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载，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异军突起需要感谢一个人——宰相李林甫。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上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状态。庙堂并非易居之地，这是权斗的杀场，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在李林甫看来，权力世界就是一座危险的丛林，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射出夺命的利箭、蹿出一头嗜血的猛兽，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在李林甫任期内，李隆基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中，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更加深入和全面，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朝政基本处于李林甫的“独裁”阶段。之前，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刚刚登上帝位的李隆基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李林甫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政权是繁荣的，对外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他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开始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为了应对权力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李林甫开始对朝廷高层进行组织机构改革。
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李隆基提出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自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李隆基追慕太宗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一是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安禄山就担任了十四年平卢道节度使。二是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二十六万七千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十八万三千人。三是重用番将，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番将。此前唐廷对于番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地方大员。四是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其对中央的离心力。
就连高力士都曾经向李隆基表示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一共拥兵三十三万一千五百人，战马五万六千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很近，李唐王朝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
在唐玄宗之前，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这就像绑在边帅身上的三根绳索。有了这三根无形的绳索，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谁也不会想到，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突然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根绳索。
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李林甫改革，让帝国各处的军政领导者都成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为帝国边乱埋下了伏笔。李林甫专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隆基执政后期耽于酒色而日渐昏庸。
李隆基在位已逾三十年，先前的进取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懒于过问政事。一个男人的苍老除了岁月的侵袭，还有酒色的浸泡。就在一年前，皇帝身边最为亲信的宦官高力士就曾经提醒过“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这个聪明的宦官，有时候比皇帝还要清醒。站在封建正统的角度分析，高力士应该算是宦官中的好人，一生尽职守忠，倒也没有做出专权祸国、图谋废立等不轨行为。《新唐书》上说他“生平无显显大过”，算是对他较为公允的评价。没想到，高力士说的这番话竟然言中时局。
已进入暮年的唐玄宗对帝国的政事已经不再充满热情，甚至表露出隐身幕后的意愿。他对宦官高力士说：“既然天下无事，我想做一个无为而治的皇帝，将政事全部交给李林甫。”
上天显然不愿意轻易放过对他的考验，安禄山造反，是李隆基始料未及的。
这时候，帝国的政治局势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李林甫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全力编织着自己的天罗地网，尽管如此，还是有两条大鱼闯入帝国权力中枢，成为权力斗争的漏网之鱼。这两条漏网之鱼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杂胡”安禄山是李林甫的漏网之鱼，李隆基的非正宗小舅子杨国忠也算一条。
李隆基对于李林甫的骄横跋扈抱有宽容之态，他在西逃蜀地的途中对陪伴在身边的官员谈及李林甫，“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只是“妒贤嫉能”。当问及李隆基为何久任李林甫以至误国时，老皇帝“愀然不乐”，似有难言的苦衷。
李林甫大权独揽，在帝国高层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网络。李隆基后来已经有所感觉并欲清除，无奈李林甫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到了这个程度，唐玄宗在择相问题上所持的制衡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只能让李林甫一人独大，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
李林甫在宰相的高位上待了十九年，这固然是由于他的政治手腕所致，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风格符合晚年李隆基的口味，这是李林甫能够长期受到君王宠幸的根本原因。
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李隆基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亲近交结，一旦对方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有威胁，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猾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
可作为当事人的李隆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李林甫是一个善解人意，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特别顺手的官员。不像前面几任宰相，性格过于刚烈，权力运作方式过于追求自我。
事实上，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又敬又怕、甘拜下风。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主宾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意见，会谈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可是，李林甫往往在主宾言谈甚欢的当口，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他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以后，双方再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派手下入京办差，安禄山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一切都变了，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2.帝国的农夫与蛇
历史的指针滞留于天宝十载，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日益受到玄宗的宠幸，正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这个人将对天宝末年的帝国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正是因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起兵的借口，加快了其反叛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人，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的父祖辈皆默默无闻，但有一个舅父大名鼎鼎，就是女皇武曌晚年的男宠张易之。
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要想在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天宝中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天宝十一载（752年）四月，李林甫、王和杨国忠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
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这场权力赌局只剩下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人，他们的巅峰对决时刻也随之到来。“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杨国忠与李林甫的权力值遵循的是跷跷板定律，此消彼长，你高我低。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曾经权势熏天的李林甫已成强弩之末，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双双进入倒计时。
两个人斗得不亦乐乎，远在范阳的安禄山也有自己的权力小九九。本来李林之争与他并没有多少关系，可他还是希望出局的那个人是李林甫。
在时间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挣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的李林甫，终于无奈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双手。杨国忠带着七分欣喜三分谨慎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
自认为“怨仇满天下”、总是夜夜惊梦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将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永远不用醒来的长梦。树欲静而风不止，就算是一个死人，要想拥有一个不受打扰的千秋大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天宝十二载（753年）正月，还未及入土为安的李林甫被他的接班人、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揪住不放。杨国忠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李林甫死了，最高兴的不是杨国忠，而是安禄山。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做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做假证出卖他老丈人。面对死无对证的指控，李隆基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他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就连他的棺材也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平民的葬礼。
此时的杨国忠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李林甫死后，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二十年来，朝廷已习惯于李林甫的控制，几次权力清洗，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已经死亡，或在地方任职。
李隆基已无法起到积极作用，前四十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李林甫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宰相继承人们的上升通路堵塞了。
对于李隆基来说，此时的他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尽管杨国忠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还与玄宗有亲戚关系，却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登上权力巅峰后，也不是人人有所忌惮，至少有一个人就对他极度鄙视。此人就是和他联手对付李林甫的安禄山。
李林甫的突然离去，使得帝国权力舞台上的两大重量级人物直接对抗。面对安禄山这样的对手，杨国忠并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毕竟此人手中握有重兵，皇帝与杨贵妃又对他宠信有加。身为帝国宰辅的杨国忠无法容忍有人在权力舞台上抢去自己的风头，安禄山的胡旋舞让他感到头晕目眩。
虽然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有巨大的作用，但安禄山传奇经历的真正开端，还得算他投身军营。安禄山具有“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等多重性格特质，与他多年游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混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得来的实战经验是最实用的学问。
安禄山在唐朝边疆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他充分利用自身的才智，在帝国的东北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功。天宝元年（742年），李隆基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这里的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起兵反叛之前，不仅身兼三镇节度使，有亲王的封爵，还兼领河北、河东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群牧使、闲厩使，能够控制边地牧场和马匹，职权渗透到陇右（西北）地区。妻子为命妇、儿子得恩赏，京城之内赐豪宅，平日美馔珍馐，更是无以复加。安禄山所得封赏、爵位、官职、恩宠、身份，在当时任何一个胡人都无法与之比肩。
提拔为平卢节度使与安禄山多年的苦心经营有很大关系。他经营权力的手法非常简单，越简单往往也就越有效果。安禄山采用的手段是贿赂，与他有过交集的帝国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拉下水的。这些官员本该是皇帝监视安禄山的耳目，现在却主动替安禄山释放烟幕弹迷惑玄宗。等到玄宗发现问题时，事态已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安禄山虽然是个胡人，可是在洞悉权力场的游戏规则时，他不输给任何一个汉臣。他把个人才华和玄宗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让玄宗把他当作可以依仗的“万里长城”。同时他又巧妙地利用中央朝廷的关系寻求权力代言人，积极营造个人发展的条件，善于把握机遇，顺利进入高层视野并成为皇帝的“宠儿”。
在各种演义类的小说里，安禄山、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安禄山始终以一副愚憨之态示人，在皇帝和杨贵妃面前大演忠心耿耿的戏码。安禄山赢得皇帝的欢心，有三件最著名的事可说。
第一件是他当庭跳胡旋舞。胡旋舞是唐朝时从西域传入的一种乐舞，精通音乐的唐玄宗十分喜爱。安禄山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三百斤，尽管胖到如此地步，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令许多专门的伎人都汗颜。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安禄山竟能完成难度极大的胡旋舞，怎能不让李隆基欣然。
第二件事发生于一次初春的朝会上，李隆基命安禄山晋见皇太子李亨，可他见面后始终不肯叩头。理由是自己只跪拜皇帝，不跪其他人，包括太子。安禄山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位居显位的地方大员怎能不清楚太子的显赫地位？安禄山摸透了李隆基的心理，一个成功的政客当然也是高明的心理学家。唐玄宗最怕的就是太子与握有兵权的将领联合起来反对他，看透了这一点，安禄山见到唐玄宗与太子时，才会故意装糊涂，冷落太子，说自己作为胡人不知太子是何职，只知效忠于皇上。
第三件是安禄山申请做杨贵妃养儿，此举得到皇帝的准许。这一年安禄山已经四十五岁，比杨贵妃年长十六岁。自此以后，安禄山朝见，都要先向贵妃行礼而后再拜见玄宗。他的理由是：“番人先母后父。”安禄山博得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信任，每次入京朝圣，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甚至与杨贵妃传出绯闻。
天宝十载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法国作家伏尔泰写过一个故事：一个本性暴躁、行为乖戾的人晋见国王，粗野的表情变得柔和了，粗暴的声音变得温和了，国王没能从他紧绷的面孔识破伪装的善良，后来他和国王一起被俘，同为囚徒，因在给国王脱马靴时动作粗野，国王发了火，他竟一怒之下把国王杀死，还把靴子扔到窗外。小人得志，预伏大祸临头。流氓本性，商人品质，嘴甜心狠，内阴险外粗放，最善伪装者安禄山也！
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还心存忌惮，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安禄山根本没放在眼里。安禄山对杨国忠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当面向李隆基提。最早向李隆基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是杨国忠。杨国忠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为了固权保位。他怕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安禄山要造反！
李隆基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会造反。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接到玄宗的诏书，安禄山就日夜兼程从范阳赶来了。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其实李隆基也吃不透安禄山，只能用恩宠加以笼络，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对方的忠诚度。那些品质恶劣之人，若具备一定的本事，就会成为有能量的小人。这种小人擅于抓住一时的机遇，能给他多大的信任，他就能酿成多大的祸端。李隆基曾经打算提拔安禄山为同平章事（宰相），遭到杨国忠的反对而作罢。唐玄宗为了试探安禄山，将其召唤到身边逗留了两个月。回范阳前夕，李隆基在望春亭为安禄山饯行，亲自斟酒三杯，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叩头谢恩。
3.转折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整个长安城笼罩于一片萧瑟之中。京都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儿勃勃的生命力，偶尔见着太阳，也总是隔着厚厚的帘幕，树上未落的叶子有气无力的挂在树梢。按照惯例，皇室成员每年都要于冬日极寒到来之际，移往华清宫（今陕西西安南骊山上）避寒。
玄宗皇帝李隆基带着贵妃杨玉环以及跟贵妃有关的诸杨，一路上席天卷地。京郊的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奢华的排场的新鲜感，皇家的威仪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厌恶与嘲讽。盛世背后，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而贫富差距又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时候的李隆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处事果决的临淄王，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圣君明主有了很大的距离。时间对于世人来说就是一把无情刀，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在时间的转换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平淡。对于帝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今天的城头又插上了谁的王旗，他们在乎的只是生存所需要的现实利益。
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舟行半途，前半程马力十足，等到半途已过，帝国机器运转受困陷入难以自拔的历史旋涡中，随时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朝廷可以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却不能与它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开国初年的三十八万余户，发展到八百九十一万余户。在农业社会，户口多少就代表着生产力的高低和国力的强弱，李唐王朝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尽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佣军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
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三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须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应付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到天宝元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八万余人。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打着“奉命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发所部三镇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兵锋直指两京（长安与洛阳）。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在信息传递基本靠马的年代里，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六天之后才传到骊山华清宫。太平皇帝当久了，曾经有着强烈生存危机意识的帝王也陷入精神麻木的状态。
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已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隆基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纪年轻许多，依旧容光焕发。在李隆基看来，杨贵妃的绝世美貌是上天赐予自己最完美的礼物，是对自己开创一个盛世的最好奖赏。一个七十岁的男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也需要爱情的滋润，那会让他感觉这个世界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里，女性连政治的配角都算不上，能够有幸载入史册的少之又少，即使载入也是寄居式的。一种是一生都在依靠男性权力的美丽女性，另一种是前期依靠男性权力，后期主动获取权力的女性。唐朝是中国女性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时代，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杨玉环，她们用女性的特质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道阴郁妩媚的色彩。
虽然二者都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她们不甘于做权力的配角。炽烈的权力之火烘烤着她们，她们用区别于男性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对权力需索也是被动的，她们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也不想参与政治，更没有权力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至京师，李隆基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方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恶禄山者诈为之）。在此之前，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作为警醒帝王的谏言，这句话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可是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既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又满世界散布言论，这种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
安禄山真正造反的消息传至长安，杨国忠长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一个赌徒终于压中了宝。杨国忠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帝国并没有亏待东北的边防军。那些边防将士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作为朝廷大员的杨国忠只顾争权夺势，并不关心时局大政的走势，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处于风云动荡中的帝国臣民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风光无限的唐明皇已经一去不复返。
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他有不臣之心的人，都被唐玄宗交由他自行处理。其实李隆基的笼络手段和过度信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来自对帝国军队实力的不自信。在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在边疆戍守作战的将士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其政治权力。
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驻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加上节度使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使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在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久任节度使，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了整个军队的支持。
李隆基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自作聪明地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安禄山等为首的地方军事集团。在这种新形势下，李隆基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复兴王朝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都会将边境线上的战备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国家的战备工作，事关生死存亡。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又称为折冲府）掌握，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如果朝廷需要征发府兵，皇帝就会颁下敕书，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若都能对合，然后就能发兵。
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爆发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更不能随意更换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这种兵役制度是为了解决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私产的问题，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府兵制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唐朝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帝国边患日深。为了对付那些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帝国的军事战略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防御战线由最初的点式防御转换为线式防御。这就要求帝国的军队有能力远征，也有能力长期驻防边境。
后来，帝国府兵制也逐步走向没落，士兵有死有逃，也不再清点补充，就连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消耗殆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更为严重的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前。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是去保卫天子的。后来宿卫的府兵就雇用顶替，类似于今天的临时保安。士兵成了军官任意驱使的奴隶，以至于长安城中的男人以做侍官为耻辱，甚至会被时人作为嬉笑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在这种背景下，应该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
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曾奏请皇帝停止折冲府下发铜鱼、木契和敕书，也就是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运转，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是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却再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因此，士大夫们以当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是招募弘骑，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滑之徒，并且大部分人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兵成了他们的副业。因此，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开元八年（720年），契丹再次起兵造反，扰乱帝国边境，并占取了营州。李隆基亲自从长安调集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可是这支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
李隆基只好另找对策，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称“健儿”，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人，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脱离了和中央的密切联系，对于中央的忠诚度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帝国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唐朝政府军没有如预计一般在十天内平定安禄山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而且很快就把洛阳和长安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致玄宗君臣仓皇流亡巴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两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而时隔不过半年，声称十天就能拿下安禄山脑袋的杨国忠，反而在马嵬驿被砍掉了脑袋。
安禄山刚刚起兵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叛军会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东都洛阳失守。大敌当前，李隆基却听信宦官谗言斩杀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而当大将哥舒翰在长安的门户潼关守险待机，安禄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出现了对唐政府有利的形势时，李隆基又听信杨国忠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连续不断地逼令出兵。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潼关失守。
当天晚上，长安见不到潼关传来的平安烽火，人心惊慌，顿时大乱。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来势凶猛的战争，七十二岁的皇帝不会认为自己老了。他创造了一个王朝的巅峰时刻，很多时候他会恍惚觉得，自己和属于自己的盛世都将在时间里不朽，当然还有自己的爱情。
男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始终无法重合，各行其是。对于七十二岁的李隆基来说，他的心理年龄只能算是刚刚进入而立之年。如果没有时间的慷慨与自私，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平。幸好时间还在，它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在与时间的对抗里能坚持多久。
身份虽然是对抗时间的砝码，但绝对不是决定输赢的那一个。对于李隆基来说，他的砝码至少有三块，一块是载入史册的功业，另外两块则是他所钟情的艺术和不朽的爱情。三者合一，让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间腐蚀剂，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安禄山粗暴地将他身上那件华丽的外衣撕得粉碎的时候，当政治舞台上所有的聚光灯和布景都消失的时候，当时间的潮水公平地从帝王和平民身上流过的时候……真实的一幕显得过于残忍，但让人不得不去面对，而让一个古稀老人去面对现实的残忍，就更显得残忍。
在穿过太极殿的时候，李隆基驻足停留了片刻。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难于承受。望着护送自己的皇家卫队扔下的军服、辎重，李隆基显得神色恍惚。自从唐隆政变以来，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有一天会砸到自己头上。对于那些等着看这场大戏的臣民们，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帝王，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不敢见那些大臣和妃嫔，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饱含嘲讽。
这一天，跟随李隆基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他无情地抛弃在身后，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
在逃亡的路上，玄宗心里还偶尔会惦记那些即将在战火中受煎熬的百姓。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将来落入贼人之手。”李隆基无比厌恶地瞪了杨国忠一眼，然后满脸哀伤地望向那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料到，它会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因为从长安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发号令，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也窝了一肚子火。
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