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8 怡亲王园寝（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营房村）
胤祥弟胤礼（玄烨第十七子），雍正年间封果亲王，先后管理藩院、工部、户部、宗人府事务。高宗弘历即位，命总理事务。曾密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弘历允其请。胤礼病逝于乾隆三年，也是宗室王公中比较出众的人物。[32]
另外如宗室德沛，庄亲王舒尔哈齐后裔，贝勒费扬武（舒尔哈齐子）曾孙，贝子福存子。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历仕兵部侍郎、甘肃巡抚，乾隆初官至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德沛敦重儒学，身体力行，操守廉洁，一介不取。为应付各项开支，债负日积，不得不出卖旧产。这在封疆大吏中实不多见。弘历得知后，诏令赐福建藩库银l万两，“以风有位”。[33]郑亲王济尔哈朗子济度，为第一代简亲王。乾隆十三年，第三代简亲王神保住“恣意妄为”，夺爵，改由德沛承袭。简亲王有侄、辅国公恒禄，平素禀亲王家训，为官后自奉清廉，任职吉林将军时，俸饷外，毫无沾染。有权势者索要貂褂数件，恒禄不愿向商贾勒索，只好售辽东旧产以偿之。
清初宗室人少，世袭封爵，没有出任职官者。康熙年间，宗室人员主要在宗人府任职，或挑补侍卫，或选任旗缺，担任外官的很少。相形之下，觉罗途仕与一般旗人同，放任外官的机会较多，勤政干练的人物史不绝书。
觉罗满保，满洲正黄旗人。父僧参，曾仕至少詹事。满保不能靠父祖余荫飞黄腾达，只有凭自己的勤能精干步入仕途。满保是觉罗中博学之士。康熙中叶中进士，改庶吉士，任国子监祭酒，并任经筵讲官。康熙五十年调任福建巡抚，到任伊始就疏劾属下将领“纵盗市功”罪，严厉整饬社会治安。他认为濒海要地需得谙练庶务、素著才能者治理，疏请在福州府出现官缺后，于直隶各省“卓异官内特简调授，三年俸满升用”。这一建议得到玄烨批准，立即施行。[34]满保升任浙闽总督后，开始全面整顿海防。鉴于台湾“孤悬海外”，建言在水师重地安平镇、厦门藩屏澎湖岛和台湾要塞鹿耳门加强防守，大量兴建炮台，设重兵驻防。又在台湾北端淡水设营，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康熙六十年（1721）席卷台湾的朱一贵之变，也是在他主持下镇压的。
雍正三年（1725）九月，满保死于闽浙总督任上。胤禛谕旨说他“居官虽无廉介之称，然才干优长，尽心力事，整饬营伍，经理海疆，实为称职”。满保为官练达，颇有治迹，但并不清廉。死后有人揭发，他为求得官运亨通，曾贿赂当朝显贵，一次馈送隆科多黄金300两。
在觉罗中以廉洁著称的有满洲正红旗人华显。华显于康熙四十年擢任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拥入西安，嗷嗷待哺，华显与巡抚鄂海首先拿出自己的俸银，倡率属官集资，为灾民计口授粮，并拨给荒地为业。陕西百姓苦于苛敛，他严饬有司禁私下征派，以身作则，杜绝馈遗。华显在整顿军纪，修筑营堡，选练士马方面也很有政绩。他去世后，作为当地名宦受到后人纪念。[35]
觉罗长庆，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年间任职江苏巡抚，为官勤于民事，不讲排场，经常深入里巷，访察民隐。在任期间，清漕政，斥贪吏，为时人所称道。[36]
觉罗吉庆为政也很清廉。浙江巡抚任上，有一次总督额外需索银20万两，时值州县财力告匮，吉庆无意加派民间，总督征索总不回应，派下属临门，俱以礼遣之行。经过数年经营，浙省财赋转绌为盈。吉庆由浙省调任广东，当地为天下繁华之区。前任官员，无不穷奢极欲，搜刮明珠、翡翠、珍奇金玉，载满海舶而归。吉庆督粤几十年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子寿喜，袭荫散秩大臣，有父风。这在当时官场上，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宗室觉罗，身为封疆大吏，多尚廉能，惠泽于民，所以留名青史。
二 秘密立储
清初入关前，皇位继承实行推举制。顺治末年，玄烨被定为嗣君虽出自福临钦定，仍带有很大随意性。由于一直没有形成严格规范的皇位继承制度，每逢皇位交接，总要在众多觊觎者中引起纷争。玄烨晚年，围绕皇太子的废立，争斗再起，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胤禛在位时，创立秘密立储法，终使这个长期困扰爱新觉罗皇室、并且影响到清朝政局稳定的难题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秘密立储法，作为清朝乃至中国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从摸索、成形，到最后确立，经过了一段复杂曲折的过程，穿插着一起起诡谲多变的事件。
事情还要从顺治年间说起。清朝入关，面临的是远比关外复杂的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统治权力，成为摆在胜利者面前的当务之急。福临亲政，重用汉官并在许多方面遵依明制行事。汉大臣中，不断有人呈递奏章，请求皇帝取仿汉制，早定国本，册立太子。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他的宠妃生皇四子，福临欣喜若狂，准备将他立为太子，后来虽因小皇子早殇未能如愿，至少说明清朝皇帝在汉官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预立储君以定国本的说教。[37]
玄烨是几经周折才被定为嗣君的，幼年临朝又受到辅政大臣的辖制。成年后，有鉴于祖、父以及自身登极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教训，决心另辟蹊径。当时他可以借鉴的，仍是前朝汉统治者立嫡立长的做法。康熙十四年（1675），正值平定三藩叛乱、军情紧急之际，玄烨下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胤礽为太子。玄烨选择这个时机册立太子，意在稳定人心，昭示正统，并用取仿汉人皇位继承制度，拉拢汉人士大夫。诏谕强调“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38]顺治帝福临没有嫡子，庶子中福全居长，按汉制当立福全，福临却预立太子且选定排行第二的玄烨。玄烨预立太子且立嫡以长，明显偏离其父的做法，又表明在入关30多年后，满洲统治者已经更深地侵淫于汉文化。但是，玄烨册立太子的做法，却遇到严重挫折。
（一）太子的立和废
太子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母赫舍里氏，辅政大臣索尼之孙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女，康熙四年册为皇后，生胤礽当日死，谥仁孝皇后。玄烨深知太子关系重大，为使他将来顺利继承大位，确实殚精竭虑。太子稍懂事，便亲自教授读书写字，“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39]又延揽一批理学名臣和博学硕儒做太子师，要他们既教学问，又教处世立行。胤礽不但很快通晓满汉文字，像父亲一样娴于骑射，且品貌端庄，待人彬彬有礼，因而颇受玄烨眷爱，外出巡幸时常带在身边，让他体察民情风俗。为了培养太子，以后又让他代行祭祀大典和参与朝政。康熙三十五年（1696），玄烨亲征噶尔丹，特意留他在京师，处理各部院奏章，主持政务。第二年，玄烨出兵宁夏，又命他留守。
然而，随着胤礽稍长，却越来越使玄烨感到失望。胤礽自幼成长内廷，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加之父辈的恩宠，侍臣的阿谀，逐渐养成享乐奢侈的作风，任性骄纵，不思奋进，发展到后来，依恃皇太子的身份，肆恶虐众，即使对皇父亦少敬意，对诸兄弟极少仁爱。
玄烨和胤礽之间首次显露嫌隙，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玄烨出塞远征噶尔丹，中途得病，传信叫胤礽到行宫相见。见面时，胤礽毫无忧戚之色，对父亲的健康漠不关心，使玄烨很不高兴。
父子间待人处事方式和性格多有不同，也加深了矛盾。玄烨生活比较节俭，从不妄用滥取，胤礽奢侈贪婪，派人向地方官敲诈勒索。玄烨带胤礽南巡，江宁知府陈鹏年在主办行宫事务中供奉简朴，又无礼仪馈赠，胤礽大怒，竟要将陈处死。玄烨待人宽和，胤礽却任意凌虐臣属，甚至连满洲亲贵也任意挞辱。胤礽在诸皇子中地位优越，恣意妄为，同辈兄弟出于忌恨，拨弄是非，也促使了胤礽和父亲关系的恶化，
从玄烨一方讲，立储受挫也有自身原因。他22岁时册封皇太子，未免操之过急。尽管为树立太子威信和培养从政能力煞费苦心，却未注意在制度上防止皇储越分，形成对皇权的干扰。比如在礼仪上，一开始就规定，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一切仪注几乎与皇帝相同。玄烨事后总结说，胤礽“骄纵之渐，实由于此”。[40]又规定，每逢庆典，大臣们朝拜皇帝后，需往东宫行礼。这些优遇，反而助长了太子的骄纵和非分之想。加上阿谀奉承之辈麇集太子周围，为其出谋划策，逐渐形成所谓“太子党”，使玄烨感到皇权受到危胁。再者，清朝入关后皇权虽不断加强，诸贝勒共治国政已成明日黄花，但满洲贵族在政治上仍保持强大影响，加上八旗制度中严格的主奴关系和玄烨不断任命诸皇子兼管旗务，就为诸皇子各结党羽参与争夺皇位造成了条件，使斗争更加复杂而广泛。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临行，严饬言官：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行贪虐不法，或交相比附，倾轧党援者，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勿得畏怯权贵，瞻徇容隐。[41]可是，胤礽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在居守期间，所行放肆，亲昵朋比匪人。五月，玄烨还京，将太子左右亲近用事者置于法。
胤礽失宠后，引舅氏索额图为奥援。索额图是开国勋臣索尼子，胤礽母亲的叔祖，任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多年。康熙四十年（1701）以老乞休，在朝中仍拥有强大势力，是太子胤礽最倚信的支持者。朝廷中索额图党逐渐演为“太子党”。康熙四十一年，玄烨巡视河南，阅视河工。十月，胤礽至德州称病不行，玄烨召索额图前来视疾。胤礽久病不愈，玄烨决定先行返京，留胤礽在德州调养。第二年五月，据索额图家人告发，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又发现助太子“潜谋大事”。[42]于是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党附索额图者或处死或锁禁。索额图死于狱中。玄烨与胤礽的矛盾日益深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玄烨率领诸皇子行围塞外，皇十八子胤祄重病，留中途调理，不久病情恶化，玄烨回銮临视，非常忧戚。胤礽对弟弟病危却无动于衷，毫无友爱之意，玄烨加以责让，胤礽反而大发雷霆，任意挞辱随行诸大臣侍卫。甚至每夜窥伺玄烨所居幔城，使玄烨惊惧不安。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玄烨命太子胤礽跪见，垂涕宣谕：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谬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43]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谕毕，玄烨痛哭扑地。太子既废，玄烨召诸皇子入乾清官，宣布说：“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44]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希冀储位的诸皇子竞进纷起，争斗更加不可遏止。
玄烨共有35子，其中15子早殇，1子出继，尚有19子。长子胤禔系惠妃纳喇氏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二子即皇太子胤礽。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贝勒（六子胤祚早卒）。诸皇子各自结纳权臣，招纳门客，植党互斗。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待胤礽废，便党同皇八子胤禩，向玄烨奏称，相面人张明德言皇八子当大贵，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45]玄烨震怒，斥他“凶顽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机揭发胤禔曾用喇嘛魇术谋害胤礽。玄烨命将胤禔革爵幽禁，张明德等凌迟处死。又传谕：如有人称誉胤禩，必杀无赦。胤禩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
玄烨废胤礽时，曾说他“似有鬼物凭之者”。胤禔被魇咒事揭发后，玄烨释放胤礽，并说他病情好转，“亦自知有罪”。当时，诸皇子间储位之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连当朝的宗亲大臣也卷了进去，此情此景令玄烨感到震惊。他斟酌再三，决定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玄烨举行大典，宣告复立胤礽为太子。同时对其他皇子加封晋爵，以调和诸子关系。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由郡王晋封亲王，七子胤祐由贝勒晋封郡王。十子胤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封贝子。此前，胤禩已恢复贝勒爵位。
胤礽由被废到复立，前后不满半年，玄烨反复失措，未能稳定朝廷形势。胤礽复位不久，故态复萌。为树一己势力，在廷臣中广植党羽，都统鄂缮、迓图，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步军统领托合齐都党附胤礽。玄烨看到胤礽在自己擢用之人中培植异己势力，深感居心叵测。胤礽又时时奏请，某人应责，某人应惩，某人应诛，除请诛者未允外，余皆俯从其请，胤礽因此而树威。胤礽在复立以前，曾当着父亲和兄弟的面，承认“凡事俱我不善”，并发誓不念人仇，实际上对废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对属下人暴虐横施，捶楚鞭笞；饮食服用，穷极奢华。种种暴戾乖张行止，甚于从前。玄烨决意将皇太子再行废斥。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玄烨命将党附皇太子的鄂缮、耿额、齐世武、悟礼等锁拿，拘禁宗人府，严加审讯。审讯长达7个月之久，牵连臣僚多人。第二年四月定案，耿额等处死，其他官员分别议处。玄烨说，诸人结党俱因胤礽所致，胤礽行事不仁不孝，难以掩盖，“徒以语言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属无耻之甚”。[46]胤礽党羽被剪除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复将皇太子废黜禁锢。
皇太子再废再立，前后不满3年。在帝制时代，皇太子被视为国本，废太子是头等大事。而玄烨却一废再废，留下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事实证明，不完善的立储制度，不仅未能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反而对它的权威构成威胁。然而，储位悬缺，又会在政治上引起一连串阴谋和斗争。两次立储遇挫，玄烨开始慎言立皇太子事，他确定的太子标准是：“必能以朕心为心者。”[47]但诸皇子中何人符合这个条件，却难以验证。立储问题成为玄烨晚年难以排解的心病。
（二）秘密立储法的确立
在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日子里，皇四子也处心积虑，怀有觊觎之心，但手段更为高明。胤禛母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并非出身显贵，在妃嫔中地位低微。生胤禛后进为德妃。胤禛21岁封贝勒，晋封雍亲王时，已年逾30岁。他接受满人戴铎“戒急用忍”的建策，在玄烨面前亟表恭顺，不露形迹，暗中结纳朝臣，多方活动，同时与兄弟诸王和睦相处。康熙四十七年，玄烨巡幸塞外，胤礽被遣送回京，命胤禛看管胤礽。尽管如此，胤禛仍站出来为被禁锢的胤礽说话，表现了与其他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获得玄烨好感，夸他“深明大义”。当玄烨为立储失败而心情沮丧，身患重病之际，又是胤禛殷勤奉侍，不离左右。胤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出世，也是促成胤禛继承皇位的重要原因。弘历儿时聪明伶俐，善读诗书，深得年届七旬的祖父宠爱。玄烨传见弘历生母时，连称她为“有福之人”。这对于胤禛继承大统，应是一个吉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玄烨召集诸皇子及满汉大臣，谕言中谈及自第一次废黜胤礽，“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然后郑重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最后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48]玄烨在谕中暗示已决定立储，只是未将选定嗣君言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玄烨病死，死后，宫中传出遗诏，内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49]
玄烨生前遗诏胤禛即位，是秘密立储的雏形，而将这种做法加以制度化的则是胤禛。
胤禛即位伊始，为防止日后宗室诸王为皇位继承再起争端，于雍正元年（1723）八月下诏，公开宣布实行秘密立储法。他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将事先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放入锦匣中，封固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宣布在其故去后再公之于众。秘密立储法的特点在于，建储之事是公开的，从而防止和减少了诸子间为觊觎皇位而展开争斗；同时它又是秘密的，在诸皇子中究竟立储为谁并不公开，这便于皇父从诸皇子中实行优选，又不会受到王公大臣的掣肘。[50]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胤禛亡故，皇四子弘历继位，就是按照秘密立储法，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等王公大臣宣读胤禛亲书密旨。
秘密立储法是爱新觉罗皇室汲取历史教训，不断摸索，最终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基本解决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尤为棘手的皇位继承问题，避免了储位相争，保证了皇室内部的统一和国家政局的稳定。秘密立储方法，为后来几代皇帝所沿用。除咸丰帝奕只一独子，且出生较晚，临死前一天匆忙立储；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则均无子嗣。它突破了中国帝制时代长期以来立嫡立长的固定模式，使选贤重于传嫡长。换个角度讲，秘密立储法的确立，也是皇权巍然屹立的产物，选立嗣君的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王公大臣不要说参与意见，连知晓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三 削弱宗藩
康熙年间，诸皇子各结党援，彼此勾心斗角，矛盾日深，胤禛既厕身其间，已目睹其害。登极后，自知难以高枕而卧，于是把削弱宗藩作为当务之急。
胤禛即位初，下令兄弟诸王的名字“胤”字均改为“允”，以别于皇帝名讳。命允禩、允祥与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国家事务，臣下启奏和谕旨传出均经四大臣。并晋封允禩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晋封允祥为怡亲王，命总理户部。允禩长期谋位，在朝中结党甚众，晋封允禩，不过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允禩一家人也深悉胤禛用意。封亲王命下之日，允禩私下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妻乌雅氏对庆贺的人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此话传到胤禛耳中，怨恨更深。
胤禛即位之日，即命玄烨十四子允禵回京奔丧。允禵为胤禛同母弟。但在诸皇子储位之争中，他联合异母兄弟允禟和允禩，一同反对其胞兄胤禛。允礽第一次被废后，他曾支持野心勃勃的允禩立为太子，为此引起玄烨的强烈不满。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七年（1718）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征讨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玄烨病死时，允禵统重兵在外。胤禛召他回京守陵。雍正元年五月，下谕说：“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原为贝子），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51]允禵被解除兵权，留居京师。
康熙时，允禩谋立私党，允禟（康熙第九子）、允（康熙第十子）均依附允禩。胤禛即位后，晋封允禩，调回允禵，随命允禟出驻西宁，命允往蒙古祭奠哲布尊丹巴（喇嘛教大活佛，雍正元年圆寂于京师，灵龛送还喀尔喀），允中途称病不行，旋称有旨召还，居张家口。复私行禳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胤禛借题发挥，斥为不敬。第二年春，命将他革职逮捕，拘禁京师。允禟在西宁，被宗人府劾违法买草、踏勘牧地，肆行无忌，胤禛暂予宽免。
同年七月，胤禛自著《朋党论》，指责诸王大臣结为朋党，“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52]年底，废太子允礽在囚禁中病亡，终年52岁，追封为理亲王，谥曰“密”。胤禛兄弟中的政敌主要是允禩一党。雍正二年，胤禛将矛头指向宿敌允禩，上谕说：“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53]第二年，以允禩总理国家事务期间，“挟私怀诈，有罪无功”，不予议叙。允禩曾疏请裁减内务府披甲名额，胤禛令覆奏，允禩又请每佐领增加90余副，前后异议。胤禛斥责他“阴邪叵测，莫此为甚!”并命每佐领留甲50副，多出甲额不立即裁减，待缺出以后不补。内务府披甲人得知后不满，群集允禩府第前哄闹，翌日又集副都统李延禧家，并纵掠财物。胤禛命捕治闹事者。有人举报哄闹李延禧家是允禩背后教唆，允禩也不辩解。胤禛故意使允禩难堪，命他鞫定为首者立斩。待允禩将为首者姓名报上，又指责他“所谳不实”。允禩动辄获咎，进退狼狈。宗人府具奏称：“允禩心怀奸恶，其悖逆结党之罪，屡蒙皇上宽免”，“激令内务府人等嚷闹，明系市恩惑众，毫无畏惧，奸恶已极”。请革退亲王，撤出属下佐领。胤禛暂从宽免。[54]不久，又查出允禩私毁皇父御批事。雍正四年（1726）正月，胤禛召诸王大臣，将当年皇父责斥允禩谋害允礽谕旨公开发出，内称“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胤禛据此处治允禩，说：“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谨述皇考谕，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革去允禩黄带子，以儆凶邪，为万世子孙鉴戒。”[55]允禩被削除王爵，属下佐领人员也被没收，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允禩被削去宗籍后，不能再用宗室旧名，三月，改名为“阿其那”（满语，詈语，一说为“恶狗”意），其子弘旺改名“菩萨保”。
此前，皇九子允禟远居西宁，不准回京。雍正三年，胤禛借口允禟纵容家下人在当地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允禟大不满，声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返京奏上，胤禛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严辞斥责。又听说当地人咸称允禟“九王”，手诏斥其“无耻”。不久，下令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留西宁幽禁，属下旗人撤还京师。四年正月，京城捕役搜得允禟在京亲信寄给其主的私书，字迹类似西洋字。胤禛询问允禟子弘晹，得知是允禟自造文字。上谕说：“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56]胤禛还指责说，允禟与弘晹书用朱笔，弘晹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僭妄非礼；允禟寄允书中有“事机已失”语，其言尤为骇人。诸王大臣请治允禟罪，胤禛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还京。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他自拟名字“奸巧”，命改为“塞思黑”（满语，詈词，一说为“猪仔”意）。将他自西宁押至保定监禁。
雍正四年六月，诸王大臣承胤禛意旨，罗织允禩罪状40条，允禟罪状28条，奏请将允禩、允禟、允禵“并正典刑”。胤禛命将其罪状公布于天下。八九月间，允禩与允禟相继死于狱中。依附允禩的大臣鄂伦岱（佟国纲子）、阿尔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处死，宗室苏努（褚英曾孙）被谪戍山西右卫（今右玉）。胤禛在定苏努罪时，辞连其曾祖褚英，说他在诸皇子中制造纠纷，意在为曾祖鸣冤。苏努不久死于戍所，被追夺宗籍，骨灰被扬撒，诸子若孙均受株连。
康熙末年建功西藏的著名将领宗室延信（豪格孙）也成为胤禛打击的对象。延信初封奉国将军，官至八旗都统，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征准部策妄阿喇布坦，率师徇西藏，道青海，击败准部大将策凌敦多卜，收复西藏。玄烨诏曰：“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辅国公。”[57]允禵返京后，由他摄抚远大将军事，晋封贝勒，授西安将军，是宗室贵族中不可多得的将才。雍正五年，胤禛加给他“与阿其那等结党”、“阴结允禵”、“入藏侵帑十万两”等罪状，夺贝勒爵。逮下王大臣按治，谳定党援、欺罔、负恩、要结人心、贪婪乱政、失误兵机凡二十罪，当斩。胤禛命幽禁，子孙降为红带子。胤禛惩处苏努、延信等人，意在震慑宗室成员。他一举消除允禩等诸弟党，击溃了政敌。
皇三子允祉，在胤禛即位后，受命守护景陵（康熙帝陵）。六年，允祉索贿事发，降郡王。八年二月复为亲王。五月，因怡亲王允祥丧，允祉后至“无戚容”，谕命夺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势力也被消除。与此同时，皇十子允遭禁锢。皇十二子允祹受到降爵处分。皇七子允祐惟求苟全性命，对胤禛“敬顺小心”。皇十七子允礼见风使舵，后来依附胤禛，封果亲王。康熙年间形成的诸皇子党渐次解决。
康熙以来，诸皇子争立，王公大臣分别依附皇子，自成势力，形成朋党。胤禛剪除诸弟，不过是前期诸皇子争位斗争的继续，而他把斗争公开化，凭借手中的权力，按他的意图予以打击，不仅消除了政敌，而且又从制度上削弱了宗藩特权，以杜绝祸源。
康熙年间，以下五旗为王公贵族分封之地，和硕亲王不再像清初那样领有全旗，而是由皇帝从上三旗拨给15个满、蒙、汉军旗分佐领和包衣佐领作为私属，亲王以下诸王、贝勒，也分别领有若干佐领。此举虽然破除了旗主专擅一旗的积弊，但王公贵族仍以所得佐领为私产，在子孙中承袭，对于所属佐领的旗人任意差遣役使，“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58]下五旗旗员身为国家官属，却处在诸王私人支配之下。两广总督杨琳，为敦郡王属下，郡王遣人赴广，据其衙署勒索，杨琳无可奈何。八旗都统五格，于胤禛面前奏对，对已经获罪削籍的允禟，仍口口声声称之为“主”。故主尚有如此余威，足见下五旗旗人对于旧日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很强的。
胤禛即位初，宗室诸王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当时亲王等各有五六佐领，兵丁三四百名，6个亲王所属兵丁多至二千四五百名，加上其他若干王公的兵丁，竟达4000余名。[59]胤禛为了巩固地位，不遗余力打击宗室诸王公权势：
首先，停止诸王兼理旗务。康熙末年，玄烨曾派皇子数人分管八旗事务。雍正六年（1728）十月诏谕：“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诸王之办旗下事者，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于诸王无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误矣。”胤禛还在诏谕中指责诸王所办之事有舛误，若照例处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闲居。他规定：“除宗人府外，其余兼掌之处，俱著停止。”[60]
其次，胤禛借口“五旗之人，竟有两主，何以聊生？”[61]严禁诸王对所属旗人擅行治罪；规定除王府护卫仍由本主升擢，其余官员的升擢贬黜，皆归有司，诸王特权自此始绌。又禁止诸王私遣人役，如需用多人供役，挑选随侍人员，必须列名请旨。旧例：上三旗护军扈卫宫禁，下五旗护军各守王公府第，胤禛改为：下五旗各旗分佐领17名护军，除留2人仍隶属王公外，余者均派往守卫皇宫。
下五旗宗室、觉罗，原先多隶本府王公包衣佐领下，胤禛命令将他们撤出王府属下，置之公中佐领。使由王公私属变为国家属人。此举不仅有助于皇权的屹立，对于调整皇族内部关系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宗室奕赓《管见所及》说：
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笔者按：杂役之称），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所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世宗宪皇帝在藩邸数十年，目睹其苦，御极之初，即敕谕下五旗王公，将下五旗包衣佐领宗室俱置之公中，与国家效力当差，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于是诸宗室等幸出水火。[62]
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将原属下五旗王公管理的12个宗室佐领、20个觉罗佐领，置于该旗公中（即作为公中佐领），并令在上三旗行走。[63]胤禛将32个宗室、觉罗佐领改置公中，当然不是单纯基于对下五旗宗室、觉罗窘困处境的怜悯，主要还是担心王公领有大批宗人，对自己行使皇权——包括对宗人的族权——多有掣肘之处。但此举使大多数宗人摆脱了对王公贵族世代相袭的人身依附关系，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再次，明确规定：“诸王不许交通外吏，除岁时朝见外，不许私谒邸第。”同时，严禁旗下人依恋故主，劝励他们为国家效力。雍正元年十二月，胤禛惩处了“居心不善”的安郡王岳乐，不准其承袭，并将他属下佐领撤出赐给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胤禛集合所拨佐领人员，宣谕说：
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等办理，心中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朕必诛之。[64]
不久，又撤回允禩所得佐领，俱给允祥。以后，胤禛多次降旨，对那些与旧日属主保持联系的人，将置之于法。胤禛严格禁止旗下人与旧主夤缘往来，力图使旗人从传统的主仆依附的纽带中解脱出来，成为皇帝的忠实属民。
最后，加强对王公的监督。每旗各设御史两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稽察一应事务；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即密行其奏；对五旗诸王不按定例使令旗人，以及滥行治罪的行为加以查参。[65]
胤禛通过裁抑宗藩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从此，不但上三旗人为其控制，下五旗人“虽各自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66]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玄烨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职能逐渐萎缩。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与撰拟诏旨，胤禛裁抑宗室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被进一步削弱。特别是雍正九年前后设立军机处，选派满、汉大臣充任军机大臣，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终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取消。此后，尽管宗室王公依旧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经济上领取优厚的俸禄、收取旗租，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对皇权已不能构成威胁。
胤禛压制宗室藩王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削弱满洲社会内部农奴制残余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更大范围讲，也为乾隆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营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对个人权力的不厌追求与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契合。当然，他对同胞骨肉刻薄寡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手段，在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
由来已久的一起又一起内部斗争，已使不少宗室成员受到株连。到康熙晚期，包括努尔哈赤子孙在内的已革宗室有200人之多，而当时全部宗室人口还不到1800人。[67]已革宗室尽管身份不同，可皇族的血缘关系无法抹煞。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规定，他们的名字也要附载《玉牒》，并给以红带子为标记。乾隆帝即位后，为弥合储位争夺在皇室内部造成的深刻裂痕做了很大努力。他宣布，对因罪革退的宗室觉罗子孙，恢复他们不同于平民的贵族身份。对受到削爵、圈禁惩罚的允、允禵，予以宽释。封允禵为贝勒，命照常上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弘历诏令：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恢复宗籍，子孙一并叙入。他宣称，虽然这两位叔父曾“觊觎窥窃”皇位，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他还提到，皇考（指胤禛）晚年对苛待弟兄的往事经常“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68]将恢复允禩、允禟宗籍，解释为胤禛的遗愿。同年，弘历鉴于清初八旗诸王相互倾轧争权，摄政王多尔衮身后被削去王爵，财产籍没，谕旨追复多尔衮封爵。
乾隆帝即位初，对历史上的获罪宗室或平反、或释放，借以缓和皇室内部矛盾。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宗室的警惕。乾隆四年（1739），他又以“结党营私，往来诡密”的罪名，一度把庄亲王允禄及其子侄弘皙、弘昌、弘晈、弘昇、弘普等人或革爵，或囚禁。这一镇压使整个宗室大为震怖。数年后某日，乾隆帝肉食未毕，诚亲王、和亲王即放下碗匙默坐。弘历遂借题发挥，谕旨训斥两王失仪。真可谓龙颜震怒，宗室觳觫。
清代中叶，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加强，文网严密，动辄犯忌，即使满洲士人也遭文字狱的迫害。乾隆年间发生的胡中藻、鄂昌一案，很有代表性。胡中藻，广西人，是已故大学士满洲旗人鄂尔泰的门生，颇得鄂尔泰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69]历任内阁学士、陕西学政、广西学政等官。乾隆二十年，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被弘历细加搜求，认定他“诋讪怨望”。又斥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等高官，见胡中藻“悖逆之作”，不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则以“负恩党逆”勒令自尽。已故鄂尔泰，也因生前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至“酿成恶逆”，被下令将其祭牌自贤良祠中撤出。此案受到株连的有宗室塞尔赫，系努尔哈赤异母弟穆尔哈齐的曾孙，封辅国将军，官至议政大臣、仓场总督。著有《晓亭诗钞》，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宗室文人。
面对政治高压，许多宗室贵族同样有汉文人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压抑之感。他们不敢公开刊行自己的作品，或者在刊行时加以删削。怡亲王胤祥死后，雍正帝命其家属交出胤祥著作。胤祥家属不敢承命，以家无存稿搪塞。雍正帝无奈，将胤祥存在内廷的应制诗刊出，名《交辉园遗稿》。乾隆帝即位后，胤祥子又编辑《交辉园遗稿续刻》，说这些遗稿是旧笥中发现。此前隐匿可能是害怕贾祸。许多宗室不敢刊行著作，只能以手抄本形式传世，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他们深知官场中风涛难测，往往采取逃避态度，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锦衣玉食、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写字绘画的生活中。
四 日尚儒雅
清朝厚待天潢，费用不赀，凡宗室婚丧，皆有恩赐。他们生活舒适，地位显贵，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形成儒雅嗜学的作风。在他们中间，不仅产生过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士，正如昭梿所说：“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世胄，无不操觚从事。”[70]古人将写字的木简叫“觚”（gū），“操觚”即“写文章”意。宗室贵族深为汉文化所熏陶，他们仰慕读书向学之名，喜欢以文章翰墨相矜尚。
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当推康熙帝玄烨。玄烨汉学功底深厚，巡游四方，每至一处便即兴赋诗，平生写诗1100多首。他的诗清新晓畅，气势恢宏。抒情坦率自然，记事翔实可考，堪称史诗精品。玄烨绘画、书法俱佳。在位时常以理学卫道士面目出现，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纂辑《朱子全书》，阐扬儒家学说不遗余力。乾隆帝弘历提倡“国语骑射”最为有力，但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从民间传说看，他都是最热衷于响慕风雅、吟风弄月的皇帝。尽管他一再表示最厌恶八旗中的“词林学问”，但是他本人却最喜四处题诗赋词。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作数量最多，洋洋4万余首，蔚为壮观。弘历的书法仿赵孟，圆润秀发。绘画擅长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间或画佛像，亦只以数笔勾勒而成。弘历精于鉴赏。宫廷藏画，大部分是他收集的。画上的题跋也以他为最多。皇帝如此，也就难怪贵胄子弟竞趋时尚了。
图19 康熙帝读书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第三子胤祉、十五子胤禑、十六子胤禄，曾向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均精通天文历法、算术、音律。康熙五十二年九月，胤祉奉命修辑律吕算法诸书，为此召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加，如方苞、徐元梦等人。在广泛考定坛庙宫殿乐器基础上，一年后，胤祉以《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进呈皇父，玄烨令将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合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三书都吸收了西学，或以西法证中法，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和科学研究的水平。胤禑、胤禄参加了这项工作。胤祉著有《八音乐器考》。胤禄精数学，通乐律。胤禄于雍正元年承袭庄亲王爵。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他除了预修《数理精蕴》、增修《七政时宪书》外，又修《律吕正义后编》。著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81卷，目录2卷。稍晚，对律吕有较深造诣的有礼亲王永恩。永恩字惠周，号“兰亭主人”。初袭康亲王，乾隆时复号礼亲王。为人宽易持己，淡泊勤俭，出处有恒。嘉庆二年殁。著有《律吕元音》四卷。
清朝诸帝尊崇儒学，使“崇儒重道”蔚成风气。宗室贵族中不少人热心研读儒家经典，有些还取得一定成就。乾隆年间袭封和硕简亲王的德沛，公余之暇，孜孜于对儒家经典的钻研，对《易经》有较深造诣，著有《周易补注》和《易图解》。他钻研理学，写过《实践录》等书。曾闭户穷经30年，讲求言行如一、践履笃实，人称“济斋夫子”。[71]裕瑞，字思元，豫亲王多铎后裔，封辅国公。裕瑞知识渊博，工诗善画，曾绘制西洋地球图，通西藩语，谓佛经皆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书一本，无可校雠，于是以唐古特文字译校佛经，著有《参经臆说》上下卷，《思元斋全集》。此外，宗室肫图《理象解原》4卷，裕恩《音韵逢源》4卷，都是经学之著。
还有一些宗室贵族掌握了汉人传统的治史方法。清历朝实录的编纂，以及雍、乾年间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满汉名臣传》等，保留了有关满族源流、发展历程、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的丰富史料，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官修史籍，多有宗室成员与闻其事或负主纂之责。乾、嘉年间，宗室贵族稽古右文，热衷于私家著述。弘旺系康熙帝孙。其父胤禩，树党与诸皇子争储位，与胤禛为政敌。胤禛继位后，削胤禩亲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改其名为“阿其那”。弘旺被改名“菩萨保”。弘旺著《皇清通志纲要》6卷，另有《松月堂日下旧见》6卷。书中多记清朝典章制度。因为弘旺是“罪宗”之嗣，他的著作不能刻板印行，有抄本传世。
稍后有宗室奕赓，别号爱莲居士、墨香书屋主人、鹤侣主人，并曾自称为“天下第一废物东西”。庄亲王绵课子。曾官侍卫六年。道光八年（1828）因宝华峪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并株连其子嗣，奕赓被革去头品顶戴，道光十一年改授三等侍卫。奕赓《佳梦轩丛著》包括十一种著述：
《东华录缀言》6卷，系读蒋良骐《东华录》时所记的读史随笔。蒋氏《东华录》止于雍正朝，而《缀言》所记诸事，已下至乾隆、嘉庆两朝，兼及道光。两书下限不一致。《缀言》记史事200余则，内容广泛，典章制度，人物爵里生平，民俗，以及边疆藩服，均有所记述。
《清语人名译汉》2卷，共记满洲人名1061个，音义对照，从中可以了解用作人名的满语原意。
《歌章祝词辑录》2卷，上卷所辑为祭祀坛庙等处及宫廷典礼所奏乐章之歌词。其中有为《清史稿·乐志》中所未载者，亦有词句不尽相同者。下卷所辑为祭天、地、太庙、堂子等处诸神祝词。其中祭堂子神之仪式及祝词，为研究满洲风俗的宝贵资料。
《谥法续考》1卷，奕赓编此书意在续王士祯《谥法考》，书中按得谥者生前爵位官职，分别记录了清初至道光时之王公贵族官员共493人。
《本朝王公封号》1卷，先概述封号演变，然后按爵次高低，分别记述了受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异姓王公侯伯，凡133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