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宗皇帝即位后，对这个妹妹也是恩宠有加，溺爱无度。史料记载：“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由此可见，太平公主在睿宗执政期间，有着强有力的话语权。
太平公主如此强力干政，不仅朝野上下人人侧目，就连睿宗李旦也深感无奈。其实李旦明明知道不能让这个骄横的妹妹为所欲为，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屈从和妥协。
景云二年（711年）十月的一天，李旦突然一反常态御临承天门，同时召集现任的五位宰相，公开宣布将他们集体罢免。集体罢相的这一幕发生后，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个从不主动作为的皇帝恐怕要掀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序幕。李旦登基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干过一件有爆发力的事情，集体罢相让很多看低他的人眼前一亮。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人们大失所望。因为，此后有七个大臣先后拜相，可其中居然有五个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李隆基与姑母的和谐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并不靠亲情维系。
虽然睿宗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也曾得到太平公主的鼎力拥护，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姑侄和谐的良好局面就被打破。太平公主当初选择与李隆基联手，是为了将来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可是尘埃落定，到了瓜分利益的时候，太平公主发现这个侄子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更让太平公主感到不安的是，他的权力运行偏离了自己所规划的政治轨道。她预感到，李隆基不是自己要寻找的政治合作伙伴，而是最强力的对手。因此，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了。
太平公主最崇拜的人是她的母亲武则天，武则天给太平公主的心理暗示，左右了她一生的道路。太平公主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母亲那样伟大的女君王。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她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寂寞的公主。可是她缺少成为武则天的先决条件——身份。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文武百官，貌似轻巧地革掉李唐王朝的命，是因为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让她化身为帝国的灵魂，使她确凿无疑地拥有恩威刑赏的统治权柄，从而将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武则天当了十五年皇帝，在此之前，她已经当了五年的摄政皇太后和二十多年的参政皇后。她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展现自己的政治才华，经营自己的权力集团。
在权力的强光照射之下，太平公主看不清楚自己的权力路径，只有不断地运用权谋。政治生活固然需要权谋，可权谋毕竟不是全部内容。太平公主发现李隆基不是傀儡后，废黜太子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罢黜太子是皇帝的事，是那些朝廷重臣的事，不是她这个公主的事。武则天代行皇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几个儿子玩弄于掌心。可对于太平公主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过，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哥哥睿宗皇帝那里还是能够说上话的，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是由她任命的，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
太平公主废黜太子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太子非长，不当立”。她绝对不是嫡长子制的真诚维护者，只是在替嫡长子李宪争太子地位，也在为提升自己的权力下赌注。史料记载，“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继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由此可见太平公主企图立的不是“嫡长子”，而是“暗弱者”，从而达到自己把持朝政的目的。面对太平公主咄咄逼人之势，李隆基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就在姑侄矛盾日趋紧张的时刻，宰相宋璟和姚崇突然向睿宗私下奏言：“宋王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守礼是高宗的嫡长孙（李守礼是李贤的嫡长子，在高宗的所有孙子中排行最大。也就是说，他和李成器都比李隆基更有资格入继大统，所以客观上都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如今，太平公主又在其中挑拨离间，臣等担心太子会有危险。为保社稷安宁、东宫无恙，应将宋王和豳王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撤除岐王（李旦四子李隆范）、薛王（李旦五子李隆业）的禁军兵权，让他们分任太子左、右率（东宫武官），事奉太子。此外，最重要的是将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迁出京师，于东都安置。”
这显然是一个全面巩固太子地位的计划，考虑不可谓不周详。然而，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公主并没有犯什么太大的过失，就这样将她逐出京师，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李旦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朕现在已经没有兄弟了，身边只剩这一个妹妹，岂能把她赶到东都那么远的地方？这件事断不可行。至于其他几个亲王，倒不妨按照你们的办法处置。”
随后，李旦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诸王、驸马从今往后不得统御禁军，已经任职的，一律改任其他官职。李旦之所以不想贬黜太平，除了没有正当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做不符合他的平衡原则。
其实这个建议也符合太子李隆基的意愿，可是他不愿意在这时候得罪太平公主，于是主动上奏“宋璟、姚崇离间姑、兄，请从极法”。李隆基采取了退守之计，要求对宋璟、姚元之加以处理。在皇权没有到手之前，姑侄矛盾激烈化只会陷自己于被动。
睿宗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朗，他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一种政治平衡，他不想伤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可是在太平公主看来，又有另外一番解读，她一直是这个庞大帝国里地位最尊贵的公主，无论政坛怎样波诡云谲，无论是谁手握权柄，她都是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女人。从来只有她给别人颜色看，没人敢在背后算计她。
从李隆基表面上对太平公主的处处退让来看，他是希望避免与姑姑的正面激烈冲突，甚至残杀的。他希望通过相对平和的政治手段打消或者削弱太平公主的专权欲望。但是，太平公主毫不退让，这种努力最终落空，昔日的政治盟友、亲密的姑侄关系被政治利益瓦解摧毁。
让太平公主难以接受的是，睿宗李旦思虑之后又全盘采纳了宋璟和姚崇的建议，正式颁布诏书：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李隆范为太子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李隆业为右卫率；同时，将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安置。宣布自即日起，凡六品以下官员的任用，以及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全部交由太子裁决。
至此，李旦完全抛弃了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的平衡原则，决定彻底朝太子李隆基倾斜。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一颗耀眼的彗星从西方天际划破大唐帝国的长空。又是诡异的天象。太平公主借着占星师之口，向睿宗李旦进言——灾星的出现意味着皇上将被废黜，天下将有新君，太子将要取代当今圣上，自立为天子！
太平公主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贪恋权力的男人，尤其是皇权。只要自己将太子李隆基篡位的天象向睿宗李旦示警，那么等待着李隆基的一定是废黜的命运。李唐帝国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种废而又立、立而又废的游戏，每一次都是对权力的重新洗牌。另立一个懦弱的太子，帝国权柄仍将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人算不如天算，太平公主防不胜防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匍匐于地涕泪交加的李隆基，李旦也只是轻轻一句话就交代了过去。他说：“帝国之所以转危为安，我之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你的力量。如今帝星有变，预示着社稷之灾，因此传位于你，希望能转祸为福，你不必疑惑！”
听到父皇李旦决定传位的消息，李隆基全身滚过了一阵痉挛般的战栗。
一个月后，太子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唐玄宗；同时尊睿宗李旦为太上皇，并宣布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重大刑案及帝国大政仍由太上皇裁决，其余由皇帝裁决。
李隆基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在形式上成了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与太平公主相比，他的博弈力量还远远不够，完全处于劣势。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只有刘幽求是他的人，魏知古是李旦的人，其余皆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另外，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太上皇李旦手里，而李旦一贯软弱，他的权力差不多就是太平公主的权力。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王到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李隆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跨越。虽然成了一国之君，但他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获得相应提升。换言之，李隆基或许曾经是一个异常强势的亲王，也曾经是一个实力与身份大致匹配的太子，可如今，他却是一个实力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弱势皇帝。
李隆基从发动唐隆政变，到当上太子，再到登基为帝的过程中，身边的主要谋臣先后有刘幽求、崔日用、姚崇、宋璟、张说、郭元振等人。这些人都曾经入阁拜相，在李隆基走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也是在这一路上，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越演越烈，于是这些元勋功臣一个个相继落马，全部被罢去相职，甚至被逐出朝廷。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三，李隆基向亲信发出了行动指令：铲除太平一党，全面夺权。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李旦大惊失色，赶紧在几个宦官的簇拥下逃离寝殿，慌慌张张地跑上承天门楼。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了城楼，然后面无表情地跪地启奏，说：“皇上奉太上皇诰命，诛杀图谋作乱的逆党，没有其他意图。”
李旦脸上写满了惊愕，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政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三郎的目的是要铲除太平公主，同时迫使李旦彻底放权。尽管这场政变的爆发让李旦猝不及防，但是一切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从他被三郎和太平公主拥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早已注定了。惊魂未定的李旦来不及更多思考，就颁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诰命，宣布自即日起“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同日，李旦由太极殿移居百福殿，从此淡出权力中心，也彻底淡出了满朝文武和帝国臣民的视线。
太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败得这么惨。她原本以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李隆基不过是她砧板上的鱼肉；她原本以为帝国的最高权力已经唾手可得，她马上就能拥有一个像母亲那样的辉煌人生……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举粉碎了她的所有梦想。
此时此刻，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太平公主，不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势力集团的领袖，而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输光了全部家当的赌徒，一个被命运之神一脚踢开的弃妇。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她甚至想到母亲武则天为自己操办的第一次婚姻，冲天的火光映红了长安城的半边天空。
她在时光里一天天地长大，笑靥如花；在时光里一天天地老去，凋零成泥。她这一生都活在那个叫武曌的女人的阴影下，她从来没有真正活成一个叫太平的女人。她的母亲带着绝世伟业走进了时光深处，将在史书里不朽，任人评说。而她自己，又会以怎样一番面目留在时间深处。算了，由它去吧。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从她头顶缓缓掠过，天边的残阳燃尽了最后一点亮光，太平公主木然转身，默默地向来路走去。
这就是结局吗？是的，这就是结局。当太平公主将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则天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至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
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从公元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踯躅不前……
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
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它的名字叫开元。
3.李隆基的“圈养”策略
李隆基登基之初，就以他挺拔的身姿、高门亮嗓的外在形象让帝国臣僚们眼前一亮，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外形接近太宗李世民的男人应该能够带领帝国走向另一个复兴时期。
李旦退位前权力已经被架空，既然李隆基已经将帝王功课做到这个地步，他再抓着皇权不撒手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李旦只好做了太上皇，所谓“忠顺孝悌”完全被抛之脑后，让位于赤裸裸的权力角逐。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该恪守正道。”
大唐帝国的那些统治者已经向天下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怕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只能偶然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的恒定形象。道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置于常用的位置上。
君临天下后，李隆基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以稳固自己的江山。并逐渐将自己打造成行孝事亲的典范，借此获得朝野上下的高度认可。他亲注《孝经》，书成后下令颁行天下及国子学。他意犹未尽，又重注《孝经》，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由此《孝经》就成为《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李隆基对这件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将孝道观念作为维护权力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他这么做自有他的良苦用心，毕竟他的权力是通过两次宫廷政变获取的，他力图用孝来掩盖自己尴尬的庶子身份。在家天下的宗法社会中，祖宗的传承天然地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坚实的依据，政治最高统治权被视为君王及其家族的世袭特权。李隆基为争夺政治地位和权力，曾先后发动两次宫廷政变，每次都打出“孝”的旗帜，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法性支持。
李隆基当年策划政变、诛灭韦氏，是以“立相王”为目标的。按照常理推测，既然政变集团准备让李旦当皇帝，就应该在政变之前告知他，让他成为政变的领导者，政变后他当皇帝就算实至名归。李旦事前毫不知情，是因为李隆基刻意隐瞒。政变爆发前夕，有人曾经提醒李隆基应该将此事告知李旦，推举他为事件的统领者。李隆基回答：“我曹为此以徇社稷考虑，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就是说，他发动政变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待到事成之后，再把领导权让给父亲，如果事败，他绝对不会连累父亲。
政变即将结束时，有人建议李隆基，大局已定，应该让相王出来主持大局，李隆基再次拒绝。直到政变尘埃落定，残敌追剿干净，李隆基才将此事告诉李旦。有人认为李隆基没有让李旦参与政变，是出于一片仁孝之心。这固然是一个理由，可还是布满了疑点，并不排除李隆基打着孝道的旗号掩饰自己权力的欲望。作为李唐皇室仅存的权力代言人，李旦在帝国权力集团中是最有号召力的，如果他参与政变，李隆基在整个政变中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李隆基庶出，并没有优先继承权，在一番考量之后，李隆基决定对相王封锁消息，以求建立奇功，作为自己日后上位的权力资本。
在皇族中成长起来的李隆基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他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
李隆基既没有合理的皇位继承权，又经历过中宗朝外戚乱政的局面，对于皇室成员、后宫外戚干涉政治，他当然坚决反对。帝制时代，除了手中有权的达官贵族，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皇家成员。如果权力交接是在和平状态下实现的，皇室成员就很容易成为被历史忽略的背影。毕竟，权力塔尖之上只容一人独舞，皇帝才是唯一的男主角，身边的男性亲人只是他身后灰扑扑的影子。
高祖、太宗加强君权，重视皇族的利益；高宗、武则天时期，君权得以加强，但是皇室宗亲却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宗享受君权，压制皇族；睿宗淡薄君权，保全皇族。到了唐玄宗时期，君权得以扩张，皇族却日益没落。
当历史陷入血腥残忍的权力纷争，那些本应成为皇权背影的皇室成员，就有可能跳出来。他们用诡谲的尔虞我诈和极致的博弈手段，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舞台强行霸占。于是，历史就会迎来一个大转折，帝国的权力格局也会随之逆转。皇亲国戚，尤其是皇帝的兄弟、子嗣，对于整个王朝来说，既是皇权的拱卫力量，又是产生分割与破坏的不安因素。
在封建王朝的家国体制下，皇权就是“公”与“私”角逐和博弈的一出大戏。对于帝王来说，有资格睡于他卧榻之侧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些皇族成员。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最潜在的危险。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待皇室成员，都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唐朝初期，从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到果断决绝的诛杀武韦之祸，中国历史该有的桥段，几乎都演绎了一遍。这一幕幕历史巨制，都在证明一个主题——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之争中，从来就没有人顾及亲情。
李隆基少年时，正是帝国皇室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他耳闻目睹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亲族相残和权力恶斗。李隆基带着这些宫廷惨剧的记忆，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路。在权力的世界里，人只分为两种，可利用和不可利用；事物也只分两种，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那些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人性。
李隆基的帝王生涯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自己的亲姑姑、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太平公主。虽然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取舍。在处理亲情和治理国家之间取得平衡，便是李隆基登基之初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政治问题。
睿宗李旦共有六个儿子，除一人夭折外，余下是长子宁王宪、次子申王捴、三子玄宗、四子岐王范、五子薛王业。史料记载，在李旦降为皇嗣幽闭宫中的日子里，李隆基五兄弟终日生活在一起，出则同游，学则同业，形影相随，兄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都居住于长安的兴庆坊中，此处称为“五王宅”。李隆基登基入驻兴庆宫后，便让兄弟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从表面上看，李隆基与兄弟并没有因为地位变化而疏远。在禁中兄弟相互见面拜跪如家人礼，在生活方面享受着统一标准。更为夸张的是，唐玄宗居然在殿中竖起五大帷幄，兄弟五人同盖一床特大号被子，同睡一张大床。
李隆基还分别于兴庆宫的西南两个方向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里成了玄宗皇帝与兄弟们把酒言欢，歌舞相谐之处。每每因处理政务而身倦体乏，玄宗就会登楼俯瞰，听一听兄弟们的琴声与歌声，心情就会为之舒畅。
花萼相辉之楼的位置极佳，李隆基只要推开自己的窗户，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就尽收眼底。对于李隆基来说，他无须走出门外，就能对兴庆宫的一切了如指掌。根据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可以看出，诸王府邸中，皇长子李宪的府邸正好处于最佳的观察角度上。李宪居住的地方与李隆基只隔着一条路与两道围墙。对于李宪和兄弟们来说，他们日常生活毫无隐私可言，一举一动完全暴露于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对于李隆基来说，权力与亲情的博弈并不矛盾。他在牢笼一般的兴庆宫里建起花萼相辉楼，听上去如诗画般美好的楼宇，有着他对亲情的理解，兄弟和睦就像花儿开放，阳光普照，人世间一切美好莫过于此。
李唐皇室是帝国权力机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帝国权力运行。隋朝时期，皇子不仅有独立的私人住宅，还有宽敞的办公府院，甚至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根据史家研究，直到唐初，军队都还没有完全国家化，皇帝诸子皆封王，诸王拥有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军队国家化要到玄武门之变后才得以实现，唐太宗登基后，方真正全面掌握了国家军事权，诸王的权势得到极大制约。然而太宗贞观年间，皇子仍然实力强劲，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和支持力量，当时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权争，以及晋王李治最终被立为皇储，背后都交织着众多权臣的博弈与争夺。
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清洗李唐皇室，帝国的宗室制度遭到重创。这一时期，睿宗李旦由皇嗣降封为相王，被安置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以便被监视与控制。睿宗诸子则被集中安置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此后这五名皇子随武则天从幸长安，又被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
李隆基登基后，重新建立了宗室制度。尽管如此，李唐皇室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已经无法与太宗和高宗时期相比了。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宗室诸王出任地方长官者很多。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之中，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所杀，李玄霸早夭，第五子在起兵之际被杀，其余十七子在唐太宗时期都出任一定的官职。唐太宗自己的儿子也多出任地方长官。高宗时期，高祖及太宗诸子之中，出任地方长官者先后达到二十余人。
武则天逐步蚕食皇权之后，开始着手削弱李唐皇室的力量。于武则天而言，地方上的皇室宗亲是权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她借由徐敬业叛乱和李唐诸王举兵，将前几代君王的皇子们全部纳入清洗范围，庞大的李唐皇室体系差点就被她掘土刨根。李氏王族拱卫皇权的制度在武则天的刀锋之下，已经被血腥破坏殆尽。皇室宗亲不要说拱卫皇权，就连自保都成了大问题。
说到“五王宅”，我们不能不提“十六王宅”，虽然这只是玄宗皇帝执政期间修建的一处皇家宅第，但是政治功能与五王宅是同样的。十六王宅位于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边的永福坊和兴宁坊，最初称为“十王宅”，后更名“十六王宅”，出现于开元年间，是当时皇子集中居住的地方。
李隆基执政初期，皇子年纪还小，居于宫内。随着皇子日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玄宗便下令在长安城东北安国寺东附苑城内修筑大宅，让多位皇子在其中分院居住。十六王宅就是王子皇孙的门户，皇子的生活起居，由宫中宦官密切照料，一日三餐由家令侍奉，同时还请官僚集团中的大儒之士做皇子侍读，专门讲授诗书，进行严格培养。
唐玄宗李隆基一生生育子女五十九人，在其生育的三十个男孩中，最后存活下来的有二十人。随着皇子们陆续成家生子，原先的宅第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又在华清宫的旁边修建了十王院、百孙院。这些地方有专门的宫人配给和物资供应，生活起居基本上可以在其中进行，不需要与外界交通。王孙纳妃嫁女，也都在十王宅中。不仅如此，皇太子也不在东宫单独居住，而是在十王宅中辟出一处可以车马往来的单独别院。太子府的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一样，都在长安城崇仁坊的礼院举行。
唐玄宗所设立的五王府、十六王宅、百孙院，完全照搬和沿袭武则天幽闭皇子于宫中的套路。不同的是，唐玄宗这么做打着“孝亲”的旗号。武则天的做法让皇子们感受到的是冬天的肃杀与冷酷；而李隆基的做法像是四月的暖风，熏得皇子们的骨头都酥软了，在浑然不觉中丢权丧志。李隆基让皇室成员对权力的刚性诉求化为一种情感行为，人类的情感很容易被外在形式所触动，而一旦被触动，往往会自动解除防备的外壳。
李隆基对自己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
即位初期，玄宗外放诸王到地方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唐玄宗又将皇族诸王陆续召回京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当然这种控制是一种怀柔似的“圈养”，让他们在宫中享受皇族应有的尊荣，可始终不让他们染指权力。
李隆基在这里倡导的是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哲学。李隆基让权力集团内的儒学大家给皇子们办讲座，内容无外乎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去活，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权贵不过是为了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那些虚无缥缈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最接近人性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接受者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颓废的情绪中。
诸王的宫中生活并不枯燥，可以说非常丰富。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玄宗。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别墅追赏，每天的娱乐项目都排得满满的，不绝于岁月矣。唐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方式。唐玄宗应该算是大明宫的首席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
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李隆基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就这样，唐玄宗以“友悌”的名义将兄弟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现在，天下人又都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沐浴着盛世来临前的曙光，李隆基需要做的就是展示一个盛世帝王的仁义。虽然李隆基没有读过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可是其中的文字像是为他量身定制：“君王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每当看见那些困于宫中的皇室诸王将过剩的精力用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上，借以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李隆基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愉悦。李隆基继承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政治智慧，手法也更加老到，更加圆熟。李隆基宁愿让皇室诸王过着像猪一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愿意他们过着像猴一样精明的算计生活。那些被困于一隅的皇子们也乐于做一个知足者，以消除李隆基对自己的疑忌之心。与活着相比，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他们品尝到的权力滋味的确过于酷辣。
兄弟五人将五王宅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他们或讲书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演奏音乐。宁王宪擅长吹笛，岐王范擅长弹奏琵琶。李隆基经常和兄弟们一起合奏歌唱，放松权力带给自己的压力。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不免有些许担心，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非常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作为帝王的李隆基，很愿意看见兄弟们每天在卧榻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用再担心有人来夺取皇权。
李隆基对于皇长子李宪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毕竟自己的皇帝之位是李宪让出来的。李宪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于是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储位问题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
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是宁王李宪让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对兄长的感情异于其他兄弟。而宁王李宪也就在李隆基的特殊“关怀”之下，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刻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字字句句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唐玄宗的怀柔政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兄弟情深的佳话。首先是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满足，“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以来，只有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数量多于李宪。
其次是在精神上给予诸王最大的慰藉，物质享受对于生于帝王之家的皇子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薛王业患病期间，李隆基根本无心上朝，派使者往返探望，禀报病情竟然达十余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官员们看的表面文章。退朝之后，李隆基又亲自为弟弟煮药，在吹气调节火候时，突然风回，火苗扑向他的脸上，点燃了胡须，左右慌忙惊救不已。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服药能够使弟弟病愈，胡须烧焦了又何足惜。
李隆基是个政治权谋家，他能够在权力和亲情的夹缝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左提右挈，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与太平公主进行权力角逐，使亲情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可是他在稳固权力时，没有继续使用屠刀政策，而是一直在用“孝亲”的伦理观念。对于受其恩惠的皇族诸王来说，在亲情的熏风软雨中主动交出权力，总好过幽暗血腥的宫廷岁月。
时任内直郎的韦宾是薛王业妃子的弟弟，他和别人私下议论涉及皇权体制的问题，这显然犯了帝王大忌。事情发生后，李隆基大为震怒，杖杀韦宾。薛王妃害怕受到牵连，终日忐忑，坐等命运的裁决。就在这时候，唐玄宗召见了自己的皇弟，薛王业接旨后惶恐不安，在宫殿外徘徊良久，始终不敢面见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走出殿门，扶起薛王业，然后给了一句宽慰之语：“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轻易猜忌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薛王业听到这句话后内心所起的化学反应。
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之后唐玄宗还是适时推出了一道《诫宗属制》，“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也就是限制皇室成员的行为自由，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有了这样一项制度，诸王们都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只好做个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王子，如此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自然解除了。
然后李隆基又专门设宴招待薛王，下旨安慰薛王妃，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他们。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规则是难以更改的。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李隆基展示他“孝亲”的一面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政治就是演戏。”而前期的李隆基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当然皇室诸王对李隆基的心思也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当时有几个官员喜爱书法，和岐王范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到岐王府饮酒赋诗，欣赏书画古迹。唐玄宗知道以后，将这几个官员全部贬离京城，不过对岐王范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情深义重。
岐王范病逝的时候，李隆基悲痛不已，特地停朝三日，亲自书写《道德经》，为他追福，数十天撤膳吃素，在官员的一再劝说下才恢复进膳。诚如史书所载：“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可是在兄弟纵乐嬉戏的背后，李隆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剥夺了五王过问政治的机会。
为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政治，唐玄宗的做法甚为严厉，皇室子嗣分割削弱政权的机会由此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应的，其拱卫补充皇权的作用也同样丧失。
唐玄宗为了加强君权，对皇族诸王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皇族成员的地位也一路看跌，逐渐混同于普通世族。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李隆基对任何威胁皇位的人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了强化君权，消减皇室宗亲对皇位的威胁，他并未恢复唐高祖创立，太宗、高宗两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任用皇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此时的皇室宗亲虽然加“遥领节度大使”等称号，但是不再赴任，徒有虚名而已。
高祖、太宗时期为帝国的巩固时期，高宗时期为帝国的发展时期，玄宗时期已逐步进入繁荣时期。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根基已经十分稳固，当时唐玄宗以为“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唐玄宗鼓励宗室及大臣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李隆基执政期间，为了限制皇室诸王的权力，除了在精神生活方面让他们陷入迷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帝国建立初期，李唐宗室诸王所娶的王妃有不少是朝廷重臣之女。这一时期，皇帝对自己的子嗣还是比较放心的，并不担心他们会和妃家联起手来对抗皇权。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妃家的势力。
唐玄宗时期，出于防范的目的，对皇室诸王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种种限制。所谓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王妃的家庭背景。在唐玄宗的干预之下，皇室诸王所娶的王妃大多不是朝廷重臣之女，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之家。
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打破他们强强联手的权力递增法则。皇族成员与妃家相互联手就可能威胁到皇权。唐玄宗的十三子一孙的妃子中，妃父官品普遍较低，没有一人是李隆基信重的大臣。
唐玄宗生于皇家，身为帝王，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他既要维护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力图不伤害血缘亲情，确实很难。李隆基的高明之处在于处理权力与亲情时有礼有节，他的举措如同权力世界的化骨绵掌，游走于有形无形之间，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权力的运用与形象的维护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历史不缺乏变态的权力者，很多权力者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做法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但李隆基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以政治利益为实现孝亲的最高原则，当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血缘亲情发生冲突时，政治利益至上，当二者可以两全时，极力两全。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都在权力与孝亲的夹缝里寻找最大的生存空间。
“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李隆基为这句话做出了最为恰当的诠释。帝王虽然与普通人的人伦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仍能做到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实践孝悌，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李隆基之后的历任唐朝皇帝，大多继承了宗室管理制度，并不断强化。在这一体制下，宗室诸王完全失去了镇守地方的实际权力。在战乱之时，皇帝信任和倚重的人是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玄宗不得不“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当然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玄宗所确定的宗室管理政策。
七 天宝十四载的罪与罚
唐，天宝年间，长安城浮香似梦。这一日，酒肆茶轩依旧喧嚣。各种坊间逸闻，照常伴着杯酒清茶传扬。此时人们正津津乐道的，是数日前宫廷里的一场闹剧。这一年正月二十，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和杨贵妃作为干爹干妈，当然赏赐了很多珍宝、衣服、酒食。三天后，杨贵妃命人用锦绣绸缎缝制了一件特大的襁褓，然后召安禄山入宫，让宫女和宦官用襁褓将其团团裹住，装在彩轿里抬着走。玄宗听见后宫忽然一片嬉戏喧哗，忙问在搞什么名堂，左右答曰：“这是贵妃分娩的第三天，所以在给禄儿洗澡（民间的‘洗三’习俗）。”玄宗赶紧跑过去看热闹，一看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襁褓里头，仅露出一张憨厚的胖脸，不禁捧腹大笑。
干儿子“洗三”了，他这个干爹当然要有所表示。玄宗随即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一家三口”又嬉闹了大半天，才尽欢而罢。
从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这一天起，安禄山就有了自由出入宫禁之权，之后他经常陪杨贵妃一起吃饭，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留宿宫中。时间久了，宫中自然就传出了两人的绯闻。朝野上下的人私底下议论纷纷，都怀疑堂堂一国之君被那个像猪一样胖的胡人戴了绿帽。不知道为什么，李隆基自始至终没起过半点疑心。见安禄山胖得连走路都困难，李隆基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赤心！”逗得皇帝龙颜大开。
1.为盛世敲丧钟的人
天宝十载[1]（751年）二月，安禄山向玄宗皇帝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非分的请求，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没有“满足”两个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隆基居然满口答应下来，并随即将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很快将该职务交到了安禄山的手上。
河东镇，与朔方镇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此时的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有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大唐开国一百多年，外姓武将封王者，也只有安禄山一人。安禄山究竟是何许人也？
安禄山是营城柳州人（现辽宁省朝阳市），他的父亲是西域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安禄山从小就混迹边疆，懂得九种少数民族语言，于是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也就是周旋于胡人与汉人之间的经纪人。复杂的社会阅历造就了安禄山善揣人意、利益至上的本性。有一次因为偷羊遭追捕者围打，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要按律法处死他，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张守珪见其言貌不凡，收在部下。此人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内心却狡黠异常，作为胡人的他更懂得“大智若愚”的汉人哲学。
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憨头憨脑的胖子会“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 这个昔日的偷羊贼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久久不愿离开……他笑起来一条缝的眼睛里能看见什么？他圆鼓鼓的脑袋里又能想些什么？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到底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