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通典》一○：“开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遗刘彤论上盐铁表曰，……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旧书》一八五下《姜师度传》：“（开元）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再迁同州刺史，……寻迁将作大匠，……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又《会要》八八：“开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旧书》四八《食货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书所记年月，各有不同。首就《会要》论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后，如果叙十二月于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应云“先是十一月”，不应云“其年十一月”。再就《旧·传》言之，考《旧书》八，开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罢中都，依旧为蒲州”，《通典》一七九：“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诏停。”又《通鉴》二一二，置中都月日与《旧书》八同，惟罢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参之，诏置中都应在九年正月（其余《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旧书》三九及《新书》三九作“八年”，《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与《通典》一○、《会要》八八之“元年”，均错误无疑），罢中都应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称“至六月诏停”；《旧书》八误推迟一月，故书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韩覃《谏作中都疏》有云：“《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诫，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似彼称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计后未必立即动工，以事理推之，盖诏置在正月，动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细考；况从严义而言，五月非孟夏也。语归正传，师度之拜河中尹，殆与诏置中都同时，《会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应“九年二月”之衍误。惟刘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会要》），却无法断定。至《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则下文之“明年”字不复适合，因《会要》同卷又称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师度不须巡检盐地，彤之表必非上于十年冬间也。
19.唐人写“循”“脩”两字，颇难辨别，故他书或称为“强脩”，参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四一八—四一九页。
20.据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报》，宁夏省政府东自黄河岸石咀山起，筑公路长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区巴音乌拉山下之吉兰泰盐湖，湖周约一百六十里，有深达五尺的盐层，殆即唐代怀远县盐池。关于吉兰泰盐池，可参《蒙古游牧记》一一。
21.鞠著《唐代财政史》引《元龟》四九三有梁州，无果州（五八页）；按梁州即兴元府，不属剑南，“梁”是“果”之讹。又本文盐井之数，系据《通典》一〇；《新书》五四则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各一，果、阆、开、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绵、合、昌、渝、泸、资、陵、荣、简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与《通典》相差颇巨。
22.关于盐之专卖，可参鞠氏书五六—六四页。
23.榷酒法之变更，可参鞠氏书七〇—七四页。
24.《通鉴》二二三胡注据宋白引大历五年诏：“自今已后，宜一切以青苗钱为名。”鞠氏书沿之；（一九页）可是大历八年正月制仍称青苗、地头，（《制诏集》一四）长庆三年元稹奏（《长庆集》三八）及会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见地头钱之名。
25.加藤繁《唐宋柜坊考》谓僦柜即《乾子》之柜坊，赁其柜以藏金银财物而付保管费，与质库异，辨《通鉴》胡注之误。又认《霍小玉传》之寄附铺即柜坊。（《师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县旧俗质库建筑颇固，除质当外，亦代人保管财物而收费，想中古时亦两者兼营，无专立一业之必要，此可比观近世银行而知之。佐野以为农民卖农产的所得税，（同前引书二三○页）非也。
26.鞠著以为除陌钱一项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页）是也，可参看。
27.同集三，《进士策问第一道》又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及兹三十年，……而其税以一为四。”首须说明者此文内之两个“千百”，均应乙正为“百千”，与疏内之“十千”文例相同，犹云“百贯”（粤俗旧亦呼“百贯”为“百千”）。再以粟斗价百、帛匹价二千与应纳实物相勘合，价目之数字，并无错误。但与疏文之绢匹四千、米斗二百之价相比，则价值较廉一半；可是此两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两税时之物价，不应悬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误，兹以疏上在后，故从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