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情有独钟地哺育了一个民族——满族（清代称满洲人，简称满人，即今满族先民）。满族历史的确切记载，约始于明朝初年。同时，也就掀开了爱新觉罗家族史的第一篇章。由于史书记载的缺略和清朝皇室的精心杜撰，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历史曾为层层纱幔所遮掩。要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两个历史之谜，一个是发祥地之谜，再一个是姓氏之谜。
一 发祥地之谜
关于爱新觉罗家族发祥的神话传说，清朝历代官修史书如《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以及康熙年间修《御制清文鉴》中均有记载，其中以《满洲实录》的文字较为详明。《满洲实录》开篇写道：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彼时长白山东南鄂漠辉（地名）鄂多理（城名）内有三姓，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汉语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里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始祖也。[1]
图1 《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满洲实录》）
这就是清朝“钦定”的始祖“历史”，经过大事渲染，曾为广大满洲人所耳熟能详。清朝皇室试图借助这个传说告诉人们：爱新觉罗的始祖也就是满洲始祖，是天女所生；清朝的发祥地就在长白山。
长白山，又名太白山，白山。山势雄阔，林深似海，绵延千余里，走势由东北向西南，是今天中、朝两国的界山。长白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巅冬季白雪皑皑，夏季云雾缭绕。主峰峰峦环峙，拱着一潭碧清透彻的湖水，即清人所谓“闼门”。闼门又名龙潭、温凉泊、图们泊，今称“天池”。“图们”是满语“tumen”的汉字音译，意为“千万”之“万”，引申为“三江”万水之源的意思。[2]三江则指：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三江均以天池为源头，居高临下，排闼而出，白浪层叠，奔腾倾泻，景色十分壮观。三江沿途穿山过岭，接纳无数条河流，细大不捐，终归浩浩荡荡汇入大海，充分显示出取之不竭的生机、宽广博大的胸怀和神奇魅力。长白山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饶。所以满洲人一向把长白山视作本族先民生息繁衍和从事渔猎生产的重要基地，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把这一带说成是祖宗“衍祥”的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从清朝皇室认定长白山是始祖诞生地，长白山就成了神圣所在。康熙十六年（1677），玄烨曾派遣内大臣武默纳等人前往长白山瞻礼，又撰《祭告长白山文》，称颂“仰缅列祖龙兴，实基此地”。乾隆时礼亲王永恩《望长白山》诗：“屴白山高，云深人莫至。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都把长白山看成是龙兴之地。长白山以东约50里处有山名赤峰（俗称红土山），下有圆池，因“池深而圆，形如荷叶”得名。赤峰和圆池与文献记载中三仙女沐浴的布库里山和布勒瑚里湖的地理位置大体符合，正可作为始祖发祥的实证。于是，圆池被定名为“天女浴躬池”，复于池西南侧立“天女浴躬碑”一座以为纪念。[3]
但是神话传说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更何况经过清朝皇室精心改造的神话传说完全淆乱了其祖先的迁徙足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爱新觉罗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发表过不少高质量的论著，[4]使一个历时已久的谜团逐渐显现出清晰的脉络。下面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理解，对爱新觉罗氏先世的发祥地点和迁徙过程做一概括的说明：
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原在遥远北方的松花江流域。关于他们南迁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甚少。朝鲜李氏王朝官修《龙飞御天歌》，成书于1395年（李朝太祖四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是现存较早的一部珍贵史料，披露了爱新觉罗家族直系祖先吾都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南迁以前的若干情形。书中谈到李朝太祖李成桂与女真酋长的历史关系：
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怀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漫，皆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5]
李成桂称帝前长期居住在朝鲜东北境会宁、镜城一带，与邻境女真酋长联系密切。但书中所称“野人”酋长“皆服事”、“东征西伐，靡不从焉”，显然是夸大其词。女真语“移阑豆漫”即汉语所谓“三万户”，《龙飞御天歌》记为：斡朵里万户夹温姓猛哥帖木儿，火儿阿万户古论姓阿哈出，托温万户高姓卜儿阏。所谓三万户，应是居住在松花江下游沿岸的三个酋长，[6]源于元代。元朝曾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设官牧民”，置斡朵怜、胡里改、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居民“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7]元末，当地仅存斡朵里（斡朵怜）、胡里改（火儿阿）、托温（桃温）三万户府，朝鲜所称“移阑豆漫”，即三万户，应是旧制的延续。
图2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男像）（黑龙江省阿城）
图3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女像）（黑龙江省阿城）
斡朵里（吾都里）万户猛哥帖木儿，也就是清朝皇室尊为“肇祖”的孟特穆。清人所修《满洲实录》记录了三万户即三姓人的历史传说，虽然经过修史者的增删文饰，仍然保留着合理的内核。就吾都里部来源而言，《满洲实录》将它的肇兴之地系于长白山东南，但鄂多理城原址实际上却在松花江下游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马大屯附近。[8]元末明初，始在酋长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至朝鲜东北境的镜城，即斡木河所在地（清人谓之鄂漠辉，朝鲜人又谓之吾音会）。因而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行至鄂多理的事迹，反映的应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从遥远北方溯松花江下游南迁并加入三姓部落的经历。所以，不可以认为猛哥帖木儿是元代斡朵怜部的简单承袭。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满洲先民的社会发展，始终呈现不平衡状态，处在边远地带的女真人长期过着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无力摆脱落后的氏族制度的束缚，一些南迁的居民则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
《满洲实录》又称，布库里雍顺被三姓人推举为主后，定国号为满洲。事实上，“满洲”族名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才正式确立，实录所载，显系后人附会。至于这里所说的“国”（gurun），当然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泛指部落集团，也就是由三个氏族（三姓）共同组合的一个部落。
大约在元明之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些女真部落已开始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原三万户中的吾都里部人和胡里改部人。两部早在三姓时代便互通婚姻，但内部关系松散，除非常时期外，通常是各行其是，所以南迁时分道而行。胡里改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溯松花江移驻绥芬河上游的凤州（今黑龙江省东南部东宁县境，旧称开元城）。20余年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随其孙李满住移到鸭绿江支流的婆猪江（又称佟家江，今浑江）流域，以后就定居在瓮村一带。瓮村位于今辽宁省桓仁县北五女山南麓。婆猪江经此山东部南流，沿江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宜于狩猎农牧。五女山顶部平阔，三面形势险峻，早在高句丽时代即建有山城（今桓仁县五女山城），易守而难攻。李满住选择这样一处地点居住，并不是偶然的。
图4 建州女真居地——五女山城（辽宁省桓仁县）远眺
阿哈出南迁同时，吾都里部也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境内斡木河（吾音会）。两部分道南迁，并未中断彼此的联系。永乐元年（1403），阿哈出受明朝建州卫官职后，随即往招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经阿哈出举荐，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职。永乐九年（1411），吾都里部慑于朝鲜压力，迁往胡里改部所在的凤州。不久，明廷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说明两部虽同地而居，仍各自为政，所以才会将一卫析为两卫。永乐二十一年（1423），吾都里部的左卫再度与胡里改部分道扬镳，迁回会宁故地。
吾都里部南迁过程中，人数迅速增加。《朝鲜太宗实录》五年（1405）五月庚戌条记：“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峻镇迤南镜城地面。”答失为女真别部酋长。2人属下合起来不过180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然而，当他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由凤州迁回会宁故地时，部众已有1000余户，人口6250名。[9]短短18年间，猛哥帖木儿的部众增加到千余户，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在此期间，猛哥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二十年，他率领部属参加了明成祖为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而发动的漠北亲征。战争结束后，他曾到北京谒见明成祖。明宣德年间（1426—1435），他还多次到北京“朝贡”。
但是，吾都里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波三折，不仅经历着各部落间的相互掠夺，而且还不断受到外部邻族的各种影响。南有明朝和朝鲜，北邻蒙古。对势单力薄并且处于涣散状态的女真诸部来说，他们都是先进的大国。女真诸部可以通过和他们的货物交换而得到多方面的利益，但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强邻的控制和压迫。
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余500余户。吾都里部的正常发展遇到重大挫折。《满洲实录》卷一记，外部攻破鄂多理（吾都里）后，“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从始祖传说中的神鹊衔朱果，到神鹊救樊察传说，反映了积淀在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乌鹊崇拜，因此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不加掩饰地写作“以鹊为祖（mafa）”。而这一信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满洲人传统信仰与黑龙江流域通古斯语诸渔猎民族，乃至与亚洲东北部古亚细亚语诸民族为代表的北方原始渔猎文化区的悠远联系。[10]
樊察又写作凡察，是史籍中斑斑可考的人物。《满洲实录》记载樊察幸免于难的传说，与朝鲜史籍的有关记载大体吻合。[11]不过，传说中侥幸逃脱的樊察实际上并不是幼儿，而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吾都里部内地位仅次于猛哥帖木儿的酋长。
正统五年（1440），凡察和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清人谓之充善）因在斡木河一带不获宁居，既“畏兀狄哈掳掠，又乏资财，将至饿死”，[12]只好率领余部从朝鲜会宁西迁辽东。同行的300余户，另有百余户留居当地。途中克服种种困难，最后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重新汇聚到一起。防御外来侵扰的共同需要促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的凋散部落再度走向联合，使亲属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又有了新发展。
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今抚顺东的营盘地方与浑河汇流。汇流处以东是峰峦叠嶂的山地。苏子河即从这些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崛兴的基地。不过，在这页光辉的历史掀开以前，建州女真的发展还经历过多次磨难。
董山迁到苏子河时，年22岁，身体魁伟，仪表堂堂，所属部民，心多倾附。董山因执有明廷颁给猛哥帖木儿的卫印，与叔父凡察发生了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纠葛。正统七年（1442），明廷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以董山掌建州左卫印，凡察掌建州右卫印。与李满住为酋长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
董山骁勇善战，雄居一方。成化三年（1467），明廷借口董山桀骜不驯，不断进入辽东一带抢掠人口、牲畜，将他诱入内地拘禁，不久杀害。同时联合朝鲜，对建州女真聚集的营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围剿。自九月二十四日出兵，经一个月的反复搜剔和杀戮，建州女真死亡千余人，所有积蓄，荡然一空。建州卫酋长李满住及子古纳哈也死于是役。
私有制度的发展，激起女真人对农业社会人口与财产的觊觎，而对朝鲜、明朝边境的频繁骚扰又招致后者残暴的打击。仅在宣德八年至成化十五年（1433—1479）短短46年间，建州女真即被兵五次（宣德八年，1433；正统二年，1437；成化三年，1467；成化十四年，1478；成化十五年，1479）。朝鲜、明军每次入讨，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为宗旨。宣德八年之役，朝鲜军擒斩500余人，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13]成化三年之役，明与朝鲜军队合击建州地区。事后，明武靖伯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自夸其功：“强壮尽戮，老稚尽俘”，可知屠戮之惨。[14]经过多次残暴的“犁庭扫穴”，建州女真的元气大伤，数十年后才得以复苏。
从明弘治年间（1488—1505）起迄嘉、隆年间，迭遭重创的建州女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与毗邻的明朝和朝鲜基本保持了和平关系。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朝官员回顾说：成化以来，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15]局部的冲突虽旋起旋停，但像明朝中叶短短四五十年间大军五次入境抉剔搜讨的破坏性事件，的确再没有发生。
和平的环境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建州左卫首领董山有3子：长脱罗（清人称拖落），次妥义谟（脱一莫），三锡宝齐（石报奇）。成化三年（1467）董山死后，子脱罗继掌本部，脱罗于明正德元年（1506）病故，子脱原保袭职。
按照清朝的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是锡宝齐一支的后裔。“锡宝齐”又称“锡宝齐篇古”，“篇古”（满语“fiyanggū”）是末子、幼子的意思。明朝史籍称为失保。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书记载。锡宝齐只有1子，也就是后来被清朝尊称为“兴祖直皇帝”的福满。福满生有6子：长德世库，次刘阐，三索长阿，四觉常安，五宝朗阿，六宝实。他们兄弟6人分居6处，远近相距20里至五六里不等，以后家族人口增多，进一步分衍为12处。[16]
觉常安（明人文献称教场）居住在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因此被清朝尊为“景祖翼皇帝”。史籍中称赞他“素多才智”，带领兄弟子侄战败邻部酋长硕色纳和加虎，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苏子河）迤西200里内诸部，势力逐渐雄强。[17]觉常安生5子：长礼敦，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明人文献称他失），五塔察。塔克世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自清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以降，其后裔屡遭劫难，世系难以确考。其中，肇祖孟特穆、充善（董山）、锡宝齐、兴祖福满、景祖觉常安、显祖塔克世，前后共六世，其人其事有籍可查。
如上所述，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们由原籍的松花江畔斡朵里辗转南迁，多历坎坷，几度周折，前后历时200年，最后落脚在密迩明朝辽东的赫图阿拉一带。
悠悠岁月，漫漫征程。爱新觉罗氏和其他族姓女真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执著南迁，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因此大为密切了与南方农业民族的关系，使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为爱新觉罗家族从众多女真氏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二 姓氏之谜
在叙述爱新觉罗氏的崛兴史前，还必须就姓氏之谜做一诠释。与发祥地问题异曲同工的是，由于清朝皇室的人为编造，使其姓氏由来长期笼罩在团团迷雾中。
在清朝“钦定”的三仙女传说里，始祖被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系天女所生。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就成了“仙姓”，其嫡裔就成了“仙族”。所谓“我国家肇兴东土，受姓自天”，[18]虽然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在清王朝统治下，确也为爱新觉罗家族“奉天承运”，世代君临满洲各氏族乃至全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
但是三仙女传说的本来面目却并非如此。有关这个传说的原始版本见于《满文老档》天聪九年（1635）五月初六日记事，一位名叫穆克什克的来自黑龙江流域的降民，在讲述流传于当地的三仙女传说时，只提到佛古伦生下布库里雍顺，却丝毫未涉及他的姓氏。[19]足以说明布库里雍顺的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皇室基于政治需要所追加。
已故著名学者郑天挺曾对爱新觉罗氏得姓缘由详加稽考，指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叙列满洲氏族，有金元旧姓，有新兴大族，或以部为氏，或以地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名为氏，惟独缺少其皇族“国姓”，而清修官书大事渲染受姓自天，“若有所隐避”。郑先生进而推论说：爱新觉罗氏派生于觉罗一姓；觉罗本女真旧姓，即《金史》中的夹谷氏；夹谷氏汉姓曰同。同、童、佟三姓同音，而童最习见：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与《龙飞御天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夹温或即夹谷，两称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按郑先生意见，“觉罗”姓前添加“爱新”，以示尊异，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为。[20]郑先生的考证缜密，征引详明，论证得当，在有关爱新觉罗姓氏之谜的诸说中较具说服力。
80年代中，爱新觉罗氏传人，著名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又撰《爱新觉罗氏之谜》一文，根据《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中所载“交鲁”一姓，认为与“觉罗”之音相合，证明女真早有此姓。而满族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均为觉罗姓支裔，也就是金代交鲁氏胤嗣。[21]金、郑二先生的观点小异而大同，都认为爱新觉罗氏先世原姓觉罗。这一点，正是理顺爱新觉罗姓氏渊源的关键。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满洲族姓甚繁，而一姓之中所居地名不一。”满语的“姓”叫作“哈拉”（hala）。同一哈拉的人们，从当初的某一中心地区辐射开去，愈走愈远，血缘关系由亲而疏，地域联系由近及远，最终失去了地域的同一性，在不同的地点逐渐发展起独立的宗族（满语叫“穆昆”mukūn）。《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二记：
觉罗为满洲著姓（hala），内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mukūn）。其氏族蕃衍，各散处于穆溪、叶赫、嘉木湖、兴堪、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乌喇、瓦尔喀、松花江、阿库里、佛阿拉、哈达、汪秦等地方。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虽然成书较晚，但因为是稽考满洲源流之作，所以各家姓氏“俱按原籍地名分类编辑”。其中除少数入旗较晚的所谓“新满洲”和尼堪（汉）、高丽（朝鲜）、蒙古人外，所载各姓氏的分布基本反映的是明末入旗以前的情形，从而为我们追索觉罗哈拉的分衍过程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
明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女真三大部的分布态势大致如下：
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内有许多部落。上引文中穆溪、嘉木湖、萨尔浒、呼讷赫、雅尔湖、佛阿拉、汪秦等地均属其范围。
海西女真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其中哈达、乌拉、叶赫三部均有觉罗哈拉人散布。
“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上引文中兴堪（兴凯）、瓦尔喀、阿库里均在其境。
如上所述，觉罗哈拉的分布，涉及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的广大区域，说明在有明一代，它已经历了长期的繁衍和分化。上引文中的“松花江”下游，曾是吾都里部三万户时代的原居地。元末明初，猛哥帖木儿在“旧有仇隙”的“兀狄哈”女真压力下“挈家流移”，率部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启程，踏上了辗转南迁的里程。他们首先抵达朝鲜东北境的会宁，在外部社会的压迫下，仍未安其居，一度往返于会宁与凤州之间。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在会宁一带被七姓兀狄哈所害，觉罗哈拉一时凋零。正统五年（1440），其弟凡察和子董山在朝鲜威胁下率部西走婆猪江（佟家江）和浑河流域，同时部分族人留居会宁，其中包括凡察的亲兄弟吾沙可、于虚里等人，[22]觉罗哈拉经历了再一次分化。而在明末清初女真人（满洲先民）的地理概念中，会宁一带属“瓦尔喀”。而后，建州左右卫的析置，不可避免地给残缺不全的哈拉组织又一次打击。[23]有明一代觉罗哈拉人们的播迁远远不止上述三次，只不过这三次比较清晰地展示出辗转迁徙与哈拉血缘组织不断析解的因果关系而已。一个比较完整的哈拉组织，在200余年间逐渐畸零星散了。
在氏族社会，氏族的迁徙与扩散是一个自然过程，当人口增长引起生活资料紧张时，剩余的人口遂移居到新的土地。在这种场合，氏族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分离的。觉罗哈拉的变化亦如其他女真族姓，则是在外部社会的干预或者打击，与社会内部攫取财产的武装冲突的合力作用下急遽瓦解的。换言之，私有制度的发展以及由此酿成的矛盾冲突，加快了血缘组织的分解。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宣德、成化年间朝鲜、明军连续五次对建州女真的围剿和屠戮（详前文）。
显而易见的是，女真各部的南迁对自身社会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与外部先进社会的经济、政治交往促进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掳掠的需要又孕育出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招致报复。在明朝、朝鲜、蒙古三个强大势力的频繁干预和影响下，哈拉组织失却了绵延存续的条件。
哈拉组织的瓦解过程，也就是各穆昆不断分衍发展的过程，兹据《氏族通谱》，将觉罗哈拉各穆昆的进一步变化图示如下：
以上八个穆昆，除察喇、通颜两穆昆比较集中，其余各穆昆旁支斜出，在繁衍分析的反复运动中均已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域。这表明：当觉罗哈拉的分支乃至分支的分支，散布到某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以共同地域为前提的新穆昆。
康熙《御制清文鉴》卷五诠释“穆昆”：第一为同哈拉（姓）兄弟，第二为一群人。前者取其血缘相近，后者取其地域相联。这与哈拉纽带的松弛瓦解形成截然对比。接踵而至的重大变化是，老哈拉的各穆昆之间，逐步突破了婚姻的禁忌。在明前期吾都里部内，酋长童亡乃与童所老加茂，并为童姓，互结姻娅；另一酋长童吾沙可的女婿童束时，亦为童姓。[24]反映了老哈拉内不同穆昆联姻的早期变化。努尔哈赤的六祖即所谓“宁古塔贝勒”（汉文意为“六王”），是明季崛起于今辽宁新宾地方的一个乌克孙（uksun，家族），也是觉罗哈拉反复分衍后出现的一个支系。在努尔哈赤诸妻中：伊尔根觉罗氏2人（一阿巴泰母，一第七女之母），嘉穆瑚觉罗氏1人（巴布泰、巴布海母，此氏不录《氏族通谱》八大穆昆之列，当是支族），西林觉罗氏1人（赖慕布母）。[25]其中，伊尔根觉罗氏是觉罗哈拉中较早析出的穆昆，与努尔哈赤家族保持传统婚姻。努尔哈赤起兵后，率先投附他的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即伊尔根觉罗氏。努尔哈赤因他先众来归，妻之以妹，彼此结为姻亲。
按照“同姓不婚”的古老传统，调节婚姻原本是哈拉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氏族由以形成并存在的前提。在哈拉的婚姻禁忌被突破的同时，诸如社会管理、宗教活动的组织等职能也随之为穆昆承担。这样一来，哈拉与穆昆的关系，便由当初氏族与其支脉的关系蜕变为老氏族与新氏族的关系。穆昆具有较近的血缘，比较密切的地域联系，成为新的氏族。
不过，哈拉组织的析解，并不意味同族观点的完全泯灭。据朝鲜史籍记载：明代女真人“名曰同姓，则甚为亲密，每事同心”。[26]除了心理上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观念还依附于同哈拉世代传承的一系列有别他族的信仰内容和仪礼，成为沟通情感的坚韧纽带，清朝官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弘历谕旨云：
我满洲……恭礼佛和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首。[27]
这段文字概括了满洲人传统信仰的基本内涵及清皇室的仪礼特点。它的满文原文载在武英殿本《钦定满洲祭祀条例》卷首，其中“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一句，满文为“meni gioro hala wecengge”，[28]译为“吾等觉罗哈拉所祭者”。另外，《祭天典礼》卷一多处胪举觉罗哈拉诸穆昆在祭祀仪礼与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在历尽岁月沧桑失却血缘纽带以后，觉罗哈拉的后裔们仍保持着一些共同的信仰，是一个连清朝皇室也难以掩饰的事实。
以上叙述了爱新觉罗氏的血脉渊源，说明这个被清朝皇帝套上神圣光环的姓氏，不过是一个古老血缘组织不断繁衍分析的产物。它的正式命名大概不会早于努尔哈赤开国时代，因为在努尔哈赤的六祖即“宁古塔贝勒”时代，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还只有近30人。
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族，当然还不能与觉罗哈拉的各大穆昆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氏族通谱》所载八大穆昆中，有“阿哈觉罗”一支。“阿哈”，在满语中是奴仆之意。而《氏族通谱》所载录的阿哈觉罗氏后裔，的确无一例外均系包衣籍出身。满洲包衣籍旗人，在清入关以后身份地位虽逐渐提高，但他们的祖辈曾经隶属奴籍本无可置疑。据此来看，阿哈觉罗穆昆大概不是哈拉组织正常分衍而成的某一血缘分支，而是基于共同的为奴历史而被单独打入另册的氏族成员。然而，也就在这部分人沦为奴仆的同时，与之同一哈拉的少数族人，即所谓“爱新觉罗”（金觉罗）的一支，却在崛起为显贵阶级的代表。觉罗哈拉内部的分化是明末女真（满洲）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深峻的缩影。而同样性质的分化与对立也将长久贯穿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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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洲实录》卷1，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1968年影印本。原文较长，引文略有删节。
[2] 王锺翰：《东北考察记》，载《清史续考》，华世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 李治亭：《关于三仙女传说的历史考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 俱详王锺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载《清史续考》，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