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收放自如，绝不任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这二十七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就是在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找机会把他们也敲牙剜眼。他们千方百计编排罪名，诬陷身处显位的大臣。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官。但过不了多少时日，被贬之人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是武则天酷吏体系中的“四大金刚”，他们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师承周兴，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兴是牛头马面，那么来俊臣就是真正的活阎罗转世，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死神的代名词。在唐室诸王谋反一案中立有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官拜左卫大将军，来俊臣向他索贿不成，便诬以谋反，泉献诚不堪酷刑被逼自杀。消息传开，帝国上下为之震动。
魏王武承嗣为了达到改立皇嗣的目的，让武周朝真正成为武家天下，与来俊臣联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后因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宰相极力反对而作罢。于是来俊臣出马大兴冤狱，不仅处死了两位宰相，还有数十位朝臣也跟着成了刀下亡魂，成为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起大案。
紧接着爆发的“六道使事件”，更是让所有人见识到来俊臣究竟有多酷，有多么疯狂。在这次事件中，他居然将矛头直指东宫太子李旦，诬其谋反。东宫的太常乐工安金藏护主心切，用刀刺向自己胸膛，剖心明证。这件事震动了朝廷，更惊动了武则天。
来俊臣的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帝国律法对他来说形同虚设，人命如草芥，帝国的司法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如果这些奏章出现在垂拱年间新旧权力集团斗争阶段，武则天也许会扔在一边不予理会，但如今她已君临天下，不会为几个酷吏的生死损害自己的圣君形象。同时她也想转移权力集团的内部矛盾，这么多年的严刑峻法让官员们吃尽了苦头，也让帝国的政治关系成了绷紧的弦。酷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在争夺权力的时候，酷吏是一把刀，在巩固权力的时候，酷吏也可以为执政者背一背黑锅。
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已经微乎其微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使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突然变脸，也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延载元年（694年），来俊臣以贪污罪被贬谪为同州参军。可是没过两年来俊臣又重新获得起用，擢拜为洛阳令、司仆少卿，这是从四品上的官衔。对于这个她亲手由死囚群中提拔出来的美男子，武则天一直是另眼相看的。
一个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流氓，因为武则天而进入帝国权力高层。可是来俊臣能够感觉到，帝国官员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轻蔑与厌恶。那种眼神，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童年和少年时期，那种眼神缘于他那混乱不堪的身份以及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抓住机会进入官场，可那种眼神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和屈辱在他的心中日积月累，早已成为浓得化不开的黑色怨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他仇恨那些豪门士族，仇恨那些天生贵胄，甚至仇恨那些过得比自己幸福的人。
来俊臣沉而复起，姿态比从前更加嚣张，但凡有美貌女子，便指使党羽诬告其丈夫谋反，杀夫而夺妻，由此罗织诛杀的士民不可胜计。无论西蕃酋长，还是高门贵族，无不深受其害，然而迫于他的淫威，竟然无人敢言。
来俊臣毫无底线的疯狂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不杀不足以向帝国官员交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结果证据确凿，来俊臣被立刻逮捕下狱。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的勾当。
所有的人在弄死来俊臣这件事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抱团精神，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当皇帝。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初三，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就在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经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
虽然武则天早知来俊臣引起的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武则天随后又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武则天的胜负手
如果从垂拱二年（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神功元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则天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前后不过五年时间，正是帝国权力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根本无法通过官僚集团的同意，女人独揽大权只有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势力，不然的话很难实现。
唐朝初年，帝国的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则天也并无外戚势力可以仰仗。就连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在关键时刻也背叛了她。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则天，又能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权力野心？
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辅佐；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阁；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微贱草民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自己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李唐皇室的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事情败露，由此武则天掀起了一场清算风暴，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或被贬、流放或者遭到诛杀。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全部被诛杀。同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的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的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皇室宗亲数十人遭到诛杀。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等到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力反抗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就会被连根铲除。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据统计，在武则天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在其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时间里，临朝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武则天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武则天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则天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是酷吏了。武则天只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
酷吏是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天下民心。所有的酷吏以为只要自己死忠武则天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机关算尽，他们也不过就是一枚权力世界的棋子罢了。在利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和唐宗室贵族的过程中，武则天也多次采取适时遏制酷吏、保护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受徐敬真（徐敬业的弟弟）案株连的秋官尚书张楚金、凤阁侍郎元万顷、陕西刺史郭正一、洛阳令魏元忠四人被判处死刑。武则天认为魏元忠等人是帝国需要的人才，特赦改为流配岭南。特别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业之乱的功臣之一，这次徐敬真将他供出来是为了报复，想借酷吏之手将其除掉。武则天是个惜才之人，死里逃生的魏元忠先后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并最终进入帝国宰相之列。武则天死后，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开国皇帝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大量地储备人才，尤其需要那些忠诚的死士用刀锋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权力之路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并无二致。虽然不用将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缝合，可新旧权力秩序的交替，同样需要忠诚的死士，那些酷吏就是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权力尘埃落定，武则天的政治策略也做出调整。在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有一条“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配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武则天与酷吏之间的关系，就像开国皇帝与功臣。武则天登基后，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用酷吏肃清官僚贵族反对势力后，帝国必须及时走上一条清明的政治轨道。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在遏制酷吏的势力和威势方面果断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杀止杀，今朕以恩止杀。”也就是说，过去的君王是以杀戮来结束杀戮，而今天她要以恩来制止杀戮。
要理解酷吏的下场，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像武则天这样的非法篡权者与合法继任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获取权力的路径。那些以创业者面目示人的开国皇帝在撕裂和破坏旧的政治格局时，也是非法篡权者。
合法继任者是在儒家温文尔雅、充满书卷香气的伦理纲常的上层文化氛围中实现权力交接的，虽然中间也有阴谋和手段，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开国皇帝则不同，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上层文化的那种雅致与悠闲，他们为了权力步步为营，在危机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让位于更为现实、更为精明、更为残暴的手段。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篡权者走的是下层文化路线。这种文化往往伴随着破坏、饥饿、抢夺与血腥。创业者要动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将算盘打到最精，将手段用到极致，才能让每一寸资源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等非法篡权者的权力底座变得牢固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转换，由创业者变身守业者。他们要在空疏繁碎、悠闲雅致的上层文化的氛围中，将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个性、爱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武则天这时候的用人标准，残暴与血腥已经逐步让位于天意王道。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在为推进帝国转型寻找新的权力合作者。
武则天最为赏识的大臣之一——狄仁杰也差点毁在酷吏的手中。魏王武承嗣认为宰相狄仁杰是他被立为皇嗣的主要障碍，于是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自己是谋反者就可以判处死缓。
当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自己有谋反之实时，狄仁杰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还没有等来俊臣将那些鬼见了都发怵的刑具摆好，狄仁杰就当场服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只好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待日行刑。
来俊臣肯定是冷笑着走出刑讯室的，可他又感觉不太过瘾，毕竟没有见血，没有听到狄仁杰这样的良臣在自己刑具下的号叫。
狄仁杰找了个机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将自己的情况写在上面，然后塞到棉袍里，以天热换单衣为借口，让家人带了回去。狄仁杰的儿子见信后，马上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当面质问：“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狄仁杰也是实话实说，他要是不承认，凭来俊臣的酷烈手段，只怕早就被对方折磨致死。狄仁杰不是神探，却运用自己的才智计谋死里逃生。
武承嗣欲根除后患，曾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为了帝国权力高层之间的平衡，狄仁杰又被重新召回朝中，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帝国大权的左右手。狄仁杰病故时，武则天悲恸异常，凄然而叹：“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狄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由此可见，武则天对狄仁杰有多么器重。
武则天用人，多是因势而用，用人用到几分，用到什么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武则天在另一个司法官员徐有功的使用上，就有着更为现实和有效的诉求。武则天对徐有功有欣赏的一面——他忠心守法、护法而且很有才干；但她又有讨厌他的一面——他常出来与她争辩，阻碍她除尽敌对势力。在政治局面稳定的时候，武则天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起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要削职为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和狄仁杰只是武则天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帝国法制的棋子。所以等到酷吏全面垮台之后，武则天会再度想到那个敢于在朝堂之上与自己争执的耿直之臣。可是徐有功的反应却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在接到武则天给他的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
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之后，徐有功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徐有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武则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
酷吏统治只是武则天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运用威刑暴力。武则天之所以能取得帝国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回过头看，当她替高宗李治做决策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了。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这一提议遭到了帝国官员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以后她在权力之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一度面临险境。
在帝国的权力递延过程中，相互咬合、相互排斥的各种矛盾，让那些政治家们头疼不已，一方面需要超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还要有无限的机缘。唯有如此，才能在进退之间，做出攻防转换的最佳决策。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和李世民类似：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也许有人指责，他们完成超级伟业的过程中手段过于酷辣，甚至不惜牺牲家人的性命。但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都知道极权的真正精髓，既系最高之名位，那就不能被任何事物限制与约束。
六 盛世：华美锦袍上的虱子
延载元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迎着第一缕阳光，七岁的李隆基上路了。
这时的李隆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配上剑眉，使精致的五官显得更加灵动，修长的身材配上合体的亲王服饰，给人一种英武果毅的感觉。今天他要去见一个人——他的祖母。在他的心目中，祖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没有之一。他的祖母从盛唐的喧嚣中走来，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日月凌空谓之“曌”——武曌。一介弱质女流，却稳坐龙廷，打破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男人为帝的垄断局面，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封建士大夫跪拜在她的裙下，山呼万岁。李隆基对武则天的感情难以描述清楚，她是自己的亲祖母，在很多时候李隆基能够从她的眼睛里读出长辈对晚辈的欣赏和宠爱，也能读出不安与警惕。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嫡孙，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爷爷唐高宗李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唐王室正处于皇位争夺最白热化的阶段，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帝位成了烫手的山芋，谁也接不住，谁也接不稳。
1.少年精神
垂拱元年八月初五，睿宗皇帝（李旦）的德妃窦氏在东都洛阳生了个男孩，取名李隆基。这个孩子是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以后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唐玄宗（唐明皇）。
李隆基降临人世时，社会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的时期，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帝国权力高层却暗流涌动，不时发生的大小政治事件随时有可能掀起滔天的巨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李隆基出生的前两年，其祖父高宗皇帝李治病逝。有人说李治是懦弱内向之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定论；也有人说，他是被后世误读最为严重的帝王之一，他的光芒完全被自己的老子唐太宗李世民和自己的皇后武则天所遮掩。
其实从衡量帝国的各项硬性指标来看，李治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得上具有中上资质的君王。只不过他后面出了个女皇帝，极大地触犯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致他的声名长期被贬低。
李旦在皇帝的岗位上有名无实地待了六年，之后被自己的母亲取代。女人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并拥有了自己的国号，武周。从此，李隆基一家还待在宫里，可是李旦已经降格为皇嗣，只留下一个废帝的虚名。名分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护身符，有时候却可能成为夺命刀。武则天称帝后，李旦依然保留着“皇嗣”的身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帝国法定继承人。武则天当皇帝，需要一个走过场的仪式——李旦主动辞让。正因为如此，李旦才有了“一让天下”的美名。后来他的哥哥李显返京成为太子，也是因为李旦多次辞让才有的局面，于是李旦便有了“二让天下”的美名。
“皇嗣”这个担名不担利的身份，给李隆基一家人的生活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会降临，他们只恨生于帝王家。帝国高层的权力争斗中，自己的身份越少，对对手的威胁就越小，生存的风险就越低。
对于李旦和他的家人来说，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皇族身份，去做一个无羁绊的乡野村夫，没有身份的束缚，是自由而安全的。可以想象，李隆基幼年和少年时代，并没有与生俱来、恩宠皆重的快乐王子的生活。很多时候，他要为一族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命运而担忧。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李隆基比同龄孩子显得更为成熟，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更为强烈。
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有千条万条，但芸芸众生就像被猪油蒙了心，只认权贵一条道。作为皇族成员，他们做不了命运的主。不是他们一门心思粘着权贵，而是权贵的枷锁套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无法自由地呼吸。李隆基作为李旦的三儿子，目睹了帝国新旧权力秩序的对撞与融合。父亲当了皇帝，可转眼一切又成空；父亲又当了“皇嗣”，同样转瞬即逝。他发现，父亲李旦性格懦弱，始终无法做帝国的主人，只能做一颗被人左右操纵的棋子，即使走出别人控制的领域，还是无法逃脱别人安排的权力战局。
那位左右李隆基一家命运的下棋者就是他的祖母、帝国的权力之王——武则天。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下棋者，缘于她已经全盘接手了帝国的权力机器。至于后来的局势，可以概括为你方唱罢我登场。伯父李显（中宗）为摆脱傀儡地位，积极培养本身的政治势力，将妻子韦后家族作为依靠的对象，拜国丈韦玄贞为侍中。武则天以不堪承继大宝的罪名，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地。李显的离开，让他的父亲李旦成为继任皇帝，可还是居于偏殿，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偶像。帝国的权力被武则天紧紧地控制着，武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武承嗣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插足中枢，武氏家族其他成员纷纷跻身中央要害位置。
李隆基打心里瞧不上自己的皇帝伯父，他始终认为武则天选择自己的伯父而不是选择自己的父亲当皇帝，是一个低级而愚蠢的错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显向来是个无主张、无手段、无办法、无方向的“四无帝王”。他本就是个性格懦弱之人，夹在母亲和妻子两个强势女人中间，注定陷入了悲剧人生。李旦虽然恬淡无为，但是头脑还算清楚，日常修持儒家之术，治国能力胜过李显许多。当然，李隆基这样想也有私心，如果父亲当了皇帝，那么自己就成了皇子，也就有了向皇权靠近的可能。
李隆基今天要去朝堂拜见自己的祖母武则天，虽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可毕竟是帝国的小王子，出门的排场还是要有的。巧合的是在路上与当时担任宫中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迎面撞上。武懿宗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见到李隆基的车骑仪仗整肃威严，就故意找茬刁难李隆基的骑士护卫，在众人面前羞辱李氏皇族。
李隆基马上还以颜色，指着武懿宗鼻子喝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
武则天听说这件事后乐开了花，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特加宠异之”。武则天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十分喜爱。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作为一个个性强悍的女子，她当然欣赏那种英武果敢的男子。
此时的李隆基，还能享受到武则天的万般宠爱，也可以应对自如。武则天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地位，不惜采用酷吏剪除异己，像这样悠闲出外赏花吟诗的时候实在不多，与孙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情实为罕见。
权倾天下的武则天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偎依在自己膝下的小儿，将来能够一飞冲天，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圣君明主。她更没有想到的是，震古烁今的“开元盛世”，会在“贞观之治”六十多年之后，渐渐向世人走来……
李隆基的童年时代，正赶上武则天动用酷吏打击异己，清除李唐宗室的恐怖时期。李隆基的成长之路布满了险滩暗礁，随时有可能被自己的祖母拿来兑换权力指数。在帝国的至高权力面前，亲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幸运的是，由于父亲李旦聪明睿智，不仅使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使其他兄弟姐妹处于一种相对安全的位置，可以享受一点儿童年的欢乐。
李隆基八岁那年，他的母亲窦德妃与皇长子李宪的母亲刘妃均因被婢女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秘密处死于宫中，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皇嗣李旦的打压。从武则天称帝的那一天起，“传子抑或传侄”的斗争就一刻没有停息过。权力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只有八岁的孩子，或许还不知道消失与死亡意味着什么，可是失去母亲的痛苦他要用漫长的一生去消解。父亲李旦为了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并且告诉他的孩子们，要学会在人前掩饰自己的悲伤情绪。这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
然而祖母对于政治的狂热，视皇权为生命的超强欲望，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把握时局的能力，都在李隆基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武则天执政期间，父亲李旦围绕着皇权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尝尽了权力带来的诸多感受，也给李隆基带来了更多的历练，让他体会到更多的人情冷暖与世道艰险。
李旦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和哥哥们相比，李旦对武则天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对宫廷斗争的形势分析和力量对比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李旦即位后，武则天下诏还政于皇帝。帝国的官员们原以为权力的运行将由此步入正常轨道，只有李旦知道，母亲武则天这是在拿皇权这块肉骨头诱惑自己。她在试探儿子的忠诚度，李旦真要一头扑过去，只能得到一个早已被啃得光光的骨头。
年轻的李旦不是没有想过皇权在握的荣耀，也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驾驭着日月，去赶赴诸神的宴会。可是世事苍茫，没有权力的实质，只担着一个皇帝的虚名，又有何意义？武则天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很满意这种子弱母强的权力格局。既然儿子不愿意挑起这副担子，那么自己只好“勉为其难”地继续临朝称帝——“不是我喜欢当皇帝，而是皇子们挑不起这副担子”。
睿宗不像哥哥（中宗李显）那样，以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不受控制为所欲为，他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不去干涉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李旦是武则天几个孩子当中最聪明，也最有城府的一个，而且重情重义。在新旧权力秩序巨变的非常时期，低调的性格和应对时局的智慧帮助李旦渡过一道道政治险关。武则天的几个子女中，李显和太平公主后来都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只有李旦没有死于政治阴谋。睿宗贵为皇帝，也仅仅做到免祸自保，而李隆基兄弟也从小就过着幽禁宫中的生活，童年时代的欢乐是极其有限的。
武则天登基后，武氏族人诬告李旦有异谋，欲置其于死地。酷吏来俊臣负责审理此案，在来俊臣的严刑逼供之下，皇嗣身边的亲随纷纷承认谋反，只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坚决不承认。太常工人以音乐为业，在唐代属于贱民，是贱民阶层中最上的一个等级。他对来俊臣说：“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话音未落，安金藏用佩刀自剖腹部，五脏皆出，血流遍地。武则天以政治家的敏锐，从安金藏凛然赴死的态度中，觉察到皇嗣谋反不实和社会底层民众对李唐王室的支持，下令停止审讯并令宫中御医为安金藏疗伤，李旦才幸免于难。
中国历史不缺乏小人物改写大命运的先例，他们用自己的血性和忠义在史册中留下了小人物的光彩。欧洲的骑士精神讲究“服务精神”和“敬忠守职”，简单解读就是“忠诚”，而这与中国的“义”的内涵是有相似之处的。翻阅史书，每每读到那些激荡人心的故事，其中的血性仍如锋利的刃滑破血管，感觉血液喷薄而出。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善恶廉耻之心。我们都知道，礼义廉耻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对于安金藏这样的小人物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尤其在新旧权力秩序交替的转型期，每个人都“利义交战于心中”。小人物大可不必将自己陷于艰难时局，只需要骂骂娘就够了。正因为人们评判小人物的标准被压至最低，所以他们用鲜血和良知成就道义的篇章才会为历史所铭记。
这次事件，是李旦政治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如果没有安金藏的拼死反抗，谋反的罪名一旦坐实，李旦及其子女都会被处以极刑。李隆基当时年龄尚小，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次触及生命底线的巨大风险。等到他成年之后，才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安金藏的忠义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李旦、李隆基父子的一再表彰和嘉奖。事情过去将近四十年，李隆基还特封安金藏为代国公，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安金藏卒后，追赠其为兵部尚书。
整个武周时期，李旦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经历也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嫂子韦氏、侄女安乐公主、妹妹太平公主都有称帝的野心。他生在一个充满欲望的家族中，可是欲望并没有在他的心上生根发芽。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他为了保全自己，一生做了三次关键性的避让：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武则天称帝时已将近七十岁，但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新鲜的主人而有所止息，只是斗争的焦点由称帝和反称帝转换为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之争，也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是姓李还是姓武。
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方是以武承嗣、武三思为核心的武氏集团，另一方则是忠于李唐王室的朝廷重臣，而非李唐皇室成员。这时候的李唐皇室在武则天的一再清洗之下，已经凋零无几。武则天的态度始终处于半明半寐的状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机会，可又捕捉不到机会。作为皇嗣的李旦地位并不稳固，一次小小的事故就有可能让一切成空，包括生命。皇嗣是一个含义微妙的名称，它可以解释为皇位的继承人，可是又比太子的名分和地位降了一格。武则天给李旦以“皇嗣”名位，表明她还没有下决心把他当成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武则天给外人的感觉是倾向于在武氏子弟中选择皇位继承人，可李旦又还背着“皇嗣”的尊贵名分，武则天表现出来的重武轻李的态度，无异于给了武家子弟一针强心剂，同样给了李唐重臣一份坚守到底的理由。对于那些心系李唐的帝国重臣们来说，“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争取一点儿时间就有可能多一份翻盘的机会。相比来说，武氏族人显然更为心焦气躁。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武则天是他们获取皇家权力的唯一通道，他们本来就没有让权力集团和天下生民信服的权力根基。为谋取皇权继承资格，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李氏皇族是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理所当然会受到攻击。此时的李氏皇族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节点上，不但要争夺皇位，还要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估计武则天在登基之始没有认真考虑过。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在男人的权力世界里步步为营，创造了中国历史女性为皇的奇迹。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从那时候起，武则天已拥有帝国权力至高者的名位。待到十年之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君临天下。
她第一个儿子李弘早死；第二个儿子李贤与她存在严重分歧，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有一个月时间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十四年；第四个儿子李旦战战兢兢之余，体验到的只是生存的苦闷与忧惧，权力没有给他带来半点快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母亲的威仪下，再三辞皇帝位。在所有子女中，武则天最欣赏的是女儿太平公主，她觉得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于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
武则天执政的前六年，以李唐太后的名义参与治国。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王朝“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也不再是李唐的皇太后，而是武周朝的“女皇陛下”。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整整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在这期间不少李唐皇室子孙企图举兵造反，夺回皇权。武则天以无比酷辣的手段，将李唐皇室几十人和从者几百人处以死刑。她的特务网络遍及帝国的每一寸角落，那些嗜血成性的酷吏可以任意处置政治犯，捏造犯罪的名目。清除皇室成员成了一场血腥的滚雪球游戏，造反者的数量越滚越大。直到武则天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李唐皇族和帝国重臣恢复唐朝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皇位先是由她的第三子李显继承，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
2.亲情带来的伤害
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这是李旦第二次登基，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二十年。时间让人与事成为一场无奈的轮回，就连长安城的空气里都充满了一种叫作宿命的气息。当初他极力挣脱的皇权枷锁，又一次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二十六年前李旦是在母亲武则天的控制下成为这个帝国名义上的皇帝；二十六年后，他在妹妹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的辅佐下再次登上权力之巅。第一次帝王生涯给李旦带来了无尽的压抑、苦闷和烦恼，第二次帝王生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他不愿去想，也不敢往深处想。可在他登基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如期而至——立谁为太子。
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太子应该是李宪，而不是三子李隆基。李隆基作为政变的主谋者，功劳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就被确立为太子。从时间上看，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嫡长子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旦执政时期，朝中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登位后的李旦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无所适从。他需要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以求得更稳妥的局面。李旦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时常扮演居中调和的角色。
当太平公主表现得咄咄逼人之时，李旦便会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话可说。李旦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由此不难发现李旦这一时期的心理变化，以及应对时局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手腕。
在帝国的权力风浪里颠簸了半生的李旦明白，皇权是强者手中的玩物，是弱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如果皇帝势弱，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
在皇权争锋的世界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敢作敢为的太平公主居然会在这时候找到李宪，向其提出“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她这么做没吓到李隆基，却吓到了皇长子李宪。为了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他又与太子李隆基一道将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睿宗李旦，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坚定立场。由此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地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
在这件事上，李宪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李宪这么做，有两点原因：一是他对于权力的欲望并不强烈；二是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与李隆基抗衡，他只是太平公主实现个人野心的一颗棋子罢了。
李宪的性格与他的父亲李旦非常接近，厌薄权位，不以万乘为贵，他认为父亲能够得到天下都是弟弟李隆基的功劳。他坚决让出皇太子的位子，而且一生小心谨慎，没有可指摘的过失，李隆基对哥哥既敬重，又感激。李宪死后，李隆基对群臣说：“我的天下是哥哥让给我的，一般的谥号不足以表明我对哥哥的感情。”便给李宪加谥号为“让皇帝”。
李旦没有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以功业为首，选择三子李隆基作为皇太子。他这么做，得到了帝国官员，包括宗室和太平公主的一致赞同。当时政局形势，只能是睿宗当皇帝、隆基当太子。太平公主自恃功高，认为李隆基年纪轻轻，没有多少从政经验，总会依照她的意图办事。
可是随着时间地推移，太平公主嗅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不祥气息。李隆基是个精明之人，他自有一套政治主张，绝不会屈居于姑母之下。拥护太子的一批大臣如姚祟、宋璟等，纷纷以革除“弊政”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过去的朝政被外戚和诸公主干预得太厉害，强烈要求革除这种弊政，这样就不得不触犯太平公主的私利。从此，太平公主就把太子李隆基看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换一个容易控制的人取而代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蜚语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传播开来，制造这起流言的就是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睿宗唯一的亲妹妹，也是一个善断有谋之人。武则天认为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其极为宠爱。在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内部联姻等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利益，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进行斗争。通过对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
武则天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帝国官僚们正在受到武则天一手扶持起来的官僚集团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增加、由于妇女擅权而形成官僚宗派，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
韦后和太平公主垮台，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进行改革，使唐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利用这个官僚集体，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障碍。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曾经是政治风浪里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两个人联手上演了六月政变的大戏，诛杀了韦后一党。在整个过程中配合得天衣无缝，结局也是非常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