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引之父子首唱古文寄于声不寄于形，俞樾奉之，余以此为清代经生唯一之最要发见。然王、俞只引其绪而未探其源，近数十年甲文叠出，寄声之条件是否亦适用于甲文？制字之初，如果六书说无误[130]，则明明注重字形，何以“古文”[131]应用反偏向寄声？抑寄声说言之有物，证诸周金，益无可否定，夫寄声乃拼音文字之主要条件，何以适用于我国之非拼音文字？我国文字之构造，在甲文中“象形”占重要成分，转入周代，则象形不复显著，最占比重的乃为近世所谓“形声字”（此之“形”实指“会意”及“指事”言之，与“象形”之“形”，臭味不同），盖汉语单音，而且能拼出之音为数无多（见最近拼音统计），远远不敷社会发展之用，故往往一字可读两个或两个以上之音；比如知、知（智），从、从（从者），妻、妻（“以其兄之子妻之”之妻），女、女（“女于时”之女），同是一字，而由于读音不同，呈义遂别，此寄声之证也。“于戏”可读如“于呼”，“惛”（即昏）可读如“闷”，“曝”可写作“bo𠮭𠮭𠮭𠮭”[132]，两个字声符迥异，而发音却可相通，此非寄形之证也。求其原因，当无非初时制字尚少，故而有此通融，及社会日益进步，远远供不应求，“形声字”遂乘时而大起；例如“匋”或“陶”可读如“陶唐”，亦可读如“皋陶”，换言之，“陶”“窑”原可通用，然究属不便，故“从声”之字，则扩为“窑”“摇”“遥”“瑶”等以区别之，其重点还在于寄声。概言之，周以后之华文，实介居“象形”“拼音”之间而自成一类。凡此问题，皆古典家、语文家所应继承王、俞而发挥深掘者，何为任其中止也。
反切之学，究创何时，近人虽有讨论，未为澈底，此问题实与前项问题同一范畴而不可分割者。如其推源东汉，则“何不”为“盍”，“不可”为“叵”，先已见之。且“反切”之换言，即是“拼音”，到我国中古时代，果何所引导而创为此法[133]？是否如前文所猜汉族原有拼音之本能而再度涌现？两问题不特可以——而且必须连带解决者也。
百年来中外学人取我国之单语复辞以与西方比定者无下数十，事虽零碎而牵涉之方面则极为广泛，综合推理，明非偶然之巧合，应具内在之原因。当讨论汉语源流时候，如不将此疑障澄清，结果仍是片面之理论。许慎《说文》往日奉为不刊经典者，今已知其于古籀文字，多所隔阂。甲骨继青铜大出，小学家又急于联系商、周，顾最普见及最重要之干支廿二文，东周之后，已易其二（子、巳），又西周至东周前叶通用之金属暨历法名辞，到战国时实际上不复行用[134]，鉴于此种已知之剧烈转变，未知者相信还有许多，则处理商、周文字直接连贯问题，吾人不能不相当慎重。
再从历史观之，戎狄当春秋、战国，分布既如此之多且广（见四八节），当地语言成分，应受相当之影响。更就考古观之，彩陶、青铜皆与西北相密切，如果寻源溯脉，总会牵连到民族以至语言的种种问题。括而言之，吾人只有紧记着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135]方能将其中一切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
说到语与文之关系，高名凯氏云：“文言当然不是白话，因为他是古代写的语言，但是他却是古代的白话文。换言之，所谓文言，是古代人依照当时的说话而写下来的语言。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都不能完全一致。”[136]其说固大致不错，却要加以适当之补充。我国文言文之成为固定形式，似为期甚早，除开甲文、金文不计，从严格而说，《尚书》中亦只有少数篇幅可合于“文言即当日白话”之条件，其他更非所论。（《毛诗》是音声整齐的韵文，非纯粹自然的白话）申言之，自战国以降之“文言”，与当时俗语相去已远，此则高氏说之须附加时限者。
斯大林同志又指出语言的发展，“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137]因此之故，吾人如能搜集方言辞汇，定可以发见古代方言遗留在某种语言之痕迹参《燕京学报》三五期一二页贺登嵩撰文。；例如《新妇文》“索得箇屈期丑物入来，与我作底”，“已后与儿索妇，大须稳审”，又诗“用钱索新妇”，（均《敦煌掇琐》二）“索”犹云“娶”山西亦有此方言，见《山西通志》。，今吾乡间之通言也。又唐人诗“强相迎接事”，（同上）（转呼如“尖”）正广州之俗言也。抑孰为文，孰为俗，不特有时间性，且兼空间性，饮于今通语为“喝”，食为“吃”，广州系则“饮”“食”犹为俗言，“怒”之一辞，北方已少独用，广州系不然（只由nou转为nrau），“是”在北方今犹通俗而在广州已成文言，是知旧语言消灭之期，往往视环境不同而迥异。更有得为文亦得为俗者如广州系“舟”是文言，“船”是俗言，但连合而说“龙舟”，则与“龙船”同是俗言，此则随其结构之式而变易。
唐人包含俗语之著作，存者甚少[138]，然文言中仍有一点一滴，足资探索，下文只摘要列举，并非系统性之编集，姑作为《唐史》附录之一节来看可也。
“子”假使蚊子脚（后凉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作龟兹国子（《北齐书》五○） 此宅子甚好（《语林》三引陆元方） 云母障子（王维诗） 烽子（《沙州文录补》） 甘子（《禄山事迹》中） 茶托子 风炉子或烽炉子 （均《资暇集》下） 手帕子（《鉴诫录》一） 渡子（同上五）“子”字之用，最少可上溯六朝，高氏以为细小格的语尾，我觉得大可商量。蚊子固然细小，师子（此名亦晋朝已见）却不为不大，我曾以“子”比漠北语之“支”[139]，本是职务名辞，在汉语乃推用于物类，“龟兹国子”犹言龟兹国人，初无细小之意味。
“头” 心头 舌头 话头。（均语录）
“里” 扬州市里商人女（刘禹锡诗） 口里。（语录）
“边” 大作家在那边（《语林》五引王维） 这边（语录） 边字亦可单用，犹云“处”也，如《大历十七年借券》，“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使粟壹拾柒×”（《沙州文录补》），今广州语之“边处”犹云“何处”？则用“边”作询问词。
“老” 老奴（《旧》一八四《李辅国传》） 老僧 老兄。（均语录）
“阿” 此语六朝已常见，如阿翁、阿堵，（《世说》）《资暇集》下，“阿，助词也”。阿兄（《隋唐嘉话》，李呼单雄信）更阿谁是，（《语林》三引娄师德）又开元《宫人》诗“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亥宗在宫自称阿瞒，亦作“鸦”，如虫娘是鸦女（《语林》四）阿浩（《禄山事迹》中，禄山呼田乾真小字） 因何杀阿爷（《事迹》下）报汝阿郎。（《语林》四引元和初田良逸）
“底”甲 不错底事 汝底 丑陋底人（均语录）即今之“的”字。但“底”之一词，更有别种用法：
“底”乙 与我作底（见前），《匡谬正俗》六，“俗谓何物为底（丁儿反）”，但颜师古以为“等”字之转音，不知确否。今靖江语“底个”，即“何事”之意[140]。甯戚饭牛缘底事（元稹诗）
“地” 因甚么到恁么地（语录） “地”用作副词。
“到” 去到。（语录）
“打” 打飞鸢岭过。（同上）
“向” 向什么处著。（同上）
“享” 《匡谬正俗》八，“俗呼某人处为某享（火刚反）”，师古以为乡（向）之转，则与上条之“向”意味相近。今广州语称“享、处”，“享”亦“在”也。
“者” 者箇道理 者回（均语录）后来都通用“这”字。
“这” 这里 这边 作这箇语话（均语录） 高氏以为即古代“之”字之保留。
“那”甲 大作家在那边（见前） 莫令那人知。（《禄山事迹》中）
“那”乙 万几那得速耶（《资暇集》上引晋太宗即简文帝） 那得不死（《隋·辛公义传》） 花时那忍到升平（白居易诗）此之“那”犹云“如何”，亦与文言之“岂”相近。
“恁么” 恁么来（《六祖坛经》） 犹云“如此”，今作“怎么”。
“甚” 甚处来（同上） 何也，详言之则为
“甚么” 甚么人（同上） “甚”亦作“什”，
“什么” 什么物（同上） 亦可简称为
“么” 作么生（语录） 又可写作
“没” 《金刚经》道没语（《神会语录》） 与“没”相通者为
“勿儿”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人儿也。（《因话录》）法人Demiéville以为“勿”即“乜”，文廷式以为即“什么”。余谓“勿儿”为一辞，玄宗所问，并非儿子之“儿”，黄幡绰只因发音相同，故答称“自家儿得人怜”，以讽玄宗不应谋易太子，《因话录》释作“何人儿”，显未了解语意。其实“勿儿”即今广州语之“乜野”，儿（广州i）野（广州ie）一音之转，犹云“何事物”也。
“箇”甲 两箇儿（《周书·突厥传》）是第三個天子（《续世说》四引宪宗）索得箇屈期丑物入来（见前）著箇绯衫倚势行（卢诰诗）此为一箇之“箇”，今常作“個”，亦即《泰誓》“若有一个臣”之“个”，或书作“介”，无非元音之转。
“箇”乙 箇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续世说》四引隋炀帝）道得箇语，居即易矣（同上五引顾况）此之“箇”应为“那箇”、“那样”之义，今广州呼“那箇”为“箇箇”，第一“箇”字呼如上声，用法相同。
“弥” 我弥当家（《语林》六引卢弘宣） 似即蒙古时代之“每”，今世之“们”。
“些” 应为些些似外翁（元稹诗） 有些（语录）。
“了” 亦遣输了（《政要》二） 此小事不打了 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令去。（均《语林》三引文宗）
“著（着）” 鸡猪鱼蒜，逢著则吃（《语林》三引卢）欲与打著（同上引裴度）不知是计，便欲走去，而筑着山下伏兵（《续皇王宝运录》）其木于水中没着。（《敦煌本杂钞》）
“会” 阿家会舞清平乐（陈裕诗） “会”与“能”相对，今广州俗写为“哙”。
“也” 打了去也得，不打也得（《语林》三引陆象先） 即文言之“亦”，此为北方语失去收声之例。
“无” 李揆莫老无（《嘉话录》引德宗） 不知还得见儿无（元稹诗） 颇忆平昔无（《杂俎》一五） 句末疑问词，“无”在北方已失去发声之m，故转为“吗”。吾县西南对话时屡说“系无”，即北方之“是吗”。
“来” 使高力士扑灭了来（《禄山事迹》下） 去什么处来。（语录）
“还” 不知还得见儿无。（见前）
“儿” 织宫锦巧儿。（《卢氏杂说》）
“自家” 自家儿得人怜。（《因话录》）
“把” 把此文章笑杀他。（《卢氏杂说》）
“添丁” 卢仝有《添丁》诗。唐代女无“丁”称（见三十七节），故今语亦限于生男用之。
“年几” 忽因时节惊年几（白居易诗）大家年几不为小（《语林》五） 今常作“年纪”。
“竹笪” 笪音怛，《资暇集》下引江东语，今广州语同。
“抱（枹）木” 见《资暇集》下及《岭表录异》，今粤语谓轻松为pou，当即此“枹”字。
此外唐文习惯，好用“灼然”字，义犹“显然”，“为复”即“抑或”（如《元氏长庆集》三九：“并不言两税数内为复数外。”）“然后”常作“然”，朋友间相称以“卿”，（《家训》二）朝廷对高级官吏之诏书、批答，亦常用之。又隋唐间人凡二字名者喜省作一字，大业中虽断单称复名，（《匡谬正俗》六）一时未能尽革。此皆阅览两朝文史时所应注意者。
参考书目
一、隋唐以前
《穆天子传》范晔《后汉书》
《山海经》陈寿《三国志》
《墨子》张华《博物志》
《晏子春秋》法显《佛游天竺记》
《列子》《晋书》
《管子》鸠摩罗什译《法华经》
《韩非子》沈约《宋书》
《荀子》刘义庆《世说》
司马迁《史记》刘勰《文心雕龙》
史游《急就章》魏收《魏书》
《淮南子》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班固《汉书》郦道元《水经注》
应劭《汉官仪》颜之推《颜氏家训》
二、唐
李百药《北齐书》《唐六典》
令狐德棻《北周书》崔令钦《教坊记》
姚思廉《陈书》智昇《开元释教录》
房玄龄等《隋书》徐坚《初学记》
李延寿《北史》张九龄《张曲江集》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张说《张说之集》
孙星衍辑《括地志》玄应《一切经音义》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
《文馆词林》残卷张怀瓘《书断》
颜师古《匡谬正俗》常衮《制诏集》
玄奘《大唐西域记》杜佑《通典》
（又译《法住记》）刘《隋唐嘉话》
慧立《大慈恩寺法师传》陆贽《陆宣公集》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封演《封氏见闻记》
道宣《广弘明集》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又《续高僧传》圆照《贞元释教目录》
道世《法苑珠林》不空译《宿曜经》
李嗣真《续画品录》独孤及《毗陵集》
陈子昂《陈拾遗集》杜甫《杜少陵集》
吴兢《贞观政要》皇甫湜《皇甫持正集》
张《朝野佥载》韩愈《顺宗实录》
韦述《两京新记》残本 又《韩昌黎集》
元稹《元氏长庆集》段成式《酉阳杂俎》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刘恂《岭表录异》
李翱《李文公集》韦绚《宾客嘉话录》
李绛《李相国论事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刘禹锡《梦得集》孙棨《北里志》
刘肃《大唐新语》苏鹗《苏氏演义》
林宝《元和姓纂》卢言《卢氏杂说》
薛用弱《集异记》段公路《北户录》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崔致远《桂苑笔耕集》
又《次柳氏旧闻》尉迟偓《南楚新闻》
李肇《国史补》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慧琳《一切经音义》张彦远《法书要录》
孙樵《孙可之集》 又《历代名画记》
沈亚之《下贤集》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
李匡《资暇集》残本
杜牧《樊川集》《金华子》
王定保《唐摭言》《全唐文》
段安节《乐府杂录》《全唐诗》
樊绰《蛮书》《平巢事迹考》
裴庭裕《东观奏记》《鸣沙石室佚书》
李绰《尚书故实》《沙州文录》
郑棨《开天传信记》《沙州图经》残本
范摅《云溪友议》《敦煌掇琐》
赵璘《因话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郑处诲《明皇杂录》
三、五代
刘昫等《旧唐书》孙光宪《北梦琐言》
王仁裕《开天遗事记》何光远《鉴诫录》
马缟《中华古今注》
四、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宋敏求《长安志》
又《通鉴考异》 又《唐大诏令》
范祖禹《唐鉴》赵明诚《金石录》
又《范太史集》路振《九国志》
宋祁等《新唐书》吴絅《五总志》
吴缜《新唐书纠谬》范垌《吴越备史》
王溥等《唐会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赞宁《僧史略》
乐史《太平寰宇记》李昉等《文苑英华》
欧阳修《新五代史》 又《太平广记》
又《集古录目》苏轼《书传》
又《集古录跋》沈括《梦溪笔谈》
孙甫《唐史论断》孔平仲《孔氏杂说》
欧阳修等《崇文总目》 又《续世说》
王谠《唐语林》朱彧《萍州可谈》
钱易《南部新书》 又《玉海》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又《困学纪闻》
李畋《该闻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蔡絛《西清诗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又《白香山年谱》
方勺《泊宅编》葛洪《涉史随笔》
又《青溪寇轨》洪兴祖《韩柳年谱》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洪迈《容斋随笔》
刘攽《诗话》洪适《翰苑群书》
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朱熹《纲目》
李焘《续通鉴长编》 又《语类》
郑樵《通志略》傅寅《禹贡说断》
赵汝适《诸蕃志》黄朝英《缃素杂记》
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陆游《老学庵笔记》
又《雍录》 又《渭南文集》
王象之《舆地纪胜》志磐《佛祖统纪》
朱弁《曲洧旧闻》宗鉴《释门正统》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长安志图》
五、金元
王若虚《滹南诗话》托克托等《宋史》
朱礼《汉唐事笺》 又《辽史》
又《金史》吴师道《礼部诗话》
王恽《玉堂嘉话》戴表元《剡源文集》
胡三省《通鉴注》陶宗仪《辍耕录》
又《通鉴释文辨误》念常《佛祖通载》
辛文房《唐才子传》
六、明
宋濂等《元史》王骥德《曲律杂记》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宋新吴《歌记》
杨慎《南诏野史》李时珍《本草纲目》
又《升菴外集》《明一统志》
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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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岑建功等《旧唐书校勘记》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沈炳震《两唐书合钞》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又《陔馀丛考》 又《登科记考》
又《西域水道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
李兆洛《地理韵编今释》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
劳格《郎官柱考》 又《来斋金石刻考略》
又《精舍碑考》端方《匋斋藏石记》
又《全唐文札记》傅云龙《日本金石志》
七十一《西域见闻录》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道里考实》
邵远平《元史类编》张尔田《玉谿生年谱会笺》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贺长龄《经世文编》
萨英额《吉林外纪》沈德潜《唐诗别裁》
张穆《蒙古游牧记》汪森《词综》
黄沛翘《西藏图考》张惠言《词选》
傅泽洪《行水金鉴》陈康祺《郎潜纪闻》
胡渭《禹贡锥指》陈祖范《陈祖范文集》
齐召南《水道提纲》金武祥《粟香随笔》
阮元《广东通志》陶葆廉《辛卯侍行记》
仇池石《羊城古钞》虞兆湰《天香楼偶得》
王昶《金石萃编》钱咏《药园闲话》
陆耀遹《金石续编》魏源《海国图志》
叶奕苞《金石录补》黄遵宪《日本国志》
叶昌炽《语石》清臣等《河源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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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一《阿母河记》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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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蒙古源流笺征》马长寿《中国兄弟民族史》
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王桐龄《中国史》
罗振玉《昭陵碑录》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
又《张义潮传》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又《朔闰考》陈伯瀛《中国田制丛考》
胡钧《中国财政史》刘复《中国文法通论》
武仙卿等《南北朝经济史》杨启高《唐代诗学》
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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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近代者只记专刊，其余散见各杂志学报之论文，为数太多，不复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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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游天竺记考释》 利用》
《汉书西域传校释》（未刊）《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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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年谱》《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
《华族西来说得到第一步考实》 人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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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戏乐之波斯语》《考据举例》
《唐史馀瀋》（未刊）《周铸青铜器所用金属之种类
《通鉴唐纪比事质疑》（未刊） 及名称》
《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登科记考订补》
《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唐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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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续贞石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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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一词之语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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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拉特即卫律说》《补唐代翰林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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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黄河变迁史》
后记
一九五○年初编隋唐史讲义，据学生反映，要求成立一完整中心系统，将各重要问题配合来讲授。我当时曾报告组织，以为此种提议，自是近年之迫切要求，故讲授各节之间，往往指出其联系性质，然亦自有许多困难之点：（1）秦以后每一朝的历史，几无不是前朝之复演，脱不了封建性质，这就是我国近世以前历史的重心。（2）断代史与通史讲授应略有不同，前者似当对事实作更详细之叙述，倘过求总括，便易流于概论，与一般通史无异。（3）尤其是，每朝总有其极盛、中衰、崩溃的时期，各有环境，不断发展，同一类的事实未必能拉在一起，且容易抹煞时间性。（4）以一个观点来总括许多问题，最容易流入唯心论的解释，一着错则全盘皆错，贻误后学不少。若分题解释，是取法于纪事本末的体裁。（5）大学生的攻读，应鼓励自觉而不应偏重灌输，如专凭个人意见来论断，则易流入暗示而阻窒其进步。（6）而且我国中古史的史料，在许多方面，仍感觉缺乏（例如晚唐史料，多属牛党著述，关于盛唐的府兵制度的记述，亦极不完备），吾人往往只见其片面，就无从遽下判断。（7）一般承认之旧说，倘细加分析，仍不少误解。（如谓府兵废而唐衰，然府兵制亦具许多弱点，且处于不得不废之势。又谓开元之盛，产生李、杜之诗，然唐代极盛时期不在开元）即发觉前人许多错误，更不轻容易自以为是，而包括多个问题于一个观点之下。况杨隋御宇，先后仅三十余年，时间极短而事实颇复，情形亦自有异。（8）断代史中更有若干独立的问题。总之，此为讲授断代史方法之一个大问题，学生的要求，当尽可能副其期望，但不能完全迁就。全书大致都本此方针进行。其《唐史》五十三节以下，到一九五三年暑假前才告续完，此后一年间又略辑补充材料，发给诸生。去岁十一月承高等教育出版社函，属将上下册合并修改，公开出版，始再着手整理，接纳时人批评，汰其芜秽，间有拙见不敢苟同者亦再申管见，凡以表争鸣之实，初无求遂过之心。附图中一半系托地理系徐均祥同志代为描绘，誊贴之事则邹生文光任之，并附于此，以识不忘。一九五七年一月仲勉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