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昱身为天潢贵胄，宗室名人，竟对“首崇满洲”的祖制大放厥词：
夫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佰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笔帖式，旗官之初阶也，近者乃不由学而由捐，黄口乳臭，目不知书，伺候堂官，有同奴隶，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长台阁。呜呼，内患之所由起，外侮之所由来，孰非此辈阶之厉哉![42]
在宗室贵族中能发表如此直言不讳的议论，确属难得。不过，盛昱在讲求西学时又曾反对兴修铁路，认为铁路商工之事，尽驱耕农使为工商，是聚百万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而朘民之脂膏。当时从儒家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士人往往持此谬说，非独盛昱个人。
盛昱所阐扬的“改革”内容，主要局限在八旗制度和满汉关系等方面，这使他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与寿富等人等量齐观。
在中国近代波澜起伏的历史中，人们不会忘记光绪帝在变法维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康有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43]等激烈言词的震动下，年轻的光绪帝曾为之动容，并认为确有改弦易辙的必要，“非变法不能立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进行变法革新。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六日的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正式出台到失败的时期。其间，先后发布有关改革的诏令180条之多，体现了他“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迫心情。
革新创议对因循保守、暮气沉沉的清王朝形成很大冲击。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应保护和发展农工商业，改变税制，维护本国商人利益，开办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在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开设新式学堂，提倡办报馆、译书、组织学会和出国游学；在军事方面，组建新式海陆军，逐步替代八旗绿营旧制；在政治方面，则要求改革官制，删除则例，对国家体制进行重大改造。这些密集颁发的诏令，是先进的中国人决心湔雪国耻，自救图强的集中体现，但是有些操之过急，未曾周全地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及反响，更没认识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与凶残。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将维新变法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体制改造的先声，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要求以西方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勇敢尝试。光绪帝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并绘制出第一个较为系统的、以国家政权力量将中国引向近代化的蓝图。这些作为，不仅使他有别于爱新觉罗的历朝皇帝，即使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堪称标新立异第一人。
三 王朝末日
清朝末帝溥仪（即宣统皇帝）登极时，由其父摄政王载沣怀抱升殿，净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44]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
宣统年间，摄政王一味集权，诛除异己，在朝野间引起极大不满，表面看来志得意满，实际上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中。加之他生性懦弱，没有统驭全局的才干，致使皇室内部形成派别分立，竞争权力的形势。其中一派以贝勒载涛、毓朗为首，控制军事大权，得到载沣的倚信。另一派以镇国公载泽为中心，把持财政大权。载泽虽是由远支宗室过继给惠亲王庶长子奕洵为嗣子，因其自幼聪颖，颇得奕怜爱，与醇王府关系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这层关系，即可私传太后言语，挟制载沣。载泽掌度支部后，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政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45]载泽为扩张势力计，向载沣推荐盛宣怀任邮传部长。庆亲王奕劻组阁后，载泽辈力谋倒阁。其时谙于政情者，多认为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非载泽莫属。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军机大臣，受命组阁，自知势单力薄，于是与那桐结为一气，分居总、协理职位。奕、那二人贪污受贿早已恶名彰著，世间称为“庆那公司”。[46]那桐与袁世凯、徐世昌等关系深厚结为一党，与载字辈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亲王溥伟，在皇室近支溥字辈中年龄居长，光绪帝载湉病殁时，溥伟自以为乃祖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殁后配享太庙，决不是任何近支所能比拟的，如立长君，他当然有份。不想慈禧太后择立3岁的溥仪，使他觊觎帝位的希望落空。为此，载沣对他存有戒心，认为无合作的可能，只给了一个禁烟大臣名义，以示敷衍。
如上所述，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强化皇室地位，结果却演变为各派亲贵揽权谋私，犬牙相制的复杂局面，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对载沣本人来说，实非始料所能及。与此同时，载沣又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名，向各地加征田赋钱粮，开征苛捐杂税。宣统三年（1911）清廷预算（是年清朝被推翻，因此只有预算没有决算），岁入白银2.9亿余万两，较之20年前（光绪十七年）的8968万两，激增达3倍。而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比较，更高达10倍。[47]因此，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反清浪潮不断高涨。清王朝亡兆毕露，连统治集团中人也看得一清二楚：
比岁，纲纪破坏，政出多门，贿赂公行，昌言运动，内外大小官吏几无一不由营求而获。宵小得志，正士灰心。而所行新政，不知缓急，但〔急〕切进行，征敛烦苛，民生愁苦。军政财政操于一二贵人之手，立法议法出于三五少年之私。措置乖方，民情怨结。官吏乃藉端朘削，辇运权门，四海日益困穷，朝贵日增豪侈。大兴土木，群肆酣嬉，水旱盗贼而不为忧，天怒人怨而不知惧。天下皆知大乱将至。[48]
这段话，正是对宣统末年全国形势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爱新觉罗皇室经济上盘剥全国人民，政治上又腐败透顶，当它将军、政、财大权独揽到自己手中时，也就将自己的统治推到了历史的终点。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十四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不利。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总协理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49]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以至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加之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无奈，只好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清廷满洲大臣绍英在其辛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袁世凯返京组阁、迫摄政王辞退，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到末帝溥仪退位的全过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二十六日（11月16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次日早摄政王载沣谕云，“现在内阁成立，应守定君主立宪宗旨，和衷共济”。袁世凯则信誓旦旦地宣称：“应抱定君主立宪宏旨，公忠体国和衷共济，以维大局。”但是到十月十六日（12月6日），他就迫使清廷颁布懿旨，准摄政王辞退，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同时以库中无帑，决战无把握为口实，向清廷施压。据绍英年谱，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对答：“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遵行。”[50]这段记载，如实反映了隆裕太后进退失据、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的窘迫和无奈。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亲信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清廷知大势已去，乃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议退位条件。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旨三道：一宣布共和政体，一宣布维持等条件，一责成各长官毋旷其官。宣统帝宣布退位，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入关以来268年统治，中国延续两千年之君主专制亦为之终结。
清帝逊位，系以隆裕太后之懿旨宣布。懿旨内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51]随即，颁布优待条件如下：
优待皇室八条为：
第一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条，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条，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条，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待遇皇族四条为：
第一条，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二条，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第三条，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第四条，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待遇满、蒙、回、藏各族七条为：
第一条，与汉人平等。
第二条，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第三条，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四条，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第五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第六条，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第七条，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52]
以上优待条件，作为正式文件，由参与谈判的南北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因此是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律效力文书。
辛亥革命以暴力为始，却以清帝逊位的和平形式结束，在实现国家制度变革的同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民族的流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一局面的出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相关各方（南方民军、北方袁世凯集团、满洲皇室与权贵集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明智选择，即以国家和民族大局为重的远见卓识，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妥协精神、灵活性。其中，对以隆裕皇后、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满洲亲贵能够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所向作出的抉择，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优待条件的颁布，实际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全体国民对爱新觉罗皇室、满蒙贵族在政治上作出巨大让步所给予的肯定和相应补偿。这一点，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事后对清室的评价上也得到充分印证。据绍英年谱：民国元年（1912）八月初一日晚，孙中山、黄克强（黄兴）、陈其美等在京拜会醇邸（载沣）、伦贝子（溥伦）、世太保公（世续）。伦贝子先演说，代表皇族致辞表示欢迎之意，对孙极尽颂扬之辞。孙令黄克强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53]。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曾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最终引起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民国肇建，清皇室与孙中山却有如此场面热烈的会面，尤其黄兴盛赞“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之语，显然就是对清廷同意逊位一举的高度肯定。
图57 清帝退位号外（《京师公报》）
退位诏书颁布后，一部分宗室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当初在御前会议上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此前已离开北京。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企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扶植下，重现王朝复辟的迷梦。最有趣的还是醇亲王载沣，辛亥革命事起，清廷存亡危在旦夕，他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因为人们常称光绪帝和宣统帝为“二龙”，载沣为一王。摄政王府被说成是“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帝王之家。清朝就是在这两代走向灭亡的。但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没有成为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障碍。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藩府，对妻荣禄女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荣禄女见他那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了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之意）那样!”[54]这段故事和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载沣有什么“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顺治初年，多尔衮以小皇帝福临叔父的身份摄政，清室奄有全中国，并日臻繁兴；清末宣统帝溥仪冲龄嗣位，载沣以本生父摄政，辛亥革命中一筹莫展，清室随即而亡。一头一尾，前后两次摄政，效果却判若霄壤。难怪前人提起载沣，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55]
* * *
[1] 昭梿：《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清仁宗实录》卷274，第9页上。
[2] 《清史稿》卷387，本传。
[3] 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载《庸庵笔记》卷1，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本。
[4] 佚名：《清朝野史大观》卷7，第48页。
[5] 《清史稿》卷387，本传。
[6] 《清史稿》卷221，本传。
[7] 奕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0页。
[8] 奕等：《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贾祯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0—2702页。
[9] 董守义：《奕》，《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6卷。
[10] 《清史稿》卷221，本传。
[11] 《清史稿》卷221，本传。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3] 《清史稿》卷221，本传。
[1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8页。
[15] 《清史稿》卷221，本传。
[16] 同上书，载漪传。
[17] 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年》。
[18] 《宣统政纪》卷1，辽海书社民国23年版，第1页。
[19]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1—22页。
[20] 《宣统政纪》卷1，第6页。
[21] 《清德宗实录》卷573，第586页。
[22]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3页。
[23] 同上书，第324页。
[2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页。
[25] 王树枬：《武汉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26] 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1页。
[28] 《实不料腐败如此》，载《民立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29] 刘体智：《异辞录》卷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7页。
[3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79页。
[31] 《清史稿》卷469，本传。
[32] 均载罗继祖辑《寿富遗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59）。
[33] 载《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34] 寿富：《上南皮师书四》癸巳年（光绪十九年），载《寿富遗稿》。
[35]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1页。
[36] 赵炳麟：《寿太史传》，转引自孔祥吉《寿富》，《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7] 林纾：《赐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载《寿富遗稿》。
[38] 《清史稿》卷468，本传。殉国事迹又见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卹录》卷1，1920年印本，第40页。
[39] 震钧：《天咫偶闻》卷5，第112—113页。
[40] 《清史稿》卷444，本传。
[41] 盛昱：《题廉孝廉小万柳堂图同凤孙作》，引自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第279页。
[42] 盛昱：《八旗复官学议》，载《意园文略》卷2，宣统二年本，第18页下19页上。
[43]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
[44] 夏仁虎：《旧京琐记》，第87页；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7页。
[45]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页。
[46]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47] 汪仁泽：《清末摄政王载沣》，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48] 《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75页。
[49] 《准奕劻等辞职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98页。
[50] 马世杰、马世良：《绍太保公年谱》卷1,《绍英日记》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41页。
[51] 《宣统政纪》卷70，第14页上。
[52] 《临时公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53] 马世杰、马世良：《绍太保公年谱》卷2,《绍英日记》第6册，第5页。
[5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页。
[55] 马骏：《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