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旧说以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为八代。陈氏云：“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之刺激反应也。”（《元白诗笺证》一三七页）此其说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及子昂、二张、富吴、李邕等之成绩，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萧、李、独孤致力古文，皆在天宝末以前，（参拙著《续贞石证史》之萧李遗文拾及《唐集质疑》之独孤常州世系条）天宝末颖士已驰名国外，（参旧新书本传）是知受安史刺激云者之任意牵合也。
233.如取郡望以称韩集，则应曰“韩颍川集”或“韩陈留集”，昌黎并非愈之郡望，（说见拙著《唐集质疑》五五页）窃谓不如称韩吏部集之更合。
234.《旧书》一六〇《愈传》及赞对愈文非特未尝推许，且有微辞。
235.有文者未必有行，韩以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其《谢上表》极冗长，末有云：“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此与迎佛骨何异。又云：“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维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乞怜之状，令人羞读，明道者其如是耶？唯得失心太重，故对八司马则心怀妒忌，偶被贬则变节乞怜，欧阳修评之云：“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范祖禹《唐鉴》云：“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又洪迈《容斋五笔》九云：“韩文公《谏迎佛骨表》，其词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坐此贬潮州刺史。而《谢表》云，臣于当时之文，未有过人者，至论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逊，而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考韩所言，其意乃望召还，宪宗虽有武功，亦不至编之诗书而无愧。至于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东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语，摧挫献佞，大与《谏表》不侔。”欧阳固推崇韩文甚至者，犹不免反唇之讥，洪更直斥其献佞，宜也。孔子有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吾人批判，要须看其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皮相而已。
236.《新唐书》二〇三以此李观为李华之侄，大误；二人并不同宗，说见前引《唐集质疑》一六—六七页中唐四李观条。
237.余曾为此记作集释，（《史语所集刊》十九本）然未明者尚有数处。
238.撰有《樊涚墓志铭》，收入拙著《续贞石证史》。（同上十五本二五八—二五九页）
239.近年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张尔田著《玉溪生年谱》，取材于此类骈文者颇不少，则亦未可全束之高阁也。
240.同前引《辅仁学志》一七页。
1.同前引《续贞石证史》二三三—二三四页。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称：“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进士科）所攘夺替代。”（一八—一九页）
3.即郭待举、韦弘敏、王德真、李景谌、骞味道、沈君谅、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韦什方（赐姓武，又称武什方）、孙元亨、李道广、房融等十六人。
4.即刘景先（又名齐贤）、岑长倩、刘袆之、武承嗣、韦方质、苏良嗣、韦代价、张光辅、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乐思晦、欧阳通、杨执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综、李元素、韦巨源、豆卢钦望、王孝杰、王方庆、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后单名崇）、魏元忠、张锡、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等三十四人。
5.进士为魏玄同、韦思谦、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峤、吉顼、韦嗣立、张柬之、韦承庆等。明经为裴炎、格辅元、狄仁杰、李昭德、姚、陆元方、杨再思、杜景俭（或作景佺，参《通鉴考异》一一）、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6.同前《述论稿》又称：“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一九页）按陈说已辨见本文，若《唐摭言》所云：“进士科……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出进士者终不为美”，亦不足据。
7.《旧唐书》三，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材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人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十五年六月，“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又十七年五月，“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
8.《会要》七六，“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9.例如张九龄，神龙二年举材堪经邦科，先天二年又举道侔伊吕科。
10.后来称进士曰“秀才”，与此之秀才科名同实异。韩国磐以马周疏请恢复秀才（？）为反对科举制度（一九五四年《厦大学报》文史版一期《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殊不知秀才即科举之一种，韩氏误。
11.韩国磐计房玄龄享年，疑进士科开皇中已出现。（《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二号二三页注三四）按《旧书》六六《玄龄传》：“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羽骑尉是何等官，我在《隋书·百官志》还未检出，吾人须注意“本州举”三字，本州举而即可授官，与后来考试权在中央之进士科显有不同，大约进士科经过炀帝一回改制，名则同而实质不同也。
12.《述论稿》又称：“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八三页）
13.《述论稿》说如此，引见上页注③。
14.许棠诗：“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仅见一千人”，（《唐语林》七）系举大数言之。
15.同一六九页注③。
16.《唐摭言》三：“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是禁称座主等令，纯由武宗发动。《新书》四四杂采说部，串为一气，称“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益使人误会凡进士皆为德裕所厌恶矣。
17.刘开荣云：“……不但作不到礼部尚书，掌持文坛（由礼部考试进士）……”（《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七七页）按考试进士系礼部侍郎专管，与礼部尚书无关。又权德舆出身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语林》四）张弘靖亦非进士而知举。（同上八）韩国磐又云：“唐朝考中了进士以后，不是立刻可以得到官职，还须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叫做省试”，并引韩愈三次省试为例。（同前引）按愈三次省试是应制科之博学鸿词，且均未获隽，其入官由董晋所辟。中进士后无必须应试制科之规定，故贞元九年应者只三十二人。（参《韩柳年谱》）吏部之选，试身言书判而后授职，但不名为“省试”也。
18.库莫奚一名，迄今犹未能还原，按蒙古语称细沙、沙粒及水中尘土为komak或komaghi，末一语与“库莫奚”恰相对，意因其所居（今热河西部）而得名。（参白鸟《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一二六页）
19.如“可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兼定州刺史，充义武军节度使”，（《元氏长庆集》四三）又“可灵州大都督长史，充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白氏长庆集》三七）皆其例也。
20.李肇《唐国史补》云：“开元以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厩、左右巡、分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卫。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宫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
21.《苏氏演义》下谓“高宗改刺史为节度使”，更误。据日人岩佐精一郎研究：《元和郡县志》混开元二十一所置之采访使于节度使，《旧书·地理志》北庭节度使条称永徽时已置此官，同书（绍兴刊百衲本）广州条亦谓永徽已置五府节度，《唐会要》及《新书·兵志》同记节度使名称于高宗时代，《通鉴》则主张睿宗初存幽州节度，《新书·方镇表》又记景云元年置河西节度。近世著书如《支那疆域沿革图》、那珂《东洋小史》等均以为高宗时代，自河西迄幽州业有节度，稻叶君山《支那政治史纲领》更提出开元二年前节度使常置之新说。彼以为高宗时代之使持节都督不称节度使，节度只是与都督无关之大将的俗称，武后以后，都督之掌握兵权者，临时授以诸军大使、经略大使、防御大使等名义，至睿宗初，凉州、太原、幽州诸都督始带节度大使之衔，开元初益扩充，开元九年乃略为定制化云。（《东方学报》二三卷二号《河西节度使之起原》）
22.西晋初木简有“泰始三年以来府曹节度所下杂文书本事”之语，见《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五七页。又“晋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诏书云火节度七条云……”，见《匡谬正俗》六。
23.《六典》八《兵部》下：“凡天下节度使有八”，或谓岭南此时只称“经略”，至德后始改节度，因疑其书至德后曾重修，非也。“节度”之名，开元末犹未十分固定，故“经略”亦算入节度之内。到天宝元年，自幽州分出平卢，又安西与北庭不合为一镇，故《通典》一七二称十节度，此纯由时间性而数目不同。（参缪著《通史纲要》三册一三九页）八节度即朔方、河东、河北幽州、河西、陇右、剑南、碛西及岭南。
24.此一见解与前引缪著《通史纲要》同。关于节度使起源，并参拙著《续贞石证史》。（《史料与史学》下二八一—二八三页）
25.棨戟图说可参李文信《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沈阳博物院汇刊》一期一五四—一五五页）
26.柳氏《中国文化史》二〇页，又《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谷氏《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一一四—一一五页）
27.《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四及一四〇页。
28.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云，字书无铲字，今多读为刬。
2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三页。
30.同上一三一页。
31.《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八七页。
32.同上八六—八七页。
33.同上八七页。
34.《学术界》二卷一期七六页《次夔文录》。《魏书》七五《尔朱兆传》：“令人频征献武王（高欢）于晋州，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北齐书》二〇《慕容绍宗传》则作“遂割鲜卑隶高祖”。三州者即并、肆、汾三州，依《魏书》一〇六上，东魏时朔、云、西夏、蔚四州寄治并州，恒、廓二州寄治肆州，显、宁、灵三州寄治汾州，唯武州自立，即所谓“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者也。
35.《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八九页。
36.《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二六页。
37.《魏书》三，永兴四年，“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亦鲜卑军制用“十二”之例。
3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二页。
3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二四页。
40.《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八八—八九页。
41.《周书》并记月、日，则《隋书》二四之“建德二年”，应是三年之讹。
42.《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七页。
43.同前引《学术界》。
44.《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八八页。
45.《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九页。
46.例如《管子·治国篇》“民事农则田垦”，《后汉书》一下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注“垦，辟也”，又贞观二年戴胄疏：“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会要》八八）又大历改行两税时，“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新·食货志》）“垦田”系与“荒地”对立之词，指所占田亩，犹云“见在生产之田”。
47.《北史》误漏“军”字，以后《通典》、《通鉴》承之，《略论稿》却代解为“以其时兵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得略去‘军’字”，（一三九页）所谓“其时”，不知何指？如指“开皇三年”，则显与十年之令相违，辩详本节正文；盖言“军”者指当兵及授田年限，言“民”者指应役及授田年限。
4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九页。
49.《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50.《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九页。
51.隋称郎将，贞观始改都尉，谷氏文称“隋代都尉”（八七页）误。
52.《新·兵志》称：“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为求省字，读来不如《六典》之明白。《志》又称：“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又与《六典》不同。番犹轮也，《水部式》：“都水监渔师二百五十人：其中长上十人，随驾东都。短番一百廿人出虢州，明资一百廿人出房州，各分为四番上下，每番送卅人。”由此知“四番”就是分作四人一组而互轮，“五番”是分作五人一组而互轮，余可类推。
53.胡禄，盛矢之器，突厥语作qurluq。觿，解结锥。行縢即裹腿。，大锄。碓，舂具也。
54.《会要》七二作六十万，杜牧只称四十万人。
55.滨口重国曾指出折冲府数系随时增益，见《禹贡》四卷一期谷霁光引《史学杂志》二〇卷《从府兵制至新兵制》。谷氏《唐折冲府考校补》以为各书所记府数互异，系因材料及时代先后之不同，依我个人研究结果，正与彼不期而合。但彼谓时代越后则增设之府越多，却与事实相反；高、武以后，府兵制日趋破坏，府数只有比前越少，焉有反而增加之理。《会要》所谓关中府二百六十一，其余二百八十，合计五百四十一（此据《困学纪闻》所引，今本《会要》有脱误）者，即是修《会要》时所有之数，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者，即是连已废之旧府计之。可见时代愈前，府数愈多。谷氏对《会要》之文，不能深入了解，故结论适得其反。至《新书》《兵志》及《百官志》所记，只抄自唐代史料，又不能以时代为衡也。
56.《新·兵志》作“五十而免”，与《会要》所言相差十年（依《会要》则四十而免），如依《新·志》，则需廿五年而后放出，比之十年放出者亦差额太大，似以《会要》为可信。
57.何云：“直到隋代统一南北，才又为普遍的征兵所代替，”（《史语所集刊》十六本二四四页）当指府兵而言；但唐之府兵，承自隋代，是彼认唐府兵为普遍征兵也。
5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五三页。
59.《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九七页。
60.《旧·职官志》称武安、武成。
61.据《玉海》一三八引《六典》。谷氏云：“所领府数共仅三一九，疑后来增加之数未列入。”（九七页）余按《家传》云：“左右卫各领府六十，余卫领府自五十下至四十七，东宫六率领多至六少至三而已”，（《新·兵志》本之，但文有错误。）数目虽比《六典》略异，但曰“各领”，则左右卫合领之数应为一百二十，余卫准此，申言之，《六典》所记实为三一九之两倍，即六三八，与（甲）表六三四相差只四府，是知谷氏所疑不确。
62.《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九八页。
63.同上书一五三页。
64.谷氏文云：“清代也有人把八旗兵制相当于府兵”，（一一三页）此一观点并不错误。又云：“凡有军府的州，人民便有充当府兵的义务，也便是人人有充当府兵的可能”，（一〇五页）亦能得其一体。由是，吾人对于贞观时崔行为表所云，“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元龟》四八六），又李峤表云，“今之议者或不达于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全唐文》二四六），便晓然其意义所在，不致误会为普遍征兵之史料矣。
65.如谓府兵“领域大小，与户口多少也有关系，……再则兵府分布的疏密，可以看出当日军事布置的大概情形”（九一页），又“设府的条件，不独是注重政治中心地带，而且是按着地方形势来定府额多寡的”（九二页），据其分析观之，实难成立。
66.此一条意义本是说，河北如多置军府，则其人须赴京师番上，结果会弄成当地兵源缺乏，故玄宗时不于河北置府。谷氏文却误解为“河北道兵府，是元（应作玄）宗防御奚、契丹增加的”（九一页），与原文恰相背驰。谷之误会似因陆贽疏有“禄山乘北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二语，然禄山所恃者边兵，陆贽之“北重”，非指府兵而言。
67.《旧·韦待价传》，永徽中为卢龙府果毅，又《乐恭墓志》，永徽中为丹水府折冲，谷氏以为河北不置军府是贞观时事，谅未必确。复次，此怀州丹水府于开元十一年改为怀仁府，太极元年《石浮图颂》著录易州石亭府左果毅，先天元年《杨乾绪碑》著录幽州开福府折冲，合而观之，贞观末至开元中一个时期，河北地方断然有折冲府之设。贞观末以前，如能详细考证，情形恐亦相同。
68.系使丘出甸马四，牛十二，甲士三，徒七十二人。
69.《周礼》虽不尽实施之制度，但仍可反映当时现实。
70.兵”字作军器解。
71.详说参拙著《契丹的打草谷制度》。（一九五一年四月廿四日香港《大公报·新史学》）又伯恩斯坦亦言突厥之“黑民（karabudun）还须自备兵器马匹，服务战役，而大部分战争掳掠品都须呈献伯克。掳掠战争在游牧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学通报》一卷八期五三三页引）
72.冯译多桑《蒙古史》上一五六页。
73.《六典》五：“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北、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皆纳资而已，”本指亲、勋、翊等三卫而言，谷氏引《唐大诏令》四天宝三年制，却疑纳资之法，后来推及于府兵。（一一一页注①）按天宝三年制并未说出府兵，且《六典》以开元廿五年成书，其时府兵已废，焉能有后来“推及”，此忽略历史时间性之误。
7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页。
75.同上书一三八页。
76.谷氏文亦犯此弊，今不详辨。
77.同前引何兹全文以战死、逃亡，私家分割及军户解放为世兵数量减少之原因。（二五〇—二五二页）
78.伯恩斯坦曾指出，突厥族“加在黑民身上的兵役便是一种封建义务”，（据《科学通报》一卷八期五三三页引）此一事自当分别言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每一个团体已有防备暴兽或敌寇侵犯之必要，故各人尤其是成年及壮年的都须担任防御的职务。到后来知识渐进，从事分工，服兵之役乃专移于男子。再进一步阶级形成，选派之权，操于酋长。不过在游牧社会内，无论突厥或蒙古，充兵之义务，即贵族亦不能幸免。如错认为兵役到封建社会方始成立，则与社会发展之途径，不尽相合也。
79.《汉书》所记，如时有欲从军者辄诣长安（《汉书》四四《淮南王安传》）。元封二年，杨仆、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武帝纪》）始元元年，遣吕破胡募吏民击益州。（《昭帝纪》）神爵元年，发应募佽飞、射士等击西羌。（《宣帝纪》）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六九《赵充国传》）家贫自奋募。（七〇《常惠传》）复发募士万人……（七九《冯奉世传》）都是选募之例。
80.《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一一五—一一六页。此外尚提“居重驭轻”、“兵农不分”二点，已辨见前文。
81.一九五二年一〇月一七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一九期。
82.《中国民族简史》一九九页。
83.据昭和十五年《东方学报》泷辽一撰文。
84.元好问《论诗》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翁方纲云：“于初唐独推陈射洪，识力直接杜、韩矣。”但子昂之诗，仍未走上声律—途。
85.郑棨《开天传信记》：“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郑《津阳门》诗注：“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闻乐归，笛写其半，会西凉府杨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吻合，按之便韵，乃合二者制《霓裳羽衣曲》”；又《会要》三三，天宝十三载，“《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是《凉州》与《霓裳羽衣》本是一曲。唐人《西域记》云：“如《伊州》、《凉州》、《甘州》，皆龟兹至也”，（据《西清诗话》引）则《霓裳》实西域乐调。（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二四）
86.《唐会要》三三：“南宫商，时号《水调》”；敦煌写本有《水调词》一首，（《敦煌曲子词集》下）则七律诗也。
87.此为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同饮旗亭之故事。近岁出土《王之涣墓志》称，之涣卒天宝元年。（参拙著《续贞石证史》二四九—二五〇页）
88.谓将七字句中一字偷去而分为每三字一句，成两句，是为原始词体，例如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见一九二六年《学衡》五七期王易《词曲史》二一—二二页。
89.如《陆州歌》、《祓禊曲》、《思归乐》、《纥那曲》、《甘州》皆五绝，《凉州歌》、《伊州歌》、《破阵乐》、《水调歌》、《何满子》、《清平调》、《雨霖铃》、《渭城曲》、《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突厥三台词》、《欸乃曲》皆七绝，又《抛球乐》为七言六句。
90.据青木正儿《词格长短句发达之原因》。（大正十三年《支那学》三卷九期）又清万树《词律》以“和声”为群相随和之声，青木氏非之，谓虚声、泛声乃唱者自唱无意义之“拍子言叶”，补充乐章本文对乐曲不足之部分以合于拍子。唱者之外，群众歌和，则为有意义之文，性质迥异。按《毛诗》之“也”、“矣”等字入韵或不入韵，前人各有所主，未尝不可以“虚声”解之。
91.同注①引文。
92.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一—三页。又《乐世》即《绿腰》，已见阴法鲁《敦煌曲子词集序》。《剑器词》当即《剑器子》。
93.各谱名见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六页。《水鼓子》，《教坊记》作《水沽子》。《长沙女引》，疑是《长命女》。《遐方远》，《教坊记》作《遐方怨》。
9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九二页。
9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九五页。
96.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云：“吾谓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吻，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无过于曲也。”旧体之诗、词、曲固各有其妙境，然从一般言之，曲实最通俗化之体裁也。
97.后世多作“浪淘沙”；按刘词：“浪涛风簸自天涯”，“君看渡口涛沙处”，“春风吹浪正涛沙”，“流水涛沙不暂停”，均作“涛”，敦煌写本同。唯今本崔令钦《教坊记》作“淘”。又《敦煌掇琐》一一《舜子至孝变文》有“舜子涛井得银钱”之句，知唐人用“涛”作“淘”。
98.杨启高《唐代诗学》二六七页。
99.同二二八页注①引《学衡》。
100.据《蒲寿庚考》七三页转引。桑原藏又据胡应麟《笔丛》，谓此曲殆以唐苏鹗《杜阳杂编》所记为最早，（同上引）金启综认为宣宗自制，《望江南》为大和中李德裕自创，（一九五四年《历史教学》二号三页）但王国维固称，《菩萨蛮》、《望江南》二调，开元教坊已有之，（《集林》二一）金氏之误，盖本自《乐府杂录》。
101.关于此曲之详细考证，见拙著《唐代戏乐之波斯语》。（《东方杂志》四〇卷一七号四六—五〇页）苏摩系一种有毒蔓草，梵文作Soma，“遮”本自Yat，此云曲，即波斯人供奉“苏摩”神之曲。《张说之集》一〇有《苏摩遮》五首，旧注云，“泼寒胡戏所歌”，其第一首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碧眼紫髯须”（“碧”字系余所校正），按依《魏略》，“海西”应指欧洲，而张说明以指波斯，此与下节二一八页注①余谓李阳冰用“条支”字不过泛指西域，正可相证。《宋史·高昌传》：“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或因歌唱时有此服饰而误会。辽希麟（统和五年丁亥）《续一切经音义》云：“案《苏莫遮》，胡语也，本云飒摩遮，此云戏也，出龟兹国。”林谦三评云，“此语不得为梵语”。（同前引书一四九页）
102.林谦三云，清乐《泛龙舟》，《会要》入《小食调》，龟兹乐工白明达所造。（同前引书一六〇—一六一页）
103.以下涉于诗之评品，除特著外，多取材于翁方纲之《石洲诗话》。
104.崔诗首句，《该闻录》及《渔隐》后一七皆引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但如此则第三句“黄鹤一去不复返”之“去”，上无所承矣，似以“已乘黄鹤去”为是。此诗之妙，即在首四句中三用“黄鹤”字。
105.李阳冰《太白集序》：“凉武昭王暠之后，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冯承钧谓“条支为古之亚叙利亚（Assyri）”，因疑白是华化蕃胡，（《东方杂志》廿七卷十七号六七页《唐代华化蕃胡考》）陈寅恪亦著《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十卷四期）按徙罪人谓之“谪”，条支如果指西亚，我国何以能有此权力？试观下文即接言指李生伯阳（即老子李耳），则“条支”一词，在阳冰或只用作“典藻”以泛指西边，非必实言其地也（参前节二一六页注①）。让一步说，条支自《史》、《汉》著录以后，二千年来考证者不下十家，当今日何地，各持一说，迄无定论，唐人尤其是阳冰对条支位置，恐比今人更不了了，由是益反映“条支”之用法与“伯阳”同为词藻而非现实。易言之，殆泛指玉门关外唐代所辖之西域，故能徙谪罪人。日人中村又疑李白《上云乐》所咏康老系一景教教徒（大正十四年六月号《史学杂志》；方豪在《东方杂志》四一卷八号撰文，即本自中村）；按《上云乐》之“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岩容仪，戍削风骨。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不过泛描一般白种人形态，初无景教徒意味。下文接云：“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乌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生死了不尽，谁明此胡是天真”，实将周舍原文“遨游六合，傲诞三皇，……昔与若木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任意扩大之，“大道”、“元气”犹是描写神仙通用之语，更不定指景教教义。胡震亨泥读其文，遂疑白诗之“陛下应运起，龙飞入成阳”数句，系指肃宗朝此胡来游，（《太白集注》三）殊不知永王磷以至德二载二月败死，白随被贬，是年九月始收复长安，京师之事，白未必详知，即知之，世亦岂有真敢自夸“抚顶弄盘古”之人耶？唯本无其事，故白自注曰“拟作”，无非借此以颂肃宗（参看《隋史》讲义十六节注），诗人荒唐之言，直可放四海，弥六合，今乃视作实事，加以考订，不其傎欤!
《列子·汤问》：“秦之西有仪渠、文康之国。”仪渠即义渠，余已证为梵文Agni之音写，义云“火国”，可能与后世之焉耆有关。文康，余旧疑其在印度西北，今乃知不然。考撤马尔干古名为Markand（a），见Arrian之《亚历山大王东征记事》，（据白鸟《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一六七及一七〇页）kand即“康”国所由名，“文”古读从m——发声，故“文康”之原语，可断其为康国都城古名Markand（a）之汉译，人以地名也。唯其为康国人，故又曰“康老”，得此语原而全诗之意义可解。抑据勒柯克（Le Coq）说，摩尼当日亦风行于粟特，是知康老为景教教徒之拟议，益觉不易成立。
106.参拙著《读全唐诗札记》九七页。
107.按《新唐书》二〇三卢纶诗序称，与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李端风尘追逐，向三十载，（《全唐诗》五函二册）可见此十人之名，出自当日品骘。宋江休复《邻几杂志》去韩、崔、夏侯，而增皇甫曾、郎士元、李益、李嘉佑，得十一人，于数不符。翁方纲《石洲诗话》二不数吉、苗、崔、夏侯，而易以刘长卿、郎士元及皇甫冉、皇甫曾兄弟，管世铭《读雪山房诗钞》比翁氏更多去耿，而进长卿、士元、冉及二李（益、嘉佑），杨启高却主张管氏之说，（《唐代诗学》一九九页）此无非后世诗家因崔、苗、耿等存作无多，遂强参己见而改造历史，殊不知其违背“大历十才子”之现实也，故不取。
108.歌云：“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枕檀，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双弯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梳落处无声腻。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香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妆成鬌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读之亦略见唐代女子之发饰。
109.宋汤中考订其为吴郡人，见《直斋书录解题》一九。
110.白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后人多误称为太傅。
111.参拙著《唐集质疑》七五—七七页。
112.或作“五十”，非，《旧唐书》二九，“昔者夫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不能自止，破之为二十五弦。”
113.元好问《论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翁方纲云：“遗山当日必有神会，惜未见其所述耳。”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好问金之遗民，宜其特取此诗以立说也。
114.同前引《禹贡》七卷袁复礼撰文以今之布鲁特、黠戛斯为唐之大小布（勃）律，大误。近世发见西藏文件有Bru-za一名，Thomas以为即勃律“Gilgit”，见一九三〇年JRAS二八五页。
115.又作马灵詧，盖夫蒙其本姓，马乃所改之汉姓。
116.《西突厥史料》一一四页疑在今Sarhad附近；张星烺《交通史料汇编》五册一六四页疑即今Chitral，张说误。
117.婆一作娑，娑勒与Sarhad言音甚近，沙畹以为今之Panj河。张星烺谓婆勒川即今培拉木河（R.Beilam），盖承藤田丰八《〈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之说，藤田云：“哥那尔河（R.Kunar）又称培拉木；勃律河，《唐书，高仙芝传》作婆勒川，殆由培拉木而讹也。”（八五页）按仙芝渡川后，追三日至坦驹岭，则认婆（或娑）勒川为哥那尔河之支源雅尔浑（Yarxun）河，亦非绝不可能，但对音究嫌不近，且断非哥那尔本河也。
118.Arniah又作Arniya，住Gilgit流域之Dardo人用此名以称今之Yasin。（见斯坦因《古代于阗》一〇页；按Dardo即《汉·西域传》之难兜，Yasin即清代之乾竺特。）沙畹以阿弩越为Cupis，张氏谓即Gilghit，均不可信。
119.此据《新书》二二一下《吐火罗传》，《通鉴》二一六作朅师，《元龟》九六五及九九九讹朅帅。沙畹误以为即今之Chitral，（《西突厥史料》一一八页）又或以为即其附近之Wasit，据我最近考证，应在今麻斯多（Mastuj）附近，详说见拙著《羯师与赊弥今地详考》。又Kaskar一名与我国之“喀什噶尔”甚相近，读者幸勿误混。
120.困乏二字，据冯氏校改。（同上《史料》一五一页）
121.《会要》九四误为景龙二年。
122.《通典》、《旧·传》及《通鉴》二〇四均同，惟《会要》九四作长寿二年（六九三）。
123.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于开元十五年，亦以焉耆为四镇之一，可互证。
124.他书多作交河，此据《旧书》一九四下及《元龟》九七九，辨见拙著《唐史馀渖》。
125.沙畹又引Tabari之书，苏禄被杀在回历一一九即开元廿五年。（《西突厥史料》二〇六页）
126.此据《旧书》及《考异》引《实录》，《新书》二一五下作都摩支，《元龟》九六七作都摩友，“友”应为“支”字之讹。
127.见《回教百科全书》二九册七三六页Kara-kalpak条。
128.Bailey谓于阗文之名，传自我国（一九三九年JRAS九〇页），据余所见，适得其反。又“食”“实”“石”在中古均为辅音收声，冯家昇《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光明日报》）只推原“大食”于波斯文Taji，亦未得其的。
129.《新建设》四一期四二页。又M.Broomhall著《中国与阿剌伯人关系之研究》，译文登《中大史学专刊》一卷一期，所言波斯、大食与唐之交际，多难信据，读者应分别观之。
130.据《西突厥史料》一八四及一二六页，此王出走在六三六年之末或六三七年之初，后被杀于东境之木鹿（Merv，今属土尔克曼共和国），约在六五一或六五二年（永徽二—三）。《元龟》九九五称：“永徽五年，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俟为大食兵所杀。”显是事后之报告，吾人考证外域记事时，应时常注意此一点。
131.此名在旧史中写法不一，《实录》作泥浬师师，《旧·传》作泥湟师师，《唐历》作泥汨师，《唐统纪》作泥洹师，（均《考异》一〇引）《通鉴》从《统纪》。余按今本《旧书》八四作泥湼师师，《新书》一〇八作泥湼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泥湼师师为合，（四册七七页）考《集韵》，泥浬斯，波斯酋长名，字作“浬”，与《实录》合，泥浬即nar之音写，师师即ses之音写，《实录》本不误，后人因“浬”字较僻，又误“师”为复出，妄以己意删改，此又非得西史对比，无从决定其是非之一例也。
132.一九三二年，塔吉克共和国发见阿剌伯文书一通，是开元六—七年（七一八—七一九）间遗物，内有emir alDjarrah名称，说者谓即中文之异密屈底波云。（《唐代文献丛考》一四六—一四八页）
133.参《史料》二〇九页。
134.《史料》作七一五年（二一一页），但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二三称，威利特第一卒于七一六年，弟苏勒满嗣，按苏勒满即《元龟》九七一及九七四、开元四年七月所见之苏利漫，则年分当以《史料》为正。又《新书》二二一下《大食传》称，开元“十四年，遣使苏黎满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检沙畹所辑《元龟》，只有四年大食国苏利漫遣使献物一条，颇疑《新·传》误四年为十四年，又以哈里法之名为使人之名也。
135.据《史料》说，其修表应在前一年即七一八年（一四六页），由此上推三十五即六八四（光宅元）年，是知武后初元，大食已开始其中亚之侵略。
136.多桑云：大食人称Transoxiana为Maveraunnehr，即谓越过缚刍河之地方，其地界缚刍河与锡尔河之间。（田中译本一三二页）
137.《蒙古侵略前之中亚》一八七页。
138.据《新书》二二一下，其国在史国北。
139.《中国历史教程》二四〇页。
140.关于仙芝之败，参照《史料》二一六页。
141.《史料》二一七页。
142.《东方杂志》四一卷二号三一页拙著《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又四二卷一七号三六页拙著《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大致言之，塔吉克属于阿利安系之寒原型，语言为古伊兰语。
143.《东方杂志》四二卷一七号三四—三五页拙著。
144.《东方杂志》四一卷二号三六—七页拙著。。塔吉克与噶勒察为对举之辞，后者指山民，色白而发黄，前者犹云耕种之民或农民，皮肤及发均黑玉尔（Yule）著《中国及其通道》四卷二一〇—一一页。
14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二〇一页，《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页奚风文，又王拾遗《白居易研究》三页等。并参236页注①。
146.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陈珏人文。
147.参《旧书》一九九下，《靺鞨传》。
148.《文哲季刊》五卷二号四四〇页《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
149.同上四四一页。
150.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陈珏人文。
151.陈氏《述论稿》（二九—三五页）对此，最少犯了三种错误：（1）以九姓胡为月氏人。按此说首见《隋书》，而《新唐书》承用之，然九姓胡在西汉时实役属于康居，与南方之月氏各别为国，《隋书》所云，白鸟目为“全无证佐的空中楼阁之谈”，（《塞外史地译丛》二辑四二一—四二二页）是也。（2）认“赭羯”为种族之名，原义不是“战士”，按《西域记》一，飒秣建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新书》二二二下《安国传》，“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通典》一九七亦有太宗招柘羯不至之记载（关于太宗事，他书有异文，此处不具论）。马迦特（Marquart）《答沙畹问》，谓柘羯、赭羯皆波斯语tcakar之异译，义犹奴仆、从属，在粟特一带训作卫士；白鸟又以突厥语Sagas即战士解之。（《东洋学报》一卷三三二页）巴尔托勒（Barthold）《中亚史》云：大食作家闲说及君长之卫士，即kir或ckir，义犹奴仆。但从Naraxi所记捕喝王后之朝廷观之，显见此种卫士，徒有其名，彼系以贵族之青年子弟组成，须轮班入值于王廷，与欧洲武士子孙之服事其王侯者无异；（一八〇页）依此言之，柘羯制度与我国贵族子弟之更番宿卫者相同，亦略类于初期府兵及蒙古时代之怯薛，陈氏谓“战士”之解，由于宋祁误会，则未知宋固有其根据也。若瓦德尔（Watters）言，飒秣建西北有都会名Calak，其人体躯长大而勇健，疑赭羯即其地之居民，（同前引白鸟二三—二四页）毗尔（Beal）疑为赤鄂衍那（Chaghāniān）之人民，（《译西域记》三三页注一〇三）藤田丰八《西域篇》又以比拟塞种，均嫌证佐不足或对音不合。总之，善战与否（就正义之战立论），须以爱国思想及经常训练等为先决条件，陈氏独谓“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则未免陷入唯心论，且更违反禄山亦常败衄之现实也。（3）以石国或译“柘支”、“赭时”与柘羯、赭羯相混比。按前者是国名，后者是通名，不过译音上截有些类似（此是译音常见之现象），其语原并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