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谥翻清》1卷，先列清代帝王陵号、年号满语音译，然后就亲、郡王封号谥号以及谥字逐一记录满语音译。封号与谥字之满语，自满初至道光时已“今昔不同”，而“先年之封谥已翻者未改”，作者有见于此，故录成此书。
《侍卫琐言》1卷，《补遗》1卷，最具特色。奕赓生长贵邸，平日留心本朝典制，勤于笔记。在充当侍卫6年期间，对清代的侍卫制度以及他本人值班各差薪俸收入等项事宜均有具体记录，可补史书之阙。至于书中所言侍卫不学无术，骄下谄上种种丑态，足以反映当时官场恶习及贵胄子弟庸俗无聊之风尚。
《管见所及》及《补遗》各1卷，为作者平日于耳目所得，录存以备翻阅的笔记。此书共记事149则，内容广泛，官制兵制、旗人习尚、时事民谣，靡所不有。
《寄楮备谈》1卷，记事162则，同样是一部有关典章故事的笔记。作者辑录成册，寄之楮墨，以备谈资，故取此名。
此外，《煨柮闲谈》1卷，《括谈》2卷，均记朝野诸事。
奕赓身为贵胄嗣裔，所撰《佳梦轩丛著》于朝章国故，世系宗支，靡不条贯。有关宗室典故轶闻尤为详备。清代汉儒讳言当代史事，成书独少。300年史事，官书而外，舍旗人著述，几乎无征。正如前人田洪都在此书刊刻时所写《序文》中指出的那样：“皆为寻常记载所不及，而语必有征，足以参史。”[72]奕赓同时是一位多产的子弟书作家。
清代旗人两部最著名的杂著笔记均出自宗室贵族之手，与奕赓《佳梦轩丛著》堪称双璧的是昭梿所撰《啸亭杂录》10卷，《续录》5卷。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自号“汲修主人”，又号“檀樽主人”。礼亲王代善后裔。嘉庆十年（1805）袭礼亲王爵。两年后王府失火，珍宝及印绶全部被焚。嘉庆帝赐银1万两，命他重建住宅，同时赐给许多衣帛。昭梿好学，熟谙国故，所撰《啸亭杂录》，保留了大量有关清道光初年以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贵族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宝贵史料。作者根据自己的亲所闻见，对宗室人物和史事记述尤详，多不见于它书记载。《啸亭杂录》记林清袭击皇宫一案，自叙入宫护卫，颇居有功，于同时王大臣多有微词，后竟不获赏，不免怨诽。嘉庆二十年（1815），有人匿名讦告他凌辱大臣、府内滥用非刑，审实削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空室3年，翌年提前释放。废后13年，疽发于脑而卒。昭梿生活的时代正值乾、嘉学风最盛之时，他的父亲礼亲王永恩在乾隆朝时，受某事牵连，从此不大过问政治，以文学艺术自娱。时代的影响，家庭环境的熏陶，昭梿也爱好诗文，但所撰诗、文200余篇均散佚，纂辑的《礼府志》已成书未印。
镇国公奕湘曾官广州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从政之余写有《定边纪略》一书，记乌里雅苏台事。果毅亲王胤礼，玄烨第十七子，雍正十二年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著《西藏日记》上下卷。均为反映边疆、民族事务的史著。
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在学术领域中虽然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准，毕竟缺乏汉人乾、嘉学派大师的学识和功力，未创建出独立的学派，也没有在史学、经学等领域出现一代大学者。他们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文、书法、绘画、赏鉴上。
宗室王公用汉文写作诗歌，始于清太宗第六子高塞。高塞号“敬一主人”，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晋镇国公。他长期居住在清朝入关前的旧都盛京，一生不过问政治，过着超尘出世的生活。为人性淡泊，嗜文学，善赋诗弹琴，喜与汉族文士结交。高塞喜爱医巫闾山的幽静，常于夏日读书其间。所作《秋怀》诗中描绘自己：
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尊酒，沉酣据玉琴。[73]
本来应该是赳赳武夫的高塞，早已丢下骏马弯弓，整日兀坐，感叹往事如烟，只能借酒浇愁，对月弹琴。皇太极生前一再发表让子孙后代保持骑射武功传统的谕旨，殊不知在他的子辈中已有人沉湎于汉文人闲适恬淡的生活。高塞工诗画，精曲理，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有《恭寿堂集》。
到17世纪后期，从王公贵族中涌现出的才子们吟诗写词，有的已达到与汉人不分伯仲的水平，他们广交汉文人，诗酒唱合，情深日笃，文学修养日益精邃，“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74]清代旗人诗作之多，令后人叹为观止。旗人铁保《熙朝雅颂集》134卷，嘉庆九年（1804）刊行。收集清初至嘉庆初年旗人诗作6000余首，是当时最为完备的旗人诗歌总集。编辑次序为先天潢、次诸王、再次觉罗，最后其他各家。其中，首集收49位宗室贵族诗作，代表了当时的总体水平。
康熙间宗室岳端，诗画皆精，体现出一种超然飘逸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宗室文风影响很大。岳端（或作袁端，蕴端）字兼山，又字正子，号玉池生，别号红兰室主人。因为是其父的第十八个儿子，所以又自称“长白十八郎”。生于康熙十年（1671），享年仅35岁。其父安亲王岳乐，是平定“三藩”的有功亲藩之一。岳乐之妻，为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索尼之女，也就是康熙一朝权臣索额图的妹妹。可见，他出身于一个地位十分显赫的贵族家庭。在爱新觉罗皇室中，他以“首倡风雅”著称。近人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评价他是“一代宗潢之秀”。岳端和他的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锦绣前程却由于朝廷内部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而变得黯淡起来。
这个显赫家庭及其姻亲，接二连三在康熙帝面前失宠。首先失势的是岳端舅父索额图，因为阿附皇太子胤礽，被玄烨骂作“本朝第一罪人”，于四十三年（1704）被幽禁，不久死于幽所。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处死。在此之前，安亲王岳乐已被罢免议政王大臣和掌宗人府事的职务，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去世。但到三十九年，随着索额图处境的恶化，死去多年的岳乐被弹劾，降为郡王，削去谥号。他的3个有爵位的儿子，包括岳端，也由此受到降爵、停袭的处罚。岳端是在15岁时封为郡王的，父亲死时他21岁，被降为贝子，到39岁被革去贝子爵，成为闲散宗室。这种每况愈下的境遇，对他的文风和诗作格调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或者也是他中年夭折的重要原因。岳端被革爵时，玄烨给他定的罪名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所谓“妄恣乱行”，不过是与汉名士相互交友，一起吟诗作画而已。岳端与著名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情谊甚笃，在《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诗中说：“孔君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君不挟长，我亦不挟声。”[75]岳端不以王公贵族自矜，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孔尚任，主要是敬佩他的文学才能，并从这种交往中获得教益。岳端政治上屡受挫折，郁郁不得志，转而采取消极避世态度，他看透了富贵又看透了虚名，不满现实又不与之抗争。他不赞成屈原那种“虽九死而仍不悔”的忠君做法，认为投江而死毫无意义：“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76]把借酒消愁，一醉方休，作为求得解脱的最佳办法。这种人生态度及生活方式，对后来宗室文人影响深远。岳端著作有《玉池生稿》、戏曲《扬州梦传奇》。
岳端家族中，在文坛上享有声誉的还有他的堂弟博尔都。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辅国公拔都海子，封辅国将军。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后坐事追削爵。这位贵胄子弟从未参与政治，长期闲居北京郊外的东皋草堂，过着饮酒赋诗的闲适生活。博尔都少壮耽吟，清稳可诵，一时名士画人如施闰章、毛奇龄、屈大均、汪琬、孔尚任、姜宸英等人多从之游。他曾写《宝刀行》，慨叹自己无用武之地的苦闷。这类借刀自喻的方式，后来成了爱新觉罗子孙诗作中一种常见的传统。[77]博尔都著有《问亭诗集》。汪琬为此集作序，赞其诗“近体清新，歌行雄放”。值得注意的是，他身为皇室贵胄，竟与反清志士屈大均友善。屈大均，广东番禺人，素有文名，与陈恭严、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他曾参加抗清战争，失败后遨游北方各地，伺机恢复。后与博尔都结识。博尔都有《寄怀屈翁山》诗，内有“翡翠生南海，营巢傍蜃楼。稻粱那可致，罗网不能求”[78]句，盛赞屈大均高尚的品质，不受博学鸿儒科利诱的民族气节。并提醒他“锦翼妨猜妒”，可能受到陷害。两人交情深笃，由此可见一斑。这首诗仅见于抄本《问亭诗集》，后来刊行的《问亭诗集》已被删除，显然是担心贾祸。
岳端侄孙文昭，也是著名宗室诗人。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师从名士王士祯。与汉文人姜宸英、查慎行诗歌唱和。康熙三十八年（1699）应宗室乡试，因用《庄子》中语言被处分。后辞俸家居，过着“除却吟诗百不为”的生活。著有《紫幢钞诗》、《芗婴居士集》。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多，撷百家之精华，[79]又编宗室诗为《宸萼集》，分上中下3卷，共28家，诗376首，各著小传。
清初宗室王公“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宏扬的是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康熙以降，天下太平，在汉文化的陶熔下，宗室贵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岳端一家，代表了从这一特权阶层中分离出的贵族文人，他们崇尚汉文化，追求一种闲适恬淡的人生。清朝恩养天潢“至优至渥”，贵族子弟无须为衣食奔波，也不必像汉人士子那样汲汲于功名利禄；康、雍年间，专制主义继续发展，在君权的迫压下，宗室贵族动辄获咎，使他们感慨人生无常，极易从汉文化中寻求精神慰藉，将吟诗著文作为趋吉避凶、明哲保身的手段。特别是一批“罪宗”后裔，有感祖辈的命运悲剧，无意于宦海沉浮，在诗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恒仁，字育万，一字月山，努尔哈赤之子阿济格四世孙。阿济格在清入关初因皇室内部矛盾，被“赐”自尽，诸子皆被黜除宗籍。直到康熙朝，他的部分子孙才被重新恢复宗室身份。恒仁父亲普照，封辅国公。可是到雍正年间，恒仁以“不应封”而失爵。失爵后，恒仁闭户读书，专意吟咏，闲居以终其身，年仅35岁。著有《月山草堂诗》4卷。恒仁诗中对自己和家族的境遇，多有悲伤和感叹，但又以世事荣枯犹如过眼烟云来劝慰自己：“一杯相属君听取，浮云富贵焉足娱。我亦不愿，衮衣九命朝中趋，我亦不愿，金钗十二房中居。但愿，年年此夜闲无事，奉侍慈闱百岁余。”[80]表白中带有几分无奈。他刻意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使他的诗作带有一种冷寂的特色。恒仁诗作风格以清新、淳朴见长，曾引起汉文人的赞许。沈德潜中肯地评价他说：“吐属皆山水清音，北方之清音也。”[81]
郭敏与郭诚。郭敏，字子明，号懋斋；郭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雍、乾时人。他们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但郭诚在15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他们是阿济格的五世孙。郭敏家族虽在康熙年间恢复了宗籍，但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所崇尚的是魏晋文人风骨，或洁身自好，或放任不羁，与诡谲多变的时政始终保持着距离。郭诚出世思想最为浓烈。年青时奉母命一度出仕，37岁时母亲去世，遂辞官归隐。当年在松亭任上，他就说过：“但得多钱压酒囊，不羡人间好官职。”[82]闲居后，写过一篇散文《闲慵子传》，说自己“既闲且慵，自少废学，百无一成，洎长成不乐荣进。”郭敏著有《懋斋诗钞》，郭诚著有《四松堂集》诗2卷、文2卷、《鹪鹩庵笔麈》1卷。纪昀为之序。诗文集中最有价值的是与《红楼梦》作者、著名文学家曹雪芹有关的部分。
乾隆年间，才华飘逸，恃才傲物的宗室诗人还有永忠、永、书等人。永忠祖父胤禵，康熙帝十四子，曾卷入储位之争。胤禛即位后被圈禁，乾隆初年才被释放。整整过了13年狱囚生活。虎口余生的胤禵，获释后早已万念俱灰，皈依佛道。为了表示对乾隆帝“矢报圣恩”，永忠降生后特意命名为“忠”。永忠年龄稍长，胤禵就请剩山和尚为其师傅。永忠遵从祖训，从佛经中参悟人生哲理。永忠字良辅，一字渠仙，还先后给自己起过一系列雅号：臞仙、臞禅、觉尘、且憨、香园、玉海生、纯素、龙华道人、栟榈道人、如幻居士、琨林子等，大有出家人味道。永忠22岁时援例封辅国将军。就在这一年，他在诗稿扉页上题诗一首称：“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何必预商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午梦长。”[83]词句俗浅，情感复杂。感伤过去，疑虑未来，苟且现状，淡泊名利，兼而有之。努尔哈赤的嫡派子孙，竟然如此心灰意冷地打发人生，是很可悲哀的。
永忠只任过宗室右翼近支第四族教长这样一个闲官，除按制度五日一上朝，春秋两祭陪祀圜丘，根本没有与闻朝政的资格。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都贡献于文学艺术，著有《延芬室诗稿》。昭梿在《宗室诗人》一文中赞扬他“诗体透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84]经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无所顾惜。永忠喜绘梅花，又善竹石小景。所绘扇面被士人争索。
书，字实之，号樗仙，郑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恒子，封奉国将军。其诗疏放清丽，驰名一时。有《静虚堂集》。他为人慷慨，不欲婴世俗情。40岁时，即托疾去官。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镈，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字嵩山，号神清室主人。代善五世孙，康亲王崇安子。永自幼文武双全，抱负不凡，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康亲王（后复原爵礼亲王）王爵由其长兄永恩承袭，他自己只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这是一个只拿俸禄没有实职的贵族称号。一生只好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著有《神清室诗钞》。永诗风宗法盛唐，多愤世嫉俗之作。
上述几位宗室，都是些才华横溢的人物，且因个人经历所致，对正统观念显示出离心离德的倾向。他们还将愤世文笔，指向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黑暗现象。因此，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代表了宗室诗人的最高水平。
同一时期，还有一部分享有诗名的宗室成员，他们多是些爵位显赫而又终生政治地位稳定的贵族，思想感情上与皇权正统较为接近。如辅国公永璥、礼亲王永恩、怡亲王弘晓、贝子弘旿、辅国公弘、质亲王永瑢、成亲王永瑆等，他们的诗集中，虽不乏精审之作，但辑入了许多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内容干瘪，语言枯燥，以致影响到诗集的质量。
图20 乾隆帝第六子永瑢手书《二十一种救度佛母赞》
许多宗室贵族不仅能诗，而且善画。清前期几位皇帝均雅好书画。在他们的奖掖倡导下，王公子弟多游艺于笔墨。康熙帝第二十一子慎郡王胤禧，诗清秀，尤工画，山水画笔致超逸，水墨花卉亦雅韵，自号紫琼道人。胤禧去世后，以弘历第六子永瑢过继为嗣，晋封亲王。永瑢亦工画，兼通天文算术。画有《长江帆影图卷》，是一幅描绘壮丽山河的艺术珍品，一直流传至今。亲王胤祕第二子弘旿，乾隆年间晋封贝子，后因过削爵，嘉庆间封奉恩将军。弘旿工画，自署瑶华道人，声名与紫琼道人相侔，被誉为“一代正宗”。书法、治印均有成就。
宗室王公多擅长书法，其中成亲王永瑆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85]与铁保、翁方纲、刘镛并称清代书法四大家。永瑆是乾隆帝第十一子，自幼爱好书法，他听说明末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写字，从中得到启发，反复思考，推广其说，作“拨灯法”，谈论书旨，深得古人运笔之妙。他的书法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86]嘉庆帝命永瑆书写裕陵圣德神功碑，又命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刻成后，御书帖序，颁赏群臣。昭梿曾感慨说：“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87]昭梿仅因书法不佳，便受到人们嘲笑。足见能书善画在宗室贵族中已蔚成风气。
图21 成亲王永瑆手迹“岁岁平安”（北京醇亲王府花园）
宗室辅国公永璥，号素菊，理亲王孙。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于甄别真伪，凡经他品评者，百无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88]
历代怡亲王雅好收藏。其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同治年间，怡亲王载垣革爵后，府中书画玩物多不胜数，皆为上品，仅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卖于隆福寺诸书肆。画件尤伙，至有未裱之迹。瓷、玉各物称是。琴弦、雅扇，都是怡府出名之物，不计其数，卖之四十年不能尽。[89]果郡王弘曕（胤禛第六子），号经畲道人，有《鸣盛集》四卷。弘曕自序谓：讬体天家，何必以聘妍抽秘，与书生竞其短长，惟是不忍玩惕时光荒旧业，以身附于盛代和鸣之美，故名曰“鸣盛集”云。弘曕善诗词，好藏书，收藏之多，据说与怡府明善堂相埒。[90]清季宗室文人盛昱精赏鉴，尤具搜罗之力，收藏甲于诸家。[91]
诗、书、琴、画均属高雅的书斋文化。在传统社会里，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闲者，才有资格和条件在华丽的艺术殿堂中流连忘返。宗室贵族在高雅文化方面取得很高造诣，本不足为奇。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艺术实践只能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天地，而与普通旗民无缘。如果说在这方面也存在某些例外的话，就不能不提到奕赓。
奕赓不仅是《佳梦轩丛著》的作者，而且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子弟书作家，正是后者，使他的笔墨生涯与普通旗民的喜怒哀乐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妨说，他是惟一一位在满洲人民间文艺方面有过突出造诣的宗室文人。
这首先要归功于他日趋平民化的生活。他虽为天潢贵胄，但家境已经破落，晚年穷困潦倒。子弟书又称清音子弟书，是八旗子弟独创的一种曲艺形式。清代北京内城禁止开设戏园，八旗子弟只能以杂耍、八角鼓、曲词自娱。于是有人将军营中传唱的俗曲改为雅驯的词曲，名曰子弟书。子弟书是一种说唱艺术，有唱词，没有说白；虽以七言为主，讲求格式、韵律，但又可以根据需要而增加一些衬字，使形式更加活泼；伴奏乐器以三弦、鼓板为主。另外，子弟书篇幅比较短小，具有文辞简约、韵律优美的特点。子弟书兴盛于乾隆中后期，一直流行到清末。
奕赓长期生活在普通旗人中，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情有独钟。在子弟书作家中，奕赓以其笔名鹤侣最负盛名。他的作品不仅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且对八旗子弟的命运尤多关注。奕赓自任侍卫六年，并撰《侍卫琐言》，对侍卫制度进行了翔实披露。而所撰子弟书《少侍卫叹》《老侍卫叹》《女侍卫叹》《侍卫论》诸篇，则是不同侍卫形象的艺术浓缩和高度概括。[92]奕赓的作品显露出横溢的才华，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行文走笔，酣畅淋漓。他一方面同情下层旗人的潦倒命运，另一方面又对贵族子弟中种种恶习丑态，极尽鞭挞、戏谑、嘲讽之能事，从貌似玩世不恭的口吻中又时时流露出“无力回天”或“恨铁不成钢”的苦痛。
奕赓曾作《鹤侣自叹》，陈述自己壮志蹉跎，又不甘心与污浊的世俗相俯仰的心志。这篇子弟书的前半部分，是作者对自己身世浮沉的嗟叹，追怀往昔任内廷侍卫时的荣华富贵与英雄豪气，感慨“这如今事事无成反画虎”的窘境。抚今追昔，作者不愿再奢谈什么雄心壮志，也不愿再提什么高贵的出身，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保持凌霜傲骨的节操，而无意于随波逐流，在官场上趋炎附势，争名逐利。在《鹤侣自叹》的后半部，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八旗贵胄子弟在祖辈功绩的荫庇下享受世间荣华，出尽风头，实际却是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他们徒有显赫的名位，华丽的外表，骨子里惟知趋炎附势。所谓“媚时谄富甘吮痔，欺贱凌贫意态奢”，将其嫌贫爱富、媚上欺下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奕赓作品的价值所在，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特有视角，揭示了八旗纨绔子弟的庸俗与沉沦，这种景象又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一个征兆。
五 濡染汉习
清朝入关，最担心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满洲子弟濡染于汉俗。宗室贵族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对他们的汉化倾向自然防范最严。但清朝皇室要巩固统治，不能不注重嫡亲子弟的培养，不能不给予他们最系统、良好的教育，而汉文化则是这种教育的基本内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宗室贵族在满洲人接受汉文化的进程中要肩负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以下所撷取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侧面。
（一）婚丧习俗的演变
满洲人早先的婚俗带有氏族社会婚姻的若干特点，“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指后母）”。[93]而且婚姻不论辈分：努尔哈赤先娶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叶赫纳喇氏，皇太极母，谥孝慈皇后），继而叶赫部复以贝勒布杨古妹（即孝慈皇后侄女）许配努尔哈赤，聘之未娶。与乌拉部的婚姻关系也很复杂，努尔哈赤娶布占泰侄女；弟舒尔哈齐娶布占泰妹，又以己女妻之，舒尔哈齐为布占泰内弟，又是其岳丈。足见此种不分辈分的婚姻仍为满人所靡然。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先娶努尔哈赤妹，继娶其女，可为佐证。这种状况显示：满洲人还没有为“乱伦”一类伦理观念所熏染，而依旧为习惯所驱策。
入居辽沈地区后，如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婚姻关系也受到汉文化的涵濡。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曾力矫此俗，下令永行禁止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94]他在谈到创立新法的缘起时说：“汉人，高丽因晓（汉人）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95]皇太极以汉、朝等民族为榜样，竟至指斥本族古老婚习为禽兽之行，说明在立国不过短短20年间，满洲人的社会观念已发生演变。
问题在于，传统习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芟除的，而往往要经历一段过渡。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定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罪，削爵，籍家。结果，莽古尔泰妻，被他的两侄豪格、岳讬各娶其一，德格类的妻子被其弟阿济格收纳。岳讬先娶莽古济（莽古尔泰妹）女为妻，至此又娶莽古尔泰妻，是典型的不分辈分的族内婚。而后，多尔衮摄政，幽死侄豪格，纳其妃博尔济锦氏，又娶兄嫂博尔济吉特氏，则是婚姻旧俗的残风余响。博尔济吉特氏即清太宗皇太极妃，清世祖福临的生母，死后谥为孝庄文皇后。多尔衮纳兄嫂，即所谓“太后下嫁”，从本族传统上看本不足为奇，而汉人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却认为这是一件极不文明的事。以至明遗民张苍水（煌言）在所作《建夷宫词》十首中，特意要讽咏此事。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其时，摄政王多尔衮年近不惑而无子嗣，孝庄文皇后盛年孀闺独处，又素具权谋，能交欢于多尔衮，无疑可以巩固其嫡子福临的帝位。[96]但这种幼稚的做法，毕竟令皇族后人赧然，故清重修《实录》，将有关记载删削净尽。
顺治以降，满人涵濡汉文化渐深，旧俗随之泯改。晚清时，同治帝的孝哲皇后与珣妃为侄姑，是婚姻不择辈分的仅有一例。
满洲人入关前，无所谓妇女的“贞节观”。而汉人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汉人历史上，尽管早在秦代已有提倡妇女贞节、褒奖守节寡妇之例，但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再婚尚持宽容态度。自宋儒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贞持节的枷锁日愈深重。明成祖时仁孝文皇后作《内训》，有言“纵观往古，国家废兴，未有不由于妇之贤否”。将妇女是否贤德，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所谓“贤德”的内涵，则是“女德有常，不逾贞信”。从此，能否保持贞操，便成为衡量妇女好坏的基本尺度。同时，不仅夫死寡妇改嫁会受到舆论谴责，就是未婚少女，只要已许聘予人，而未婚夫亡殁，也要为他守节，许多寡妇惟恐因受人逼迫“失节”，或因贫困难耐丧失生活下去的勇气，于是在丈夫死时自尽，美其名曰“殉节”。这种行为竟受到汉统治者的表彰，不仅予死者旌表，还给她的家属免去赋税的优待，有的家长惟利是图，竟至强迫女儿殉节。殉节之俗与缠足一样，均属汉人社会传统礼教中最凶残无人性的部分。
满洲人入关以后，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逐渐摒弃了本族的一些陋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汉族陋俗的“污染”，接受“贞节”观是突出的一例。顺治十年（1653），清廷首次旌表了30名八旗烈女和节妇，即夫亡从死和夫亡守节20年以上者。[97]在此以前，清廷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98]接着，制定了旌表宗室节孝贞烈例，除赐给羊酒纸张并撰文遣官致祭外，还按等级赐给银两缎匹。同时，公布了宗室烈妇4人。[99]旌表的4名烈妇是：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福金（夫人）博尔济锦氏，侧福金贵齐特氏；辅国公世布石伦夫人博尔济锦氏；正黄旗厄尔济根妻觉罗氏。满达海福金年12岁选为王妃，从殉时年仅16岁；侧福金15岁选入王府，20岁时从殉。为了表彰她们，福临命给纸3000张，羊2只，酒3瓶，内院撰给祭文，遣官致祭。[100]
辅国公世布石伦妻巴苏太14岁出嫁，22岁从殉。顺治十三年奉旨论祭。祭文一看便知出自汉族文士之手：
溯王化之本原，闺门称首；肃人伦之纲纪，节烈居先。用昭风励之权，可靳表章之实，尔巴苏太，乃辅国公世布石伦之妻。婉燮季女，阀阅名媛。归我宗臣，聿彰懿德。属所天之就殒，遂视死以如归。毕命黄泉，觉徽音之未远，垂名彤史，尚生气之凛如。芝兰之气常存，初无愁于风雨；松柏之姿不改，复奚憾于冰霜。特沛有赫之王纶，征励守贞之士女。
同时受到旌表的，还有从殉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5名“侧室”和和硕敬谨亲王的2名“侧室”。其中，敬谨亲王的侧室舒穆禄氏，17岁选入王府，同年即殉死。[101]遭遇尤为悲惨。
清初宗室妇女乃至整个满洲妇女中，从殉现象相当普遍。但这些所谓“烈妇”与其说是在汉人传统礼教熏陶下自愿殉节，倒不如说是蹈袭满洲奴仆殉主旧俗更确切些。早在入关前，满洲人中即流行人殉，如努尔哈赤妻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死时，有4婢从殉；努尔哈赤死时，诸王逼迫大妃乌拉纳喇氏殉死，同时殉死的还有2小妃。皇太极殁，章京敦达里、安达里2人从殉。入关后，顺治帝的董鄂妃死，据汤若望的回忆录称：30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上述现象说明，妻妾殉夫，奴婢殉死，实际是满洲蓄奴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到顺治末年仍保持着影响。
康熙帝亲政后，曾谕止满洲奴仆殉主的陋俗，同时大力提倡理学，阐扬伦理纲常，但他对汉人传统礼教中的妇女“殉节”并不赞同。他认为人命是至关重大的，轻生从死属于反常之事，如果再加以宣扬、旌表，死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为了制止这种行为，他下令对殉节妇女旌表一事，永行禁止。[102]
康熙帝的继任者雍正帝，不仅对妇女殉节表示反对，就是对妇女“从一而终”的守节行为，也只主张在汉人范围内提倡，而不要盲目扩大到满人。他对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予八旗寡妇补助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说这样会使那些年轻又想嫁人的寡妇处于两难处境，甚至使她们贻误终身。于是规定，以后只有那些生有子女，并且年过四十的寡妇，国家才能予以生活补助。这样一来，年轻的寡妇往往要选择改嫁。雍正帝对寡妇殉夫更不以为然，他指出，夫死之后，妇人对于老人子女，本该承担更重的责任，如此轻生，就是放弃责任，就是不孝，怎么还能表彰呢？
显而易见，康熙帝、雍正帝代表的上述看法比起那些汉人理学大师和道学先生们的识见来确实高出一筹。但事态的发展却证明，汉人的影响，包括贞节观在内的传统礼教，都是满洲人所无力抵御的。雍正帝曾为怡亲王允祥第三子弘暾指配富察氏，尚未婚配，弘暾病故，富察氏闻信即痛哭截发，至王府恳求为未婚夫守制。允祥不允，富察氏于门外跪哭，夜以继日。允祥考虑儿子已故，不忍再误富察氏终身。不想这位未过门的儿媳矢志不移，回到母亲家后仍坚持为未婚夫持服守节。二年后允祥病逝，富察氏又至王府门前悲痛欲绝，恳请服孝。此举最终感动了雍正帝，降旨准她服孝，令进王府，谕王妃收以为媳。又命从弘暾亲侄内择一人为弘暾之嗣，立即袭封贝勒，让富察氏抚养，“以彰节女之厚报焉”。[103]富察氏因坚持守节而得到“厚报”，这种情况即便在宗室贵族内部也不会很多，但她的所作所为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解决方式，却反映了流行于社会的时尚。
乾隆朝以后，满洲人对妇女贞节的强调，与汉人相比，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从《八旗通志》所载八旗节妇烈女人数来看，乾隆朝已经超过了前三朝的总和，有9500名之多，而前三朝总计不过2000余人。[104]其中包括夫死殉节的“烈妇”，守寡多年的“节妇”，未婚守节的“贞女”，以及尚未成婚即为夫殉死或因守贞而死的“烈女”。在这些被作为全社会楷模而加以旌表的旗人妇女中，宗室觉罗约占3%，有400人之多。明朝是传统礼教统治严酷的朝代，近300年中，全国旌表的节妇烈女，总共不过3500余人，相形之下，礼教对八旗妇女的戕害，确实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仅就宗室妇女来说，同样是节孝贞烈，在旌表时却按身份高低划分为11个等级。最高一级如固伦公主、和硕福金，给银100两，缎16匹，最低一级奉恩将军女及闲散宗室妻女，只给银35两、缎2匹；为了体现妻妾之别，同一男性贵族的妾要比妻降一等旌表并发给银缎。[105]一些地位卑下的小妾，名氏未列入宗谱，即便从殉也难以换取死后的荣光。见清季档案记载：宗室和润生前契买使妾章氏收房10年有余，和润病故棺殓时，章氏在花园凉亭用带子自尽，显系殉节，照例应予旌表。但宗人府在查阅宗谱时，发现和润名下并无章氏之妾，于是置之不管，并行文刑部按“该氏自缢身死”自行办理。[106]清制，旗民不准通婚。宗室贵族契买使妾，以供役使淫乐，这些使妾多来自民间，自然没有载入宗籍的资格。
以上所述，均是承平时期的情况。至清末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因夫死战场而守节殉节，或因不愿落入敌手而从夫自尽的宗室妇女又不知凡几。[107]
爱新觉罗氏的葬俗也因汉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满洲人在关外一向行用火葬，不似汉人的“入土为安”。死于家者，第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108]如果死在战场上，则要将尸体焚烧后将骨灰携回。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先火化，然后再修陵寝，将火化后的骨殖埋葬其内的。这种葬俗，被一直带到了关内。
初入关的满洲统治者，并不以火葬旧俗为羞，顺治朝清廷发布的丧葬条例，公开表示允许官民火葬，这当然是指满人而言。据考证，顺治帝福临和他的后妃们死后也都行火葬，所以记载上说安放到地宫的，不是他们的遗体，而是“宝宫”。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在帝王家则称之为“宝宫”而已。[109]火化地点，在景山的寿皇殿。
即使对普通满洲旗人来说，当时要想效法汉俗实行土葬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战争频仍，许多八旗兵丁战死疆场。后来清朝在各省设立八旗驻防，又规定驻防旗人死后不能在当地安葬，不得在当地修建坟茔。在这种情况下，让八旗寡妇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扶柩回京，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六日，内务府奏报：荣格格于本月初六日去世，拟于初六日入殓，初七日出殡，十一日捡骨殖。玄烨朱批道：“应火化者已火化了，整体送陵者亦有之。内务府总管不谙此例。著复议具奏。”[110]复议结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在宫廷内部，火化传统仍为人们所习见，与此同时，也开了“整体送陵”即土葬的先例。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还不能就皇族乃至整个满人变火葬为土葬的过程作较为详细的说明，不过可以初步推测：乾隆初年，这一过程已经完结。弘历一即位，即颁布禁止旗人火葬令，诏令说，本朝原来实行火葬，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迁徙无常，遇到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定鼎以来，八旗满洲和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此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暂准携骨归葬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11]弘历所谓“依古以尽礼”，实际指的是汉人土葬习俗。随着驻防从临时向固定的变化，八旗人丁普遍有了实行土葬的条件。对于居处京师，深受汉人儒家文化熏陶的皇族成员来说，他们在整个满洲人中较早完成这种风俗的演变，是很自然的。
（二）信仰之变迁
满洲人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不但对天、地顶礼膜拜，而且把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动物、植物也奉若神明，同时还供奉祖先为神。“萨满”则是有关宗教活动的主持人，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实也就是民间习称的“巫”，或叫“跳大神”的。
具体就爱新觉罗家族而言，有关神鹊、七星的崇拜，是其信仰中最古老的成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传说，说的是天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而诞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清代官书《满洲实录》卷一又记，布库里雍顺身后数世，有名樊察者，幸得神鹊搭救，始得逃生。于是从此以后，“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满文体写为‘祖’），故不加害”云云。而昔年广泛传布于满族民间的“乌鸦救驾”（驾，系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当是樊察传说的翻版。只不过，由乌鸦取代喜鹊，充当救命恩主的角色。爱新觉罗先世对神鹊的情感自然非同寻常，突出表现在祭神竿仪式中。祭神祭天均有享鹊的肉，“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鹯从未敢下，是一奇也”。[112]过去的沈阳八景中，就有“宫殿群鸦”一景，直到清季，每到二八月，要在盛京宫殿西偏的空地上撒粮以饲鸦。乌鸦群集，年久成习，每晚集聚，竟成一景。
祭星也是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星，不是满天数不清的繁星，而是专指北斗七星，满语称之为“那丹（七）乌斯哈（星）”。祭星，多于月落以后夕祭时举行，即所谓“背灯祭”。其时将灯烛熄灭，万籁俱寂，繁星当空，颇有一种神秘色彩。祭星是满洲人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早在15世纪，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113]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七年（1642），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病笃时，其福晋因病由气郁，招巫人（萨满）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114]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巫术，参照《清文鉴》卷一三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旨在嫁祸于纸人。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而对七星的祭祀却古已有之。七星在夜幕下永不陨落的自然景观，在原始初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印象。爱新觉罗氏萨满教中的祭星，后来发展为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式。古朴的七星神也向人格化转化。清入关后宫廷祭祀诸神中，有所谓“那丹岱珲”，或称“那丹岱瑚里”，通译作“七仙女”，也就是七星神的变体。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立神竿（源于对神树的崇拜）祭天，举凡用兵及国中大事必祭，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平日在家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神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不过，由于受到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熏陶，信仰体系也相当驳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立国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建造了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爱新觉罗氏在祭祀天、地、山、禽、兽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佛祖。据说，努尔哈赤平时家居常常“手持念珠而数”，[115]言语间常称“我佛”如何如何。[116]又说明他们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道教不仅不陌生，反而被逐步涵濡。
萨满教原始多神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无力排拒外来一神教的冲击。特别是当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以后，固有的与渔猎经济及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萨满教信仰，益发难以满足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了。何况它根本征服不了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以及早已皈依喇嘛教（黄教）的蒙古族。
努尔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即清太宗，是位比其父更有政治头脑更有眼光的人物。努尔哈赤虽然已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毕竟还没有减损对旧神的信仰，他家中供有“渥辙库”（家内神），每于其前设誓祝祷，态度是虔诚的。[117]皇太极即位后，却说：“所谓萨满书牍者，早有考究，而今荒疏矣。”[118]说明他对萨满神本的内容原是精熟的，大概也信奉过，但是后来却逐渐与它疏远了。这种对萨满教所持的实用态度，与他在政治上除旧布新、仿行汉制，外交上联络蒙古、鼎力攻明的建树是并行不悖的。皇太极在接触汉人文化后，深感自身宗教和习俗的某些落后和不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试图将民间萨满教中保留的某些落后成分作为陋习，竭力革除；同时，还把萨满教中诸多仪式加以修改，力图使它能够以国家的“大礼”而登上大雅之堂。清入关后宫廷的堂子祭祀，就是把原有的萨满教神祇、礼仪，用儒教传统仪制加以改造的产物。
清朝入关，爱新觉罗氏一跃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随着等级制度的确立，它与本族下层人民的隔阂扩大了。萨满教仪礼在满洲社会中从此分衍为两支，即以皇室宫殿堂子祭祀为代表的贵族仪礼和普通旗人的民间仪礼。“清室由东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礼亦多缘汉制，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119]清室宫廷萨满教祭祀的中心，首先是堂子祭天。这种往往被认为是“纯满洲”的仪式，其实本身就是满洲萨满教融汇汉文化成分的产物。
堂子祭祀滥觞于入关以前，“堂子”就是观音堂的简称，原是辽东一带司空见惯的一种寺庙形式。满洲人将它作为各类宗教场所的泛称。爱新觉罗先世俗重祭天，但最初的祭天并无一定规制，只是因地制宜，于所至之地随意举行。[120]努尔哈赤时期，尚有在行军途中随时随地设案拜天的记载。后来受汉人于寺庙中拜谒神祇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了祭祀诸神（特别是祖先神）于室内，立竿祭天于室外的习惯。不过，在清朝入关以前，这一习俗在皇族的祭祀中虽已轮廓初具，似乎还没有专门的堂子祭祀之礼。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时拜谒的是玉帝庙（玉皇庙），皇太极在盛京时则拜谒城隍庙（或称城隍祠、城隍堂）。金毓黻曾考证说：“沈阳都城隍庙在城内，建于元代，而清初未尝另建新庙，则所谓的城隍庙者即堂子也。”[121]郑天挺也认为：“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的汉译。”[122]他们的说法应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