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都北京后，宗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权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特别是康、乾“盛世”以来，全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增长，城市繁荣兴盛，在这种条件下，宗室贵族得以攫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享受，浮华之风，颓废之气，迅速滋蔓。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者，迅速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
一 “玩家”种种
宗室贵族生活环境优越，既可入仕当差，又可赋闲家居，余暇消遣，原无一定范围，习尚娱乐，各有不同，总体来看，不妨以“好玩”两字概括：
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宫。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
这是子弟书《票把上台》中开场的几句台词，足见八旗子弟对梨园戏剧的痴迷。旗人对戏剧的偏好由来已久，不但乐于观戏，且热衷于“串戏”，约朋邀友，买行头，请教习，尽管费用不赀，仍有人乐此不疲。宗室贵族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宗室贵族中这种风气的扬起似乎可以追溯到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九月，睿亲王多尔衮统帅大军攻明，诸王公大臣随皇太极齐集欢送，惟独豫亲王多铎假托“避痘”为词，不去送行，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为此，多铎受到罚银1万两的处分。[1]多铎不仅喜欢看戏还亲自演戏，不惜耽误正事。所以说他是宗室贵族中第一位戏迷当不为过。
康熙年间，清朝步入“太平盛世”，宗室贵族嗜好戏剧的越来越多。康熙帝很喜欢观戏，清廷中因有南府之设，专司唱曲演戏。乾隆年间，各种戏剧竞先争艳，梨园兴盛。乾隆帝数次南巡，对当地所备戏剧颇为欣赏，随即扩充南府机构，所演剧种主要是昆山腔（昆曲）和弋阳腔（高腔）。在内廷剧事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各地戏班竞相入京献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弘历80寿辰，以演唱二簧调为主，兼善昆曲、梆子、啰啰等腔的三庆徽班由扬州奉调入京，以精湛技艺享誉京华。嘉庆中叶，京师剧坛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争芳斗艳的局面。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乾隆诸帝和满洲亲贵雅好戏剧，加以推扬，又为京剧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大徽班入京后，不断融合其他一些剧种的艺术，到咸丰年间便初步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皮簧戏，也就是京剧。
和亲王弘昼，雍正帝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亲王，乾隆间参与议政。乾隆帝对这位兄弟一向很关照，将雍正帝所遗府第旧资全部赐给他，弘昼因此家资富饶。但自幼骄奢成性。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2]这至少说明，弘昼是位不愿循规蹈矩、且经常自唱自娱的戏迷。礼亲王昭梿也是戏剧爱好者，并且因“素狎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优伶）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比上述四种人高。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昭梿不仅与伶优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深知大义者”指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昭梿说他相貌俊美，但性格豪爽，才思也很敏捷。写有回忆他的一段文字：
（陶珏卿）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赀财，多周济贫窘，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之翘楚也。[3]
昭梿的这段回忆写得富于感情色彩，使一位深知大义但命运悲惨的伶优形象跃然纸上。他为自己不听陶珏卿的诤言而获罪感到追悔莫及，又为陶珏卿受到自己株连并瘐死狱中内疚不已。两人的友谊显然非同一般。
京剧台词雅驯精炼，唱腔极尽变化之妙，众多角色各有专攻，故在宗室贵族中广有市场。乾、嘉年间，宫内演戏一时称盛。但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天理教徒攻打皇城事件后，清廷戏剧趋于衰落。道光年间，外患相踵，宫廷戏剧益发不振了。
咸丰帝在位时，时政艰难，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他束手无策，忧心忡忡，日以听戏排遣。某日，一位老伶人将台词中的“凭”字念作上声，咸丰帝立即纠正说应为去声。老伶人回答说是按旧曲谱之声念的，咸丰帝告之旧曲谱就已经错了。从此事可知他对戏剧的痴迷和用心。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嗜剧成癖，常召外间名演员入宫献艺，称“内廷供奉”。宫廷观剧之风又呈复萌气象。据说，某次由陈德霖演唱《玉堂春》。当戏中的崇公道把苏三解到都察院时，苏三见到都察院威武森严，杀气腾腾，不寒而栗，有几句唱词是：
苏三：来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一比……
崇公道：比做何来？
苏三原来的戏词应该是（接唱）“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但陈德霖临时把“羊入虎口”一句改成“鱼儿落网”，有去无还。原因是他考虑到慈禧是己未年生人，属羊的，怕慈禧忌讳，获犯上之罪才改的。此后这句台词流传下来。[4]
在清代，伶优一句犯忌就可能招致横祸。《啸亭杂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雍正皇帝看杂剧，剧中演的是常州刺史的故事。由于演得好，皇帝高兴，赐这位伶人食物。伶人受宠若惊，一时忘了自己身份，竟问皇帝，现在常州刺史是谁。雍正皇帝勃然大怒。说一个戏子怎么能随便问朝廷政事？!一声令下，将伶人活活杖毙。可知陈德霖临时改词，是有充分理由的。伶人本来社会地位低贱，但由于一些名优受到满洲贵族的青睐而身价倍高，使伶优在世人中的印象逐步有所改观，也应是事实。
清室成员自己从观赏戏剧中得到很大艺术享受，但对于旗人的同一嗜好却百般限制。按清廷规定，八旗王公、官员、兵丁人等均不准往茶园戏楼观戏听曲，更不准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从康熙朝起，历经雍、乾、嘉、道、咸、同、光七朝，有关禁令连篇累牍。清廷担心八旗子弟沉溺于园馆戏曲，滋意挥霍，而懈怠于国语骑射，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禁止内城开设戏馆。然而，对于受到八旗制度禁锢的旗人而言，戏剧的艺术魅力尤其难以抵御。特别是王公贵族，观戏听曲竟成一种无法遏止的时尚。
图40 茶园演戏图（顾文荃提供）
普通旗人中的戏迷只能潜赴民人居住的外城，正阳门外一带，戏园久负盛名。宗室王公却往往自养戏班。崇彝说：“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府中演戏，他府有喜寿事，亦可借用。”[5]这种风气可以上溯到乾隆年间，当时成书的《红楼梦》写道：龄官、芳官等梨香院中的一班小戏，是专为元妃省亲准备的。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说：“他爷爷有一班小戏。”这种班子，有时应相好人家之邀，出去演出。如同回书中贾母所说：“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是大班子强。”这“玩戏的人家”纵使比不上荣、宁两府，肯定也是豪门府第，一般富裕人家，也是养不起戏班子的。
宗室王公家逢喜庆，尤其是主要成员过生日，总要庆贺一番，演戏是主要内容，请来戏班子演唱。这种方式，在戏班子中叫“唱堂会”，这种戏叫作“堂会戏”。祝寿唱戏，美其名曰：“寿咏霓裳。”在这种场合，通常不是由主人出资延请戏班，而是由府内高级管事们出来效力。这些人平日欺上瞒下，中饱私囊，无不家资富赡，借此机会合资请戏班，以向主人争宠献媚。如《醇王府资料》中就存有这样一件禀文：“奴才张翼、明顺、长年、景祺、景纹布，跪进奶奶千秋大喜：燕果席二桌，如意一柄，戏二天。”请戏二天，耗资不少，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却不足挂齿，何况这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下面就是光绪丙午（1906）醇王府的一件《千秋戏单》，戏单为红纸墨书，列着戏班的演员和戏名。
《大赐福》
《打金枝》：纪寿臣、韩雨田、杏林
《回荆州》：杨宝珍、十三红、一条鱼
《断蜜涧》：少福、小梅
《双锁山》：杨金玉、红菊花
《打龙袍》：刘洪升、龚云甫
《辛安驿》：杨金玉、红菊花
《五毒传》一段：俞振亭
《佛门点缘》：田际云、张三黑、十三红、德保、红菊花
《戏妻》：姜妙香、连奎
（新戏）《惠兴女士传》
《迥龙阁》：妙香、怡云、恒乐亭
《摘缨会》：怡云、纪寿臣
《长寿星》：龚云甫、吴连奎
《御碑亭》：王凤卿、妙香
《连环套》：张三黑、连仲、德保、全武行
《定羊山》：王凤卿
《牧虎关》：金秀山
《龙虎斗》：王桂芬、金秀山
《挑华车》：俞菊生（病撤）、连仲、全武行
《连升三级》：寿山、杏林
《得意缘》：小朵、杏林
《绒花计》：小朵、寿山、杏林、连仲
《钓金龟》：汪桂芬
《铁笼山》：俞菊生（病撤）、全武行
《鱼肠剑》：少福、梅处
（团场）：金钱豹、俞振亭、全武行
戏单中所列俞振亭、金秀山、纪寿臣等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名伶。王府唱戏时鼓乐喧天、热闹非凡的景象不难想见。
诸王府演戏均有一定场所。睿亲王府在“宝善堂”，一开隔扇即成戏台。有的王府则有戏楼，可容观众二三百人，座次安排也很讲究。恭王府中的戏楼宏敞高大，富丽堂皇，至今保存完好。
同、光两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安、慈禧两太后，还是载淳、载湉两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特别是慈禧太后，曾有“古今第一大戏迷”之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既有皇帝、太后表率于前，就有宗室王公紧步其后。
恭亲王奕嗜酒，喜唱昆腔，即使身边近侍也都耳濡目染，精熟此道。每小饮微醺，便乘兴而唱。有时与侍者对唱取乐。有一次，奕召伶人演一台武戏。他心血来潮，忽命伶人到台下对打。戏台下俱铺锦石，一翻筋斗，难免腰骨受伤。伶人犹豫不决，奕督促甚急，并命取银为赏。一老艺人灵机一动在旁开玩笑说：“你们好好儿的打，打完了，王爷非但赏你们每人一个锞子，并且赏你们每人一帖膏药。”[6]奕闻言，大笑而罢。
端郡王载漪，光绪二十五年（1900）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帝，册立其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端王寻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时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决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被指为“祸首”，充军新疆，大阿哥溥儁被废。以后，端王辗转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他对于京剧有特殊爱好，庚子之前，他曾在北京王府向当时最著名的京剧艺人之一的谭鑫培（叫天）学戏，并且请了名琴师梅大锁（梅兰芳的伯父）定期到王府教授胡琴。客居甘州时，当地税务局局长包文蔚、皮毛税务局局长黄吉甫、禁烟局局长胡某，都因为擅长唱戏，成了他的座上宾。胡某任期满后原应调省另任，但禁烟局局长是甘州数一数二的肥缺。胡某想连任一期，再大捞一把，托端王向甘肃督军求情。端王不愿失去这个戏友，慨然应允。[7]
像这种为了满足唱戏的嗜好而假公济私的例子在王公中并不是个别的。光绪、宣统年间，肃亲王善耆历任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等要职。他雅好戏剧，府中建有戏台，尤其喜欢僚属们陪着他演戏剧。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时，属下韩秀峰任副参领，韩一家都嗜好京剧，其兄是有名的武生，善耆久已闻名，遂约韩氏兄弟到府中研究戏剧，并提升韩秀峰为正参领。被提升后的谢礼，是他弟兄们亲自画的京剧脸谱一册，泥捏脸谱人头一匣，善耆赞叹不已。[8]在清末诸王公中，善耆应是精明强干的一位。但仍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京剧嗜好干求利禄，或以求庇护。当时有宗室崇某，广交游，独不畏法，公然设赌局与工巡局（警察局前身）西北分局对门相望。贝勒毓朗（定亲王之后）接任工巡局监督后，力清积弊，饬捕崇某甚急。崇某乃夤缘肃王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王，遂得赏识。某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答以受追捕事。善耆大笑，对他说：“将军（毓朗）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致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9]
上文提到的“走票”，是清季旗人演戏同乐的一种形式，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家。因为戏园设在外城，内城旗人往返听戏路途较远，且为法令所不容，作为变通之计的“票房”、“票友”便应运而生了。
“票房”即旗人聚集演唱戏曲的场所。关于它的缘起，说法不一：一说道光年间为防止旗人入民间戏园，专门在内城开设演唱太平鼓一类曲艺的娱乐场所，对旗人免费发放入场票券，演出处称票房；又一说，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为鼓舞士气编写太平鼓词命旗人在军中传唱，并奖以“龙票”，演唱者称票友。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乾、嘉年间，一些闲得无事，喜欢弹唱的旗人相聚一处，编词练唱，借以消遣自娱。按清廷规定，旗人聚居演唱，必须呈报内务府，由内务府颁给执照。执照上印有两条金龙图案，叫作“龙票”。票面上书：“发给某某票房。”票房一称由此而来，凡参与票房活动的就称“票友”。
票房多设在富贵之家。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称：
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贵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票友走票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除家资富足的王公贵族外，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负担。所以北京人又将这种毫无酬赏却挥霍无度的活动叫作“玩票”。
在众多票房中，以肃亲王府票房最有名。善耆工老生，常请内行名伶到府中教戏，并在内廷演唱。票友多为贝勒、贝子等宗室亲贵。善耆嗜戏成癖，相传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不禁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闻声相顾失色，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演石秀的善耆更乐不可支。
宣统三年（1910），各省谘议局代表为请求提前立宪聚集京师，摄政王载沣等权贵均避之不见。惟善耆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对话气氛紧张之际，善耆忽然掷冠于桌，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众代表愕然。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又一种解释说，戏词中所谓“先帝”实指光绪帝载湉，意思是说载湉如尚在世，立宪早已实行；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间接表示了他对立宪赞同的微意。[10]不管怎么说，善耆嗜剧，在宗室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在宗室贵族中，热衷学京剧、唱京剧的还有庆亲王府的溥锺、溥锐，醇亲王府的载洵、载涛等，不一而足。民国初年，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班不定期的自演自娱的京剧团，有人美其名曰“贵胄班”。
图41 戏装的载涛
晚清八旗王公，还有人对八角鼓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八角鼓与子弟书、岔曲、牌子曲都是八旗子弟中几乎同时繁兴起来的民间文艺，彼此涵濡，相得益彰。当时有所谓“全堂八角鼓”，实际是各种曲艺节目的集萃。分鼓、溜、彩三种：“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11]可见“全堂八角鼓”已突破早先八角鼓单表演击鼓弹弦的局限，兼容了多种艺术形式。全堂八角鼓一般由八旗子弟票友演出。票友大多技艺精湛，一专多能，即说、演、弹、唱、变、逗，样样精通，时人叫作“六场通透”。“演者多系贵胄皇族”，习为娱乐，[12]他们不仅欣赏别人演出，有的还亲自公开登台表演。道光十九年（1839），贝勒奕绮赴京城内各茶园登场度曲，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且登场时任优伶辱骂，以博众茶客之欢。此事被官差访实，又不便明拿。不久因抄获宗室侍卫瑞珠开设茶馆，斗赌蟋蟀，案内究出贝勒奕绮曾登场度曲。审明革去贝勒，令宗人府堂官率领行杖之人至其府第，重责40板，令其闭门思过，逾年而卒。[13]奕绮以贵族身份公开登台演唱八角鼓，甘心与伶优为伍，足见八角鼓艺术蕴含的特殊魅力，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为统治阶层所不容，除受到重惩外，还获得“素行卑鄙”的恶名。同、光年间，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第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演唱全堂八角鼓，为“京城第一”。他们除自演自娱，还应外约，阵容齐整，而且茶水自备，不取车资。但是外人多不敢约，因为其中不良纨绔子弟甚多，“调戏妇女之事，数见不鲜云”。[14]
清代宗室子弟不准任意离京，被围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天地里，除少数人步入仕途外，大多数无事可做，只有耽于玩乐。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说:
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骑射本为满洲长技，从前皇帝时常举行搜猎，随围者皆皇族、贵戚，平日马箭、马枪，皆须熟练。故王公府第中，每以射布靶为戏。每值永定门外娘娘庙（俗称南顶）、东便门内蟠桃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年例开庙之时，王公子弟皆有跑马组合，加入赛跑者谓之下道。王府各有养马之处，平日喂饲刷洗，备极珍护，以备驰骋临风，博得观众喝彩。
清初王公贵族均分有大片牧场，马匹成群。及至晚清，圈养骏马，比赛骑术，仍是贵族中的一种时尚。醇亲王奕一生主要是练兵、带兵，精于骑术。其子载涛贝勒养马、相马、骑马也很有名。据《醇王府资料》载某年《闰五月骡马口分单》，府里共养了69匹骏马（另外还有9头骡子）。这些骏马除皇帝亲赐外，主要得自蒙古王公和满汉亲贵的进献，如口分单中写有：哈拉哈道王紫马、哈拉哈特王兔虎马、多王爷枣骝马、图什业图王大爷兔虎、荣侯爷枣骝花马、李中堂粉青马、善将军菊花青马等。其中，以乌珠木沁王所献为最多，共有12匹。这些骡马每月各有口分银4两5钱，仅闰五月一个月，就支领口分银339两3钱。照此推算，一年里用于养马的费用当有4000两之多，这还不包括十多个养马人等的开支。[15]前面曾提到，清季醇王府数十万亩地租收入在八九千两左右。这就是说，有大约一半的地租收入用在了养马上。至于这笔开支相当多少庄佃一年里辛勤劳动的果实，已经难以得知了。
王府中种花、养鸟、养鸽子、养金鱼，均雇有“把式”，专理其事。许多贵族也精于此道。京城秋季以养菊为“雅戏”。王公中最早以养菊称名的是怡亲王胤祥的次子宁郡王弘晈。据说当时京城内无洋菊。篱边所插黄紫数种，皆薄瓣粗叶，毫无风趣。弘晈得到南中佳种，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名目，不少于数百种。每当秋雨过后，五色纷披，弘晈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唱，不减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情趣。[16]王公贵族中的高雅之士种菊、咏菊，留下许多诗作。贝子吞珠在《菊》诗中吟道：
万物竞阳春，尔独傲霜露。瑟瑟西风鸣，萧然绝尘污。色分三径深，香殿九秋暮。楚骚此君子，嘉名信非误。[17]（下略）
像历代汉文人一样，宗室贵族的咏菊诗或者自况，或者喻言人生哲理。
王公贵族养鸟、养鸽也颇有讲究，养鸟有看文彩的，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鸟；有听善鸣的，养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之属。这些鸟能模仿各种禽音，各种市声，听之悦耳。热衷于玩鸽子的子弟也不少。鸽子品种很多，上品昂贵。鸽有鸽房，专人管理。进入民国，载涛贝勒的鸽群在全东城仍首屈一指。[18]每年夏秋季节，是玩蛐蛐（蟋蟀）的时节。适时，从宫廷到王公府第均有斗蛐蚰之举。清廷内蛐蛐的角斗是一种赌博游戏，赌金之巨令人瞠目。一局下来，输赢能达万两白银。王公中如睿亲王魁斌等均乐此不疲，至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19]
宗室贵族“大玩家”们好玩，善玩，他们在游嬉中挥霍，也在娱乐中丧志，有的在玩乐中荡尽家产，有的在玩乐中忘尽国事家事。一直玩到辛亥革命炮响武昌，他们的玩兴犹浓，乐趣正酣。
二 贵族的腐朽
清初八旗王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成长，无不吃苦耐劳，精明强干。清入关以后，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仅3岁，10岁时便病死；顺承郡王勒尔贝、充保也是3岁袭爵。顺承郡王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4岁时封王。6岁封王的有康亲王崇安、庄亲王博果铎、端重亲王齐克新、显亲王丹臻。7岁袭王的有信郡王鄂扎。9岁袭王的有显亲王富绶、衍禧郡王（后改号平郡主）罗科铎。10岁袭王的有简亲王德塞。
图42 信郡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年龄更小的有顺治帝董鄂妃所生子，从出生到夭折，只活了三个月零十七天，追封荣亲王。此外如顺治帝第七子隆禧，康熙十三年（1674）封亲王，年15岁。这位王爷20岁时去世。3个多月后其子富尔祜伦才降生，4个月袭亲王，天不假年，8个月后就去世。从出生到夭亡，不过1年。[20]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宗室贵族子孙也有年长后袭封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幼养尊处优的事实。
王公贵族无功受禄，高官厚爵，势必滋长昏庸无为的习性。他们中间，有的人不谙世事，混迹官场，不过尸位素餐；有的人惟知贪求禄位，墨守陈规，不以国务民瘼为重。宗室禄康，为诚毅贝勒穆尔哈齐裔，嘉庆初年，辅政数年。据说禄康持躬清介，驭下宽大，臣僚感其小惠，翕然呼为“良相”，实际上才具庸劣。关于国政，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某日一贵胄与禄康相遇，言语间追述其祖上功德，他却赧颜回答：“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计功？”听者不禁骇然。按诚毅贝勒穆尔哈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开创时，勋劳称最，因病薨于邸，经太祖亲临哭奠，立碑旌功，事具国史。而禄康却作“身遭刑戮”之言，难怪听者骇异。再一细问，才知禄康竟将褚英贝勒之事，错安到穆尔哈齐身上。[21]所谓“数典忘祖”，莫此为甚了。但就是这么一位不学无术的贵族，居然在朝廷中枢为政多年。还有一些王公，生于深宫或府第，对民间闾巷之艰难，全不知晓。定例，坤宁宫祭神胙肉，皆赐侍卫分食，以代朝餐。某领侍卫贵臣，因训其属说：“居家以俭为要，君得朝餐既食胙肉，归家慎勿奢华，晚间惟以糟鱼酱鸭噉粥可也。”某侍卫应声道：“侍卫家贫，不能购此珍物。”贵臣乃语塞。[22]贵臣之训，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言，如出一辙。
宗室贵族在入关初期还保持着比较淳朴的风气，当时兵连祸结，经济萧条，统治者在生活上一般还不敢恣意豪奢，纵情声色犬马。康熙帝尚比较节俭，宫中费用不及明朝的1/10，曾反复告诫满洲王公和八旗官兵保持俭朴的传统。雍正帝本人也不事奢华，尝命从人将宫中食余之物日日捡贮，数年间积累数十石之多。[23]并以此宣谕臣属，意在表率臣僚。乾隆中叶，清朝疆域辽阔，四海乂安，国力强盛，“康乾盛世”臻于顶点。然而盛极而衰，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王公贵族侈靡逾度，崇尚浮华的风气迅速抬头。
康熙年间，王公贵族婚嫁多用锦绣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24]宗室王公世袭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嬉，平居积习，则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这些现象，到乾隆年间更加发展。乾隆帝炫耀盛世，生活侈靡，对女乐、珍宝、宴筵、巡游，无所不好。六次南巡，到处游山玩水；所至之处，官绅竞献珍奇土产。每次南巡，扬州的大盐商们纷纷报效，争炫奇巧。扬州平山堂本来没有梅花，弘历第一次南巡时，盐商捐资植梅一万株，以供皇帝观赏。第五次南巡时，盐商不惜重金施放烟火。弘历某日至扬州大虹园，对左右说：此处颇似北海的琼岛春阴，可惜无塔。大盐商江春闻知，以万金贿赂近侍，得到塔形图纸，连夜鸠工建造。弘历每次南巡，都有后妃、王公、官员和大批扈从兵丁随行。从北京至杭州，往返路程近6000里，途中修建行宫30处。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御舟用纤夫3600名，轮流拉纤。搬运器物，动用马6000匹，骡马车400辆，骆驼800只，征调夫役近万人。
每逢皇室庆典，更是挥霍无度。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寿辰，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70寿辰，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处封疆大吏、富商巨贾，极力搜求贡品，置办奇异珍玩。庆祝活动靡丽铺张，自紫禁城的西华门至清漪园（今颐和园）沿途张灯结彩，搭盖彩楼。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美童妙伎，歌扇舞衫，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弘历自己的70岁、80岁生日，奢侈阔绰的场面，更是史无前例。
弘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圃。雍正时修建的北京圆明园，有28景，弘历扩建为40景，许多景观是仿照江南园林修建。乾隆十四年（1749），又修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工程历时15年，耗银近450万两。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年间，初只有36景，弘历扩充为72景。承德外八庙寺庙群，大部分建于乾隆年间，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用黄金3万两。[25]
图43 乾隆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局部）
图44 乾隆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局部）
弘历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儿子丰绅殷德时，妆奁所费数百万两，待皇女于归，又赐帑银30万两。皇帝如此奢华，带动王公贵族竞起效尤。
宗室王公纷纷在京师营建华丽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崇彝称：京师园林，以各府为胜，如太平湖之旧醇王府、三转桥之恭王府、甘水桥北岸之新醇王府，尤以二龙坑之郑王府为最有名。其园甚钜丽，花木亭台，各极其妙。履亲王府花园也以秀美著称。[26]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27]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园圃宅第，说明满洲贵族崇尚奢华已成风气。
王公贵族，耽于享乐，沉溺浮华，大量花费来自下属的苞苴贿赂。豪格四世孙蕴著，由辅国将军授内阁侍读学士，迁漕运总督。受商人馈遗，谬称上旨籍盐政吉庆家，坐罪当绞，乾隆帝却赦其罪，复授副都统。历任凉州、绥远将军，工部尚书，袭封肃亲王爵。死后还得到“勤”的谥号。[28]定亲王次子绵恩，相貌颀秀，善骑射，举止端庄，待人以礼。幼时聪颖顽皮，颇得乾隆帝宠爱，几乎被定为嗣君。弱冠即任火器营总统，是八旗要职。但“外美而内昏”，为了点缀府第园庭，纵护卫赵吉玉交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火器营兵丁恨之切齿。[29]有的贵族，家资富赡，贪欲从无厌足。雍正帝胤禛第六子弘曕，过继给果亲王胤礼，嗣其王爵。其家“俸饷之积，至充栋宇”，弘曕仍想方设法巧取豪夺。曾以开煤窑夺民产。从乾隆帝南巡，嘱两淮盐政高恒鬻人参牟利，又令织造关差呈绣缎、玩器，予贱值。[30]
觉罗大员也不乏饕餮之徒，臭名昭著者如福建总督伍拉纳，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31]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籍其家时，得银40万两有奇，如意至100余柄。[32]
皇室宗藩，岁有俸饷，拥有特权，构成横行不法的基础。早在康熙年间，玄烨曾一再教导儿子们要“清心寡欲”，“平日不自放纵”，[33]但诸皇子在特权的庇佑下，却依旧为非作歹。雍正元年（1723）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在给本国国王的启奏中说：康熙皇帝子女众多，不能遍令富饶，诸子女受贿鬻官，若漕总盐务等职，随其丰薄而定赇多少。且于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多至数十万，少或累万金。而田园人畜，亦皆占夺，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启奏还提到，新皇帝（胤禛）在潜邸时也曾“黩货致富”，即位后敕谕诸昆弟，内有“朕在邸时，虽不免夺人利己，而未尝伤害人命。他余昆弟则杀人伤人，朕甚悯之”之语。[34]在他的自我表白中，显然认为自己还是最守规矩的，所以并不以“夺人利己”的行径自谴自责。不过，与后来一些皇室嫡裔相比，玄烨诸子的违法乱纪的确是小巫见大巫。见于史书记载，郑亲王济尔哈朗四世孙简亲王雅尔江阿，人甚卑鄙，耽饮废事，被夺爵后，其弟神保住袭爵。乾隆十三年，以“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诏责革爵。[35]克勤郡王岳讬四世孙纳尔图，康熙二十二年袭封平郡王。4年后以殴毙无罪人罗米及折杨之桂、菩萨保手足，削爵。[36]豫亲王多铎六世孙裕兴，好色成性，不顾亲丧未满，国服未除，竟强奸婢女，致女自杀。[37]
礼亲王昭梿，是宗室中文思敏捷的大才子，但性情暴戾，且妄自尊大。一品大员、尚书景安，与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属下，昭梿却面斥景安为伊府奴才。更有甚者，在府内私设公堂，滥用非刑。礼王府庄头程幅海、程建义父子历年并未欠租，兼有长交租钱（即预交租）二千九百一千文，昭梿逼令增租未果，下令革退其庄头，复令加找二年租银。清制，“国家永不加赋”，王公庄田亦不得随意加租。昭梿分外苛求，程幅海据理不从。昭梿派护卫至其家抢割庄稼，拆毁房屋；又将程幅海父子叔侄六人圈禁。昭梿自掷磁瓶于地，用磁片划伤程建义父子脊背百余道，至于流血昏晕。事发，颙琰谕旨中说他“平日以田租细故，在顺天府、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涉讼累累”。[38]可知他恃强凌弱捏词追比的行迹非止一件两件。
昭梿因滥用非刑等罪失爵，实系咎由自取。但他之所以受到了惩罚，很可能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有关。[39]在许多场合，恣行贪虐的亲贵始终逍遥法外。正是从昭梿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记载：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40]
清室宗藩优游逸养百有余年，往往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嘉、道年间，因细小事件被削除爵位的就有多人。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林清袭击皇宫事变中，豫亲王裕丰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其兄弟辅国公裕瑞，时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也因事变时“漫无觉察”，被嘉庆帝发往盛京，永不叙用。次年，裕瑞又以欲买有夫之妇为妾的劣迹，被严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41]裕兴、裕瑞兄弟皆能诗文，与汉文士交结广泛，同以微罪废。
道光十年（1830），辅国公奕颢为盛京将军，因在任不能力崇节俭，诸事奢靡，且时常署内演戏，“不能表率陪都”，革爵，仍令其子载宽承袭。十八年九月，载宽夫妻二人无故自缢，仍命奕颢袭公爵，4个月后即因嘱托公事被参除爵，发盛京充当苦差。
贝勒永珠，素性鄙吝，好趋小利，“凡可以生财之道，舍身而行”，其蓄积也最厚。道光十六年（1836）腌咸菜之时，因菜缸在其侧室处，命太监王得禄、使妾灵儿、从役肥儿等前往抬取。侧室因故未予，太监即出言辱詈。侧室怒甚，至贝勒处理论。永珠令王得禄等将侧室攒殴致伤，抬回原处，侧室喊骂，灵儿即将铁链拴缚，使不能动转，逾夜而亡，永珠因此革爵。
朝阳门外灵官庙尼僧广真，幼年失身，老不安分，蓄养雏姬，兼教歌唱，京城勋戚大吏无不往来，她收取夜合之资，另为聚敛之术。道光十八年设席庆寿，朝官数十人在庙饮酒挟妓，被御史访拿交审。广真倚仗财势，临审时毫不恐惧，扬言道：“不止数人，即王爷公爷亦常赴我庙顽耍”，且扬扬得意貌。最后究出庄亲王奕、镇国公溥喜、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常入庙饮酒，吸食鸦片烟，于是王公爵俱被革除。[42]此事在京城旗民中引起轰动，有人作子弟书《灵官庙》、《绪（续）灵官庙》，以讽其事说：
这其间贵贱无分薰莸莫辨，鱼龙相混玉石相杂。也有那派衍天潢金枝玉叶，系连枫陛五侯家。抑尊就卑靦不为异，自将玉树近蒹葭，忘却了奕世藩封剪桐旧谱，甘心沦落徇狭邪。[43]
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恣意寻欢逐乐，自甘堕落，种种劣迹，难以悉数。
道光十九年，镇国公有麟、辅国公景纶驻东陵办事，因8年前西饽饽房失火一案，犯人未获，伊等苛意搜求，诬指民人孙三并严刑逼供。及冤案平反，孙三已体无完肤。有麟、景纶因此被革去公爵。有麟革爵未逾年，又以嘱托武闱公事被参奏，责30板，发往盛京。
庆郡王奕在伊母服中纳妾生子，被其叔辅国公绵悌、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会衔参奏，交宗人府议处。奕赂书办以3000钱，得以了结，议罚郡王半俸3年。但不久行贿事泄，并究出绵性亦有贿钱5000钱。原来绵性在参奏时已“希谋其爵”，贿买书办议革其王。当时官场贪风日炽，堂堂王公贵族竟需向办案的书吏行贿。而绵性假公济私，行为尤为贪卑。结果，此案牵连的三王公均被革爵。[44]
这些天潢贵胄，在渐趋腐化的过程中完全遗忘了先辈创业的艰难。他们终日寻欢作乐，聚敛财富，任意挥霍，过惯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也就难以胜任守成的重担。为官者，惟知贪恋禄位，或“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45]文恬武嬉，全不以国务民瘼为重。这种状况，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但没有改观，反而继续发展。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满洲统治者的昏愦无能，加速了战争失败的进程。在战争中，宗室贵族的庸懦腐朽也被暴露无遗。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道光帝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以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统率川、鄂、湘、滇、黔、赣等省大军赴广东迎击入犯英军。奕山是恂郡王胤禵四世孙，系道光帝族侄，侍卫出身。[46]道光七年（1827），因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升为头等侍卫。以后十年间官运亨通，由伊犁将军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其实并不知兵。出兵前，奕山曾口出大言，务“使逆夷片帆不返”。但是，随着英军强占香港、攻破虎门、兵临广州城下，奕山转而畏敌怯战。三月行抵广州，听从杨芳“不可浪战”之策，“诸事不问，先买洋货”。[47]林则徐向他建议，选遣洋商“设法羁縻”英军，俾英舰暂退，堵塞河道，积沙囊于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其计，又惑于左右之言，欲侥幸一试，夜进兵，乘风毁7艘，捷报频传。清晨方知误焚民舟。英军乘机进攻，尽占城外炮台，大炮攻城。奕山惊慌失措，急于城上改换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于四月初七日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限期奕山等率兵退出广州城60里外和不得重新武装各要塞等苛刻条件，奕山无不应承，并讳败为胜，奏称：“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48]奕山指挥作战无能，在粤期间却广收贿赂，包括许多翠玉，于是有“翡翠将军”之号。《南京条约》签订后，奕山被褫职治罪，论罪当死，圈禁宗人府空室。第二年即获释起用。咸丰元年（1851），奕山于伊犁将军任上，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意沙俄在伊、塔两处片面设置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免税权，还划给俄方“自行盖造”住房货栈的地方一块。咸丰八年（1858），他在黑龙江将军任上，又擅自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让沙俄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允许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不久，乌苏里江东大片土地即为沙俄侵占。奕山屡次充当卖国将军的角色，在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同治三年（1864），清廷还封他一等镇国将军，死后得到“庄简”的谥号。
与奕山同为鸦片战争失败将军的另一宗室是奕经，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以后，隶镶红旗，与奕山一样，也是侍卫出身，不数年擢至显位，为道光帝倚重。
道光二十一年（1841），“靖逆将军”奕山在粤战败，北犯浙江之英军连陷定海、镇江及宁波府城。九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蔚等副之，驰浙征剿，奕经分属懿亲，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49]可笑的是，他偏要标新立异，不是整饬军备，而是于营门设木匦，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于是献策者400余人，投效者140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是阒冗京员，投效者也无“奇才异能”。奕经不过富贵膏粱，不通军事，怯懦畏敌，与奕山不分伯仲。英军肆掠浙江，奕经却逗留苏州城寻欢作乐。随他南下的一帮纨绔子弟借其名以招摇，他亦置之不问，丑闻远播，当地官吏因供应繁重，怨声四起。十二月，奕经始抵杭州。翌年正月，奕经轻信假情报，派兵三路收取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结果一败涂地。奕经逃归杭州，从此不敢言战。
奕经带兵出征期间，终日沉溺酒色，妓女不离营，得获“琵琶将军”之讥，又称“六子将军”，讽刺他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家诗》二首。
其一曰：
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奕经吓断魂；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
其二曰：
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姑苏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战船。[50]
两篇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将其败军之将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