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二年五月，阿巴泰、岳讬等率军征明，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掳获人畜而还。此后他连年率军征明。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他受命掌工部事。崇德元年（1636），他被封为多罗饶余贝勒，与受封亲王的兄弟侄子们比，低了两级。同年，他同阿济格等率兵征明，深入内地，破昌平、定兴等十二城，经58战，掠获人畜18万，大获全胜。此后多次领导清军征明。其中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在崇德七年（1642）。他以主帅身份率八旗劲旅自长城而南，数月间横扫直隶、山东，并蹂躏江苏一部。战报称，共克城镇88座，俘获人民36万口，牲畜32万头，掠获黄金1万余两，银220余万两。[66]征明大军在第二年六月才返回辽东。虽然清军又退归长城以北，但这次入侵却使明朝虚弱衰朽的真相暴露无遗。两年后明朝的大崩溃，已在此时注定。誉满功高的阿巴泰于顺治元年（1644）被晋封于多罗饶余郡王。他的戎马生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为清朝兴起奋斗一生的阿巴泰死于顺治三年（1646），时年58岁。康熙元年（1662），追封和硕饶余亲王。
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是皇太极倚信的年幼兄弟。3人均为大福晋乌拉纳喇氏所生。乌拉纳喇氏丰姿娆美，且富于机智，一度深受努尔哈赤宠幸。阿济格是大福晋所生长子，素为父汗钟爱，幼年被封为台吉。父汗分拨诸子属员时，阿济格得15牛录，并受命专主一旗，为金国统治集团中权位最高的和硕贝勒之一。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等诸贝勒以努尔哈赤生前曾有遗言，迫使阿济格的母亲乌拉纳喇氏殉葬。关于乌拉纳喇氏被迫殉葬的真实背景，后人有种种推测，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史中一段扑朔迷离的插曲。[67]母亲的悲剧结局并未妨碍阿济格似锦的前程。以后，他多次辅佐皇太极对邻国作战。先后参加过宁远之战（天聪元年，1627），宁、锦之役（天聪三年），入侵明朝之役（崇德元年，1636），夺取皮岛之役（崇德二年），松、锦大战（崇德六年），以及攻占山海关以东各城之役（崇德八年）。
阿济格在战争中多次担任主帅，骁勇善战，从极重军功的宗室贵族中脱颖而出。顺治元年（1644），几位来华的日本商人对阿济格有如下的描述：
听说是个粗野人，考虑问题粗率，所以从来不过问政务。看来年纪近五十岁，麻脸，身材魁梧，眼神令人望而生畏。为人剽悍，在交战时，攻城陷阵，无往不胜。大明和鞑靼交战之际，屡建军功。[68]
阿济格在战场上虽然所向披靡，政治方面却鲜有建树，尽管他在天命末年已跻身议政贝勒之列。每遇集议国事，阿济格惟知“夸诩鹰犬良马，旁及戏言”。[69]加之平素作风粗鲁，性情暴躁，贪得财货，热衷杀掠，以至引起皇太极不满。天聪二年（1628）被降为不主旗的议政贝勒。崇德元年，仅封多罗武英郡王，位在多尔衮、多铎、豪格、岳讬等弟侄之次。不过，终皇太极之世，阿济格一直是他军事上的得力支柱。[70]
阿济格同母弟多尔衮为人多才多智，英武超群。天聪二年，多尔衮随皇太极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有功，皇太极赐多尔衮美号“墨尔根戴青”，同时赐多铎美号“额尔克楚虎尔”。为此皇太极当众宣布：对那些不称其美号仍称其本名的人，“若是男人，则罚取插着弓箭的箭袋。若是女人，则要脱掉她穿的衣服”。[71]是年，多尔衮年仅17岁。他和弟多铎对皇太极忠心不二。天聪五年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天聪七年（1633）十月，皇太极在总结设立六部以来的情况时说：“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72]表示了对多尔衮吏部工作的肯定。多尔衮目光敏锐，关于金国发展的设想很有远见。天聪七年，皇太极询问诸贝勒关于征明、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时，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出发，建议皇太极“春宜整顿兵马，乘谷熟之时，入边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诸物，为久驻之计，可坐而待其敝”。[73]多尔衮的建策，符合金国国情，得到皇太极重视。从此，八旗军队一再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以削弱明朝力量，创造与之决战的条件。
皇太极改元称帝的原因之一，是得到元朝传国玺，在获得传国玺这件事上，多尔衮立有大功。天聪九年，他奉命招降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因林丹汗先得元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使额哲将传国玺献给了皇太极。当时视为吉祥之兆，促成皇太极登上皇帝大位。多尔衮因功封头等王爵，即和硕睿亲王。
崇德三年，多尔衮被授予奉命大将军号，统八旗左翼，岳讬率右翼。两支军队袭破明境直隶、山东的40余城，于第二年携带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盛京（沈阳）。在而后爆发的松、锦大战中，他又立新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得为摄政王，掌握清朝最高权力。这与皇太极生前对他的器重和培植有关。
皇太极诸兄弟中，多铎年龄最小。天命末年，得父汗遗产30牛录，并任正黄旗（后改正白旗）和硕贝勒，与议国政。天聪二年13岁时，从征蒙古多罗特部，获“额尔克楚虎尔”美号。此后随诸兄长年东征西讨，地位日益显赫。天聪五年三月，皇太极意在削弱诸大贝勒把持刑事讼诉大权，借口“今闻国人皆有怨言”，以“国家法纪……有宜更改者，作何更改”为主要议题，令诸贝勒大臣奏陈。大贝勒代善将民有怨言归结为“用人之失”，建言将谳狱诸臣选择更易，却无意变通大贝勒操纵刑政的旧制。大贝勒莽古尔泰声称自己“每据三次供词复加详阅，以断是非，未有明知而敢枉断者”，断然否定了皇太极对刑政阙失的指摘。多铎与兄德格类、济尔哈朗等贝勒的奏言倒颇能迎合汗意。多铎奏言言简意赅：“前人明习法度，业有成规，当令遵而行之。”[74]前人法度，无非是汉人制度，即悖离本族合议裁决之旧辙，取仿明朝制度之成规。依仿汉制集中司法权的主张，直接导致了同年七月刑部之设。
图10 多尔衮像
图11 多铎像
多铎连年从军作战，在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活中经受了锻炼。但相对他的几位兄长来说，毕竟年幼不少，没有显赫功业可以自炫。但崇德元年，仍封一等王爵。册封敕谕中称：“考核功罪，虽无大功于国家，以父皇太祖之少子封为和硕豫亲王。”可见皇太极提携培植幼弟的一片苦心。在这以后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多铎与明将祖大寿作战败走，损伤人马数十。崇德四年（1639）五月，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对他严加训斥，并援举他临阵败走，行猎不能约束整齐，酗酒妄行三事，以及“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等劣迹。众议多铎应削亲王爵，所属户口并一切家产全部入官。皇太极宽宥了他除战败逃遁以外的所有过错，命没收其奴仆牲畜财物和本旗所属满、蒙、汉人牛录的三分之一，给其兄多尔衮；降和硕亲王为多罗贝勒。[75]后来多铎在修城、屯田及作战方面虽立了功，迄皇太极逝世止，只恢复到多罗豫郡王。
皇太极叔伯兄弟中，受到重用的是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是皇太极叔父舒尔哈齐第六子。13岁时因父囚禁死，由努尔哈赤收养。天命十年（1625），往援蒙古科尔沁部有功。天聪元年，从兄阿敏征朝鲜。在天聪三年突破长城入掠明朝腹地的战争中名声大震。第二年，阿敏获罪削爵，济尔哈朗继掌镶蓝旗，成为地位最高的和硕贝勒之一。天聪五年，主管刑部，为金国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仍连年带兵出征。崇德元年，因功封和硕郑亲王。崇德年间，济尔哈朗始终是战场上的风云人物。[76]与其父、兄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从未受到过责罚，政治上一帆风顺，在同辈兄弟中也不多见，这可能得益于他处事的精明和审慎。
皇太极诸兄弟中功勋卓著的还有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敏，他们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在内部权力之争中却一败涂地，均以厄运告终。此外如阿拜、汤古代、塔拜、巴布泰、赖慕布，也都以功封爵，但相比之下，生平比较平淡，少有大的波澜。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巴布海。
巴布海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所生，万历四十一年（1613），派他入质于明，明不纳而还。初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一等甲喇章京。曾奉命同阿拜祭陵，不等阿拜同行，自己先往。用于祭祀的牛未到，就取民人的牛替代，再用祭牛偿还，民人嫌牛小不要，告状到上边，命罚银30两偿还。巴布海不还，再起讼端。他将此事奏闻皇太极，却被后者斥为“愚黯”。崇德四年，授梅勒额真，封镇国将军。巴布海不满自己的地位，曾对固山额真谭泰发牢骚说：“愿罢我梅勒额真，堪为梅勒额真者，多于草木!”谭泰不敢相信，问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还对天发誓说：“若口与心违者，天日鉴之！”图海奉命根据牛录贫富派差，巴布海又赌气说：“我所领牛录甚富。”这些话都被报告给皇太极。巴布海大为不满，指谭泰等人诬告，并质问说：“我非太祖之子欤？”审讯属实，罪当死，皇太极宽大处理，只夺爵位。
迨至顺治朝，有人投匿名书信于一等公塔瞻处，告讦谭泰。经追查，信来自巴布海家。谭泰有宠于摄政王多尔衮，权势炙手可热。逮讯巴布海，不承认讦告之事，巴布海及妻并子均坐死罪，没收家产给谭泰。顺治九年（1652），谭泰诛死，又将其子女和遗产给巴布海。[77]这些纠葛都缘于入关以前的恩恩怨怨。
费扬古，努尔哈赤第十六子，皇太极时获大罪被杀，削除宗籍。[78]有人疑为莽古尔泰同母兄弟，死于天聪九年逆谋之狱。[79]
皇太极子侄众多，年富力强，是家族中生机勃勃的第二代。皇太极本人共有11子，他生前，只有长子豪格最出类拔萃。
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为继妃乌拉纳喇氏所生。早年从征蒙古察哈尔等部，有功，封贝勒。皇太极即位，豪格年17岁，随其伯父代善、阿敏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天聪六年，从父亲手中接掌镶黄旗，为和硕贝勒。第二年，皇太极下诏询问征明、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豪格建议用“更番之法”攻明，即待战马膘肥时，加上汉军大炮，两路夹攻山海关；必要时则“遣人招流贼（指李自成农民军）”。[80]关于联络农民军的主张，在所有参与会议者中是很新颖的。崇德元年，以军功晋封和硕肃亲王，并兼摄户部。
至此，豪格爵晋一等，志得意满。但此后不久，政治上却屡受挫折。崇德元年八月，豪格因与岳讬散布不满皇太极的言论，被革亲王爵，降为多罗贝勒，罚银千两。三年，从叔父多尔衮率大军入掠明境。因功复肃亲王爵。册封印文中有“尔从前获罪，自后屡拔城池，克敌建功，兹用仍给册印，复封尔为和硕肃亲王”语。[81]此后，又一度由亲王降郡王，并以战功复封。
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命豪格与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共同断理诸务，如会议不能断结者，方许奏闻。豪格已跻身于清政权的领导核心。作为皇太极长子，加之战功卓著，势力强大，他本来很有希望走上权力的顶峰。但是，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崩殂，爱新觉罗皇族内权力之争再度激化，并将豪格的人生旅途引向另一种结局。
岳讬是代善长子，皇太极年岁较大的侄子之一。天命六年（1621）首立战功，年方22岁。天命十一年随父亲往征蒙古扎鲁特部，获胜而还，以功封贝勒。天聪元年（1627）征朝鲜时他是名列第五的贝勒，朝鲜国王李倧乞降后，岳讬支持济尔哈朗与其缔结和约，反对阿敏继续用兵的企图。在蹂躏明朝腹地的远征中战绩显著。天聪五年，受命主管兵部，即“总理各旗兵部之主”。[82]岳讬主掌兵部，有助于军事指挥权的重心由诸贝勒向汗倾斜，由此亦可见皇太极对他的倚重。
岳讬的突出政绩之一是明确提出善待并积极安置被征服的汉民。奏言中反省以往教训；“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者屠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抚谕，人怀疑惧”。所以他力主对新降汉宫汉民，尽量怀柔抚绥，使天下人知之，归顺者必多。[83]他还曾对明朝降将剖明心迹说：“杀掉辽东之民是先汗的罪。虽然如此，那是不懂道义的时候的事，想起这件事，我们心想如果有二身，则愿杀一身；如有二头，则愿打碎一头”，[84]对先汗滥杀辽民的行径不仅追悔莫及，简直是深恶痛绝了。这与皇太极提出的要以“古帝王”为师，“躬行仁义”[85]的主张是一拍即合的。没有这种政策上的调整，也就不会有清朝的顺利发展和宏大基业。
天聪六年至九年，他多次随征蒙古察哈尔部。崇德元年，封和硕成亲王。然而数月后即因“徇庇”谋逆的莽古尔泰，以及“离间”济尔哈朗与豪格关系两事论死。皇太极虽宥他不死，但爵位降为贝勒。天聪五年，莽古尔泰获谴后痛哭流涕，诸贝勒中惟有岳讬对他表示怜悯，且对皇太极的做法颇有微词。待到莽古尔泰与弟、妹被人告发“阴蓄异谋，大逆不道”，众贝勒均作怒不可遏之形态时，惟独岳讬表示质疑。定他“徇庇”之罪，当由此而来。
第二年八月，皇太极命两翼较射，岳讬推辞“不能拉弓”。皇太极不允，一定要他比较。岳讬勉强起射，拉开弓，五次掉在地上。一气之下他将弓向诸蒙古客人掷去，于是又引火烧身，以“素志骄傲，妄自尊大”定罪，解兵部任，降贝勒为贝子，罚银5000两。半年后，复为多罗贝勒。[86]
不久，他和多尔衮分率两翼大军伐明，被任命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所向势如破竹。崇德四年（1639）正月，病殁于占领下的济南。时年41岁。皇太极闻讯大恸，辍朝3日，追封岳讬为克勤郡王。
岳讬弟萨哈廉，是清初政坛上过早殒落的一颗明星。他只活了33岁，在政治上已很有建树。天命末年，他驰援科尔沁部，又从征喀尔喀巴林部，皆有功，封为贝勒。天聪元年，从皇太极攻宁远、锦州，萨哈廉力战被创，犹苦斗不退，两年后他成为假道蒙古远征中原的将帅之一。
萨哈廉一生戎马倥偬，战绩卓著。在同辈人中，他又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一个，通晓满、蒙、汉文字，思路敏捷，因此在政治上也显露出卓越的才干。天聪五年，皇太极命诸贝勒直言时政。萨哈廉奏言“图治之道，在乎用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贵族中身居高位但惟知好鹰良马的庸碌之辈。大胆抨击了八旗旗主分立，即“我国虽一，而旗则分”的弊端，建议在军、政各方面统一职权，以专委任。萨哈廉的奏言切中时弊，深得皇太极赞许。同年七月，设置六部，命萨哈廉掌礼部，时年28岁。在任期间，以明朝制度为蓝本，多方取仿，使金国制度趋于完备。
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皇太极改元称帝的有关事宜。天聪九年（1635），诸贝勒大臣以金“国势日隆”，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来归，统一了漠南蒙古，兼得元代传国玺，请皇太极上尊号，即皇帝位。皇太极推辞不就。萨哈廉认为是由于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所致，建议由诸贝勒宣誓“改行竭忠”，作为称帝的前提。深契皇太极意旨，说：“萨哈廉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命萨哈廉以礼部贝勒身份主持宣誓。
崇德元年正月，萨哈廉患病。皇太极遣人前往探视，并传谕说，“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是赖”，对他的政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希望他静心休养，早日康复。萨哈廉答语则以大业将成，不能尽力国家，终日辗转床褥为憾。皇太极闻言更感伤痛，又说：国家哪有专靠甲兵来治理的？一旦疆域越来越大，将成大业，而懂得治国之道的贤能却先死去，谁能帮助我治理国家呢？[87]五月初九，萨哈廉病逝。皇太极痛哭多次，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追封为和硕颖亲王。
皇太极很久不能从萨哈廉之死引起的悲痛中恢复过来，思久伤神。某日在翔凤楼上打瞌睡，梦见萨哈廉要牛，惊觉而醒，连忙命人查阅《大明会典》，得知“亲王没，初祭用牛”。六月十一日，命礼部备黑牛1头，如礼祭祀。祭文写得很有意思：
大清皇帝圣旨：颖亲王尔身虽没，天性犹灵，托梦于朕，恳求牺牲。朕察古礼，王没初祭果用牛。先因不知，故未用之。今既见梦，又合古礼，朕甚奇之，遣大臣宰牛往祭，以慰尔心。[88]
代善次子硕讬，生前死后都未享受到弟弟萨哈廉一般的殊荣。天命年间，代善分析家产时，将富裕的属人都留给了幼子，而把贫困的属人分给了长子岳讬和硕讬。硕讬因不满父亲长期对自己的冷遇，曾密谋投明，事泄，被祖父下令囚于高墙之内。不久，放出。[89]天命末年，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硕讬随阿敏弃永平等城败归，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第二年参加围攻大凌河之役，激战中连伤腿、手，挽回一些声誉。随即被封为固山贝子。崇德四年，坐“僭上越份”罪，降辅国公。五年六月，从多尔衮围锦州，因离城久驻，又遣卒私归，论罪削爵。皇太极气愤之极，警告他说：“尔罪多矣!朕屡宥，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法司治之，不汝宥也!”改罚银千两。不久，复封贝子。[90]皇太极死后，硕讬想拥立多尔衮为帝，失败处死，削除宗籍。
代善其他几个儿子如满达海、瓦克达、玛占等，在清朝入关前，均以军功获得封爵。
褚英长子杜度，是皇太极子侄中的年长者，封贝勒时间最长，才干也不在诸兄弟之下，但从未独当一面。皇太极继位后，杜度始终表现得小心谨慎，惟恐引起皇太极的猜疑。既无大的建树，也无大的过失。崇德元年，皇太极册封诸兄弟子侄，杜度仍为贝勒，只是加上一个美名，称为多罗安平贝勒。此外封亲王6人，郡王1人，多数是后来者居上。崇德七年，杜度病死。[91]
褚英第三子尼堪，在清初宗室子弟辈中，亦为较早出名的沙场骁将。但他达到事业的顶峰，主要在清朝入关以后。
皇太极在位后期，孙子一辈逐渐成长起来。由于年龄关系，褚英、代善等人的孙子崭露头角在先。褚英儿子杜度有子7人，年长诸子如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都在崇德年间参加过一系列激烈鏖战，均以战功封公爵。[92]但杜度死后4个月，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及其母即被举告，原因是母子曾对杜度生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常对人哭诉：“贝勒（指杜度）实未获罪，皇上从未遣人来吊。凡贝勒以下等官身后尚蒙赐祭，何独遗我？似此苦衷，其谁知之。”杜尔祜又发牢骚说：“因纵人往塔山，遂归罪于我，罚则我不得免，赏则不及我，何欺凌之甚！”云云。皇太极命俱革去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公爵，黜宗室籍，传谕诸王、贝勒等，以后都不许称他们为“公”及“宗室”。[93]
杜度7个儿子，除第六子杜努文外，在恢宏帝业的时代均立有战功。
代善诸孙中，岳讬长子罗洛浑是较早出名的一个。他于崇德五年往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于塔山，遇明兵，搏战破之，受到御赐良马的奖励。后参加松山大战。崇德八年，坐嗜酒妄议罪，削去贝勒爵，不久复封。[94]萨哈廉长子阿达礼，崇德三年从伐喀尔喀。五年五月，同济尔哈朗驻义州（辽宁省义县），迎接来归的蒙古多罗特部，遇明军拦截，交战得胜，受赐御厩良马1匹。不久参加围锦州、克松山等大战，俱有功。命主管礼部，参与议政。皇太极死后，因与叔父硕讬谋立多尔衮，被处死。[95]
四 诸王争权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病逝，享年52岁，谥“文皇帝”，庙号“太宗”。他死于清朝入关前夕，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来实现。
然而，宗室贵族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矛盾。历代汉人王朝的帝位继承，一般按嫡长的原则进行，即由皇帝生前在嫡出皇子中指定年长者为日后的嗣君。这种制度虽每每使庸懦的皇子以嫡长资格荣登大宝，君临天下，但至少在最高权力交接之际，为当事者提供了一个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不致引发大的冲突或动乱。与这种状况大相径庭的是，满洲人肇兴辽东，开国伊始，制度草创，且带有部落时代传统的鲜明印迹，帝位继承伴随着皇族内讧与争斗，遂成为清初几朝一再重演的现象。
在明代女真社会里，酋长的地位往往按功绩、才力而定。酋长的继承形式，或取兄终弟及，或取父子相袭，并且要经过酋长议事会的集体推举。努尔哈赤称汗建国与皇太极继承汗位，均经过贵族集体会议和推举，体现了旧传统的威力。同样是这种威力，为皇太极暴卒后的皇家争斗埋下了胚种。
早在皇太极未死之前，诸王已开始分党结派，乖争不休，所以朝鲜方面早就预见到“他日必有争立之举”。当时亲王、郡王共有7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其中，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和豪格。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资望最高的代善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果按照父死子立的方式，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是帝位的当然继承者，问题是兄终弟承，在满洲先世也是摭拾可见的惯例。斗争由此而展开。八月十四日，即皇太极故去的第五天，手中拥有实权而又觊觎帝位的多尔衮召见了内大臣索尼，议论帝位继承人。索尼是皇太极的亲信，他不顾多尔衮的意旨，直言不讳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当时，皇太极自将的两黄旗都主张拥立豪格为君。豪格遣人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济尔哈朗表示赞同，但又说要与多尔衮商议。[96]多尔衮和多铎所领的两白旗，则主张立多尔衮。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甚至跪劝多尔衮，早即大位。但多尔衮审时度势，未敢贸然应允。
第二天，在诸王大臣商议立帝的会议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两黄旗大臣，命令所属巴牙喇兵（护军）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会议开始，索尼和巴图鲁鄂拜首先提出立皇子。礼亲王代善也说：“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97]豪格表示谦让。此时阿济格、多铎提出立多尔衮。没有主见的代善随即附和“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认为豪格若立，自己“俱无生理”。[98]这时，两黄旗将领佩剑向前，扬言：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势态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代善托辞年老退离会场。最后还是善于权变的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八旗军兵，由他和济尔哈朗各掌其半，两人左右辅政，到福临年长以后，当即归政。这个折衷方案为双方所接受。但是达成妥协后，双方又都若有所失，争斗尚未完全平息。
十五日，贝子硕讬（代善子）和郡王阿达礼（代善孙）图谋推翻成议，拥立多尔衮，对代善说：“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受到代善的斥责。但他们还不死心，继续私下活动。于是代善举发了他们。质询俱实，因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阿达礼母、硕讬妻结党助逆，及同谋吴丹，一并处死。籍阿达礼家，财产军兵归代善名下；硕讬的财产军兵则没入多尔衮家。并削除宗籍。[99]
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以多尔衮、豪格为嗣君的意见均被否定，但是从这些意见却可以看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或弟终兄及）两种可能性，充分反映出清初皇室继嗣制度的不规范性。最后，当然是父死子继的形式占了上风。到雍正一朝，又独出心裁地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即由皇帝生前亲自书写皇位继承人，密封匣内，放在乾清宫正中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再取视继立。这种有别于汉人皇帝“立嫡以长”的制度，既保持了皇帝在选立嗣君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又可以消弭皇子间的帝位之争，成为清朝制度的一个特点。
话说回来，多尔衮、豪格未能入承帝位，主要是双方各具实力，互不相让的结果。多尔衮战时外出将兵，立下汗马功劳，平日参与议政，主持吏部，积累了处理国政的经验，是宗室贵族中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但是，他对帝位的觊觎终未能实现，还违心地将拥立他的硕讬、阿达礼处死。[100]这不是他主动退让，情愿让贤，主要是在子继父位的大趋势下，多尔衮再想兄终弟及已困难重重，再加上拥立豪格势力的反对，他只好改变初衷。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由于拥立6岁的福临，一切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他成为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豪格作为皇帝长子，皇太极死时已35岁，而排行在他下面的兄弟还未满16岁。另外，他比叔父多尔衮大3岁，又有两黄一蓝旗为实力后盾，本来很有希望继承父亲的帝位。他没有当上皇帝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实力比较分散，皇权还未压抑住强大的旗主之权。领旗的诸王各拥重兵，他们要保持特权，不愿牺牲自己独立的意志。[101]
豪格未能继立，不能不是拥立他的一派人的挫折。但是皇九子福临为嗣君，毕竟给他们保留了面子。福临的即位，虽然避免了两大势力的激烈冲突，但双方积怨已深，又为私利所驱动，矛盾仍在继续发展。
豪格为了与多尔衮势力相抗，开始多方拉拢多尔衮的胞弟多铎。多铎与多尔衮的感情出现缝隙，多铎派人讹诈多尔衮属下，法司质审，认定多铎“藐视亲王（多尔衮）”，应加倍坐以应得之罪。[102]崇德八年十月，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情败露后，罚银1000两，夺15牛录。豪格有意从轻发落，改为罚银3000两。[103]第二年（顺治元年）三月，豪格与多铎同出放鹰行猎，日久始归，部议两人应得之罪。多铎与豪格过从日密。多铎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104]表示转而支持豪格。与此同时，原属豪格麾下的两黄旗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等人，看到摄政王多尔衮权势日隆，转而率两旗附和多尔衮。传统的政治营垒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
顺治元年（1644）四月，原来支持豪格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讦告豪格“图谋不轨”，说他百般诋毁多尔衮，内有“和硕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能者彼既收用，则无能者我当收之”，“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等语；又扬言要“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以解心头之恨。[105]诸王大臣会议，请杀豪格，只是由于福临帝啼泣不食，才得以免死。豪格被夺所属7牛录人员，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其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人，均以“附王为乱”罪处死。
* * *
[1] 《清太宗实录》卷25，第11页上。
[2] 《清太宗实录》卷1，第7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4]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台湾）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第194页。
[5] 《清太宗实录》卷2，第23页上；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193页。
[6] 《清太宗实录》卷9，第28页下。
[7]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197页。
[8] 《清太宗实录》卷8，第28页下至29页下。
[9] 《清太宗实录》卷1,第11页下12页上。
[10] 《清太宗实录》卷5,第3页上。
[11] 《满文老档》（太宗）卷30，天聪四年六月初七日。
[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页。
[13]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41页；卷中，第56页。
[14] 《清太宗实录》卷5，第24—25页。
[15] 《清太宗实录》卷7，第30页上。
[16] 《清太宗实录》卷9，第28页上下；卷10，第8页上下。
[17] 《清太宗实录》卷30，第25页下26页上。
[18] 《清太宗实录》卷10，第37页上下；卷11，第2页上。
[19] 《清太宗实录》卷3，第16页下。
[20] 《清太宗实录》卷4，第10页下。
[21] 《清太宗实录》卷26，第10页下。
[22] 俱详《清太宗实录》卷26。
[2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9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53页。
[24] 《清太宗实录》卷26，第29页下30页上。
[2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10页。
[26] 《清太宗实录》卷20，第28页下。
[2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第111页。
[28] ［日］神田信夫等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册，东洋文库1972年版，第16页。
[29] 《满文老档》（太宗）卷51，天聪六年三月十三日。
[30] 《清太宗实录》，卷17，第5页下至7页下。
[31]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
[32]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
[33] 《清太宗实录》卷22，第9页上下。
[34] “uksun”（乌克孙）在满语中原意为“族”，指血缘关系密切的家族集团，至此以乌克孙为宗室专称，另造“uksura”（乌克苏拉）一词以代之。详《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35—36页。
[35]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9，崇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36]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48—349页。
[37]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12，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
[38]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13，崇德元年五月十六日。
[39] 同上。
[40] 《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1册，第15页。
[41]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31，崇德元年十月十六日。
[42] 《清太宗实录》卷4，第2页上下。
[43] 《清太宗实录》卷8，第26页上。
[44] 《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历史系辑清初史料丛刊1978年版，第3—5页。
[45]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第217页。
[46]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4页。
[47] 同上书，第7页。
[48] 《明清史料》甲编第1册，天聪二年佚名奏本。
[49] 《清太宗实录》卷12，第37页上；卷14，第15页下。
[50] 《满文老档》（太祖）卷33，七年正月十三日，十四日。
[51] 《清太宗实录》卷11，第13页下。
[52] 《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崇德元年五月初一日，五月十四日，七月初七日，七月十九日。
[5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348—349页。
[54] 《清太宗实录》卷9，第14页上。
[5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77页。
[56] 《清太宗实录》卷17，第5页下至7页下；《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52页。
[5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80页。
[58] 同上书，第348页。
[59] ［日］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载《东洋学报》40卷4号。
[60] 《清太宗实录》卷18，第11页上下。
[61] 牟其汶：《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卷1，光绪三十二年本，第9页。
[62] 《清太宗实录》卷18，第16页上。
[6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15，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8936页。
[64] 《清史稿》卷216，第8976页。
[65] 《清史列传》卷1，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84页。
[66] 《清太宗实录》卷64，第24页上下。
[67] 可参看［美］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本传。
[68] ［日］《鞑靼漂流记》，长鸾译，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8—379页。
[69] 《清太宗实录》卷9，第15页下。
[70] 《清史稿》卷217，本传。
[71]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一），第211页。
[72] 《清史稿》卷2，第43页。
[73] 《清太宗实录》卷14，第20页上。
[74] 《清太宗实录》卷8，第19页下至26页下。
[75]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0页下至27页下。
[76] 《清史列传》卷2，本传。
[77] 《清史稿》卷217，本传。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于巴布海死的时间另有一说。
[78] 《清史稿》卷218，本传。
[79]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第8页下9页上。
[80] 《清太宗实录》卷14，第13页下。
[81] 《清太宗实录》卷48，第24页上。
[8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第208页。
[83] 《清史列传》卷3，本传。
[84]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二），第251页。
[85]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29页；卷中，第73页。
[86] 《清太宗实录》卷38，第10页上下。
[87] 《清史稿》卷216，本传。
[88]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46页。
[89]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二），第251—255页。
[90] 《清史稿》卷216，本传。
[91] 《清史稿》卷216，本传。
[92] 同上。
[93] 《清太宗实录》卷63，第24页下至26页上。
[94] 《清史稿》卷216，本传。
[95] 《清史稿》卷216，本传。
[96] 《清世祖实录》卷37，第8页下。
[97] ［朝］《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辑满蒙丛书1921年版。
[98] 《清世祖实录》卷22，第12页下。
[99] 《清史稿》卷216,本传。
[100] 详见王思治《阿达礼》，载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1]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页。
[102] 《清太宗实录》卷65,第32页上下。
[103] 《清太祖实录》卷2，第14页上。
[104] 《清世祖实录》卷4，第3页上。
[105] 《清世祖实录》卷4，第1页下至3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