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此之前，李世民还无法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么当王晊将情报说出来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如果道德秩序和伦常礼教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索性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如果仁爱与亲情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索性就斩断仁爱的牵绊，砸烂亲情的枷锁。
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恐怕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就算决定动手，李世民也并无获胜的把握，犹疑是因为他心中还存有顾虑。在做决定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找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杜如晦、房玄龄这时并不在亲王府，他们先前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恭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其实是在敦促李世民当断则断，莫受其乱。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恭，说：“玄龄、如晦怎么会背叛我！你去给我看看，若无来心，可提着他们的脑袋来见我。”房、杜二人跟随李世民多年，只因一次不从，竟面临斩首。这里透着一个权力者的冷血和形势逼人紧的无奈，因为每个参与者心里都清楚，此次行动意味着什么。
对于房、杜二人来说，只有无条件地加入这场宫廷政变，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权力者掀起的政治风浪中，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而团体的利益才是主导力量。对敌手的打击一旦开始，便再无退路可言。
六月四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长安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空气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无比清澈，惊醒的鸦鹊从宫殿广场的天空成群结队地滑翔而过，转瞬又消失在高大的午门后面。
唐代的宵禁也称夜禁，从晚七点到早五点，主要是为了防盗。到指定时间后，长安城各街就会击鼓，鼓声毕，各坊闭门，街上除了金吾卫等维持治安的官兵再无一人。当然，如果有皇上的令牌旨意等另说。那个注定要改写历史的清晨，漫长得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要终止了。
李世民站在王府内院的石阶前，尽管按住剑柄的手微微颤抖，但目光中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坚定。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早已埋伏于玄武门内，高士廉也偷偷释放狱中囚犯，并分发了武器。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投入其中——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到了第一线，就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也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也亲临现场，鼓舞士气。
黎明时分，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急忙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身张弓连射三箭，但是在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都没有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
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恭射伤落马，但并未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恭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这边宫门刚关上，那边赶来驰援的东宫兵将已经抵达宫门前。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是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就要被攻破。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恭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的军士见头领已死，军心涣散，顿作鸟兽散。
李世民派尉迟恭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恭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恭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顿时发出了绝望而恐惧的哭号。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
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还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在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时刻，大唐帝国的皇帝李渊在哪里？那个口口声声要保护他们的祖父又在哪里？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进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灵。
李渊自知身处危境，虽然心疼也不敢说什么，生怕那把血淋淋的屠刀在下一秒钟就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从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处于权力真空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他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丧失殆尽，更不要说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了。
就算李世民这时候还没有做出“弑君弑父”的不伦举动，可是李渊已经感觉到了刀锋逼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高祖皇帝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紧接着，李世民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其一，赦免玄武门事变中曾与之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建成的部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三人。李建成死后，李世民本以为宫府兵会自动土崩瓦解，没想到冯立却扬言：“哪有在主人活着时受其厚恩，而主人遭难时却避之唯恐不及的畜生呢？”他和谢叔方、薛万彻带兵猛攻玄武门，支持李世民的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都死在他们手上。如今赦令一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大家议论纷纷。
其二，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徵、王珪等人新的官职。魏徵，原东宫太子洗马，负责掌管东宫经史图籍，曾多次劝告李建成痛下杀手将李世民除掉；王珪，原太子中允；韦挺，原太子左卫率。在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中，他们执行太子的命令，策划杨文干起兵伺机加害于李世民。
李世民这么做，是要借这些人向帝国官僚集团传递一个信号：他在用人施政方面，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昔日的仇敌，他也会不计前嫌地任用和提拔。
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李世民这么做同样也是在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警钟：昨天的功劳，并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长期饭票。这个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又怎会不心知肚明。那些在权力游戏中反应迟钝之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
李世民具体的任命政策，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徵，他从李世民这里得到的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李世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
魏徵担任的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玄武门事变后到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徵之手。自始至终，魏徵都在李世民的眼皮子底下埋头工作。
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谏议大夫，正五品，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李世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也就是说，魏徵、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李世民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
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从一个地方出发，抵达一个时代的巅峰，从历史的地标抵达时间的深处。对于中华帝国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而言，玄武门外，这场因夺谪引发的兄弟相残事件未免过于血腥与反传统，可是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样的胜利又来得及时。
当我们抛去兄弟情、父子恩这些情感因素的关键词，单纯从适者生存的权力法则来看，这又是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游戏。李世民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扭转困顿的时局，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也证明，李世民通过铁血手段取得的权力，在成就他一代圣君明主的名号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弥漫的血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一个帝国从血腥带向更血腥，从和平带向分裂。他登上了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权力巅峰。对于一个习惯征战杀伐的将军来说，没有对手是寂寞的，可对手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又是残酷的。
在这场生死博弈之后，帝国的天空将会迎来新一轮红日。虽然说，日光之下早已没有什么新事，可对于日光之下的人来说，毫无新意的追逐也是他们心中不息的火焰。
新一轮红日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渍很快就被它的万丈光芒遮掩。时间虽然可以愈合肉体上的伤口，可带不走一个人内心的不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定成为李世民生命中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成为帝国记忆中一处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李世民后半生殚精竭虑为自己和历史竖起了一块光照千秋的丰碑，可那块丰碑的基座永远是洗不去的染血的红。
有人说，那不像是一座丰碑，更像是一座埋葬时间的坟墓。里面埋葬的不仅有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有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那场血腥记忆终将成为唐太宗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诚如史家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的五皇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消息传至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痛心之余提笔写下谴责李祐的手诏：“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佳声不匮，尔则恶迹无穷。……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李祐传》）
李世民在写完这封手诏后，心中悲痛难抑，泣下数行。想想也是，儿子起兵造老子的反，不自量力的儿子将临死境，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令人黯然神伤？此时的李世民应该能够体会到当年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因为他们兄弟相残，而藏于心底的那份揪心泣血的苦楚。一句“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直指其灵魂深处，时间同样没有远离人的内心。玄武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武德九年的那一幕成了每个夜晚缠绕李世民心底的梦魇，无休无止。
“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一句意有所指的感叹，是否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那情难自已的泪水，是为五皇子，还是为自己的过往而流？或许真应验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之说，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幕又报应在后世子孙身上。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同年的四月，帝国又紧接着爆发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残的悲剧差一点儿在李世民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是报应抑或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储君之位为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像是昨天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旧唐书?李泰传》）的魏王李泰则成了昨日的自己——秦王李世民。此时的李世民痛定思痛，向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了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这分明是在向自己的子孙现身说法：是你的，不抢也是你的；不是你的，就算你伸手去抢，只会祸及自身。
他告诉自己的皇子们，要懂得心存“爱敬君亲”的孝义之道，让他们不要把玄武门事件作为效仿的模式，更不要将过去的李世民当作追逐权力的英雄来膜拜。他同时告诉那些皇子们，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都要受到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人有时候很奇怪，用自己在世间的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又用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存在的荒谬。李世民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当年被他彻底颠覆的东西。
人在社会环境的外力作用下，加上时空的不停转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里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又会导致其行为和价值观的错位。昨日的李世民所做出的夺谪选择，是今天他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急于要否定的。玄武门投射下来的阴影，就像是他精神层面被撕裂的道德伤口。而这道伤口要不断地展示给世人，这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带来的那份满足感。
李世民的后半生一直无法走出武德九年的阴影，那一段历史在他的干预之下，早已被粉饰得面目全非。有时候越面目全非的文字记载，越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所谓的历史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贞观盛世的火红绚烂，映照出唐太宗李世民心上那抹兄弟血的殷红。在他一手缔造盛世功业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我们还可以大胆地猜测，如果没有这股力量，贞观还会是贞观吗？
无论是胜王，还是败寇，或者一介草民，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都会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缓慢而艰难地前行。那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是李世民完成的“精神救赎”。《圣经》说人陷在罪中是无法自救的，唯有接受耶稣为救主，才可以从罪中解脱出来。而强者与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强者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见不得光，李世民为天下黎民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意愿就会越强烈；那高耸的玄武门投下的阴影越深重，他开创一个盛世的决心就会越澎湃；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是他背负的十字架，只有将帝国的伟业不断推向高峰，才是他寻求灵魂重建和道德解脱的唯一路径。
无论贞观盛世在世人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光芒，也无论一代明君圣主在历史的舞台上获享怎样的欢呼与赞誉，在某个时光柔软的瞬间，唐太宗心中尘封的角落都会扬起一面寻找灵魂的旗幡。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些在血腥中失落的精神碎片，李世民将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缝合。精神伤口的自我缝合，成为解读唐太宗后半生的最隐秘，也是最重要的符号。在唐太宗开创一个帝国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这种自我缝合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翻阅那一段史料时，我们不要刻意去寻求它的真相。解来读去的史籍从来就不缺乏篡改，如果篡改者能够在内心将其锻造为一个虔诚的精神仪式，那些隐晦而难以辨识的真相又能有多少价值可言？精神的救赎就像一炉炼钢的火焰，推动着中华帝国从一个个权力个体的“小我”走向浩瀚时代的“大我”。玄武门溅起的冲天的血光，满地奔走的阴谋，在盛世即将到来的黎明中渐渐模糊……
三 贞观年的困守与突围
贞观十七年春天，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阳光、土地、河流……世间万物都呈现出鲜活而滋润的颜色，充满了生命勃发的迹象。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四十五岁，君临天下到了第十七个年头。
在这十七年里，他犹如一个伟大的舵手，引领着这艘庞大的帝国之舟在时间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它的主人感到欣慰和满足。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阴谋与阳谋交织的权力布局，在盛世的美好图景里也渐渐模糊了狰狞的面目。
英雄总有老去的时候，盛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世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选择接班人。十七年前，同样的命运旋涡将其裹挟进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那是他的来处，也终将成为他的归途。正因为如此，才让他这么多年以一种近乎苛刻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天下。很多个不眠的夜晚，武德年间的前尘往事会不期而至，令他不寒而栗。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那些有远见的帝王在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时，总会将立嗣问题摆在第一位。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已然失宠，魏王李泰可能会取而代之。
李世民执政的前半期，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直到贞观十年（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他的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往往决定子女的地位。皇位的继承多数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宫廷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的地位。武德九年十月，八岁的长子李承乾就被立为太子。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上天播下一粒种子，在那里发芽，在那里成长，如果非要改变它的人生轨迹，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玄武门之变虽然成就了他的霸业，但也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毫无意外地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的接班人。李承乾比他的父亲李世民幸福多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如今，太子失宠的流言像春天的流感在长安坊间口口相传、肆意播散，最后越过大明宫高高的城墙抵达李世民的耳中，惹得君王勃然大怒。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拨离间，他的内心隐隐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做出了严正声明：“听说坊间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人的命，天注定，虽然说这是宫墙内的皇子们默认的生存法则，但这种听天命撞大运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也是以此为突破口，为自己弑兄杀弟、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时过境迁，等到他成为当国者，现在所秉持的，正是他当年所打破的。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嫡长制不动摇，其他人就无法改变现实，太子李承乾就可以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皇权交替所带来的痛楚，他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悲剧在自己的王国里上演。
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王朝绑架了的人质。很多时候，他失去的是自由与快乐，目的是换取家天下的永续和安宁。这和一个家庭差不多，身为独子往往需要背负整个家庭的期望，有时候是整个家族的。不同的是，太子的处境将这种模式更加极端化。一个王朝一个家，天下虽大都姓李。
李世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到底是谁放出了“太子失宠，魏王代之”的流言？奇怪的是这些像病毒一样的流言不是先从宫廷之内向外蔓延，而是先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这让李世民感到惊恐和不安。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对于魏徵，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贞观年间那场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以魏徵为首的官员们极力想要压抑皇帝的私欲，希望能够将其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李世民也的确做到了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
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李世民的自我改造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他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令人感到无比厌倦。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就对魏徵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是不能松弛的，朕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错？”
魏徵很少有这样无奈的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从皇帝的牢骚里，已经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拒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心底的感觉告诉了李世民，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李世民多次登门看望。他抚着魏徵的手臂，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魏徵不改往日谏臣本色，说道：“臣不要任何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徵病逝于家中。
李世民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身边的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突然向李世民密告，兵部尚书侯君集有意谋反。
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等到李世民登基，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正因为侯君集是此等重要人物，他的问题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更何况，告密之人是张亮，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帝国高层的权力江湖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到底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虽然重用侯君集，但是李世民对他始终怀有警戒之心，他总觉得此人是个将一己私欲看得高于一切的小人。李世民还记得三年前侯君集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高昌后所发生的事。侯君集在未征得他这个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一些无罪之人发配边塞，同时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疯狂盗取金银珠宝。上梁不正下梁歪，侯君集害怕自己被揭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治他的罪，未等班师回朝就将他下了诏狱。碍于他是功臣大将，并没有让他承受多少屈辱，不久又将其释放。人身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平定高昌的功勋却消逝于无形，没给他摆庆功宴，也没给他加官晋爵。
安忍如山，深藏如海，君王的心思是最难猜的。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打压自己，不过是在玩弄他那高超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敲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从那以后，侯君集像是霜打的茄子，变得“志殊怏怏”，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讥讽于他：“是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苦笑道：“如果因为公务在外做官就是遭到排挤，那么谁才是最冤枉的？”侯君集反倒被张亮激怒，他直接叫嚣道：“老子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憎恨与猜忌，这不是排挤是什么？”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居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这样实在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是敢造反，我就和你一起反！”
事后张亮将侯君集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李世民，他这么做，是为了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这件事中择出来。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沉默良久。最后，他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结果，此事休要再提。”话说得漂亮是为了配合自己的君王姿态，其实这件事还是在李世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贞观十七年二月，注定是一个纷纷扰扰的时节。太子失宠的流言愈演愈烈，魏徵的辞世又给了李世民一记重创，侯君集这帮功臣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好像贞观朝以来所积攒的矛盾都要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有人等着看别人的笑话，有人忙着谋自家的前途，还有人担心坏事会不会像长了眼睛的石头砸到自己头上。
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包含其中。往年的这个时节，李世民会放下手头的政务，带上诸皇子和后宫的嫔妃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今年，李世民实在没有心情再去弄这风雅之事。
一次最平常不过的朝会上，李世民无端地冲着阁老大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李世民这些话道出一个君王生存之不易，满朝文武只听得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们在心里揣度皇帝说这句话究竟想要表明什么，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并无人站出来说话。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些标签都是贴在谁身上的呢？每个人都在心里掏出一面镜子照自己：这是我，那是我，还好，都不是太像我。
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疏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在前方等待着他。这一年的三月，长安地区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向前的脚步，帝都的花红柳绿仍旧一如往年。春天是一个温暖膨胀的季节，阳气升腾，人的性情也随之躁动不安。可随着天空第一声惊雷的炸响，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传到长安，抵达太极宫，落在了太宗皇帝的御案之上——齐王李祐想要造反！
贞观十七年中的每一天，李世民都过得如履薄冰、忧患满怀。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坐以待旦，皇帝做得久了，他真怕安逸的生活将自己变成一个慵懒而麻木的混沌之人。他如此小心翼翼、鞠躬尽瘁，这个伟大的帝国也正按它固有的节奏铿锵有力地行进着，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走得沉实而又稳定。
可是凶险还是不期而至，齐王李祐反了。李祐是李世民的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628年），徙封燕王，就任豳州都督，贞观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由此可见，李祐并不是一个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皇族子弟，从中央到地方，他的政治履历也算是蛮丰富的。尽管李世民早早就让他出任封疆大吏，有意将其放在地方历练，可到头来却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李祐跟他倒霉的叔叔李元吉一样，也是封齐王。叔侄两人不光在封号上相同，在脾性上也非常接近。只学会了飞鹰走马、好勇斗狠，压根没学到什么抚众驭民的真本事。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皇室少年肯定会在一场暴风骤雨来临后将自己推向深渊，因为他不安分。在宫廷争斗中，不安分是最要命的一种素质。
亲王不安分，就会让外戚有可乘之机。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在朝中担任尚乘直长，这是一个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仕途很不得意的阴弘智当然就希望齐王李祐能够竞争天子宝座，以便跟着鸡犬升天。
有一年李祐回到长安，生了一场病，在长安养病期间与舅舅阴弘智经常接触，阴弘智暗中劝告李祐说：“你虽然贵为皇子，可是皇帝的儿子太多，皇帝去世之后，你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你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他希望齐王能够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
阴弘智父亲阴世师是有名的隋朝忠臣。李渊于太原起兵后，有一个庶出的儿子李智云跟随李渊长子李建成住在河东，李建成得到父亲将要反隋的消息后逃走，来不及带走李智云，结果导致李智云被阴世师捕杀，年仅十四岁。阴世师还挖了李家的祖坟，毁了李家的家庙，由此与李渊结下了深仇大恨。李渊攻下长安后，将当了俘虏的阴世师斩首示众，阴家也被抄没，阴氏和年幼的弟弟阴弘智被没入官中为奴。
然而，李家和阴家的恩恩怨怨并未就此了结。阴氏尽管沦为婢女，却以非凡的容貌和风姿吸引了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并由此成为李世民的宠妾，生下儿子李祐。李世民登基后，封阴氏为德妃。阴弘智也摇身一变，由一名罪犯家属成为皇亲国戚，得以在外甥李祐身边为官。
阴弘智心中并没有真正放下杀父之仇，只是以他的能力，实在无力与强大的李唐王朝对抗，他只能想方设法地从李祐身上下手。李祐不出意外地接受了阴弘智的建议，阴弘智又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
燕氏兄弟平日里喜欢耍枪弄棒，呼朋唤友，生就几分江湖中人的派头。李祐赐给他们大量财宝，让他们暗中为自己招募死士。李祐带着这帮剑客和武士回到齐州时，感觉胆气比从前强悍了许多，行为也渐渐狂放起来。
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甚严，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些刚烈正直之人。此时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权万纪就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之人。皇子们自小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也只是过目入脑，始终难以入他们的心，齐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宁愿将自己大好的青春时光耗在飞鹰走马、排兵布阵上，也不愿困守书房。
面对这样一个顽劣的皇子，权万纪屡屡谏诤。他甚至将齐王宠幸的两个卫士昝君谟、梁猛彪逐出齐王府，但仍无法收束齐王那颗狂放不羁的心。无奈之下，权万纪将齐王身边亲近之人全部赶出齐王府。
权万纪的这一做法显然有托大之嫌，自然引来齐王李祐的强烈不满。一种自卫的本能驱使着李祐，他不但将那些被权万纪驱逐之人召了回来，而且宠幸更甚往日。在这场弈局上负气斗狠的李祐和权万纪并不知晓，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棋盘里的棋子，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狭路相逢。
齐王李祐的顽劣行径，李世民也早有耳闻。齐王府先前的长史薛大鼎就是因为无法管束五皇子李祐，被李世民撤换的。如今权万纪又向身居长安的李世民奏报李祐的种种劣迹，这让他心烦不已。李世民接连写了几封信责怪齐王李祐，言辞颇为犀利。权万纪趁机劝说李祐：“你是皇上的爱子，皇上这样责怪你，是盼望你悔过自新。如果你能改进，我愿意入朝为你解释，消除皇上的疑惑。”李祐感觉他说得有道理，随即写了一道奏疏，列出自己所犯的错误，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
权万纪拿着这份奏疏到了京师，向李世民邀功表态，齐王李祐在他的辅佐下一定会改过自新。李世民甚是欣慰，一边勉励权万纪，一边下诏历数李祐的种种过失，并且再次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李世民此举是一个父亲教育子女时的本能反应，齐王李祐还是太过年轻，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权万纪在父皇面前出卖了自己。两人嫌隙日深，叛乱的祸根从这一天起便已悄然埋下。
权万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根据《旧唐书》记载，权万纪，祖籍甘肃天水，后迁至京兆居住，也算是关陇一系。他的父亲权琢玠曾经做过隋朝的匡州刺史，有着忠直不屈的好名声，而权万纪自小也以廉直自况。入唐以来，他在潮州刺史任上被李世民看中，调任治书侍御史，所凭借的也正是他那正直刚烈的好名声。
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其他大臣。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干得太过出色，以至于官员们见他如躲瘟神。从李世民的立场来说，权万纪得罪的人越多，对自己越有利，因为李世民一直是以贤君明主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的。但作为贤君明主，如果老是重用那些喜欢告黑状、打小报告的人，时间长了，不仅会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且臣下的逆反心理也会越来越强。
权万纪的做法就连魏徵都看不下去了，魏徵曾经非常严肃地向李世民上奏：权万纪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以取强直之名。
到京城走了一遭，权万纪自以为有了李世民的嘉奖和信任，便同于手中握有一把尚方宝剑。自我感觉良好的权万纪端起了老师的派头，对齐王的约束越来越紧。不但不让他迈出城门一步，而且将他平日打猎用的鹰犬全都放跑了，此外还严禁昝君谟、梁猛彪与齐王见面。
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辅臣管制到这种地步，齐王实在难以忍受。权万纪并不知道，他的过分刻薄终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有一天夜里，权万纪家的院子里忽然扔进来几块石头，权万纪料想这肯定是昝君謩和梁猛彪所为，下一步很可能会谋杀他。于是第二天一早断然将二人逮捕，并且立刻用快马投递奏章到京师，弹劾齐王李祐及其党羽数十人。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权万纪与齐王李祐的矛盾也就彻底公开化了，双方已呈水火不容之势。李世民闻奏后，立即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取证，结果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不利。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李祐随同权万纪一起进京当面向自己交代。
齐王李祐大为恐惧，知道权万纪已经将自己告发，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他命燕弘亮率二十几个骑兵，在半道上射杀了权万纪。权万纪虽然死得冤枉，却也因祸得福，被追赠为齐州都督、武都公。但这表面的风光并不能就此掩饰权万纪的本质，正如魏徵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权万纪看上去为人正直，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