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后汉书·明帝纪》，即位后，诏“勿修今年租调”，唐长孺以为“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交纳的一项，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六四页）申言之，此时之调，即是包括一切的调发。
251.租布”一名，《南北朝经济史》谓“系田租与调布之合称”，（六五页注四）唐氏亦认“租是田租，‘布’就是户调”“布只能是一种税目”，又“南朝将‘布’一词代替了户调”（同前引七三及七五、七六页）。此解如不误，则与新疆发见之“租布”（布上写“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十一月□日”，见斯坦因《腹里的亚洲》第三卷附图一二七），意义迥异，唐之“租布”系两字名，与“庸调布”相对立（同上引又有“婺州兰溪县……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神龙二年八月□日”），犹云江南诸州租回造纳布之布。
《南北朝经济史》谓租布在“《宋书》卷五《文帝纪》为税布，卷六《孝武纪》称田租布”；（同前引）余检《宋书》五，只有元嘉四年三月“其蠲此（丹徒）县今年租布”及廿六年三月“复丹徒县侨旧租布之半”两条，并无“税布”字样，或是根据误本。《宋书》六，大明三年“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其读法颇有疑问，如依前引同书之说，布即调布，则“田租布”得断读为“田租与布”，非“田租布”为“租布”之别称也。
252.《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五月下云：“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南北朝经济史》以为“二分取钱，一分取布之误”，（八二页）固然毫无证据，即唐氏所释，（同前引八二—八三页）亦未能令人满意。唐引《隋书》二四，梁初唯京师等地用钱，诏明言输钱处，可知亦有不输钱之处，拙见正与相同。惟（一）诏书之“户租”，彼谓户指户调，租与户仍是两项，则大可商榷。诏下文所言与田租无关，无提出田租之必要，余谓“户租”即“户调”之变文，犹诸唐氏认“调”字有两种不同之用法也。（二）《齐书》四〇《萧子良传》：“诏折租布二分取钱，子良又启曰……且钱、帛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吏”；据传，子良上启亦是永明四年事，但唐氏认为“二分取钱是加重，诏书之一分取钱是减轻”，上启“跟上面的诏书可能有关，却不是一件事”，因解“二分取钱”为“三分二取钱”，似乎出于误会。余认为“二分取钱”者即将应纳之布分作二分，其一分取钱之谓，文过简省，遂欠明白，然意犹可通，若谓“二分”同于“三分二”，恐无此混沌之文法也。诏虽如此说，外边奉行与否又是别一问题，启文之“或闻长宰，须令输直”，盖谓官吏阳奉阴违，不肯半数取布，故再向朝廷揭发。如此解释，则上启应在下诏之后，直是同一回事之发展矣。抑又思之，田租大致须取谷，乃统治者对水旱之最要防备，传文之“租布”显为“调布”之变文，与“田租”无关，故前谓“户租”即“户调”变文，此亦一旁证。
253.《史记·范雎传》绨（音啼）袍注：“盖今也”，又《急就章》颜师古注：“络即今之生（始移反，又式支反，音施）。”王应麟补注：“今俗作，非是。”《广韵》作，云：“缯，似布。”按粤中旧有“生丝”一种，质薄，当即此。又据天宝四载官帐，缦绿及大练每匹估四百六十文，缦绯五百五十文，大生绢四百六十五文，陕群（郡）孰六百文，河南府绝六百廿文（《敦煌掇琐》三），则价在上举各种中为最贵。
254.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惟《六典》三、《旧书》四八及《会要》八三均作“绫、绢、各二丈”，措辞究欠明白，故森谷书误会由绢变为布，（一八〇页）又《田制史》二〇一页第十五表作“唐调绢二匹……或布九丈六尺”，亦误。
255.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惟《六典》《旧书》四八及《会要》均作五分之一；按布以五丈为端，绢二丈是半匹，布二丈五尺亦是半端，以理推之，作四分一者近是。
256.森谷书称武德二年调绵二两，开元廿五年令变为三两云云；（一八〇页）按《疏议》引《赋役令》及《会要》八三载武德二年制，均作绵三两，可见中间并无变更，彼不知据何误本也。彼所谓“开元廿五年令”，乃指《唐六典》而言。
257.《六典》原校称，“《唐·志》禰作襺”，余疑禰实之别体，见注497。
258.按《六典》下文称：“滁、沔二州麻资布，……黄州资布。”又《金部郎中》条称：“资布、布、布各（一）端”，则资布是布之一种。
259.《通典》六云：“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是四分之一。《六典》三作“布加五分之一”，其误与上页注③所举同。
260.《新书》五一误作“二十五日”，森谷书（一八〇页）沿而不察，可见研究家应旁参各书，不可专据一本。
261.《通典》六、《会要》八五皆误为武德九年，（陈氏《略论稿》一五三页同）兹据《旧书》三及《通鉴》一九四。
262.《通典》六称，天宝中八等户税四百五十二，九等二百二十二，比大历为低。
263.《续汉书·百官志》称，啬夫“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唐长孺据此，以为计资定课，由来已久，汉、魏间计算资产，与调有关，但不仅是为了调。至曹魏、西晋规定每户征收绢、绵之额，只是交给地方官作统计户口征收的标准，其间贫富多少，仍可由地方官斟酌，《晋故事》所云“九品相通”，（《初学记》二七）《魏书·食货志》所云“天下户以九品混通”，又同书《世祖纪》，太延元年诏“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皆可为证。此一办法到梁才废除，但陈又恢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六五—七三页）
264.参看拙著《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二卷五、六两期）
265.《历史教学》二卷五期一二页。
266.《历史教学》二卷六期一九页。
267.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通典》七）换言之，客户约占总户数十分之四有奇。
268.《田制史》一九六及二三页。《唐代经济史》称：“均田制度与租庸调制度二者间，没有什么永常的有机关系。”（六六页）按政府苟非按丁授田，试问凭何以责每户租庸调之上供？均田制度之重要意义，并不专于鼓励开垦，与太和元年诏不同。
269.森谷据《新书》五一，谓广德元年亩税二升，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改革，因为从丁税推移到亩税，系土地所有关系自身变化之最适确的表现。彼又言大历亩税，亦分夏、秋二期而征收。（《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九〇页）
270.《中国社会经济史》一八八页。
271.绢价之升降，有种种原因，如贞观时马周言，荒岁一匹绢才得一斗粟，丰年乃得十余石，而开元中则绢一匹只值钱二百（末一事见前十九节），而且政府折征，理应减去市价之利润，吾人既无法获知当日物价指数，对陆贽之批评，自无从判断其是非。
272.森谷书云：“建中元年，杨炎确立所谓两税法，其时宇文融墨守高祖、太宗之法……”（一九〇页），按融是开元初人，森谷误矣。
273.据《田制史》二四八—二四九页引。
274.《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一〇三—一〇四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