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清世祖）即位，年号顺治。当时他年仅6岁，由亲叔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翌年春，多尔衮亲率清军入关，夺取北京。同年九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建立起一代中央王朝。在这以后，清朝先后镇压各地农民军，消灭南明3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斗争，满洲人一跃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作为清朝皇室的爱新觉罗家族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
一 底定江山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中原形势突变，为清朝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同年四月八日，福临于笃恭殿赐多尔衮“奉命大将军”敕印，明确提出入主中原，“创世垂统”。敕文写道：“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1]多尔衮成为清朝征服全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二十二日，清军入山海关，击溃李自成20余万大军。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以迎降有功，被多尔衮封为平西王。多尔衮还谕令全军，“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2]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图12 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多尔衮定都北京，目的是要征服全国，但宗室贵族内部在定都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多尔衮同母弟阿济格主张“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守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阿济格提出的大肆杀掠后返回沈阳的主张代表了贵族中的守旧观点，受到多尔衮的严厉驳斥。他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3]十月，福临在北京“定鼎登极”，从此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
在顺治七年福临亲政以前，多尔衮一直控制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指挥下，八旗军队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间，凡兴大师，即授宗室王公为大将军，以任征战。
顺治元年十月，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农民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征江南。二年七月，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往江南代豫王。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二月，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规取闽浙。五月，以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远征喀尔喀蒙古。五年闰四月，命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九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湖广抗清义军李锦、马进忠部。十二月，英亲王阿济格以平西大将军名义戍大同。六年正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西大将军，讨山西大同叛将姜瓖。不久，又命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往攻山西汾州抗清义军。七月，袭礼亲王爵（后改封巽亲王）[4]的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征朔州宁武。十月，命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攻剿山西境内义军余部。九年七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往征湖南、贵州。十年正月，贝勒屯齐为定远大将军，往代阵亡的尼堪。七月，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戍归化城以备蒙古。十一年十二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讨伐抗清义军郑成功部。十四年四月，命宗室罗讬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代阿尔津驻防荆州。十五年，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
顺治年间，宗室王公率领八旗劲旅东征西讨，马不停蹄，相继攻灭大顺、大西农民军，剪除南明小朝廷，镇压了各地抗清武装。一些年轻的王公子弟在军旅鏖战中迅速成长，跻身于显贵。
阿巴泰第三子博洛，顺治初，相继转战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以军功，由贝子进封端重郡王。五年偕叔父阿济格防蒙古喀尔喀部，又徇略大同，讨叛将姜瓖，进封亲王。[5]
阿巴泰第四子岳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入四川，积军功封贝勒，改号安郡王。十年，驻归化城防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使两汗入贡，凯旋收兵。进封安亲王。[6]
瓦克达是代善第四子。崇德八年，因硕讬、阿达礼一案受株连，削除宗籍。顺治二年，复宗室籍，叙功封镇国将军。三年，从叔父多铎剿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远至图拉河、布尔哈图等处，又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封谦郡王。其弟满达海，崇德六年，封辅国公，顺治八年，晋封巽亲王。[7]清朝入主中原，满达海几乎无役不从，军功卓著，所以在代善诸子中升迁最快，地位最显。
勒克德浑为代善孙，萨哈廉次子。硕讬、阿达礼一案亦受株连，被革除宗籍。他当时年轻实未参与其事，故于顺治元年遇赦复还宗籍，封贝勒，代叔父多铎统江南清军，平定浙江、湖北。五年晋封顺承郡王。率军由湖南攻入广西，一路奏捷。[8]
尼堪是褚英第三子。天命年间已立军功。入关初，转战陕西、河南、江苏、四川等省。六年，封敬谨亲王。八年在衡州追击李定国部将马进忠时，陷入重围。尼堪说：“我军击贼无退者。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陷泥淖中，矢尽后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尼堪是战死沙场最显贵的王公。其遗体由湖南运归京城途中，“自焚珠币珍玩亡算”。[9]抵京后，和硕亲王以下，二品以上官员，出郊10里相迎。加谥号曰“庄”。[10]
除上述诸王外，其他如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镇国公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贝子固尔玛珲（阿敏子）、镇国公恭阿（同上）、简郡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后晋亲王）、贝勒尚善（舒尔哈齐孙，费扬武子）、贝子傅喇塔（同上）、贝子札喀纳（舒尔哈齐孙，扎萨克图子）、贝子屯齐（舒尔哈齐孙，图伦子）、镇国将军洛讬（舒尔哈齐孙，寨桑武子）、贝勒拜尹图（巴雅喇子）、贝勒杜尔祜（褚英孙、杜度子）、贝子穆尔祜（同上）、贝子特尔祜（同上）、贝子萨弼（同上）、郡王罗洛浑（代善孙，岳讬子）、贝勒喀尔楚浑（同上）、贝勒巴思哈（同上）、辅国公塔拜（努尔哈赤第六子）、镇国公巴布泰（努尔哈赤第九子）、贝子博和托（阿巴泰第二子）、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亲王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等，也都是顺治年间驰骋战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宗室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恭阿、苏布图等，为清朝的建立和巩固，或战死或卒于军中。
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算起，迄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已经占有除台湾以外的几乎整个大陆。爱新觉罗家族的事业开创了70余年，几代人的前仆后继，使这一事业不断壮大，并逐步走向它的辉煌顶点。
顺治年间频仍激烈的军事征伐，是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内展开的。随着开国元勋的陆续故去，统兵出征的重担越来越多地落在了努尔哈赤孙辈乃至曾孙辈的肩上。他们是天潢贵胄特权庇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地位尊显，家资富赡，田连阡陌，仆从成群，但由于自幼与戎马倥偬的生涯结为不解之缘，所以依旧保持了崇尚军功，骁勇惯战的传统。乾隆年间《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一，在比较清代与前代宗室从征情况时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这一评论，应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少数宗室懿亲之所以能“铭勋竹帛”，与众多八旗兵丁南征北战，效命疆场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爱新觉罗家族的煌煌功业，只是满洲发达史中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却不是它的主弦。
野蛮的军事征服，还使被征服民族，首先是汉人，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炼狱。凡在清军兵锋面前顽强抵抗的，无不玉石俱焚。顺治二年四月，多铎率清军围攻扬州，明臣史可法婴城固守。城破日，多铎劝史可法降，史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11]惟求勿杀扬州人民。多铎不答，杀可法，下令屠城，至四月底封刀。江阴、嘉定等城军民也受此荼毒。豫亲王多铎平江南卓有功绩，屠戮无辜百姓却过于残忍。使这些地区的一些繁华市镇几乎成为废墟。后人因有“江南虽著绩，最忍是屠城”的评语。[12]
当时清军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洲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同时，在京畿一带大量圈占民人土地以安置“从龙入关”的贵族和旗兵，强迫民人“投充”旗下为奴，颁布严酷的“逃人法”以制止旗下奴仆逃亡，以及在全国范围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都大为激化了民族矛盾，并引起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
二 优遇宗亲
宗室贵族既然在底定全国的战伐中立有汗马功劳，而清朝统治的稳固又有赖于宗室贵族的同心协力，都决定了清王朝要将优遇宗室亲贵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颁即位诏于天下。诏书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王公：“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13]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赐册宝、嵌13颗珠顶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1万匹，马100匹，骆驼10只。册文除列举多尔衮诸多战功外，还特别强调了他“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的政绩，包括：皇考（指皇太极）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帅领大军，入山海，破贼兵（指李自成大顺军）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14]主要就是拥立幼子、定鼎北京两条。同时，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宝册，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匹。
豪格于顺治元年四月被讦削爵，至此复和硕肃亲王爵，册文中有“永存带砺，与国咸休”语。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俱晋封为亲王。又晋封多罗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固山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15]
宗室亲贵的子孙，同样是大加封赏的对象，以使“本支百世，与国咸休”，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顺治元年十月即位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年方17岁，只因为是皇太极之子，福临庶兄，就超授承泽郡王。顺治六年，与郡王博洛、尼堪同晋亲王。福临上谕称：“尔等向不在宠贵之列，以同系太祖孙，加锡王爵。至于位次俸禄，则不得与大藩等。”[16]硕塞在两年后正式获得和硕亲王封号，掌兵部、宗人府。顺治十一年殁时，年仅28岁，其子博果铎袭爵，改号曰庄亲王。成为有清一代“世袭罔替”的宗室八王（即所谓“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崇德元年所定宗室封爵制度尚不完善，只是初步分为九等，对王公诸子承袭方式未严格规范。于是在顺治六年制定了袭封之例：亲王、郡王一子袭爵，其余诸子降封一等；贝勒以下子，并以次递降一等授封。至第九等，奉国将军子，授奉恩将军；奉恩将军子孙，世授奉恩将军。世代不替，共为一等。[17]从此，王公子弟世袭，开始有章可循。顺治六年，和硕豫亲王多铎患痘疫亡，封其子多尼为和硕亲王，承袭父爵。同时，封和硕礼亲王代善子杰书为多罗郡王，封贝子拜尹图等9人俱为多罗贝勒；镇国公锡翰等12人俱为固山贝子；辅国公巴布泰等9人俱为镇国公；二等镇国将军恭安为辅国公；宗室郭盖等28人为二等镇国将军以下至三等辅国将军。[18]
一些父祖被削爵除籍的皇族子孙也成为展亲酬庸的对象。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也受株连。几十年以来，积怨很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它的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并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协力。摄政王多尔衮试图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他们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的矛盾。
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而且皇太极并未就此罢休。崇德三年，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从叔父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40余，封辅国公。第二年八月，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不久即下令削除固尔玛珲爵位，并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19]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恢复了阿敏子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赏银3000两，又晋固山贝子。弟恭阿等封镇国公。
顺治十年（1653），舒尔哈齐在死后44年被重新恢复荣誉，追封和硕亲王。孙辈如瓦三、济度、巴尔堪、尚善、傅喇塔等均名重一时。乾隆年间简亲王德沛，咸丰年间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都是舒尔哈齐的嗣裔。
崇德七年（1642），杜度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因心怀怨望，被皇太极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萨弼也受株连。顺治二年（1645），政治舞台上已换了一批新人。主政的多尔衮使杜尔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复封爵。杜尔祜后晋封多罗贝勒，穆尔祜、特尔祜、萨弼晋固山贝子。[20]
顺治初年，还恢复了代善子瓦克达、孙勒克德浑的宗籍。勒克德浑为第一代顺承郡王，后世“世袭罔替”。
据统计，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升为和硕亲王、郡王（包括复爵）的，有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和硕显亲王富绶）、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和硕敬谨亲王尼堪、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有18个王。封多罗贝勒的有尚善、杜尔祜、喀尔楚浑等13人。封固山贝子的有傅喇塔、温齐、务达海等18人，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的，共有96人。[21]与入关前相比，宗室贵族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们的特权也在加大。
随着满洲人一跃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宗室贵族的剥削对象由以往的旗下奴仆扩大到全国人民。剥削对象的扩大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剥削收入。在利用旗地剥削农奴的同时，还依靠国家的强制权力从全国收敛赋税。
在关外时，王公贵族各照爵秩，领取庄田，并不支取俸禄。入关后，沿用明制，征收地丁银、杂税银、盐课、关税银。顺治八年（1651）前后，国家岁入额赋仅1480余万两，顺治末年，已增至2400万两。[22]满洲最高统治者拥有了靠聚敛来的巨额财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俸饷，分给王公贵族。宗室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1万两，米l万斛（5000石）；多罗郡王，岁支银5000两，米5000斛（2500石）；多罗贝勒，岁支银2500两，米2500斛（1250石）；固山贝子，岁支银1300两，米1300斛（650石）；镇国公，岁支银700两，米700斛（350石）；辅国公，岁支银500两，米500斛（250石）。以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依次递减，至奉恩将军，岁支银160两，米160斛（80石）。[23]
以皇帝名义任意颁赠的银物又往往超过固定的收入。顺治五年，以宗室“贫乏”为理由，赐给公瓦克达银6000两，固山贝子尚善等人各5000两；同年，以“奉太祖高皇帝配天”颁赏，亲王赐金100两，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奉恩将军，银40两。顺治八年（1651）正月，福临以“亲政”颁赏，和硕亲王银1万两，缎100匹，以下至辅国公，银1000两，缎10匹；八月，加皇太后徽号，又赐和硕亲王银7000两，缎100匹，以下至多罗贝勒，银1700两，缎20匹。[24]皇帝颁赏的名目繁多，有“登极赏赉”、“亲政赏赉”、“万寿赏赉”、“徽号赏赉”、“配享赏赉”、“升袝赏赉”、“册立赏赉”等固定名义，以及随时即兴的特恩赏赉。历次颁赏都要挥霍掉巨额财富。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例赠约黄缎6400匹，银35万余两，竟以“户部告绌，赏未行”。[25]
与入关前一样，宗室贵族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特权。清朝皇室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人上层精英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为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它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中枢机构则重用宗室亲贵，这成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宗室亲贵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顺治年间，礼亲王代善及其子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多铎子），简亲王罗可铎（岳讬孙），谦郡王瓦克达，敏郡王勒度，安郡王岳乐（阿巴泰之子），都是参与议政的“议政王”。[26]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聚集于皇宫中左门外会议。时人所谓“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27]体现了宗室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宗室贵族仍沿入关前旧习，直接插手六部事务。顺治七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谕：各部事务，有不须上奏的，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28]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称“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福临亲政后继续委用诸王管理部务：巽亲王满达海管吏部，承泽亲王硕塞管兵部，端重亲王博洛管户部，敬谨亲王尼堪管礼部，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管刑部，谦郡王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吴达海管都察院。[29]入关以后，八旗旗主虽无力与皇权（在多尔衮摄政八年中，他实际是皇权的代表）分庭抗礼，仍拥有很大的实力。顺治初年，除福临领有两黄旗和正蓝旗外，两红旗归礼亲王代善和其孙衍禧郡王罗洛浑（岳讬之子）所有，镶蓝旗归郑亲王济尔哈朗所有，两白旗归睿亲王多尔衮和豫亲王多铎所有。其他诸王公，虽分在各旗，都有专属自己名下的佐领（牛录）。这些佐领下人丁，是领主役使的重要对象。换言之，佐领的领有者可以从私属佐领征收“应得之份”，如出兵的掳获物和各种服役。而这种做法，实源于入关以前。[30]另外，宗室贵族还有人数众多的奴仆（包衣阿哈）以供驱使盘剥（说详后文）。
在宗室诸王中，多尔衮“位崇功高”，身为摄政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愈来愈尊显。他先称“摄政王”，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晋“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作为清朝的实际主宰，他专擅自恣，号令天下，以至将应贮大内的“信符”拿回自己府中。[31]
清朝优遇宗室贵族，给予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种种特权，但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又造成贵族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三 再起内争
多尔衮摄政期间，为团结宗室贵族，曾为一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但是由于他威福自专的秉性，在政治上不断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新的斗争，并且发展到极其激烈的地步。
福临在宗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中即帝位，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多尔衮率大军占领北京后，名声大震，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32]他为了独揽大权，于顺治四年二月，借口济尔哈朗“府第踰制”，罚银2000两，罢辅政。[33]由同母弟多铎继为辅政王。多尔衮一系掌握了全部权力。接着，多尔衮又把斗争矛头指向早已视为眼中钉的豪格。
顺治初年，豪格东征西讨，再建新功。顺治三年（1646）三月，授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自陕入川，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清军驰入西充，时值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心脏，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于化龙是明朝战将，天命四年（1619）殁于萨尔浒之战。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的谶语。后人因有“吹箫不用竹，贾勇克西川，底事身遭忌，难将性命全”，[34]以咏其事。后两句，即指豪格返京后的遭遇。顺治五年二月，豪格自四川凯旋还京。但是他在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自由。当时，多尔衮权倾天下，对早有夙隙的他不愿放过，何况，豪格在诸王贝勒中仍有相当影响，也令他感到担心。三月，先有贝子吞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他当皇太极逝世时，与豪格“擅谋大事”，后又曲徇豪格，词连多人。济尔哈朗被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5000两。同时，以豪格征四川时“徇隐部将冒功”的微末罪名，将他投入囹圄，夺所属人员。[35]多尔衮并纳豪格妃博尔济锦氏。豪格被陷下狱，气病交加，不久卒于狱中，年仅37岁。皇太极逝世引发的权力争斗至此告一段落，但多尔衮除豪格，兴起大狱，又使贵族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多尔衮逼死豪格后，顺势将原隶属皇太极的正蓝旗据为己有，声称“俟归政然后隶于上（指福临）”。[36]六年三月，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贵族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但是由于他擅权过甚，终于导致自食其果。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年39岁。其灵柩运回北京，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福临称颂他“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
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成为最显赫的贵族，随即组织对多尔衮一系的反击。
多尔衮亲兄阿济格首当其冲，成为反击的牺牲品。多尔衮摄政期间，阿济格恃功自傲，多尔衮病故，他欲承袭摄政，私下遣人往召其子亲王劳亲，令多率兵来，企图胁迫多尔衮所领两白旗大臣附己。两白旗大臣对性情狂躁的阿济格心存疑惧，为防止被阿济格强行吞并，决定往“依皇上以为生”。[37]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左右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阿济格削爵幽禁，没收所属13佐领归福临；以前取自多铎的7佐领拨给亲王多尼（多铎子）；家产人口牲畜俱入官。[38]阿济格人财两空，身系缧绁，性情益发狂暴。先堆集衣物，欲烧监房，又拆房摔瓦，表示抗议。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可再留，奏入。福临赐阿济格自尽。
阿济格死后，葬于北京左安门外韦公祠。数年后著名学者谈迁过访此地，有感于这位名王生前叱咤风云，享尽奢华，死后墓地一派萧杀的变化，写有《英王墓》一诗。诗中有“英王敢战气如虎，胡床解甲罗歌舞”，以及“燕昭墓上穿老狐，几度酸风叹萧索”等句。[39]这不单是阿济格，同时也是舒尔哈齐、褚英、阿敏、莽古尔泰、豪格等开国元勋人生命运大起大落的写照。
济尔哈朗除掉阿济格后，于第二年（顺治八年）与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上疏追议多尔衮罪，指多尔衮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御用物；欲率两旗驻永平，谋篡帝位；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预政，遂以伊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福临）之继位，尽为己功；盖造府第，与宫阙无异；诳称太宗文皇帝即位，原系夺立；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等等。奏疏最后说：“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40]
墙倒众人推，多尔衮旧部群起附和。正黄旗固山额真、尚书谭泰奏言，何洛会（镶白旗固山额真）依附多尔衮，曾骂詈豪格之子是“鬼魅”。福临下诏追削多尔衮封爵，籍没家产入官。何洛会等人被处死。又定阿附多尔衮诸臣之罪，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满洲显宦数十人俱论死。
多尔衮虽死，难逃其殃。福临命平毁墓葬。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描述了令人心悸的鞭尸枭首场面：“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41]
多尔衮执政7年间，决策攻打北京，定鼎中原，实际上奠定了清朝基业。这样一位元勋死后蒙垢受辱，自然令皇室嫡裔面上无光，且愧对祖先。乾隆四十三年（1778），福临曾孙弘历下诏为其昭雪。诏书说他“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狱。于是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世袭罔替”。[42]这时距多尔衮获罪，已有127年。
话说回来，多尔衮一系失败，首先使豪格冤狱得以昭雪。顺治八年，福临为其兄立碑，文曰：“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43]赐谥曰“武”。子福绶袭父爵，改封显亲王。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落下帷幕时，一些翻云覆雨、附从多尔衮的宗室贵族受到严厉清算。拜尹图、巩阿岱、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极时，拜尹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尹图随同图赖、图尔格、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子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是前往肃亲王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他们两人还与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44]然而一旦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大，就将誓言弃如敝履，转而投靠新主。巩阿岱、锡翰对鳌拜、索尼说：“向者我等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表示对昔日行为的悔弃；对多尔衮则说：“太宗殡天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我等庸懦无能，王所素知也。”[45]将当初拥立皇太极儿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图赖等大臣，乞求多尔衮的宽恕。多尔衮也对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对巩阿岱等投附者，加以擢用。
巩阿岱、锡翰为了博得多尔衮的欢心，不惜反噬故主，甚至主张将肃亲王豪格诸子斩草除根。当多尔衮令两黄旗大臣商议抚养豪格幼子富绶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除灭，养之何用？”又排陷两黄旗大臣，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又充发索尼于盛京，图赖家享堂被下令拆毁。巩阿岱兄弟卖友求荣，因封贝勒贝子，得享富贵。对多尔衮的宠臣也一味巴结，如再三请求多尔衮，将女儿嫁给正白旗大臣苏拜；又将锡翰子巴图、巴哈纳送给多尔衮心腹大臣巴颜收养，两子年长后，多尔衮要他们领回，他们却表示说：“无论此二子也。即他子，方当送来一处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以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竟不领回。
巩阿岱曲意逢迎多尔衮更凶险的一招，是告讦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福临即位后，曾向他表示日后有人“篡夺”的忧虑。遂使济尔哈朗获罪降爵，为革除辅政王权位铺平了道路。巩阿岱在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悖主卖友，一味钻营，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在多尔衮面前，最被信任。[46]而一旦冰山倾颓，积怨甚深的巩阿岱等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治九年（1652）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利用巩阿岱兄弟积极参与作证，将多尔衮主要党羽相继剪灭后，最后清算了他们的老账。结果，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条大罪伏诛；拜尹图亦受牵连，削爵，幽禁，黜去宗籍。[47]直到嘉庆四年（1799），颙琰才下令恢复其后裔的宗籍。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伊里布，是巩阿岱的裔孙。
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也没能逃避惩处。他们于多尔衮生前趋炎附势，百般谄媚，在他死后立即改换门庭，在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逆谋”种种。尽管他们在奏疏中为自己“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的行为表示了反省，毕竟不能改写那段历史。何况他们在罗织睿亲王罪状的过程中，自以为立有大功，分取睿王府没收的大量财货、人口，也引起福临诸多不满。但当时大局未稳，故福临隐忍而不发。八年后他才谕示议政王大臣，列举他们“谄媚抗朕之睿王，及睿王死，分取其人口、财货诸物”等罪，命王大臣会议以闻。奉旨议准，降巽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博洛之子为贝勒；其分取睿王之家人、牲畜、财物俱籍没；投充汉人照贝勒应得之数给予，余俱释为民；惟敬谨亲王尼堪，因出征阵亡，仍由其子承袭王爵，但分取睿王家产一并籍没。[48]
清朝前期，宗室贵族内争相踵，报复不断，与这一历史线索相伴终始的，则是皇权的不断上升与宗室诸王实力的削弱。福临治罪多尔衮，打击了宗室强藩，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两黄旗与两白旗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长期斗争几经起落，以皇权胜利告终。
多尔衮生前领三旗，他将多铎子多尼归入正蓝旗，两白旗分给养子多尔博（多尔衮无亲子，乃抱养多铎第五子）。[49]福临亲政后，在原有两黄旗基础上，又把多尔衮麾下最精锐的正白旗收归己有，形成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上三旗下五旗体制正式形成。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高贵，下五旗则渐成诸王分封之所。与皇权颉颃几朝的旗主之权则成历史陈迹。
体制确定后，福临又变更了八旗官职的名称。顺治十七年（1660）谕，“以后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50]固山额真的汉意为“旗主”，事实上并不真正主旗。取消这一称谓的意义在于，皇帝为天下共主，不能与他人分享“额真（主）”之名。从此，八旗都统特别是下五旗都统，不再是以往王、贝勒的私属，而是渐与部院衙署官员等同，均是任由皇帝黜陟的行政长官。
福临亲政虽只14岁，但不愿再听凭强藩摆布。顺治九年三月，他谕令取消诸王、贝勒管理六部、理藩院、都察院旧制。郑亲王济尔哈朗虽地位尊显，也只晋封“叔和硕郑亲王”，不再让他主掌朝政。
福临亲政后，时常把明代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引为鉴戒。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51]的道理，采纳汉臣范文程等人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认为这是既可解决“赋亏饷绌”，又可“弭盗安民”的良策。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子银，“听兵民开垦”的政策，鼓励垦荒。但因政府本身财政拮据，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使这一政策收效不大，也难以在全国推广。顺治末年，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又颁行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顺治十四年，福临为了防止地方官额外聚敛、豪蠹侵渔中饱，以致民生困苦，特命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的繁重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以后，农民所受剥削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减轻。福临还下令停止了多尔衮为避暑之需，在边外修建新城的工程，免除各省加派银250万两。
顺治十六年（1659）春正月，从遥远的南国传来清军攻取云南省城的捷报。至此，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之外，都被讨平。当有人提议举行祝贺时，福临的反应却意外地平静。他表示，大业一统，“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贺等礼俱不必行”。[52]摆在福临面前的，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突然袭来的疾病，却注定他壮志未酬。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三，24岁的福临染上天花，一病不起，初七夜病死于养心殿。所立皇子玄烨年方8岁。为避免重蹈“皇父摄政王”欺压幼主的覆辙，他在遗诏中指定出身上三旗的四位异姓亲贵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冲主，佐理政务”。[53]
朝廷大臣在福临死后议其庙号，多数人主张仍称为某某“宗”，惟有梁清标坚持称“世祖”。他认为，虽然太祖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之君，但福临是满洲贵族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应该成为“世世所祖也”。诸臣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定庙号曰“世祖”，谥号“章皇帝”。
* * *
[1] 《清世祖实录》卷4，第8页下。
[2] 同上书，第17页下。
[3] 《朝鲜仁祖实录》卷7，二十二年八月庚午。
[4] 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殁于顺治五年，年60岁。康熙十六年追谥曰烈。
[5] 《清史稿》卷217,本传。
[6] 同上。
[7] 《清史稿》卷216，本传。
[8] 同上。
[9]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9页。
[10] 《清史稿》卷216，本传。
[11] 徐鼒：《小腆纪传》卷10，史可法传。
[12]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民国13年版，第2页下。
[13] 《清世祖实录》卷9，第11页上。
[14] 同上书，第22页下23页上。
[15] 俱见《清世祖实录》卷10。
[16] 《清世祖实录》卷10，第6页下；卷43，第7页上下。
[17] 一说为顺治十年定例，见《八旗通志》（初集）卷75，第1421页。
[18] 《清世祖实录》卷46，第12页下至13页下。
[19] 《清太宗实录》卷48，第10页下11页上。
[20] 《清史稿》卷216，本传。
[21]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49页。
[22]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23] 《八旗通志》（初集）卷50，第976页。
[24] 《八旗通志》（初集）卷53—54。谈迁：《北游录》，第360页。
[25] 谈迁：《北游录》，第362页。
[26]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第181页。
[27] 谈迁：《北游录》,第368页。
[28] 《清世祖实录》卷47，第15页上。
[29] 《清世祖实录》卷55，第5页上下。
[30] 拙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340页。
[31] 《清世祖实录》卷26，第6页下。
[32] 《清世祖实录》卷88,第29页上。
[33] 《清史稿》卷215，本传。
[34]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第2页下。
[35] 《清世祖实录》卷37，第15页上下。
[36] 《追论摄政王罪状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7] 《清世祖实录》卷52，第4页下。
[38] 同上书，第6页下。
[39] 谈迁：《北游录》,第226页。
[40] 《清世祖实录》卷53，第18页上，第21页下。
[41] ［意］卫匡国：《鞑靼战纪》，戴寅译，载《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2] 《清史列传》卷2，本传。
[43] 《清世祖实录》卷59，第26页下。
[44] 《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45] 《清世祖实录》卷63，第16页上。
[46] 《清史稿》卷215，本传。
[47] 《清世祖实录》卷63，第23页上。
[48] 《清世祖实录》卷129，第12页下至14页下。
[49] 《清世祖实录》卷53，第8页下。
[50] 《清世祖实录》卷133，第18页下。
[51] 《清世祖实录》卷112，第6页下。
[52] 《清世祖实录》卷127，第3页下。
[53] 《清世祖实录》卷144，第5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