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他忧虑，帝国的巨轮会将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带到何处？他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因为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着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大业九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没过多久就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最为倚重的心腹重臣之一。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帝国已走到无人可用的境地。正因为无人可用，表面上还算忠心的李渊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与极大的提升。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李渊那颗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与壮大。《旧唐书?高祖纪》称，李渊当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是个深谙社会规则的人，有着极好的人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乱世是个极好的平台。凭借良好的口碑，引得地方豪杰之士竞相投奔，李渊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一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想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李渊得到重用，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还是心存防范。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他这种不信任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的到。
有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觐见，李渊托病不去。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皇帝表兄，李渊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那以后，李渊像是变了一个人，终日沉迷酒色，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他将这种堕落腐化的行径做得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末代贵族。在外人看来，李渊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为一个酒色财气的地方庸官。
这个消息通过朝廷的情报网传到杨广的耳朵里，杨广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李渊的这次“华丽转型”，这个消息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一直以来，杨广特别讨厌那些在他面前卖弄手段和炫耀能力的官员。像李渊这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贵族，正合他的心意。一个不求上进的官员，不会有吞并帝国的野心。
当然李渊的恐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对于喜怒无常的杨广来说，决定官员的生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隋唐嘉话》上记有这样一句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也就是说，杨广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又不希望有人超越他。对付这样一个嫉妒心和疑心并重的表兄，李渊还是有办法的。
当时文人学士喜欢扎堆，类似今天的文化沙龙。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不过一半以上只能算是平庸之作。当时的司隶大夫薛道衡，诗写得比杨广好，杨广就找了一个理由逼他自杀，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杨广也写过一首同题材的诗，官员怎么可以比他这个皇帝写得好呢？
著作郎王胄临刑时，杨广故意诵他诗中的警句，说：“从今以后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佳句吗？”这完全是一幅变态文人的丑恶嘴脸。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肘腋位置，
中央在中原，它隔一条黄河；
中央移关中，它还是隔一条黄河；
中央至京蓟，它则隔一座太行山。
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蓟相表里、相依托，与首都长安共存亡的地位。李渊后来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反王中一战定乾坤，与他起兵太原密不可分。作为隋朝的军事重镇，它北据幽州，南临西安、洛阳。进可南下直取中原，退可凭借城池坚守待援，即便大势已去，也可以北逃塞外以待卷土重来。同时太原粮草丰足，实在是造反起义、募兵退守的绝佳之处。
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南方是他疲惫心灵的慰藉之所，他知道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个古莽之国，那里的人以醒着为虚妄，以梦中发生的一切为真。他真想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住着这样一个国度。他总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都是抓不住的幻象。回顾长长一生做过的梦，无数的人、事、物，组成了一个浮华无边的世界，而这一切真的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存在过吗？他如同活在那个传说中的古莽之国。
杨广畏于北方农民军的发展，不敢北还，他的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李渊的新任命只确认了他在太原境内可以行使军事权力，并无行政权力。直到此时，李渊表面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杨广自知帝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经常会在江都的不眠之夜里发出一声声感叹。这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冬末春初的夜晚，他和萧后月下饮酒，两人陶醉于江南香甜的空气里。杨广如同酒醉般，飘飘欲仙，他转头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就算我丢了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皇后看着眼前的男人，只有徒留一声叹息在风中。江都的春天比北方来得要早，透过清冽的空气，她分明嗅到了泥土里散发出的潮湿的香气。春天要来了，她感觉不到生命的勃发，相反预感到的却是自己如花的生命正在迅速枯萎，她在黑暗中伸出手臂想要抓住一只救援的手，可四下却空空荡荡。她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力改变王朝兴替的规则，更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在杨广的成长过程中，宫殿始终作为一个巨大枷锁而存在，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枷锁让他透不过气。他曾经以为，手握皇权的他可以肆意狂舞，再无羁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杨广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诗人的情绪容易让人琢磨不定，热情过头或者忧虑到底，容易走极端路线。很多时候，他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像一艘船，载着他漂浮于无边的夜色里。
萧皇后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那一年杨广二十五岁，萧氏十三岁，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当今皇子，一个是才貌出众的前朝公主，他们新婚宴尔，过上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婚后不久，杨广就陷入与哥哥杨勇的皇储争斗之中，而身为妻子的萧氏，自然站在自己男人的一边。
在诸多的史料描述中，杨广是一个沉湎于酒色，风流至极的帝王。在他看来，女人不过是只有脸蛋和性器官的侍婢。尽管如此，他对结发妻子萧皇后还是十分礼敬，每次出巡都将萧氏带在身边。可聪慧的萧皇后又怎能弃任性妄为的夫君于不顾，她担心这大好江山迟早会在他的手里垮掉。她曾经作了一篇《述志赋》，劝解自己的夫君。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
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滞。
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
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
…………
沉浸于天马行空的杨广又怎能听得进妇人之言，直到有一天，他拿起一面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君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自己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他回头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下它呢？”萧皇后听得脸色大变，问他为何会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完全是遭受到心灵创伤的诗人吟出的一句透着苦味的诗行。
能够将人生的无常看得如此透彻，杨广如痴如魔的政治行为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助。杨广身上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成了他人生的致命伤，使他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而他在时局面前所流露出的悲观情绪，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帝国权力系统里的每一个人。而这种病毒一样的情绪，最终埋葬了整个帝国。
男人之间的争斗，受祸害最深的往往是女人，这是历代王朝易主的丑陋之处。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将萧皇后掳到自己手中。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又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萧皇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妾。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女人和财富、土地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利品。待到中原混战，李渊在长安称帝，为一个纷乱的时代画上了休止符。而在这个混战的空隙内，北方的突厥人迅速壮大。而突厥番王的其中一个爱妃，正是萧皇后的小姑子——隋炀帝杨广的妹妹。她打听到嫂子的遭遇，就说服番王，将萧皇后从窦建德手里讨要了过去。然后将其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大破突厥，又将其带回长安。一个妖娆的女子，就这样沦为7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些权力英雄们的玩物。作为乱世斗争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就像是一面镜子，往往能够照见男性权力者卑污的人性。
公元618年的春天，在数不清的噩梦之间踉跄前行的杨广知道，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的时光已经越来越少，就连诗人的感伤也变得遥不可及。趁着杨广“巡游扬、越，委弃京都”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于次年二月攻取洛口仓。要知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都看见她们的皇帝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没有人知道，这一刻的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心间。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
李渊这时候已经被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朝是李家的国，太原就是国土。如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地方，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不领情，那么就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这里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也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不可以错过。
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杨玄感烧起的那把火无异于吹响了权力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号角。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隋炀帝已经无力再去控制全国的局面。李渊并不急于将自己摆在隋炀帝杨广的对立面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让自己跳出来的机会。他之所以最后在太原起兵，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他的胸中早已藏好了一幅锦绣。
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在途经涿郡的时候，与他的朝中密友、皇帝身边的近臣宇文士及有过一次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杨广的驸马，身处帝国的政治中枢。由于二人身份显赫，他们此次密谈显得非同寻常。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宇文士及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顺唐朝，往前推六七年，就是613年前后。这一年，杨广曾召唤李渊前往他的行宫一聚，李渊借病推托。隋炀帝语带双关地问他会不会病死。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的君臣和表亲关系此时已经有所动摇，并且可能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
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后，也向李渊掏心掏肺地表白：“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与汾阳宫，复尽丹赤。”
两人“尝夜中密论时事”，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他们夜晚密论，除了政治和权力，两个置身于帝国权力高层的老男人，还能有什么私密话题可聊？
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被杨广派往山西境内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说他：“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这个人就是你。如今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如果你不趁早打算，必然会成为第二个李金才。”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那首《桃李子》歌谣，再次暗合“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浑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成为“李氏当为天子”谶言的第一个牺牲家族。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曾经如此劝说李渊：“你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你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
而在李世民一再涂抹过的两《唐书》中，他也如此劝说父亲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我们李家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两《唐书》这么记载，是为了坐实李世民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这些人的话在李渊的耳边轮番轰炸，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和杨广一样都被这个在史料里接近平庸的男人欺骗了。让人不敢肯定的是，这个活在两《唐书》里的李渊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可能只带着一张面孔。李渊虽然是帝国的开启之主，但是由于其继任者李世民夺权的非法性，让唐朝初年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模糊的印记。
每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都展示了李渊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开国者绝对不会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开国者，他们从举起刀枪的第一天，就和旧时代的官僚集团撕破了脸皮。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伪装，他们只需要冲天的血光和算计死人不偿命的计谋。而李渊不同，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在帝国官僚集团中始终摆出一副爱国者的姿态。
李渊的野心、计谋和血腥，不到最后一刻，都处于隐形状态中，也可以说，都是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言，想要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追逐权力的最佳时间段已经过去。
太原起兵的前后，由于史料经过粉饰与篡改，有太多的真相被淹没。李世民为了掩饰玄武门夺权的血腥，在史料中动了大量手脚。他将李渊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努力，都视为不存在；同时又将帝国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推动力移植嫁接，变成自己的光荣史。李世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得继承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权力的正统性，只好不断放大自己的功劳。他一边将李渊的功劳收入自己囊中，一边打压李渊的创业价值。一句话，他偷了自己老子的功劳。
李渊在起兵之前，长时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不是喜欢浪费机会的人。门阀士族出身的李渊，成长经历不同于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社会底层。他们观察这个庞大帝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朱元璋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根根扎根土地的吸血管道，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帝国流淌的每一滴血液都源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反抗是农民阶级对权力阶层的反抗。
可是对于李渊这样的帝国权力阶层来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自己的家业。他的所有作为都围绕着家族利益展开，他观察这个世界，采用的是一种俯瞰的视角。他不像朱元璋们，只看见抽血的管道，只看见贪婪的面孔。
如果隋王朝的基业没有摇晃到倾覆的程度，李渊是绝对不会迈出那一步的。
试想，一个七岁时就当上唐国公，天上掉馅饼似的捞到世袭爵位的人，一个有着名门望族血统和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生俱来的荣耀是许多不是世出的名臣大将拼死拼活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李渊七岁时就拥有了一切。一个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人，你能指望他生来就与皇帝叫板，没事就和官府对抗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天下太平，国本稳固，李渊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偏差，他的子孙也会像他一样在某个人生阶段进入帝国的官僚序列。哪怕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再没有能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攫取优越的地位。
他们生来就是权力的主人，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是最容易造反的：一是被权力者逼入绝境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二是在帝国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中，部分受到新政压榨的既得利益者，并且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利益就是集团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处于帝国权力阶层的上方，这些人手里往往还拥有反伤害能力。
作为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民众，由于没有政治背景或经济背景，通常会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可以想象，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法与拥有特权的士族门阀子弟们竞争。士族门阀的存在，使帝国的权力阶层能够轻易获取社会资源，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现象和内部的勾连关系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将一个帝国引向覆灭之路。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
李渊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可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李渊在隋末各路反王中是出手最晚的那个，也是笑到了最后的那个。起兵晚并不能说明李渊对杨广的帝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忠心，也不是他没有举兵造反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一击即中的机会。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他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和浪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造反，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遭遇失败，都付出了巨大的家族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把造反视为一场赌博，每个造反者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在李渊看来，这的确是一场豪赌，既然内心已经做了选择，那就要保证最后的胜局。
太原起兵，是李渊对各种矛盾进行分析后才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如果仅凭李渊没有最先起兵，就认为他最后起兵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那就大错特错了。时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军事潜力和经济基础，而且还控制着山西中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他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乱形势下却迟迟没有起兵。难道他真的像史书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而且“昏庸无能”，只配生活在儿子李世民的阴影下吗？
显然不是，李渊是一个真正的战略高手，他不希望成为第二个杨玄感，只希望成为第一个李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会反过来影响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化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有同一性，就像同一口大锅炖出来的一道菜，有一样的色香味。《新唐书》记载，当时的晋阳长姜谟曾说：“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也就是说，隋朝早晚要走向灭亡，李渊早晚会成就中华帝国新的帝王霸业。姜谟说这句话的依据何在？他是李渊身边的人，他比我们都了解这个人。
李渊的战略体系
李渊常常望着身边的将领陷入沉思，他的鼻子明显比他们的略高一些，眼睛显得深邃一些。有人背后议论，他像关外的突厥人。尽管身边很多人和他一样长得土洋结合，可是没人认为他们是“杂种”。
作为帝国的豪门贵族，权力就是他们的血统。这个世界有人质疑权力吗？显然没有。
李渊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他的身上流淌着汉人、鲜卑和突厥的混杂血统。甘肃地处中国西北一隅，一直是历史上政权交替、民族交汇最为频繁的地区。也许是历史上的战事纷争、刀砍斧凿、烟熏火燎，让这里承受了太多外来的创伤，这种因地域而来的历史暗伤，对这一地区的民众性格影响极大。
北方地区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地区则成为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清丽的同义语。孕育中华文明的长江和黄河，由于分别地处南北，也具有截然不同的色彩。前者以清奇见长，后者以雄浑著称。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地域差异也有不同的特质。
我们常听人说“东北虎，西北狼”，西北人的性格虽然透着硬朗，但又不像东北人那样显得有些莽撞。西北人的性格粗线条，坚忍、独立，善于在困境中谋求最大利益。他们做事踏实，又善于思考、勇于行动。我有个朋友是甘肃秦安县人，他在与人交往时属于慢热型，一开始有些放不开，如果与你不经意有了一场相谈甚欢的对话，就会视你为多年的莫逆之交。对待朋友的热情，往往会让那些生于南方小镇的秀气内敛之人受不了。当然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和几千年来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充满血腥的历史有关。
历史上，甘肃地区是军事重镇，在封建时代承担着巩固西北，威慑新疆、西藏的重要责任。当地人大多是军队驻屯时的后代，同时，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区又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所以当地的汉人大多有少数民族基因。从他们的长相看，甘肃兰州地区的人大多是单眼皮，高颧骨。
早在李渊任太原留守之前四五年，也就是各路反叛势力刚刚爆发的时候，杨广正在一门心思忙他那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工程，开掘运河、攻伐高丽，根本无暇他顾。也许是嗅到了帝国的空气里飘荡着不一样的气息，这时候的李渊有了取隋而代之的想法。
李渊有了夺权的想法之后，隐忍不发，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除了老成持重的性格使然，更多来自利益考量。在新旧权力交替的时段里，有地盘、有枪杆、有军队的霸主们都有逐鹿中原的梦想。可很多时候，梦想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很快止步于现实。李渊的心中同样有这份梦想，准确地说，是他的政治理想。梦想与理想是两个概念，梦想往往会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而理想则会成为一个男人奋斗于现实世界的强大动力。
李渊不想让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后人点评历史时的一个笑话或者一声叹息，他要的是家国天下。要想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建立起自己的名号，就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而这时候的他还没有自己的一块地方，一支武装力量。
李渊成为太原留守，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后，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隐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也就是说，李渊刚得到一块根据地，就认为上天已经把机会给了自己。虽然获得了控制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势，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隐患。
在李渊的战术体系里，太原起兵之前必须要走四步棋。只有走完棋，才能扫清起兵的后顾之忧。
一是北方的突厥政权和其扶持的刘武周势力；
二是山西中南部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三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四是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和一个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都在隋朝的统治区，未能安全抵达他的控制范围。
李渊的第一步棋，是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上新崛起的又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势力壮大十分迅速。据史料记载，到了隋唐时期，东至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成了它的附属国。势力强大，让他们有了轻慢中华帝国的资本。
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作为游牧民族，突厥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很多都得从南方汉族地区获得，而他们获得这些物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武力。
李渊的太原根据地，经常受到突厥骑兵的袭扰，这使得李渊北方门户洞开，直接面对突厥的威胁。自古以来，那些成就霸王之业的权力者要笑到最后，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对于这一点，谋划长远的李渊又怎能不清楚？
解决突厥问题，有两个选择：一是实力足够强大，一举将其拿下；二是实力暂时不够，将其稳住。大业十一年，杨广巡幸塞北时被突厥包围于雁门关。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隋帝国的皇帝都无法与其正面抗衡，更何况仅有立足之地的李渊。所以，这时候的李渊只有第二条可选，先稳住对方。
大业十三年，也就是李渊准备起兵的前夕，他派遣主张“与突厥连和”的刘文静出使突厥。李渊亲自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信里，李渊开出了几张空头支票：一是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是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所有；三是突厥只用坐享其成，不用插手，更不要入侵中原地区。
刘文静不辱使命，获得巨大成功，始毕可汗不仅不再侵扰太原，而且完全支持李渊起兵造反。这一年五月，李渊自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起兵，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分领左右三军，先后攻克西河（今山西汾阳市）、霍邑（今山西霍县）、临汾（今山西临汾市）、韩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陷隋都长安。随后，李渊拥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自封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持节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一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江都的离宫万物生长、色彩饱满，许多暗藏于词语之后的事物都在暗香里浮动，跃跃欲试。有人说，词语是公式，是规范化了的符号，而这里却是一个充满惊喜与忧伤、喧哗与躁动的世界。
立于阁楼之上的杨广，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他靠近。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空气中摩擦的声响，让柔软明媚的早晨受到了惊吓。人世间的一切罪恶，起初都以正义的名义畅行无阻。
一个人的内心无论怎样强大，都不可能与整个世界对抗，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时间停留在这一刻，这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宿命的终点。他又一次拿起了手边的镜子，他离不开镜子，也一直小心地躲避着镜子带来的诱惑——镜子是危险的。一旦你看过一眼，就会生出许多幻象。镜子会吸引邪狂的目光，镜子里藏着一个个恶魔。它的表面平滑如缎，展现的却是谎言和诱惑，让意志脆弱的人陷入疯狂。
杨广又一次端详起镜子里的自己，最后一次了。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有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那一片炫目的、晃眼的光刺痛了杨广。
他冷眼看着在他面前举起刀剑的人，同样是这一帮人，曾经匍匐于他的脚下，说着最谄媚的话语，唱着最好听的赞歌。他说：“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三年，何况斩天子之首？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
这就是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然而这些造反者没有答应他。他用绝望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然后缓缓解下身上的绢巾，递给了其中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叛将。令狐行达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一下就勒住了他的脖子。
镜子落地发出的清脆响声，生生地刺破了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那双什么都想抓住，却什么都没有抓住的双手在空气里握成两个硬硬的拳头。就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五十岁的杨广终于被轰然垮塌的大业彻底埋葬。
二 盛世来临前的血色黎明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对于寻常百姓来说，是十分普通的一天。
星月迷蒙，天地寂然。繁华的长安城正在慢慢卸去白天疲惫喧嚣的妆容，随时准备进入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街肆的酒楼和茶坊开始陆陆续续地打烊；习惯了锦衣夜行的公子哥也在一场接一场的寻欢酣醉后踉踉跄跄地寻找回家的路；平康坊的歌妓们蓦然合上一扇扇雕花长窗，丝丝缕缕的暖风拂过她们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真是一段让人永远迷醉不愿醒来的太平时光，是新王朝无数个宁静祥和夜晚中的其中一个。在这样的美妙时刻，没有人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更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盛世之都即将上演一场关于阴谋与杀戮的死亡游戏。
如果说历史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时间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在这座都城的某个角落，刀剑与盔甲的铿锵声已经铮铮作响，透着坚硬与冰冷。声音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机直扑玄武门。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也是皇家禁卫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只要控制玄武门，就能控制太极宫。控制了太极宫，就控制了长安。控制了长安，也就控制了整个李唐王朝。对于轰然而至的大时代来说，这样的时刻往往能扭转时局命运。
1.一座盛大的赌场
隋朝崛起之前，中华版图天下三分，长江以南有陈王朝，关陇一带有北周，长江以北大部分疆域属于北齐。北周是三个国家之中实力最弱的。尽管帝国的形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文明，特别是西北文明，仍然具有豪放粗粝的尚武精神。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
对于个体而言，颠簸的世道犹如乱梦三千，投身其间的人就好像穿行于一场场大梦。既然一切都是个人奋斗和血统论的结果，那么就让这一枕黄粱梦幻出个大千世界。李渊不仅是著名武将的后代，更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母系又同北周及隋杨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国”之一，往上追溯，陇西李氏是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国的王族，西凉的创建者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人。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功臣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帝国的权力系统伸出去的粗壮枝节，疯狂地吮吸着权力资源的琼浆玉液。
隋文帝执掌帝国权柄以后，李渊备受恩宠。一句话，李渊作为中国北方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员，有着强大的行政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长啸如风，马蹄似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天灾人祸交困，中华版图之上烽烟四起，群盗遍地。据不完全统计，隋末唐初整个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他们用铁与犁、血与火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李渊建立唐政权不久就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本来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天下人心。可是任谁也无法料到，最后却演变成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导火索。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四个儿子。李玄霸十六岁那年早卒。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李元吉十五岁。李元吉因为年龄太小而无缘统兵在外，李建成、李世民同取西河。接着入关，又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等；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镇晋阳根据地。
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的马蹄曾多次踏碎旧王朝的笙歌舞影，在中原大地踢踏出遮天蔽日的征尘。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大哥李建成相比两个弟弟，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优势不仅来自于他的嗣长子身份，也与他在开国前后与李世民不相上下的功绩有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达到了最高点，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大幅增强，但是李世民火箭式的蹿升速度显然力道更加猛烈一些。
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派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夺取东都。等到李渊正式称帝、李建成为太子后，军事统帅的职权理所当然地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大哥李建成才三十八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之期，或许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登基御极的那一天；四弟就更年轻了，才二十四岁，华美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此刻，兄弟二人却同时将鹰隼一般的眼神投向李世民。
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李世民慧眼识英、知人善任，天下的名士与英雄基本上都被他笼络到身边。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许敬宗等，号称“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时之间，秦王府成为李唐王朝人数最多的精英机构。等到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破刘黑闼后，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总握全国兵权，一时间威震朝野、势倾天下。
此时的李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正在慢慢走向肢解。如果李世民是一把好钢刀，那么炼成这把好钢刀的就是帝国创业的大熔炉。李世民在帝国权力集团中的上佳作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也和帝国建立初期的分工不同有关。不同的分工需要不同的表现，这让李世民和李建成在世人面前所展示的能力各有侧重。
天空低沉，秋风乱草，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英雄辈出固然可喜，但总要有人知进退。定都长安之后，秦王李世民作为一名武将依然常年征战在外，而皇位继承人李建成则留在了李渊身边，帮助打理朝政，安顿后方。这种分工本来无可厚非，皇家有个传统，君主的嫡子一般是法定的太子，当了太子就得经常留在君主身边。遇有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放心任命外姓将领时，往往会派太子以外的儿子当统帅。有时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鼓舞士气，早日结束战争，好战的皇帝可能采取一种极端战术——御驾亲征。皇帝宁愿自己出去打仗，也要将留守京师的任务交给太子，很少派太子出征。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已成为一个稳定帝国的惯例。
李建成多谋难断的性格特质决定了这种权力分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李建成更适合做一个军事参谋，而不是做一个挑大梁的统帅。相比较而言，李世民的综合能力显然要更加全面一些，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
在当时的情况下，坐镇长安的李建成，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帝国挖掘人才，发展国民经济，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虽然这时候统帅朝廷的是李渊，但是太子李建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子也好，秦王也罢，都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体力和情感同这个伟大帝国一样，正处于上升勃发阶段。而李渊老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揽镜自照，他甚至认不出镜子里那张被时间过度伤害的脸是谁的。他对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太子李建成的工作和能力还是让他放心的，在天下尚未统一、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李渊多次遣他离开都城外出巡游，并有意识地培养他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如果他不信任李建成，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帝国的领导权交出去。
在李渊看来，自己的儿子个个都是人中之龙，老大李建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他成长为一个明君圣主也是极有可能的。凭借嗣长子的身份，以及担任太子期间积累的人气，更重要的还有朝中大臣们的信任，他的太子之位坐得还算稳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等到李渊驾崩以后，李建成会成为帝国的新主人，李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李渊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父亲，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基本上是一部李氏家族的创业史，他的江山完全是依靠儿子、女婿、朋友和李氏宗亲一手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他最信任的皇子，李世民则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
历史的偶然性就像暗夜里行路，明明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去，却不知不觉偏移了方向。李世民本就不是甘居人下的皇子，他的内心深处有极为强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当然他也有这个资格，他具备实现抱负的能力。在常年征战杀伐的过程中，李世民的个人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据史料记载：“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天策上将职位在亲王、三公之上，仅次于名义上的文官之首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天策府则是武官官府之首，在十四卫府之上；天策上将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官员，即所谓的“许自置官属”。当然天策上将的品级的确有令人质疑之处，这个封号容易让人产生“功比天高”的想象。很多史料也顺应了这种想象，让李世民的功劳向天看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天策上将究竟与天有多大关系。
武德二年，帝国确立十二军，天策上将就取自十二军。唐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由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唐中期被武则天破坏，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其实天策上将与功比天高是两个概念，在这里，史料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十二军都以天星为名，不只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带“天”字。《通鉴》记载：“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