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一向标榜“满汉一体”，表白其对待满、汉毫无异视，实则歧视汉人。不但如此，在旗人内部，也有种种差别。雍正帝曾露骨地对臣下说：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1]这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先用宗室，其次满洲，其次汉军，最后才是汉人。雍正帝的这一表白充分说明了“满汉一体”政策的虚伪性。事实上，就旗民关系而言，旗人地位优于民人，就八旗内部关系来说，满洲人地位高出于汉军。复就满洲人范围而论，宗室人员又拥有其他满洲人无法企及的特权。亦如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待本族成员那样，清朝皇族的特权是用一系列制度、则例、法律来加以固定的。
清朝入关后，皇族人口越来越多，其内部经历了愈演愈烈的分化，尊卑贫富，相差悬殊。皇族制度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严格内部的等级，以确保极少数宗室显贵的特权利益不受到伤害。
一 宗室等级
清朝开国初期，皇帝的家族成员，除了因有罪获谴的以外，几乎都授以爵职。入关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子孙不断繁衍，于是，围绕着与皇帝关系的亲疏、支派的远近和出身的嫡庶，在宗室内部发展起不同的等级来。
清朝封爵始自崇德年间，顺治年间加以充实，到乾隆年间才形成完备的制度。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封爵表，规定宗室爵位十四等：（1）亲王，（2）世子，（3）郡王，（4）长子，（5）贝勒，（6）贝子，（7）镇国公，（8）辅国公，（9）不入八分镇国公，（10）不入八分辅国公，（11）镇国将军，（12）辅国将军，（13）奉国将军，（14）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又各分一、二、三等（详见附录一表2）。
宗室取得上述爵位的途径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
功封是指宗室王公有勋绩而受封。首先是清朝开国时立有“佐命殊勋”的王公。乾隆四十一年（1776），弘历上谕：“诸王袭爵，经朕酌定，由军功晋封者，世袭罔替。其余恩封诸王袭爵时，皆应以次递降。”[2]四十三年正月，弘历为沉冤100多年的多尔衮翻案昭雪，命恢复睿亲王爵，由其后裔“世袭罔替”。豫亲王多铎，受到多尔衮之狱株连，被降亲王爵，其后又改封信郡王，弘历追念他在开国诸王中堪称“战功之最”，命复其原爵。又诸王中披坚执锐拓土开疆共成一统之业者，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讬后改封平郡王，其子孙所袭均非始封之名，不足昭示后人，均“复其原号”。[3]除上述礼亲王，郑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克勤郡王、承泽亲王（后改号庄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勤克德浑也因佐命殊功，子孙享受“世袭罔替”的待遇。这就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所谓“铁帽子”，是喻言其爵位承袭之保险可靠，具体讲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封爵者若无亲子可承袭，准亲兄弟或兄弟之子承袭，有异于一般宗室王公无亲子应不准承袭之例；其二，若袭爵者中有人获罪，只一代暂降，再有应承袭时，仍袭原爵。如平郡王庆恒获罪，降为贝子，其子再承袭时，仍当袭封郡王。
在清代，获此殊恩的还有玄烨第十三子胤祥，他因“公忠体国”，被胤禛封为怡亲王，爵位“世袭罔替”。到了晚清，恭亲王奕以“赞襄大政”，醇亲王奕以光绪帝生父，皆特恩“世袭罔替”。庆亲王奕劻，作为清末朝廷的实权派，也得到“世袭罔替”的殊荣。
功封制度，集中体现了清室对宗室懿亲赏功酬庸之意。其结果，确保了以努尔哈赤嫡亲子侄为核心的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处于宗室最尊显的地位。
恩封，指以宗室近支而得封爵。清制，皇子年满15岁，由宗人府奏请封爵。如果奉旨暂停，每5年再奏请一次。根据这项制度，皇子均可得到封爵。这是清代王公日益增加的重要原因。
袭封，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出缺，由宗人府选其子嗣内人才骑射清语优者数人，无论嫡庶，带领引见后由皇帝决定承袭之人。袭封的人选依次以嫡子孙为优先，如无嫡子孙，方准庶子孙承袭。若无庶子孙，准以亲兄弟及亲兄弟之子承袭。如果是大宗子孙，因罪降革，其祖父原爵是以军功得封的，准旁支子孙承袭。
按清初旧制，亲王、郡王爵位都可以由一嫡子“世袭罔替”，只是贝勒以下，才实行“世袭递降”原则。乾隆三十九年（1774），改为除“世袭罔替”功封诸王外，更多的恩封王公，其子孙均按“世袭递降”原则袭爵。如始封为亲王的，其嫡子中1人，只能袭封为郡王；其嫡孙中1人，只能袭封为贝勒。即每代降袭一级。弘历对袭封制度的调整，反映了宗室贵族迅速繁衍对原有封爵制度的冲击。他在解释做此变动的原因时说：“承恩封爵，宜有亲疏之别，若不限以等差，则国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积愈多，既不免于冗滥，且与勋劳世及者无所区分，亦非所以昭奖劝。此展亲之恩，不得不示之节制也。”[4]清入关百余年间，宗室爵位越封越滥，已到了必须加以限制的地步。但在同一谕旨中，弘历表达了对诸王递降至奉恩将军不过六七传的不忍之心，因此又规定凡亲王以次递降者，至镇国公而止；郡王以次递降者，至辅国公而止，其公爵均世袭罔替。
考封，亲王以下，除1子袭封外，诸子至20岁，例得推封。但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授给一定爵位。
清初，本没有考封制度。有爵位贵族的子孙，不但人人皆可受封，而且，受封爵位较高。其结果，必然导致爵位数目的迅速扩大和高爵位的增多。更严重的弊端在于，贵族子弟年满15岁便可坐享爵位加封而无需付出丝毫努力，助长了骄惰的风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玄烨谕旨称：今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至视为故典，不思进取。因此规定，应封爵者，年至20，要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优者，照例封给应得之爵；平者，降一等；劣者，降二等。[5]考封制度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雍、乾年间，进一步完善了考封制度。雍正八年（1730），制定“王公以下嫡子考授例”，乾隆八年（1743），又制定“王公以下庶子考授例”。嫡子指王公嫡福晋（嫡夫人、嫡妻子）所生子，庶子指王公侧福晋或侧室以及妾媵所生子。顺治年间原定：除一嫡子可袭原爵外，亲王余子皆可封郡王，郡王余子皆可封贝勒。康熙年间，对亲王和郡王诸余子封爵均减一等，即亲王余子由原应封郡王改为贝勒，郡王余子由原来应封贝勒，改为贝子。在新的嫡子考授例中，无论哪一级贵族子弟，其考授爵位均明显低于原来应封的等级。仅以亲王为例，先前，嫡子可封贝勒，至此，仅能考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也就是说降低了四级。庶子考授例则明确规定了庶出子考封应得爵位。其中侧福晋、侧室所生子，考授的爵位要比嫡子相应低二三级以上。如亲王嫡子可考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侧福晋子考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只能考授三等辅国将军。此外如郡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侧福晋、侧室子，郡王以下贝子以上妾媵子，均降等考授，“其余妾婢所生之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6]至于低爵宗室——不入八分镇国公至奉恩将军，仅封嫡子，庶子全部不授封，为闲散宗室（详见附录一表2）。
乾隆年间，还对考试等次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具体办法是，考试清语及马、步射，三项皆优者，封以应得品级；两优一平者，降一等；一优两平或两优一劣者，降二等；三项皆平，或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封授；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部为劣等者，停止封授，并令学习，再行考试。通过考试者各依其嫡庶身份封爵。尽管这一考封标准比康熙年间严格了许多，弘历仍不满足，乾隆三十五年（1770）谕命：“应封宗室等，如有考试与应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试，将此永著为例。”[7]在这年考试中，成绩不合格的宗室子弟永修、永封、景焕、伦泰，不但被停封，而且免去了下次再考的资格。
宗室封爵制度的演变趋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日益重视待封者的嫡庶之别，并用明确的规定严格嫡子，侧福晋、侧室子，别室所居妾媵子之间的等级；再一个是在天潢支派不断繁衍、待封者越来越多的压力下，加强了对爵位封授的限制。这种限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不可能影响清廷对宗室贵族“展亲推恩”政策的实施。
对公主和王公之女的封爵，是宗室分封制度的另一组成部分。
清代的公主在崇德以前，统称“格格”，无明确规制。后来才确定，凡中宫皇后所生者封固伦公主，妃嫔所生者封和硕公主。[8]固伦公主品级约相当于亲王，和硕公主约相当于郡王。至于格格，成为亲王以下所生女的统称，但也有等级之分：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贝勒女封郡君，贝子女封县君，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封乡君。以上均指嫡出而言，至于侧室和媵妾所生，待遇又等而下之。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前，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侧福晋、侧室所生女与嫡出一例授封。到这一年改订：亲王、郡王侧福晋所生女均视嫡出各降二等授封，为郡君和县君，以下贝勒侧夫人所生女降二等授为乡君，至于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侧室所生女，并无应降品级，于是规定：贝子侧夫人所生女，食五品俸；镇国公、辅国公侧夫人所生女，食六品俸；其余并称宗女，不授封。
乾隆年间，王公之女的爵位同样有越封越滥的趋势，“若不立定节制，则亲疏无由区别”，遂规定：除亲王、郡王之女仍照旧例外，贝勒以下，止封嫡出1女；其余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媵妾所出例。永著为例。[9]
公主到一定年龄要由皇帝指婚出嫁，其夫婿叫“额驸”，向系照公主封号，授给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固伦额驸品级约相当于贝子，和硕额驸与镇国公相当。额驸原爵位高于所定等级者另当别论。公主所生子亦按额驸品级请封授爵。王公之女成婚后，由本家报礼部，也给其额驸一定的品级。
在宗室封爵中，还包括对王公之妻的封授。顺治年间定，亲王、世子、郡王妻封福晋，长子、贝勒以下至辅国将军妻俱封夫人，奉国将军妻封淑人，奉恩将军妻封恭人。[10]清朝旧制：亲王妾媵10人，世子、郡王6人，长子、贝勒、贝子5人，镇国公、辅国公4人。这些妾媵，只能有一部分被封为侧福晋或侧室。乾隆年间定：嗣后除奉特旨赏给王、贝勒等侧福晋、侧室外，其余即于妾媵内请封：亲王侧福晋4人，世子、郡王3人，长子、贝勒侧室2人，贝子及镇国公、辅国公1人（详见附录一表4）。凡应封侧福晋、侧室者，必生有子女。[11]
以上是有爵位宗室的基本构成，他们的奕世繁衍，形成一个日益膨胀的宗室贵族阶层。不过，由于清廷对爵位封授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使王公贵族的人数明显少于往代。研究表明，明正德年间，距开国一个半世纪，全国共有亲王、郡王及镇国将军至中尉诸爵共2945人；清道光年间，距入关时已一百七八十年，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封号的在世贵族仅31人。高爵中的王爵数差别也很悬殊：有明一代封王多达1874人，其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一个王府的王爵，累计至明末就有187人；而清一代王爵总人数才182名，仅及明代十分之一。[12]又有学者据清代皇族《玉牒》统计，辅国公以上的人数有519位，封奉国公以上的人数有1580人，共2099人，约占皇族人数的5%。[13]可见有爵位贵族在整个皇族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清廷对封爵人数限制较严，且采取世代降等措施，而皇族人口却以快得多的速度繁衍，致使闲散宗室与觉罗在整个皇族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加剧着皇族内部的分化。
闲散宗室即无封爵宗室。闲散宗室中，有的是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降削的；再就是根据爵位降等封授原则，凡镇国公以下妾婢所生子“为闲散宗室不授封”；另外如奉恩将军子系中，除一子可承袭原爵，其余都降等为闲散宗室。至于闲散宗室子孙，除极少数有功授封者外，自然没有封爵。乾隆二十年间，男性宗室人口2714人，其中20岁以上的1253人，属于闲散宗室的有700余人。据此，闲散宗室约占总人数的25%和20岁以上人数的55%。[14]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散宗室在整个宗室成员中所占比例在迅速增大。
宗室成员除了获取爵位外，还常常在政府机构和八旗中任职。清初八旗王公参与朝廷军政事务，集议军机，外出将兵。但是随着皇权的提高，他们的军政大权相应削弱，特别到胤禛即位后，独揽大权，他们的特权相形见绌。不过，几乎与此同时，较多的宗室开始步入仕途。
清入关初宗室任官只限于宗人府。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官员主要由王公和宗室担任。如设宗令1人，以亲王、郡王任之；左、右宗正各1人，以贝勒、贝子兼摄；左、右宗人各1人，以镇国公、辅国公或将军兼摄。但其时宗室额缺很少，所以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回忆说：“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无有任职官者。”[15]当初禁止宗室做官，主要是因为天潢贵胄身份特殊，侧身仕途，多有不便。也就是胤禛所说的：“如用伊等为大臣等及侍卫，犹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属下人为大臣，难以行走，势必致瞻徇情面。”[16]至于不准宗室补授道府以下外官，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外官相见，一切庭参跪拜仪节，均有定制，宗室系属天潢，难以随班叩拜，但是若不遵仪注，又会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以致藐视上官，或恣意妄为，加之上官不敢纠劾，势必对吏治产生很坏影响。[17]
图25 宗人府衙门（《乾隆北京城图》）
图26 宗人府颂恩碑（乾隆六十年）（北京石刻博物馆）
然而，随着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满洲统治者却不得不把上述顾虑置诸脑后。玄烨念宗室无入仕之途，钦定侍卫90人，皆命宗室挑补，又从宗室王公中挑取步箭娴熟者充补十五善射缺。胤禛即位，扩大宗室在宗人府中的额缺，规定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以宗人府理事官用；奉恩将军宗室佐领，以副理事官用；五六品生，以主事用；至于闲散宗室内，有考取一等二等者，以笔帖式用。胤禛还下令裁汰宗人府一半的满洲司员笔帖式额缺，作为闲散宗室进身之路。乾隆中，设宗室御史4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颙琰在位，特设宗室文翻译和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宗室仕途在逐渐拓宽。
为确保宗室任官的机会，清廷特意在各种机构中额设宗室官缺。这些机构包括宗人府、侍卫处、上虞备用处、銮仪卫、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内阁、盛京各部。此外，八旗设宗室佐领缺，并准补放城守尉。咸丰以降，外放道府成为宗室任官的新途径。
据赖惠敏教授统计，在任官的宗室成员中，以有爵位者为多，共1095名，占任官宗室人数的1/3以上。[18]清制，王公兼职应在二品大员以上，奉国将军以上贵族任五品以上官职。宗室高官，自然均由高爵位者担任。统计结果还表明，在清代《玉牒》所载4万余男性皇族成员中，有封爵或任过官职的共有4279人，约占总人数的10%。由此可知，在不断繁衍的皇族人口中，无爵无职者占有绝大多数。
乾隆四十七年（1782）有关提高宗室地位的上谕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闲散宗室年至18岁时，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使“天家子姓俱得邀章服之荣”。[19]四品顶戴固然只是虚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四品实缺或得到四品官的俸饷，但是与腰系黄带子一样，都成为闲散宗室炫耀自己高贵身份的鲜明标记。
二 教育制度
皇族成员身份地位的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多样化导致三种教育形式：内庭中的皇子皇孙教育（主要在上书房学习）；王公府第设有家塾，延师教育子弟；有爵或无爵宗室及觉罗子弟分别入宗学、觉罗学。
（一）皇子的教养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王朝的兴衰继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素质，这种素质，需要长时间培养，所以，历朝统治者无不把皇子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爱新觉罗皇族肇兴东土，以弧矢取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既要掌握历代汉人统治者丰富的政治经验，又要保持本民族“国语骑射”的传统，对皇子的教养倾注了更大精力。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爱新觉罗家族以立国争天下为当务之急，但在戎马倥偬之余，已开始注意子弟的培养。努尔哈赤为教育诸子侄，曾用浙江人龚正陆为“师傅”，以万金之资供养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鉴于大贝勒阿敏等轻易放弃滦州，而明朝大凌河守将虽被围困四个月，“犹以死守”，认为是由于明将“读书明道理”的缘故，下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0]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职掌之一为：注释历代善恶之例进讲汗（帝）前，劝讲太子，教亲王书。[21]“劝讲太子”为明朝翰林院旧制，本与金国（清朝）制度邈不相涉，满洲统治者却照抄不误，他们对皇室子弟教养之关注，据此可见一斑。
清世祖福临幼龄践祚，初蒙孝庄文皇后的训诲，得以成立。顺治元年正月，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上疏多尔衮，请求让福临“及时典学”，学习古今兴废之道，并希望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其讲解。多尔衮以福临尚在幼冲为由，搁置不议。一年后，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他们请求拣选满汉词臣为福临朝夕进讲。但多尔衮又不予理睬，以至福临14岁亲政时，对汉文仍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臣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好在他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经史，学识不断长进。但他英年早逝，诸子尚幼，还谈不到系统的教育。
康熙帝玄烨自幼生长宫中，受到满汉两种文化熏陶，亲政后勤学不辍。平定“三藩”以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几个皇子次第长大，玄烨从培养新一代统治者的角度，开始对皇子进行系统教育。特别是对立为太子的皇二子胤礽，督责更严。玄烨曾说：“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念，面命耳提，自幼时勤加教督，训以礼节，不使一日暇逸，曾未暂离左右。”他还说：“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22]法国传教士白晋很熟悉宫中皇子教育，他记述说：诸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最有才学的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检查皇子们的学习情况，批阅他们的文章，令他们在御前讲解功课。[23]
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云：“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凌晨3—5点）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早上5—7点）。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下午1—3点）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3—5点）。”[24]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现，并逐步完善的。
玄烨教育培养皇子，首重择选名师，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耿介、徐元梦、达哈塔、顾八代、法海等人，不是汉人硕儒即是满洲名臣。玄烨为子择师的标准十分严格，既要品行端方，又须学问优长，二者兼备，缺一不可。但他对满汉老师又有不同要求。他曾向皇太子胤礽的满洲师傅、尚书达哈塔授意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令皇太子略通汉文，于凡学问之事，似无扞格。且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待奉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25]达哈塔身为吏部尚书，“不但不通汉文，即汉语亦不甚知”，反因此被委以教养皇太子的重任。玄烨深知满、汉习俗不同，担心皇子濡染汉习，特设满洲师傅，教授本族文化风俗，可谓用心良苦。满、汉师傅并设，又反映了爱新觉罗皇族对满、汉两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并构成有清一代皇子教育的基本特色。
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是玄烨为皇子们规定的重要受教内容，也是汉人师傅的主要职守。胤礽6岁时，由汉师傅授以性理诸书。待至13岁时，玄烨又仿行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让太子出阁读书。此后，胤礽多次在大臣们面前讲释儒家经典。如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辰时（早上7—9点）：“皇太子会讲，九卿齐集，上不御乾清门。”[26]一个不满13周岁的少年，能在满、汉大臣面前，将晦涩难懂的经书讲解得条条是道，只能是刻苦学习、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学名臣、胤礽的师傅汤斌在给家人信中这样谈及太子的学习：
今（太子）出阁之后，每早上亲背书，背书罢，上（皇帝）御门听政，皇太子即出讲书。讲书毕，即至上前问所讲大义，其讲即用上日讲原本，不烦更作。自古来帝王教太子之勤，未有如今日者也。[27]
玄烨除在宫中亲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还要求太子必须逐日将所授内容背诵复讲，以收精熟贯通之效。
玄烨对其他皇子的教育也很重视。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玄烨当着满、汉大臣的面，对诸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他从几案上取下十几本经书，交给汤斌，命他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选定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序各读数篇，无不“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28]这一年，皇长子胤禔16岁，皇三子胤祉11岁，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在10至7岁之间。玄烨自述幼年读书必以120遍为率，认为非如此不能融会贯通所读经典的义理，他要求诸皇子同样照此办理，所以能在学业上养成扎实的功底。
皇子在宫中学习，有王公子弟伴读，一旦长大受封分府出居，玄烨仍指派教师入于王府，辅导学业。如玄烨命编修陈梦修侍皇三子胤祉读书，江南学者何焯被任为皇八子胤禩的侍读。为玄烨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曾在皇九子胤禟处并教授西洋文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烨诸子的学习情况。
玄烨重视提高诸皇子的书法水平。要求他们自幼勤习苦练。在玄烨的循循善诱下，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禵等，均擅长书法。皇八子胤禩虽精明干练，在书法上与诸众兄弟比却相形见绌。为此，玄烨特选工于楷书的何焯做他的老师，以期有所长进。玄烨还要求他每日书写大字10幅送上亲自批览。胤禩不耐烦写，只好让人代写上交，蒙混过关。玄烨雅好书法，并要求诸皇子研习不辍。此后，书法被作为皇室子孙的必修课。
图27 《玄烨临董（其昌）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玄烨严格教子，持之以恒，在督催他们精熟汉文化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教之以“满洲礼法”。骑射与国语（满语）被放在学习的首位。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即以金朝女真为前鉴，表示对后世子孙废骑射而效汉人以至亡国的忧虑。从此，历朝皇帝都把国语骑射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加以提倡。玄烨本人骑射非常精湛，曾说：“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29]从他三次带兵出征，可知非自诩之言。玄烨曾告诫诸皇子说：“我朝旧典断不可失”；又说：“在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长，因居汉地年久，渐入汉俗，竟如汉人者有之。朕深鉴之。”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在培养皇子的骑射技艺上投注了很大精力。由于诸皇子自幼演习弓箭，故无不善射。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玄烨曾当着满汉大臣的面考核诸皇子射技，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同射，都射中三箭、四箭不等。接着皇太子射中三箭，皇长子中二箭。[30]此时，皇长子胤禔虚龄16岁，皇八子最小仅7岁。玄烨注重通过行围提高诸皇子的骑射技艺。康熙十八年（1679）玄烨在南苑行围，“纵虎出圈，命众驱逐，皇第五子保清亲射，中之”。[31]保清即皇长子胤禔，时年7周岁。皇三子胤祉的弓箭和枪法，还要超过他的两位兄长。
除骑射外，满语满文也是诸皇子每日必修的功课。玄烨在提倡满洲传统的同时，对皇子的满洲师傅也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未能身体力行者难逃惩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玄烨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随去的满洲师傅徐元梦一向不善骑射，这一次又因不能挽强弓受到玄烨的诘责。待他稍作辩解，竟惹得天庭震怒，谕命将他杖责一顿，打成重伤。玄烨重惩不能挽强弓的徐元梦，未免小题大作，但他藉此儆戒诸皇子，用意又是明显的。
要而言之，玄烨时代加以规范的皇子教养制度体现着满汉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也就是他所说的“文武要务并行”，[32]终极目的当然是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他的一套做法，为以后几代嗣君奉为圭臬，遵循不改。
康熙年间，诸皇子未成年以前，分居宫内各处，也就是他们就学的主要场所。如大内乾清宫东有毓庆宫，皇太子胤礽曾居于此。后来成为皇帝的胤禛及其子恭亲王弘昼和弘历的子孙辈，自6岁入学，也多居于此宫。再就是外朝文华殿正北的撷芳殿，殿宇三所，绿瓦覆顶，也是皇子们的居所。此外如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均是皇子就学之处。雍正初年，设上书房于乾清宫左楹，西北向。地近皇帝寝宫，主要是为了便于随时稽察。从此，皇子就读上书房成为制度。圆明园诸皇子肄业之所在勤政殿东，屋凡三进，地宇幽邃。乾隆帝御书“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悬于该处，时称“三天”云。[33]
上书房设上书房师傅和上书房行走，上面还有总师傅，“以贵臣为之，或一人，或二人”，经常到书房稽察功课，雍正年间，任满洲旗人鄂尔泰和汉军旗人张廷玉为上书房总师傅。两人都是翰林出身，身兼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于一身的中枢重臣。由他们负责皇子教育，足以说明皇帝的重视。良师出高徒，效果也是明显的。昭梿后来追述说：“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指历朝皇帝）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34]上书房内还设有“谙达”。谙达是满语，原意为朋友，这里特指诸皇子学习骑射和语言的教习。谙达有三种：一为伯哩（弓）谙达，由八旗参领、佐领一级人员中挑选弓马、国语娴熟者充任，教授皇子骑射；再就是蒙古谙达和满洲谙达，他们都是八旗翻译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话，后者教满文及翻译。谙达身分稍逊于师傅。谙达也设总谙达，派满洲权贵充当。
皇子们就读，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万寿”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课读，除夕准提前散学，其余便没有假日。他们于每日卯刻至书房。先教弓箭，后学满文、蒙文，再学汉课。幼年皇子课程简单，午前便行告退。年长者得等到未正二刻才下学。接着需练习步射，在圆明园时则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期。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阅武进士试时，必先命皇子骑射，成为赞赏天下士子的一种程式，也算是对皇子武功的考核。
上书房的规矩严格。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如果功课没有完成，或罚书或罚字，也有罚下榻站立诵读的，惟无罚跪例。随侍内外人等，均在窗外或明间听差，闻唤始入，太监亦不敢喧哗。[35]
历朝皇帝对皇子的学习都很关心。雍正帝胤禛常至上书房，并亲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一联，悬挂书斋，作为座右铭。乾隆元年，弘历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6人为皇子师傅。开学之日，他面谕诸师傅要严格要求：“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36]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七，正在圆明园书房就读的八阿哥永璇，未经奏报又未告知师傅，擅自离园进城。弘历得知后，将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分别示儆，并命将这道告谕抄成文字，贴于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37]同年十二月初三，又有四阿哥以祀神为由竟未就学。玄烨说，祀神行礼，原在清晨，祀毕，仍可照常进内。四阿哥藉此为名，一日不进书房，殊属非是。只是考虑到比八阿哥过失稍轻，姑从宽免，下不为例。[38]
嘉庆帝颙琰生有5子，在教育问题上，他完全遵循其父的做法。颙琰亲自规定他们的上课时间和课程。他曾对皇子们忆及当年乾隆帝不准他们兄弟仿效汉人书生习气、妄取别号的事，自述受到皇考教导后几十年始终凛遵而不敢忘。他还说，皇子们应该以“正学”（儒家经典）为务，明确读书的目的是加强自身修养，以能够通达事理，不要学汉人文人学士以风雅自命的坏毛病。他命人将自己的议论记下来贴在上书房，使皇子们时时看到。颙琰仿效其父，将“国语骑射”作为皇子必须掌握的传统。他每于政事之暇，招呼皇子到面前观看他们练习射箭，并让师傅中的善射者参加。对射中靶心者，亲自奖以布帛或翎枝。据说，皇二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在林清发动的“禁门之变”中能亲手射死几名教徒，就是在父皇督责下自幼习射的结果。在上书房诸师傅中，颙琰最器重侍读学士湖南湘潭人周系英。他面谕周说：不仅要教授阿哥（皇子）读书作文，还须教他们做人，“居心以忠厚为要”。[39]周系英建议，书房课程，旧例是讲八韵诗，此外应加读《资治通鉴》，使阿哥了解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知民间百姓的疾苦。颙琰采纳了他的建议。
颙琰晚年，皇子们渐次长成，对功课也渐有松懈。当他得知二阿哥隔几日还撰作几篇诗文，三阿哥却经年累月将诗文弃之不作的时候，就教训他们说，自己当皇子时，没有一天不作文章，就是如今日理万机，百忙之中仍抽时间写诗属文。阿哥们整日在书房，又没有别的事，只是早出晚归，而不肯留心学问，日久岂不将时间旷废？而且人之心志，不专于此，就肯定移于彼，要是再沉溺于别的什么事上，关系可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一定要每日将心思用到作文章上。这不仅可以陶冶性情，增长知识，而且每日生活得很充实，日久将获益匪浅。他还以“业精于勤”的古训勉励诸子，让他们永志不忘。
清朝诸帝深知“严有益而宽多损”的道理，故要求师傅在教学过程中“不妨过于严厉”。但是，从维护皇室尊崇的角度出发，他们又不能听任师傅肆无忌惮地发挥“师道尊严”，凌驾于诸皇子之上。师傅与受业皇子间，实际受着放大的君臣关系与师生关系两重关系的制约。如何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曾使统治者颇费了一番琢磨。雍正元年正月，胤禛之子与师傅们初次在书房见面，胤禛传谕：“皇子见师傅，礼当拜。”皇子欲遵旨施礼，师傅们却固辞不敢当。此后，皇子与师傅相见，彼此相揖。同时又规定：满洲谙达见皇子长跪请安，称“奴才”，见外府读书王、贝勒等单腿请安，称“谙达”；蒙古谙达站立教授，满洲谙达坐授；师傅准戴便帽、吃烟，读书者不准；每年元旦令节，师傅送受业及同念书者文玩书帖之属，报以食物针黹；端阳节，师傅各送扇一柄，报亦同上，均不及珍异绮縠；师傅及受业者生辰，各以食物、如意为礼。[40]
师傅与受业皇子朝夕相处，往往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帝弘历极为悲痛。而21岁的皇长子永璜和14岁的三阿哥永璋皆非富察氏所生，因为没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历多次训饬，并且联系到立储大事，弘历断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皇子的师傅、谙达，其中包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罚俸处分。嘉庆帝颙琰为皇子时，以朱珪为师，十余年中感情日笃。朱珪殁日，嘉庆帝念他“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亲自前往吊唁，“门甚低，御车不能入。上（指颙琰）步至灵前，哭之甚哀”。[41]
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还是奕（咸丰帝）立为储君的故事。自雍正帝胤禛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皇子间帝位之争有所遏止。但在深宫之内，诸皇子各自的生母、师傅、谙达等都希望自己最亲近的皇子能入承大统，明争暗斗难以避免。道光帝旻宁晚年，在择立嗣君问题上，一直在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间游移未决。两子年龄相近，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奕还是跛子。奕曾从猎南苑，坠马伤骨，经上驷院正骨医治疗后，行路不甚便。尽管有此不利条件，奕终得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师傅杜受田的功劳。杜受田是道光三年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通典籍而谙世故，老谋深算。奕自6岁入学，师从杜受田10年之久。据说旻宁晚年衰病，一日召两皇子入对，藉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请命于师。奕师卓秉恬讲：如果皇上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奕：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六皇子奕），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两皇子都按师傅的主意行事，旻宁认为奕仁孝，储位遂定。[42]同类记载还见于《清史稿·杜受田传》，情节稍异：
至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奕）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以上两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无从确定。比较而言，后说的可信程度更差一些。满洲人入关前即知狩猎以时的道理，在行围狩猎之际再提出“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一类看法，未免造作，且有悖情理。但不管内幕如何，奕得位受益于杜受田的谋划应是大致不错的。奕即位后，晋杜受田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病故时，奕悲恸不已，以致抚棺哭甚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言。在上书房内，设汉师傅与满、蒙谙达，原是满汉文化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体现，清中叶以后，由于皇室汉化程度日深，汉师傅在上书房内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前面列举者外，道光帝旻宁先后师从秦承业、万承风、汪廷珍等人，同治帝载淳授读于李鸿藻、吴可读，光绪帝载湉就学于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孙诏经；宣统帝溥仪受业于陈宝琛、陆润庠、徐坊、朱益藩、梁鼎芬诸人，均为名重一时的俊彦硕儒。至于谙达，却随着“国语骑射”的衰落而身价跌落。嘉庆间宗室贵族昭梿载称：谙达一职，“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43]当时京师满洲旗人骑射技艺有名无实，只有从东北边远地区寻找谙达。问题是，这些谙达即使骑射精熟，但质朴有余文明不足，与博览群书，响慕风雅的皇家贵胄子弟又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呢？
（二）王府家塾
宗室近支王公子弟，除少数在宫中上书房伴读皇子外，都在府第中接受家塾教育。王公贵胄请汉人名士教习子弟，始于入关以前。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六《红兰主人》中说：
崇德癸未（1643）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
饶余郡王即努尔哈赤子阿巴泰，不但尚武而且右文，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网罗汉人文士进府教授子弟。安亲王岳乐承其家教，平素喜欢结纳汉人文士，对子女教育也很重视。他在湖广、江西一带作战时，还不忘搜集日后可供子女学习和观摹的书画典籍，并且留心为子女物色有学识的教师。其子岳端的启蒙教师陶之典就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安亲王从长沙军中以车载入京师的。陶之典是湖南宁乡人，诗文书画都很有功底。其父陶汝鼎的诗、文、书法在明代颇负盛名，有“楚陶三绝”之誉。安亲王府网罗名士入府，使诸子女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并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风雅子弟。岳乐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一直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30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引起时人的同情。另外如岳乐子岳端、堂侄博尔都，以及岳端侄孙文昭等，都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宗室文人。后人称“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44]应是有感而发的。而这种风气的养成，与阿巴泰、岳乐两代人延揽汉名士授教子女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康熙十二年（1673）题准，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子弟年满10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又议准：宗室子弟，令延文学优赡者，在各府第精专学习。[45]在清廷的倡导下，王公府第开塾教学之风很快普及。
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私塾的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为名儒学者，或会试不第的举人，应该说都有真才实学。私塾一般设在先生家里，家塾则设在王公府第。换言之，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
王公府第家塾均有固定场所，如清季醇亲王府，设家塾于任真堂（小书房），庆亲王府，设在契兰斋（东书房）。在任真堂服役的人员就有6名：1名小太监、2名五十多岁的老书童和3名专门侍候老师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洒扫书房内外，给“孔圣人”上供；到大门口迎接老师，并搀扶到书房；上课时沏茶、打手巾把、迎送就学子弟往来厕所；给老师准备午饭和下午散课后的点心；最后把老师搀扶到大门口上了马车为止。
王公子弟从七八岁起入学，直到结婚以后，家塾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王公子弟自幼受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套道理的灌输。临入学前还要接受长辈有关尊重老师，用心读书的说教。入学之日要举行庄重的拜师礼。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近人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到了开学那天，我们都换上上下全新的衣帽鞋袜，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父亲（醇亲王载沣）身后，来到了充满神秘气息的小书房。只见有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迎到门口。我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你谦我让地一同进入屋中，分宾主坐在中央砖炕上面。我们随着进来，站在我父亲的身旁。这时，我父亲便恭恭敬敬地向我的老师赵世骏说了一番希望对学生严加督教的话，我的老师也惶恐而谦逊地说了一套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的答词。接着就开始了拜师之礼：由小太监把一块折叠式的蓝布棉方垫放在老师的面前，我和我妹妹便依次各磕了三个头，老师也带着拘促而又高兴的神情，退避到拜垫的右后方趴地还了三个头。然后我们就在老师的率领之下，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先师后徒”地依次磕了三个头。我们回到原位，站在炕桌前面斜对老师。老师摘下近视眼镜，把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打开砚盖用毛笔蘸上朱墨，在《三字经》上点圈了四句，教我们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书。到此，就算是完成了全套的开学典礼。[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