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上，李世民持反对意见，他劝谏：“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之人讥笑呢？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儿臣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突厥首领）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李建成的态度和他的父皇是一致的——为了与李世民唱反调，同时也为了讨好李渊。他直接反驳李世民：“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你的话该不是和樊哙的相似吧！”李世民当然不肯示弱，他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虽然李渊最后没有迁都，但是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一刻消停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相互攻击的导火线。朝堂内外，官员们在冷静地观战，为自己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寻找下一站栖身之所。
那些本来不应该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嫔妃们，在这场兄弟斗争中早早就选择了站队，她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太子李建成。在她们看来，太子是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是受到皇帝庇护的接班人，胜算要比李世民更大。
还有一点，李建成知道在皇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厉害，平时就注意与这些嫔妃搞好关系，不断施以恩惠。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李世民却“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截然相反的态度，让那些身居后宫的嫔妃并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就将手中的赞成票投向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帝的嫔妃们联合起来，诬陷李世民。如果李建成在李渊面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不一定会相信，甚至可能产生怀疑，对太子有看法。可是发动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起泼脏水，尤其是让嫔妃们吹枕边风，这就由不得李渊不相信。即使是谎言，说上千遍也成了真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斗法，就好像小孩子玩跷跷板，此消彼长。刚性的平衡状态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让权力博弈成为帝国制度内的一道暗伤。既然太子李建成的口碑越来越好，那么李世民的信誉也就呈递减态势。
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帝国权力斗争中谎言吃人的严峻事实。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尤其喜欢尥蹶子。他就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就骑上它试一试吧。”
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真就尥起后蹶。李世民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他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方才站稳。等到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跃身上马。如此三番四次，李世民就起了疑心。他对当时的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加害于我，但是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凭此等伎俩怎能伤害到我？”
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尖利的刀锋，在长安的月下闪着寒光，对手的咽喉是它的目标，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李渊都不想看到兄弟相残，父子斗法，毕竟杨隋王朝殷鉴不远。可是人在社会外部环境的裹挟之下，根本无力改变和扭转时局。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握手言和，以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某些微弱的努力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效果微乎其微。
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觉，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个时候，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皇位继承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他这里也同样的纠结，不会因为他是新君，历史的老大难问题就能轻易地绕过去。
作为一国之君和父亲，李渊始终无法找到妥善处理帝国接班人的最佳方案。他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有心无力的敷衍，他陷入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一方总在设法攻击另一方。
在这种互相攻击中，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李渊的态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儿子们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李世民与李建成其中一方能够摒弃前嫌，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无法做到船过水无痕。在皇权斗争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者选择死亡之路，或者选择执掌帝国权柄，成为新的权力继任者。身陷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何况争的还是皇权。
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很快就展开了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种行动由中央的权力核心地带向地方权力空间延伸扩散，像是带毒病菌弥漫于帝国的躯体，直到腐烂。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李世民本来就处于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只能选择自保。自保又谈何容易？剑已经亮出来了，收起来就等于束手就擒。在这种局面下，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同时收买东宫的官吏，安插内线，以便随时掌握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
在权力世界里，永恒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说得更残酷一些，权力就是一架炮制敌人的机器。可李世民不希望拥有太多敌人，他需要来自帝国权力集团的支持，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真正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能够对李渊施加影响，阻止李建成、李元吉直接对自己下手。
李世民也考虑到不得不在宫门内发难的可能，这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样也是加速死亡的捷径。是捷径就会有人甘冒风险，他李世民也不例外。他需要采取一些应急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当然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洛阳是他的权力核心地带。他一直崇尚山东世家大族的风尚，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山东集团的强势崛起让别人不敢小视。他和太子李建成都意识到山东集团在双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极力争取山东集团的支持。李建成借讨伐刘黑闼之机在山东大大扩充自己的势力，笼络了许多山东豪杰。李世民将山东视为自己能否夺取政权的关键，在洛阳地区开辟了军事根据地。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李世民经常离开长安，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秦王集团势力在洛阳，如果李建成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切断洛阳对他的援助，那么李世民就成了带着镣铐起舞的笼中鸟，根本无法与李建成抗衡。
正因为如此，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李世民不但安排自己的心腹温大雅在那里坐镇，经营地方势力，同时他还秘密派遣张亮率领一千多忠心的将士前往该处，“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武装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情况有变时能够有资本进行反抗。
相比中央，太子集团对地方的重视程度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内部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太子集团无疑占据上风，他们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渊知道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愿意动李世民，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需要军事人才，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得日益狭窄，另一方面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做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杨文干事件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逐步升级。
李渊本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放弃夺嫡之念，然后自损收敛以避祸。可是对于李世民而言，放弃就意味着灭亡，夺嫡之路已经走到连当事人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李渊的态度中，李世民知道要想通过合法途径改立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决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最后的生死博弈。从后来反复修改史料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个对名声、人望极为看重之人，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肯定有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李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是谋反大罪。即便能够侥幸得手，还是要千秋万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一着不慎换来满盘皆输，等待着他的就是灭顶之灾。
武德八年秋天，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烽烟再起。东突厥颉利挥师南下。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疲于应付。
李渊的军事部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等人调到前线，而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李渊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李世民推向战争最前沿，主要是因为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没有对李唐王朝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李渊在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武德九年年初，突厥人入侵边境。太子李建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前往边境抗御突厥。李元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秦王手下兵强马壮，善于攻守，希望能够带上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赶赴前线。
李元吉这么做，明摆着要借此机会削弱秦王集团的势力。李世民和他的文武将官识破了这场意图明显的局，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官当然不愿意就这样被分离，被对方各个击破。其中尤以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等主要将领的反应最为强烈。李元吉抓住把柄，先是诬陷马军总管程知节，逼着李渊将其外放为康州刺史。接着又用金银丝帛贿赂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
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这种非常规手段去厚赂秦王集团的其他关键性人物，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倒戈。李渊对此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来说，几个王子之间的斗法和博弈，可以帮助他实现帝国权力的均衡。
李渊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想让李世民前往东都洛阳，要他在那里建天子旌旗。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将已经拟好的诏令撕毁。恰好在此时，李元吉向李渊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秦王和部下听说要到洛阳去，表现得极为高兴。李元吉并不是谎报，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都不愿意在京城长安受李建成与李元吉之流的羁绊，他们宁愿到东都洛阳，那里才是他们可以做主的地盘。
如果秦王势力进入洛阳，将会使帝国陷入划疆而治的分裂局面。一个国家将分为东西两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帝国陷入一场超大规模的东西内战。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在家与国之间的痛苦抉择，他在起兵时期的英明果决，此时突然失灵，左右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一个君王和一个父亲此时的内心世界，所有人只能看到他的毫无作为，而正是李渊的“无为”，才使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危机以玄武门之变的方式彻底解决。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一个帝国，以及刚刚饱经战乱的人民来说，它的伤害值又是最小的。
谁又能说，在诸多的选择中，无为而治又何尝不是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李世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太子集团的逼人杀气，他预感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悄然逼近。
4.博弈：靠人不靠天
武德九年春天，正是长安城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如果李氏兄弟不是生在皇家，他们的父亲不是那个叫作李渊的皇帝，他们会在这个时节的某个早晨，穿上最漂亮的服饰，牵上最彪悍的骏马，在京都的旷野之上追逐时光。所有的刀光剑影都将隐去，岁月被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看上去那么温柔。
奈何人总是被命运裹挟前行，既然历史成了板上钉，也只有让他们各就各位。现实是，属于李氏兄弟的这个春天是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除了朝堂上发出的无关紧要的喧嚣声，长安城寂静得令人心慌。除了等待，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但这种等待又是残忍的，就好像在人的心上施加某种酷刑，考验着每个人的耐性。
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开始慢慢享受演出前的兴奋。事态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第一步：权力的集团化操作。作为秦王集团的带头大哥，李世民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烽火岁月里结交的患难之交，在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尽管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分管招揽人才的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出色。
经过战火的淬炼和岁月的砥砺，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而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发生了质的改变，李世民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很好地用其所长，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即使拥有再多的人才也无法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人才笼络手段。战略要想开花结果，战术要想被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再反过来看太子集团，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徵、王圭这些有实力的谋臣，但是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魏徵，在李建成手下好像只做了两件有迹可查的事：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李建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干得还算漂亮；二是劝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李建成犹豫的时间过久，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太子集团中可堪大用的谋士只有魏徵、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只有薛万彻等寥寥数人。这种战斗力与秦王集团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不胜枚举。李建成有要事需要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汇集四人智慧。
第二步：得玄武门者，得天下。玄武门位于太极宫北边，而太极宫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初唐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因此玄武门是皇宫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地，玄武门的得失事关宫城安全和皇帝的安危。
为确保宫城的安全，玄武门城门建造得非常结实、沉重，不会轻易被打开，攻打城门若没有内应很难成功。在这里需要提出，玄武门是禁军宿卫的重地，因此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就成为发动政变者争取的对象。
玄武门是维系宫城安全的重要咽喉之地，皇帝不会轻易将守卫北门这一重要职责随便授给他人，守卫北门的将领多为皇家亲信。玄武门宿卫将士的选拔要求非常严格，皇帝还制定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安全保卫制度，违制开门则需要皇帝手谕，否则，失职将士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或被判死刑。
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谁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熟谙兵法和战术的李世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他用了两年多时间用心经营这个地方。玄武门之变虽然在一天内解决战斗，但是整个事件的布局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每一个置身于局内的人都在其中步步为营。
李世民布置玄武门，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是最后一步夺命的险棋。不到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会动用这一招。以秦王府的一千人来对抗东宫几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发动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无路可走，是不会冒如此大风险的，道德的包袱会压垮权力带来的快感。虽然有人从玄武门之变得出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一个无视道德的君王，怎么会在权力到手后，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自己最不光彩的一页做道德上的美化。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都无暇去顾及道德的问题。在杨文干事件之后，双方或许都已经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对方是不可能的。箭在弦上，躲是躲不开的。
李世民对整个事件谋划精当，每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再纠缠于谁是主谋，谁是受害者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形势逼人急。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有人推测，常何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布下的一颗夺命棋子。
陈寅恪先生通过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他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本来隶属于李建成。武德七年，李世民将其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斤，派驻玄武门做了统领。李建成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也未加防范。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的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被李世民拉拢过去。
李建成显然没有认识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李世民在此处苦心经营长达两年时间，他竟然毫不知晓。对于李世民而言，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与太子集团周旋。而李建成也认定李世民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势，离开才是明智之举，比发动政变的风险要小得多。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就算能够离开长安城，一路上关卡重重，也未必能够成功脱险；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太子，控制住皇帝，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权力博弈走到刺刀见红的地步，风险值也会大大提升。这就像是赌徒下注，当输无可输的时候，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步：人才争夺战。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一个对象是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武德九年，两大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李世民在寻找退路，尽管第一战场的胜负尚未分出，可他还是未雨绸缪，积极开辟第二战场。洛阳是他的根据地，如果京城第一战场全面溃败，那么出京据守此地也算有个退路。
李世民命令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命令张亮率左右侍卫王保等一千余人同去，暗中交结当地英雄豪杰，等待事态发展。
李世民让张亮带去大量金银绸缎，任其使用，什么时候开展工作都需要经济做后盾。
洛阳是李世民于武德四年攻打下来的，他在洛阳战役中连续火并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集团。打下洛阳后，他禁止士兵骚扰抢劫百姓，获得民心；没收府库金银绢帛，赏给将士，获得军心。一手抓民心，一手抓军心，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
张亮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在洛阳广泛结交英雄豪杰。张亮的活动被太子集团觉察到了，李元吉向李渊告状说张亮结交不法之徒意图谋反，张亮由此遭到囚禁。最后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又将其释放，仍然让他回洛阳任职。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二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恭，此人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太子集团出的第一招是利诱。李建成、李元吉秘密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并写信表示：“盼望有幸得到您老人家的照顾，用这一点儿菲薄的礼物，增进我们贫贱时相识的友情。”尉迟恭比李建成大四岁，李建成自降辈分，可见他对尉迟恭的重视程度。尉迟恭严词拒绝，说：“我出身贫贱。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现今我又名列王府，只有杀身以报。对于太子殿下，我却没有一点儿功劳，所以不敢接受重赏。如果和殿下秘密交往，就是贪图富贵，对主人不忠。这种人，殿下要他有什么用呢？”
既然不能将活得尉迟恭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那索性就要个死的吧！太子集团想的第二招是暗杀。李元吉派刺客于夜间袭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到消息，命家人把大门到卧室的所有门户全部打开，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刺客上门。刺客几次来到庭院，都不敢进入卧室。
太子集团想的第三招是陷害。李元吉向唐高祖报告说尉迟恭犯了罪，李渊这时在帝位的继承上已经完全倾向于李建成，李元吉的报告一到，李渊就下令逮捕尉迟恭，关押在监狱中调查审理，打算处死。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命。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三、第四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和右二护军段志玄。李元吉对程知节进行诬陷，李渊于是命令程知节出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坚决不去，并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四肢和臂膀都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我愿意冒死刑的危险，留在京城保护大王，请早定大计。”李元吉又故技重施对段志玄进行利诱，送给他金银绸帛，也被段志玄拒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不知道李世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坦荡荡的君子。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五、第六个对象是秦王府的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的智囊，使人畏惧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李渊也曾经当着侍臣的面夸赞房玄龄：“此人足智多谋，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李建成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二人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严加惩处。李渊最头疼的就是太子和秦王之间的暗斗，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房、杜二人调出秦王府，而且不准他们和李世民往来。
5.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完全处于劣势，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此时的李世民也会产生迷惑，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他承受着内心的折磨，可又不能让这种折磨显露出来。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7世纪的中国正是最佳的一个时刻。
太子阵营奇招怪招频出，让秦王府的人不胜其烦，惊恐不安。皇权终于将亲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敌人，那条漫长的血连环，如一条吐出长信的蛇，扭曲着身体，爬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他想要逃离，却越陷越深。三兄弟，似乎都在等待那根无形的绞索套上各自的脖颈，或许只有到那一刻，所有的账才能彻底算清。
李世民虽然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一党，却在想方设法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例如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最为关键的是，李世民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但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朝廷内外的形势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最先忍不下去的是房玄龄。他找到长孙无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商议对策。他说：“秦王与太子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不仅仅是府廷血流满地，更是社稷的灾难。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先下手为强。”
长孙无忌也早有此意，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当他们一起将心中的想法向李世民和盘托出时，李世民将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灼人的光芒，很快又黯然消隐。他仍在犹豫，虽然为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是要他诛杀自己的亲兄弟，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另外还有一些领兵将领的态度还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了解。李世民向灵州军区总司令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勣询问，自己遭受兄弟如此逼迫该怎么办。
这二人都是帝国能征善战的将领，手中握有重兵。李世民试探他们的态度，看他们到底是支持自己还是反对自己。结果两人都表示了中立的态度，这让李世民卸下了心头的包袱。其实李世民曾向李靖和李勣请求施以援手，也同样遭到二人的婉言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李渊对非血亲大将极度猜忌，二人在武德年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心中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成功意味着政治上会有重大变革，帝国的权力版图也会重新布局。通常来说，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会对即将到来的变革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就投身其中。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而投入到扼杀大军中。
然而，很有战略眼光的李靖和李勣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应该说不是正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李世民能够成功。若一意孤行地去支持他，只怕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哪怕李世民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也会考虑支持的。另外，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会遭殃。
这时候的他们还无法预见到后来的李世民会不计前嫌，重用他们。连李靖、李勣这样的大智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何等之大。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前方的战报裹挟着北方的夜风刮至长安，太子和齐王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之所以会笑，是因为一个彻底打垮李世民的计划已经迅速在他们脑中集结成形。
唯恐夜长梦多，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要求调用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和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一同出征，并要求挑选秦王府精锐部队编入战斗序列。
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时候进入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无不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极度不安。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李渊虽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但还是欣然同意。或许他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高处不胜寒，容易让人产生某种幻象，这时候的他还不需要为一个虚拟的存在乱了阵脚。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在他看来都还没有狠绝到兄弟相残的地步。作为现实世界里的王，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
出征之前，李元吉来到太子的府中，他流着泪说突厥的骑兵骁勇善战，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并不担心自己战死沙场，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仁慈的太子遭到秦王的毒手。
李元吉打出的亲情牌很是奏效，李建成果然恐惧起来，生怕出现这样的局面，便顺着李元吉的话提出来，请他务必设法除掉李世民再出征。
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决定发出最后一击，他们秘密商定在初五大军出发那天埋伏壮士于昆明池的饯行宴会上，刺杀李世民。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玄武门之变”就转换成了“昆明池之变”。
李建成作为太子有太多的优势，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事。更何况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排队站到他这一边。而他同时又手握京师重兵，只要能够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就不必担心对方掀起多大的风浪。
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自认为拥有绝对的优势，以致看不到对方的命门，也看不到自己的死穴。竟认识不到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说明他太缺乏军事头脑了。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也从不予以改进，觉得将来连江山都是自己的，何况一玄武门乎？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他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等于自己家里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中。王晊在东宫书房外断断续续偷听完两人的这场对话后，马上找个借口溜出东宫，用约定好的方式给李世民送上这一重要情报。
6.玄武门，一个盛世的密码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混沌的天空像是被人突然打开了一扇透亮的窗。世间无数双眼睛都看见了这样一幕，一颗流星拖着尾巴划过长空，一头扎向了西北大地。这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谓“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于是，长安城中的百姓开始口口相传，这是不祥之兆，恐怕大唐将面临灭国之灾。
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记录。按照《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预兆会发生政权更迭。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份奏折让李渊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身体里一点一点向外扩散。李渊决定要做些什么，不然那个曾经在他梦里出现过的血腥场面就会变成现实。
就在不久前，太子与李元吉邀请李世民入宫夜宴。兄弟之间虽然斗得你死我活，但表面上的客套还是要维持的。有时候私底下斗得越厉害，表面越要显得云淡风轻，更何况他们还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开怀畅饮间，李世民突然腹痛难忍，接着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他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句话像是一击重锤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坎上，他变得烦躁不安，他甚至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变得两手空空。他一刻也不能等待下去，必须向李世民讨要一个说法。当他将傅奕的密奏铺展在李世民面前时，李世民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还没待李渊发问，李世民就已经匍匐于父皇的脚下，将头狠狠地撞在地上。
这不像在传递一个君权神授的天意，而更像是拿到了对方意图谋反的罪证，当面出示是为了更好地治罪。很多年后，已经身为太宗皇帝的李世民还向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以想象李世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被动。
而在此之前，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击突厥入侵，也得到了李渊的同意。虽然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李元吉却借机将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秦王府的卫队也列入调动之列。
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强烈的生存忧患和权势欲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坐以待毙，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着他迈出下一步。六月三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进宫向李渊报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且屡次欲除儿臣而后快，似为建德、世充报仇，儿臣死后没脸去见窦建德和王世充。”
李世民完全是无凭无据控告李建成，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更不近情理。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大戏，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顾不上天下的道义，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谁赢，谁就有活路，这天下就归了谁。
政治斗争会让一个正常人失去生命的温度和质感，也会让人心变得冰冷和坚硬。皇宫后院闹出有伤风化之事，抢的居然是皇帝的枕畔之人。就是放到今日的开放社会，家丑外扬也是大忌。身为皇帝的李渊如果不是脑子坏掉了，他怎么可能会召集众大臣，让兄弟之间当面对质？这完全是一种自取其辱的做法。
不管这份奏章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的确起到了引蛇出洞的效果。当时李世民很有可能写过一份奏章呈报李渊，内容也一定涉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某些要害问题，而且极具杀伤力。不然李建成也不会坚持入宫与其对质，他担心如果再不出面就有可能坐实李世民对他的诬告，处境会更加被动。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李建成却选择了太多的曲线。李建成这时候也有些后悔没有听从李元吉的劝告，用杀人这一最简洁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建成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后，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当面对质。如果这份奏章不存在，李建成就不会入宫，后面的事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就有可能重新改写。
虽然李世民的这一诬告并不高明，却抓住了李渊和李建成的命门。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将来的后宫生活寻找一个靠山，没有必要和他发生什么肉体关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打击李建成了。李建成交好张婕妤、尹德妃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掌握皇帝的动态，掌控宫内斗争形势。
这份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李世民是在暗示李渊不要忘记他平定四海的丰功伟绩，这么做是为了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其实为了社稷平稳，李渊也的确动过牺牲李世民的心思，但是这种决心常常有动摇的迹象。
在此之前，李渊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去李世民的王号，可是陈叔达劝上几句又让他改变了主意。陈叔达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一场大病来，陛下即使后悔也找不着后悔药了。
陈叔达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至于李世民所上的奏章前半部分到底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会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样一份奏章起到的作用只是“打草惊蛇”，而不可能是“引蛇出洞”。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有把握，可以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当初，李渊召李建成去仁智宫，期间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孤身前往谒见李渊。
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李建成认定只要自己前往与其对质，就可以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以反戈一击。李建成没有做过多考虑，最终走上一条自绝之路。而齐王李元吉长期追随李世民在外作战，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相比李建成，他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
李元吉虽然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要贸然入宫，可惜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只能陪着自己的兄长、自己的政治盟友陷入绝地。玄武门事变前夜，李世民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召开了一次动员会和分析会，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恭回复道：“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如果问在这次行动中最卖命的人是谁，非尉迟恭莫属，连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秦王府的评功总结会上，李世民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李世民还在犹豫不决，众人就问他：“大王以舜为何如？”
李世民曰：“圣人也。”
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也就是说，假如舜帝在疏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怎么还能让自己的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舜帝在遭到父亲用小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而在遭到大棍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大概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的是大事。
这是在警醒李世民不要再犹豫不决，耽误了大事。李世民又命人算卦以卜吉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走进来，见到此景，一把夺过占卜的龟壳扔在了地上。他愤怒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吗？”
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摇摆犹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这是他的御人之道。这就像用温火煮沸一锅热水，等到群情汹涌，才下令出击。其实并不然，如果我们将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就会理解李世民此时的犹疑不决的合理性。
关键时刻，小人物王晊改变了历史。此人是李世民安插于东宫的一个卧底，时任东宫的率更丞。从李渊登基之日算起，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的权力争斗已经持续了九年。兄弟三方都用上了间谍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太子准备在昆明池设宴为齐王饯行之际，向秦王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