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自17世纪70年代清圣祖玄烨亲政起，到18世纪，被史家誉为“康乾盛世”，前后经历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它是中国历代王朝最后一次繁荣期。当时的清朝，国力昌盛，地域广阔，空前统一，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人，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振兴经济、巩固统一、抵御外侮、开发边疆等活动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与爱新觉罗皇族杰出人物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时期，爱新觉罗皇族的内部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秘密建储制的确立和宗室藩王特权的裁抑，削弱了诱发争斗的基本因素，内部关系终于由无序进入有序。
一 文治武功
康、雍、乾三朝，是满洲人才辈出的时代。玄烨、胤禛、弘历祖孙3人均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三朝执政共154年，超过清朝统治的一半，在清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福临病死。三子玄烨（清圣祖）即位，翌年改年号为康熙。
玄烨在福临诸子中所以得立，是几方面因素促成的。福临生有8子，均庶出，第一、四两子早殇。玄烨8岁继位时，共有一兄四弟，与他都不是同母所生。其中三弟奇绶（福临第六子）卒于康熙四年（1665）十一月，年仅7岁；五弟永幹（福临第八子）卒于康熙六年十二月，年仅8岁。[1]此外，次兄福全，比他长一岁，二弟常宁（福临第五子）、四弟隆禧（第七子）分别小3岁、6岁。据说福临因诸子年幼，曾打算让一位正值盛年的从兄弟继承皇位，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都主张子承父位的形式。于是福临想立次子福全，但最后还是听取传教士汤若望的劝告，舍去年长的皇子福全，选中还不到7岁的皇子玄烨为帝位继承人。玄烨得此殊遇，主要是因为他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病症有了终身免疫力。[2]
玄烨即位时由勋旧老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四大辅臣在政治上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顺治年间，执掌国政的仍是来自关外的老一辈宗亲显贵，他们在满洲人建国的事业中曾惯经征战，屡建功勋，声名赫赫，入关以后仍旧依恋本族落后制度，在关内汉人地区强行推行圈地、投充、剃发、易服，并颁行“逃人法”。四大辅臣执政，在“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的名义下，继续推行满洲人的落后制度。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面对的是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频至沓来的局面。玄烨亲政后，索尼已死，鳌拜等仍辅政。鳌拜专权跋扈，根本不把业已亲政的玄烨放在眼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议事多不和，积怨成隙。玄烨亲政，苏克萨哈上疏请辞辅政，守先帝陵寝。鳌拜诬陷苏克萨哈请辞即是“不愿归政”，列构24条罪状，以大逆论处，苏克萨哈父子均应处死，家产籍没，妻孥并交内务府。奏上后，玄烨知鳌拜怀怨构罪，不允所请。鳌拜强奏数日，迫使玄烨同意改处苏克萨哈绞刑，诛其族。[3]鳌拜除去政敌苏克萨哈后，权势日炽。这不仅使玄烨难以实际亲政，而且对整个爱新觉罗皇族构成了威胁。玄烨决意清除鳌拜及其党羽。
当时，鳌拜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势必激起事端。玄烨不露声色，挑选贴身侍卫练习布库（摔跤）。康熙八年（1669）五月某日，鳌拜入内廷，玄烨用布库擒拿鳌拜。从此，宫中每逢年节宴筵，必演布库游戏，作为纪念。五月十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立斩，亲子兄弟斩首，妻及孙为奴，家产籍没。遏必隆依附鳌拜，结党营私，有罪状21条，议革职立斩。玄烨诏谕，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从宽免死，革职拘禁。鳌拜后死于幽所。遏必隆削职免死，同党多被处死。[4]玄烨顺利清除鳌拜一党，维护了皇权的稳定，也确保了爱新觉罗皇族利益不受异姓贵族的侵犯。
玄烨将统治权收归己有，对于清初的落后制度多所矫正。在清代诸帝中，从玄烨开始自幼研读儒家经典，亲政后颁行《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为“敦孝悌以重人伦”、“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实质上是以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表明在汉人地区成长起来的爱新觉罗氏新一代政治家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玄烨基本采取适合汉人社会的统治政策，首先废止了圈地、投充等扰民苛政；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组织纂修明史，多方延揽汉人文士，使民族矛盾大为缓和。为了复兴残破的经济，他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制定“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认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5]于是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整顿赋役，减免课税，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大修黄河，六次南巡，亲阅河工。玄烨的这些努力，为重振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玄烨自幼习武，身体强健，膂力大，能挽强弓，很少虚发。他锐意阐扬列祖列宗骑射开国的勇武精神，使八旗劲旅常备不懈，以确保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图13 康熙帝朝服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在位61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历时八载，运筹指挥，调动满汉将士，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的大规模叛乱。康熙二十二年，遣水师收复台湾，设府置县。东北是满洲人故乡，为了抵御沙俄入侵者的步步侵逼，玄烨于奉天将军（盛京将军）之外，相继设立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瑷珲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兵驻防。指挥收复雅克萨（今黑龙江省呼玛县北黑龙江北岸俄境内）的两次战役，迫使沙俄政府议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在以后百余年保持了相对稳定。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玄烨三次率八旗兵亲征塞外，大败南犯的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康熙三十六年春，玄烨率师行至宁夏，在给皇太子胤礽的信里写道：“朕到宁夏已将近十日，每日议筹兵马钱粮，毫无闲暇。途中晨披雾露，日冒尘砂，嘴懒得说话，手为缰鞭磨起趼，来此数千里外，亦为此一余孽噶尔丹也。朕若此时在京城，晨赏百花，日坐树荫下，听鸟啼鸣，歇暑纳凉，以求安逸。此非朕所不乐者，惟欲成大丈夫之志也。”[6]噶尔丹是准噶尔部首领，在清军的穷追下途穷道尽，仰药自杀。玄烨战胜噶尔丹，固然是因为他拥有比噶尔丹雄厚的中原地区人力物力支援，也由于他本人一统江山的抱负和决策上的果断。战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全部内属，由清政府按盟旗制度加以管理。同时，加强了对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以及西藏的控制。几十年后，玄烨的孙子乾隆帝弘历进军伊犁，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收入版图，最终完成统一边疆大业。玄烨不愧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
玄烨作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二代君主，“虽曰守成，实同开创”。[7]他为政宽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在位期间初步奠定了清朝繁荣兴盛的基础。玄烨生有35子，晚年为嗣君的废立伤透了脑筋（详后文）。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他得病逝世，享年69岁，谥“仁皇帝”，庙号“圣祖”。
雍正帝胤禛在位仅13年（1723—1735），他是玄烨的第四个儿子，关于他得位缘由迄今说法分歧。有的史家说他杀害其父后篡改遗诏攫夺了帝位，以防他的兄弟先下手；也有史家认为他继承大统得自玄烨的最终选择。不管怎么说，他的宝座是经激烈争夺才得到的当是事实。胤禛亲历帝位之争而终于如愿以偿，不能不证明他的心术手段确实不同凡响。在清入关后的10代帝王中，胤禛是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45年的藩邸生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他的帝王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皇父统治全国的务实作风，使他深受教益。即位后，立志“以勤先天下”，励精图治，仍多所建树。政治上，积极整饬吏治，清理亏空，清除官场中积弊，使渐染贪黩风习的政局一时颇有振作气象。他继承康熙帝事业，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与俄罗斯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北部疆界；次第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北准噶尔蒙古和西藏地方贵族的叛乱，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用兵西北的一个结果，是设立了军机处。在这以前，内阁是撰拟皇帝敕令、传递和保管奏折的政务机关。康熙年间，若干谕旨是由宫廷内的南书房草拟的。设立军机处，最初只是为了迅速机密地处理军务，以后则成为皇帝一手控制下处理军政要务的中枢机构，使专制皇权臻于极点，为以后历朝所遵行。
经济上继续实行康熙年间行之有效的政令，并对赋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摊丁入亩”的措施使农民的负担趋向合理，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执政末年国库存银3400余万两，国用充裕。[8]
胤禛为人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基本国策与康熙帝一脉相承，同时又有所损益，加之关心民瘼，自奉比较俭约，因此保持了清朝兴盛的势头，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胤禛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猝然去世，终年58岁。谥“宪皇帝”，庙号“世宗”。对于他的直接死因，官书未作交代，野史轶闻中传说却流传颇广。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墨客的渲染，使他的死因更显得扑朔迷离。其中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被吕四娘谋刺而死，且被砍去头颅。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戮尸，吕氏一门被处死或充军，惟独少女吕四娘侥幸脱逃。为了替吕家报仇雪恨，吕四娘拜师习武，不辍寒暑，练就了一身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轻功。于是掖上腰刀，翻墙潜入胤禛居住的圆明园，杀死胤禛，取走他的脑袋。以后朝廷只好给胤禛铸了个金头安葬。这纯属臆造传闻，不足为信。另一种说法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胤禛信佛，对道家炼丹也很感兴趣。他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在西苑为之修炼炉火，给他健身、治病。胤禛因服用过量丹药中毒死去，也不是不可能的。
胤禛生有10子，成年的只有4子。其中，第四子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母钮祜禄氏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13岁时入胤禛府第，称“格格”。生弘历后，母以子贵，封熹妃，进熹贵妃。弘历幼年天资聪颖，受到祖、父的宠爱。读书时，主要接受的是汉人传统文化教育，如儒家经典，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所不学，对汉人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17岁结婚后，将自己的书室命名“随安”，取“随遇而安”意。不满20岁，将自己的诗文刊刻《乐善堂集》，显露出出众的才华。雍正十一年正月，受封和硕宝亲王。在对准噶尔之役和西南苗疆用兵中，他参与军国要务，咨决大计，在宗室贵族中树立起威信。雍正帝遗诏宣布由他承继大统。
图14 《亲藩习射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第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侧妃李氏所生，雍正五年（1727）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去宗籍，24岁殒命。乾隆年间才追复宗籍。第五子弘昼，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格格耿氏所生，号旭日居士，封和亲王。他是当时最富有的亲王之一，性骄奢，曾以细微缘故，殴大臣于朝，举朝惮之。性喜丧仪，曾说人无百年不死者，何必忌讳其事。生前为自己亲订丧礼仪注，命侍卫于庭院中演习供饭哭泣礼仪，他高坐台上一面观赏一面饮啖，引以为乐。第六子弘曕，雍正十一年（1733）谦妃所生。承袭了叔父胤礼的亲王爵位，成为第二代果亲王，乾隆年间坐“顽悖无状”降贝勒，死前不久，提一级，封为郡王。在4子中，胤禛选中弘历为嗣君，应该说是慧眼独具的。
弘历生于清王朝的“盛世”，继承父、祖两代人创立的基业，却不甘心做守成之君，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抱负，并使清代经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年间，库存积帑多达7000万两，田亩增至141万顷，全国人口增长到三亿七百余万。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弘历得以进行一系列边疆战争。乾隆二十二年（1757），用武力平定了准噶尔部酋长阿睦尔撒那的叛乱，使困扰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前后历时67年的准噶尔部分立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久，进军天山南路，统一了全新疆。在此设立伊犁将军为西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彻底扭转了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管理不力的局面。乾隆五十七年，派军队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军，次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权限，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帝曾列举在位期间所取得的十次重大军事胜利，即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这十次胜利使他志骄意满，夸耀为“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与性质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不管怎么说，乾隆帝在最终奠定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是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
弘历十分关注边疆民族事务，他熟谙满、蒙、汉文，粗通藏语、维语。他自己叙述过：“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这段话说得未免有些夸张，但他勤习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并达到一定水平当是事实。而这种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联中外之性情”。[9]这种识见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弘历及其父、祖在位期间，清朝根据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以进一步巩固。在他们的统治下，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
图15 京师正阳门外盛景（《乾隆南巡图》局部）
弘历晚年对自己的功业和享国之久非常志得意满。他说过：“自汉以来，帝王登古稀者惟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王，然亦未能如余之五代一堂。”他自诩“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早在即位之初，他就多次表示：如果蒙受上天垂佑，得在位60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康熙纪元61年之数。乾隆六十年九月，他85岁，恪守以往誓言，下诏册立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于翌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盛典，年号嘉庆。弘历当了3年太上皇，于89岁高龄时病死。临终前面谕“万年以后，当以称‘宗’为是”。颙琰上庙号称“高宗”，谥号“纯皇帝”。
康、雍、乾三朝是爱新觉罗皇族功业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的活动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承认他们历史贡献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作为统治集团和统治民族的最高代表，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并殃及后世。专制皇权到雍、乾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种种恶果。由于对广大汉人猜疑防范，不断制造“文字狱”，以高压手段钳制人们的言论，禁锢人们的思想，新思想的萌芽几乎被芟夷殆尽。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助长了虚骄愚昧的社会心理，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障碍。而弘历对贪官污吏的宽纵及其本人对奢侈生活的不厌追求，更是清朝政治积弊丛生、日愈腐败的祸源之一。
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与一些宗室王公的积极参与也是分不开的。皇族血统和尊显身份，往往使他们年纪轻轻就占居了高位。“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清史稿》作者的这段议论，比较准确地概括出宗室诸王在这一时期的作用。
康熙十二年（1673），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拥兵反清，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子）、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孙），以及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汉人将官纷纷起兵响应，连续攻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形成延续8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反清战争。这次战争，使清朝面临严重的威胁。
在战争中，玄烨沿用清初的惯例，简派宗室王公为大将军，统兵出征。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克德浑子）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兵赴荆州阻击吴三桂部。第二年夏，战火已蔓延半壁江山。玄烨派出贝勒尚善（济尔哈朗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攻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康亲王杰书（代善孙）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济尔哈朗侄）为宁海大将军，由浙江攻福建，讨耿精忠；贝勒洞鄂（多铎第三子）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九月，简亲王喇布（济尔哈朗子）为扬威大将军，镇守江南；安亲王岳乐（阿巴泰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攻江西。十四年三月，任命信郡王鄂札（多铎孙）为抚远大将军，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的叛乱。十七年，遣贝勒察尼（多铎子）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尚善镇守岳州。到康熙十六年（1677），整个战场形势发生急剧转变，东南各省相继收复，吴三桂日益孤立。玄烨倾全力镇压战乱。十七年八月，贝勒察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尚善镇岳州。十八年底，贝子彰泰（阿巴泰孙）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代岳乐由湖南征贵州。到二十年（1681），终于平定了为害8年的“三藩之乱”。
图16 《满洲的将军》（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
岳乐在顺治年间已积军功晋封安亲王。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又立下显赫战功。三藩之乱爆发初，岳乐曾留镇北京，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久，局势恶化，岳乐亲自挂帅出征。当时吴三桂已攻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和广西，并得到福建耿精忠、陕西王辅臣的响应。吴三桂在洞庭湖一带的兵力强大，清军将领无人敢撄其锋。玄烨诏旨命进攻湖南。岳乐则建言先底定江西，“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广之中”，[10]平定江西，无后顾忧，再移师湖南。玄烨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十四年（1675），他已收复江西几乎全部地区。玄烨督促他移师湖南，并强调“剿灭逆贼，平定湖南，俱赖安亲王练习宿将及精兵”，[11]表示对他的倚重与厚望。十五年初，岳乐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开始从江西进入湖南。吴三桂先后调集10万大军，决心死守长沙。玄烨为应援岳乐围攻长沙，传令各路大军发动进攻，以牵制吴三桂军。但诸军迁延观望，特别是当吴三桂遣将攻陷醴陵，切断岳乐大军后路时，奉命移师江西的简亲王喇布，在南昌“故违指授，迟延时日”，不及时赴援。岳乐攻长沙面临重重困难，与吴三桂军形成僵持之势。岳乐大军围长沙日久，马疲粮艰，他奏准分兵征抚附近各县。一面遣兵四处征剿，一面派人广为招抚。十七年初，吴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自湘潭至岳乐军前请降，并献水上布阵策，给吴三桂军很大震动，八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暴卒。相持难下的湖南局势，很快发生重大变化。十八年（1679）正月，岳乐率大军进入长沙。随即，岳乐挥师西南，又在通向贵州的战略门户武冈（今湖南武冈）告捷。这是岳乐在三藩之役中的最后一战。
岳乐收复湖南同时，两广、福建、浙江、四川等省相继平定，清朝胜利已成定局。年底，玄烨命岳乐率部分将士还师，由其侄彰泰接替总管军务。回京途中，玄烨盛赞岳乐平三藩之功：“王连年以来，远莅岩疆，亲经百战，栉风沐雨，历暑逾寒，竞扬貔虎之雄，克清枭獍之孽。湖湘诸处，已见荡平，滇黔余氛，俱成坐困。”[12]抵京后，受到盛大欢迎。
三藩之乱期间，宗室王公多年轻且不习战，岳乐老成持重，富有军事经验，成为宗室贵族中难得的栋梁之材。他领兵出征五年半，为平定三藩建立了殊勋，受到隆重的礼遇。玄烨御赐诗中说：
大开册府纪元功，伐罪安民将略雄。伫见天潢蒙上赏，明光高宴赋彤弓。[13]
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岳乐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重要的政治家。顺治末年，他以亲王之尊，经常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军国大政，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福临死后，他和杰书率领诸贝勒大臣，拥立玄烨继承皇位，在正大光明殿设誓曰：“冲主践阼，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挾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14]在四大臣辅政时期，他作为议政王继续参与朝政。康熙八年（1669），玄烨逮捕鳌拜亲政后，岳乐奉旨查处鳌拜同党。玄烨看到年幼诸王恃威行事，向所属外官勒索财物，曾告诫他们改邪归正，务必娴习骑射，刻苦读书，不要沉溺于嬉戏。还特别谕示岳乐：“尔在诸王中，以齿则高，以行则长，若年轻诸王，率意妄行，尔其训饬之。”[15]可见，玄烨对年长品端的岳乐十分信任，因此付以管教年幼诸王的重任。岳乐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长期执掌宗人府事务，为完备皇族管理制度，编修谱牒，做了大量工作。
岳乐一直活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年七月，蒙古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构衅兴兵。时年65岁的岳乐与简亲王喇布率兵赴苏尼特汛界驻防。十月天气渐冷，从草原撤还京师，不久因病去世。清廷赐祭建碑，谥“和”。11年以后，已革贝勒诺尼控告岳乐管理宗人府时“枉拟治罪”。[16]经宗人府奏准，岳乐被追革亲王降为郡王，郡王爵由第五子玛尔浑袭，后由玛尔浑子华玘再袭。华玘死时无嗣，其后数年爵位虚悬。岳乐孙女嫁玄烨第八子胤禩，她支持其夫争夺皇位。胤禛登极后，便对胤禩及亲属实行报复。雍正元年（1723）下诏，“安郡王爵不准承袭”，诏书中指责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玄烨）”。[17]尽管如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追论先人功过，盛赞阿巴泰和岳乐的战功，又封华玘孙为世袭辅国公。这些都是岳乐死后的余波。
杰书，代善孙，5岁时袭封郡王，顺治八年加封号曰“康”，十六年承袭代善亲王爵，改号康亲王。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为奉命大将军，时年29岁，率师讨耿精忠。连战皆捷，第二年初克复处州（浙江省丽水县）。此后约有一年，战局相持不下。玄烨谕旨切责：“王守金华，将及两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宜刻期进取。”[18]康熙十五年，杰书率师由浙江攻福建。大溪滩一役，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杰书坐古庙侧指挥，旗纛为火器射穿，卫兵竖门板遮蔽，杰书谈笑自若，鼓舞军兵踊跃奋击，耿精忠兵大败，溪水为赤。清军长驱入福建，耿精忠力竭投降。以后收复福建沿海，迫郑经军队退回台湾。康熙十九年，福建完全底定，杰书奉命凯旋。三藩之乱期间，杰书转战浙、闽等省，历时六载，经受了战争洗礼，成为有丰富经验的将帅。但三藩平定后却未受封赏。清廷对出征诸将论功议过时，杰书因金华顿兵和援救海澄不力两事被劾，议夺军功，罚俸一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由蒙古草原入扰，威胁京师。杰书奉命领兵出张家口，戍守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噶尔丹败逃后被召还京师。杰书卒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赐谥“良”。杰书指挥作战虽有失误，在平三藩和反击准部中建有功勋也是事实。杰书后裔世袭康亲王（乾隆四十三年恢复代善原封“礼亲王”称号）爵，一直到清末。
鄂扎是豫亲王多铎孙，多罗信郡王多尼子，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在努尔哈赤曾孙一辈皇室贵族中，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将帅。
鄂扎从小接受“国语骑射”的训练。6岁时就袭父爵为多罗信郡王。三藩之乱爆发后，清军主力京师八旗大部分南下，诸王、贝勒也相继领兵出征，京城空虚。在这种形势下，驻牧关外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林丹汗孙）铤而走险，兴兵反叛。他派人潜入北京，侦知城中几乎没有满洲军队，连守卫大门的也是些娃娃兵，于是产生了乘机摆脱满洲人统治，恢复祖先曾经统治过的帝国的野心。[19]十四年（1675）三月，年仅20岁的鄂扎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都统图海为副将军，帅师平叛。大军行抵歧尔哈泰（今辽西境内）。当侦知布尔尼设伏于达禄山谷时，鄂扎下令清军留下辎重，轻骑进抵达禄，与土默特蒙古兵合在一起，打破了布尔尼的伏击计划。布尔尼率残部集结再战，又大败。他本人率30骑逃遁，途中被杀。鄂扎率军凯旋而归，玄烨亲自于城郊迎接，夸奖他说：“王、将军、诸大臣远行征讨，灭察哈尔国，建立大功，深可嘉悦。”[20]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鄂扎任副大将军，随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出喜峰口，与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领的另一路大军会师后，与入侵内地的准噶尔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境）展开大决战，最后清军胜利。鄂扎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勇敢，又建军功。
在平定三藩、大败准噶尔军后，国内局势趋于安定，鄂扎也滋长了贪图安逸的习气。他掌管宗人府，对宗室子弟经常不参加骑射训练听之任之，被玄烨指责为“懒惰”。掌管宗人府的职务也被解除。乾隆四十三年，他被追封为和硕豫亲王。
固山贝子彰泰，经历了平定三藩战争的整个过程。康熙十九年（1680）他奉命帅师进征云、贵，是清军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指挥下，最终平定了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叛乱。
三藩之乱爆发时，开国诸王均已不在人世，入关时能征惯战的年轻王公如博洛、勒克德浑、罗洛浑、瓦克达、满达海之辈也相继作古。他们的子孙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安享荣华富贵，骑射娴熟，勇敢善战，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帅之才自然越来越少。平定三藩的战争中，虽有岳乐、鄂扎这样的王公建功立业，但不少王公却暴露出庸懦无能、贪生怕死的品性。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统领大军围攻江西吉安时，遣兵2万追击吴三桂部将马宝的9000援军，却众不敌寡，一败涂地。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大军守荆州，突闻吴三桂军将至，望风而逃，遗弃大炮数十门。更有甚者，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屯兵岳州城下，8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21]喇布15岁时封三等辅国将军，2年后袭封和硕简亲王；勒尔锦2岁袭封顺承郡王爵。他们自幼沐浴在祖、父的恩荫下，养尊处优，在他们身上，已难找到祖、父辈智勇双全、驰骋疆场的英姿。
康熙十九年（1680），胜负大局已定。玄烨下诏切责诸王老师糜饷、误国病民罪。诏书中说：“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贝勒等国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议政王大臣等举我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22]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定奏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皆削爵；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也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
平定三藩之役，清廷调兵遣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后派出大将军十几名，多为宗室王公。对此，玄烨曾明白解释：“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23]但是与他的殷切期望相反，一些皇亲宗室在前线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尽管如此，在接踵而至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他仍以诸王典兵。
清廷与准噶尔部首领直接发生冲突，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进攻喀尔喀部开始的。在此以前，噶尔丹已经拥有从哈萨克草原天山南北两路直到宁夏河套以西的广大地域，并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噶尔丹自立为汗，怀有鲸吞内外蒙古的野心。他估计用兵蒙古草原，会引起清廷的强烈反应，但因为得到沙俄支持，所以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噶尔丹借口索取喀尔喀部首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为由，策马南下，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长驱而入，直抵距京师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此时，噶尔丹已为他的凌厉攻势和节节胜利所陶醉，他不仅要统一蒙古，而且准备染指中原。
图17 乌兰布统古战场（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噶尔丹屯兵乌兰布通的消息震动了京师。以至人心浮动，粮价上涨，店铺关门。这年七月，玄烨派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口，会征噶尔丹。
福全是世祖福临子，玄烨兄，福全7岁时偕兄弟向父亲请安。福临问诸子志向。福全答道：“愿为贤王。”6岁的玄烨却说：“愿效法父皇。”[24]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答语，在两年后居然应验。玄烨因得过天花，已有免疫力，最后被选定为嗣君。君臣名分已定，福全只好努力做他的“贤王”。福全不到15岁时，被封为和硕裕亲王，奉旨参与议政。
常宁是世祖福临第五子。福临崩逝，年长3岁的异母兄玄烨继承皇位。10年后他受封为和硕恭亲王时，年仅14岁。
福全和常宁自幼长于深宫，没有建立任何功勋，却在稚气未脱的年龄获得最高爵位。与清朝开国时，宗室成员“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始得获封赏的情景已大相径庭。玄烨在军书旁午的紧急关头，任命两位兄弟将兵出征，显然是希望他们发扬祖辈惯经战阵，所向披靡的光荣传统，用辉煌战绩重塑因平三藩之役而变得黯淡的宗室王公的形象。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清军与准噶尔军大战于乌兰布通。经过激战，清军攻破噶尔丹的“驼城”，大败敌军，噶尔丹乘夜逃走。福全在38岁的壮年，秉钺出征，打败了威行西北和内外蒙古的准噶尔部，临阵指挥均有条理，足见他并非平庸之辈。乌兰布通之役告捷，对蒙古和西藏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清廷声威，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悉数内附铺平了道路。可惜的是，福全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未下令穷追猛打受到重创的噶尔丹部，反而主动休战，致使噶尔丹安然逃脱，为日后的干戈扰攘留下后患。又说明他缺乏合格军事统帅应有的素质，特别是经验、果敢、勇气和主动精神。
福全帅军回京后，与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等人一同以贻误军机的罪名受到追究。原议，三亲王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玄烨念战役告捷，噶尔丹远遁，命从宽免革王爵，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25]
乌兰布通战役后，玄烨未再重用福全和常宁，但清廷有重要政务，仍让他们参与议决。康熙三十年（1691），玄烨主持与喀尔喀蒙古的多伦（今内蒙古锡盟多伦县）会盟；三十五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福全、常宁都在随从之列。此后，福全在京城平静地度过余生。他深藏若虚，恬淡清静，晚年住台基场“目耕园”，以礼接文士为赏心乐事。福全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玄烨对他备示殊荣，谥号“宪”，御赐碑文，盛赞他：“入而预闻大政，出而翊赞戎机”，“四十余年，曾无失德”，“惟王克忠克孝之节，允树为臣为子之型。”[26]恭亲王常宁，与福全逝于同一年。
爱新觉罗皇族是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从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国，到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及至福临基本完成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玄烨发展祖宗成业，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无一不以八旗将士的弓马骑射与勇猛之气，作为可靠后盾。因此，玄烨希望将诸皇子造就为新一代的军事统帅。他不满足于只让皇子在行围狩猎中演练骑射，还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受到真正的锻炼。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时，均命皇子随同前往。[27]清朝入关后10帝中，玄烨是惟一曾经御驾亲征的皇帝，他的儿子随扈出征，也是入关后其他各代皇子所未经历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玄烨派福全往征噶尔丹时，曾派皇长子胤禔做副手，临行赠诗中有“武略期无敌，王师出有名。亲藩分铁钺，长子拥麾旌”[28]之句，对长子在军事上的成长寄予厚望。但在乌兰布通战役前，因胤禔与福全有争执而被召回。康熙三十五年，在远征噶尔丹时，他与内大臣索额图统率八旗、绿旗先头部队。两年后封直郡王。此后，再未予闻军事。
除胤禔外，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十四子胤禵都有从征的经验。其中，胤禵是惟一一位长期远离京师，独当一面，且在军事征服上有重大建树的皇子。西北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死后，又有策妄阿拉布坦为其首领，势力迅速膨胀。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侵占西藏，清廷不能坐视不问，任命31岁的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远征西藏。胤禵率军离京，玄烨诏令满朝王公大臣为他送行，所赐恩典比同亲王。
胤禵西征对于清朝的重要性，不亚于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准噶尔控制整个西藏后，不仅与西藏毗连的青海、四川、云南受到威胁；准部上层一旦控制了黄教，就可借此煽动笃信此教的蒙古诸部脱离清朝统治，进而破坏被清朝视为统治基础的满蒙联盟。
胤禵将大营驻扎在西宁，积极备战。五十九年（1720）初，遣两支大军入藏：一支由青海自北路攻入西藏，以平逆将军宗室延信（豪格孙，温郡王猛峨子）为统帅，另一支由川西自东路攻入西藏，以定西将军噶尔弼为统帅。八月，清军攻克西藏。这次西征，不仅使西藏居民免遭准噶尔部扰掠，且再次挫败准噶尔贵族建立横跨蒙、藏、回地区大帝国的野心，确保了清朝江山的统一和完整，增强了各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胤禵西征所遇到的问题十分错综复杂，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还涉及解决当地王公矛盾、宗教和民族纠纷，保障军队的后勤供给，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在胤禵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获得比较稳妥的解决，确保了西征之役顺利完成。收复西藏后，胤禵奉命继续留在西北。康熙六十年五月，他率师驻甘州（甘肃省张掖），进抵吐鲁番，准备进军伊犁，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玄烨猝死，致使胤禵胞兄皇四子胤禛嗣位，胤禵被召回北京，不久身系囹圄（事详后文）。建功立业于西北的宏图因此功亏一匮。
雍正年间，与西北准噶尔等部的战事时断时续，但宗室诸王公才堪军事重任的已属凤毛麟角。雍正元年十月，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青海；七年三月，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锺琪为宁边大将军，分兵两路会征准噶尔；九年七月，遣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往归化城办理喀尔喀防守事宜，所任用者，均是八旗的满、汉重臣。宗室王公建功边陲的，只有顺承亲王锡保和平郡王福彭。
锡保和福彭都是开国元勋礼亲王代善的嗣裔。锡保是萨哈廉的曾孙，袭顺承郡王爵。雍正七年三月，率师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泰（今新疆阿勒泰）。九年，胤禛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驻防察罕叟尔，授靖远大将军。翌年七月，蒙古亲王策棱大败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畔）。锡保疏请建立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这座城池成为拱卫清朝北疆的军事要塞。
福彭是岳讬后裔纳尔苏之子。代善子岳讬封克勤郡王，岳讬之孙罗科铎是第一代平郡王，福彭是罗科铎第六子系下的曾孙，不过在这个贵胄身上，流淌的却是满汉两族的血液。内务府汉军旗籍、江宁织造曹寅（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祖父）长女是他的母亲。福彭袭爵后，曾署理八旗都统。雍正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行走，参与办事意）。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部噶尔丹策零。途中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值。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愧于心？臣有马五百，献送军前备用。”[29]十二年，率军赴科布多护卫北路诸军，复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乾隆初年，福彭历任正白、正黄两旗满洲都统，殁于十三年（1748）。福彭生前还担任过宗人府右宗正，以及玉牒馆（编纂皇族宗谱的机构）总裁，文武兼备，是宗室内的干练人才。
福彭身后，宗室王公中再无扬威边陲、建功疆场者。随着清朝统治空前稳固，宗室贵胄普遍耽于安乐，不知以讲武习劳为务，祖辈“以弧矢威天下”的传统逐渐丢失。
国家庶政，头绪纷繁，皇帝纵有“日理万机”的精力，“宸纲独断”的能力，也绝非一人所能胜任。因此，他们处理国家政务，都注意重用宗室亲贵。雍正帝（胤禛）在藩邸时，诸兄弟多为政敌，惟与胤祥（玄烨第十三子）关系密切。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胤祥因卷入废太子事件遭到囚禁。不能排除如下可能，即胤祥同胤禛结成一党，卷入储位之争，这或者就是胤禛即位伊始，将胤祥从一闲散皇子超拔为和硕怡亲王，并任其总理事务的原因。[30]
胤禛即位初，财政亏空严重，在胤祥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钱粮亏空活动。从雍正元年至三年，各地题奏历年钱粮亏空案件有100余起，累计亏空钱粮2300多万两。为了追补亏空，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严令亏空官员完纳赔补。此举大大抑制了弥漫于康熙末年的贪黩之风，打击了贪官污吏。清理亏空前，户部库藏亏空250余万两；清理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就有了盈余。此后，库帑充裕，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为康熙以后盛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了制止各地官员在税收赋敛中任意加派，中饱私囊，胤祥还疏请取消加色、加平等积弊。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也限制了官吏贪污受贿风。胤祥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受到胤禛嘉许。胤祥克尽职守，同时承办了大量行政事务。雍正初年，很多谕旨都是由胤祥转达的。胤禛对他待遇优厚。加恩将其兼管佐领改为私属，并赏加护卫、亲军数十人。雍正三年，因他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在他亲王爵之外，加封一郡王爵，允许他在诸子中指封。同时增加俸银万两。
胤祥的另一突出政绩是兴修直隶水利。直隶水系庞杂，水涝灾害频仍。尤其永定河水，一经泛滥，如野马脱缰，为害最甚。雍正三年直隶大水后，胤禛决心防治水患，任命胤祥总理京畿水利。胤祥和大学士朱轼共同实地查勘后，提出兴水利，开引河，疏河道，浚水淀，筑减水坝，开入海直河等建议；并请设置营田水利专官，募农耕种。均奏准实行。直隶水利兴建后，水患有所减少。胤祥有关京畿河务的奏疏，编为《怡贤亲王疏钞》，由吴邦庆辑录，后收入道光年间刊行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雍正四年，胤禛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与胤祥，说他“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31]
当胤禛决定远征伊犁河流域厄鲁特蒙古时，于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此后，军机处成为清廷的中枢机构。胤祥与汉大臣张廷玉、蒋廷锡成为最初的三位军机大臣。七年六月，胤祥受命主持西北两路军机事务。第二年五月，胤祥病亡。胤禛悲恸异常，称赞他：“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于是赐谥曰“贤”，入祀太庙。胤祥原名，因避世宗皇帝讳已改为“允祥”，至此胤禛诏令恢复原名。这是有清一代大臣不避帝讳的惟一事例。乾隆中，追念胤祥功，特下诏旨，其爵位世袭罔替。在胤祥之前，清初诸“铁帽子王”皆因军功卓异而获此特权，胤祥则因突出治绩获此殊荣。至晚清，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亦步其后尘，相继获得世袭罔替的特权。但他们的德才各有缺失，与怡亲王难以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