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年间，李世民的权力之路走得并不稳定。很多时候，官级上的沉浮与他的军功大小有直接联系。伴随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的权力指数有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中。
武德三年（620年）一月，李世民兵败河东，太尉一职被撤。第二年，李渊亲征王世充班师回朝，李世民担任司徒，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虽然没有恢复太尉一职，但是他的天策上将的头衔并不逊色于其他十二军将领。地位带来荣耀，也只有更高的地位才能为其提供庇护。这时候李世民还没有到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场权力角逐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指出的是，天策上将与李世民的其他官衔比较，也算不上最大的。他这时候的主官衔是司徒，天策军将领不过是兼任而已。皇次子的身份，战场上的生力军，秦王的头衔，他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
在帝国权力高层内部，抛却血统联系，还埋藏着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相生相克。武德八年（625年），李世民征讨突厥失利，司徒一职再次被撤。齐王李元吉顶了司徒，高祖皇帝身边的权臣裴寂又顶了齐王腾出来的司空。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但降至齐王李元吉之下，甚至连裴寂都比不上。也就是说，权力的大小与李世民所获取的官衔已无法成正比。
这一年的秋天，北方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尽。长安城的阳光仍是刺眼得厉害，秦王府园子里的绿树红花、白桥灰瓦被艳阳摩挲得愈发光亮。李世民经常一个人待在王府的后花园里，长时间地陷入苦思冥想，天地寂静中酝酿着不安的气氛。
父皇李渊昨天又赋予他一项特权，命他开府洛阳。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了。李渊还为这项特权赋予了更张狂的注脚，那就是特批李世民拥有自己设炉制钱的特权。这项权力还是挺实惠的，完全是按照诸侯国的待遇安排的。如果说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那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成了他心中难以打开的结。
皇位继承人在这里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中看不中用。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身上都贴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名分。《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可见，“名分”这种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而追求名分，也似乎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里的第一要务。用那个在流血的仕途上摸爬滚打了半生的秦相李斯的寓言来表述，生在粮仓里的硕鼠注定会一辈子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肮脏之物。
有了名分，却不遵守名分，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这个世界由若干个格子构成，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格子，这个格子就是我们的名分。走出格子，而又无视格子的存在，通常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它关乎整个社会稳定。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乱，是中国文化生存的天敌，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和谐与稳定。当然这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政治理想，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唯有如此，利益才可以永远成为自家树上的果实。
中国文化系统里那根撑天立地的柱子——儒学，所弘扬的主旨，就是反竞争、求和谐。竞争带来的是混乱和动荡。今天所提倡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要有雄心壮志，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的书里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这一切。
对于皇家来说，权力的继承也应该“各安其分”。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靶子。
对于李世民而言，战争不仅让他俘获了军功，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量忠心耿耿的文武人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的秦王班底。李世民手里掌握着一个听命于他的五十人左右的文武官员集团，其中很多人还来自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
多年在外征战的人生经历，让李世民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统帅。李世民兄弟三人早年所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其骑射。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军事将领，李世民的品格形成于他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涯。
依靠军功迅速成长起来的李世民，其地位和权势蕴藏着更多的铁血成分。他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硬实力如日中天，同时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无人能与他匹敌。李世民还设立了文学馆，文学馆的创办也在提醒太子李建成，秦王集团正在走正规化发展之路，下一步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身为太子的李建成都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的气场压力。对于李建成来说，能够与这个强势的弟弟相抗衡的，只有太子之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当太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让他当太子，太子真是一个令人忧心的事业。太子之位真让李建成得到一张免死金牌和一把指哪砍哪的尚方宝剑吗？显然没有。只要他这个太子一天没有升级为皇帝，一切皆有翻云覆雨的可能；就算是升级当了皇帝，只要李世民手里还握有军权，威胁依然存在。
长安城如同一座盛大的赌场，在华丽的宫殿内部，轮盘赌的游戏每天都在上演，而每个人手中握着的筹码都可能是通向毁灭与重生的指路牌。兄弟二人从相互生疑走向彻底决裂，需要的是一股助推力量，而这股力量则来自他们的父皇李渊。
李渊是个“护犊子”的大家长，他对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个皇子是相当宽容的，这种宽容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李渊对于子女的态度，和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己越缺失的东西，往往会加倍补偿到子女的身上。那些白手起家，从小经历过诸多苦难的创业者们，有朝一日发达了，通常会用金钱和物质满足子女的一切要求，哪怕是无理的要求。
李渊也是如此，由此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这几个儿子可以放肆到骑马挎刀出入宫廷的地步。甚至太子和秦王、齐王三兄弟的命令，竟然与皇帝的诏敕具有同样的行政效力。
如此上下不分，让下面的官员们很为难。尤其是三个人同时发出指令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最后只好看时间先后，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此时李渊的皇权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在某些方面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相应的，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因为李渊的一味放纵而消失于无形。
李建成正在慢慢失去与李世民进行正面对抗的客观实力。虽然李建成手里还拥有东宫卫队这样的武装特权，可是李渊也将同样的权力赋予了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李建成的太子特权，少了质的差距，只剩下量的区别。李建成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受到其他力量的威胁。
李渊如此纵容皇子们在天子脚下拥有私人武装，等于在他的帝国权力中枢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一旦兄弟反目，就不是拳脚相加的一对一单挑，而是动摇国本的武装暴动。
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过于严重，李世民的战斗力太强，可以不夸张地说，李唐的半壁江山都是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与李世民荡气回肠的铁血生涯相比，李建成所做的保障供给工作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李世民在前线享受鲜花掌声的时候，李建成正周旋于东宫与太极宫，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于政务而难以脱身。
宫殿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消耗男人精力的场所，男人们曾经彪悍的生命力急剧枯萎。尤其是开国期间，宫殿就像一台杀人机器，奢华只是诱惑人的表象。武德三年至四年（620年—621年），李世民迎来了平定天下的巅峰对决。这一战，他先后啃掉了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两块硬骨头，迅速扭转了天下群雄纷争的局面。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李唐统一的脚步。而与此相对应的，放眼帝国的权力格局，已经没有谁能够阻挡李世民迅速上位的现实。
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身为皇子，李世民的起点本来就很高，往上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李渊在此战后用“天策上将”的名号对李世民进行封赏。这时候的李世民就是帝国天空的那轮红日，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更为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脚步的意思。他随后又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刘黑闼（窦建德的残余部队）、山东的杜伏威。
李世民所驾驭的帝国车轮眼看就要将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统统碾碎，整个帝国都在为前方的李世民热血沸腾，聚光灯下的他也没有辜负观众的期望，将自己的表演一再推向高潮。李渊起初还在为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感到欣慰。可是随着李世民战功的不断升级，他给予这个皇子的赏赐也达到了巅峰。
这时候，太子李建成就算是一个愚钝之人，也能感受到来自秦王集团的巨大威胁。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刻，也就谈不上输赢。李世民在这场帝国权力之争中，并无绝对胜算，他的对手也是强大的。
强强碰撞，通常在电光火石之间解决战斗。先不说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太子作为帝国未来的权力接班人，不是谁想动就能动得了的。更何况李建成在军事上也并非无能之辈，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他和李世民并驾齐驱，所立战功不相上下。
但在第二阶段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无疑是首功之人。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账不是家庭的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早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李世民平定薛举父子之后，李建成就已经“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就曾因太子“疏骨肉”而对他进行劝谏。到武德三年平定刘武周，武德四年又消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这两大势力，李世民的功绩与声望更是远远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随着个人实力的不断提升，李世民志在天下的政治抱负也逐渐露出了端倪。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危机，是皇权政治的最高原则。武德五年，平定刘黑闼之前，太子洗马魏徵就曾经向太子李建成挑明这层利害关系。他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而今刘黑闼逃亡所余，手下不过万人，物资粮草匮乏，若以大军临之，其势定如摧枯拉朽。殿下应该亲自出击以取功名，进而结纳山东豪杰，庶可巩固地位！”李建成听从谋臣魏徵的建议，向高祖请命，于是领兵扫平刘黑闼之乱。李建成固然有捡便宜的嫌疑，但是功劳却是实实在在的。
李建成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比不上李世民，但他所统辖的军队中有冯玄、薛万彻这样的一流猛将。此外，李建成的军事才华还体现在培植地方军事力量方面。出征刘黑闼期间，他在河北一带结交当地豪杰，使这一地区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李世民夺取皇位后，这一地区仍存在反李世民的地方势力，由此可见李建成在当地的影响有多深远。
太子李建成的最佳拍档是齐王李元吉，此人作为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角色，历史镜头留给他的始终是侧面，不见正脸。
李元吉身上的确存在不少缺点，但他也算是帝国的一员猛将。用当时观察家的话来说，他“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不是无能之辈。他喜好舞枪弄棒，常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此人是个战争狂人，经常将自己府上的奴仆、宾客、婢女、侍妾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身披甲冑，真刀真枪地来一场军事演习。一场演习下来，这些下人死伤无数，就连李元吉本人也曾经在这种民兵武装演习中被误伤过。然而，他并不以为意，依然对这种刺激的血腥游戏乐此不疲。
李元吉痴迷于打猎，他的捕兽工具能够装满三十车。宁愿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喜欢在鹰飞狗逐、纵马疾驰中获得强者的人生体验。他时常带着亲信组团出去游逛狩猎，践踏农家的田园和庄稼，放纵左右亲信掠夺百姓的财产。
自由而放荡的狩猎生活，让李元吉无法抑制内心对于权力的欲望。按照现代心理学分析，喜欢狩猎的男人，通常不是安分之人，他的血液里与生俱来渗透着冒险基因。在李元吉看来，父皇的宫殿也是猎兽的场所。他坐在齐王府的太师椅上，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荣耀和权力。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太子，一个手握权柄的帝王，他并不觉得这想象不真实。
李元吉排行老四，喜欢冒险的他，始终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之下，这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尽兴。皇子的身份，既是无法突围的宿命，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梦想之阶。如果一个有着权力欲望的人长期蛰伏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跑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内心肯定会生出无数愤怒、嫉恨的小虫子。
李元吉不是头脑简单的猎人，而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军事方面的才华虽然不及他的两个哥哥，但也可圈可点。武德二年，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李元吉只有十七岁，这个黑锅不应该由一个不成熟的少年来背。后来，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这时候的李元吉只有十九岁，算是帝国的一名早熟型军事人才。
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李建成、李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这一阶段李元吉年龄尚幼，在父兄刚开始打江山的时候，经常留守太原。武德元年，李元吉做了一出应景的好戏给他的皇帝老子看。李元吉对外宣称，他在太原发现了一块天然奇石，石头上面有“李渊万吉”的字样。
这的确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每当天意难决的时候，总会有人炮制这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且大有市场，屡试不爽。这是一块普通的手工刻石，李元吉却用它做了一篇天降祥瑞的文章。这篇为皇帝登基所做的应景文章，哄得李渊老怀欣畅。
既然是上天对自己的肯定，只有承天应命。李渊甚至命令李元吉在太原建了一个亭子，记录这块石头的不凡来历和天授意义。由此可见，李元吉并不是一个四肢勤快、大脑简单的三号皇子，至少他懂得如何把一块破石头炒作成政治试金石。混迹于权力世界，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一切就足够了。
权力不过是一场定好规则的游戏，而游戏的玩法有千百种，李元吉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李渊如此慎重地对待他的这块小石头，那么他就有可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陨石。他实在不相信命运，否则，他就会安于做他的齐王。前面有大哥李建成这位太子，有名望甚高的二哥李世民，就算争得头破血流也轮不上他来当皇帝。可是他偏偏不是一个安生的人，他将自己的权力之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帮助大哥李建成收拾二哥李世民，然后才有可能取代大哥当皇帝。权力王冠上的那颗宝珠在他梦里反复出现，晃得人睁不开眼。
李元吉之所以选择联合大哥李建成，共同对抗二哥李世民，是因为在他看来，三兄弟之中，真正的实力派兼偶像派的人气巨星是李世民，他不和李建成联手就无法消灭李世民。相较于李世民，他认为取代李建成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这么想，还出于一些客观因素。一是大哥李建成的地位正统，联合他就是联合朝廷的主流派，可以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二是李渊在起兵之前经常带着李世民在外面做官，而李元吉一直跟着大哥李建成生活，情感甚笃。三是李元吉与李世民地位相似，只能兼并，无法做到真正的联合。还有一个小事件在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留下阴影，那就是秦王集团旗下的猛将尉迟恭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
齐王李元吉是一员猛将，尤其擅长骑在马上使用长槊，而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也是此中好手。在洛阳打仗的闲暇时光里，李世民安排李元吉和尉迟恭来一场较量。李世民让他们将枪头摘下来，只拿木杆比武，点到为止。尉迟恭却说自己的枪头可以拿掉，齐王李元吉的枪头用不着摘。
李元吉看尉迟恭如此托大，大为恼火，跃马持槊杀向对方，结果屡刺不中，反被对方捅落马下。李世民问他：“夺取长矛、避开长矛，哪种更难？”尉迟恭回答说：“夺取困难些。”
李世民命令尉迟恭表演夺取李元吉手中的长矛，得到指令的尉迟恭连续三次夺得李元吉的长矛。李元吉向来以骁勇著称，虽然口里赞叹，心里却深感耻辱。在他看来，这是李世民在当面羞辱自己。而李建成的性情显然更温厚一些，对他这个弟弟也是关爱有加。从帝国权力斗争的战略高度来说，兄弟三人，李建成与李元吉联合更加顺其自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优势，更是一个战略优势。在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二比一的优势往往会决定最后的输赢。
李元吉可以从第三者的立场出发，以皇子的身份在斗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就算在皇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同样的内容，李元吉说出去的达到的效果，往往超过李建成的。毕竟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元吉拥有一种“客观”的资格。
李建成虽然在军事活动中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但是政治实力则大大超过对方。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固后方，支援前线，李建成的作用不容小觑。他“性宽简”，因而很得人心，周围聚集了一批贤臣名士，如封德彝、魏徵、杜淹、韦挺等人。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所用，成为“贞观名臣”。
李元吉手里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李建成将其拉入自己的营垒，在关中多了一个可靠的帮手。同时他又将镇守幽州的庐陵王李瑗也拉了过来，作为自己的外援。
李建成在京师地区的权力优势远大于李世民，更为重要的一点，李建成是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一大批皇亲国戚集结在他的周围。他们虽然是一个守旧的集团，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但还是有较强实力的。最为关键的是，在两个人的斗争过程中，李渊始终站在李建成这一边，从来没有动摇过。
太阳沉入西山，天地一片苍青。长安城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李建成又一次站在东宫的玉阶前，望着西北方向的秦王府。自从李世民返回长安，他就很少再有往日的轻松。他的梦里总是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一道隐秘的刀光在夜的掩护下即将抵达他的脖颈，而他也用另一道隐秘的刀光，将一个个头颅掀了下来。
在没有领兵的日子里，李世民也保持着一种习惯，他经常穿上铠甲立于月光之下，冷峻的长安月为他镀上一层光亮的薄膜。他留恋战场，怀念那些与敌人正面相撞的时刻。可现在的他正在慢慢远离那种让自己身心紧绷的时刻，他反复提醒自己，战场没有消失，战场只是转换了形式。
宫殿是战争和战场的终结之所，住在其间的人不是战争之王，就是战场的常胜客。李建成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于秦王集团的威胁，这种感觉像丝丝缕缕的气味弥散在空气里，无处不在。身边的人不断提醒他，包括三弟李元吉。在李世民没有返回长安之前，他不以为意。只要自己手里还捏着太子这张王牌，就等于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在几个皇子中，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一开始是偏爱，后来随着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又添了几分忌惮。虽然在综合能力上，他对李世民高看一眼，但是他从来不曾有过改立太子的意图和勇气。每天坐在太极宫的中央，周围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运行。可他有时候又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当他伸出手去抓的时候，一切又不存在。
李渊经常想起死去很久的父亲李昞。虽然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可是每当他坐在宫殿里，看着远处苍茫的终南山发呆，就会升起一种对父亲的思念。他在建国后，追封父亲为大唐王朝的元皇帝，上庙号唐世祖。父亲走得早，可留给他的贵族身份将他托于众生之上。如今他也是父亲，将来留给自己孩子的是皇族身份。不知从何时起，他有些害怕这个身份。置身于鲜花盛开的后宫院落、环环相扣的大明宫以及重重幕帘遮挡的殿堂，他总是有着隐隐的不安。
一切皆空，唯有亲情是最真实的，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亲情就藏在你的血管里，日夜不停地奔流，提醒着你的来处与归处。李渊无比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他与结发妻子窦皇后所生的几个孩子。或许正是源于这份爱，他有意无意地回避诸皇子间的矛盾与纷争。
随着帝国战争接近尾声，李世民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功盖天下，中外归心”的程度。可是一旦战争终止，李世民这张铁血王牌也会慢慢淡去颜色。随之而来的是，太子争夺战的形势陡然生变，李世民会由当初的全面进攻阶段进入防守反击阶段。李世民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强势突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皇权的冲击。
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只是前者的联盟。这主要是由太子的身份决定的，太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肉喇叭和传声筒，是皇帝缺位时，皇权的形象代言人。李世民步步紧逼，李渊不会坐视不理，他于不自觉中成了太子集团的坚定盟友。除了皇帝，四皇子李元吉也卷入其中。权力分配也是论斤计两的，不过计较的是权力比重。如果没有外因，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太子这一边。
李世民只是帝国的功臣而不是权臣，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篡位者，但若论权势，尤其在帝国的中央权力格局中，相对太子李建成并无太多的加分因素。在手握皇权的李渊面前，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说白了，秦王不过是皇权内部一个重要的零件，而不是独立运行的机器。
在这场太子之位的争夺中，李世民虽然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人气指数爆棚，但事实上他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构成致命的威胁。无论是他，还是李建成，都默认了这场游戏的规则，而此刻所能做的，就是在等待中僵持。这种僵持，成为他们共同的默契，虽然暂时无法打破这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永远存在。
就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秦王集团的压迫式威胁的时候，精于权术的李渊已经有所察觉。当战争证明李世民是帝国利器的时候，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他居然同意了李建成的要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李渊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压一压李世民“功高盖主”的嚣张气焰。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对秦王集团有所忌惮。
天下逐渐平定后，李渊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皇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会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宴会结束后，嫔妃们就抓住机会对李渊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正应安心娱乐，可秦王每每独自哭泣，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都不会剩下了！”说着话，眼泪也跟着噼噼啪啪地往下掉，她们边哭边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必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粉嘟嘟的泪人儿，内心难免生出怜香惜玉的感情。自从窦氏去世之后，李渊突然觉得自己情感世界变得空空荡荡。躺在偌大的龙床上，虽然身边不乏玲珑剔透的美人儿，但是他从未忘记过那个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的女人。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自己所宠爱的嫔妃，他总有珍惜眼前人的想法。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李渊对待李世民的态度发生转变。
一是尹德妃事件。尹德妃之父名叫尹阿鼠，其为人和名字一样不入流，向来蛮横骄纵。有一次，尹阿鼠看见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骑着高头大马从他门前经过，就唆使一帮家僮将其拽下马，一顿拳打脚踢，并折断了杜如晦的一根手指头。随后，尹阿鼠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在皇帝面前吹枕边风，说：“秦王的手下欺凌妾家。”李渊忍无可忍，再次对李世民大发雷霆：“我嫔妃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凌，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李世民想要为自己分辩，可李渊强行打断了他的话，不愿意听他辩解。
二是张婕妤事件。李世民在担任陕东道行台时，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在这期间，李世民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巧的是皇帝的爱妃张婕妤也在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李渊就下诏将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是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趁机向李渊进谗言，皇帝赏给她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见李世民，斥责道：“我的手诏不管事，下面州县只听从你的指令，这成何体统？”
在李渊看来，这天下是他的天下，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以他这个皇帝为中心。身为皇子的李世民一再挑衅他的底线，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私底下在自己的宠臣裴寂面前埋怨道：“秦王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
过去的那个儿子去了哪儿？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两个女人引发的事件虽然不是大事件，但李渊在这两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足以说明问题。随着李世民权力的扩张，不但让太子有强烈的危机感，也让李渊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大有严冬将至，冷风过境之萧瑟。
2.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
一道霞光从终南山冉冉升起，越过千层宫殿，越过干燥凛冽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落在远处河边停泊的三桅帆船上。连接绵长的宫墙的九个城门——东面、南面、西面各三道城门，在清晨的空气中哗啦啦地打开了，一夜未歇的京都又陷入新的狂欢。
权力，终于将一奶同胞的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对于利用女人打口水仗这一套，李元吉已经烦透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太子说：“我想为大哥亲手杀了他！”不知在酒桌上伏了多久，李元吉睁开眼睛，狠狠地说出了这句话。风吹花落，飘进了酒杯，他睡眼惺忪看也不看，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奋力将酒杯掷于地上，摇晃着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出东宫。望着李元吉的背影，李建成的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这个莽撞的弟弟害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任何一方违规操作，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挤，李建成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李元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两个兄长如果相安无事，他就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如果不能将李世民踢出这场博弈，自己永远也别想靠近宝座半步。
一天，李世民陪高祖李渊驾临齐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让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可在太子看来，齐王这么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的府上、在父皇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而身为太子的自己到头来也难逃干系。有时候，李建成真的无法理解李元吉在对付李世民时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决绝。他总觉得最后的时机还不到，他没必要匆忙下手。可李元吉总在提醒他，胜负往往只在毫厘之间，不要等到出手的时候，才发现机会已经完全丧失。
在政治斗争面前，死亡有自己的逻辑和条理。一个死亡，往往会牵扯出另外一个死亡。死亡不是单细胞复制，而是一道无穷无尽的血连环。身为太子的李建成还是不想轻易涉险，权力带来的危险，只有权力能够提供庇护。当李元吉埋伏的杀手准备刀剑出鞘的时候，李建成及时制止了。太子之位，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场残酷的角逐里，自己必须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李建成的保守，让齐王李元吉很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大哥着想，两边都是兄弟，杀了二哥对他这个做弟弟的有何好处？李建成也不想失去这一政治盟友，只有安慰对方。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这是云天湛蓝，蝉鸣交织的初夏时节。李渊突然放下手中的朝政事务，前往京郊宜君县新落成的仁智宫消暑避夏。李渊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每天坐在宫里翻看奏折，让他困闷不已。做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事，光是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奏折，就已经让他头疼不已，更何况还要逐件批阅。此次出行，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护卫天子銮驾左右，而太子李建成则留守长安城。
李渊经常在心里将李建成与李世民做一番比较，虽然他最欣赏的是李世民，但是这孩子像一潭水，让人望不见底。太子相对仁孝，将来可为仁孝之君。所谓亲情，放在平民百姓家里是一种向心力，而放在皇家就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隋朝的前车之鉴还在那里摆着。他这次出行，特地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暑季。
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一条重要情报打乱了计划。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奉太子之命，将一批崭新的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城县）交给都督杨文干。
杨文干曾经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后来李建成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力量，便向李渊保荐杨文干为庆州都督。杨文干在庆州厉兵秣马，大肆为太子培养私人势力，成为继罗艺和李瑗之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又一绝对强援。
奇怪的是运送军需物资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停止不前，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军情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皇帝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际发动兵变。
李渊感到无比震惊，离开长安城，就等于离开了皇权的安全区。太子李建成留在京城监国，如果他选择在这时候突然发难，李渊的皇权系统会不会就此瘫痪。而嗅觉灵敏的李世民预感到，这是一个彻底扳倒太子集团的绝佳时机。虽然李元吉藏于暗处的杀手没有拔出那把杀人的刀，但刀是最不安分的事物，从来就不会沉默无语，就算藏匿于无形，也能让局中人感觉到杀气。太子和齐王的心里都藏着一把杀李世民的刀，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果他倒下，历史轻描淡写也就过去了。如果太子倒下，李世民将有可能创造一场这个世界上著名的阴谋，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太子养兵传递出的信号就是意图谋反，只要这个罪名坐实，他就绝无翻身的可能。一切不过是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在乱云飞渡的非常时期，李渊没有理由不去怀疑李建成。太子之位距离天子之位仅一步之遥，来自于皇位的诱惑向来让人难以拒绝。
李渊决定试探一下，他召太子李建成速来仁智宫见驾。这是一着妙不可言的棋，如果李建成不来，说明他的心里有鬼，确定谋反无疑。如果他来了，说明这件事儿很可能暗含玄机。而李建成同样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去了，父皇不给自己任何解释的机会，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凶多吉少的命运；如果不去，自己就真的坐实了谋反之名，同样必死无疑。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李建成最终选择去见李渊。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是儿子，也是太子；而李渊是父亲，也是皇帝。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七月十四日，李建成踏上了去往仁智宫的生死之路。大队人马刚刚开拔数十里地，李建成就将所属官员全都留在了北魏遗留下来的旧堡栅中。他生怕夜长梦多，让父皇的疑心加重。他只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觐见李渊。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李建成承认的是错误，却不是罪责。他百般解释，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甚至使出了顶级表演水准，“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李渊确实动了恻隐之心。但事关生死，他不敢贸然选择相信他。李渊命人将李建成软禁在帐篷中，只给他麦饭充饥。
李渊不仅怀疑李建成，也怀疑李世民。为了澄清事实，他决定下敕，召杨文干前来对质。李渊软禁李建成的消息吓坏了杨文干，本能的恐惧扰乱了他的心智，他居然在慌乱之中起兵造反。漫长的时间会清洗掉历史地板上的痕迹，所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像有人刻意留下的一场骗局。而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刻起，李渊的心就开始变得局促难安。皇帝难做，却又人人都想做。如此一来，做皇帝的风险系数就会大大提高。那些想当皇帝的，当了皇帝的，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签了一份生死状。总觉得这是一场以命相赌的游戏，松懈半分就有人在背后放冷箭。李渊认为杨文干事件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毕竟太子的号召力不可等闲视之。
只要有仗需要打，李渊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李世民。也许是事关紧急，情急之下的李渊居然向前往平乱的李世民开出了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等到平叛回来，立他为太子，将现任太子李建成降格为蜀王。李渊甚至说了，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这真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玩笑，让李世民又一次看到了未来人生的光芒——尽管李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掩饰一个最低级的谎言。选择相信固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不这么做，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李世民在后来修史中添加的“神来之笔”，只能说明李渊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君王。
身为开国之君的他显然不可能随便做出这样的承诺，更何况经历过战争风浪的他不应该如此慌乱。难道皇帝当得久了，胆子也变得小了；难道高大的宫墙截断了他的勇气，让他没有别的选择？等到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地跑来给李建成说情，就连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也站出来为太子开脱。由此可见，李建成这个太子当得还算得人心。
在历史翻卷的巨浪中，没有谁重要到无可替代，任何一个人的倒台或者消失都是无足轻重的，时间会随时将另一个人推到历史的前台，然后取而代之。李渊替了杨广，他又将会被谁替代？所幸的是，现在能够真正威胁到他的是他的孩子。
李渊本就没有动太子的念头，很快就妥协了，他让李建成继续镇守长安。这么大的事，就这样被李渊轻轻地一笔带过。太子毕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在李渊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太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就可能是太子的对立面——秦王李世民。一切仿佛都在李渊的操控之中，被动的李建成居然一夜之间成了胜利者，而李世民则再次受到命运的愚弄。
李渊只是推测李世民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但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真相。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太极殿上的那个宝座自然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根本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
一方面为了向官员做出解释（太子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谋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李世民发出警告，李渊最后将此事定性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流放了事。
虽然李世民对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中抽身而出，他并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私下里派人给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作为慰问金。
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安心做一个普通的皇子，不要对太子之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更无意取其性命。可是很多时候，人往往被事件拖着往前走，人只是洪流里的一粒棋子。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策略。在李世民出兵平乱的同时，李渊便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整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处分李建成，更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却处于难有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李渊很清楚：只要在朝堂之外另辟战场，李建成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李建成之所以会自乱方寸，跳出来做出狂逆悖理的举动，是因为他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不安。李渊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老二是不会轻易臣服于老大的，当然老大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臣服于老二的，否则，他早就自动让出太子的位置了。
李渊处理杨文干事件时，最初想废太子，将其贬往蜀地。可是李世民这边一出兵，杨文干就闻风而定。就在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之时，李渊也推翻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将李建成封到蜀地，只有一个结果，前任太子一定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与朝廷对抗。到那时，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虽然以李世民的能力，伐蜀平叛不是很难的事，但对天下苍生社稷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且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会越大。
李渊以“和稀泥”的方式勉强维系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谁都明白，包括他自己，这种平衡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他在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的同时，也在为大唐帝国的权力归属和命运走向做着艰难的抉择。李渊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
杨文干事件发生后不久，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官员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境是由于帝国的都城长安过于繁华，物质诱惑太大造成的。这个上书的官员突发奇想，建议皇帝一把火将长安城烧毁，然后再择另一个地方建都。
这完全是不靠谱的想法，居然得到李渊的认可，并且还真派人寻找迁都之所。李渊寻找的下一站落脚点，锁定在今天的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一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李唐选择那里作为都城，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等于一个武功高手自废武功。在古代中国，决定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
长安位置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帝国东部出现叛乱，统治者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同时也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
当然如果迁都河南洛阳也是上佳之选，洛阳居天下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最大的优势。在很多朝代，洛阳扮演了长安的陪都角色。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可是李渊选择的迁都之所并非洛阳，如果仅仅为了避免突厥的骚扰而迁都，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是李渊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