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权万纪，齐王李祐又杀了他的另一辅臣韦文振。韦文振时任齐王府典军，手中握有兵权，李祐要想起兵，只有先摆平他才能获得兵权。做完这一切，齐王李祐彻底掌控了齐州的局势。坐镇齐州十年，李祐还是头一回尝到手握大权的滋味，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这边是雄心壮志地谋划造反，那边是深深地失望。飞驰的驿马闯过长安深夜无人的街道，向太极宫方向冲来，巡夜的兵丁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马已冲到面前。
李世民在睡梦中骤醒，当他披衣而起时，值班的太监已经将快报呈递上来。他接过奏报的双手微微颤抖，这一次他看到齐王李祐真的反了。他坐在这座宫殿里已经十七个年头，当年那个英挺的军事将领已经成了接近暮年的君王。十七年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那些被噩梦纠缠的夜晚，充斥着失望、迷茫、焦躁甚至悔恨。
在细密交织的字里行间，暗藏的又何尝不是李祐的宿命。李祐已经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等，同时打开府库尽情赏赐，俨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接着，李祐又把城外的老百姓悉数赶进城中，又命军队磨利武器、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齐王李祐满怀豪情地进行着他的造反大业，可是在齐州的官员和百姓们看来，齐王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那些读书人和城里的平民都不愿当他的陪葬品，于是纷纷撇下妻儿老小，半夜里偷偷从城墙上缒下，争先恐后地逃亡。齐王李祐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
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世间路千万条，而自己的皇五子居然会选择造反。虽然他并没有指望这个孩子能够成就多大的功业，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孩子会如此离谱。人生如果是一条有始有终的轨道，那么命运就是这条轨道上奔驰的列车，一旦跑偏就会导致车毁人亡。他对每一个皇子都抱有一颗初心，毕竟血缘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红线。他现在开始理解他的父亲高祖皇帝。人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结果只能在命运的赌博中失去更多，最后有可能一无所有。齐王李祐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套生存法则，放着好好的亲王和都督不当，居然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如此大逆不道，等于自绝于人世。十七年前，玄武门外，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杀戮再次浮现于李世民眼前。皇权所到之处，只有一条轨道，置身于其间的人永远都逃不出。李世民的心里又恨又痛，命运兜兜转转，像是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世民一边下诏命兵部尚书李勣集结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齐王李祐下了最后一道手诏：
“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磐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隤，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庶人祐传》）
没有人能够听到李世民在太极宫御案前发出的深长的叹息，一室不扫，又何以平天下？如果他这个皇帝，像自己的父皇那样连一家之长都做不好，那么他李唐王朝想要传之久远，也只能是痴人说梦。此时的李世民既是一个苦心孤诣的帝王，又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身为前者他要给予一个叛逆者最有力的谴责，身为后者要与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做最后的诀别。
齐王李祐对李世民的良苦用心并不理会，他关起城门做他的皇帝梦。此刻，李世民派出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李祐和他那些不知好歹的合作伙伴还沉浸在温柔乡中。
就在李勣的军队将要抵达齐州城下之时，齐王府的堡垒突然从内部被击溃。也就是说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的一个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十日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兵变士兵一一砍杀。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荒诞剧。当蓬头散发的李祐被机会主义者杜行敏押解着游城的时候，不知他的内心会做何感想。那一刻，他还会想做一个生来锦衣玉食的皇子吗？在这个叛逆的皇子眼里，梦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无边的权力下，他的梦想体系里，做皇帝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当不切实际的皇帝梦被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他此时的梦想或许微薄得还不如一个街头少年。他想逃，想变成一只鸟，只要抖一抖翅膀就可以飞出四周耸立的城墙。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2.他宁愿选择自由
春天真是一个奇怪的季节，可以怀着各种莫名的情绪置身其间，都不觉得唐突。处理完李祐谋反之事，李世民决定前往太庙祭祀先祖。置身于太平盛世，转眼就有可能祸起萧墙、山河泣血。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争夺权力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场瘟疫，一旦开了头，想要扑灭，只有采取极端的方式，而他必须向祖宗有个交代。他隐隐地预感到，自己的宫墙之内有可能会掀起更大的风暴。
等到仪式结束，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太庙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面沉如水的神情之下流露出的是深深的忧伤与疲惫，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沉默。那表示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挫败，仿佛刚刚从一场硝烟四起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对李世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东宫也接连曝出更为离谱之事，甚至是震惊朝野的丑闻。更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让这个当皇帝的父亲伤透了脑筋。
李世民登基后一直住在太极宫，而离此不远的大明宫却一直闲置着，那里曾经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养老的地方。李世民对大明宫始终采取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尽管那里有另一种丰富和盛大，可他并不向往住在里面。他总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藏着往事的影子。他实在不敢触碰，宫殿犹如时间的容器，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的隐秘。他讨厌隐秘的事物，难以言说的隐秘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裹挟其中，挣脱不得。在事物的隐秘之处，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今日的警醒与忧患。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也是他最近一直在考虑的事——废掉太子李承乾。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挥之不去。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掩盖血腥，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大唐帝国的影响。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因此，母亲长孙皇后就以殿名给他起了名字。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
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为帝，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世民每次外出巡视，就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世民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也都由他决断。
李世民早早宣布立李承乾为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李世民忽略了一点，这么做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这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也提前受到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间朝廷政务都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将李世民交给他的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皇帝和官员对当时的他颇为赏识和信任。李世民更是“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有人认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会导致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从而更加不稳定。如果限定将来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也许比掷骰子时掷出六点要难得多。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但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嫡长子变为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早已预订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
李世民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他对太子有着更为迫切的期望。史料记载，他“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先后为他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徵等。李世民对那些担任太子辅臣的名士大儒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要紧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王朝的命运，都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或许殷鉴不远，李世民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奋发上进的太子离他的期望却越来越远。不知从何时起，李承乾变得习性散漫，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一回到东宫，李承乾将身上的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像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只玩得天昏地暗，把那些圣贤学问全抛诸脑后。漫长的太子生涯让他活得毫无忧患意识，也渐渐消磨了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父皇和大臣们希望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变得野蛮和暴虐。李承乾的任性对太子形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他选择放弃制度赋予的身份，也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能率性而为。
李世民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所以他对李承乾一直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李世民还希望通过一个严格的太子培养和训练制度，让李承乾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
连续疯玩了好些日子之后，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会不厌其烦地上门进谏，这时候他就会主动戴上另一副面具，早早地立于门外恭候，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让他们措手不及。
每一个皇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狂想，如果你在他们中间搞一个民调，问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太子。其他人想想也就算了，可李承乾却在太子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十七年。如果说当太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皇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承乾的幸福指数已经在逐年递减。逐渐老去的李世民，感受到的却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他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那时接手江山的人就是太子李承乾。于是，李世民将这种压迫感转化成更为挑剔的目光，更为警觉的审视。如此一来，李承乾自然觉得精神压力陡然上升。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来，他对太子这个位子可以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他看来，东宫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令他动弹不得。
在李承乾当太子的早期，朝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太子李承乾决断。每次皇帝外出巡视，都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隔三岔五就带着家丁到东郊放鹰走马，行围打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东宫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挑选了一批体貌特征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他将他们五人为一组编为一个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住了进去。每天，他拎着刀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与左右分享。
太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可李承乾要的是自由。他躺在东宫的草地上，做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草原英雄梦。他常幻想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高原之上横扫下来，发出凄厉的嘶鸣。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热血男儿该去的地方，他对那个刀头舔血的民族有着无限地向往。他说：“假如现在的我是一个可汗，是一个已经阵亡的可汗，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草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这个伟大的创意让太子兴奋不已，他憧憬道：“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当一个突厥将军，我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让那些东宫辅臣们一筹莫展。在李承乾眼里，循规蹈矩的太子生活实在是无趣，就像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从八岁被立为太子，就跟着太宗皇帝参与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倒像是宫殿里的一把椅子、一个铜兽。太子居于大唐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之下，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太子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上天赋予李承乾的应该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他的兴趣和情绪是多变的，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太子这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位子，李承乾的性格显然是不适合的。
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压抑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李世民让文官为太子量身定制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历代圣贤之书，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贞观四年七月，李世民任命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李承乾的教育。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李承乾似懂非懂，“未尝不耸然礼敬”，对李纲十分敬重。
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没有接触过民间疾苦。皇太子的尊贵地位容易使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迷失自我，并渐渐染上生活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恶习。而他在理政期间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不纳谏言等问题，也让那些最初看好他的人大失所望。李承乾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忠孝之道，在人前也表现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沉迷于声色。
李纲病逝后，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承担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李百药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历代太子成败之事来讽谏李承乾，受到李世民的褒奖。他对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
遗憾的是，李百药并没有像李世民所言的那样做到善始善终。这不是李百药的问题，而是李承乾出了状况，使得李百药心灰意冷，离他而去。当时李世民一心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李承乾对于父皇也表现出无比的敬畏，可这种敬畏，仅限于李世民一人。人们认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龙子龙孙接受的教育是帝国最高级的教育。其实不然，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衡量，皇子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不但不是高级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头疼的。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受到的宠溺比别人更深一层。可以说，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为他服务的保姆、太监、差役。他们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李承乾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
李承乾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奢靡，身为父亲的李世民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还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也就是说关于太子的物质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须限制。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
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令择名师，以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和于志宁一起辅导太子。此后不久，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并借此逃避父皇对自己的教导。太宗皇帝特意嘱咐杜正伦：“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你们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经常拿李世民的这句话吓唬他。结果被李承乾抓住了把柄，反告了杜正伦一状。他说杜正伦一天到晚以皇帝的口吻训斥他，让他备感压力。这句话在李世民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令他深感不安。他不禁责备杜正伦道：“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
李承乾并无半分收敛，每日里与小人为伍，对杜正伦、于志宁的直言相劝置若罔闻。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他居然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的住处，他们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而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随之宣告失败。
在此之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李承乾也是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差点将其活活打死。无奈之下，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走的时候庆幸自己捡回了半条命。
帝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这个荒唐之人根本就不是皇家精心孕育的龙种，而是一只胡蹦乱跳的跳蚤。从此以后，东宫的大臣们和太子李承乾彻底决裂，而后者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又何止李承乾一人。比如说，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他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
宫殿本是一个泯灭自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打着天意的旗帜由人来设计，在这里大自然可以没有春夏秋冬，人也不需要喜怒哀乐。一切都被格式化，人变成了一个符号、一颗棋子，被强行纳入森严的秩序中。可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愿意做一个没有表情、只有脸谱的权力符号。
不活出自我就不痛快，他宁愿躺在草地上装一个死人，也不愿意穿上皇帝的新装去参加一场精心安排的假面舞会。假如有一天他真的当了大唐天子，伟大的帝国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画面让人不敢想象。
出于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李世民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完美的表现，因此面对年轻的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很容易使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但李承乾玩得越疯癫，有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儿，最好能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李世民的欢心。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皇帝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信号，朝中许多有心的大臣也见风使舵和魏王李泰拉关系，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在权力斗争面前，兄弟反而成了潜在的危机，宫殿里的风吹草动往往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有人说，国之储君就是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身为皇帝的父亲提防着你，身为皇子的兄弟惦记着你，而大臣们又审时度势地应酬着你。如今，太子李承乾就是那个活靶子，而他的兄弟李泰就是那个举枪瞄准的狙击手。
贞观十二年（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这句话让李世民听得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纷纷跪地谢罪。当时朝堂之上的“谏臣之王”魏徵还活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他。他直接反驳李世民：“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魏徵比唐太宗大二十岁，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徵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李世民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儿以及自由生活的主张，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徵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他会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李世民不再让步，他索性亮出自己的底牌，说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李世民的说法。他反驳道：“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堂堂一国之君连这样的话都能脱口而出，也正印证了“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的史家之言。由此可见，李世民当时已有改立太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大臣们听来已经十分震惊，更不要说传到太子李承乾的耳朵里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承乾的脚有残疾，而且是那种治不好的终身残疾，身体残疾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他变得敏感和多疑，总觉得别人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短处，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也让身为太子的他患得患失。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很容易被他曲解为不满和指责，从而让他产生逆反心理而采取更加抵触的对抗态度。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做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有增无减。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李泰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这本书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贞观十六年正月，魏王李泰将此书上呈太宗皇帝。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褚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道：“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
面对大臣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尽管褚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李泰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李世民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纷纷倒向他这一边。
虽然帝国的臣民都期盼一个仁德之君，但是没有一个权力之主能够真正做到温良恭俭让。权力的本质是排他的，没有哪一个君王会为了维持所谓的仁慈形象，而坐视自己的王朝走向危险的境地。李世民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才会处处维护李泰的利益。
李世民对李泰的垂青，成了对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既然父皇对自己赞赏有加，也许有一天，太子的宝座可以落到自己屁股底下。李泰开始效仿当年的李世民，筹划起了夺嫡之计。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十分卖力地替李泰鞍前马后，拉拢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那些墙头草似的权贵们为了日后在权力世界里实现自我突围，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千百回，然后将自己手里的筹码义无反顾地押在了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的时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他们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夺嫡。人类贪求权力犹如饮血，越喝越渴，越渴越要喝。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表现出难以抑制的饥渴之态。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心头大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李泰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一丝恐惧和不安。对李世民来说，李泰暗中有些什么小动作，他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正是因为他对太子动过废立之念，所以才会对李泰的这些行为有所纵容。当年玄武门的刀兵之声犹在耳边，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轻率的举动。正是他的观望与不作为，造成了两个儿子之间的对立和朝堂上的分裂。刘洎、侯君集、杜正伦、杜楚客……日后还有多少错误和悲剧因此而起。面对自己的皇子，曾经经历的一切一定会刺痛李世民的内心。当年他对自己的兄弟痛下狠手，如今的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摆脱手足相残的厄运。
李世民无力改变宫廷的生存环境，只希望太子能够按照自己所设想的走下去。对李承乾来说，那些强加于己的种种束缚显然是不公平的。生在皇家的孩子，能担得起多大的命？那个叫作命运的东西，将他们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任他们左冲右冲也冲不出去。
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褚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随着事态发展，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打消了废立之心。
贞观十六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劝告李世民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让魏王李泰早点儿死了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魏徵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消除天下臣民心底的疑惑，堵住芸芸众生之口。
从太极宫到大明宫，从东宫到诸王府邸，每一座宫殿，每一座王府，内部都隐藏着一个生物链，环环相扣，而又相生相克。权力顶端的生态平衡，除了依靠血缘的自然力量维持，更有利益的鬼使神差。可是在这条看不见的血连环上，谁也不知道断裂的隐患在哪一个连环上。正因为如此，当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虽然李承乾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将他扶上帝位。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这个世界早就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谁也拦不得，拽不住。可是通往皇位的路并不是一条阳关道，它更像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有可能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十七年的太子生涯，对李承乾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太子府中一个十四岁的太常乐童，名叫尹伊，弹得一手好琵琶，长得也十分标致，还能歌善舞。李承乾给他起名“称心”，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每天都和他厮混在一起，宠爱到“与同卧起”的程度，简直寸步不离。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并不少见。
储位既是天底下最诱人的位置，也同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太子李承乾的上面还有一个强大、精明、敏感、苛刻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很难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自从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太子李承乾就表现得忐忑不安，他总觉得父皇的眼睛无处不在，只要自己表现出一点点的悖逆之举，立刻就会被太宗皇帝侦知。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权力世界的永恒真理。更何况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居然养了一个男宠在身边。这些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唐王朝的百年基业为念的守护人，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放浪姿态，不可能视若无睹。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权力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可能向对手暴露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对称心痛悼不已，还在东宫庭院中盖起一间房子，里面摆上称心的画像，陈列了许多泥人泥马。李承乾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到这里，面对称心的画像，以泪洗面，情难自已。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李承乾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陷入悲愤之中的太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可他并不想去改变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厌倦这种戴着面具的生活。政坛上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有变，东宫辅臣就会敲打他，让他仔细考虑和权衡。
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在自由与太子名号之间，他宁愿选择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堂堂一国储君的位子，竟然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还要它作甚？他再也无心学习朝政，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整天沉浸在歌舞酒宴中。他将数百名奴仆组织起来，让他们梳起高高的发髻，穿起五颜六色的舞衣，打着鼓、敲着锣，像巫人跳神疯狂摇摆。李承乾还派人造了许多大铜炉和铜鼎，让奴仆们偷来许多牛马送进宫中，他亲自用这些炉鼎煮牛马肉，熟了以后，就召集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大吃大喝。
就像那句话说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李承乾愿意做一个突厥人的武士，愿意宠幸一个乐童，却不愿意安分守己做一个太子。他不安分、不循规，这种性格做一个行为艺术家是最合适的，却不适合做皇位接班人。李承乾如此神经质的表现，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他的狂放无羁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让自己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可惜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不然李承乾就有可能被转化为身残志坚的大好青年。
李承乾尝到自由的滋味，也让自由蒙蔽了双眼。他没想到的是，身为太子的他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当皇帝。一个人的自由与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时候限定李承乾自由的只有李世民。如果李承乾这时候放弃太子之位，那么限定他自由的，甚至要取他性命的就不只皇帝一人。
通向皇帝之位的路很多时候是一场“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旅程。此时，太子李承乾的心里蓄满了仇恨，他认定称心事件是魏王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找机会除掉魏王李泰。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不但没有杀掉李泰，其中一人还出卖了他。
随后不久，李承乾又秘密派人上书，声称是魏王府掌管文书的官员，为李泰请封。李世民打开奏书一看，里面写的全是李泰恶贯满盈的罪状。这种做法未免显得过于低级，李世民不用细琢磨也知道是李承乾在背后捣鬼。当李世民质问他时，他为自己辩解道：“儿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只不过求自安之计罢了。如果父皇立李泰为太子，那正是称了他们的心愿，今后谁都可以谋取太子位了。”
从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到唐太宗，四位皇帝确立继承人的过程非常相似：都是刚刚登基便早早地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最后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笑到最后方为赢，他们赢在起跑线，却跌跌撞撞折在了半道上。
不排除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李承乾有些影响，如果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父皇偏爱李泰时的危机感和无助感，也会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行举止多一些怜悯与理解。
4.储君危机的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