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清远尝疑两税是包含户税及“地税”（即义仓税），近人或奉为定论，余已发表过长篇辨正[264]，今不多赘。所须再行拈出者，唐在建中以前，公私文件中已屡见“两税”字样，即凡分两度征收者便可称“两税”，只是一种通名，无“两项税制”之函义[265]。庸调敛于仲秋，租则仲冬起输（见前节），租布与庸调布分而为二（见前节三一四页注①），则租庸调亦可谓之“两税”，两税之成为专名，乃在建中以后。另一方面元稹奏有云：“臣昨因均配地税，寻检三数十年两税文案。”（《长庆集》三九）是两税亦可统称作“地税”，吾人对两税之“两”字，不宜过为泥解。
《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民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以万数。”逃税之弊，自昔不免，逮中古而其风益厉，东魏武定时有逃户，北齐文宣时，阳翟郡籍多无妻（逃避半床），隋初有浮客。武后证圣元年李峤已极言逃户之弊，又圣历元年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入国用。”（《伯玉集》八）农民非不愿有田，然处于超经济剥削之下，无能担负，始不得已而逃亡，同时版籍失修，豪强兼并，赋纳大量转嫁于贫农，是又加速逃亡之一因。宝应二年九月，令客户住经一年，自贴买得田，勒令编籍，又大历四年令割贯改名，一切断禁，（《会要》八五）既非对症下药，宜其无补时艰。杜佑论隐户所由起云：“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通典》七）不能深求病源，更何从设计适宜之对策？
大历十四年八月，杨炎为宰相，即献议[266]玄宗不为版籍，丁口转死，田亩移换，贫富升降，一切非旧，户部徒以空文，承用故书，久违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当日戍卒多死，边将不申，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丁身焉往，决为隐课，遂按旧籍除去六年之外，积追其家三十年租庸，百姓苦而无告。至德兵兴，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各大镇又自仰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权臣猾吏，因缘奸盗，科敛之名，新旧仍积，不知其涯，而正赋所入却无几。富人丁多，率为官、为僧。贫民无所伏匿，则丁课长存，相率逃避为浮人，土著者百无四五[267]。因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量出制入（犹现时预算之意），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其租、庸悉省。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会要》八三）
按均田制之崩溃，具如前论（三十七节），租庸调与均田相辅而行，均田制坏，租庸调不能独存[268]。且当日征赋繁复，棼乱已极，军国待用，急如然眉，正须有快刀斩麻之手段以对付，徒为枝节补救，无益也。整理然籍，固非易事，即能矣，而人仍相率逃避于浮浪之途，则徒劳而无功，此其一。均田虽寓制抑兼并之意，然开皇之际，人不及廿亩（《通典》六亦云，“西汉每户所垦田不过七十亩”），若更少焉，受田者因生产力弱，不能负担税额，或备受各方压迫，结果必仍为富豪兼并，与统治阶级之急于济用，无所裨补，此其二。开、天时代已普遍造成富豪地主阶级，安史之乱，除北方一部分外，谅破坏甚微（《通典》六引大历四年制，寄田、寄庄一切并税），此辈拥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使其庄客、佃客等从事于发展地力；若贫农受一二十亩之田，除应付课役及维持生活之外，实无力旁顾。统治者为求从速恢复生产以达其剥削目的起见，初无利于均田制之复行，此其三。
职此种种原因，建中元年正月即诏令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其旧租庸及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参《通典》六及《会要》八三）同年二月，更详定令式；凡州县长官应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丁额仍准式申报，应科斛斗，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同上《会要》）考广德二年二月赦文，曾提出“天下户口宜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全唐文》四九）似已尝试行类似之办法[269]。又永泰二年十一月制，京兆府奏今年合征秋税八十二万五千石；大历三年六月制，京兆府今年率夏麦七万硕；四年三月制，放免京兆府今年秋税钱；同年十二月制，京兆府来年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有能开佃者每亩税二升；五年三月制，京兆府夏麦上等每亩税六升，下等四升，荒田开佃者二升，秋税上等每亩五升，下等三升，荒田开佃者二升；（均常衮《制诏集》一四）则最少京兆府辖境之内，已实行夏、秋分征。不过均田制之正式宣告结束，还以建中为始，去太和创制，计二百九十五年。
此次改制之要点有三：（1）使人不能借浮浪为逃避。（2）使人不能借行商为掩护。（3）仍保留着旧制三年造籍之形式（贞元四年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估），使负担者于短时期内获得应有之调整。森谷以为势豪兼并，使到户口激减，唐室已不能依据均田及丁税本位而存立；换言之，统治阶级要维持地位，必须重新组织其物质的基础，既不能改革发展起来之土地所有关系，势只有承认其存在而变更旧日税制以适应之而已[270]。
反对两税改革者以陆贽为最力；其《论两税之弊》云：“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又云：“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271]”又云：“望令所司应诸州府送税物到京，但与色样相符，不得虚称折估。”同人《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折钱数》云：“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按开元廿二年诏称：“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易有无。”又《六典》三称：“若当户不成匹、端、屯、者，皆随近合成”（绵六两为屯，麻三斤为），是专征布帛，亦未必于民甚便。同一疏又云：“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按铸币操于政府，古今中外所同，此一反驳，殊不轨于财政之原理。总之陆贽所言，多与估征手续、物价盈虚、钱币鼓铸、年岁丰俭等事有连带关系，非两税法原则之不合，盖两税法（1）化繁为简，（2）引偏于均，（3）防杜逃户，（4）征及行商，从经济政策观之，总比租庸调为进一步。所惜当日定制未尽周密，估资产后既以钱、谷定税，而临时又折征杂物，色目颇殊，（《陆宣公集》）是则启吏胥高下其手之弊矣。若夫正供之外，复巧立名目，违法滥征，超乎民力所能负荷，以至于群起抵抗，国祚随亡，此非杨炎之过[272]也。
租庸调不能不革，与府兵不能不变正同。开元廿五年敕云：“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常践粜贵买，损费逾深。又江淮苦变造之劳，河路增转输之弊，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诸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处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会要》八三）是开元末年已觉租庸调征收方式有变通之必要，陆贽乃必请“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则有类于因噎废食，况各州固有“土乏桑麻”者乎。（见《会要》八四元和十五年八月条）
《通典》七论两税云：“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文献通考》三亦指出“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胡钧又尝列举两税五利：（1）税制简单，（2）合于租税依负担能力之原则，（3）合于租税普及之原则，（4）用货币纳税为税法之进化，（5）因出制入合于财政学理[273]。斯皆持平之论。
《唐代财政史》评两税云：“……只能是一种收支适合原则的应用，他不求支出与税赋征收的合理而只是量出以制入，不顾及财政（政）策的社会影响，还谈不到健全的预算制度。”从现实观之，处财政紊乱收入无着之时，炎之第一步整理，只有如此，吾人不能悬现代之理论，作求全之责备，凡事自然有最后之目标，实施时却不能躐等以求进。
刘开荣云：“……但是何以不造版籍，何以田亩会转易，他（杨炎）就没有说出所以然来。玄宗本来是励精图治之主。安能疏忽如此？……一言以蔽之，就是国际贸易发达所引起的国内剧烈经济变化——由农业经济变成商业经济。……又农业经济是人随土地，原有版籍法，可以顺利使用不混，但一旦变为商业经济，土地被兼并，则人口流向城市，原有以农村为中心的户口统计，当然不能使用。[274]”只从英雄主义观点出发，故不能得到合理之结论。外贸发达，无疑对若干大城市有多少影响，然大致言之，仍是农业经济。《唐律》，占田过限者罪可徒一年，宽乡虽不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疏议》一三）使户籍时修，实行法令，何尝不可阻抑兼并（参下节）。受田以本贯为主，又工商有狭乡不给、宽乡半之规定，如坚持当地有户而后受田，即使人口流向城市，安见不能造籍？究其实，则玄宗自以为可永享升平，不知修省，开元之末，法令已非常废弛，杨炎“法度玩敝”一语，已和盘托出。唯其不修版籍，故益助长兼并，初非因兼并而籍不能修，亦非因人口流转而户口统计不可复用，刘氏处处把玄宗看作“终身英雄”（如论禄山之乱），偏谓杨炎不能揭出症结，宜其立论之无当。
上册注释
1.赵国在洺州，越在丰州，陈在齐州，代在潞州，滕在荆州，五王均以大象元年五月之国。二年五月廿四日静帝即位，到六月四日，便假赵王招嫁女突厥为名，召五王回京。
2.《汉书》一上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3.《通鉴注》：“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社平，《齐纪》作社子。按《斛律金传》，黄栌岭在乌突戍东。”
4.《通鉴》绍泰元年注：“幽州夏口盖即居庸下口也，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湿馀水出上谷沮阳县之东，南流出关，谓之夏口，夏当作下。”
5.王国良谓“东”、“西”二字误易，但下文大业三年亦作“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紫河在平鲁县。
6.《元和郡县志》一四合河县（今兴县西北），“隋长城起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按此字衍文）六年因古迹修筑。”
7.或引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谓突厥族由羌族发展演变而来。从语言观之，羌族是藏语语系，与突厥语迥异。
8.一九三二年《地学杂志》一期一二二页译勒柯克（Le Coq）文。
9.一九四五年《东方杂志》四一卷二号拙著《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三四页注三五。
10.关于哒势力，可参冯译沙畹《西突厥史料》—五八—一六〇页。其都城在今阿富汗北部。
11.伯恩斯坦所著《六、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据张之毅《游牧的封建社会》的引文，（《科学通报》一卷八期五三二—五三四页）颇有可商之处。如（一）谓“由于阶级的分化，由于伯克和黑民的斗争，七世纪末时更促成突厥国家的成立。公元六八二元（应作“年”）骨咄禄可汗藉暾欲谷的辅佐，脱离唐朝而独立，突厥汗国于是产生。”则须知突厥立国，早在西魏（五三五—五五七），维时东而中国，西而波斯、东罗马，都与发生外交关系，铁勒、茹茹、哒等被其平服或殄灭，六八二（永淳元）乃其再次（非初次）立国之年耳。（二）谓“在默啜可汗统治的二十余年（六九三—七一六）中突厥汗国加速地封建主义化”，此处亦要避免文字上的误会；早在六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室点密已分藩西方，就我国旧日所谓“封建”而言，则非始于七、八世纪之交。（三）谓“十至十一世纪是突厥汗国封建制度的形成时代”，此处用“突厥汗国”字样，似乎意义太泛，倘指前文六八二年所成立者言之，则约七四二年（天宝初）顷已为回纥等破灭之矣。（四）谓突厥社会之主要特征一为幼子优先继承制；按此制见于蒙古民族，蒙古之习惯，多承袭突厥，吾人固不敢否认六—八世纪时期突厥民族一部分曾流行是项规制，但从隋唐时突厥汗位之继承观之，却未留有痕迹，此亦读史者应该注意之点。
12.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七二页。
13.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
14.据Nearchus之记录，元前四世纪亚力山大征印度时绢已输入西方。又同时阇那迦（Chanakya）著《利论》一书，亦说及Chinapatta即中国丝织品。（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四七页）
15.《魏·志》记大秦国云：“尝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国图其利，不能得过。”可见其居间剥削，由来已久。
16.参陈译箭内亘《元朝制度考》五二—五四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言，罗马之大氏族，“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利亚（Curia）。”（一二九页）又言，罗马的元老院，如雅典之议事会一样，对许多事情有决定权，尤其是新法律，这些新法律再由库利亚大会（Comitia Curiata）通过。库利亚大会选举一切高级官吏，连所谓帝皇（rex）者在内。（一三七页）按罗马文之Curia与蒙古文之quril甚相似（蒙语之l当是文法结构之一格，可以不论），蒙语之意义虽是“会”，但其最初语原或有别义，是亦
17.《隋书·突厥传》误称染干为沙钵略之子，《通鉴考异》八已辨正之，但《通鉴》一七五于太建十四年下又称为沙钵略之子，此是《通鉴》自不照应之处。
18.一九五五年《历史教学》六期史苏苑说从贞观起分为十部，误。
19.失毕，余曾证定为古突厥文之Sadapyt，见《辅仁学志》六卷一、二合期拙著《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二三页。
20.据Beal《译西域记》一，二七页注八八，此高山名Urtaktaū。
21.参《辅仁学志》四卷二期拙著《〈康居传〉校释》二一—二二页。
22.同前《译西域记》注引Severtsof之说。
23.《东方杂志》四一卷三号三五—四三页。
24.满洲有八旗，即此古俗之残余。
25.见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一期二五页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的引文。
26.《后汉书·郑玄传》亦云：“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岁在龙蛇贤人嗟。”
27.一九三四年《地学季刊》二期《湘粤旅行见闻录》。至如《礼记》称殷人尚白，《魏志》三〇夫馀“在国衣尚白”，《五代会要》九五“新罗朝服尚白”，《大金国志》“金俗好衣白”，马可波罗记蒙古新年之只孙宴俱服白衣，显异乎尚蓝之俗。
28.郭说见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拙说见《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四五页。
29.冀书是英文本，此据《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五卷一期一二二页书评所撮引。
30.参看《宋书》五四《史臣论》。
31.印度西北部发掘的Mohenjodaro古城，据说大部分是平行地从东到西和从南到北的整齐排列的街道（《古代东方史》六四五页），但其详细情状尚未还原。
32.黎国彬云：“汴渠是纪元六九年（汉平帝永平十二年）开凿的。”（一九五三年《历史教学》二号二三页）非也，平帝亦明帝之讹。
33.隋前之汴水，自金以后，渐变为咸丰五年前之黄河正道。通济渠则青山定男以为到雍丘（今县东）后即东南流至泗州，不提商丘，与唐李翱《来南录》不符。从前余据光绪廿九修《永城县志》二，认定通济渠系在商丘附近将汴水接入涣水（今称浍河或会河，亦称随堤沟），惟武同举《淮系年表水道编》言，“自商丘引汴入睢，又别睢东南流，行蕲水故道”，余则仍信渠之中段行涣水，末段或兼行蕲水，孰是孰非，尚待研考。
34.刘文淇《扬州水道记》以为大业所开沟，系就开皇山阳渎又开广之，不主《明一统志》取直之说。
35.张崑河评炀帝开运河等工程云：“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简言之，炀帝的本意并不在乎利民。
36.《大业杂记》误“沁水”为“汾水”，此几句应解释为“开永济渠，引沁水入”作一截，下文“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则是标举全渠起止之点。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卫河原可通运，此次则重在连入沁水以通黄河也。
37.张崑河以为“炀帝之开此渠，最要原因厥为伐高丽，以此渠转运粮糈，不仅为巡幸也。”（同前引）按伐辽实因高元不肯来朝，三年八月帝始谕高丽使促其入觐，四年正月时元肯来与否，尚未确定，谓是备伐高丽，殆非事实。
38.唐刘恂《岭南录异》作流虬。《宋史》：“流求国在泉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又《元史》：“流求在南海之东漳、泉、福、兴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流求相对。”涉流求事可参《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一六二—一八八页《古琉球国考证》。
39.赤土所在，计有暹罗、婆罗洲、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跨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锡兰等多说，据余考证，应以苏门答腊为是，说繁不备录。
40.使人为大礼小野妹子，来求《法华经》，或作“苏因高”者乃“妹子”之音译，参《日本国志》四。
41.参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一期二二页。
42.见拙著《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三期三〇九页。
43.据Huart著《古波斯及伊兰文化》一九七页转引。；其前期正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之时代相当（《通鉴》三系于赧王八年即公元前三〇七年）同前引《真理杂志》三〇九页。
44.魏源《海国图志》以辟展为鄯善，清人不察，沿误立县，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六曾辨之，经近年发掘，更证实其错误。
45.国语旧无r，又无1收声，故SaKu译作莎车；徐松《西域水道记》一：“塞勒库勒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其地位重要，正与莎车相合。清撰《西域图志》，闭门造车，误苏巴什为郁立师（辨见《侍行记》六），误阿克苏（AKsu，义为“白水”）为温宿（辨见《史地丛考》一〇二—一〇三页），多不可据。彼又以莎车为今之叶尔羌（Yarkand），微论对音不符，里距亦与《汉·西域传》相差甚大（别有详说），若蒲犁古国则应在今帕米尔之内。
46.近人往往以斯开提亚（Skythia）当大月氏，其实此一希腊文名称，义甚广泛，至今未得到结论。大月氏当年领域，一部分在今阿富汗境内。
47.今著名世界之吉尔吉思马，即汉武帝所求之大宛马也。
48.康居为北方之突厥民族，当西汉时势力南伸于中亚，其后退回北方，别有粟特人所建之撤马尔干（Samarkand），汉译为康国，自《晋书》起，因“康”字相同，遂混而为一，今时中外学人沿误者仍甚多。
49.外国学者均认“丝路”经过疏勒，与《汉书·西域传》不符。
50.据余所考定，朱俱波又译悉居半，其语原为SarighCupan，喝槃陀之语原为Kala panja，均在今帕米尔之内，见拙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三一—三五页。
51.白鸟库吉《塞外论文译丛》一辑二九四页。
52.程白鸟库吉《塞外论文译丛》一辑三〇五页。
53.刘郁代作《西使记》，见元王恽《玉堂嘉话》。
54.同前白鸟《译丛》三〇四页。
55.勒柯克记回纥入侵天山南路为七六〇（肃宗上元元）年，非也，其确年应为九五〇以后，今改正。
56.原译文误作“康居”，参四三页注⑤。
57.勒柯克认吐火罗系大月氏遗民，尚待证实。
58.称kand与拉丁文之Centum相同，但又谓粟特文本自闪（Sem）语。
59.《汉书·西域传》既有“塞”，又有“西夜”，实方言不同之异译，见《辅仁学志》六卷一、二期拙著《汉书西域传校释》。
60.似指《汉·西域传》之婼羌。据余所见，婼羌应与Yarkand（今译叶尔羌）相当，“羌”是译音，不是指民族，其理由则非本篇所能具也，可参看四三页注②。
61.参《地学杂志》一九三一年四期及一九三三年二期陶谦译《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的宝藏》，并参下《唐史》三节（二）项。
62.见一九四七年南京《文史周刊》四四期拙著《〈太平御览〉之忽略北狄》。
63.省称《冀州图》，与《入塞图》当同是唐前作品。
64.往日见本作“榆关”，而榆关常指山海关，余因谓“又北行”为又东行之误。（南京《文史周刊》七〇期拙著《评沈垚怀荒镇故址说》）今次见本作“榆阙”，始知作“关”为讹文，并不指山海关言，“又北行”非“又东行”之误。大宁城在今怀安之东，怀戎县今涿鹿县西南七十里，怀荒镇仍在今怀安境内。（均同上拙著）并参拙著《北魏国防的六镇》及《怀荒镇故址辨疑》两篇。（同前《周刊》五四及五七期）
65.据《元和志》四，汉云中在榆林县（今河套南折处）东北四十里，汉五原郡在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在榆林县东北八里，距中受降城三百里，则云中西北至五原断不止五十里。又余前据刁雍表推定沃野镇约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附近，（同前《周刊》五四期）今再依《入塞图》校正里数验之，由云中至沃野镇七百五十里，其地点亦大致相当。
66.沃野、怀荒两镇之纬度，所差不大，怀荒北行千九百里便至瀚海，而沃野乃需四千五百里，可知数字必有错误。如依余校正者计之，则为千八百里，两数极相近矣。
67.漠北语常称黑山、黑水，kara黑也，清代多翻作哈拉，“合”字古时方言有开口读法，《禹贡》“至于合黎”，即“至于黑山”之谓，此为古经中留存突厥语之最显见者。
68.见《陈拾遗集》六《燕然军人图像铭并序》。漠北民族之侵略我国，大要有三道：（一）中道，经过阴山山脉，东南出绥远以入山西之西北；或从阴山山脉西边通过阙口（即秦之北假、高阙，亦即唐代往回纥之通路），至河套北边（唐之中受降城，今包头附近），渡河南下（成吉思五伐西夏，多取后一条通路）。（二）西道，从居延海方面，经过现在之黑城子（XaraXoto，参拙著《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三七三页），而入甘州张掖，武后初，陈子昂从军北征突厥，即取此路。（拙著《陈子昂文集事迹》八页。又成吉思第五次伐西夏，亦取此路）（三）东道，大约经今之察哈尔而达幽州之北，默啜之侵入河北，当走此路。
69.参《史语所集刊》一二本三七七—三七八页拙著《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
70.见拙著《穆天子传地理概测》，《中大学报》。
71.《辅仁学志》六卷一、二期拙著《跋突厥文阙特勤碑》。
72.详说见拙著《突厥集史》卷一四上（未刊）。此外白鸟氏《乌孙考》谓咽蔑即悦般（原文未见），对音不符，又王日蔚《丁零民族史》所附铁勒各种族表，几全部沿用丁谦之错误考证，（《史学集刊》二期九九—一〇一页）李符桐《铁勒部族考》（一九四五年《沈阳博物院汇刊》一期二四—二八页）错误与王文略同，此篇均不多辩。
73.《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四三页拙著《误传的中国古王城及其水力利用》。
74.田中译多桑《蒙古史》二一五页。
7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册一二三—一二四页。
76.《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一三页。
77.《摩尼圣歌复叶》（德文）三二页。
78.Czaplicka著《中亚之突厥族》（英文）一五五及一〇一页注。
79.《文物参考资料》二八期二一页。
80.同上二三—二四页。又荷人Duyvendak《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似有一条称：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系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一九二六年《学衡》五八期）因未检得原文，有无错误，尚待考验。
81.同上引《学衡》。
82.原语为Cˇaitya，犹云“塔庙”。
83.印子犹云印刷之物，可见古语“子”字不定训“小”。
84.《学衡》五四期《龟兹苏婆琵琶七调考原》，惟引《周礼》两条，未必是事实。
85.《后汉书》蒙奇兜勒之“兜勒”，解者或以拟后来之“吐火罗”（Tuxara），考龟兹属吐火罗语系，若所证不误，则此《兜勒曲》亦可能是龟兹之音乐。
86.《东方杂志》四一卷一八期三九—四〇页《南诏初期宗教考》。
87.论华夷音乐之别，《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谓此不过输入较先之胡乐，流传既久，使人浑忘其外来之性质（一二〇页）；同人《元白诗笺证》（一三六页）又云：“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未注意到古乐源流，所见仍差一间。
88.《燕京学报》二八期一九七—二五〇页。
89.乐理非余所知，惟涉学说成立时代，王氏尚有立论未完之处，以非主要问题，故不赘及。
90.七调名称之梵文还原，据近世中外学者研究，娑（《辽史》五四误婆）陁力为Sdhrita。鸡识为Kais＇ika。沙识似为s·ad·ja。沙侯加滥为s·ad·jagrma，郭沫若谓“侯”殆“俟”字之误（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四六页），是也。沙腊为s·d·ava，中亚d可转1，林谦三已言之，余则以为V、P通转，故lap得译为“腊”也。般瞻为pan·ama，“五”数之义。俟利箑（音霎），余所见本《隋书》均讹作“”，惟林谦三所据本及《辽史》五四不讹，还原为vrs·abha。
91.林谦三谓vr·s·abha义是“牡牛”。按《隋书》作“斛牛声”，于义难通，《辽史》作“斛先”，“先”显是“牛”字之讹，惟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引作“斛斗声”，“斛斗”本隋唐通用名词，余初本主张此说，但“斛”亦未尝不可为别一字之错写，手头又无梵文字典可检，故尚难断定。
92.《旧唐书》二九：“《白雪》，周曲也，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
93.《通典·乐典》言，龟兹琵琶、五弦、胡鼓、铜钹、胡舞等声音洪大，惊心震耳。按今时梆子演奏嘈闹，应龟兹乐之孑遗。吾粤八音班（即不扮演之唱剧）顺德人呼为“西秦”，锣钹喧阗，则亦龟兹流亚也。
94.此乐出自庾亮家，《隋书》一五言之凿凿，《颜氏家训》六亦言“文康象庾亮”，但《晋·乐志》并未述及，余甚疑之?考《李白集·三乐府》有《上云乐》一篇，原注“老胡文康辞，或云范云及周舍所作，今拟之。”周舍之本辞，开首即云，“西方老胡，厥名文康”；胡震亨曰：“梁武帝制《上云乐》，设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发，导弄孔雀、凤凰、白鹿，慕梁朝来游，伏拜祝千岁寿，周舍为之辞”。王琦云：“按《隋书·乐志》，梁三朝乐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知《上云乐》者乃舞之名色，令乐人扮作老胡之状，率珍禽奇兽而为胡舞以祝天子万寿。”（《李太白文集辑注》三）祝寿是中外习俗所同，尤多于礼毕时行之。庾亮虽谥文康，但苟如《隋书》所言，出于追思，似应云“庾文康”，不应单言“文康”也。又《隋书》言文康乐之舞曲有散花，白诗亦云，“散花指天举素手”。文康部舞者手持鸟羽，见《急就章》四颜师古注（参《唐史》廿四节二三四页注①）。
95.金富轼《三国史记》作于高丽仁宗廿三年（宋高宗时），亦称为阳成，（据《东北通史》一七四页）或作“汤”者当误。“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七页所讲的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据说高句丽不是高丽，高丽是在明清时代，隋唐两代都是高句丽，以后是百济太封国，再以后是高丽。”（据《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二号五七页《问题解答》）按“句”字之去，始于北齐，自是“高丽”之称，已行用三百余年，王建立国（晋天福元，九三六），实借用“高丽”之称，焉能谓在前之高句丽不是高丽?如说高句丽最初在辑安一带，则我国上古何尝不限在黄河流域?大约因黄炎培曾有“王氏高丽实与高句丽无涉”（《朝鲜》五八页）之语，然此只就其王朝系统区别之，不可因辞而废义也。
96. 燕明邑所造明刀币曾在平安北道、全罗南道发见。（黄著《朝鲜》四五页）
97.关于此四郡之今地，各说不同，可参同上书六四—六五页。
98.高句丽为《汉·地志》（昭帝）玄菟郡所治之县，其最初立国，在今桓仁、辑安二县地面，当鸭绿江支源佟佳江亦称浑江之上流。（同前黄著三四及六八页，又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一二七页）
99.今辑安县东十里有著名之《好大王碑》，立于四一四年（义熙十），清光绪六年发现。好大王，碑作好太王，即中史之“安”。
100.据《东北通史》二一一页，即今北镇县附近，蓝著《隋唐五代史》一一七页同。但蓝书九四页怀远镇之下，又注称，“热河朝阳县西”；按两处所言之怀远镇，都征高丽所必经，断不能不认为同地，而北镇在东，朝阳在西，相去二百余里，何蓝氏竟有此错误也。考炀帝大业八年四月乙丑（十六日）大赦诏云：“其所役丁夫匠至涿郡者给复二年，至临榆关以西者复三年，至柳城郡以西者复四年，至泸河、怀远以西者复五年，至通定镇以西者复七年，至渡辽西镇复十年。”（《文馆词林》六九九）给复年分之多少，显因征夫所至之远近，柳城郡即今朝阳（说见后），通定镇即今新民县境辽河西岸之辽滨塔，（《东北通史》二一〇页）则怀远镇必在朝阳之东，新民之西，可无疑义。又《隋书》六五《薛世雄传》：“行燕郡太守，镇怀远”，贾耽《通道记》：“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今朝阳东距北镇县恰一百八十里上下，依此推之，谓怀远镇应在北镇县东近于辽金时之梁鱼务者较可信。若蓝书“朝阳县西”之注，可断为必误。《通典》一七八：“柳城郡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东南到安东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营州今理柳城县。”（参《东北通史》一八〇页）此一段里至，首要辨明者“西至北平郡二百里”一句，系指北平郡界而言，否则与“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一句，万万不能相沟通也。斯义既明，再依各里至求其地点，知旧说谓隋、唐之营州（柳城郡）皆今日之朝阳（蒙古人称为三座塔），其证甚确。但《隋书》志传并未见“柳城郡”之称，因之余往年疑柳城郡系大业九年征高丽时由辽西郡分出，（拙著《〈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一六三页）后来检得八年四月大赦诏已有“柳城郡”之名（引见前），又《新唐书》三九幽州下“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始知辽西实从柳城分出，旧日所猜，恰得其反。《隋书》三〇称“辽西郡，旧置营州”，是史家之误，应云“柳城郡，旧置营州”，方合。复次，《通典》一七八称：“……复以其地为营州，炀帝初，州废，置辽西郡，大唐复为营州或为柳城郡”，辽西郡亦误，应依《辽史》三九作柳城郡。
《太平寰宇记》七一所记柳城郡四至里数，多所错误，已经前引《通史》揭出；但东至辽河南至海两项，《通史》谓“《寰宇记》皆作三百四十里”，今考《寰宇记》云：“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实应“东至辽河”为一句，其下漏去里数，金氏盖误会也。
101.黄元起《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其分析批判，大致分为四点：（1）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因反抗外族剥削阶级而谋解放，如八王之乱属之。（2）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进步或阻碍作用，如汉武对匈奴、唐太对突厥属之。（3）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如汉武征南越、西域及西南夷，隋炀、唐太征高丽，蒙古征欧、亚都属之。（4）使中国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得以伟大，如五胡乱华、南北朝混战等，都应该否定（一九五三年六月河南《新史学通讯》）。彼所类别，我不能完全同意。姑就涉于隋、唐者论，黄氏以匈奴、突厥两战争为同类，此点自然不错；唯是，汉自高祖迄景帝，岁遗匈奴缯絮，而匈奴对汉族横加剥削，犹不之足，反时常率军南侵，肆行掳掠，烽火达于甘泉，民无宁岁，其为压迫侵略，记载炳然。大凡分析历史，不当局限于已成之事实，有时且须考虑其可能造成之局面；试取匈奴西迁，构成欧洲中古黑暗世纪来对比，便觉得汉武如不领导抵抗，欧洲之灾难，不难先演于中华，依此以思，汉对匈奴应列为解放的战争。同样，突厥之木杆、他钵，利用周、齐互斗，削弱我国，彼则持举足重轻之势，坐享两方面之供输；迨隋炀既倒，彼又拥立杨正道为隋王，与革命军相对抗，北方豪杰，尽量收罗，或给以官号，或助以兵力，无非欲延长我之内战，遂其蚕食之阴谋。更严重者，当李唐统一大势已定，彼犹两次追京，幸而颉利不如他钵之枭雄，否则五胡乱华，将重演于隋、唐之际，故汉、唐处境，可谓大致相同。斯大林同志以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未完全胜利以前，“保护国家以防外来危险这
一职能当然还是存在着的”，（葛烈柯夫等《斯大林和历史科学》一八页）则去今一千至二千余年以前，此职能之比较的重要，自不待言。可是，黄氏对匈奴、突厥，并未考虑其破坏演变之可能，甚而彼等主动侵略之事实，亦未通体检查一过，猥以进步作用为两项战争之主脑，是所谓见其小而遗其大矣。
蒙古西侵，与希腊东侵相类，彼等带去之唯一礼品，只是破坏中亚最繁盛之城市，经过惨酷战争后，或阅数百年而不能复建，其灾害至可惊。论到蒙古当日的文化，总比其敌人为低，后来引生东西文化之交流，不过偶然的副产品，初非侵略者之始念与预料所及。抑从唐代前半叶历史观之，文化交流，并不需以战争为主要导体，吾人论史，遇着两项问题相纠缠的时候，就应比较其影响之大小以行取舍；蒙古西征者既只以侵略为目的，试抓着此点，便可以断然决然地列作侵略性战争。
依此来推论，吾人对于隋炀之征高丽，便不难得到合理的批判。首先是，隋炀师出无名，无非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其次，隋末农民大革命，无疑以三征高丽为重要原因；考自隋文统一以后，我国经济文化之发展，正表现着逐渐上升，而经过此一回变乱，人口却剧烈下降，大业五年（六〇九）有口四千六百余万，（《隋书》二九）直至神龙元年（七〇五），仍不过三千七百余万，其如何阻碍社会生产之发展，不言而喻。此一战役断应列为侵略性战争，若求其文化交流之作用，则直微末不足道矣。
赵俪生、高昭两家又提出三次征辽客观必然的原因：（1）防御外侵。（2）高丽“不仅具备入侵中国的可能，它还较之突厥更多地具备着于占领之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七一—七二页）按外侵之威胁，大业时远不如开皇之紧张，而且开皇十七年高丽入犯，隋文虽出师抵御，旋即罢兵，以后再无举动，为何单独大业时代有此必然性存在?其次，突厥强盛时高丽常与结好及聘使往来，此由突厥文阙特勤碑可以见之，如果据高丽使臣在启民处，便说他们俩要连结起来合以谋隋，未免流于杯弓蛇影矣。
102.《隋书》二九作“户三百三万”，《通典》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比《周书》少差二十七万。
103.《通典》七作大业二年，疑有误。户尾数又作三十六，依其细数相加，“三”字不误。
104.依北齐、大业之户数与口数比例，每户平均五至六口，相当合理，大象则仅得二口半，正显出军士除去县籍之结果。
105.奚风称赞隋文能改革法制，（一九五五年《历史教学》三期）似未联系实际。
106.见《通典》七，亦即前文所引《隋书》二四之析籍。
107.高鸡泊属唐漳南县（今恩县西北六十里），据《元和志》一六，是永济渠及漳水所经之地。《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以为“当公元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一三八页），大误。
108.唯《中国农民革命史话》责建德火拼李文相（一四七页），则说未尽当；据《通鉴》一八八，文相事前曾杀建德部下三百余人，且拟执建德以献于唐也。
109.《苏联民族之话》一九一—一九二页。
110.近年有不少批评家，对于北周之兼并北齐，说是能对百姓让步，论隋之代周，又说是对百姓让步，等到唐之代隋，也说是对农民让步的效果。然而怎样让步，没有提出实据，有类于填写公式，使人看不见当日的真相。更如武德七年明令均田，已在“四海清”之后，尤其唐代均田制比隋为紧缩，光说“让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11.史苏苑称唐太宗“打退了突厥兵”，（一九五五年六期《历史教学》）考之史文，突厥在此两役均未交锋而退。
112.此山首见《周书》五〇，作“于都斤山”，夏德证为古突厥文碑之tükün或tükün。《隋书》作都斤山，唐则有乌德、乌德建、德建、欝督军、尉都（《旧书》倒为“都尉揵”，今正）、乌都、乌罗德健（“罗”字衍）等异译，当即今杭爱山高峰，可能在推河之东北。（说详《史语所集刊》拙著《外蒙于都斤山考》）丁谦《回纥传考证》误分欝督军、都尉为两山，以后一山为在土谢图汗旗正北，蓝文徵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