纪》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军与贼将赵章、尚让战于成店，贼军大败，追奔至良天坡，横尸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确知所在，丁谦《沙陀传考证》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鉴》载，克用败贼于沙苑，即系此战。”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鉴》，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后不同，丁氏误。又《旧·重荣传》于朱温既降之后，重荣、复光谋召克用之前，叙称：“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掎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荣传》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赵璋如已被执，此时不应复在巢军，是知旧、新《重荣传》都误以中和三年之事，倒叙在先。
126.《秦妇吟》云“又道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记在三月之前；按《长安志》一一，“竹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方舆记》曰，竹水，俗谓之赤水”，毕沅“案《水经注》云，竹水南出竹山，……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当是围华前后之事。
127.《旧·纪》以良天坡之败系于壬申，《新·纪》未提良天坡，只云，“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据《长安志》一五，零口镇在临潼县东四十五里，约当长安、华州间之半途。《新·传》及《通鉴》都分良天坡、零口为两役，可信非同一地点，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128.《旧·传》云“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附二月下，《新·传》略同。《旧·纪》则云：“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邺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败巢将黄邺于石堤谷。”“邺”应“揆”之误。但无论为揆为邺，此时都未被擒，《旧·纪》不可信。月日今据《通鉴》书之。
129.此据《旧·纪》及《通鉴》；《旧·传》称“四月八日，克用……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纪》亦称，“甲辰，又败之于渭桥”，据《长安志》一一，渭桥镇在万年县东四十里，即东渭桥李晟屯兵处。《史话》云：“黄巢集中十五万大兵，扼守渭桥，双方展开了激战之后，农民军一面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二四一页）按《新·传》云“巢夜奔，众犹十五万”，是言巢离长安时犹有此数，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桥。至渭桥（或渭南）一役，无论旧新《纪》、《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说巢军失败，《史话》翻易言为“击退唐军”，直是歪曲史实，使人得不到革命军何以失败的教训。
130.《考异》据杨复光露布（见《旧》《纪》、《传》），断巢离长安为四月八日。按《后唐太祖编年录》、《唐年补录》均称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编年录》称乙巳出走，翌日官军入京，《旧·传》称十日（丙午）夜出走，诘旦克用入京，《新·纪》取丙午复京师之说，《补实录》取乙巳收京师之说。此外，张《耆旧传》称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庆《耆旧传》称四年正月十日收复长安，年月虽有错讹，而为十日则相同，《旧·纪》称，“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四月内固无己卯、庚辰（以上均见《考异》），但假己、庚为癸、甲之讹，则《旧·纪》又与复光露布相合。所难决者，高骈《贺收复京阙表》云：“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及都监杨复光下诸都马军，齐入京城，与贼交战，约杀却贼步军一万余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往东南路去。”（《笔耕》一，同书六《贺状》略同）固作十日，此为司马氏未见之别一重要史料，亦许分队退却，故记载有参差。七盘山在蓝田县南二十里（《长安志》一六），蓝田关在县东南九十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又长安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131.据《长安志》六，禁苑东面二门，南曰光泰门。《补实录》谓巢“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据《考异》引），盖误官军之入路为义师之出路。
132.高骈《致诸葛爽书》云：“访聆贼巢自逃商岭，久逼许田，蔡师相连，狂锋尚炽。”（《笔耕集》八）
133.《新·纪》系攻陈于八月，兹从《旧·纪》及《通鉴》。
134.《旧·纪》云：“贼攻（陈州）城急，徐州节度使时溥、许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师护援之”，此于辞义尚无妨碍。《通鉴》乃稍改其文，于秦宗权围许之下，始称，“赵犨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则大犯语病；所因岌节度忠武，陈州是其本管，不得谓之“邻道”，而且忠武治许州，于时岌本身尚在被围，何从引救？以是见改编旧史之工作，稍一失检，便引生新的错误。
135.《考异》云：“《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案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今从《旧·纪》。”按旧、新《传》均以为克用二月由蒲陕济河，惟《旧·纪》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东下洛阳”，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鉴》云，“二月，……自陕、河中度河而东”，所依者乃旧、新《传》之说，非《旧·纪》之说，《考异》竟以为从《旧·纪》，未免有点糊涂。若《唐末见闻录》之误，不过将度河之日，记为出发之日耳。
136.《通鉴》，“夏四月，癸巳（三日），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与《旧·纪》不合，盖采自《旧·传》，惟特著癸巳，未审所据，今依《旧·纪》。又宗权再次附唐，应在此时。
137.《旧·纪》，“黄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华西南，余初颇疑其不实，后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围部队，因官军从北而来，故初时须向西南退却也。
138.《通鉴》作“东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纪》云“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黄巢战，败之”，未举地点。佐野称中和四年巢在汴州为其部下所杀，（《中国历史教程》二五一页）大误。
139.《通鉴》三月下云：“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宾传》：“初为尚让偏将，与太祖战尉氏门，为太祖所败，唐宾乃降梁”，则唐宾降温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辖境。又同书二三《虔裕传》：“琅琊临沂人也，……少从诸葛爽起兵青、棣间，……中和三年，孙儒陷河阳，虔裕随爽奔于梁，是时太祖新就镇，黄巢、秦宗权等兵方盛，……”按孙儒陷河阳在光启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错误，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尝直隶黄巢，且籍贯亦异，不审司马何据。
140.《通鉴》云：“丙寅（六日），克用……发许州。”依两军交战地理观之，其说可信。《旧·传》以为“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新·传》又以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说来曲折，《新·传》尤属难通。彼所谓“度水”、“涉汴”及“度河”，实除上均是渡汴（唐时黄河经濬、滑东北出，不过汴州，封丘、胙城皆在黄河之南）。从南方来只须一渡，无缘三渡，克用对巢取紧迫战略，有后来行事可证，何故西赴郑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盖宋祁杂采《旧》《纪》、《传》及其他史料，无法剪裁联贯，故有此不合事理之复述。李用、杨景即李周、杨景彪之讹夺，但《旧·纪》称：“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又与《旧·传》异。
141.各名据《新·传》；《旧·纪》无归厚，《通鉴》无杨能，《旧·传》有“杨霍”，当即“杨能、霍存”之残文。
142.此据《旧·纪》。《旧·传》则作“追击至济阴而还”；按济阴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济阴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传》言巢奔兖州，乃过曹州以后之事（兖在曹州东三百七十里）。《新·纪》称，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战于冤句，败之”，只系想当然之记叙；如克用果追及巢于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143.《笔耕》一及《新·传》皆作景瑜，《旧·纪》讹景思；惟《旧·传》谓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
144.《通鉴》云：“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瑕丘，兖州治）除月日外，事实本自《旧·纪》。按高骈《贺杀黄巢表》称，得时溥状报：“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枭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笔耕集》一）；莱芜更在瑕丘东北二百六十里，今从《笔耕》。
145.《旧·纪》作七月癸酉（十五日），盖误六月为七月；《新·纪》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旧·纪》乃报到成都之日，今据前条引《笔耕》。《通鉴》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
146.《新·传》云，“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旧·传》七人中只著邺、揆两名。
147.毕沅《关中金石记》八《元顺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庙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尧封也；或曰，尧封名伟，中和三年黄巢乱，有太白山人献计于伟曰，一发牛山，巢灭，掘之，得黄要兽，置剑其上，斩之，巢败，伟由是得道，至宋封为忠惠王。”此齐东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迹考》一书（石印奇晋斋本）旧题宋人撰，显系综合旧、新《书》尤其是《通鉴》而以己意裁成者，别无重要殊异，其中不合之处，已分见各注，今只顺次摘要指出，无烦再加讨论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于长垣，三年七月宋威击仙芝于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后，七月前）巢陷虔、吉、饶、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纪》、《通鉴》皆作十二月，殆误脱“二”字），六年正月节度使高骈遣将分道击黄巢，大破之，李系将兵五万屯澶州（澶是潭讹），其余错字不复一一校。
此书之钞撮旧史，可举二三事为证：
（一）“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彬州守险……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钞《新·高骈传》及《通鉴》，彬应作郴，扈应作邕。
（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王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殉（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陈蔡，掠河中漕米数千艘”；此一段钞自《新》一八七《重荣传》，而《新·传》执李详之一节又本自《旧》一八二《重荣传》（《旧·传》作李详），但李详后来实为黄巢所杀，此时未被执徇，旧、新《重荣传》当误。复次，《新·重荣传》本云“出兵夏阳”，此乃作“出兵陈蔡”，则差以千里。（《新·巢传》之“使朱温攻四关”，以《新·重荣传》证之，知系“攻西关”之讹）
（三）中和二年十月后称，“贼帅韩秀昇、屈行从断峡江路”，此句系钞自《通鉴》，但韩、屈为长江民军，与黄巢无涉。
又如陷虔、吉、饶、信，此书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后、七月前，不过沿《旧·纪》、《通鉴》记之（原作三月），并非谓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贸易港研究》附表），可谓呆读史书。
总言之，此书不过钞撮旧文，对于黄巢事迹之研究，直无丝毫补助，自可束之高阁，是为定评。韩考屡引此书作强证，则未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信值也。
148.此据《新·传》。韩考引《九国志》一一《邓进忠传》，浩为巢弟，并未被杀，与《新·传》异，（一三三页）则《新·传》所记，未必信史。
149.林言被杀，已见前文；尚让后事，不可确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传》云：“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妻也。”溥而纳让之妻以为姬，则让想亦早遭毒手矣。
150.二三三页，所谓胜利时机，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复入京一事。
151.二四〇页，按《新·传》云：“出蓝田，入商山，委辎重珍资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亦略见退走时狼狈情形。
152.《史话》云“从五月围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页）殊犯语病；据史料，实由六月围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军至，则巢尚未解围也。
153.同上页①，按蔡州名奉国军节度，此时无“淮蔡节度”之名，《史话》误。
154.黄巢起义对社会生产力如何影响，自是一般读史者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关键，非将革命前期（唐）与后期（五代及宋）的经济发展，得出真确状况的比勘，不容易轻下断论，只凭片断的记载是不能推论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连浅入也说不上，当然无从提出积极的意见，然而对近人某些说法，也多少存着疑问；比如孙祚民说：“这次起义成为从中世纪庄园地主经济过渡到近古新兴地主经济的重要契机。附着于土地上的、带有隶属性的农奴从世族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九页）然而唐代耕庄田的是否大部为农奴，似乎还没有什么确证，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却认为宋代的庄园继续发达（并参一九五六年《历史教学》四期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占有情况的初步探索》）。其次，论到巢的流动作战，孙氏不冋意“在绝对优势敌人压力下，为适应具体情况而采用机动战术”的说法，它的内在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群众中间游民阶层的相当大数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页）可是我的看法，凡起义军都包含相当大量游民阶层的，如果不错，则孙氏所驳“并没有回避流动，而是据地坚持反抗”的现象，就难以说得通了。总之，流动或不流动，环境情势与领导人物应该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非常复杂，如果想作一个呆板的公式来套上，反而会脱离实际。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过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东形势亦复如是，南入福州，许有不得已之苦衷，广州物资丰富，那时当远胜闽地，到桂之后，部下都劝其北归，是亦有不以流动为然者，焉能一概而论也。凡此问题，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讨，遽作断结，尚非其时。
五十二节
155.《西突厥史料》一九六页、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三七页均承用此说。
156.应正云“西戎”；然《孟子·离娄下》已称文王为“西夷之人也”，此即前文四十八节所谓较后的作品，不复知夷、蛮、戎、狄为东、南、西、北之别者。
157.金娑山，沙畹以博克达鄂拉（Bogdo ola）当之，（《西突厥史料》七八页）又以蒲类为巴尔库勒淖尔（Barkul nor，同上），系据《西域图志》二一而加以引申。按山南曰阳，如居博克达南，则在天山南路，如居巴尔库勒东，则在天山北路，两解殊不相容，余别有详辨。大抵处月牧地，应在今空格斯流域迤北。丁谦《沙陀传考证》云：“金娑山在巴里坤城东北三百余里，《西图》作尼赤金山”，无非因蒲类海而旁想及之，并无他据。
158.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birija sadapyt baglar（右厢之……诸匍）之sadapyt相比；（同前引田坂兴道文六二〇页）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二三页）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薛延陀即Syrtardus之tardus，本来亦突厥行政区之名称。
159.《新·传》书金山死于先天初（七一二）之前，但《元龟》九七一著先天元年十月突厥沙陁金山来朝，同书九七四又著开元二年（七一四）十二月沙陁金山来朝，沙畹因疑金山享年甚永，但又与《新·传》不合。（《史料》二三七页）余按《元和姓纂》三称沙陁，“西北蕃突骑施首领也，神龙、右骑卫大将军金满州都督张掖公沙陁金山，开元、左羽林卫大将军永寿郡王沙陁辅国”，（参拙著《四校记》三卷二五一页苏农条）似金山确卒于先天之前；《元龟》仍书沙陁金山者，或承旧文，未暇详审而误为国名也。特进永寿郡王沙陁辅国见《开元十七年庆唐观铭》碑阴。（《山右金石志》六）
160.《姓纂》三有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酒泉公沙陁尽忠（见同上拙著《四校记》）。蓝著引《姓纂》，初唐归化沙陀人有沙叱（应作吒）阿博、沙陀忠仪两支；（三七页）按沙吒阿博实舍利阿博之讹。沙陀忠仪乃沙吒忠义之讹，李峤《行制》称为“三韩旧族，九种名家”，则是百济人。此两支均与沙陀无涉，说详拙著《四校记》五卷四一一—四一二页。
161.《新·回鹘传》：“沙陀别部六千帐与北廷相依，……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又《沙陀传》“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廷，陷之”，说略相同。唯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谓尽忠说回纥忠贞可汗援北庭，贞元六年十二月为北庭之众所劫，降于吐蕃，殆为后唐讳也。
162.《沙陀传》称：“士裁二千，骑七百。”《语林》六：“元和中三千人归顺，隶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主之”，《旧》一五一《希朝传》则谓“众且万人”，赵凤《纪年录》亦谓“犹有马三千骑，胜兵一万”。《沙陀传》下文又云：“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实本自《元龟》一七〇所著、元和三年六月“沙陀突厥七百人携其亲属归于振武节度使范希朝，乃授其大首领曷勒阿波阴山府都督”（《旧·纪》一四文同，惟讹振为镇，阿为河），是沙陀来归，本分两次，据《旧·希朝传》，彼于德宗时官振武节度（《旧》一四四《杜希全传》在贞元九年），而《纪年录》作河西灵盐；又于元和二年官朔方灵盐节度（《纪年录》及《旧·纪》二年下同），而《元龟》及《旧·纪》三年下作振武；以此比勘，知各书互有错误。复次，《纪年录》言执宜初授阴山府都督，元和元年七月入觐，留宿卫，二年，吐蕃诱党项寇河西，执宜佐希朝往讨之，事平，戍西受降城；核其年月，正下与阿波授阴山府都督相衔接，由是思之，《纪年录》所称执宜于贞元十七年（八〇一）来降，殆未可厚非。《通鉴考异》一九所辨（“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仍未能比勘各史，细求其致误之因；且将执宜、阿波之降，同纳入元和三年，执宜先降，众近万人，既置阴山府而彼仅为兵马使，阿波后降，众止七百，而授以都督，试问如此处置，其果合于事理耶？
163.据《通鉴》胡注，神武川在唐之马邑善阳县界；按善阳即今朔县。黄花堆，《通鉴》二〇四胡注云：“意即黄瓜堆”，夏德以为在今大同东桑乾之南岸，余按黄瓜阜见《水经注》一三《湿水》下，当在今山阴县境，拙著《突厥集史》卷八别有详考。
164.并参《旧书》一六一《刘沔传》。
165.《新·沙陀传》：“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乃徙节振武”；此传末节叙事之可信，有《赐卢简方诏》为证，诏云：“李国昌久怀忠节，显著功劳，朝廷亦三受土疆，两移旄节”（见《旧·纪》，应是乾符五年所下，今误编入咸通十四），三受土疆者谓朔、蔚、云三州，两移旄节则鄜延、振武二节度也。惟《旧·纪》一九上，咸通十一年（二月己酉，非正月），河东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为“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李国昌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新五代史》四略同）；又《通鉴》咸通十年十月，“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十一年十二月，“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关于国昌历官，所记互异。试为比勘，《旧·纪》言最初即授振武，当不可信。其次，大同节度之名，亦有可疑，《通鉴》胡注云：“会昌中已置大同军团练使于云州，寻为防御，今陛为节镇。”即指出《通鉴》咸通十年才置大同军之不确，若“今陛为节镇”一句，无非循文面解释，不能为事实作证佐。考《旧书》一九上，咸通十三年叙段文楚、李国昌、卢简方数人之官，皆称大同军防御使，克用亦只自称防御留后，则在此已前，大同军似未尝升为节度（《新书》一八二《简方传》称大同节度，显系错误）。果三数年前曾置节度，简方此次除授，为何不因仍旧贯而偏要“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耶？（此乃《旧·纪》所录唐帝对简方之言，由节度改防御，故曰“屈转”）由此观之，余相信此年国昌所除，只是大同军防御使，《新·传》误为大同军节度而《通鉴》沿之也，并参本页注①。
166.度扰灵、盐在何年，无别文可考，孙楷第云：“此所记回鹘入寇，当是咸通十年及十一年之事”（按此所云入寇，包天德在内），又云：“乾符元年，党项、回鹘寇天德军，是时振武节度使仍为李国昌。然距咸通十一年受命镇振武，已五年之久。近吴氏《唐方镇年表》以乾符元年为国昌初任振武节度之年，盖误合《新书·沙陀传》及《通鉴》乾符元年所书回鹘事为一事。”（同前引《张淮深变文跋》三九六页）孙氏将回纥入寇置于咸通十及十一年，系先行确认《旧·纪》、《通鉴》国昌除振武在咸通十一之无误，然《旧·纪》等此项记载之信值，本大有疑问。《旧·纪》，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初次赏功（由河东行营招讨使除），《通鉴》，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第三次迁调，且前书在二月，后书在十二月，《旧·纪》、《通鉴》之间，固互有殊异，亦即反映记录之未必无差。孙氏唯先持十一年除振武之成见，于是不得不认寇天德有两次；按《新·纪》，乾符元年“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通鉴》同），未见有两寇天徳之痕迹，不得谓吴氏《方镇年表》为误合，其误反在孙氏也。余尝根据《新书·方镇年表》，会昌四年“升大同都团练使为大同都防御使”，又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决国昌初除只是大同防御（参前条注），其时间为咸通十年年底或最迟十一年初，升鄜延疑在十三年，亦即党项、回纥扰榆林、灵、盐之岁（吴氏《方镇年表》列国昌任鄜坊始咸通十年，疑不确），继其任者当为支谟、段文楚（据《唐末见闻录》）。《旧·纪》、《通鉴》皆将国昌离振武误附于十三年，试参合《新·纪》、《新·传》，国昌初任振武，仍应依吴氏《方镇表》列入乾符元年。
167.说见前条注。
168.关于三部落，《新五代史》四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通鉴》二五一胡注云：“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按《新·沙陀传》有“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之语，《通鉴》于乾符五及广明元著萨葛酋米海万，广明元著安庆都督史敬存，米、史都是中亚胡之姓，如胡注不误，则沙陀部落内杂中亚胡族，故说者有石晋是沙陀之误会。张西曼曾撰《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见《边政公论》一卷二期，能否成立，犹待公评；吾人最应分清者，沙陀是突厥族，中亚胡是伊兰族，突厥、伊兰两族之间，自古已来，固不少糅混也。
169. 除《新五代史》称国昌拒命在先克用杀文楚在后（大致本《旧·纪》）未可信据外，单就杀文楚之年月而言，计有不同之四说：（1）最早为《庄宗功臣列传》及《旧·纪》之咸通十三年十二月。（2）《补实录》之乾符元年十二月。（3）《后唐太祖纪年录》之乾符三年。（4）《唐末见闻录》之乾符五年二月。惟《旧·纪》乾符五年正月又称，“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按陷遮虏军与杀文楚实同一事件之发展（参《新·纪》及《唐末见闻录》），今一置在咸通十三年，一置在乾符五年（《新五代史》同），可见咸通十三年说之未确。《考异》云：“按《庄宗列传》、《旧·纪》，克用杀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欧阳修《五代史记》取之；《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传》取之；《见闻录》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纪》取之；惟《实录》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据何书也。……《唐末见闻录》叙月、日，今从之。”《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沙陀传》书此事在乾符三年，则三字为五字之讹，观上文王仙芝陷荆襄是四年事，可见。”《旧·纪》，咸通十三年五月即著段文楚除大同防御，亦似失之过早。
170.《赐简方诏》有“知卿两任云中”之言，依《新·简方传》，初次在擢义昌（即沧景）节度之前，二次由太仆卿出授，此其第二次也；惟传文误为“大同节度”，已辨见前四○六页注③。简方再任，《庄宗功臣列传》误列于咸通十四年正月，《旧·纪》误列于十三年十二月（惟由太仆卿除授，与《简方传》同），且以为因国昌拒命而除；殊不知成通末国昌尚未拒命，而纪下文载唐帝对简方语：“朕以沙陀、退浑，挠乱边鄙，……且忍屈为朕此行，具达朕旨，安慰国昌，勿令有所猜嫌。”（据《考异》引，退浑，今本作羌浑）前截只指大同军沙陀反侧，后截更见得其时国昌尚未表明抗拒态度。若《补实录》以简方除大同附乾符元年十二月，则正如《考异》所评，随文楚死后而接续书之，未足据也。《廿二史考异》五六信国昌拒命在咸通十四，《互证》二〇从之，均未尝就国昌历官作想。
171.《唐末见闻录》四月下称，“当月内有敕送节到，除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充振武节度使，除振武节度使李尚书充大同军节度使”；按敕到之月，非必原来除授之月，《旧·纪》作咸通十四年“三月，以新除大同军使卢简方为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时李国昌据振武，简方至岚州而卒”，年虽误而月未必误。《见闻录》称简方为“前”使，《通鉴》从之，“前”者对已停之官而言，亦不如《旧·纪》“新除”之确，新除，谓未上任也。《考异》云：“《实录·国昌传》及《献祖纪年录》、《旧·唐本纪》俱不言国昌为大同节度使，独《实录》于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国昌杀监军，不肯代。”按《补实录·国昌传》既未言，何又谓独《实录》言之，今参据《考异》前后引文，乃知“独《实录》”为“独《见闻录》”之误。又《新·纪》九言五年“八月，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陷岢岚军”，《新·表》言五年升大同防御为节度，于时国昌已两拥节旄，唐且欲藉父以制子，因国昌之故，特提升防御为节度，使表面上不为降调，知当年事势，必应如是也。简言之，升大同为节度，纯因国昌而发，简方时仍是防御，且未上任便调振武，《新·简方传》之“领大同节度，久之，徙振武军”，为两失之。
172.达靼源流，余别有详考，译名不一，见于唐人著作者以贾耽《通道记》之“达旦”为最先，相当于突厥文《阙特勤碑》之Tatar，英人Parker著《鞑靼千年史》，误认《魏志》乌丸大人蹋顿即达靼之原音（按蹋字古读唇音收声）。《辽史》有阻卜，《金史》有阻，王国维以为元人讳达靼所改，论甚薄弱，徐炳昶首著《阻卜非鞑靼考》辨之（《女师大学术季刊》一期），王静如又著《论鞑靼非阻卜》（《史语所集刊》二本三分），谓阻卜为藏文之Sogpo，指蒙古人（阻卜问题尚无论定）。惟蒙古初期有名塔塔儿者，确为别种同名达靼之后，本室韦族类，蒙人亦或依其名以行（非纯是宋人之错误），宋、明人于是常称蒙人曰鞑靼，明人更用此名以鄙贱满洲，致清代官书乃讳鞑靼字。在西方则真蒙人以见称鞑靼为侮辱，而假（或准）蒙人反以冒名鞑靼为荣，驯至漠北民族总被加以此称，迥异乎唐时之真相矣。（参近刊《中大学报》拙著《达怛问题》）
五十三节
173.此等官吏亦有分驻外地者，“内”“外”之别，只就其隶属言之。
174.《语林》八称，开元已前，节制并无宪官，幽州张守珪始加御史大夫。
175.知杂事者曰杂端，否则为散端。
176.《新书》四六“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未知所指。考李吉甫《元和百司举要》称：“文班八十四司、四百六十员，武班二十六司、一百八十员，都计六百四十员。”又称：“在京文武官及府县总三千七百九十九员。”陈振孙意为当时实数（据《书录解题》六引）。裴、李同时人，不应有此巨大差异，元和初有县约一千五百（参四十节），即使每县一令一丞，已占三千之数，其他州、县佐官，数还不少。李书今不可见，寻其“举要”之称，必仅指班之首要言之，吾人勿庸因此而别生轩轾。陈氏得见原书，未细加分析，即臆定为当时实数，真累人不浅。
177.据内藤乾吉《论〈唐六典〉之行用》（《东方学报》七册一一○—一一二页）引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
178.据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又内藤虎次郎研究唐代卫禁律，亦认为日律与唐律大致相同。（《唐代文献丛考》）
179.据《新书》，永徽后，一品月俸、食料、杂项共十一千。而《旧书》一四元和六年中书奏：旧章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余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自一品已下，多少可知，艰难已来，禁网渐弛，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十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又《会要》九一载开元二十四年定令，一品月俸三十一千，二品二十四千（原散数讹“月俸六千”，应依总正为“六千五百”），三品十七千，四品一十二千四百（原讹“一十一千八百六十七文”，今以散数合计，校正如上），五品九千一百（原讹“二百”，亦依散数校正），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十（“五十”原讹“五百”，兹依散数校正），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文，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文，复次，《新书》五五言大历时“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至十万”，当与《旧书》一四之史料同源，但九十万为九百贯，比《旧书》为十倍，又十万为百贯，又只《旧书》十分之一，惟《会要》九一作“九千贯”及“千贯”，《旧唐书校勘记》七依《元龟》五○七及《通鉴》校正“九十”为“九千”，依此则《新书》应正作“九百万”及“百万”方合。
180.表内数目，《通典》二、《会要》九二及《新书》五五各有错夺，兹为校正，惟郡公之数，疑作三○方合。又《新书》称永业田六、七品二顷五十亩，八、九品二顷，《唐六典》及《通典》均未载，故不列入。
181.参看同前引拙著三七—四一页。
182.《元和志》三八只称“羁縻州三十二”。
183.《岭外代答》著录安南四府十三州，有苏州、茂州二名，马伯乐云：“应作苏茂州，乃一州非二州，地接广西，在今高平谅山边境。”（《史地考证译丛》四编一一九页）按彼之改定为一州，并未举证，但却与《笔耕》相合。同人又谓交州包括永安、山西两省以下之北圻平原东部，峰州包括山西、永安等省，长州应在介处北圻清化间之山地一带，（同上七二—一○三页）惜其考订全文迄未续成也。
184.同前引森谷书一六三页。
五十七节
185.材料据《六典》三、《通典》六、《元和志》、《旧书》一○五《韦坚传》、《新书·地志》及其他各书，不尽列举。
186.《元白诗笺证》以为河北、山东非势力所及，故不得不取于江淮，（二二八页）其说甚是。越州之兴盛，厥理相同，所引《国史补》下薛兼训事，（二三三页）尚非主因，可于韦坚进贡船见之。
187.同上二二八页以为即今之丝绒。
188.《文物参考资料》三七期九一至三页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又鼎州今泾阳，婺州今金华，寿州今寿县，洪州今南昌。
189.同上九三—九七页。
190.同上七七—八一页《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
191.见《景德镇陶录》。录又言，新平镇有霍窑，时称霍器，但《格古要论》云：“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此一条颇成疑问。
192.同前《文参》九三页。《少陵集》九有《于韦少府乞大邑瓷碗诗》，称其轻坚色白，并参《东方杂志》四二卷一七号会尧西《邛窑志略》。
193.《元和志》三○《涪州涪陵》，乐池在县东三十里，出钢铁，土人以为文刀。
194.杜甫《题王宰画山水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即交剪也。
195.《文献丛考》一二○页注六。
196.杨慎《升庵外集》谓《周礼》之即麦芽糖，即麻糖。
197.或云蔗饧法始传于唐，故改其字从“唐”，但饧谓之糖，见扬雄《方言》，饴糖锡亦见《广雅》，则此说未确。
198.长傍，余曾考为今之江心坡地方，又疑“傍”与今音之“蚌”有相关（同前引拙著《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近见《元和志》云：“羌语傍，高也。”是否同义，亦待考。
199.《元和志》二九《郴州平阳》：“银坑在县南三十里，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子银，别处莫及。亦出铜矿，供桂阳监鼓铸。”今《新书》四一书在义章县下，疑误。
200. 同上云：“朴消一名消石朴，今炼恶朴消，淋取汁，煎炼作芒消，即是消石。”
201.《唐本草》谓丹砂以光明砂为上品。
202. 郭璞《山海经注》已见礬字，或谓唐代始见，非也，《新书》五四汾州有礬山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