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于顺治元年（1644）在北京长安左门外创建了皇室的固定祭祀场所。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堂子祭天”才正式被当作国家吉礼的一部分载入《会典》，成为清朝“特殊之祀典”。有资格入堂子致祭者的范围，也随等级制度的日趋完备而逐渐缩小。康熙十二年（1673）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从此，堂子祭祀便成了皇室专有的祭祀场所。皇室的堂子，主要建筑为三殿。一座方形，坐北向南，为祭神殿，汇祀诸神祇；一座圆形，坐南向北，称圜殿，即拜天圜殿，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场。圜殿南庭院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神竿的大石座，其后东西两翼又分设小石座6行，每行分6重，共72个，加上皇帝的大石座共为73个，小石座是为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致祭时树神竿用的。此外，东南有尚神殿，南向，制如圜殿。堂子祭祀内容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师凯旋为重”，这是必须由皇帝躬亲致祭的，其余祭礼仅遣官员代行。其他祭祀均为皇族宗室族祭，诸如每月初一的月祭，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祭，春秋两季的马祭、竿祭等。
总之，祭堂子的参加者为皇帝及宗室贵族。在堂子内，能够设竿致祭的只有公以上的皇室亲贵。在元旦，只有亲王、郡王才有资格行挂钱之礼。[123]因此，堂子祭实为皇族宗室祭祀活动，它是满洲先世氏族祭祀活动的一种演变形式。
堂子所祭神祇相当庞杂，但并非如人们所讹传的，以及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般诡秘。[124]概括说来，祭神殿所祭有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为主神之所在，祭祀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祭尚锡神（田苗神）。不难看出，其中既有满洲萨满教固有的神祇，也有外来的各路神灵。祭祀时的萨满祝词，初用满语，乾隆以后改用汉语。到嘉庆时则已“罕有萨玛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125]
坤宁宫祭神是皇室进行萨满教祭祀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入关前盛京故宫内的清宁宫祭祀。坤宁宫祭祀是满洲家祭在宫廷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供奉的偶像，有朝祭神和夕祭神之分。朝祭神有佛祖、观音和关圣；夕祭神名目繁多，总称为穆哩罕诸神、画像神和蒙古神等。蒙古神有“哈屯”（王妃）、“诺颜”（王侯）之谓，至少觉罗姓各氏族后裔，是将他们作为祖先神而虔诚祭祀的。祭祀时，有的仍依照草原游牧民的惯例奉献羊只（祭其他神灵时多以猪为牺牲），或于庭院中搭盖的蒙古包前设祭。[126]这正是满、蒙两个民族及其先民长期交往，互通婚姻的一个实证。特殊的祭祀，有柳枝求福仪，亦名换索仪，是为佛多妈妈所设的专祭。又有背灯祭，夕祭后掩灭灯火举行。都反映了满洲萨满教的古风。余如杀牲、吃祭肉等，也保留了满洲祭祀的一些特色。
在《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所举的坤宁宫祭祀，还有元旦行礼、日祭、月祭、翼日祭、报祭、四季献神等诸多名目，都是乾隆年间的定制。其繁文缛节，庞杂重复，不能尽述。
坤宁宫是皇后名义上的寝宫，祭礼的主持人和各类执事，大部分由女性充任。顺治年间定，坤宁宫祭神殿设赞祀女官长（司祝）2人、赞祀女官10人，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且要谙习萨满教者。也就是前人所谓“女巫选宗妇，距跃击鼓兼振铃”。另据《清宫词》注中记载：“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也证明坤宁宫祭仪是由女萨满主持的。“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127]这些都是满洲传统信仰和礼仪的典型特色。此外，如司香、掌爨、司俎、碓房等执役人，基本由内务府管领下妇人充任。
萨满祭神，向有“延客食肉”旧俗，又叫“食神余”（或“食祭余”）。每当祭祀毕，请族邻至家，同食祭肉，以多食为吉，客去不谢，谢则犯忌。坤宁宫祭祀，同样有在殿内煮肉、令近侍和枢臣吃肉的惯例。清制，朝祭所供肉，例不准出殿门。食肉时，派侍卫、散秩大臣等进宫分食。晚间背灯祭所供肉，例交膳房散给各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历听说首领太监等，每将整块好肉私行偷用，以冷肉及瘦瘠残剩及骨分给充数，以至散秩大臣、侍卫等进内食肉者渐少，大为不满，谕令禁止。[128]然而积弊难除，到了清亡后溥仪小朝廷时代，太监们不仅偷食，且往外卖。太监们还神乎其神地说，祭肉是在坤宁宫的“神锅”里煮出来的，那口锅从顺治入关以来，一直没停过火，连锅里的肉汤还是200多年前的“原汤”哩。[129]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但坤宁宫祭祀与清廷之兴亡如影随形，确也是事实。
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胤禛信佛，但也不排斥道教。在位期间，密谕地方大吏留心寻访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曾将江西道士娄真人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据说，胤禛曾令他结幡招鹤，颇为灵验，于是封为“妙应真人”。[133]京师中皇帝贵族富贵已极，就是贪生怕死，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长生不老，修道成仙了。道士入京，总是千方百计地逢迎宗室王公。恭亲王常宁（玄烨子）曾把道士请到府第中，请教长生术。道士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见筵席上有烧猪，又说是“绝好养生术”，[134]这自然是投其所好。
总起来看，宗室王公对道教谈不上笃信，他们所看中的不过是娄真人一类道士所表演的除祟避邪的法术，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技。虽然道教的影响不及佛教，但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与佛家修福来世的思想却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对宗室贵族产生明显影响。宗室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洞悉政治斗争的险恶而充满人生的忧患意识，他们锦衣玉食，又无劳苦寒暑之虞，追求的是一种恬淡闲适的生活，势必到佛、道中寻求慰藉，助长了参禅学道风的蔓延。
宗室贵族不仅受到佛、道教的濡染熏陶，在接受西方宗教方面也有过一段插曲。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立而为世界三大宗教。唐代，起源于中东但开始主要在罗马帝国中流行的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入中国，到元代也有欧洲方济各会士来华。元亡中断。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则是由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们实现的。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天主教的修会之一。明亡后，耶稣会士继续留在刚刚入据北京的清廷。
汤若望于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20年之久，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之一。他曾给福临的母亲治好了病，福临尊称他为“玛法”（对老者的尊称），不仅在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务时，都向他咨询。按照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的说法：汤若望曾试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135]但从顺治十四年（1657）起福临崇信佛教禅宗，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康、雍、乾三朝，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达到了顶峰。由于清朝皇室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所以一些宗室王公与他们私交甚笃。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熟通满语和汉语，在康熙帝和高级官员中享有威信。康熙帝与传教士交往很多，从后者了解到大量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像传教士所企盼的那样皈依天主教。不过，巴多明成功地使宗室贵族苏努一家信奉了天主教。
苏努是努尔哈赤的玄孙，曾祖父褚英乃努尔哈赤长子，因诅咒其父被幽禁至死。因此，他属宗室中不那么得宠的一支。康熙年间，苏努历任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镶红旗满洲都统，乌兰布通之役立有军功，以后两次从康熙帝远征，因功晋封贝子，又被任命为奉天将军。苏努有13个儿子，子孙满堂。在宫廷耶稣会士的影响下，苏努的第三子和第十子首先受洗，取教名“若望”和“保禄”。不久，他的十一子也要求受洗，教名“弗朗索瓦”。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全体家庭成员乃至奴仆。苏努第十子曾从胤禵远征西藏，因勇敢善战受到康熙帝玄烨嘉奖，加官晋爵。但他在皈依天主教后，决心“只为耶稣基督服务”，“只和基督的敌人作战”，于是借口“膝盖有病再不能骑马打仗”，辞退了军职。[136]第六子勒什亨（教名路易）精明能干，颇得玄烨赏识。当两岁的独生子夭亡时，他悲痛异常，询问耶稣会士巴多明说：“公正的上帝在哪里？坏人们那么兴旺，而相信上帝的人却那么倒霉，怎么能让上帝的敌人对我幸灾乐祸呢？”巴多明巧妙地回答他：“您一直向别人传颂上帝的公正、明智、仁慈，怎么您自己却抱怨起上帝呢？谁说您儿子的死是一件坏事？也许对您对他还是一件好事呢。对他来说，由于他受过洗，他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对于您来说，他使您更接近上帝了。”[137]后来，勒什亨与第十二子乌尔陈等都成为虔诚的教徒。
但苏努深深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帮派活动，他是拥立胤禩为太子的满洲大臣之一，当胤禛即位后，苏努一家的信教活动不能不以悲剧告终。
雍正二年（1724）三月，胤禩的同党胤禟被遣往边城青海西宁。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和第十二子乌尔陈以袒护胤禟的罪名被一同流戍。同时获遣的还有与胤禟关系密切的天主教神父穆经远。同年七月，年已77岁的苏努被谪戍到山西右卫（今右玉），阖家随行。苏努获遣后不及半载而亡。他在死前是否信教不得而知。勒什亨、乌尔陈等人面临胤禛的残酷迫害，却始终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胤禛令其悛改，他们却声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138]雍正五年四月，王大臣等议奏，苏努之子乌尔陈等，与阿其那（指胤禩）等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胤禛谕称：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均苏努子），不遵满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但胤禛不愿将乌尔陈等人处死，理由是如此处置，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他们是因为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他们名闻于西洋。[139]其实乌尔陈等人名闻西洋，正是因为他们以宗室贵族的身分皈依了天主教。而胤禛残酷迫害苏努一家，首先是基于政治上诛除异己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供奉“西洋邪教”。苏努诸子宁甘斧钺，不放弃信仰的举止，也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包含着对胤禛淫威的抗争。但不管怎么说，乌尔陈等人至死不渝的殉教精神是颇令人叹服的。雍正五年六至七月，乌尔陈、苏尔金等相继卒于狱中。
清宗室中与苏努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的还有德沛。德沛是宗室贵族中外任封疆大吏的第一人。袭封和硕简亲王。他奉教在康熙末年，教名若瑟，妻子也领洗入教，名玛利亚，女名保辣。在宗室贵胄中，他是率先领洗的一位。当时西方人士供奉于内廷的很多，多娴习满语，与贵族接触往还尤为容易。德沛是天潢贵派的佼佼者，他平生淡泊名利，笃志于学。年轻时袭镇国公爵，后让爵于兄德普，自己入西山潜心读书，凡30年。著述颇多，品行学问均为时人推崇。[140]当时宗室贵族无不妻妾成群，但天主教却规定不准纳妾，这无疑是富贵人家皈依入教的障碍之一。德沛《实践录》有言，生育虽传继之正道，然必发自欲情，纵欲徇私，何善之有？对蓄妾制进行了抨击。
胤禛即位，掀起禁教高潮，其子弘历统治时代，对传教活动仍取严厉态度。然而在民间，还是有些人相继信教，其中包括旗人和宗室。在北京的传教士汪达宏神父在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提到，几个系黄腰带（宗室标志）的年轻人信仰了天主教。虽然系黄带子是皇亲国戚的标志，但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虽然系黄腰带，还是属于老百姓之列，在北京有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除了有权系一根黄腰带或红腰带，证明他们的血统以外，和老百姓别无两样。[141]至此，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不过，直到嘉庆年间，仍有宗室觉罗奉教。[142]
清朝宗室中，信奉天主教的人当然少之又少，但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确是以往历朝历代皇族历史中所没有的。
（三）国语骑射的荒疏
“国语”即满语，在清代又叫“清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入关前后，满洲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事态的发展却是，“国语骑射”并没有保持下去，以至流于形式。在这方面，王公贵族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晓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政府机构中设翻译，翻译多用通满语的汉员，称“启心郎”。官职三品，地位较高，足见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后来因为启心郎常利用满汉官员言语不通从中营私舞弊，于是废去不用，但各部衙仍设有满语通事。
王公贵族既把持政府枢要，又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不通汉语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清世祖福临原不懂汉语汉文，后经刻苦学习，关于汉语汉文的知识达到了较高水平。以后诸帝无不满汉兼通。皇帝召见臣属，见满臣说满语，见汉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王公贵族自幼学习汉语汉文，与汉人不再有语言交流的障碍。
入关初的王公子弟在积极学习汉语的同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满汉兼通是共同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实行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仰慕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康熙十年（1671），清廷因满洲王公官僚多已熟悉汉语，撤销了各部衙满语通事。一些贵族官宦上朝时讲论儒家经史，回到家中阅读汉文小说，开始蔚成风气。康熙末年，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满洲旗人皆能汉语。而他们的子弟，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汉语固然不错，作为母语的满语却日渐荒疏了。同时，一些宗室子弟不会骑射，也不谙满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承袭信郡王爵德昭事，将其诸子带领引见，其中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弘历认为是德昭生前“并不教训子弟所致”，决定将王爵改由同宗别支子弟承袭。他还传谕宗室王公，各宜加意教诲子弟，如果袭爵时不能清语骑射，朕必照此办理。[143]虽然三令五申，奖惩并行，但情况并未好转，以致到乾隆四十年（1775）又有宗室公爵英盛额不能清语受到斥责的事发生。为此，弘历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学，都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及马步射，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伊父兄等一并治罪。[144]
嘉庆帝亲政后，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他说，过去满洲都通晓满语，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篇，如今不但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有的满洲官员向皇帝所上奏折也用汉文书写。但是，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呈衰象，统治者无力再像乾隆时那样，对使用“国语”严加督促。满语满文的衰落，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有看懂满文的“视牲”两字，未能遵旨前往，被嘉庆帝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当时曾有官员不识时务地奏言，应该让天下士子皆读清书。嘉庆帝则回答说：如今满洲人尚且对满文不能通晓，又何必让汉人学习，强人所难呢？可见这时与清初倡导满洲人保持“国语”的强大气势，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满语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衰落的时间和程度也有差异。宗室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上统治者的严厉督责，掌握满语满文的人相对中下层旗人来说要多些也是自然的。从清朝官方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来看，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其中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的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帝曾经痛骂专习汉文的八旗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岂有自命为旗人之理，真是“实堪可恨”。但骂归骂，实际上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想了解满洲官员知晓满文的程度，于是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当时担任内廷侍卫的宗室子弟多不学无术，“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即使见面、起居等日常用语，也不能应对。间或有一两人能读鼓词小说，或将满文传片结结巴巴念上几句，周围人必群起而哄曰：“某也者满汉皆通。”[145]
宗室贵族中仍旧珍视本族语文的，在晚清时代奕绘可能是仅有者之一。奕绘为嘉、道时人，乾隆帝曾孙，袭爵贝勒。他在写给儿辈的《清语》诗中写道：“大清爰建国，天命始为书。地据三韩旧，言犹渤海余。诹咨通训诂，问学辨虫鱼。继志毋忘本，生民各有初。”[146]“天命”为清太祖年号，自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天启六年（1616—1626），共11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洲文字（老满文）实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国前。奕绘“天命始为书”只是概指太祖时代。他在诗中并未说明满语文有哪些优越性，只是提倡“毋忘本”而已。
然而光绪朝以降，即使在宫廷之内，满语也被废弃不用。据说叶赫纳喇氏对于满语就认识肤浅，甚至达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地步。如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垂帘听政”达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无怪乎满语会完全丧失“国语”的地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的庚子条约，备有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已没有满语的一席之地。
清开国帝王以弧矢定天下，骑射曾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八旗王公子弟，当他们长驱数千里，刚刚从寥廓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依旧勤肄骑射，毫无懈怠。康熙年间，宗室文昭在《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一诗中写道：
辫发高盘绿染油，春风扇物手初柔，挺身独立花阴下，臂挂雕弓捻骲头。[147]
诗中点染出一位贵族子弟步射的英姿：为了射箭的便利，将油黑的辫发盘在头顶上，只见他臂挂雕弓，手持骲头箭（一种骨制箭），信心十足地挺立在树影下，准备大显身手。
骑射郊猎也是王公贵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文昭《校猎行》，即歌咏了行围时的骁勇气概和满载而归时的盛况：
朔方健儿好驰鹜，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欲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148]
清朝帝王为了维护政权，保持民族本色，不仅号召八旗子弟经常练习骑射，而且带头“秋狝木兰（围场）”，倡导尚武精神。康熙帝晚年曾回忆：朕自幼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在围场内随便射获的野兽不可胜数。数量如此惊人的收获当然不会是玄烨一人取得的，但他娴于骑射应是没有疑问的。据奕赓《寄楮备谈》说，玄烨曾经在一天内射兔318只，确是寻常人毕其一生也难以做到的。
乾隆帝弘历一向注意武事，曾说“弓矢乃八旗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坚持行围狩猎。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庄度过自己的生日，八月十六日率领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按向例于八月十六日由避暑山庄启跸去木兰围场。这是他最后一次秋猕，在围场住了20天，行围13次，命中三鹿。纪事诗中因有“将至八旬犹策马，命中三鹿去未空”句。
图24 郎世宁《 弘历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八旗子弟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朝以后渐成虚文。但清朝皇帝仍旧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皇帝的骑术至精。咸丰皇帝尽管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龙，指咸丰帝，病凤指慈安后体弱多病。[149]但不管统治者如何殚思竭虑，身体力行，却无法重振祖辈雄风。讲武的旧典旷废。
旧制，宗室习射，由亲王至闲散宗室10岁以上，左翼以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右翼以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在镶黄旗教场演习骑射。觉罗成员也必须参加这项活动。自20岁以上有品秩宗室，每步射两次，兼骑射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擐甲习射两次。由宗人府考其勤惰优劣注册，劣者交族长学长给限学习，如仍怠惰者参处；成绩优异者题奏。王以下、闲散宗室、觉罗官以上，及王等护卫，每年习射，于七月十七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七日止，由本府王公监视。[150]每次考验骑射，也就是宗室成员的大比武。届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弦声响处，箭飞如蝗。但清中叶以降，盛况不再。所谓每年“考验骑射”，不过“循例具奏”，“实未尝演射”。[151]
八旗王公平日家居，原有演习射箭之俗。家中设有靶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久而久之，逐渐脱离习武的宗旨，蜕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射法又有种种讲究，曰“射鹄子”，鹄即天鹅，引申为箭靶，靶心俗谓“羊眼”；曰“射月子”，满语叫“艾杭”，即“画布为正”，也就是射布靶，上绘靶心；曰“射绸”，悬挂方寸绸布于空中而射，难度较大；又有于暮夜中悬香火于空而射的，则更难。清初旗人马步射，弓用8力，箭长3尺，镞长5寸，名叫“透甲锥”，所中必洞穿，或者连贯两人尚有余力。[152]而此时的射法，主要凭的是技巧，而非气力。到清季，连这种游戏也随着王公子弟骑射技艺的荒疏而式微了。
许多宗室贵族即便勉强参与骑射，除弥补生活空虚外，还利用骑射当作邀取恩赏，获得升迁的手段。宗室奕绘（乾隆帝曾孙）在《牧羊儿》诗中，借牧童用土块准确击中羊背的例子讥嘲八旗王公官宦:“不似彼官人，学射多势态，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153]实际上成为博取功名的花架子。
（四）姓名与字号
与满语的衰落同样令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的，是宗室子弟在姓氏与命名上也效法汉俗而忘记“根本”了。
“爱新觉罗”本来是清代社会中最尊显的姓氏，许多宗室觉罗子弟却偏要改从汉姓。这种现象在清入关初已露端倪，它的普及，还是在满洲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之后，大抵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乾隆年间，由于在汉地生活年深日久，一些宗室觉罗子弟，或者对满人“称名不举姓”的旧俗不以为然，或者是故意取仿汉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以至引起乾隆皇帝亲自干预。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带领引见的八旗子弟中有个叫满吉善者，是觉罗留保之子。弘历谕旨称：
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154]
按照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姓氏因与祖宗血脉相关，是至关重要的，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改从他姓。天潢贵胄子弟，纷纷取仿汉姓，不仅关系到满洲文化的荣枯，而且涉及皇室“尊贵”能否长久保持的问题，难怪要引起弘历的关注，并且大放厥词了。但是，其效果亦如面对满语的颓势一样，惟有徒唤奈何而已。
更加荒唐的是，到嘉庆年间，一些宗室子弟甚至对自己本应引以为豪的老姓——爱新觉罗氏也无所谓了。爱新觉罗汉姓曰金，其他觉罗汉姓曰赵，本来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子弟却偏要以赵姓自居。有个宗室名图克坦，人称赵大。问他何以如此称呼，答称赵姓居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无上，必然是姓赵无疑。清朝规定宗室系黄带子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于是又有宗室“即以黄字作为姓氏”，论资排辈，而以黄几呼之。嘉庆帝因此龙颜大怒，下令宗人府传集宗室各旗长，传谕宗室，此后再有以赵字黄字作为姓氏称呼的，一定“从重治罪”。[155]但收效不大。宗室中更有一般无聊之辈，以彼此乱起绰号为乐，诸如“巴达棍赵二”、“母猪赵二”、“忘八赵二”、“鸡屎赵二”之类，“呼者习以为常，听者泰然自若”。无独有偶，在系红带子的觉罗中，也有称“红八”，因讼而入奏者。[156]
其实，满洲人家族观念是很强的，又重视纂修家谱、族谱，所以真正将老姓忘记的为数寥寥。他们之改从汉姓，主要还是顺遂习尚。
清末民初以来，爱新觉罗氏嗣裔分衍，汉姓由少而多，主要有金、肇、赵、罗、艾、德、洪、依、海等。[157]名字只是人们用来称呼、相互区别的一种符号。入关前，满洲人风俗朴而不雕，生子命名多不取吉祥字眼。由于渔猎采集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对各种禽鸟如数家珍，往往用以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就有多尔衮（词义为“獾”）、固尔玛浑（“兔子”）、博和托（“驼峰”）、杜度（“斑雀”）等人，取这类名字。在某些场合，新生子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便成了名字的来源，如克勤郡王岳讬，其名字词义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名字词义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名字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名字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此外，颖亲王萨哈廉，名字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均反映了取名时的随意性。
爱新觉罗族的命名，最初还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就是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也是取的蒙古名字。
他们的名字被译写为汉字后，所用字眼也很粗陋。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诸如此类用法，在书中摭拾可见。与汉人命名慎之又慎，必赋予某种祥瑞祝福之意的做法大相径庭。
以后，皇族命名习尚受到汉人影响而发生变化，尝试将汉人常用的平安福寿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皇太极生前，给第九子命名为福临（即清世祖），取“福之将至”意。福临第二子、五子、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带有明显汉化倾向。玄烨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也体现在他给儿子的命名上。如皇十三子至皇十六子的命名，来源于《礼记》和《诗经》。《礼·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云：“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所以，皇十三子名胤祥，皇十四子名胤祯（胤禵），皇十五子名胤禑，皇十六子名胤禄。玄烨没有将皇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因避其父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上有所好，下必仿效。此后，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命名，日愈成为旗人中的习尚。由于这类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频率很高，有时只好用不同组合来区别。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将汉人常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字眼运用到名字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清朝所取年号，如康熙、嘉庆、咸丰、祺祥（后改同治），都含有安泰吉庆的意思。入关后历朝皇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颁赐中外大臣。表达良好祝愿的多样性，无不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
清代后期，远支宗室、觉罗中直接用汉字命名的越来越多，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寿山、福海之类，都是一些吉利的字眼。不过，旗人和宗室中也有戏谑为名的。嘉庆年间，有取名“吴（与“无”谐音）米粮贵”的。又有某宗室，素喜收藏鼻烟盖、珊瑚、翡翠，摩挲玩赏，胜似稀世珍宝。宗室生四子，长子曰奕鼻，次子曰奕烟，三子曰奕壶，四子曰奕盖，合起来为“鼻烟壶盖”。说来可发一笑。旗人雅好调侃取乐的天性，据此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叫什么姓，取什么名，本来纯属个人私事，但清朝皇帝却偏要横加干涉，并把这件事看成保持“国语骑射”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五年，有宗室名叫“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不能用满文连写，下令更改。又有镶黄旗满洲人叫“何督”的，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与汉人无异，命改为“和都”或“赫督”。乾隆二十五年谕言：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又谕言：满洲名氏从来都是取满语与汉语对音来书写汉字的，不准依附汉姓，有意牵混。他要求旗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汉人的姓，以免引起误解。他还规定旗人命名不准用三个字，以与汉俗相区别。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者，“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受到颙琰严饬。[158]
在乾隆、嘉庆两朝上谕中，有关旗人和宗室觉罗“效法汉人习气”更改汉姓汉名的内容举不胜举。皇帝虽然将这种现象上纲到“数典忘祖”的高度，痛斥这些人为“无耻之尤”，或者不惮其烦地亲自干预更改姓名，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旗人改从汉姓汉名，不仅是仰慕汉习，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人数众多的汉人当中，又不可能摆脱与汉人的频繁接触，而旗人称呼满名不免拗口，且难记忆，旗人为交往的便利起见，取汉姓汉名是顺乎自然的选择。
在满洲人中，宗室子弟自幼学习条件最优越，汉学修养最为精深，他们不仅取汉名，而且又加表字，使名字更加复杂。表字（旧称台甫），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系的另一名字。人们相互间为表敬重，便以表字相称，而不直呼其名，益显彬彬有礼。从清初开始，宗室贵族为与汉文人唱酬应和，还出现了取别号的习气。与汉文士一样，他们常用别号来表示本人的志向、情趣、嗜好。清初满洲诗人鄂貌图，字麟阁，一字遇尧，开风气之先。高塞，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雅好文学，号“敬一道人”。康熙间宗室岳端又名蕴端，字正文，号“红兰室主人”，又号“玉池生”、“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宗室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饶余亲王阿巴泰第三代孙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雍正以降，宗室中取字、号者已相当普遍。嘉庆帝颙琰曾忆及年幼时的一件事，一次乾隆帝见他手拿一把折扇，上面的题画诗句落款，有“兄镜泉”三字，询之是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手笔，“镜泉”即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乾隆帝随即在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诸皇子加以训斥，认为这种诗画题咏是受汉文师傅影响的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他还说，皇子读书，只应该讲求大义，使之有益于自己身心，这些寻章摘句都是“末务”，年幼之人怎能学如此虚伪的东西!乾隆帝声称自己当皇子时从来不敢私取别号，仅有的一个别号“长春居士”还是皇考（指雍正帝）赐的。但是从来不用它署款题识。诸皇子如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必致八旗子弟“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关系国运人心。[159]为了防微杜渐，他命将这番话写出来贴在皇子书房墙壁上，让他们“触目惊心”，永志不忘。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对生养深宫的皇子，汉人习尚也有莫大的吸引力。
汉人传统，各宗族、家族在取名上多采取以字排辈的办法，即同辈人取名排一相同字，用以区别辈分。这种命名法，把族人名字框定在经纬网络中，支辈分明，从姓名中便可看出是否属于同宗、同辈分或者哪一支，它是汉人家族关系的体现和维系宗法制度的一种方式。[160]清初满人没有这种取名习俗。入关后较早仿行的是爱新觉罗皇室，至康熙朝始仿汉人宗谱拟定字辈的制度。玄烨共有35子，其中11子早殇，24子有嗣。玄烨头3个皇子，分别起名“承瑞”、“承祜”、“承庆”，第四子名“赛音察浑”，五子、六子分别名“保清”、“保成”（即皇太子胤礽）。这些皇子的名字，有时按同一字排列，有时又无章可循，而且排列之字先后换过三次（“承”、“保”、“长”）。这一现象，反映了满汉两种文化交融时期，人们兼而采之，难做取舍的心态。康熙二十年（1681）后，玄烨才按“胤”字排辈，为皇子命名，并定下一律用“示（礻）”旁。如将保清（皇长子）改成胤禔，保成（皇太子）改成胤礽。皇子命名的汉化过程至此完成。[161]其后为历朝清帝所遵循。胤禛即位以后，其兄弟之名的上一字胤改为允字，以避皇帝名讳。胤禛给诸皇子取名，上一字为弘，下一字均从日旁。以后乾隆帝又在弘字辈下，钦定“永、绵、奕、载”四字。诸皇子取名，上一字为永，下一字为玉旁。嘉庆帝诸子，上一字为绵，下一字均从竖心（忄）旁。道光帝之子，上一字为奕，下一字有三子从系旁，三子从言旁。在载字辈下，旻宁亲选“溥、毓、恒、启”四字，依次命名。咸丰帝奕续拟的字辈为“焘、闿、增、祺”四字。从胤、弘二字算起，共编列十四个字辈。
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此字辈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62]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字辈命名的，不仅表明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