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皇族统治中国268年，嘉庆年间已经走过“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鼎盛期，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统治日渐衰落，终至覆亡。
嘉庆帝颙琰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元年（1796）正月即位后仅7日，就爆发了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一时间，起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从汉水两岸迅速蔓延到各地。清军东奔西扑，顾此失彼，苦战10年，才将这场燎原大火扑灭。为镇压起义，耗费军饷2万万两以上，相当于5年的财政收入，不仅将乾隆年间的库存花费殆尽，且有入不敷出之势。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北京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爆发了林清和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仅为时3个月，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它采取了直接攻打紫禁城的大胆行动，震动了朝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嘉庆帝不止一次地感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并说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未有之事”。[1]这是爱新觉罗皇族入主中原以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流露。
上述事变集中表明，清王朝“积重难返”的局面久已形成，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不是哪个“贤能”的皇帝所能扭转的。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当他溘然辞世时，留下的是一个庞大而衰朽的帝国。
继承皇统的是他的嫡子旻宁，即道光帝。旻宁在皇室中属绵字辈，原名绵宁，继统后改“绵”为“旻”，主要是为了取冷僻字，以便臣民避讳。这种取仿汉俗的做法可以上溯到他的曾祖雍正帝胤禛。胤禛即位，令诸弟均改“胤”为“允”；其子弘历（乾隆帝）嗣位，虽未改字，但书写必用缺笔；嘉庆帝颙琰原名永琰，属永字辈，继承皇位前奉旨改名字的上一字“永”为“颙”。绵宁改字，不过沿用成典。
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在清朝诸帝中尤以“力崇节俭”称名。他虽勤政图治，但内政诸要务，除了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一事值得告慰于祖先在天之灵外，诸如吏治、河工、漕运、盐政、禁烟等，均无明显起色。勤政图治而又鲜有作为，正是他政治生涯的悲剧所在。正值他统治时代，中国这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打开了大门。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在“国语勤习，骑射必强”谕旨下训练的八旗军队和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绿营兵丁当然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轰击。统治者的腐朽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旻宁授命宗室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遗恨终生，也使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开始。在他身后相继嗣位的咸丰帝奕（1851—1861）、同治帝载淳（1862—1874）、光绪帝载湉（1875—1908），以及末代宣统皇帝溥仪（1909—1911），无一不是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下惨淡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丧魂落魄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同治年间沙俄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1894）中一败涂地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俄、德、美、意、奥、日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在刺刀的威胁下，清廷与八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爱新觉罗皇室所面对的，是历代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他们无力应对，惟有被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十全武功”的辉煌功业之后，续写耻辱的篇章。
一 清季宗藩
清朝开国，宗室王公分领八旗，兼及议政，权势之大，几与皇帝分庭抗礼。入关后，天下底定，文事日盛，诸王公权柄，渐不如昔，康熙末年，诸王各树党羽，争夺储位，雍正帝即位，对异己大加芟夷，威服自专，诸王谨小慎微，不敢稍稍越轨。旗主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残余终于荡然无存。宗室王公惟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才干日益衰退。同、光以降，宗室仕途，日渐拓宽，外可任道、府以上官职，京中也常居要津。当时国难方殷，内忧外患，清室倚用宗藩，无非藉资辅弼。但所用大多庸碌无能。亲贵用事，时人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的讥评，自然难堪重任。即便有一二较有能力者，又不免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咸丰十一年（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立了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8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翌日，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8位顾命大臣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等。其中掌握实权的是2位亲王和1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
肃顺是镶蓝旗宗室，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其父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肃顺是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年间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于奕前。肃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颇得奕器重。[2]咸丰八年（1858），已升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成为清廷决策人物之一。肃顺平素“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3]具有与宗室贵胄相同的习性，但他十分卑视满洲亲贵的庸碌，认为他们“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4]对汉人有才学者则锐意延揽，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择言论，密以上陈。肃顺深知八旗、绿营兵腐败不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放手任用汉人领兵握符，建立湘军等地主武装。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经他推荐提拔的。
咸丰年间，清廷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连年用兵，军费浩繁，库帑支绌，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肃顺等人为筹措军费，提出减放八旗俸饷，引起旗人的普遍不满。因为他器重汉人，满洲亲贵对他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时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
肃顺虽为宗室大僚中佼佼者，但为人刚愎自用，狂傲骄横；常以私愤，罗织罪名。久而久之，众怨所归，朝臣侧目。[5]待咸丰帝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更威权由己，以辅政自居。载垣、端华两亲王惟其马首是瞻。咸丰帝崩逝，怡、郑二亲王和肃顺的权势益形扩张，因此引起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忌恨。慈禧和奕密谋策划，乘肃顺护送咸丰梓宫行于半路时，阴使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他逮捕，押送回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不久，将肃顺斩首于菜市口，又勒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定制，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因比照叛逆例，故绑赴市曹行刑。慈禧、奕剪除政敌，逞快于一时，不再顾及天潢贵胄的颜面。
在爱新觉罗族的历史中，这是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将端华夺爵赐死，自然非同小可。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
肃顺被诛，八大臣失败，确立起两宫太后（一为咸丰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实则慈禧太后擅政），恭亲王辅政的新体制，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在同、光两朝46年的历史。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初封懿贵人。生载淳为咸丰帝独子，母以子贵，晋懿贵妃。及载淳当了皇帝（同治帝），她立时成为太后。但按照皇室家法，两后均无干涉朝政之权。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皇子福临年甫6龄，由睿王多尔衮等辅政；世祖福临殁，嗣君玄烨年甫8岁，由贵族鳌拜等辅政。从未闻有皇太后听政先例。其时载淳亦年6岁，前例俱在。而后来之所以造成“垂帘听政”的局面，完全是宗室诸王争权夺势的结果。
同治初年，恭亲王奕出任议政王，领袖军机。成为宗室诸王中一言九鼎的关键人物。此前，他已有长期从政的经验。
奕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奕6岁入上书房，与四兄奕共同学习。据说他在武艺和知识方面均优于奕。曾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6]道光帝在选定嗣君时曾颇费踌躇，如果是在崇尚武功的开国时代，奕这样精于骑射的子弟显然是最佳人选，但是到了道光年间，满洲人早已濡染汉俗，“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结果奕反而被定为储位。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封奕恭亲王，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开始了他历经咸、同、光三朝的政治生涯。
在晚清诸王中，奕论见识才干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仓皇逃往热河。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奕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对西方诸国已不能以古之夷狄对待，应该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将国内种种乱象视为“心腹之害”，将列强入侵称为“肘腋之忧”，显而易见，是把“安内”作为当务之急。在他的建议下，于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7]新机构由奕主持。为培训青年人做翻译，又设立同文馆。在以后40年中，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接着，奕提出“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强的目的是御侮，自强的条件是先平内患，“内患除则外侮泯”；自强的入手点是军事近代化，“必先练兵”。[8]他的建策获得批准，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自强”为中心口号的洋务运动的历史新时期。奕从此成为清廷中洋务派的总代表。[9]奕通过英法联军之役，真正认识到清朝军队因落后腐败而一败涂地的严酷现实，这是他能够放弃“天朝上国”及“华夷观”等传统政治思想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前提。至少在宗室王公中，他的观念是开风气之先的。以后，在推进近代化建设中，奕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
同治年间，奕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亲王爵“世袭罔替”。宠荣权势达于极盛。然而，“垂帘”之后，始终受制于慈禧，应是他始料所未及的。慈禧太后驾驭人的手段，的确非同寻常。当她需要利用奕时，就将其女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侍遇；其子载澂，特封贝勒加郡王衔，以示笼络。迨奕主持枢廷，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回各军，于清朝功劳很大，此时慈禧对他开始疑忌，严加防范。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欲轻言战”，引起朝臣交章弹劾。适值清朝军队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的罪名，罢黜奕军机大权，停亲王双俸，命其“家居养疾”。[10]奕被当作战败的替罪羊抛出，从此在家赋闲10年。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严峻的局势下，奕被重新起用。但此时的他身老衰病，谨小慎微，在政治上已难有什么作为了。四年后奕病殁，享年67岁。赐谥曰“恭”。以次子载滢之子溥伟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
自光绪初年奕失宠后，在朝中长期秉持枢要的宗室王公就要数父子两代醇亲王了。第一代醇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旻宁死后，由奕的哥哥奕继位，帝号咸丰。在其兄咸丰帝在位的11年间，除了他10岁时因咸丰帝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只是在其侄载淳即位后，他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等要职，地位骤然尊显。这主要得益于他与慈禧太后的至亲关系。慈禧太后的妹妹是奕的正福晋（嫡夫人）。由于这层关系，在咸丰末年的皇族内部权力之争中，奕站到了慈禧一边。当肃顺送咸丰梓宫还京途中，正是奕将他亲手拿下。这一年，奕仅21岁，拿肃顺这件事成为他飞黄腾达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奕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
图49 《恭亲王园寝图》（光绪《昌平县志》）
图50 恭亲王园寝牌楼（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麻峪村）
清朝皇帝近支子弟，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多。康熙帝有35男，20女，乾隆帝有17男，10女。到了咸丰帝就只有1男1女了。此后，同、光、宣三朝，50年间，宫中不闻儿啼，当时称为“国统三绝”。同治帝在位13年病死，因无子嗣，按照祖制，应从近支晚辈（即溥字辈）中选立皇太子。如果是这样的活，奕的子孙可能性较大，但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也不能“垂帘听政”了。因此，她未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即奕的次子入继，并承袭帝位，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不独出乎王公大臣意料，奕骤闻之下竟吓得魂不附体、昏迷倒地，不能起立。也就是他在给太后的奏疏中所自陈的：“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11]慈禧太后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却决不能让它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选立载湉嗣位，使慈禧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奕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是不会失态到如此地步的。
从爱新觉罗家族史上看，弟继兄位，只能从遥远的部落时代找到某些先例。但是自开国以来，这种古老的传统早已绝迹。当时有位叫吴可读的御史，曾以“尸谏”的极端形式为同治帝争嗣，也没有改变慈禧太后的主见。她对着跪请“立嗣”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俩（两太后）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12]于是众人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全都无济于事。
从此，奕事奉慈禧太后更加兢兢业业，态度也更加诚惶诚恐。一方面是太后屡赐恩荣，另一方面是奕屡次辞谢。光绪帝即位，他就辞掉一切官职。“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以后几年里，他的惟一差使就是照料小皇帝读书。然而，慈禧太后希望利用他来削弱奕的权力。光绪十年（1884）罢去奕军机大臣后，慈禧太后命，今后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13]这意味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权。
其时正值法国入侵越南，与清朝军队交战。继而议和罢兵，奕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成立海军衙门，奕受命总理该衙门事务，节制沿海水师，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十二年五月，奕巡阅北洋水师。奕积极支持李鸿章改进并扩建海军的方案。对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倾注了很大热情。但是，奕亦如清末其他宗室王公，对慈禧太后的乖谬举止不敢有所异议。奕对太后的一意孤行已颇为顺从，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大修颐和园，得到他的赞许。光绪十二年巡阅北洋水师时，他让太后亲信太监一路伴随左右。奕被剥夺权力后，慈禧太后随心所欲地卖官鬻爵，奕对她仍一再表示效忠。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帝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当然非慈禧所愿。于是就在光绪帝婚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数年。
奕对皇太后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中的陈设也带有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书斋为“退省斋”。书斋条几上摆着的“欹器”，刻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用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盈戒骄。他自撰的治家格言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大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14]其实他最担心的，还是在政治上招灾惹祸。正是由于他熟谙“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位极人臣，在风涛凶险的政坛中一帆风顺。
光绪十六年（1890），奕病逝，丧葬准用皇帝礼。赐谥曰“贤”。奕生七子，载湉（光绪帝）是第二子。载，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后；载涛，出为锺郡王奕后。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奕已去世4年。慈禧太后又起用奕，不到4年，奕亦病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年（1898）。年轻的光绪帝身当国势垂危之秋，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帝后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囚系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两年后立端王载漪第二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长子），继为咸丰帝奕之后，准备废黜光绪帝，让他继承帝位。这样，便把端王父子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图51 光绪帝像
载漪系惇亲王奕次子，过继与瑞郡王奕，降袭贝勒。光绪二十年（1894），进封端郡王。按清朝旧制，应沿用“瑞”字旧号，但传旨过程中误将“瑞”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15]光绪二十五年（1899），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一时成为宗室王公中的核心人物。他一意排除异己，庆王奕劻也在排斥之列。可是他的才识远不及奕、奕，办理外交，尤其懵懂。因各国公使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中他乘机主张围攻使馆，坚持处死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汉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辛丑条约》签订时，各国公使认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杀公使、焚教堂，加害天主教徒的义和团是端王、庄王、澜公、刚毅等支持的，因此提出必须把组织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置之死地。但是慈禧太后与端王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太后方面是企图借助端王的势力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统治地位，端王则企图利用太后的宠信树立大阿哥，进而控制皇帝统治的宝座。何况载漪的正福晋是太后侄女。于是太后下了一道“系属皇亲，碍难加刑，发往新疆，永远监禁”的手谕，以搪塞各国公使。复借口当时义和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义和团公所”设在庄王府，为端王开脱。[16]最后，在外国公使默认后，将庄王、刚毅赐死，端王、澜公等发往新疆边远地区。光绪二十七年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17]当时，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端王及废黜出宫的大阿哥等无处安身，慈禧太后遂又下诏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府本支。
图52 义和团总坛所在地庄亲王府（《乾隆北京城图》）
继端王之后，长期活跃于政坛的王公首推庆亲王奕劻。奕劻并不是第一代庆亲王，他的王爵要追溯到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按照清朝封爵制度，除清初八大铁帽子王永远世袭爵位外，其他诸王均须“世降一等”。永璘第三子绵慜，降袭郡王。绵慜无子，嘉庆帝特命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为后，并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被劾服中纳妾，并贿赂宗人府官员以求减罪，夺爵。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绵悌卒，无嗣，由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13岁的奕劻为嗣，袭辅国将军。至此，庆王一系已由第一等的亲王爵降至第十等辅国将军。奕劻幼时家境并不富裕。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他“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上海《秦晤士报》的《庆亲王外传》也记载：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奕劻的这段经历，明显有别于奕、奕等近支王公。在民间的历练，增广了眼界，磨砺了能力。而他在官场上的圆滑世故，乃至八面玲珑，或者也基于此段生活。
图53 奕劻信函（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图54 奕劻信函（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庚子事变以后，满洲大臣荣禄一直是军机领班。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庆亲王奕劻当上了军机领班。仍总理外务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后身）。在晚清诸王中，奕劻以办理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奕劻善于逢迎慈禧太后，在太后的赏识下，一再加官进爵，从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外务部。他得到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眼里，都有了特殊地位。辛丑议和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中间，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又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得到了满足。时人议论王公们的政治背景，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惟独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有八国之多。
但随着庆王权势如日中天，慈禧太后对他的提防也在增加。她所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庆王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间将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但她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且善于投机的汉人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不断行贿时，不能不警惕起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兼祧光绪（载湉），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18]据说，她之所以选定光绪亲兄弟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19]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确实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载沣8岁时袭醇亲王爵，26岁就任摄政王，可以说是清末贵极一时的人物。在清朝统治的最后3个年头（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他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行政”、“黜陟赏罚”诸事。但同时又规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20]这里说的皇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这是慈禧太后临终前为她侄媳妇留下的权力。
载沣身膺重任，实际上并不具备执政的才识和经验。辛丑条约签订时，曾被任命为“头等专使大臣”，以皇弟的显贵身份赴德国“谢罪”。除此之外，未担任过什么重要官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慈禧太后才有意识地把他调到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翌年正月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21]载沣在军机处时间太短，何况还有奕劻等资深王公位在其上，在处理政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是勉为其难。据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评价：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22]
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未敢将他处死。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要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23]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上仍控制着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图55 摄政王府（北京市东城区什刹海后海）
罢黜袁世凯，也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从而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摄政之后，首先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定亲王裔）、铁良（满洲）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宣统元年（1909）正月，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惟一的汉人。宣统二年十一月成立海军部，由载洵（载沣弟）担任海军大臣。
宣统元年（1909）五月，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载沣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接着，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总参谋部的性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总参谋长的职务。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至此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为后来的“皇族内阁”奠定了实力基础。
载沣摄政后大抓兵权，是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24]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人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载洵、载涛两贝勒“皆乳臭少年，浮薄〔躁〕骄佚，素不解兵事”，“日以酒妓车马娱荡其心”。[25]均难胜其任。
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26]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保荐三种。钦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大僚对会议的控制。钦选各类议员的名额：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多额者10人。共计100人。[27]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的资政院议员亦以100人为定额。但由于资政院正副总裁，秘书厅秘书长等5人不是“特旨简充”，便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稳占多数。
进入资政院的宗室亲贵多是庸碌无能之辈。《民立报》曝光说：“资政院自开幕以来，鬼怪百出，内中所举之职员，莫非出之运动。其中有所谓庄亲王、睿亲王者，皆自〔日〕吸鸦片烟二三两，其言呐呐，其行踽踽。……至于世爵大臣，则半皆纨绔，一事不知”云云。[28]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则为道光帝长子隐郡王奕纬的长孙，皇族近支，同样是一无能昏聩之辈。
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遂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四月，摄政王载沣任命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阁员的名单是：总理奕劻（庆亲王）、协理那桐、徐世昌（满、汉各一）、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汉人）、民政部大臣善耆（肃亲王）、度支部大臣载泽（镇国公）、学务部大臣唐景崧（汉人）、陆军部大臣荫昌（满人）、海军部大臣载洵（贝勒）、司法部大臣绍昌（满人）、农商工部大臣溥伦（贝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汉人）、理藩部大臣寿耆（宗室）。新内阁13人中，汉人4，满人9，而9个满人中，宗室王公5人，宗室1人。于是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权擅权的局面，即使在过去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不胫而走。[29]
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放松任何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了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及于内阁，皇族首当其冲。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载沣下谕旨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30]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一杯羹，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二 时穷节乃见
清季国难当头，统治集团日益衰朽。与此同时，皇族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在加深。一些富于民族感的皇室成员，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积极捍卫国家利益，与国人共御外侮；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废除满汉畛域，实行变法维新。虽然，他们也有着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种种局限，但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皇族成员，是不应以轻蔑的口吻而一言以蔽之的。下面所要援举的，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光绪二十八年（1898），康有为等人曾发起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运动。此前，就有八旗举人德懋、德善、文元、同书、文成等人参加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剀陈民族大义，反对对日和约，主张继续抗战，要求“破除旧制，更新大政”，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康有为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不久，宗室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知耻学会”。在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宗室中，以寿富影响较大。
寿富，字伯茀，亦称伯福，镶蓝旗宗室第五族人，系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九世孙。曾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门下，博览群书，为文操笔立就，兼精西算。[31]论天下大势，认为应力泯满汉畛域为先。戊子（1888）科中宗室举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寿富慨然以变法为己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京强学书局创立，他积极参与其事，与梁启超相交往。时新思想方兴，变法之议甫起，享受世禄的八旗子弟，担心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对变法维新主张多有疑虑、抵触。寿富专门撰写《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文章痛陈列强欲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谓中国“北枕俄，南接英法属地，皆以兼并为国者也。东邻日本，远交近攻，思我以自肥者也”。警告旗人：“忽当前之大势，燃眉不知急，剥肤不知痛，酣然以嬉，涣然以处。危哉痛哉，其坐以待毙也！”他还提醒旗人要周知列国大势，否则形同聋瞽，必召其侮。文章刊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时务报》。寿富的议论痛快淋漓，对于八旗子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旗人有识者多推崇它，同时也受到众多旗人非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列强瓜分中国迫不及待，有志之士目睹时艰，决意奋起。当时各地学会纷起，要求变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寿富与康有为等人相联络，在京师组织“知耻学会”，并亲撰《知耻学会总章》、《学会诫言》、《学会藏书大旨》。[32]寿富认为，摆脱亡国悲剧的出路在于发愤为学，首先要以败为耻，时时铭刻在心。他在《学会藏书大旨》中以法国为例说：法自败于德，人模蜡像为败亡之状，每岁国人观之，故其人士，言及绥丹之败，无不切齿者，由悉其状也。中国之败，亦屡矣，士大夫有不举其事者，举国不耻，不亦宜哉？!因此他将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战役纪事列为学会会员的必读物，并说：“吾愿与天下有耻之士一读之，然后知痛哭流涕者，非丧心病狂矣。”他还抨击一部分朝野人士，面对列强侵逼，惟知空讲“攘夷”，盲目排外，却昧于自强之道的迂腐言行：
士大夫耻言主和，而不讲海防，好言攘夷，而不知外事，挥斥西学，不遗余力，及身当其局，则手足无措，往往败事。夫岂中国士大夫之好亡，而不乐自强哉？盖习于所见所闻，而囿于不见不闻也。
所以他极力主张讲究“西学自强之新术”，认为只要学他人所长，国家则可盛强。在《知耻学会后序》中，他建议通过兴报馆、求贤才、废科举、倡新学等途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33]言辞痛切，催人泪下，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寿富对八旗子弟冥顽不灵的保守态度尤为痛心疾首，指斥他们说：“八旗奉直诸君子，坚持旧说，悍然不顾，宁使外夷祸深，乱民愿遂，绝不肯为君父一变其故见，名为卫道持正，直是外夷之向导，乱民之表帅。”[34]作为统治阶层中人，寿富却指斥那些道貌岸然，“名为卫道持正”的政治保守派，实为“外夷之向导”，加重了亡国危机，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当然，寿富在鼓吹变法的同时，亦时时流露出矢忠于满洲统治者的思想。
在当时的满洲亲贵大僚中，大学士刚毅是一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政治保守的典型。他识字不多，孤陋寡闻，在大庭广众中常说讹字，如任刑部尚书时，每称皋陶之陶作“如”字，尤其令人喷饭的是改“瘐死”为“瘦死”，反斥司员不识字；又将“聊生”念作“耶生”，诸如此类，留下不少笑柄。刚毅之类不学无术、愚顽保守的贵族官僚，无不具有敌视变法，盲目排外，猜忌汉人的特征。据说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对满汉畛域尤为深刻，曾书“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十二字贴于座右。[35]他在慈禧等人怂恿下，专横跋扈，极力推行“排汉用满”政策。寿富对此极为不满，直言不讳地指出：“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对于寿富的这番言论，刚毅等人十分恼怒，污蔑他说：“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36]
光绪二十四年（1898），寿富参加会试中进士，廷试二甲，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召见于养心殿。寿富奏对诚切，光绪帝为之动容。[37]不久，奉命赴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撰《日本风土志》4卷献上。召见时，痛陈中国积弊及宜兴、宜革诸条款，引起光绪帝重视。待“戊戌政变”发生，他深知时局艰危，心灰意冷，杜门不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起，京师大乱。寿富上书荣禄，建议将董福祥军队调出京畿，然后解散拳民，说“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纳。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寿富不忍目睹山河破碎的惨状，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僚说：“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38]殉国时年仅36岁。绝命词3首谓：
衮衮诸王胆气粗，轻然一掷丧鸿图，试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私愧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石乃见，两年重谤不伤心。
诗中谴责满洲亲贵丧权辱国的媚外行径，表明自己报国无私的心迹。戊戌变法失败后，寿富受到种种诽谤；义和团运动中，又因为自己曾提倡“新学”，被众人指为“袒外”。对此，寿富均表示无愧无悔。他在殉难前惟一企盼的，是国家、民族将有中兴强盛之日。
寿富不愧为近代历史上满洲人民的志士仁人之一。他所以成为宗室中的开明派，与家庭影响所关甚大。父宝廷，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宗室名士。为官直言极谏，奏疏传四方。曾上疏谆谆以八旗人才为虑。《请整顿八旗人才疏》云：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逊于前。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选之才，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他建议培养八旗人才，应自整顿官学与笔帖式始。[39]八旗人才的荒废与匮乏，是清王朝病入膏肓的征兆之一，非整饬官学与笔帖式所能改变。不过宝廷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针砭，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中还是起到一定警世作用的。
宝廷为人不拘小节，光绪八年主持福建科举考试，途经浙东，船上邂逅风尘歌妓，一见钟情，入夜置千金于船中，携妓逃遁。寻奉旨革职。他从此芒鞋竹杖，策蹇游西山，日以吟咏消遣。晚年赋闲家居，自悔前行，痛感列强恣意蹂躏山河，忧心如焚。在一首五言诗中激愤地写道：“惜哉中国弱，兵绌财不丰，近属渐人夺，远境安能攻，瞿然大惊寤，热血沸五中。”但这时的他已徒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了。
盛昱也是清季宗室中有识之士。盛昱字伯熙，镶白旗宗室，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迁翰林院侍读。讨论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其间数上章奏，弹劾大员。他的上疏持论开明，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光绪十年（1884），任国子监祭酒。[40]因政治上受到排斥，将精力投入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于赏鉴。在表弟杨钟羲协助下编成《八旗文经》60卷，是有清一代旗人文学作品的重要结集。盛昱政治开明，无满汉歧见。《春明梦录》一书说他“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其实他的“菲薄满人”，仍是洞悉国势陵夷，外患相踵，八旗子弟却多不知自强自励，而生成的“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理，实企盼八旗子弟能够重振先辈雄风。他将旗人的衰微归结为人口增多，旗制束缚，国库空虚，粮饷减成发放等原因。“八旗生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再加上贵族恣意挥霍，国势自然积弱日衰。这样就为列强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他目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土地，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任便。”[41]主张破除八旗制度，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全中国人，不分旗民满汉，联合一致共御外侮。而盛昱所云“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与前举寿富所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可谓异曲同工，表明晚清宗室中的开明人士，在身份认同上早已突破满洲族人的狭隘局限，而自视为中华民族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满汉民族长期陶融的结果，并为近代以来满汉各阶层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