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几乎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致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勣（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为自保而叛乱。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力，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
叛军的首领之一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许多人因此推断扬州之乱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不知是不是故意试探裴炎，武则天找来裴炎商量平乱之策。裴炎虽然知道背后有人捅自己刀子，可还是反过来劝说武则天要顺应天意民心，及早还政于李氏。
既然裴炎自己往火坑里跳，那些平日结下冤仇的官员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据此诬告裴炎，暗通叛军，意有所图，一句话——裴炎想谋反。
对于帝王来说，谋反是高压线，触及必死。武则天即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审讯裴炎。
虽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营救裴炎，但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行刑前，有人曾劝裴炎，要他向御史大夫们说些好话，或免一死。裴炎慨叹说：“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裴炎其实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作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显然不可能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裴炎只是希望借助这样一场叛乱，逼迫武则天还政于李氏。他试图通过这场叛乱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最终被杀。
帝国高层刚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只坐了三十六天皇帝的李显被自己的母亲赶下皇位，贬离京城。在这次事件中，裴炎是武则天的忠实拥护者。李显欲将其岳父韦玄贞提拔进宰相班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相地位，与武则天结为政治同盟。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武则天突破他的底线，取李氏而代之。
这个时期是武则天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阻挡她前进的步伐。裴炎一案中，那些参与营救或为他说好话的大臣几乎都受到株连。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并死在那里；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被处决；纳言刘齐贤被贬为吉州长史；郭待举由礼部侍郎贬为岳州刺史。
从一系列事件中，武则天敏锐地感觉到：皇帝虽然性情懦弱，但毕竟是成年人，如果自己再以皇帝年幼、太后辅政的名义只手遮天，那些深谙儒家思想的帝国官员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裴炎曾经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股肱大臣，武则天万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人”会出卖自己。
如果“自己人”都能随时出卖自己，谁才是可信任的支持者，总不会是那些反对派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则天，她不能坐等反对派发展壮大，以汹涌之势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吞没。
权力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制衡的生存游戏，此消彼长，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双赢。一方要想制服另一方，必须动用铁的手腕。对于武则天而言，铁的手腕就是使用酷吏来制衡反对派。
武则天起用的第一个酷吏是胡人索元礼，此人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的干爹。武则天在生活作风方面并不在意天下流言汹汹。作为一个有着更高政治诉求的人，武则天并不把生活作风有可能会毁掉的名声视为要爱惜的羽毛。正因为如此，在她登上权力巅峰的前后时期，也就是她生命的后半段，除了权力，她将内心的宠爱都给了那些花样美男。
索元礼由干儿子薛怀义推荐入宫，此人性情残暴、冷酷嗜血。据说武则天就非常欣赏他那双深深地陷进眼窝、像狼一样阴冷的眼神。不同于汉人，索元礼有一张洋气十足的脸，高颧骨、高鼻梁，脑袋上顶着卷曲杂乱的头发，尤其是那双眼睛，不看人的时候像是睡着了，可一旦睁开，便精光暴射发散出缕缕杀气。
索元礼经手的第一桩案子是鱼保家的案子，这真是一件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事。鱼保家发明铜匦，如果能想到自己的发明创造会要了自己的命，他还会选择那么做吗？他的父亲侍御史鱼承晔曾经主审宰相裴炎“谋反案”，手段干净利落，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索元礼算文人出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另一位酷吏侯思止的发迹就多了一些传奇色彩，他本来在街头摆摊设点，卖饼为生。那时候既没有报纸，又没有网络，信息获取全靠口口相传。在街头混迹的人，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来北往的讯息让他们成为信息最为及时、丰富的一部分人。
告密让天下官民像流水一样汇聚京都，有人落拓而来，富贵而去。偌大的街市再也摆不下侯思止的一张烧饼炉，他要更大的富贵。一张饼能获利几许，只有权力才是真富贵。他大字不识几个，按照帝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告密不同，只要脸皮厚、心够黑、手段够辣就够了。
当他经过一番筹备，费尽心思见到武则天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做小买卖让侯思止能够从别人的面部表情读解出更多讯息，他发现武则天并不讨厌他。于是侯思止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之后，道出了内心的欲望，自己不是为告密而来，是为求官而至，他要做一名御史。
侯思止是个懂得如何营销自己的商人，他化繁为简，主动出击，引起了武则天的好奇：“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做官呢？”
侯思止的回答也很巧妙：“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这番话是最合武则天心意的就职演说。她不需要那些整天拿圣人言论压自己的文官，按照圣人言，女人连家都当不了，更不要说当国了。她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逆潮流而动，供自己所驱使的权力之犬。
武则天怕的并不是李唐宗室对自己的威胁，她知道，在权力之路上，礼法传统才是真正的劲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始终逃不过儒家思想的框框套套，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
在中国的权力递延中，女人始终无法沾权力的边，只能做大时代的模糊背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女人的缺点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在他看来，女人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那些男人。
武则天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行事作风，让帝国官员很容易将她与吕后联系起来。刘邦驾崩后，其长子刘盈十七岁登基，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的手中。吕后在中国皇权继承的问题上首创垂帘制，同时也开创了后世母后独掌皇权的先河。
刘邦去世的时候，吕后曾经封锁消息，四天密不发丧，与其幸臣审食其密谋诛杀帝国将领。后来走漏风声，被人劝阻。放出去的风声让群臣惊恐不已，那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们只好屈从于吕后。吕后不仅主谋诛杀大臣，还对刘邦的子孙们痛下杀手。刘邦的八个儿子，有四人直接或间接惨死于吕后之手。其中最有名的是毒死赵王刘如意；砍断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的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
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手段与吕后如出一辙。武则天以类似的凶残手段残害王皇后和高宗的宠妃萧淑妃——剁掉手脚投入酿酒的瓮中，说是“令其骨醉”，最终使之受尽折磨而死。林语堂对此评价：“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吕后不遗余力地迫害刘邦的子孙，目的之一是夺取他们的封地，用以分封娘家人，壮大吕家势力。事实上，吕后几乎夺得了刘家天下。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为了预防大汉帝国再出现吕后垂帘涉政的历史悲剧，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也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生母只有选择死亡。这种“留犊去母”的做法过于残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帝国也一再陷入帝王年幼、太后篡权涉政的历史怪圈。
在权力发展过程中，吕后一直是武则天的精神偶像。不同的是，武则天并没有像吕后那样大肆重用娘家人。在打击异己分子上，武则天一直仰仗酷吏那鬼见愁的狠辣手段。
“合法伤害权”是帝国官员的本钱，这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配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表现在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等方面。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擅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能浮出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借着告密的东风，大批酷吏在帝国的权力集团内部风生水起。秋官侍郎周兴以心黑手辣闻名于官僚群体，有着“牛头阿婆”的称谓。他是一个天生的酷吏，在手段的运用上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
酷吏给人定罪的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你有罪就有罪，容不得半点商量。比如当年汉武帝重用的酷吏张汤就创立过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够治罪。史书如此评价酷吏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也就是说，皇帝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像张汤这样擅于揣度圣意的酷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谁，酷吏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酷吏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们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酷吏行刑时手段残酷，那些嗜血的花样手段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我们可以想象：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上带着老妇人一般的笑容。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审讯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中国古代王朝讲究的是一家一姓，家国天下。正因为如此，最希望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人，是那些武姓族人。他们想尽办法给武则天改朝换代做舆论宣传，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伪造了一块带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宝石，谎称是从洛水打捞出来的，并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派人献给武则天。《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块石头一出来，引起帝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人感应，“河出图，洛出书”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杜撰出来的祥瑞正好暗合了武则天内心的渴望，她立刻决定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授宝图”，并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同时宣布要在十二月的时候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并在明堂里接受百官朝贺。
为了办好这件盛事，她诏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都在典礼举行前十天到洛阳集合。诏令一下，李唐宗室惶恐不已。他们认为，武则天将他们集中到洛阳，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这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宗室成员开始彼此联络，密谋造反。接到密信的除了前几代皇帝的儿孙等男性成员，还包括那些早已嫁为人妇的公主。
由于叛徒告密等种种原因，造反被迫提前举行，而且造反者也从整个李唐宗室萎缩成了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这种不成规模的叛乱根本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
在清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是最大的功臣。他快捷而有效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之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听从周兴的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了李家宗籍。从权力的外在形式上看，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就这样成为过去式。其实并不尽然，武周新朝从来就没有被帝国官员真正承认过，在精神上，他们还是唐人。就算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也只是服从于武则天本人。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更多，这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
根据《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来俊臣究竟有多酷
酷吏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与科学史上那些伟大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这些手段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发散性，在具体操作上更体现了执行者的专业水准，光是那些做工精巧的刑具就让人叹为观止，在“术”的层面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把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是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个花样美男，却拥有最毒的蛇蝎心肠。动物之间的捕杀是为了生存，而人类却用上帝赐予的智慧花样百出地把别人的痛苦加深、延长、定格，来满足意识深处那些阴暗龌龊的畸形心理。
来俊臣与索元礼等人专门打造了十个不同尺寸的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这一整套刑具和刑罚方法非常奏效，审讯开始前展示刑具的过程就是摧毁犯人精神意志的过程。囚犯入监，不论贵贱，先把枷锁棍棒陈列在地上，把囚犯召来，告诉他：“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犯人一见，早已魂飞魄散，个个自诬罪重，只求早死。
在来俊臣这里，酷刑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改版，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同时来俊臣还将诬告陷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的那本经典著作《罗织经》如此总结道：“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也就是说，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于无形，那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
在来俊臣的世界里，酷刑的酷并不仅仅体现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白骨森然上。如果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酷吏就是最让人感到冷血和恶心的一项职业。在来俊臣等酷吏们看来，那些旁观者对于刑罚的认知，只停留于引发生理反应和精神恐惧的初级阶段。来俊臣有强大的想象力，那些奇诡绚烂的创意将酷刑推向了一个高峰。
来俊臣的酷刑“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就发明了“凤凰展翅”，把受刑者捆缚在一个十字木架上，手脚张开，然后向各个方向来回大幅度拧转木架，随着两根木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受刑者的身体各部分或被过分拉伸，或被过分挤压。
来俊臣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与人合著《罗织经》一书。曾有学者评价此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集大成的诡计全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柏杨先生也曾经说：“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为了将发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来俊臣将令人胆寒的酷刑配上了形象生动的名字，有的还诗意盎然。“仙人献果”是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玉女登梯”是让人立于高处，然后往下拉……来俊臣一边陶醉于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一边享受着犯人的哀号连连。他常常留恋徘徊于刑房，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犯人受尽折磨的表情。
与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人相比，来俊臣只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可是来俊臣后来居上，他的办案效率足以令那些老前辈们汗颜。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就是说来俊臣每次审犯人，不管案情轻重，动不动就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关到地牢里。更残酷时，把犯人放到大坛子里，外面围上烧红的铁链，并且不让人吃饭，囚犯饿得只好吃自己身上的衣服。囚犯们睡在粪便垃圾中，受尽苦楚，除非死，否则永远都逃不出来俊臣制造的人间地狱。每逢上头颁发赦令，来俊臣都要先派狱卒杀光所有的重案犯，然后才宣布有赦令。
佛教经典里描述地狱之门打开后，进入鬼门关的魂魄会见识到人类酷刑的极致部分：火床煎爆、烧皮彻骨、钉板刺身、灌热铁汁、铁矛刺肛、铁钩拔舌、挖眼抠心、粪尿浸泡……原来地狱酷刑也不过是人间酷吏们玩剩下的。
对于武则天来说，所有的酷刑只是服务于自己权力的手段。武则天极为看重来俊臣等人，授以高官厚禄。这大大鼓舞了酷吏们的好勇斗狠精神，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的疯狗，一个赛一个地疯狂。京城各处布满了酷吏的眼线，帝国官员往往在上朝时就突遭袭击逮捕，继而族灭全家，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反对武则天的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就了酷吏，“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暴君需要酷吏，而酷吏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认可。酷吏的出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一杆枪。封建帝王需要儒臣用温文尔雅的儒教来驯化平民百姓，也同样需要酷吏用手中的屠刀来稳定龙椅宝座。
从更深层次上讲酷吏是政治体系中三大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派别矛盾、官家集团与地方豪强大姓的矛盾、官府与百姓的矛盾的产物。当年汉武帝刘彻重用酷吏张汤，就是为了打压地方豪强。
武则天重用酷吏是在垂拱元年，而来俊臣至天授元年（690年）才获得提拔。在几位酷吏大佬中，作为后起之秀的来俊臣天分极高，武则天交到他手里的硬骨头没有啃不下来的。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家庭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来俊臣的身世很混乱，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私通朋友的老婆，后来赢了朋友一大笔钱，朋友拿不出来，来操顺势娶了已怀孕的朋友妻，进门没多久就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较之他的赌徒老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凶恶阴险，反复无常，整天在地方上作恶，是个无赖流氓。他在官府衙门的档案资料里也是劣迹斑斑，审讯、关押是常有的事，最严重的一次是成了死囚。
如果不是武则天执政需要，按照帝国律条，来俊臣已经成为一个死人。与生俱来的赌徒性格在这一刻起了作用，不甘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受到了武则天的破例接见。
来俊臣的花样的美貌、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给武则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才，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死囚。如果能够把他从死人堆里扒出来并授以官位，他会成为最有用的那种人。武则天大笔一挥，来俊臣就从一个死刑犯华丽转型为帝国的八品官员。在那一刻，除了武则天没有人会意识到，在今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眉目之间透着邪恶之美的年轻人，将让整个帝国的人为之颤抖。
父亲是个赌徒，母亲是赢回来的赌本，而自己身体里流着谁的血液也无法搞清楚。畸形的家庭组合方式，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耻辱感始终包围着来俊臣，如果有一个管道能够排解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仇恨，那他埋藏于心底的怒火能焚毁一切人性良知与道德底线。
他对生命本就有种极端的仇恨，血液里的暴力因子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将兴奋与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面对那些残酷无度的恶事，他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内疚。生命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酷刑组合。街头的暴力，家庭的精神摧残，没让他感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在武则天执政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仿佛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
在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中，来俊臣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他可以针对不同犯人量身打造刑具，并且实施不同的审讯方式和方法。不管犯人是什么体格、精神状态，交到他的手里就等于交到了活阎罗的手里。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也就是说，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他只需要对两个人负责，一个人是武则天，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只要他察觉出武则天对谁不满或者怀疑，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这个人便上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几无活命的可能。
按照帝国的制度，作为左台御史中丞的来俊臣并没有刑审资格。御史台本来只弹劾官员，不审理案件，但是到了武则天这里，出于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在御史台下专门设立了推事院，成为独立的刑审部门。来俊臣等酷吏直接受控于武则天，而这些酷吏又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做证，他们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给人定罪。
天授二年（691年）之后，来俊臣已是最得武则天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必交给来俊臣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武则天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他自由发挥，至于受贿索贿、夺人妻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俊臣算是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出来。
来俊臣豢养于各地的数百名无赖，原本用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现在这些人又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来俊臣摇旗呐喊，以放大其在帝国权力集团的影响力。这些人每次告密之后，都会添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
时间一久，来俊臣就成为人气最高的酷吏，只要有大案要案，武则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来俊臣靠着花样百出的手段，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好感，也因此青云直上，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
3.逃不开的权力宿命
酷吏作为一柄利器，被武则天深深地扎进了帝国权力集团的心脏地带。
武则天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诛灭异己分子，并借助酷吏之手，推行严酷路线。在替武则天打击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涉及人数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所涉范围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
酷吏成为当国者的身边红人，那些跟着他们混吃喝的酷卒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可见武则天时期的狱吏之尊，而且大多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按照法律程序走。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日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办了呢？
来俊臣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酷吏也是如此。他们多年为武则天鞍前马后招来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机会——一个置他们于死地的机会。
三种形式，一个结局
酷吏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所累。在通常情况下，酷吏是特殊时期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酷吏手中握着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得有个度，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有界线，一旦突破界线，就可能遭遇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是平民维护权益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义无反顾地将其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第一种结局：由于酷吏百无禁忌，忘乎所以地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因此最后沦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才能安慰官员的心。在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
开了酷吏先河的索元礼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裁决，武则天对他下手的理由很简单：收受贿赂。这是一个不能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如同酱缸的帝国官场，身在其中又怎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索元礼垮台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酷吏的带头大哥。周兴、来俊臣、侯思止都拿他作为人生的榜样，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据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有数千人之多。
作为一个胡人，索元礼对于官场上的利益网并不能梳理清楚。另外，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酷吏只对她一个人负责。酷吏的利益网往往是纵向的，并不能像普通官员那样经纬交错。索元礼得罪的官员太多，包括那些拥护武则天的官员。
时移势易，武则天不会因为一个酷吏而得罪大部分官员，她亲自下发逮捕令，索元礼坐进了他以前的工作场所——监狱。以前是他审判别人，现在是别人审判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服气，不老实坦白交代，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负责审判的官员就高喊：“把索先生发明的铁笼拿出来。”
索元礼发明的铁笼虽然做工比较粗糙，但确是审讯效率最高的刑具。在问案的时候，先把犯人的脑袋戴上一个小铁笼，然后在四周钉入木楔，犯人交代罪行稍微晚点，一不小心就会看见自己脑浆的颜色。
索元礼知道自己这件作品的分量，没等铁笼带上，他就交代了别人希望他亲口承认的罪行。于是，他获得了死刑，经武则天核准，被扑杀于狱中。
索元礼并不是第一个遭到诛杀的酷吏，第一个是傅游艺，此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酷吏中唯一的宰相。傅游艺是武周革命过程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因其劝进有功，短短一年之中，由一个小小的合宫县九品主簿，一跃而为三品宰相，官服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
傅游艺曾经诬告李唐宗室，又奏请诛杀岭南流人，因此被列入酷吏名单。李唐民心未失，傅游艺的首先变节为李唐旧臣所鄙；诛杀流人又表现得过于残忍，令天下人侧目；他的快速发迹引发了同辈投机分子的嫉妒；而作为酷吏之中唯一入阁拜相掌控中枢的人，傅游艺成了帝国权力集团的众矢之的。
如此传奇经历难免冲昏当事人的大脑，作为权力的暴发户，傅游艺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眩晕状态。他在自己的亲信面前吹牛，昨夜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湛露殿是皇帝召见重要大臣的地方，他就算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仕途有更为高远的期盼和追求。
此时正是“酷刑有理，诬告无罪”的时期，亲信立即将其告发，说他有反心。武则天即时做出反应，将其下狱。身为酷吏的傅游艺不堪忍受酷刑，选择了自杀，也算是报应不爽。此时距他神话般的发迹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是“一枕荣华已历尽，所炊黄粱犹未熟”。
第二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挑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当周兴因为一件并不存在的谋反案受到牵连的时候，武则天将他交到了好友兼下属来俊臣的手里。来俊臣当然明白，武则天是希望尽量保住周兴的，可是在来俊臣看来，周兴的飞来横祸只意味着一件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
在来俊臣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利益”二字，与情感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留恋的。权力场上只有一级又一级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要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手段，新一代的酷吏之王就是他来俊臣。
与索元礼和来俊臣不同，周兴的业务水平不只限于酷刑，他对帝国刑律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大部分司法官员。早在高宗时期，周兴的才华就曾经引起唐高宗李治的注意。有一次，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工作，陈述观点条理清晰，博得天子的赏识。不过在听到他只是一个小吏的时候，皇帝叹息道：“可惜你是个小吏，可惜……”言下之意，如果周兴是官，不是吏，就可以为朝廷所重用。
在封建官家体系里，“官”和“吏”之间存在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命运还是为周兴敞开了一扇门。武则天开启权力新时代的时候，周兴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他向御座上的老妇人申诉忠诚。武则天看中的只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律法的理解和阐述，但他这样一个毫无身份可言的小人物，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如今一技之长被帝国新主人看中，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必定像最忠实的猎犬一样立刻扑上去咬断目标的喉咙，然后叼回来向主子邀功请赏。高宗时代曾反对武后监国的宰相郝处俊的后人郝象贤，高宗的两个庶出儿子上金、素节，素来与武则天不睦的常安公主……一个个全做了他的刀下亡魂。周兴在仕途之上一路奏凯，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那个长着“阿婆”脸面人见人欺的小吏终于长出了两只权力的触角，成了人见人畏的“牛头阿婆”；那个当初混迹于权力末端的小小胥吏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司法高官。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了半辈子的小吏，会成为残狠暴虐的罗刹。人的生存弹性是何其大，只要给予充分的舞台和足够的诱惑，普通人都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邪恶因子。
天授二年正月，一个奇寒彻骨的冬日。周兴与来俊臣面对而坐，帝国的两大酷吏在酒精的作用下说了一些感怀人生的话。来俊臣俊美的面庞上已现出酒醉的酡红，神态保持着一贯的谦恭，语气却多了些抱怨：“现在审案越来越困难了，那些犯人越来越刁滑，个个都说冤枉。”
周兴淡淡地道：“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
来俊臣问：“到底什么样的手段能让那些罪犯乖乖伏法？”
周兴很是不屑地看了来俊臣一眼，对方眼里那种茫然无知的神情让他很满足：“这个简单。现在不是冬天吗，就地取材好了。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人犯进去坐会儿，考考他的忍耐力，看看他能待多久。”
来俊臣叫手下人按周兴所说就地置办，现场试验。等到炭火熊熊，缸已经烧到发烫，来俊臣翩然起身，朝着周兴深深一揖：“奉旨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烦请周兄入此瓮中。”
没费多少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周兴多年来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杀他，而是改判流放岭南。对于周兴来说，流放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他做酷吏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债，最终，周兴没有到达流放之地，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武则天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当她要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而当她意识到酷吏政治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之后，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服从于她的政治需要。
“请君入瓮”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旁观者的脸上写满了“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欣喜，神态举止之间散发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释然。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所有的忍耐与等待在这一刻也好像迎来了一个暂时完满的结局。没有人去深究“请君入瓮”的那个人是谁，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来俊臣扳倒周兴，并不意味着当权者对暴虐体系的自我反省，更不意味着暴政已经开始上演大结局。
历史经常和我们玩换汤不换药的游戏，一个周兴倒下去了，一个来俊臣又站了起来。不过是一个恶毒奸险的小人取代了另一个，血腥仍在帝国的天空弥漫，残酷的哀号仍在耳畔回响，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在家天下制度下的中古时代，酷吏也终究难以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规则。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权力规则的死结，在那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惨死于酷吏刀下的民众如此，实施伤害的酷吏又何尝不是。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只是武则天用来血腥整肃政敌的工具，时过境迁，工具沦为破铜烂铁，也就到了该扔的时候。酷吏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残酷记录，不断地树立新的打击目标，为的就是避免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
周兴虽然没落得好下场，可他真的会在生命休止的那一刻流下忏悔的泪水吗？对于周兴来说，这是一道并不纠结的选择题。是做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小吏，在权力的神经末梢毫无尊严地耗尽生命，还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公子王孙、金枝玉叶、名臣良相任他鱼肉，就算最后赔上他一条贱命，对他来说也有赚无赔了。
秦朝宰相李斯在受到腰斩的时候，跟儿子说过一句名言：“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话没了豪气，但增加了几分无奈。如果时光倒流，一切犹未可知，他真就愿意带着儿子去过那种“牵犬东门”的悠闲生活？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银不换，在权力的世界里迷失的人，又有几个能够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种结局：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一再试探底线，这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时，就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