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述论稿》三四页。按章嵚论安史之乱有远近四因：（1）设立节镇；（2）重用蕃将为远因；（3）攻伐奚、契丹；（4）溺惑嬖宠为近因（《中华通史》下册）。吕思勉亦承认（1）（2）两条，并称禄山之发动叛变，系与国忠不和。（《白话本国史》三册）傅安华在其《唐代安史之乱的发动与扩大》一文中，以为（1）之说不外承袭《廿二史劄记》，（2）之说本自《旧书·林甫传》，然多设节镇与重用著将，均是适应某种需要而发生之制度或政策；并无主动某事件发动之力量。此种制度或政策，运用可以有利，亦可以有弊，运用方向之决定，系依赖于其他条件，所以（1）（2）两事，并不是发动之原因。彼以为凡毗邻之两种民族，如果经济发展相差极远，则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必向经济较优者施行侵略及掠夺，此为禄山发动叛变之原因，其立说之根据有二：（甲）禄山部属是一个胡人集团（引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己子”，“唯与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将军孙孝哲、蕃将阿史那承庆、庆绪同谋”，“十四载五月……以蕃将三十九人代汉将”）。（乙）当时中国之经济条件，确能引起胡人觊觎。又扩大之原因亦有二：一、当日社会下层已酿成普遍不安，大暴动之机，已经成熟。二、兵制废弛。（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五五期）概言之，傅说似比章、吕有进，玄宗对禄山，根本在过度信任，蕃将或非蕃将尚是次要问题。唯是欧、美资本主义之侵略，初非经济条件比我较低。以言中亚经济，汉以前早铸用金币，彼中商人能转运我国缯帛，赴西方牟大利，又《汉书·西域传》言：“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则胡族经济条件是否较低，尤成疑问。至禄山起后，农民响应者史册上几等于零，响应者却有九姓府六胡州诸胡及武威九姓商胡，（《通鉴》二一八—二一九）所谓大暴动之机，亦乏充足之信证。窃以为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禄山而招惹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日中国经济繁荣所引诱，如此说法，较为浑括。若过分迷信禄山兵力，吾人只须看长安收复，主力靠回纥四千骑，及禄山之窘急图却，此疑便可以解。《唐代小说研究》云：“安禄山是胡人，玄宗要藉他统治北方胡族区域，不惜以各种方法表示宠异，以图结欢。”（旧版一〇〇页）即承陈氏之误解，而且看得玄宗过高。
153.部名只得十二，今《学海类编》本《安禄山事迹》中卷作“二十三部落”，亦许是“十二”之倒衍。林应是思结之别部，奚应是奚结（参前第二节；《学海》本正作奚结，惟讹为蹄），蓬子一名未详。此外《学海》本尚讹契苾为契丹，思结为恩结，并校正于此。
154.《旧书》二〇〇上：“肃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东兵马，光弼入土门”；《新书》二二二上：“属潼关溃，肃宗召朔方、河东兵，光弼引还”，叙事大致相类。按潼关陷在六月九日辛卯，肃宗则七月九日辛酉始至灵武（朔方），潼关溃时肃宗尚无权追召外兵，如果系肃宗在朔方追召，则其事应在七月。《通鉴》二一八只书光弼引还于六月末，（参前引《事迹》中）不言追召，当因《旧》、《新》两书叙述不明之故。
155.兴平节度，至德元年置，领商、金、岐等四州。
156.《旧·地理志》列举节度、观察等使四十四镇，《廿二史考异》五八以为“据太（大）和中方镇言之”，钱氏大约因宝历元年改鄂岳观察为节度，至大和五年而复旧，《地志》称“武昌军节度使”，故有此论定也。但考《新书》六四《方镇表》，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领麟、胜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节度，领鄜、坊、丹、延四州，贞元三年置夏州节度，领夏、绥等州，此后无甚大更革，今《地志》不见振武三节度，所领州仍分附邠宁、朔方二镇之下，则非尽合于大和制度可知矣。
157.巴尔托勒（Barthold）《蒙古时代前之突厥史》言，七八二—七八七年（建中三—贞元三）布哈尔筑造长城，或用以防御吐蕃。又《新·传》称贞元十七年吐蕃与康国兵出现于南诏。
158.《云南土俗现代地理分布》。（《史语所集刊》七本四分四三七—四三八页）
159.费琅《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八五页。
160.同上七页。（并参《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八八页注六）
161.同上四七页。
162.《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六八页。；说虽离奇，然越南半岛人本由高原南下，系不能反驳之事同上一三一页。
163.《华阳国志》四，滇池县，“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按突厥语tengis或dengis，海或湖之义，滇音颠，（《通典》一八七）与ten相对，（参《成吉思汗实录》五三一页）余认为“滇”系以海得名，今云南土俗，有水便呼“海子”，正可反映。《国志》又云：“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此是古代入滇之东路。
164.龙颜碑见《金石续编》一。
165.《蛮书》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仑国矣。”（渐西村舍本）伯希和谓步头即《蛮书》一之贾勇步，贾耽之古涌步；但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日期大长，暂以步头位置于今之临安（今建水），后文又疑贾勇步即今蛮耗。（《交广印度两道考》八及一四一页）余曾以其行程日期差之，疑步头应为《蛮书》一之下步而非贾勇步。（《圣心》二期拙著《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泽名》三八页注①）近在讲义初稿又断定《蛮书》原本应作“沿江三、五日出南蛮”，不知者误增“十”字；《蛮书》六同一条内，步头与贾勇步并举，则两者显非一地。今再详之，步头即下步之说，实不可通；考《德化碑》曾三著步头（“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又“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当日南诏及东爨势力范围，东南不能出今滇省边界，而依《蛮书》一，下步却系安南管地，同理，由通海城起出南蛮（即南诏）境，亦断不需十八九日程（十四日加三至五日）。反覆寻勘，始悟“通海城南十四日程”之“十”字，同是衍文，通海即今通海，如以其南四日程之步头置于建水，则嫌太近，置于蛮耗，又觉失之过远，以里程准之，似应在蛮耗更西北之上游，盖现时上水虽在蛮耗止航，下水之起点似可更西移也。惟其今本多衍两个“十”字，故令地理家无从捉摸。更应附带提及者，余在《圣心》稿内，依渐西村舍本以“行量水川”为句，又揭出此句以下与前文不相接；今又悟“行”字应属上句，量水川以下三句别为一事，与前文无涉，龙河殆今澜沧江，故南与青木香山路相直也，青木香山在永昌（今保山）南三日程。后来又考《元史》六一建水州条：“在本（会川）路之南，近接交趾，为云南极边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间蒙氏所筑，古称步头，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据《地理今释》，建水州在今建水县之西。按《元和志》三八钦州灵山，“今南四十里谓之水步，即是钦州北来人泝流舍舟登陆处”。南方俗语现在犹呼水陆上下处为“水步头”或“步头”，“步”音转轻唇则曰“水阜”或“阜头”，或又加土作“埠”，近世称“商埠”，义即本此。今建水县不边红河，非舟船上下处，应非步头所在；惟建水西南红河边沿尚有地名“坝头”，或其是欤？
166.《元史》一二一：“察罕章盖白蛮也”，又“合剌章盖乌蛮也”。《元史类编》二〇称，白蛮据丽江，乌蛮据大理。沙海昂疑“章”为“戎”之讹，J.F.Rock亦言jang常念作jung，同“戎”字或许有些关系，向达更进一步称戎族以氐羌为主要成分。（《历史研究》二期四页）余殊不谓然；“羌”切韵k‘rang，如K音颚化，且变为不送气，则与“章”切韵tsiang甚相近。戎与羌在上古区别极明，与其谓“章”为“戎”之转，毋宁谓“章”为“羌”之转也。
167.据铃木俊《南诏之意义及六诏住地考》，（《东洋学报》一九卷二号）余别撰《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一文，加以证明。陈碧笙以为“在今之蒙化附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一四五页《试论白族源出于南诏》）地仍未的。
168.蒙舍当即《庸那迦国纪年》之Muon Se。（《译丛》一四九页）
169.此据《蛮书》三；《通鉴》二一四引窦滂《云南别录》作“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澹”，按滂只定边军节度，（《新书》二二二上）不如樊绰之可信。越澹应即《蛮书》二之越赕（同书八“川谓之赕”），在澜沧江西，今腾冲地。（说见一九四七年《文史周刊》七四期拙著《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蛮书》又云：浪穹、邆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曰三浪诏。
170.参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二期四四页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
171.同前《译丛》云：“其北境与大Muon Se（大理）之Ho国（中国）接界”（一四九页）。按Muon Se即蒙舍，见前注①，Ho应是“和”之音写，《庸那迦（Yonaka）国纪年》此一句应泽为“与大蒙舍之太和城接界”，非指“中国”，原译误。
172.此据《蛮书》三及《新·传》。照世系言，则阁罗凤本为皮逻阁之从兄弟行，但《德化碑》称：“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固视阁罗凤为皮逻阁之子，（《南诏野史》上同）《蛮书》三越析诏条亦言蒙归义（即皮逻阁）长男阁罗凤，岂当日炎阁养从孙为子耶？复次，胡蔚《南诏野史校注》（上卷）误读碑文为“家居阁罗凤”，故谓其“取地名以为名”。
173.《德化碑》称为“越都督张虔陁”。
174.据《新书》二二二上；惟《通鉴》二一七作七万。
175.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南州西行三十里品甸，又山行三十里白嵓甸，赤水江经之。又山行四十里赵州甸，即赵也，神庄江贯于其中。川行三十里至河尾关，即洱水下流。其西又有关，北入大理，名龙尾关。入关十五里为点苍，太和城在其下，周十余里。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阳苴城，亦名紫城，方围四五里（广德二年筑）。
176.《蛮书》一：“黎州（今汉源）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州界也”；又“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今南溪县西）下兵，亦是此路。”按《蛮书》同卷下文称，自石门第九程至鲁望，再行十二程到柘东（今昆阳北平定乡），则石门路之一部，应相当于今威宁、宣威、曲靖（《德化碑》亦言仲通军至曲靖）、昆明之通路，从方位而言，应曰东路。《蛮书》一清溪关，“至大定城六十里，至达士驿五十里（黎、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驿六十里，至荥水驿八十里，至初里驿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古县今废）”，共程三百五十五里；但《新书》四二州下称，“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实四百五十里，今本《蛮书》之地名、里数，显有夺误。（可参《蛮书校注》）又《德化碑》云：“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谿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唐邛部县，今越北七十里，会同即《蛮书》之会通，又曰会川或会同川（会川今四川会理县）。复次，由台登至俄淮（即准字）岭为程五百三十里以上（据《新书》四二；《蛮书》此段路程，亦有脱漏），又由俄淮岭至会川二百八十五里（据《蛮书》，但比《新书》亦少差数十里，依《新书》则台登至会川共约九百里上下）。从方位言，此路应曰西路。据《新书》，贞元十年袁滋使南诏，系取东路（石门），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系取西路（清溪）。
177.寻传是部落名称，见于《蛮书》者分在两个不同区域；其一，在今八募一带（说详同前引拙著），即本文之所指。《德化碑》云：“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是也。其又一则在今金沙江与鸦砻江会流之处。《蛮书》二云：“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州，西南至会州（当作“川”，见上一条注）、诺（同书八，“诺，深也”）赕，与东泸合（“合”字原脱，今校补），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所谓“又有水”者，即今安宁河。东泸即鸦砻江，樊绰以当古之诺（亦作若）水，与《野史》上以金沙江当若水之说不同。磨些江则今之金沙江也，弄视川当指今丽江以北地方。安宁河在会理西北，先合于鸦砻江，再南，乃合入于金沙，汇点附近就是另一寻传部落之住地。
178.《德化碑》：“裸形不讨自来，祁×（当是“鲜”字）望风而至。”按《蛮书》四：“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同书七：“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又同书六：“丽水渡面（？西）南至祁鲜山，……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
179.《蛮书》六：“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按《德化碑》以置柘东城为赞普锺十四年春之事，依碑，败李宓在三年，相当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是十四年应相当于永泰元，今《蛮书》作广德二（七六四），或其工程连两年耶？
180.《萃编》一六〇著录《南诏德化碑》，前截几全泐，独碑首题“清平官郑回撰”六字完好无缺，是否原来真迹，颇成疑问。考碑末：“×成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锺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齐斯，愿谐声于《鲁颂》，纪功述绩，实曰鸿徽，自顾下才，敢题风烈”；一望而知为撰文者自述之语，其人无疑是清平官，但姓名（或名）为“×成”，与“郑回”不类，“八王”尤非郑氏典故。考《蛮书》三：“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罪过也”，并未揭出撰人姓名，《新·传》及《通鉴》二一六亦然。惟《南诏野史》上云：“令清平官郑回撰《德化碑》，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书，立石太和国门外，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之故”，未知有何前据？复次，王昶《跋德化碑》云：“考《云南通志·古迹》载，阁罗凤刻二碑，一曰《南诏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宝间阁罗凤归吐蕃，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西泸令郑回撰文，今无可考。一曰《蒙国大诏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诏群臣颂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郑回撰文，杜光庭书，今剥落殆尽云云。是南诏有二碑，皆郑回撰文，其刻石国门之碑，朱子《纲目》系其事于天宝十一载，此碑则在大历元年，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所引《通志》，可疑者计有四点：（1）罗凤曾立两碑，《蛮书》、《新·传》、《通鉴》、《野史》等都未说过。（2）南诏是唐人对彼之称谓，蒙国大诏是彼国人自用之称渭，彼国何以有“南诏碑”的名称？（3）今《德化碑》前截即说明不得已叛唐之故，是否别有一所谓“南诏碑”成立在前，专叙此点？如其既有，《德化碑》似无须复述。（4）《新·传》将立碑表明心迹事记在天宝十载仲通失败之后（《通鉴》同），《野史》记在十三载破李宓之后，似皆不知确年而顺带提及，吾人相信朱氏《纲目》处理此节故实，亦应用同样手法，并非经过考实，不应强调“天宝十一载”之时间性。合此观之，我并不相信罗凤曾立两碑，《滇志》之误，由于呆信《纲目》，且以《德化碑》后截纯然歌颂吐蕃（文云：“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我”字上空两格），疑其与无心叛唐不相应而信为别有一碑也。碑文只叙到赞普锺十四年（叶昌炽《语石》二即以为是年所撰，且认《南诏蛮颂德碑》与《南诏德化碑》为一碑歧出），相当于永泰元年，王昶以为大历元年立，似属计算之误。唐末至前蜀有道士杜光庭，《野史》所揭书人，亦极可疑，今不具论。
181.骠苴低之“苴”，哈威谓即Swabwa之Swa，意即“君”也，（《缅甸史》上一五页），又突厥语呼“新”为“阳”，则阳苴城全义当为“新王城”。
182.《通鉴考异》二三云：“按宣宗时南诏未尝陷安南，据《新·（南诏）传》则似大中时已陷安南”；按《新书》各列传之叙事，不依年序为先后，其例甚多，《南诏传》在咸通元年之前称南诏陷安南者，实将咸通元年事倒错于前耳。
183.《考异》二二，大中十三年南诏陷播州云：“《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实录》，咸通六年三月卢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蛮陷播州”；是《新·纪》似据卢潘奏而书也。《通鉴》二五〇又于咸通元年十月己亥后书，“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亦本自《新·纪》九。考尉迟偓《南楚新闻》记黔南事有云，“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兹从之。
184.陈碧笙《滇边散忆》云：“七年复取安南，高骈大败之”；（二〇页）按再陷安南在四年，陈书误。
185.广明元年，卢携称咸通以来，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通鉴》二五三）只概括言之，可参看《考异》二三及胡注，《互证》二〇疑安南只咸通四年一陷，系未见携奏之故。
186.《蛮书》四言：“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张礼千谓泰语“孟”为城镇之意。（《东方杂志》四〇卷一八号）
187.今本夺去一，《校注》云：“疑后龙口一城当亦为一，系传写误脱一句也。”余按龙口城即今大理上关，似未得为一，惟《蛮书》五云：“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同书八，“山谓之和”），似占一之数，即《野史》上之赵州，今改凤仪县。
188.《西域文明史概论》八八页。
189.《新建设》四一期四一一四四页及四二期四五一四八页《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林氏曾言：“若谓回回民族中含有突厥族的成分，那到是可能。”又“因此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自不免掺入许多汉族的成分。”按伊思兰教输入我国，其范围是逐渐扩大，在去今三百年前，某些汉族掺入成分，当然尚易识别，故顺治四年甘抚张尚列举为缠头回、红帽回、辉和尔、哈拉回、汉回等数种，意义本甚明白。林氏却认为彼时不合用“汉回”二字，则对于彼分析回回民族来源的初意，反觉有所矛盾矣。
190.据田坂兴道氏言，回纥可汗衔之常为“爱登里啰”（ai tngrid，奉月神）或君登里啰（kün tngrid，奉日神）系受摩尼教之影响。可汗衔之回纥文为alpu inancu bagha targhan tnrid ülug bulmis alpu qutlugh bilg qaghan（见同第二七三页注①引文）。
191.据沙畹氏言，于术在库车与库尔勒（Korla）之间。
192.全碑系以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字分撰，冯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误粟特为康居。（二二页）
193.据《新书》二一七上，永贞元年怀信可汗死，唐册其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元和三年死，唐册新可汗为保义可汗（长庆元年死），《通鉴》二三六一二三七及二四一，又《元龟》九七六及九六五略同。惟《会要》九八则称俱录毗伽可汗死元和六年（《元龟》九六五别一条同，殆钞自《会要》），七年正月，唐另册一可汗，其人死于元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始册立保义可汗，与《新书》《通鉴》异。关于保义嗣位之年，《会要》断不可信，据回纥可汗碑之粟特文纪年，保义嗣位，不能晚于元和九（马）年也。田坂兴道疑保义嗣位在元和六年，再无他据，（同第二七三页注①引文六一七页）司马修《通鉴》，尚得见《宪宗实录》，故从之。陈垣氏《摩尼教入中国考》谓可汗碑立于长庆间，亦误。
194.涉六、七年事，《旧·回纥传》与《会要》九八有冲突，可参看田坂兴道《中唐西北边疆之情势》。（《东方学报》一一册五八六一五九〇页）
195.八骏及屈产名称，大多数已经学者及余个人证明为突厥语或中亚语之音写，此处不备引。
196.唐代诸牧畜产每年死耗及生长数目，有厩牧令为之规定。（《唐律疏议》三）
197.大和五年，李子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元龟》九七九）此必胡人在中国经营高利贷之事业。
198.唐时绢（即缣）每匹规定长四丈，见下文。
199.《西域文明史概论》四五页称，“有一前记之缣（即绢）书”，是羽田亨亦知缣、绢同一。
200.参《苏联民族之话》七〇页。
201.墨公谷《贾耽与摩尼教》一文有云：“颜鲁公（真卿）与康国人颇有往还，且以穆护之名字其男，康国人多奉摩尼教。”（《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九页）乃误混祆教于摩尼。
202.此名还原最少第一音s与“萨”之古音不相合；伯希和曾有长篇考证，登Bull，de Ecole francaise，vol.Ⅲ，pp.665—671，惜未之见。
203.向达《新疆考古概况》称：“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南疆、印度、伊兰（摩尼教、景教）文化颇盛。”（《文物参考资料》四〇期二九页）按公元前二世纪时摩、景两教均未创立，向氏殊为失考。
204.冯承钧谓景教入唐之时，叙利亚已为大食所据而名其地曰苫（Sm），与其名景寺为大秦寺，不如名为苫寺云云；（《景教碑考》四七页）其说可谓泥极。“大秦”真义犹云右方或西方（余已有证明），在当日施之罗马也可，施之叙利亚亦可，冯氏之论，徒见其好为文字上之异议，非注重实际研究者所应出此也。
205.涉出土时期，钱谦益以为“万历间长安人锄地”得之，（《牧斋有学集》四四《景教考》）林侗以为“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有幼子，……卜葬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来斋金石刻考略》下）李之藻天启五年四月《景教碑书后》称，“庐居灵竺间，岐阳同志张赓虞惠寄碑一幅，曰迩者长安中掘地所得”，崇祯十四年，葡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撰《唐景教碑颂正诠》，称“天启三年，关中官命启土，于败墙基下获之，置郭外金城（胜）寺中，岐阳张公赓虞拓得一纸，读竟踊跃，即遗同志我存李公之藻”，（《碑考》三至八页）足立喜六主张天启五年说最确，（《长安史迹考》一九〇页）冯承钧断为“要在天启五年之前”；（同前引九页）按由掘得而树立，而张赓虞拓得，而由陕寄浙，古代交通、消息，两俱濡滞，应以天启三年（一六二三）说最为可信。
涉出土地点及立碑原因，伯希和曾提出两项意见：（一）发现不在盩厔而应在长安金胜寺，即阿罗本所居之大秦寺。（二）碑非墓碑，只是当年大会时由景教大施主所建之碑（即碑文中之赐紫袈裟僧伊斯，《史地译丛》五九页）。冯承钧历引明末波兰人卜弥格（Michael Boym），法人金尼各（Nicolas Trigault），法人方德望（Etienne Le Fèvre）诸神甫之书札，信为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出土后运至金胜寺，且是伊斯之墓碑（同前一〇一一三，一八及六九页）。余按此实两个互相连锁之问题，主张出盩厔则近于墓碑，主张出金胜寺则应非墓碑。据宋敏求《长安志》一〇，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本讹）立”；《清一统志》一八一，“金胜寺在长安县西郭外，即崇仁寺，唐建”；又《长安县志》，唐开源门内义宁坊有崇圣寺，明改崇仁寺，以寺邻金胜铺，故亦名金胜寺（此据《碑考》一八页转引；但唐城西无开源门，《长安志》义宁坊之北街通开远门，“源”乃“远”讹）；是明之崇仁寺（即俗称金胜寺）与唐之大秦寺同在义宁坊内，其为同一寺之嬗化，已极有可能。假如发现在盩厔而运至长安，此碑初时尚无人能考其内容，崇圣寺之本身为大秦寺。在流俗亦必无记忆，长安名刹尽多，何以运来后恰放在唐代之大秦寺？此从客观体察而未必有如是之偶然者也（冯书一八页亦以大秦寺、崇圣寺同在一坊为讶）。若第二问题，解决尤易，碑文末段无非赞扬伊斯之出资崇饰及布施，绝无溘逝之意味（“今见其人”一句，尤非对已死者之言）。且向来墓碑未闻有取颂为名者，更未有替官吏作墓碑而专颂历朝帝皇之功德者，况碑文固非唐文之下乘作品乎？至伯希和以为伊斯自立，亦误；末言“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明明是景众颂伊斯而立石矣。详说见拙著《景教碑里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206.波斯人阿罗喊仕高宗朝，景云元年卒，墓志见端方《匋斋藏石记》二一，应即同名之异译。张星烺以为Luhe之译音，（《汇编》一册一八五页）对音殊不符。
207.沙畹以为即开元廿年波斯遣来朝贡之大德僧及烈，先时回国，后又随贡使而来；冯承钧不以为然，谓是叙利亚文乡主教Rorappisqopa之省译，（同前六〇一六二页）张星烺又谓是Cyriacus或Cyril之译音。（同前）其实“及烈”切韵约读如giepliat，唐人读外语之收声l（r）如t，故Gabriel>gab liet，正与“及烈”吻合；冯、张均不知古代音读，故相差极远。景教碑中以Gabriel为名者便有两人，开元、天宝两及烈，不能必其为一人，只有可能性而已。
208.方豪云：原出希伯来文Elohim，东叙利亚派（即聂派）称alaha，西叙利亚派（即Jacobite派）称aloho，即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碑中之阿无罗汉，玄应《一切经音义》作阿罗汉，调露元年所译《陀罗尼经》作阿罗诃，与梵文之Arhat当为同源，（《东方杂志》四一卷八号《景教史稿》）由此见耶教与佛教之关系。
209.亦作Stan，帐幕或村落之义。
210.即“金殿”之音译，见《新中华复刊》三卷四期七七一八三页拙著《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字》。
211.余疑为“洛师”之音译，见《东方杂志》四二卷十一号二四一二六页拙著《唐人文字称洛阳为“洛师”者为数不少》。
212.金上京遗址（黑龙江省阿城县南）及吉林省洮南附近之古城，均曾发见金十字架，鸟居以为景教曾流行于东北；（《满蒙古迹考》一四〇页）同氏又谓景教取儒教之崇拜祖先，其宗教形式在唐时最民俗化，因而不知不觉间大为流行。（同上一七四页）按婆罗门教固有祭先之礼，景教为存亡诵经，不过性质相近，未得谓之采自儒教；但无论何教，其面向群众者必易于流行，则不易之论也。
213.此项之材料，多据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及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不一一注明。
214.见勒柯克《新疆地下的宝藏》。（一九三一年《地理杂志》四期）
215.旧本作“而茹荤”，当是“不”字之讹。
216.一二三七年良渚（即宗鉴）著。
217.见《新书》二一七上，盖本自《国史补》之“蕃人常与摩尼僧议政，……其大摩尼数年一度来往本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参据《通鉴》胡注所引及今本）今本末十数字显有错误，又如“来往本国”作“来往中国”，亦以胡注所引为优，《新书》称“囊橐为奸”，由胡人逐利（见前卅二节）观之，谅与李肇原书无大背驰。陈垣不信其说，未免带多少成见。
218.郑亚《会昌一品集叙》：“而又移摩尼之风，坏浮屠之俗。”李德裕助成此举，对于教徒藉外势横行，加以惩创，未为不当。陈垣乃目取销江淮诸寺为“李德裕之阴谋”，又是先存成见之一事。
219.《汇编》引《太平广记》二八大振州陈武振及《群书类从》四辑卷六九冯若芳两条，认为唐时海南有天方教徒，（九九—一〇〇页）然细审两故事，绝无教徒痕迹，张说未可据。又十三世纪Nour Edin之书，记八世纪前半叶有十叶（Seyids）派回教徒移住中国北边，桑原以为未可尽凭；按至德二年（七五七）大食曾派兵入援，见前二七节，有少数流落，自是可能，但非专门从事宣教而已。
220.《苏莱曼游记》（大中五，八五一）称，广府有天方教教士一人，教堂一所。
221.广德元年吐蕃退出长安，系传说子仪将至，永泰元年则败于回纥、子仪之合兵，梁思成云：吐蕃两次进犯长安，鱼朝恩都以神策军平定了大局，（《文物参考资料》三三—三四期八七页）殊非事实。
222.《旧唐书·韩愈传》言，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三卷，愈所撰繁简不当，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均尝诏史臣添改。又《路隋传》言，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云云。案经数朝，显与宦者有关，今传之韩撰《顺宗实录》，或有一部分已非真迹。
223.白居易《陵园妾》序：“托幽闭，喻被谗遭黜也。”陈寅恪以为寄慨者“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元白诗笺证稿》二五四页）所见甚的。叔文为之魁，别无大恶，被谗亦可想，韩、白同时而臭味不相投，非特文章致力处之各走一途已也。白赞刘“文章微婉”，（《长庆集》六九）即在此等处着眼。
224.《韩昌黎集》三《永贞行》，“小人乘时偷国柄”，目叔文为小人（《新书》一六八承其说），已论失其平；又曰“侯景九锡行可叹”，则正欲加之罪矣。至于“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无非发自己的牢骚。平心言之，韩此诗直是党宦口气，与禹锡不党宦者臭味迥异，而陈氏《述论稿》竟谓禹锡“所言禁中事亦与退之相同”，（九七页）盖犹未窥《子刘子自传》之真意也。
225.范仲淹《论叔文》云：“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之（按此“之”字衍）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毫而废人之业也。”（据绍兴卅二年严有翼《柳文序》转引）
226.《资暇集》下云：“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注子）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目为之偏提。”可见我谓《翰林院壁记》之改修，系宦官欲削去郑注、李训、王涯、顾师邕诸人之名，并非臆测及深文之论。
227.此即《魏书·食货志》所载，既定中山后之徙民，定中山在皇始二年十二月，其明年为天兴元年，《南北朝经济史》（一八页）未检对本纪，误将一事作两事，分列于皇始、天兴之下。
228.《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五七页。近十年来论者更多，自有专门索引，此处不克一一介绍，较早的如张铁弦《记近年苏联史学界一瞥》，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一九三七年一月），刘燊《论北魏均田制度》等，均可参看。
229.《食货》五卷八期一七页曾謇撰文。
230.据《晋书》二六，男子占田七十亩，女三十亩；此外丁男课田五十亩（十六至六十岁为正丁），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十五已下至十三，又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有官品者可占田五十顷至十顷，又因品之高卑，得荫及九族或三世。森谷正己《中国社会经济史》以为课田即徭役田，（一五六页）徐士圭《中国田制史略》以课田为助法。（四三页）唐长孺又谓占田法令之用意，在限制贵族官僚地主之无限止地占有土地及田客，并非授田。（《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三五页）此事应专文讨论。
231.此是行国习惯，《魏书》七上，太和五年四月“壬子，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知当日犹守漠北之俗。
232.《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八九页。
233.北齐制，“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虽似比魏制为优，但牛调二尺，垦租二斗，义租五升。又奴婢受田依官品而等差，以三百人为极限，无受桑、麻田之明文。北周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百亩，更不提及奴婢。（《隋书》二四及《通典》二）
234.如果认“三长既立”之文为不讹，则须知三长制颁布之后，必经过数年时间，流离各地之人民，始能多数遄返旧墟。但安世之疏，明明上于均田已前，倘把其移后——最少三四年，则无论事实、时间，都不相容，故可决“三长”必“子孙”之讹。《魏书》五三《李冲传》载文明太后言：“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后世读史者以为三长与课赋有关，即与均田有关，遂臆改“子孙”为“三长”耳。
235.据高允前文言：“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如以六斗乘三万七千顷，则3700000（亩）×6（斗）=2220000（斛），古写“斗”、“升”字相近，故知两个“三升”均应正作“三斗”。
236.通，报也，手实状即据实书写之文件，通手实犹云据实填写报告。徐士圭氏谓“户籍簿册叫做手实”，非也。
237.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谓齐地小口多，周地大口少，万国鼎曾加以辨正，但万氏以为齐、周两制适合，（《中国财政史》一七四页）实际上却不然。封建时代多妻盛行，齐制女四十亩，则二妻可得八十亩，三妻可得百二十亩；周制，有室者比单丁多四十亩，则妻数虽加而授田不加，在施行时却可省田不少。大抵齐口虽多，而地处平原，垦田宽广，周口虽少，可耕之面积却锐减，周授田较少，实为地理环境所限制，此则胡、万两家所未注意者也。
238.唐武德元年始戊寅，又七年甲申定令，故以卯、酉为仲年。
239.散见于《沙州文录补》、《唐代文献丛考》及日本《东洋学报》第四卷。
240.森谷又以为诸在官侵夺私田，《唐律》虽明著罚条，但对王侯无此禁限云云，（一八五页）殊属误解，《唐律》系适用于一般，无论何种犯罪，都不特提王、侯，因《名例》内有八议，六曰议贵，流罪以下灭一等也。
241.同前引书二一八—二二五页。
242.《旧书》四，永徽三年高履行奏，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七十，九十，未详孰是。
243.据梁方仲引《长江日报》一九五〇年《读报手册》，解放后全国垦田面积共一千四百七十四万顷有奇，如果确实可靠，则与唐代数目甚相近，隋时疆域比现在尚小，断不可能垦田数反大至现在四倍。隋尺谅同于唐尺，虽比今时市尺较短，要超出许多。又据《旧书》四三，“五尺为步，步二百有四十为亩”，进位之数，与清制相同，近人或云唐制广一步长二百二十四步为亩者误。
244.此处据《新·志》五一，疑有夺文。按《六典》三《蠲免之制》条称：“诸王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则“五品”之上似夺“诸亲”二字，诸亲系指太皇太后等之亲属（与皇亲指皇帝本身亲属者有别）。依此，则《新·志》“兄弟”之下，亦疑漏脱“子孙”二字。复次，鞠清远《唐代财政史》（三页）引令文一条，钞自《六典》（但我所见日本刊本并无此文），兹照其原来句读转录，并参《旧书》四二用括弧表示拙见以为应加之字样如下：“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小功）以上亲，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若（亲王）郡王周亲，及同居大功亲，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周亲，并免课役。诸内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师诸色职掌合免课役。”按缌麻、大功及周（即期），皆就血族之亲疏，定免课之降杀，今若以“内命妇一品以上亲”为一句，试问究是何等之亲？其必有讹误者一。比郡王（从一品）更高者为亲王（正一品），与正一品之内命妇（唐制只有妃三人）地位相埒，今言妃言郡王而不数亲王，其必有讹误者二。爵级只提到国公（从二品），而《新·志》则提到最低级之县男（从五上），其必有讹误者三。总言之，两本《六典》及《新·志》均各有脱误，日本刊《六典》脱文最多，但以无他项史料相比定，不敢草率校正也。
245.两数相加，得九、一八七、五四八，与同书所载户口总数九、六一九、二五四相差至四十三万；与246.两数相加，得五二、八八一、二八〇，比之同书所列总口数五二、八八〇、四八八，多出七九二人，则知课口之数，应校正为七、六六二、〇〇八，相加恰符。《旧书》九八记开元廿一年裴耀卿言，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人，数当不确。
247.相加得八、九一四、七八一，比同书之总数八、九一四、七〇九计多七二户；如总数不误，则将课户之尾数“二百八十”校正为“二百八”，衍去“十”字便合。
248.相加得五二、九〇九、二〇九，比同书之总数五二、九一九、三〇九，其万、百两位不相符合，则许任一数有误。
249.《新书》五一《食货志》言每丁岁输稻三斛、绢二匹，非蚕乡则岁输银十四两，皆是极端荒谬之错误，森谷书亦沿之，可参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四五及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六。又《南北朝经济史》谓太和十年前调以户为单位，十年后以一夫一妇（床）为单位，唐以丁为单位，税制一步一步的缜密云云，（七二—七三页）所论并未抓得重点。太和十以前尚未行均田制，唐则女不授田，征税自须随田制之改革而改革，此非税制趋密之特征也。
《晋书》二六：“……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应以“不事”为句，《洹子齐姜壶》之“余不其事”，犹云“我不管”，即不加征赋也。又汉高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释为不徭赋。徐士圭读作“老少虽‘不事远夷’‘不课田’，但也要尽些换纳粟米的义务。他的等级近者输义米户三斛……”（《中国田制史略》四四页）语不可通，故附此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