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对爱新觉罗皇族来说，后果却不堪回首。颁布天下的优待条件，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等原因，很快沦为一纸空文。承诺保留的政治、经济特权随之被取消，皇族制度、八旗制度也不复存在。这些变化，注定了一个特权阶层的消失。实际情况是，辛亥革命后，广大宗室、觉罗子弟为了自谋生计，只有走向民间，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融为一体。惟独少数皇室近支是个例外，他们凭借祖辈留下的巨大家业，继续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经济上的破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分化也采取了新的形式：大部分人逐渐适应了他们正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但也有极少数人，为了实现王朝复辟的迷梦，不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当侵略者工具，沦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后者的人生道路显得尤为曲折。
一 自食其力的转变
民国建立后，宗室、觉罗的特权被取消了，俸禄、养赡银没有了，除了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层贵族），通过优待皇室条件，暂时保留了一定官职和经济待遇外，其他人已形同平民。一些毫无谋生技能的寄生者，生计顿时陷于困境。一些人的家产吃光了，便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有的辗转沟壑，甚至冻馁而死。一名叫桂顺的宗室，家境贫寒，由北京去天津谋生途中，不幸病倒店中。于是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
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1]
当时皇族数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各王府虽然已失去往昔的威风和阔绰，但毕竟“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因此，一些穷困潦倒的亲戚族人纷纷找上门来，“打秋风”，求救济。醇王府就收到不少这类信函。有的来信自述家中“典质一空，告贷无门，窘迫之情，不堪言状”；有的哀鸣：“时值天寒，尚无棉衣，合家嗷嗷待哺，实无一线生路。”诉苦之后总是转入正题，或请“格外恩施，以救活命”，或请“为儿辈觅一啖饭之所，以济涸辙，俾数口之家，以免冻馁之忧”。[2]需要救济者不可胜数，无论宣统小朝廷，还是宗室王公，即便有心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在这种形势下，由48名宗室王公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宗族生计维持会”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持皇族现状，筹划将来之生计，及增进自治能力；凡皇族男子年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为会员。维持会请求将东陵、避暑山庄一部荒地拨给皇族，作为谋生手段，以后又在载涛倡议下，利用东陵地亩的租金，试办教养工厂一处，以为无业宗族养生之备，使皇族贫寒子弟学习工艺，自谋衣食。
为筹集办厂资金，宗人府曾展开募捐活动。募捐启文说：
尝思天有好生之德，普施万物，人有当尽之义，惠及宗亲，此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兹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闻目睹，情实堪怜。虽经前守护大臣奏明，先后拨交本府养赡无业宗族地亩一款，宗支繁衍势难普及。初拟发交各族按户分放，奈何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左右思维，惟有以此款设立工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庶几款不虚糜，咸沾利益。……此系公益之举。伏望仁慈善士量力资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是皆出自诸公之所赐也。[3]
募捐公启发出后，一些宗室王公、民国政要、社会名流，纷纷解囊相助。其中如庆亲王捐钞200元，礼亲王捐钞100元，醇亲王捐钞300元，顺承郡王仅捐票洋15元，似乎已囊中羞涩。其他如洵贝勒、载泽、溥坪、溥培等宗亲各捐款不等。蒙古喀尔喀那亲王、阿亲王、贡亲王也积极认捐。有趣的是，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宗室王公，而是民国的新贵，如黎元洪捐京钞1000元，冯国璋捐中钞500元，熊希龄捐现洋200元。这些民国新贵原本是清朝旧臣，与宗室贵族藕断丝连。他们大权在握，财源滚滚，不能不令家境开始破落的宗室贵族相形见绌。
经过一番筹备，宗人府教养工厂于民国8年（1919）5月正式开办。工厂专收无业宗室，先收100名，凡宗室年龄在10岁以上，1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持各族图片证明，都可入厂。工厂分地毯科、织工科、木科、席科、筐科。生徒半工半读，除做工外，还学习国文、习字、算学、图画、体操、唱歌、音乐等课程。工徒全部住宿，每日两餐，每人布衣一件。准备培训3年后，使生徒掌握一技之长，听其自谋生计。但当时就业极难。3年后，宗人府又克服种种困难，于北京东安门内骑河楼东口创设了第二工厂。工厂生徒暂定50名，将来再为推广。[4]两厂为了打开产品销路，多种途径创收，还四处张贴传单，大事宣传。从传单中，可以大略了解工厂创立时的情况：
哈哈!现在您知道宗人府创立了第二工厂吗？自从第一工厂创立以来，如今才是三年，里头一切成绩如何，不必再细说啦!
如今第二工厂又发现，一切内容的完备，您听我说一说：“第一样，工徒守规则，所以各科全都发达啦。”例如织科——如毛巾，袜子，钱袋子……全都是本国材料，精益求精的。石印科——如广告，传单，西式名片，书籍，簿册……用的全是上等材料，其余还有什么各种的化装（妆）品，真是没有一样不完备的。还有一样可一称破天荒的事情，就是——本工厂附设的中西音乐会聘请侗将军充中乐会长，法人何图先生充西乐会长。作乐的好坏，如果要是有喜、寿、结婚……等事约〔请〕，就可知道如何了。本工厂有售品，所卖的东西全都是取“物美价廉”的主意。想现在正当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时代，爱买国货的先生们全都快要来啦！[5]
图58 溥侗题《国剧画报》书影（民国）
传单是用通俗白话写成的，这应该也是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运动的影响。传单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工厂的影响。传单中提到的中乐会长侗将军即京城内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是清道光帝旻宁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一说为辅国将军），故有“侗将军”之谓。他雅好戏曲，颇有造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誉。
宗人府创办教养工厂，使一些皇族子弟学得一技之长，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这对改变皇族子弟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宣传意义。但是，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众多贵族子孙日益破落贫困的趋势。最后，连教养工厂本身也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这些自救团体解体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
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盈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6]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棨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7]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警察占3%，其余各类人员占12%。[8]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宗室、觉罗子弟。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9]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二 小朝廷的覆亡
图59 逊帝溥仪“谕旨”（宣统十一年，实际民国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清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凭借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新贵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10]
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包括：
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民人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处理，不能认为有效。
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清皇室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处理。
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11]
溥仪小朝廷虽被迫接受“善后办法”，但是并不认真执行。民国6年（1917），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曾策划了一次请愿活动。内务府官员，以及旧臣遗老、京师总商会等保皇组织纷纷向众、参两院上书请愿，说优待条件“业已行之数年，中外翕然，毫无异议。当今日制定宪法之际，公民等拟请以宪法明文确实保证，俾垂久远”。同时，四处活动，拉拢各政治团体，制造声势。民国6年（1917）1月15日，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徐世昌（东海）在金鱼胡同那宅花园宴请各政团要人250余名，席间由徐世昌演说，强烈要求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冀图永久保障清皇室特权地位。世续等人还亲自给民国各要人名流去信，请求各党派从内部疏通协助，如致副总统冯国璋的信中说：“务望于民党议员中以私人名义分函前途，广为设法疏通。”但清室试图永久巩固特权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4月24日召开的宪法会议认为，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12]清室对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形势的变化很快证明，清廷的担心并非杞忧。民国13年（1924）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于混乱状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段祺瑞为民国政府临时执政，组成以黄郛为首的临时内阁。冯玉祥视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的优待条件为眼中钉，采取断然措施，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黄郛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11月5日，对溥仪小朝廷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冯玉祥派警卫总司令鹿锺麟、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煜瀛等带军警入宫，提出修正优待条件五条，并令溥仪立即迁出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病入朝，当面交涉，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锺麟道：“你不是故相陆传霖的一家吗？”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无计可施，随同溥仪被驱出宫。[13]此举不仅结束了溥仪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实际标志着皇室优待条件的废除。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被驱次日，段祺瑞即致冯玉祥一电，亟表不满。其电文略曰：“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却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14]冯玉祥的复电，颇以此举的正当性自诩。然而确如段祺瑞所指，撕毁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优待条件，是失信天下的举动。何况，民国政府当初同意给予逊清皇室一定优待，是以后者同意和平交出最高统治权为交换条件的。对于冯玉祥驱逐行动的正当性与否，言人人殊，姑且勿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举产生的直接后果，除了给逊清小朝廷造成灭顶之灾外，还给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政纷扰扩大侵略计划提供了可乘之机。
溥仪被驱出宫，即回到后海甘水桥醇王府住下。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数日后，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翌年2月24日，溥仪又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日本租界。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看中溥仪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入日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方面精心策划和布置的。从此，溥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三 旧贵族的没落
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包括摄政王在内，共有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爵位者169人。[15]进入民国时代，少数王公贵族，特别是其中的皇室近支，凭借溥仪小朝廷的余威，以及庞大的祖遗家产，继续过着豪侈腐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已如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自己又没有经营能力，只好坐吃山空，日销月蚀，逐渐淘空了家底，步入破落之途。民国初年对官庄、王庄的大规模丈放，促使贵族土地所有制迅速崩溃，加快了旧贵族的没落。
（一）官庄王庄的丈放
官庄的丈放始于清朝末年，其前提则是允许旗民交产。咸丰二年（1852），清廷为了解决“旗民生计维艰”问题，公布《旗民交产章程》，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给民人。但这一规定，施行范围只限于关内，还没有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咸丰九年（1859）一度取消旗民交产法令。此后，同治二年（1863）再次施行，光绪十五年（1889）开禁，几经反复，终于在三十一年（1905）将东北地区的旗地包括在内，彻底消除了旗民不准交产的限制。
清廷为了开垦升科，增加财政收入，开始丈放东北各地的官荒、围场，就是内务府的牧地也大量放垦，征收地价银两。宣统元年（1909），锦州官庄基本丈放完毕，共丈放官庄土地13500余顷，应收地价银182万余两，已收148万余两。[16]从此，庄头全部裁革，土地所有权转归私人。锦州官庄的丈放是土地所有权的一次大转移，由原先的皇室私有转归庄头、壮丁、佃户所有。但皇室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于150万两的地价银。
光绪末年，主要依照勘丈锦属官庄地亩章程，对盛京官庄进行清丈。查丈过程中，围绕承领权问题，庄佃间展开激烈争夺，加之清丈机构屡屡变动，清丈工作迟迟未能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清丈工作随之搁浅。
宣统三年（1912）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优待皇室条件》和《待遇皇族条件》的规定：皇室、皇族私产一体保护。[17]这样，皇室虽然丧失了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力，却仍然保持着役使官庄壮丁和佃户的经济权力。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盗典、侵蚀皇室庄地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同时，抗租霸地斗争也愈演愈烈。怡僖亲王在奉天“催纳属丁，仍旧封差。各户丁皆称，此际无君无法，何有王差之说，坚决不纳”；有的佃户“将王产盗卖盗买”；有的“散布通告，私结团体，竟将各王公府户地亩，概行注销”。[18]总的情况是，“自共和成立，各庄佃对于王公地产，时生野心，抗租不交者有之，私自税契者有之”。[19]皇室庄地已难以维持。于是，有的贵族将各处有租之地，一律将租价变卖，[20]如郑亲王府、安郡王府都陆续拍卖了一部分庄田。民国3年（1914），镇国公毓岐（仪亲王永璇的曾孙）在申请出卖庄地的报告中说：
有上赏先祖仪亲王册地八千五百零八亩，坐落在奉天海城、复州两县界内熊岳、牛庄等处地方，历归本府大粮庄头康庆龄承种。现因生计艰迫，现状难支，又兼庄佃等屡抗租额，任意拖欠，欲将此项地亩概行出售。
但是，在一些地方，王公出售庄地，也遇到庄佃的阻挠，有的还成立“保产会”，聚众宰猪，定盟结党霸产。[21]
各王公单独变卖庄地受阻，便想成立清理田产处，结成业主团体，同时呈请民国政府保护清理变卖。民国2年（1913），内务府办事处便仿照从前丈放锦州官庄的成规丈放庄田。民国4年（1915）奉天设立清丈局，制定《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中心内容是：无论正额浮多，一并清查丈放，正额地价拨解皇室，浮多地价收归国有；丈放庄地，先尽庄头交价承领，如庄头无力价领，取具该庄头退地甘结，准原佃承领，惟庄头如有私典盗押于佃户者，应归佃户承领。地价分为三等，上则每亩大银元7元，中则5元，下则3元；所有放出庄地，当年一律升科，其各庄头向例应纳粮差各款，自丈放交价之日起，准即一律免除。[22]这样，丈放的庄田，“正额地价，拨解皇室”，即为领地人的私产。此外，皇室的果园、贡山等项土地，也是因为“半为官家借用，半为人民侵占”，[23]分别加以处理。
民国4年（1915），奉天清丈局还制定了《查丈王公庄地办法》。不久，改订为《丈放庄地章程二十一条》。基本原则与《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同，惟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24]与内务府庄地之不同，就在于王府庄地的正额地价不能全部归原主，而必须将其中的两成拨归国有。当时的东三省，实际上并非民国政府所能管辖，而是由享有“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
对于清丈庄地一事，王公贵族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开始时，部分王公态度消极，如锺郡王、醇亲王、涛贝勒府等，均请求缓丈和免丈。此外如松公府、和亲王府、肃亲王府也拒不交丈。[25]当时有一叫锺豫的满洲官员致函醇亲王载沣，即代表了反对王公田产丈放的意见：
昨闻一可惊可骇之事，乃张作霖忽有丈放王公田产之辈〔举〕，外似为筹一劳永逸之计划，暗实欲绝满洲命脉，其意大不可测。夫王公田产纠葛烦滋，清丈可也，何必强迫一律出售，是塞满洲归路也。初以为必有抗论阻其施行者，乃诸王公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此辈试思，优待经费不及二世，今上（指溥仪）万年之后天然取销。取销之后，诸王公虚爵仅存，将何所归，将何为计，苟失根据虚爵亦危，何皆一未计及乎？昔有元之世大封宗室于边疆，故至今犹能巩固不摇，有清宗室聚处京师已非久计，若能将固有田产一律放弃，数十年后满族将无存在之地，不销自销，不灭自灭，较失国之惨尤有加焉。[26]
锺豫反对丈放田产，主要是基于维护王公贵族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不仅反对丈放，而且建议“宜去北京产业陆续增置东三省产业，立定满洲脚跟，以为子孙万世之计”。但锺豫代表的一部分人只看到田产尽失、王公虚爵所导致的不利影响，却不明白在王公贵族“贪目前小利竟忘后图，无不赞成”丈放田产的表象背后，实际起作用的是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奈心理。按丈放章程规定，王公庄地每亩地价上则大洋8元，中则地价6元，下则地价4元，减则每亩收大洋2元，比一般民地的价格低得多；而且王公只能领八成正额地价。问题是，继续坚持对庄地的所有，也难以保证地租收入，而如果清丈的话，至少还能领回大量银元。因此，除少数王公不愿交局丈放外，大多数王公如礼亲王、睿亲王、郑亲王、裕亲王、仪亲王、直郡王等都遵照章程请求丈放。
王府地价低，自然会引起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垂涎，积极置买庄地，而原先世代租种庄地的壮丁、佃农，虽有优先承买庄地的资格，但往往经济条件太差，无法凑足地价。大片庄地因此落入官僚、富户之手。这样一来，又引起一些地方的丁佃群起抗丈。[27]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城县四方台等屯毓公府壮丁、佃户抗丈案。
民国4年（1915）4月，王铁屯、四方台、双台子等处毓公府庄佃听说清丈局委员到县，鸣锣击鼓，聚集数千人，携带刀枪木棒，欲将委员等全部杀死。海城县廷知事反复劝诱，又调动武装威胁，聚集群众仍不为所动，“总以求缓丈为辞”。[28]这些庄佃抗丈，主要是因为“地价无款”。
庄佃抗丈活动，只是暂时保留了部分庄地。到民国14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凡未经呈请丈放之各王公庄园，自应一并收为省有”。[29]余剩的庄地，也被强行夺取。
与此同时，关内的官庄、王庄也大部分丈放收价，只有少数庄田仍归原佃承租。
内务府官庄和王公庄田是清朝皇帝、宗室显贵保持经济特权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些地产的丈放，无疑加快了他们的没落。
（二）王府的没落
土地丈放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继续维持“阔富”的架子，只好拍卖房产、浮财，在银行存款吃利息。经济上入不敷出，年深日久，多数破落，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睿亲王府——清季睿亲王魁斌系多尔衮十一世孙，曾任宗人府右宗正。睿王府的主要收入是俸禄和地租。亲王每年俸银额定1万两，俸米2137石5斗（原额5000石）。咸丰以降，国库空虚，实领俸银5000两，米1496石2斗余。[30]魁斌任右宗正，每月津贴200两，一年1200两。[31]在东北及河北有土地3000多顷，每年地租2万元左右。城内王府有房500多间。
辛亥革命后，收入逐年渐少，开支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清朝有关宗室贵族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均被废除后，王公子弟可以任意外出游荡挥霍。民国4年魁斌去世，其爵由长子中铨“承袭”，但仅是虚衔，已无俸银俸米可食。中铨与弟中铭时值20多岁，玩心正盛，挥霍无度，为了和富人比阔，在府内大修房舍、花园，每个房间安装一部电话，吃了中餐添西餐，服装专门到杭州定做，每式3套，样式翻新；家中汽车2辆、马车8辆，出门进门，成群仆役前呼后拥；凡是外国进口的珍奇物品无不享用。兄弟两人无聊之极，经常邀集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吃喝嫖赌。民国8年（1919），两人卖掉西郊别墅（原燕京大学旧址），得银洋2万余元，携几十名妓女赴天津玩乐，两天时间，银洋挥霍一空。[32]
庞大的开销，主要靠典卖祖业维持。民国10年（1921），府中珍贵物品所剩无几。于是将府中500多间房典出。复借债10万元（3分取息），用于挥霍。这年中铭亡故，中铨不知管家，奢靡如故。钱花光后，先卖王府附近家人所居小房20余处，既而变卖8处坟茔的树木、碑楼享殿砖石。内囊已经掏尽，外出依旧豪华排场。
由奢而穷，越穷越奢，确应了盛昱关于满洲贵族“穷奢”的评语。民国13年（1924），王府实在无力偿付债利，债权人在京师审判厅状告王府。第二年，剩余100多间房以及所有动产均被查封。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纷纷辞职它走。中铨只好携家借住岳父家。临走时，因汽油债欠了很多，把汽车送给了司机；草料债积欠难偿，马车给了车夫。搬出的家产尚有六七十车。40多箱衣物因无处寄存，暂时寄存当铺，两年后因无人间津，全部变为“死当”。
房子卖光后，中铨只好打祖坟的主意。先是将看坟人十几顷养身地按每亩8元的价格变卖。所得银洋随手花光。民国20年（1931），中铨在倾家荡产之余，决定变卖坟地，目的是在移灵时收敛祖先的殉葬珍品。因与县衙分赃不均，被定为“盗墓案”，轰动一时。[33]中铨被判刑7年，后改5年。民国28年（1939），末代睿亲王在贫困潦倒中病故于北京西城北河沿。
中铨死后，留下侄子3人（中铭之子）。兄金寄水，以给图书馆抄写维生，后到报馆当编辑、记者，收入很少，主要靠妹妹做缝纫工贴补家用。若干年后，金寄水和两个弟弟已落到在街头摆小摊、做小贩的地步。[34]
庆亲王府——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中的显赫人物，前后从政60年之久，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积蓄家产在王公中是比较多的。地产约有1000顷之多，散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每年有很大一笔地租收入。奕劻奉特旨“赏食双俸”，俸银、俸米是其他亲王的两倍。但更大的一笔收入还是来自官员的苞苴。故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35]奕劻又利用贪污巨款，对庆王府大加修缮，华屋精榭，巧夺天工。入民国后，奕劻退出政坛，仍是首屈一指的富豪。所有家产现款，分别存入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各外国银行。所获利息，足敷家用。[36]
清帝逊位后，奕劻携眷避居天津租界，过起豪华的“寓公”生活。民国6年（1917）正月，奕劻病故，时年80岁。溥仪认为他生前“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决定不予谥号。后在亲贵力争之下，赐谥曰“密”，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7]
图60 庆王园寝（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碑亭
俗话说“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只有等他生命终结时才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盖棺”是回事，“论定”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历史人物故去，结论总是要有的，通常总是大加褒奖，极尽溢美之辞，像奕劻这样遭贬的却微乎其微。不过褒也罢，贬也罢，代表的只是统治者的看法，而历史定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奕劻长期盘踞枢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恶评如潮，直至今日，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其实，与同期满洲亲贵相比，他并非一无足取。首先，奕劻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的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满、汉权贵俗不通婚。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但在满洲亲贵中，仅只奕劻一家。所以当时报纸说：“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
其次，在晚清政坛，奕劻的政治态度一贯比较开明，这应该与他长期办理洋务，对外部事务有较多了解有关。戊戌新政失败后，慈禧太后对维新志士恨犹未消，如亲自授意将沈荩杖毙于刑部监狱。沈荩被杖毙的惨状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述尤详。王照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志士，也被关进监狱。由于奕劻从中多方缓颊，慈禧太后才免其一死，交刑部永远监禁。但不久他就被释出狱，据说仍与奕劻有关。徐凌霄《凌霄一士随笔》称：王照下狱后，奕劻设法使他获得宽赦。不久，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在万寿寺小驻，闲游寺中各处，命奕劻随侍。奕劻乘太后高兴，从容道：“近日接见各国公使，多谓政府仇视新党，变法恐无诚意。”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提倡新政，本以讨好洋人为第一要义。忙询问奕劻，怎么做才能消除洋人疑问。奕劻答：“如果宽赦戊戌党人，表示想起用他们，则外人的议论自然消失。”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随即下懿旨，宣布戊戌党人除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外，一律赦免，恢复原职。王照因此出狱。
奕劻在庚子年间，对端王、庄王、怡王利用义和团滥杀洋人、教民，围攻使馆也持反对态度。但他为人圆滑，一旦看到慈禧太后支持端王，就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这样，仍被端王等人视为恣意妄为的绊脚石。义和团声称杀“一龙两虎”，其中的一只虎就是指他。
奕劻长期办理外交，与诸列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绍英日记》辛丑年（1901）七月十一日记：“同文济苍、瑞莘儒至庆邸……王云：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约川岛（川岛浪速）专办巡捕学堂，并拟选官学生之心术纯正者赴日本警务学堂学习警务，学成时可充教习之选。”奕劻对警务处的职守做了详细交代，并称，“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缘日本人进署办事，各国必均欲出而干预，彼时再辞川岛，反觉无味，有伤两国国体”。以往研究中国警政创始，主要谈及肃亲王善耆和日人川岛浪速二人，绍英日记，则说明庆王在筹办警政之初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如何借助日人帮助又不致引起其他诸强干涉，有过缜密思考。实际情况是，在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奕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奕劻身为满洲亲贵，但在倾覆清王朝这一点上，却起到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溥仪即位初，袁世凯因奕劻等人力保，才免于一死，后来重新出山，最终导演出一幕逼宫剧。袁世凯复出后，以南方的革命形势恐吓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第一次会议上，奕劻即表示赞成退位，因受到其他满洲亲贵围攻，第二天会议，不再出席。他的政治态度，与其他满洲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在清朝亡后，奕劻被满洲亲贵认为是出卖了祖宗家业的罪魁，受尽诟骂。他很快避居天津，与此不无关系。对此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他执意给奕劻恶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奕劻的上述行为，固然有他的私利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行为顺应了大势所趋，有利于避免因率意开战导致的大流血，两千年帝制也因此终结。可见，庆王奕劻的一生虽蒙种种尘垢，也自有其闪光点。[38]
奕劻生子6人，其中三、四、六子早殁。长子载振，系大侧福晋所生。二子载、载抡，均为四福晋刘佳氏生。此外，还生有格格12人。
载振凭借父亲的权势，14岁就赏给头品顶戴，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辛丑和约后，赏加贝子衔。曾作为清朝专使出访英、法、美、日诸国，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要职，后被参辞职。可笑的是，载振在清朝没有晋封王位，却在奕劻病故的同年3月，由大总统黎元洪代替清室下令被封为庆亲王，命令中竟有“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世袭罔替”之语。[39]
奕劻死后，载振同弟载（曾封镇国将军）、载抡（曾受领头品顶戴）分家，将庆王府一分为三。民国12年一场火灾，将载住的一部分全部烧毁。载、载抡先后迁居天津。民国13年（1924）载振也感到时局动荡，便花了十几万元，在天津英租界内买了一所楼房，原是太监“小德张”的产业，作为天津的庆王府。载振弟兄三人迁居天津后，北京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佣人看房。民国17年（1928）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王府内，走时将家具物品携带一空。1940年前后，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得伪币约45万元，三房平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
载振三兄弟中，载最善挥霍。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二所房子。天津的英商跑马场及各赌博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一次，买到跑马场的香槟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赢了。他除了用赢的钱外，又添加一笔钱，修成一段柏油路。这事曾轰传一时，他也很自鸣得意。由于大肆挥霍，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分得的财产花光，且债台高筑。民国24年（1935），落魄而死。
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
载两个儿子处境最差。长子溥钧、次子溥铭，从小娇生惯养，在父亲影响下，一样抽大烟、赌博，好逸恶劳。家产荡尽后，溥钧卖过报纸，溥铭则以捡破烂为生。有时穷窘难耐，只好向叔伯哥哥溥锺（金伯琴）要点钱。屡屡登门，遭人冷落，以至被拒门外。[42]
恭亲王府——恭亲王奕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数主军机，参与枢要。病故后，由长子载澂的嗣子溥伟承袭王爵。光、宣之际，溥伟因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但继承了奕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王府所入，除俸银、俸米外，主要依靠地租收入。据其后人估计，地产有近万顷之多，每年地租约有银洋2万元。[43]
进入民国以后，当局成立了“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包括王公贵族的领地。当时，军阀混战，势力范围变动无常。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他退归关外（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便同时收摊。这一时期清理出的款项也被席卷而去。军阀走马灯式的轮换几回，官产也就清理完毕，恭王府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地租收入急剧减少。
民国3年（1914），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德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切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此外，每月开支三五千元，有时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收入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作两拨，依旧费用不赀。
溥伟过着挥金如土的贵族生活，并为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20年代将恭王府蓝图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万元，从此在高利贷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到30年代，原押款再加上历年利息，债务已达到28万元。结果将恭王府分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用于给教堂抵债，后花园的房产权留归溥伟两弟所有。可是，由于整个王府的土地已为教堂所有，后花园的房屋实际上成为教堂的囊中之物。最后，后花园也被卖掉。这时，恭王府改成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溥伟两弟卖后花园得了15万元，存在银行中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随用随支，不消数年便化为乌有。
溥伟的下场最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困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奉天、吉林等地。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枪炮，实现其复辟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将他赶回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