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人生百年无梦游，日日如羁囚。眼前的一幕难免让李世民感到似曾相识，皇权交替的路线图又走到了那个变幻莫测的历史拐点。这么多年来，李世民一直不甘心做一个时间的囚徒，他在无数个梦里一遍遍擦拭属于自己的那段血腥记忆。天意弄人，越想抹去的记忆往往越清晰可见。
太阳渐渐西斜了，一种叫黄昏的东西在天边铺展开来。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有重量的，压得那些敛着翅膀的鸟儿低低地掠过皇城的角檐。夕阳将偌大的长安城分成动静分明的两部分：一边是沉静肃穆的皇宫，层层叠叠压得人心底一沉一沉的；而另一边是彤红彤红的东宫，犹如燃烧起来的烈烈火焰。
李承乾眨了眨眼睛，确定这不是一场美丽的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前的美景多像人的命运，而这时候的他就是东宫上空燃烧的火焰。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现在的他要么等待命运的发落，要么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命运。
人类的悲哀在于，人不是一种能永远保持清醒的动物。被猪油蒙了心的太子李承乾居然有了反意，他甚至想到要拉一个合作伙伴。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他认为只有侯君集对现状最为不满，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侯君集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几分把握。他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当年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就这样变成了现任太子李承乾的心腹打手，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的运道。侯君集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那个折磨了他几十年的梦又攫住了他。在梦里，他架着一个梯子登上天去，梯子断了……
自从与李承乾谋划好之后，侯君集常常在梦中惊醒，妻子非常奇怪，对他说：“你是国家大臣，每天晚上这样，一定是有什么事。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应该自己到皇上面前去领罪，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但侯君集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侯君集入伙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而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美人。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唐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唐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太子的破罐子破摔？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方面都同时存在，成为既定事实。
李承乾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谋反大业会坏在齐王李祐身上。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从天而降。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将太子李承乾的政变阴谋也一并交代了。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也随即爆发，在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趋向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他已经在前朝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他越对扭转储位之争丧失信心。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始，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废掉太子了。
虽然早就有预感，但李世民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他那颗对皇权交接异常敏感的心又一次紧缩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真是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命运成了一张中奖率极高的彩票。当李世民神情黯然地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其实他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不过是在试探朝野江湖的水有多深。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替皇帝做主。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十七年的太子，李世民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多数大臣内心认为，这一天对李唐王朝来说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大家心里都有一堆话要说，嘴上却一句话都不说。最后李世民借着通事舍人来济的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来济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也就是说，废掉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留他一条性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对于太子，他有一份内疚。平日来，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于盛世的打造上，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诸皇子。他所谓的重视，也只限于身边官员的密报，而官员们审视皇子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身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传到皇帝耳朵里的话，真真假假让他无从把握。
随后，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的那帮党羽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落得身首异处，但有两个人，李世民想要保全性命。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另一个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己多年，而且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有心饶他不死，然而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自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侯君集不失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他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李泰这个孩子，自小聪明伶俐，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论起相貌来，也是器宇不凡。再加上他向来便表现得礼贤下士，相比之下，患有足疾的李承乾便显得失色不少。由他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嫡长子已经废了，由次子来继任储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基于如此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太极宫正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李世民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边跪着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右手边跪着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
原以为废掉李承乾，李泰继任储君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分作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意外，魏王李泰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谢命运，还是该诅咒生活——就在朝堂上下认定他入主东宫是板上钉钉之事时，那个不起眼的晋王李治居然会从斜刺里杀出。看着这个嘴上没长毛却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平心而论，他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从来没有想过将他立为太子。是这帮大臣太有想象力，还是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李治除了年纪太小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七岁的李治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也就是说，一个人讲究孝道，首先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
此番见解令李世民欣喜不已，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凄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如果说，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是一个皇帝对后备储君的赏识和期望，那么，他对晋王李治的“宠”则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前者关乎政治，而后者关乎亲情，二者并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较量。而今，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定又如何下？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着他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在这里打了一张悲情牌，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但是在这场权力站队中，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吃这一套。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褚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李世民，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褚遂良又警告李世民，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想立魏王，可有没有考虑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褚遂良的担心，李世民不是没有想到，只不过囿于父子之情不愿意加以正视罢了。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魏王能放他一马，令他保住性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他又怎能为了册立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年少无辜的晋王？
人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一个恒定的方向，它指引着人一次又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再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重演。
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他不得不承认，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李世民像是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忽然，他站起身来，面向朝臣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朕不能……”
当天的朝会除了半句没有说完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他说他不能，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储君？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心里到底怎么想。
这些时日里，魏王李泰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躁难安。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表现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又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5.谁的道义和良心债
此心不定，随机而动。对于此时的李泰而言，他已经无法在这场权力拔河中做到气定神闲。并不愚蠢的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行为，他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也恰恰因为这句话，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本就不具有刚霸性格的李治显然被吓破了胆，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将李泰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皇帝听。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了他的圈套。”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证明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为李唐王朝开启了祸乱之源。单凭这一点，李世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泰得逞。既然没得选，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也只能是李治。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将魏王李泰逐出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君临天下十七年，李世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他终于身临其境地体会了一把。
在随后的一次朝会上，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李世民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将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与魏王李泰相比，李治显然要单纯许多。这时候的李治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本不想当皇帝的人，更能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今天的标准，李治应当属于“不会混”的那一类人。然而，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比如他没有自己的私党，也就不会树敌太多。他不参加皇位的争夺，在品行上不至于恶劣到哪里去，在做人上就胜了李泰一筹。假如由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更易于掌控。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除了长孙无忌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李勣。李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在此情况下，李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李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早在贞观七年，年仅五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由于年龄太小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晋王李治算是李勣的老领导。在这场储位之争的选边战中，李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由此可见，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李世民非常清楚，如果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四 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出发
永徽元年（650年）岁首，同样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季节。漫天卷地的白雪覆盖了整座长安城，却无法覆盖一个盛世的荣光与骄傲。对于身在感业寺的武则天来说，冰冻的时间正在雪地上缓缓退去，即将迎来的是崭新的黎明。紫宸殿浑厚的钟声敲响了大唐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守岁的人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们推开窗子，让朔风吹散屋子里的炭气。随后，人们恭敬地点燃了红色的蜡烛，以庆祝新皇帝登位的第一个元旦。大唐的臣民是不会忘记先皇的，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三年，让天下由纷乱走向太平，人们由流离回复安居。自从秦汉以来，三国六朝，战乱相继，没有真正的承平与统一。然而，李世民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统一局面，二十三年来，欣欣向荣。
太阳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无论你是帝王，还是小老百姓，日光之下，貌似公平。紫宸殿的晨钟在清冷的世界里缓慢而沉重地敲响，随之，各处宫闱和寺庙的钟也次第响起，宏大的声响撼动了白雪覆盖之下的整座长安城。
1.阴谋者的假面与誓言
高宗皇帝李治是受颇多争议的帝王，他的争议性源于两个人，一是他伟大的父亲李世民，二是他将来的皇后武则天。他夹在两人中间不上不下几千年，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下，难以摆脱。
李治在文武百官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是在他母亲长孙皇后的葬礼上。当时只有八岁的李治哭得痛不欲生。这份孝心打动了太宗皇帝，也同时打动了他的舅舅长孙无忌。
李治是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的懂事少年。可是他并不像李唐皇室的大部分子弟那样生得龙筋虎骨，虽然高大，却显得羸弱不堪。为什么多情的人总是长不出结实的身板，难道是浓情耗尽了他们太多的生命精华？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这孩子已经聪明到超越常人的地步。自古以来，聪明之人活得都比普通人要累，因为他们的心放不下。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李治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的文章和书法还是很有造诣的，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辞赋，这好像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多情帝王的共性。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是个音乐天才，自己创作了《上元舞》《琴歌》《白雪》等传世乐章。
综合来看，李治并不是混沌之人，反而白衣胜雪，才华横溢。这时的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其家族极为显赫，为当时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唐太宗对这个儿媳非常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不过对于这桩婚姻，李治自己却始终不是很满意。
李治身上具有浓重的文艺气息，对爱情有他自己的一番理解，当然很多想法都是来源于文艺作品。直到遇见武则天，他才真正领略到世间情为何物。他们结缘于太宗皇帝的寝宫，那一刻，“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至于武则天，有人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没有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太宗皇帝那里寻不到出路，才将感情转移到太子李治的身上，以寻找机会。
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要说这时的武则天内心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管怎么说，这段让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不伦之恋，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直至长成一棵树妖藤怪。十九岁的李治就这样深深地迷恋上了比自己大的武则天。在备尝风霜、充满心机的武则天眼里，李治不过是个感情冲动、腼腆有加的大男孩。也就是说李治是一颗多情的种子，迟迟没有完成自己心理上的“断乳”。这时的武则天还没有想到更多，只求能够在复杂的后宫世界里生存下去。至于将来，她不敢想，就算是想破天也没用。
在错综复杂的宫廷生活中，身为太子的李治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渴望回到童年，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因为在那里，他才能感觉到温暖、安全、无忧无虑。可是，母亲长孙皇后早已去世，他也已长大成人，无法再回到那备受女性宠爱的童年时期。于是，本能促使他寻找梦中的港湾，眷恋比自己年龄大、成熟、意志坚定的女人。这正是李治这类具有恋母情结、性格懦弱的男人常见的自慰方式。
武则天身上正好具备了这一切——热情、机智、美貌。在武则天这里，李治的人生激情和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和满足，她是一个活着的“母亲”、现实的情人，是自己难以舍弃的心理和肉体的温床。
感业寺位于朱雀大街以西约三十里之外，原先是蛰伏于长安城外废街中的尼姑庵，在武德九年被改名为感业寺之后，这里实际上就成了收容前朝宫女的牢狱。寺内杂树丛生，断垣处处，在残破颓败的佛塔的阴影下，几处低矮的房舍悠闲地散落于荒野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备极哀崇的丧礼仪式结束后，后宫里未生子女的嫔妃们，不论老的小的，一律循例被打发进感业寺。死了丈夫，她们自然就成了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作为先皇的女人，惹出是非就是丢当今皇帝老子的人，将她们放入民间又不妥，只好让其出家当尼姑。
以至于感业寺里美女如云，人满为患，计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诸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诸女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其八十一御妻，以及原来年老色衰、已被除册的，总计有二百人之多。剃度在升平殿举行，三个剃度师已经进行了两天，还没剃度完，先皇李世民的妃嫔们柔美的头发，已被装了整整三大箩筐，升平殿内外一片哭泣声。
昨天她们为了争宠，为了品级的提升，个个费尽心机，争相打扮，倾轧对手；今天竟一个个被当成过期无用的奢侈品，扫地出宫。武则天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也被送出宫削发为尼。武则天虽然不甘心，但这时的她也只能任时势摆布，内心揣着一份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际上成了当今天子之“别宅妇”，身份极为尴尬，前途也是一片黯淡无光。
武则天心存的唯一指望，便是与高宗皇帝那似有若无、脆弱易断的爱情——如果那一夜欢愉能称之为爱情。不管怎样，在生存面前，爱情永远是美丽又易碎的奢侈品。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充实掖庭。当武则天听说选妃嫔选到自己头上时，态度是决然而冷淡的。母亲要与她泣别时，她只是冷冷地说：“见天子安知非福，何必作儿女之悲？”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符合她后来的行事作风，做事果决，不拘泥于女儿态。母女的生活状况已经这样了，如果上天眷顾，入宫就成了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虽然入宫是从末等的妃嫔做起，但是毕竟也算靠近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
十四岁的武则天来到了帝国的都城长安，成为唐太宗后宫万千佳丽中的一员。这里面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也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相比之下，武则天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她刚进宫不久，就被封为才人，并赐号武媚。刚进宫就被封为五品才人，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情。要知道，后宫佳丽三千，皇帝身边的女人多了去了，可是真正能够得宠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成功的概率低到就算作弊都很难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