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 《宋本草》谓英消亦出自朴消，今俗间称为马牙消。
204.今本作缸，兹据《证类本草》三引陈藏器改。
205.按今东北所产人参，与晋产（俗呼党参）并不同种，兹姑以鄙意别之如此。
206.《唐本草》以为即荆芥，但《新·志》两名并列。
207.此乃木樨花之结实者，与前文桂心（即今产桂皮之桂）并非同种。
208.此据《新·志》，但《唐本草》及《宋本草图经》均作卖子木。
209.即枸杞之皮。
210.《本草》作白脉根。
211.《宋本草图经》称芍药“淮南者胜”，《东坡志林》云，“扬州芍药为天下冠”，又《本草衍义》以为“根色白者好”，今《新·志》作白芒，然药物无白芒之名，当是白芍之讹。
212.据陆玑《诗疏》，即车前子。
213.据《本草》有鼹鼠，音偃，未知是此否。
214.《本草》称葛上亭长，陈藏器谓此虫出雍州。
五十八节
215.何格恩、全汉昇均认为晋人。按怀远是怀文之弟，附见《宋书》八二《怀文传》。
216.说见拙著《唐代最南大商港alWakin》。（《东方杂志》四〇卷二〇号四〇—四五页）
217.吕著《简明中国通史》下册称，隋时泉州“成了空前繁盛的商业都市”，（旧版三四四页）又“泉州是海外贸易的中心”；（三四五页）不审何据，无论如何，总未免言之过早。
218.《蒲寿庚考》陈裕菁补注②引《全唐文》五一五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由是梯山航海，岁来中国。（中略）臣匪躬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臣奉宣皇代，临而存之。”以为德宗时潮州已有外国贸易（二二页），此事颇易令人盲信。按表文原云：“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自臣亲承圣旨，革划刬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则郡国之外，职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臣匪躬”三字应属上为一句，陈氏失句，尚属小误（又“皇代”应校正为“皇化”），其大错在认“海阳”为潮州属之海阳县。殊不知王表之“海阳”，义只“南滨大海”（水北为阳），前临广江即指珠江，故虔休得以就近临存也。宋朱彧《萍州可谈》二：“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王象之《舆地纪胜》八九：“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又明黄佐《广东通志》：“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据余揣之，海山楼或即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仇池石《羊城古钞》七：“海山楼在镇南门外，楼下即市舶亭，宋嘉祐经略魏炎建”；镇南究在何处，并无说明）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
219.《三国志》一六《仓慈传》言，慈死后，西域诸胡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按以刀剺面系突厥族对其长上死丧所行礼，然则当时来互市者固不单止伊、印民族矣。
220.黄支一名，Lacouperie考为波斯湾之Hormuz，Herrmann考为非洲之Abyssinia，均不可信。藤田丰八始作出Kni之考定，后五年费琅（Férand）亦发表相同之说。（《文哲季刊》五卷二期四二四页桑原《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劳幹谓去程自徐闻、合浦，在东，归程至日南、象林在西，故所取之路乃向东南，更折而西，复从北归，当为由菲律宾而婆罗洲，而爪哇或苏门答腊，更经交趾支那以至安南。都元或当在菲律宾，邑（劳讹作“遂”）卢没、谌（劳讹作“湛”）离及夫甘都卢或当在婆罗洲，黄支或当在苏门答腊或爪哇。《汉·志》记中国至黄支，往返各有一路，不相重复，决不能逾新加坡而西。若越新加坡而西，则皮宗、象林间，仅二月之期，不能达到。惟罗佛（B.Laufer）据《后汉书·南蛮传》，“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以为当在马来，或去事实不远，博引对音，转滋聚讼。志言“略与珠厓相类”，则似在南洋，不在印度。“其州广大”，则似在岛屿，不在大陆。至西汉晚年，陆路仅有“身毒乘象以战”之传闻，中国似未曾与印度发生直接关系云云。（《史语所集刊》十六本八九页）观其所言，理论极弱，罅漏百出。试略举之，则海岸任何港口，随其便利，都可为起航、寄碇之点（可参后引《求法高僧传》），徐闻、象林同属汉地，起航点在归程点之北，并无向东南行之必然性，未喻者一。由我国赴菲，以闽海为近，为何不从闽出发？未喻者二。中、菲通航，宋前未闻，刨此特解，具何旁证？未喻者三。论证全文，均用“或”、“似”之词，曾无一语能够肯定，何以徵信？未喻者四。据志，汉武、王莽均曾遣使至黄支，自黄支船行一节，似属王莽时之记录，果尔，则汉武使之去程，与王莽使之归程，如取途不同或所乘舶国别不同，自会两无重复，未喻者五。而且满刺加、南印度间之航程，可以乘风直驶，亦可以傍缅、印海岸而行，本有两途，自无相复，未喻者六。唐代由我国泛舶至波斯湾头，实程只须九十日至百日，汉代航术，不至相差甚远（劳文亦言：“其所记月日，或较实际航海所需之月日为长。”按《汉·志》所记，或包括沿途停泊取水日期在内），皮宗如为马来半岛南边之地，以两月至象林，为期尽甚从容，何云不敷？未喻者七。古人未有罗经，于海国方望，多属茫然，来自日南，便曰日南之南，下迄《唐书》，犹见同样模糊之记载，执此一点而断定黄支在马来，则未免浅于客观，失之执滞，未喻者八。古代地名，无论中外，沿用于今者尚多，如不对音而唯任意指定，如劳文尽量利用“或”字，必至一无可信，益滋聚讼，未喻者九。南印度之土著，多Dravida人，称与珠厓相类，尚非不合，未喻者十。印度语无论大陆、岛屿，均可称“州”，必以“州”为岛，则昧于称谓，如从汉语解释，九州、神洲更何尝是岛屿，未喻者十一。劳固专研汉史者，《李广利传》称，危须以西及大宛杀身毒国使人，是汉与北天竺间非无使节往来，末喻者十二。抑五天竺当日未统于一尊，纵北天竺使节不通，何碍乎南天竺使节之可通，未喻者十三。中印海道往来，唐时尚多转舶，即《汉·地志》所云贾船转送致之。汉使市壁流离，费琅云“玻璃必非扶南土产，似由印度输入，观此处（吴历黄武四年，扶南等国贡流离）流离及前《汉书》壁流离之名，不难知其所从来之地矣”（《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九四页），按《梁四公记》称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太平御览》八〇八），与费琅说可以相证，又安知汉使不凭转舶以达印度耶？未喻者十四。总之，劳氏曾同事余十年，向疏于中外交通之关系，今忽发为空泛之言，期博平正之誉，循名核实，吾无取焉。其次，谭君彼岸之《汉代与南海黄支国的交通》，（岭大《社会经济研究》二期）稿成后曾以相示，余允其刊出时再作文商讨。嗣见苏继庼《黄支国在南海何处》一文，（《南洋学报》七卷二辑一—三页）内有云：（谭君的文）“内容是主张我们应使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南海古地名，以为这是比根据音读为可靠，并引陈寅恪教授说‘用对音研究古地理是很危险的方法，因为两千年前的中外古音，都是不易确定的’这些话，来说明这个意思。”苏氏继称：“谭君虽抨击根据对音来考定外国古地名，但他本人在讨论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的国名时，又任意充分利用音读，把他本人原有的主张，和所引陈寅恪教授的话均一概取消，他是不是觉得对音方法可与民俗学方法并行不悖呢？或民俗学方法行不通时，又非使用对音方法不可呢？”已揭出全篇之主要矛盾，此外谭文尚有可商之处，俟暇时再及之。
221.见《圣心》一期一三八页拙著《课余读书记》。
222.此据《格致镜原》转引。伯希和引《御览》六七九：“外域人名船曰船，……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物出万斛。”拟校为“名舶曰船”而不敢断定。冯承钧引《金泽文库》本《御览》，两船字皆作“舡”，断为下一字必是“舶”。（《考证译丛》一八四页）余按古伊兰文称船为nav，印欧文naw，梵文naú，拉丁文nav，即“”之原语，“”、“船”形相类，故转讹为“船”。冯氏又引服虔《通俗文》“晋曰舶”，谓“舶”是晋以后海船名称（同上一八五页）；然“舶”字已见《吴时外国传》，张揖《广雅》亦云，“舶，海舟也”，则非始于晋，况服虔东汉人，其书更不能用“晋”字也。
223.伯希和曾提出Eleaegnus属之卢都子，但又说其叶不能织帆（同上）。按此实单子叶门之露兜树科（Pandanaceoe）植物也；我国所产一种，学名为Pandanus odoratissimus L.f.粤俗呼曰露兜簕，台湾俗名林投，灌木状，约高一丈，叶长三至五尺，台人去其叶肉，用以织帽（即市上之台湾草帽）、编笼等。叶革质，故可编合成帆。露兜与卢都只一音之转。
224.据《初学记》二七引。按《广州记》有三种：一晋人（据阮修《广东通志》）裴渊撰。二宋人（亦据阮《志》）顾微（《寰宇记》作徽，《舆地纪胜》作徽之）撰。三齐刘澄之撰。考《初学记·道释部》曾引裴渊《广州记》，此条亦许同出裴书。
225.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二〇载《唐代市舶规制》，桑原谓其剿袭《宋史》而杜撰。（《蒲寿庚考》七页）
226.《交通史料汇编》三册一二三页。
227.桑原引《新书》此条附案云：“此寂寞之广州，因李勉廉洁，仅一二年间，海舶来者乃多至千倍也。”（《蒲寿庚考》二三页）《交通史料汇编》三亦云：“以每舟客载二百人计之，四千余舶当载人至八十万余，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舶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一二七页）此皆暗于现实之论。吾人须知中古海舶，须以一定时来，又须以一定时去，非随时可以来往；各国之舶，师子者最大，金刚智在彼登舟，同时出发者只三十五艘，然固非全数来华也。据余所知，上海极盛时候，每日海轮入口不过十余；合而勘之，可断“四千”实“四十”之讹。四十余柁纵非极盛，亦已大有可观。如曰不然，广州口港内安能于同一季节容纳四十余海舶，即此一端，已足以破的矣。
228.《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一六六页。
229.《文物参考资料》三七期九三及九六页。但如王桐龄《中国史》谓唐时输出茶最著，则似言之太早也。
230.宋掌禹锡《嘉祐补注本草》著录《南海药谱》二卷，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云：“此即《海药本草》也，凡六卷，唐人李珣所撰，珣盖肃、代时人”，以珣为肃、代时人，非也。
231.其未注出处者多据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及Stuart·Chinese Materia Medica。
232.《诸蕃志》曾以降真香与血竭相比，而《唐本草》又谓血竭、紫，大同小异，考近世输入之降真香，俗称为laka木，laka正“勒佉”之原音，《诸蕃志》谓假血竭乃降真香之脂，似非无因。
233.据罗佛言，诃黎勒之大食文为halilaj，波斯文halila，吐火罗文arirak，英文myrobalan。
234.据《东北通史》一〇五—一〇六页引。
235.《会要》八六，大中六年，陇州请易故关名为定戎关。
236.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舶）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元和十二年撰）伯希和谓葛糖大约就是橄榄糖，糖即一种damar，所说海舶造法，与波斯湾者相同。（《考证译丛》一八六页）
237.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吴承志氏曾著《考实》一书。五曰安西入西域道，中外学者有过许多片段的考证。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伯希和曾作部分的解释。七曰广州通海夷道，考之者有夏德、柔克义、伯希和、费琅、桑原隲藏及本人等。
238.《新书》二二二下：“哥罗一曰箇罗，亦曰哥罗富沙罗。”Groeneveldt曾将其名还原为Kora，约在马来半岛西岸北纬七度附近之一村，但其地并非海港。Van der Lith则谓是较南之Kedah（即义净书之羯荼），相当于大食著撰之Kalah。后来费琅又以拟半岛东岸之Patani（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二九—一三〇，又《蒲寿庚考》九二页）。按贾记明言箇罗在海峡以西，费琅说可信其必误。此记似从大食人采访得来（见下文），则Kedah之考订较为近信。又伯希和之意不认古逻即箇罗（同上引），此一点尚待考定。
239.说见拙著《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四一卷一八号四六—四七页）
240.此名经藤田考定，见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十月《史林》七一页。
241.同前引拙著四九—五〇页。今再考Strabo言，白莲（Bahrein）岛对岸有Chaldea人之殖民地Sabae及Cerrha（据《东洋学报》三卷三期三一六页转引），则其地早发达于公元前二三世纪；又《癸辛杂识·续》下有回回人佛莲，桑原疑系以地名之Bahrain为人名，（《蒲寿庚考》二一四页）地既重要，故在航程之内。（Manama今图亦作Menama与El Katif相邻）又廿余年前，余曾拟以Bahr el Benat群岛当拔离诃磨难，然地位比白莲更南两三度。非一日可以至乌剌，故不取。
242.《元和志》一一，文登“县东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桥，今海中时见有坚（竖之讹）石似柱之状”。亦当指此。
243.吴氏考为那儿佛洛城（按即《武昌图》之那母佛勒城），未知是否与苏密同地，否亦甚相近也。惟日人又疑是吉林和龙县海兰河上二道沟西之古城子。（据《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九期二○八页）
六十节注释
1.犹云黄河在县之北十五里，《元和志》凡用“北去”、“东去”……等字样，都应如此解释。又今本《元和志》常有讹文，《地理今释》之考定今地，亦未必尽确，凡黄河经途之里距，容有错误，阅者幸勿泥视之。
2.见本无“北”字，据《锥指》四〇下引文补入。
3.此据《寰宇记》一九补入，今本《元和志》殆有缺文。《清一统志》认禹城为宋时所经，实有误会，辨见拙著《黄河变迁史》第九节。
4.《地理今释》误作“北”，今依《元和志》校正。
5.刻本或讹“八十”，今据《锥指》四○下引文。
6.所谓出崑、出葱岭、出积石或重源伏流，无非同一种见解中之不具体的说法，《汉书·西域传》云：“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南山即崑，唯塔里木河不止一源，故或单言出葱岭，或单言出崑，都未尝不可通。其次，既认黄河发源西域，就不能不跟着承认伏流重源，故《汉·传》继云：“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徐近之撰《黄河最上游》（一九四八年《地理学报》二三四期合刊）分列作四说，似乎可以不必。
7.董在华《黄河河源初步研究》推为张骞自己的臆度，（一九五三年《科学通报》七期一五页）非也。
8.《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一二页阎文儒说。
9.我曾写《古济水即黄河故道》一篇，人多不之信，既不之信，则对于济水三伏三见之旧说，最少要保持其一部，然后可通。黄河重源，人知其非，可是济水重源，人却作相当保留，宁非极端矛盾之例耶！
10.同前引徐氏文言，河出鄂陵湖北端未久，原野益浩瀚，一五公里以内南方来会诸水之下游，皆有小湖，黄河沿以下亦颇有同样情形之处，其中Tsodyara Nor本身无固有之谷，河流蜿蜒更甚，计六百公里间有极大弯曲五六处，水道总长当逾两千公里云云，可作参证。
11.《水经注》约作于延昌—孝昌（五一二—五二七），见《圣心》二期拙著《〈水经注〉卷一笺校》三页。
12.同前引董氏文称“侯君集和王道宗”（一六页），按唐史对李唐宗室常不举其姓，“王道宗”犹言“任城郡王李道宗”，非姓王名道宗，董未细考。例如《新·纪》一武德四年八月，“突厥寇代州，执行军总管王孝基”，按李孝基封永安王，文应云“执永安郡王孝基”，《新·纪》不明唐史书法，亦误为孝基姓“王”矣。
13.《隋·地理志》，河源郡有乌海，在汉哭山西。
14.《纪略》二作哈拉淖尔，哈拉黑也，义同“乌”，疑蒙语本由“乌”之意义转译，且现在青藏通道，确经喀拉海之东（据《申报图》），亦可作证。复次，《旧书》八三《薛仁贵传》：“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比至乌海，……”大非川在今共和县南，见前十二节一三九页注②，如乌海即喀拉海之证不误，则其更西之“河口”，自应指鄂凌湖流出之黄河，由是而《十道图》再西之星宿海，毫无疑义即今之星宿海矣。
15.《纪略》一八谓今之鄂敦他腊（星宿海），与君集时之星宿川有异，星宿川自是黄河别名，且鄯州西二百四十里别有星宿川，则以星宿名川者非一。按《通典》一七二，“安人军、西平郡（鄯州）星宿川”，《元和志》三九，“安人军、河源军西一百二十里星宿川”，又“河源军、（鄯）州西一百二十里”，《纪略》所辨，似乎颇有理由。但《十道图》既名曰“星宿海”，又绘在青海之西，显非泛指黄河，君集等既到达河源，星宿海亦必经之路，故谓君集等转战之星宿川，与今星宿海为同地也。
16.《纪略》一八据 《君集传》，推定星宿川在鯢海之东 （见上条注），疑鯢海即今之札凌、鄂凌。按上注余已辨证星宿海古今同地，假使无误，则鯢海不得为札凌、鄂凌。《唐会要》九七言弄赞至鯢海，亲迎文成公主于河源，又 《新·吐蕃传》言道宗持节送主，筑馆河源王之国 （即吐谷浑），弄赞率兵次鯢海亲迎，颇疑鯢海是吐谷浑、吐蕃交界地方。《新·地志》记吐蕃通道，未说经过鯢海，亦属可疑之点。其他详说见拙著 《黄河变迁史》，兹不复赘。
17.同前引董氏文一五页。
18.《元和志》三九及《旧书》三八作振威，《通典》一七二及《新·志》均讹振武。振威更名天威，据《新·志》系在天宝八载，河州别有振威军，则天宝十三载始置。
19.《西藏图考》五明言引自《地理志》，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只称曰“《图考》注”（一〇及一二页），则使读者误会为清人考证，减其信值矣。
20.《薪·志》四〇称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洪济桥”，则漏加积石军距州之数。
21.《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2.同上。
23.《黄河河源初步研究》五页。
24.参拙著《崑一元说》。
25.《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6.同上。
27.《苏联民族之话》八五页。
28.《淮南·人间训》称孙叔敖“作期思之水而灌云娄之野”，叔敖是楚庄王时（前六一三—前五九一）人，据《后汉书》一〇六《王景传》，期思水应即庐江郡之芍陂（今寿县南之安丰塘），《玉海》三二引马总《意林》称曰期思陂。《荀子·非相》：“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29.《新·志》三七作百余顷，今从《元和志》二。
30.《新·志》作“咸通”，按此事已见《元和志》二，咸通事非吉甫所能知，盖中唐人讳“亨”（肃宗名），或改写作“通”，不虞后来果有“咸通”，《新·志》未细考也。
31.据《元和志》六，北利人渠，隋开皇六年苏威引橐水入城，同时又疏导南利人渠，东南自硖石界流入，则贞观时乃是增修。
32.今本或作“任”，兹据百衲本三一。
33.岭南东道亦乏记录，按《元和志》三四《广州增城》，“石陂在县东北一百五十里，灌田×余顷”，惟未知何时兴建。
34.《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然不知何据，意其在贞元、长庆后也（据《书录解题》三引）。
35.《语林》二引《嘉话录》，“《唐书·卢藩传》言之”，校注云：“韦绚唐人，亦无引《唐书》之理，疑有脱误。”盖以为指《新唐书》也。按《酉阳杂俎》续四有一条亦引《唐书》，可参拙著《旧唐书轶文辨》。
36.余别有短篇考证。（未刊）
37.见所著《中国文化史》。
38.宋人讳敬，改称曰“苏恭”，说见《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二一—二二页。
39.参《圣心》一期一五五页拙著《史地研究》及《通典》二五注。
40.参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九—一一○页及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
41.见所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42.《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一五页。
43.《旧书》四七同，《新书》五七作“三十七万卷”，不知所据。
44.据同书三五统计，只三万六千余卷，通计亡书亦不过四万九千余卷，此云八万余，岂如志所云“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故两数不合欤？
45.加合应为六万一千余卷，《旧书》四七言两京各一本，倍之，故有“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之数。复次，五万一千之数，同卷凡两见，且与以散合总相符，《新书》五七作“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未审何据。《龙城录》是伪作，彼云开元集贤院所储至七万卷，或依唐末之数言之。
46.参吴金鼎《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
47.《燕京学报》三四期一八七页《六国纪年表》。
48.《民族学研究集刊》六期五二—五五页拙著《夏时与狄族》。
49.《东方杂志》四二卷三号三六页拙著《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50.见《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六页拙著《何谓生霸死霸》及所引鲁实先、刘朝阳二家之说。后来陈梦家亦言：“若于此时贸然据此尚未整理就绪的残缺的地下材料，贸然排谱列表，似嫌操之过急。”（同前引一九〇页）
51.阴历与阳历调合之困难，在于月绕地球一周为二九·五三〇五九天（二九天一二小时四四分三秒），地绕日一周为三六五·二四二二一六天（即三六五天五小时四八分四六秒），两数不能相互除尽。甲文“十三月”及《尧典》所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是阳、阴历并用，与巴比仑、希腊、罗马相同。春秋中叶更知十九年七闰之法，以与阳历相调节。
52.甲文原有之“子”，后来周人弃而不用，取甲文原有之“巳”字以代之，“巳”位既缺，因别搆今之巳字。仅此廿二字，周族已将商文改革了两个，则其余周族承用之商文，尽多字虽同而立义不同，自是意中之事。苏联学者G.Brunakoff著《The Oracle Bones from Honan》（一九三五），曾提出批评：（一）中国一派学者对古史研究之专凭文字为不合，（二）中国另一派学者专作甲文、金文、《说文》之比较研究为忽略时代特点（据《社会经济史集刊》五卷二期二五二页引），其言实深中我国学子之大病。从事斯道者分应联系实际（如“子”“巳”之例），接纳友人忠告，深加警惕，今顾不然，反进一步作出许多大胆无比之臆测，斯真不知其可者矣。
53.如认类于蝉形之字为“夏”字，然蝉并不是夏令重要物，此以中世的诗意来解说上古的时历，未免迂阔。
54.其说秦渊首发之，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六上。
55.伊兰语viaptarla即指每月之八日及二十三日，说见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页拙著。
56.均见《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页拙著。
57.并参同前引《民族学集刊》五二页拙著。
58.《东方》四○卷一七号四七页拙著《唐代戏乐之波斯语》所引Huart氏著《古波斯及伊兰文化》。
59.此点对于余十年前所见（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四〇页第（三）项）略有修正，即不是“粗疏阴历”而是“粗疏之阴阳历”。
60.见《礼记·月令》及《汉书·律历志》。
61.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二页言，麟德二年（六六五）颁用，系承袭旧说；据罗振玉《朔闰考》三，麟德二年犹用傅仁均术平朔，乾封元年始用《麟德术》定朔。
62.同前沙畹书言，“瞿昙罗上新历，未久即罢”，据《会要》四二，则自乾封元年起以太史瞿昙罗《经纬麟德术》参行。
63.同前引《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七—三八页拙著。
64.其人至宝应元年尚为司天少监，见《会要》四四。
65.瞿昙之名，见《新书》二七上，《旧书》四七作“《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瞿昙撰”，盖后人以“”“撰”同义，故误刪一字，《新书》五九作“瞿昙谦《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谦”字亦讹。（《通志略》二十同）
66.同上沙畹书谓“七曜”之名，在八世纪末以前尚未通行，（一四页）余曾加以辨正，并可参看《佩文韵府》之“曜”字。
67.《新书》二五称“八改”，系未计崔善为校定及至德两历，今依罗振玉《朔闰考》三补入。
68.《大唐新语》著兖州，殆误。
69.《语林》八只称“董生”，但《语林》二有“历算则董纯”之言，合诸《新书》“善历算”之誉，故知董生为董纯无疑。
70.竺可桢言：“在晋成帝时候（公历三三〇年左右），虞喜比较古代星宿位置与当时不同，发现了岁差，定出每五十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要西移一度，这虽比西洋希普克斯的发现要迟到四百五六十年，但却比希普克斯的每百年差一度的估计为精密。到七世纪初隋朝刘焯定岁差为七十五年差一度，则与实际已相差极近。但西洋同时尚牢守百年差一度的旧说。”（《科学通报》二卷三期二一七页）按岁差每年约五十秒，差一度约七十二年。
六十四节注释
71.《燕京学报》一一期二三五三页闻宥撰文。
72.张怀瓘《书断》分大篆及籀文为二体，以石鼓文属于籀文，段玉裁《说文叙注》辨之。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五及七写成研究文几篇，大致谓籀非人名，误始刘向父子而班、许从之（此点我拟将来别作补充），亦非书体之名，只是籀读之义（与段说部分相同），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即籀、篆同一，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史籀篇》文字者周秦间西土之文字，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论衡·正说篇》谓古有科斗书人莫能识者非是。大致甚稳健。惟彼谓秦之小篆，本出大篆，（《集林》七）以言书体源流，未尝不可，以言书体区别，则窃有未安。彼曾称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集林》五）此应正名曰“小篆”，与一般周金“古文”字不均一者迥殊，后者应正名曰“大篆”。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正“大篆”即“古文”之证，非如王氏所云，“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集林》七）如曰不然，则王氏固认“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战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同上）此必秦延其绪，故斯学得以不坠，特在秦时非通行之书体而已。申言之，怀瓘之说，未尝不可断章取义，许慎既《籀篇》源流之不明，又未多见周金，其他更难免有隔膜之处。
73.罗振玉等之区别“殷金”、周金，多以人名用干支为根据，近人又或因出自殷虚，即认是“殷金”。按干支为名之习惯，展至周代，郭沫若已曾指出，即罗氏本人自序亦认如此之分朝，不尽可靠。殷虚非废于商亡之际，发掘报告又尝言之，则不能以空间代表时间。窃谓书体如何，尤应在鉴别之列。
74.《书断》又以为秦时人，《书谱》三已辨其妄。
75.《国史补》云：“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不载阳冰、张旭。”然旭与李白同时，阳冰更后白而死（见廿四节218页注①），怀瓘书作于开元中，则彼二人或尚未知名，不足异也。
76.今本作“昼寝”，但梁武帝读如胡卦反，（《资暇集》上）固以为绘画之“画”，非创自《论语笔解》也。扬雄之言，当引自《论语》，可信彼亦读如“画”。如曰不然，试问朽木不雕，土墙不杇，与“昼寝”有何联系？此皆由后世经生不明壁画之源流甚古，故致读别字耳。
77.据《沈阳博物院汇刊》一期李文信《辽阳北园壁画古墓记略》，画绘石壁上，不事涂垩。
78.《文参》二卷五期八四页向达撰文。
79.《邵氏闻见录》称，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误也，开元人焉能师事僧繇。《名画记》二，“吴道玄师于张僧繇”，乃效法之谓，非师徒之谓。
80.敦煌画术之渊源，解说者约分两派：（甲）根据殷虚、乐浪及辽阳出土之文物，以为早在四五千年前，我国艺术水准已达到正常发展，西域则向为游牧与少数民族所占住，其佛教艺术实受汉、唐文化向西域流布之影响；此派言论可以常书鸿之文为代表。按甲族文化输入乙族之后，即使乙族文化甚低，亦常适应本身之环境而加以改变，此不特文化已高之民族为然。故吾人论及文化源流，应注重其本质而不应偏重其转变。比方佛教至唐时固已改头换面，然推原本始，仍是天竺传来。常氏所言“融合了外来的文化”，又言“愈益接近中原，愈益充分的表示民族的色彩”，只能说明其影响程度之深浅，不能驳倒敦煌艺术非部分的传自西域。抑常氏用“西域”一辞，似专指天山南路，依《史》、《汉》记载，彼时已是住国，名别虽多，都属印伊系统，非为低化。尤其是说到殷虚，乃一个异常复杂而多方面性的文化问题，在学术上讨论，现在尚未能随便运用，推至四五千年以前，更未免估价过大。（乙）以为导源于印度石窟寺。盖自六朝至隋、唐，均采用凹凸法（即浓淡）以表示物体之阴阳明暗，与印度阿陀（Ajanta）石窟之壁画相同而为汉代所未有。又六朝塑画之衣褶，都属曹衣出水型（北齐曹仲达画衣服紧窄，时人称曰曹衣出水，见张彦远《名画记》），人物亦多长身玉立，正犍陀罗派之特征。此派言论可以向达为代表。按开、天以后，字学亦从瘦劲转浓肥，则衣服博大、妇女丰腴未必即受印度之影响。向氏曾揭出，安西曹氏诸窟题名中有都画匠作白般继，都勾当画院使保，其人当来自龟兹、天竺，疑敦煌壁画不无西方人作品。格隆威得（Grünwedel）试分西域绘画为三类：1.乾陀罗式，2.自1发展而来，3.另一种族应用新装饰法，其铭题为汉字。（同前引羽田亨书二六页）亦有谓中国画流行于西域者，或为唐画，或为混合美术，系唐代艺术家所留下，非西域人受唐代影响。按大食人依宾墨哈黑尔记“支那都城”为印度人及突厥人之都城，余曾证其即山丹古城，（《东方》四一卷一七号四一页拙著）正是后晋（九四一）以前不久之事，足证当时安西附近确有不少印人，向氏之疑，相信合于实况。由上数家言论思之，吾人研究敦煌壁画如不细加分析而遽下概括之断论，诚自有其危险。我未通过实地调査，今只从理想试推，窃谓东方绘事，当然原有其演变历史，逮西法输入，个别观摩模仿，程度应自深浅不同，亦必有敝帚自珍而坚守家法者。不过敦煌若干作品，确受西方影响，无可强辨，若必偏主西域汉化，多见其说之难以成立也。
81.《西域文明史概论》二〇页。
82.《文参》二卷五期七四页。《名画记》二云：“武陵水井之丹，……越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绿），蜀郡之铅华（黄丹也，出《本草》），始兴之解锡（胡粉），……林邑崑之黄（雌黄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蚁（紫也，造粉胭脂，《吴录》谓之赤胶也）”。
83.此据《新书》五九，郑振铎氏撰文以为“唐代后期（七五六—九〇六）的画家”，（五四年《文参》一期一五页）当误。
84.此据《唐朝名画录》，徐邦达氏撰文以为“属于盛唐”，（同上《文参》四一页）亦不合。
85.今本杜荀鹤《松窗杂记》讹开成为开元，说详拙著《金石证史》二七页。（一九三六年《中大史学专刊》一卷四期）
86.原文只著姓不著名，当然所论者皆是唐人，惟唐世陈、杨两姓以画名者颇多，如陈廷师于乙僧，陈闳师于曹霸，（均《名画记》二）陈静心有元真观画，弟静眼有宝刹寺画，陈闳有咸宜观画，陈积善（恪子）有崇福寺山水，（同上三）陈义工写貌，陈闳善画写貌，工鞍马，（同上九）陈昙工山水，陈庶师边鸾花鸟，陈恪工山水，（同上十）《寺塔记》称大历中画人陈子昂在曼殊院画廷下象马人物，此陈姓之画人也。又杨庭光师于吴道玄为上足，（《名画记》二）净土院有杨坦、杨仙乔画，（同上三）杨须跋（中品）、杨德绍（下品）在唐初擅名，杨坦、杨仙乔好图鬼神，坦子爽亦善之，杨庭光佛像经变杂画山水极妙，杨宁（开元中画直）、杨昇并善画人物，（同上九）此杨姓之画人也。更有陈悫、杨树儿、杨德本、杨炎（同上一）亦挂名手之列，修己究指何人，颇难确定。惟揆其大旨，专论描写人物，则陈可能指闳或义，杨非宁即庭光也。
87.《金石证史》二七—二八页。
88.《新书》五九云：“裴孝源《画品录》一卷，中书舍人，记贞观、显庆年事。”《四库》所收《贞观公私画史》，卷首有贞观十三年八月自序结衔题中书舍人，《提要》因断其与《画品录》各为一书。按汉王元昌于贞观十七年赐死，孝源自序既称奉元昌命编次（据《提要》引），则《画史》可信是贞观中作。惟是贞观十三下去显庆初已十七年，孝源之官未必仍是中书舍人，岂《新书》未知其后来转官，故只记贞观中之任职欤？存以俟考。
89.除乙僧一条据蓝著五二页外，余均见同上《文参》。
90.《印度哲学宗教史》三二七—三二九页。
91.黄陵县与甘省正宁县相邻，见一九五四年《文参》二期一〇五页。
92.近年新疆发见颇多，参一九五四年《文物参考资料》三期。
93.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南方日报》。
94.一九五四年《文参》一期八九页。
95.见《文参》三一、三八及一九五四年一期。
96.阎文儒云：“到唐时的‘善业泥’小佛像、元时小泥制底等可能是一个系统传下的”，（《文参》二卷四期一五五页）盖未知初唐已有泥制底之制。今江苏崑山角直镇保圣寺残存罗汉五尊，说是惠之所塑。
97.孔平仲《续世说》六称“逆天而行”，比“令得运行”句尤为现实；惟孔书作“每晨击钟”，似传刻之误，“辰”即时辰，与“刻”对言，非早晨之晨。
六十五节
98.部《会要》三三在武德初九部乐内列举扶南，但又称《通典》无扶南，有天竺，悬为疑问。按《旧书》二九：“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可见武德九部并无扶南。
99.涉曹家诗咏，可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五七页。又善才一般都当作人名，但白居易《琵琶引序》云：“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又似是通名，如何，待考。
100.后世称戏剧为梨园，乃辞义之演变，本义只是歌舞，戏剧至元代始有之。《新》一一九《武平一传》：“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说者谓即杂剧。《通鉴》二四八大中二年记万寿公主“在慈恩寺观戏场”，亦当是杂剧所在地。
101.转入戏剧则为“武行”或粤语之“打武”。
102.《乐苑》云，“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据向氏书六一页引）；按此之《屈柘》似即《屈柘枝》，若然则与柘枝软健有别，且调亦互异，《乐苑》合而为一，疑误。
103.除石国非名柘羯一点外，余可参向氏书六一—六三页。
104.除此一点外，可参同上书六三—六四页。
105.据同上六四页引。
106.兰陵王、拨头两项，可参同上书六四—六五页。
107.《杂录》云：“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
108.与《通典》所记不尽同，盖由于规模大小及地方性之变异。
109.可参一九五三年《新观察》欧阳予倩《狮子舞》。
110.《新·礼乐志》言“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显本自《杂录》，但元、白二诗无只字道及蹑球，可信蹑球非胡旋舞之本体。由是，《封氏闻见记》之蹑球戏，最低限度亦必非元、白所咏《胡旋女》也。（参向书六四页）
111.同上向书七五页。
112.敦煌本《张延绶别传》（《鸣沙石室佚书》）注云：“会昌时邠州节度张君绪能对御打球”，余曾考定君绪于会昌六年任（《唐方镇年表正补》邠宁条），对御考对宣宗也。
113.参向书七五—七九页。
114.向书七五页又以波斯文称波罗球为gui，与我国“球”字之读音相比。
115.详说见拙著《唐代戏乐之波斯语》。（《东方》四○卷一七号四六—五〇页）并参《会要》三四《杂录》条。
116.陈炎以为泼寒与缅甸有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光明日报》，《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按缅甸虽有泼水之戏，但北周的风习并非从缅甸输入。
117.《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君子狐青裘，则狐白裘为贵品，或指全白之狐言之，非此处所言较薄之白毛。
118.《禄山事迹》下言天宝时妇人衣襟袖窄小，此文似应作“天宝后”为合。白居易诗记天宝装束云，“小头鞋履窄衣裳”，又记元和时云，“时势宽妆束”，都可证。
119.《文参》二卷四期四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