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落的贵族也开始品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原奉恩将军绵垒，多罗诚郡王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镇国将军永芹子，门第显赫。道光六年因故革退差使，竟至无法养赡。奉恩镇国公绵疆生前，家中财产由叔伯兄弟共管，病故后，袭爵的过继子又缘事革职，以至供应失时，绵疆遗孀等5人无赡养之资，濒于冻饿。贝勒诺尼，礼亲王代善曾孙，康熙四十四年（1705）去世时，将土地房屋分给8个儿子。嘉庆年间，长房、五房的土地已被典卖一空，三房的房地全无，情况较好的六房，也典卖或交出了大约80%的土地。
有的贵族世宦人家，外表虽然硬撑着富贵的空架子，实际上早就入不敷出，虚匮一空。夏仁虎《旧京琐记》讲过这样一个见闻：邻居某为满洲世爵，起居阔绰如府第制。某日偶在一家老米铺看到邻居家的大少爷。大少爷见米铺掌柜执礼若子侄，掌柜斥责他俨然一副尊长的样子。大少爷待掌柜数落完，才轻声哀求道：今日又有不得已的应酬，仍乞老叔帮忙。掌柜骂道：我哪里有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大少爷忙接一句：秋俸就要到了。掌柜的冷笑道：汝家一侯（侯爵）二佐（佐领），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也还不清欠我的债。大少爷窘迫欲泣。掌柜才慢慢地拣出一张四两的钱票扔给他，厉声训道：姑且拿去，知道你又要“演探母”（指逛窑子）了！大少爷感谢持去。像这样的贵族子弟，挥霍性成，即使家道中落，陋习难改。宗室盛昱曾用“愈穷愈奢，愈奢愈穷”8个字来形容他们。[105]贝勒奕绘在《两富翁》诗中，讲述过贵族子弟“穷奢”败家的典型例子：
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拟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奇穷不可言。诸孙长纨绔，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时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huì，洗面）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106]（下略）
这样的贵族子弟，耐不得富又受不得穷，穷到没钱买米的地步，仍不惯以凉水洗面，而且抵御不住腐化生活的诱惑，不惜出卖老宅，广招优伶，结局是很悲惨的。
许多宗室成员尤其是中下层成员落到卖房典地、穷困潦倒的境地，除了习于挥霍、不事生产等自身原因外，与剥削的加剧，吏治的隳坏也有直接关系。乾、嘉年间，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乾隆年间，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00余家。宗室、觉罗养赡银米发放有时，一旦临时急用，往往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射利，嘉庆年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107]清制：放债1两，不准超过3分取利，但文字规定近乎具文。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能牟取暴利又不与法令明文相牴牾，往往强迫借钱人在契据上多写钱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惟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其受害”。
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以旗人为盘剥对象，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清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从八旗官员，到米仓书役花户，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苛剥宗室、觉罗。镶红旗宗室希阐一支四房原有祖遗蓝甲20副，每副蓝甲应领银2两（扣除所谓“剪伤剪工”等项耗费，实领银1两8钱）。奉恩将军、头等侍卫兼宗室佐领近光自恃有权，于每月放银之际从中克扣，自光绪四年七月起扣至八年十月，共扣希阐蓝甲银324两3钱。与此同时，近光还扣除宗室文景、宗室妇吴佳氏、富察氏等人蓝甲银。[108]佐领是旗人的“父母官”，专主一方，有权有势，普通宗室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只好隐忍不发，以至流弊滋蔓，贪风日炽。
米仓书役花户勒索宗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治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件咨文称：正红旗下奉恩将军安禄持米票到富新仓领米，有本仓花户张五向他勒索钱文。他赴案呈告后，官府派衙役传唤张五。张五藏匿不出，还托他人传话：“要打米，每石按八吊合钱。”安禄无奈，只得再次“赴案喊告”。[109]一位堂堂的奉恩将军，却被米仓的花户捉弄得犹如“老鼠戏猫”，仓场中的黑暗内幕可想而知。不过，更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集体克扣的大案，道光八年镶黄旗宗室国霖赴衙门呈控富新仓花户曾八等人，自称：本年正月本佐领应关三色米549石，花户曾八因索讹钱文不遂，每佐领下硬给土米17石。有富、关两位参领见有土米不肯再领，曾八将参领请回“商量”，最后议定，每佐领下给曾八票钱8吊，另外每石米索要钱250文，抬斛等费60文。据国霖说，仅他所在佐领，就应给曾八钱180余吊，满洲85个佐领，曾八共索要钱11300余吊；管库领催海清阿等又每名索钱10文，共索要钱300余吊；各佐领为发放米石，只好陆续付给云。国霖气愤不过，先赴仓场衙门呈控，衙门官员并未穷办，而是行文镶黄旗询问“曾否行贿”，参、佐领等深知行贿干犯科条，按律当罪，均不敢承认，并命领米领催出具“并无行贿”甘结，欲行咨覆仓场衙门。这本来是官吏朋比为奸、贪赃分肥的陋规，行之既久，当事者早已见多不怪。国霖初任其事，不谙内中情弊，贸然捅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在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众供确凿（指“并无行贿”），势必将我参办，我实在情急，赴案呈告”云。[110]其时，八旗官员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中，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贪黩的官员们上下其手，侵渔苛剥。此种现象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水贼不过狗跑”。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普通宗室、觉烺领取米石不仅要受到上述种种额外的勒索，而且所领粮米质量很差，多杂土砂，不堪食用。[111]光绪二十五年四月，甚至因此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镶黄旗部分兵丁赴兴平仓领米，见质量太次拒绝领取。愤怒的兵丁先将副参领海顺、办米章京锺姓等人所坐车辆用砖石掷打；复至副都统芬某宅前，将门房窗户砸毁；最后蜂拥至庆王府前，众口一词，呈求王爷上仓看米。事件平息后，“为首滋事”兵丁均被严办。其中包括觉罗护军启荣，判近边充军罪，照例折圈禁2年6个月，圈满后加责40板。
在八旗内部形成的这种黑暗局面，加剧了宗室、觉罗子弟的贫困化。自甘堕落、违法乱纪、拦路抢劫、窝盗分赃、拐卖人口、吸毒贩毒、霸占官产民居，乃至自盗祖茔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镶蓝旗宗室奕烺，先后两次盗锯祖茔树木数十棵，卖给西直门外棺材铺。[112]宗室载仪等人的胆子更大，勾串坟奴李吉，将祖上多罗信郡王园寝宫门享殿木料砖石盗走，自家盖房使用。[113]有的宗室将祖房典当净尽，只好借房居住，进而恃强凌弱，霸占不还。咸丰初年，宗室溥秀斋因与金鱼胡同贤良寺住持熟识，无偿借得寺产房一所16间半。溥秀斋死后，其弟占住，“不但将謄〔腾〕房两字不提，并将余房招租”。贤良寺原系怡亲王胤祥府第，向为官产。僧众恐其租住匪类，滋生事端，连累庙宇，催促退房。该宗室却扬言：“地系官地，房系自盖。且官产当应官住，何敢催我腾房？！如再厌烦，定要约众平毁贤良〔寺〕，打散僧众。”寺僧畏威缄口。[114]正蓝旗宗室佐领赓瑞于咸丰八年七月初三日呈称：本月初一日在本佐领家内放制钱之时，有本佐领下四品宗室恒惠向领催宗续借钱。宗续答以无钱借给。恒惠因借贷不遂，即将应放众宗室等之制钱抢去4份，追赶无踪。[115]
当时层出不穷的，还是结伙抢劫民人。光绪六年（1880）二月初六日，通州民人曹尚志来京探友，行至打磨厂，突遇宗室祥铎、祥能纠率多人，将他勒逼上车，拉至祥铎家，私设公堂，用刑拷索，逼写“欠银”字据。同时又有宗室存子，勾串20多人将通州邓家窑民人刘文才、刘达父子捆绑至京，勒索银两。[116]
有的宗室，自恃法律特权，庇佑盗匪，坐地分赃。宗室普云，外号“蒲包子”，在朝阳门外八里庄坟房居住，他把坟房当作贼窝，窝留盗贼多人，夜间出去偷窃，彼此分用赃物。普云叫同伙“放心”，扬言“官人不敢进我院内拿贼”。[117]盛京宗室得珍，绰号“狡嘴”，平日窝留马贼，并代为销卖盗赃，得钱分用，不计次数。[118]
在作奸犯科的案件中，甚至有一些有爵位宗室。如借债不返利息，打死债主的镶蓝旗宗室兴达，是个奉恩将军。又如镶红旗三等辅国将军春廷，不顾廉耻，偷窃他人骡车，私出京师，先后在天津、武清等地，卖车宿娼。[119]
种种迹象表明，清朝末叶宗室、觉罗的犯罪率在大幅度攀升。宗室奕赓颇有感触地写道：“近日之宗室人数众多，十倍于前。……然不肖者亦以今日为多，日逐下流，不知自爱，屡犯王章，不知自改。”[120]宗室毓盈进而指出：“公以下所入不足温饱，率昵近匪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自好者，亦只安分耐贫而已。”[12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宗室、觉罗整体生活的每况愈下，再一个是他们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的特权。习俗的倨傲，加之贫穷的驱迫，使越来越多的宗室、觉罗走上犯罪的歧途。
* * *
[1]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5页下，第27页下。
[2]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8页。
[3] 昭梿：《啸亭杂录》卷3，第446页。
[4] 李书筠：《清宫演戏二三事》，载《故宫新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5]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93页。
[6]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1，第5页下。
[7]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8] 杜如松：《记肃亲王善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303页。
[9] 毓盈：《述德笔记》，第106页。
[10] 李泰蔡：《独树一帜的善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5—86页。
[11]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0页。
[12]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13]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0页。
[14]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0页。
[15] 据《醇王府资料》第4函《光绪十八年五月节赏银清单》：王府马圈有官柏唐阿头目9名，苏拉7名。
[16] 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66页。
[17] 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首集）卷13，第168页。
[18] 郑怀义、张建设：《从皇叔到平民——中国末代皇叔载涛》，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59页。
[20]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第115页。
[21] 昭梿：《啸亭杂录》卷8，第256页。
[22] 昭梿：《啸亭续录》卷3，第456页。
[23]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1，第2页。
[24]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4。
[25] 左步青：《乾隆帝弘历》，载《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26]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96页。
[27] 昭梿：《啸亭续录》卷3，第459页。
[28] 《清史稿》卷219，第9047页。
[29] 昭梿：《啸亭续录》卷5，第515页。
[30] 《清史稿》卷220，第9083页。
[31] 昭梿：《啸亭杂录》卷1，第23页。
[32] 《清史稿》卷339,本传。
[33] 《御制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86、3页。
[34] 《朝鲜景宗实录》卷11，三年二月己卯。
[35] 《清史稿》卷215，第8952页。
[36] 《清史列传》卷3，第101页。
[37] 《清史稿》卷218，第9039页。
[38] 《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4页下。
[39] 昭梿：《啸亭杂录》附录一，第552页。
[40] 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92页。
[41] 《清史列传》卷50，本传。
[42]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09页。
[43] 《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308页。
[44]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0—111页。
[45] 《清史稿》卷357，洪亮吉传。
[46] 《清史稿》卷373，本传。
[47] 《夷氛闻记》、《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48] 《清史稿》卷373，本传。
[49] 《清史稿》卷373，本传。
[50]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113页。
[51] 张守常：《史料拾零》（续），载《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52] 《清史稿》卷370，本传。
[53] 《清史稿》卷370，本传。
[54] 《清史稿》卷221,奕劻传。
[55] 《贝子载振辞职疏》，载马士良《有关杨翠喜的传闻》，《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56] 汪荣堃：《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87页。
[57]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第7页上。
[58] 锺琦：《皇朝琐屑录》卷17,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7—8页。
[59] 《宗人府来文》无人名呈文一篇，年月残缺。
[60] 《宗人府来文》王廷相奏文，光绪二十三年二月。
[61]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
[6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节经费议》，广仁堂刻本。
[63]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6，第96页；卷248，第930页。
[64]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第7775页。
[65] 何刚德：《话梦录》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66] 琴川居士编：《皇清名臣奏议》卷45,云间丽泽学会1902年本，赫泰疏语。
[6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达尔党阿奏。
[68] 《八旗通志》二集卷66，第32页上33页下。
[69] 《内务府来文》乾隆七年，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70页。
[70] 同上。
[71] 原文载《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58页。
[72] 《宗人府来文》，《为咨查事》，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73] 《宗人府来文》，《盛京户部为咨行事》，咸丰元年四月十九日。
[74] 《宗人府来文》，《载芹呈控已故护卫保恒盗卖王产置主文海不允赎回》，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九月。
[75] 《宗人府来文》，《载芹呈控已故护卫保恒盗卖王产置主文海不允赎回》，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九月。
[76] 《宗人府来文》，《富禄谨呈为恶佃霸地事》，同治九年十二月。
[77] 《宗人府来文》，《东三省总督赵为咨呈事》，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
[78] 《东三省日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79] 《宗人府来文》，《东三省总督锡为咨呈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80] 《宗人府来文》，《德茂为已革庄头仍敢抗租霸地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
[81] 原禀文存《醇王府资料》第3函。
[82] 《宗人府来文》，《意普报称佃户欠交差银事》，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83] 《宗人府来文》，《富禄为家奴等欺主希图霸占地亩事》，咸丰十一年五月。
[84] 《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4页下。
[85] 刘庆云、刘元瑞禀文两件，存《醇王府资料》第2、3函。
[86] 《宗人府堂》，《多罗顺承郡王门上为声明呈请转咨事》，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
[87] 《宗人府堂》，《和硕肃亲王门上咨请事》，宣统二年十二月。
[88] 《宗人府堂》，《多罗顺承郡王门上为声明呈请转咨事》，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
[89] 《宗人府堂》，《桂斌为呈复咨行事》，宣统元年三月十六日。
[90] 《宗人府堂》，《和硕肃亲王门上咨请事》，宣统二年十二月。
[91]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35。
[92]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再版，第155页。
[93] 拙文《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94] 昆冈等：《清会典事例》卷1120，第130—131页。
[95]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8页。
[96] 《八旗通志》（初集）卷54，第1041页。
[97] 《八旗通志》（初集）卷23，第438页。
[98]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9页。
[99] 详见拙文《清代北京房契中的旗民交产》，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00]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01] 刘体仁：《异辞录》卷2，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52页。
[102] 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03] 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104] 《宗人府来文》，《京师内城地方检察厅为咨呈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大理院为咨呈事》，宣统元年二月。
[105]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第12页上。
[106] 朱眉叔等选注：《满族文学精华》，第315页。
[107] 得硕亭：《草珠一串》，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108] 《宗人府来文》，《为佐领侵蚀甲银事》，无年月，存第742卷。
[109]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咨呈事》，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10]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咨呈事》，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
[111]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为咨呈事》，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112] 《宗人府来文》，《宗室奕烺供》，无年月。
[113] 《宗人府来文》，《宗室重瑞等呈请催传事》，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114] 《宗人府来文》，《僧法安禀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
[115] 《宗人府来文》，《赓瑞为呈送事》。
[116] 《宗人府来文》，《曹仲衡禀文》，光绪六年三月；又《宗人府为片行事》，光绪年间缺月日。
[117]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知照事》，道光四年二月。
[118] 《宗人府来文》，《为咨行事》，光绪二十年缺月日。
[119] 引自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20]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83页。
[121] 毓盈：《述德笔记》，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