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载沣一家得了这笔不义之财，也没有能摆脱颓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占用了北府的一半，载沣为了维持残局，将王府的另一半开办了“竞业小学”，共有学生五个班，由第四子溥任（金友之）当校长。其时，“王府已破烂不堪，只剩下空架子，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古董字画、房产园林，典的典，卖的卖”。[47]昔日王府盛况，犹如镜花水月，早已消散无遗了。
醇亲王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也有同样的经历。光绪年间，载洵过继给瑞郡王奕，承袭贝勒，载涛过继给锺郡王奕诒，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况载沣摄政时，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谘府）及禁卫军。载洵、载涛显爵高位，除领取俸银、俸米外，还有大笔地租收入。待清帝逊位，冰山消逝，他们的家境亦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载涛过继给锺王奕诒后，即居其后海府第，以后习称“涛贝勒府”。辛亥革命后，主要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用他的话来说，从1913年到1925年，其间约有五六年光景，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自优待费停发后，生计就开始拮据。既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日子越过越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卖府第。民国14年（1925），旧涛贝勒府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天主教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载涛随即购置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缮费，约用去8万元。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这一时期，载涛同他的5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仆役，全家近30口人。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艰窘可知。不几年，这笔有数的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将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以房租为主要经济来源。40年代末，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载涛一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他只好搜罗家中什物，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卖“破烂”。“皇帝的叔父卖破烂”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后来，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被迫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出卖。载涛则携家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并略加修缮。从此，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48]
民国年间，载洵赋闲京津，常以书画自娱。其贝勒府位于西单东槐里。民国9年（1920）前后，为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购得。
惇亲王府——第一代惇亲王绵愷为嘉庆帝第三子，道光十八年（1838）卒。因绵愷无子，奉旨以道光帝第五子奕过继为嗣，咸丰年间晋亲王。奕八子中有爵者五：长子载濂，光绪十五年（1889）袭贝勒，加郡王衔，后因庚子事变获罪，削爵后终日在家“闭门思过”；二子载漪，初封贝勒，后加郡王衔，过继与奕，袭瑞郡王（后改端郡王），庚子事变时亦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命仍归本支；三子载澜，光绪十五年（1889），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庚子事变时一同获罪发遣；四子载瀛，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因诸兄长均因罪获谴，由他承袭贝勒；五子载津，初封二等镇国将军，不到38岁病逝。
惇亲王奕一门有三子在庚子事变中获罪，是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曾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必欲取光绪帝而代之，因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功亏一匮”。此事关系到一门的兴衰荣辱，废黜光绪帝不成，遂同仇敌忾，在义和团运动中力主围攻使馆。家事国事纠缠在一起，不久即自食其果，在签订辛丑条约时，被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获谴。载濂、载漪、载澜丢爵后，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这成为惇亲王府衰落的起点。
辛亥革命后，惇亲王后裔的俸禄银都没有了，原有700多顷土地也被旗产管理局卖光。虽然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了，王府子弟不知撙节，仍然挥霍浪费，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开始靠典当财物补贴家用。
载濂长子溥偁，曾从溥仪小朝廷得到头品顶戴，任乾清宫侍卫。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溥仪被迫出宫后，溥偁为维持生计，曾在京汉铁路局做短期职员，以后在家教书。因家境潦倒，万念俱灰，30多岁时便在王府花园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溥偁去世后，遗孤数人由溥修照管，溥修是载津的继子，曾封镇国将军。他笃信佛教，经常往来雍和宫，每一次都大笔花销。自己没本事，又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典当祖产。他整天吃喝玩乐，经常把唱大鼓的人请到家中鬼混。由于支付不了过多的开支，佣人们被一个个辞退，最后只好由王府格格亲自下厨掌勺。等到金银首饰和硬木家具变卖一空，全家的伙食便由原来的四菜一汤降到吃大饼，啃咸菜。[49]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跑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溥修到天津日租界静园上班，掌管溥仪遗留在那里的财产，每月从溥仪处得些补贴，全家人的生活稍有好转。但终因抵不住溥修流水似的花销挥霍，生活捉襟见肘。溥修想出将全家迁往天津的主意，目的是出卖王府园木。民国21年（1932），溥修将王府后花园木料卖掉，得大洋1万元。王府后来交载瀛的第五子溥僩。他承袭固山贝子，终日挎枪走马，不务正业，最后只好把王府剩余部分卖掉。[50]
载瀛的儿子如长子溥伒（即溥雪斋）、五子溥僩（即溥毅斋）、六子溥佺（即溥松窗）、八子溥佐（即溥庸斋）为生计所迫，卖画维生。幸好自幼习画，刻意钻研，日后都成为著名画家。[51]
惇亲王奕的二子载漪即端郡王，自庚子事变后定为“祸首”发往新疆，以后长年生活于边远地区，其家的破落较为特殊。端王发往新疆由西安启程，中途改道西北方向，往投内蒙古阿拉善的罗王府。清代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一向互通姻好，端王福晋是罗王的妹妹。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到宣统三年（1911），端王在罗王府一住11年。民国初年，辗转宁夏、甘州等地。民国16年（1927），病逝于宁夏。端王长年漂泊在外，主要靠亲友旧属接济，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去世后，其侧福晋为了霸占4万余两现银和50余箱古董的遗产，用1万两现银和10箱古董买通当地军阀，终于如愿以偿。
端王诸子中，长子溥僎曾授一等镇国将军，为尽孝道，于庚子年奏准随父侍奉。端王居住于甘州张掖时，溥僎发现当地百姓患病死亡率很高，主动为百姓治病。溥僎在北京时深爱医术，曾随太医院名医赵立臣学医十数年，医道精湛。行医不久，良医的名声传遍整个甘州。远近求医者很多，以至在住地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镇国将军给老百姓看病”，确是亘古未有之事。民国10年前后，溥僎突然在当地病故。[52]
端王次子即大阿哥溥儁，被废出宫后，奉命“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本支。其时，端王兄弟中惟四弟载瀛未获罪，因降袭贝勒，成了惇亲王府的继承人。溥儁归宗后，载瀛未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给他财产。王府地租收入每年只分给他几百两，比其他兄弟少几十倍。民国初年，溥儁凭着自己曾为“大阿哥”这块牌子，先后当了几届挂名参议，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津贴，再加上从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娶内蒙古罗王之女所得的大笔妆奁费和馈赠，生活居然富裕起来。但他逐渐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到戏楼、酒馆鬼混，不久又捧上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每日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以后学会了抽鸦片，开支有增无减。[53]
民国10年（1921），由于政治上的变动，溥儁的挂名参议被取消，地租收入也很快断绝。从此以后，便处于坐吃山空，逐渐破产的地步。民国17年（1928），他借口“生活困难”，将王府内分给端王一系的房产卖了几千块现洋。有钱后不知勤俭度日，仍然大吃大喝吸鸦片，很快将这笔钱挥霍殆尽。
溥儁为生活所迫，只得让妻子向其兄塔王（罗王的儿子，时任蒙藏院总裁）求借。最后干脆“寄人篱下”，搬入塔王府居住。塔王去世后，塔王侧福晋吩咐手下人对溥儁夫妇不要以亲戚相待，让他们搬到马号附近的几间小房子居住。溥儁遭到冷遇，情绪沮丧，又无力搬出府去自谋生活，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塔王府。
顺承郡王府——顺承郡王由勒克德浑（代善孙）始封，光绪七年（1881）传至纳勒赫，为第十世。纳勒赫曾任鸟枪营管理大臣、阅兵大臣、镶黄旗都统，管理过圆明园，另外还担任宗人府右宗人。光绪帝大婚时，赐食全俸（即银5000两）。二十年（1894），以慈禧太后60大寿，赐给纳勒赫每年加银2000两。[54]加上右宗人每月津贴200两（一年2400两）。郡王府一年的俸饷收入不低于1万两。俸米一项一年也有1000多石。王府有地3000多顷，分布在京郊、沈阳等处。京城内有房300多间。
辛亥革命后，年俸取消，家庭收入只有地租一项。但由于开支庞大，入不抵出，就陆续变卖庄地。到民国6年（1917）纳勒赫去世时，大部分土地已被变卖，只有定兴县的800顷土地还在名下。纳勒赫子文仰宸“袭封”王爵后，为弥补亏空，将王府租给一皖系军阀。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系军阀进驻北京，将王府全部占用。几经交涉，奉系用7万银元贱价买下。文仰宸用这笔钱置买房宅一所，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坐吃山空。民国17年（1928），定兴800顷土地被旗产管理局全部卖光。日伪时期，他将王左胡同的房产又卖了大部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靠银行利息及变卖金、玉器、家具维生。
文仰宸亦如其他一些破落贵族，自认为是“亡国奴”，“与民国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55]所以，民国时代有人给他介绍工作时，均遭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利用溥仪充当傀儡皇帝。文仰宸闻讯，以为复辟有望，兴冲冲前往东北投靠“自己的组织”。最初在伪军官训练处学炮兵，一年半毕业，分发沈阳预备炮兵队任队副，官衔少尉。一年后，感到在当地同样受气，抬不起头来，又跑回北京。当了三个月的西陵守卫，辞职后赋闲在家，为了糊口，有时作画出售。
定亲王府——第一代定亲王为乾隆帝长子永璜，至第五代溥煦，袭封定郡王。溥煦为人乐善好施，常给穷人钱米，买鸟放生。一生毫无建树，多年不进宫廷，因不当差，有时还被罚俸。死后，由毓朗降袭贝勒。毓朗于光、宣之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步军统领、军谘府大臣、军机大臣，颇为摄政王载沣倚重。逊帝溥仪在谈到清朝覆亡时曾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是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三贝勒指载洵、载涛和毓朗。[56]由此可见毓朗在清季政坛中责任的重大。
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但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失去了保证。定王后裔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毓朗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畿、河北每年能收地租七八千元。民国9年（1920），毓朗去世，定王一系子孙生活愈发困难，最终决定出卖王府。定王府第位于西城缸瓦市，占地40余亩，是京城内一座很著名的府第。《啸亭续录》曾提到第二代定亲王绵恩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定王府原为清初巽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府第的一部分，前后经营了200多年。民国17年（1928），由毓朗子恒馞、毓盈子恒兰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出洋15万。恒馞是京城内有名的纨绔子，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
以上诸王府的变化，是民国年间宗室贵族殊途同归走向破落的一个缩影。尽管收入中断，依旧挥霍无度，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王府、土地、珍宝、古董维生。再加上日伪及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富商大贾和外国教会的巧取豪夺，他们中多数人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关于这类贵族的结局，见于记载的还有另外几例：
末代礼亲王金睿铭，晚年家境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位于海淀镇的名园抵债售予同仁堂。民国16年（1927），礼王府的前半部分租与了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32年（1943），经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将王府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57]
镇国公载泽，宣统年间长度支部，财权在握，入民国后，因府用浩繁，生计日绌。府中管事人某，把持府中诸事。遇有用款，由他向外挪借。其实所借之款，多是他历年所侵蚀，而另由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知其弊，但事不躬亲，已成习惯。若干年后，凡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动产等项，概入管事人之手。府用益形拮据。管事人看到已无利可图，拒绝代为借款，载泽病故时，几至无以为殓。载泽有女年已及笄，自愿鬻身葬父。幸得故旧闻知，发起泽公遗族维持会，垫款完葬并偿还旧债。[58]
据说，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的官司。[59]有的王公子弟，穷途末路，竟至掘祖坟，盗宝物。[60]他们不仅不能恪守祖训，连起码的廉耻之心都丧尽了。
四 复辟梦的破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清王朝，使爱新觉罗皇族及宗室王公从权力地位的峰巅猛跌下来。某些不识时务者，从跌落之日起，即把复辟迷梦作为最高理想。他们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便把复辟梦的实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上。
在清皇室成员一系列复辟活动中，肃亲王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对清帝实行逼宫时，反对清帝退位态度最坚决的就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宗室良弼以及时任江宁将军的铁良。良弼祖父就是在《南京条约》中代表清廷蒙受耻辱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本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为宗室中少壮派将领，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顿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北京。清帝随即逊位。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善耆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安排下，潜往旅顺的日本租借地。途中曾赋诗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首看烽火，中原落照红。”[61]用以寄托他的“亡国”之恨。从此，他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图61 肃亲王善耆旧照
图62 《肃忠亲王遗集》书影
早在袁世凯东山再起时，良弼、铁良、溥伟等人就组织了所谓“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对抗革命。善耆到旅顺后，联络溥伟、铁良、陕甘总督蒙古人升允等人，重组宗社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先后发起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在民国元年（1912）。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誓约书，将东北铁路、矿产，以及外交、军事、行政诸权力让与日本，以换取日本援助，实现清朝的复辟。在东北，以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以“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名义，在满铁沿线长春、公主岭、铁岭、开原、昌图、辽阳、本溪、海城等处蛊惑煽动，招兵买马，鼓吹“剿灭革党，恢复社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善耆妹夫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内蒙古起兵叛乱。这些活动均遭到失败。日本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失败。[62]
民国4年（1915），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爆发，政局动荡。由川岛浪速等人策划，议将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与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联合起来，于东北的西部和南部同时起兵叛乱。为筹措经费，善耆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约定事成之后，给予大仓财阀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流域森林采伐及流放木材、征收厘税等特权。[63]善耆得到借款后，招募马贼在大连一带训练。同年七月，巴布扎布在日本军官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叛乱，得到善耆等人响应。不久，巴布扎布叛匪被击退。其本人于数月后遇刺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再告失败。此后，宗社党的活动一蹶不振。
图63 逊帝溥仪绘画
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64]38个子女，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65]民国11年（1922）善耆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卖国活动。伪满洲国时，善耆的七子金璧东（宪奎）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了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清朝末帝溥仪3岁即位，6岁逊位，民国13年（1924）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已是19岁成年。宗室旧贵族和一些遗老企图复辟清王朝的行动和言论，使溥仪自幼就感到“亡国之痛”，并以“恢复祖业”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被赶出宫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顺应局势变化，放弃帝王尊号，做一个拥有巨额家资的民国“平民”；二是争取国民政府的优待，实现“复号还宫”，重过“小朝廷”生活；三是“借外力谋恢复”。[66]在郑孝胥等人的操纵和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先是逃入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既而潜往天津日本租界。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民国17年（1928）发生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对溥仪来说是继被驱出宫后又一次强烈的刺激。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是乾隆等五帝和十四个皇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出身的流氓军人，投靠蒋介石后任四十一军军长。他借“军事演习”名义，封锁马兰峪一带，将裕陵（乾隆陵）和慈禧陵地宫内的殉葬财宝盗掘一空。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遗骨被抛撒践踏于泥污中。此事使皇室旧族和遗老们痛彻心脾、无比激愤，也使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民国20年（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翌年3月，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建立，溥仪先是就任伪“执政”之职，后来就充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把此举看成是“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良机，实际上，却是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开端。直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共做了2年“执政”，12年傀儡皇帝。
关于这14年间的罪恶历史，已有大量史籍行世，这里不再赘述，只想从爱新觉罗家族史的角度，略作说明：
首先，从溥仪个人来说，作为清朝末帝，其所作所为，原是出于“恢复大清基业”的目的。他在东陵事件后，曾当着痛哭流涕的宗室人等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有我在，大清便不会亡！”[67]他甘心投靠日本人，就是希望借此机会，实现复辟夙愿，重登“大清皇帝”的宝座。而日本人扶植溥仪上台，却另有打算，企图利用他“宣统皇帝”的旧招牌，推行鲸吞中国的侵略政策。关东军的宣传手册明言：“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皇道精神的发展。”关东军还强调，溥仪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68]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后，恢复“祖制”的企图屡屡受挫，是很自然的，到最后竟落到“数典忘祖”的地步，例如：从日本请回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供奉于“建国神庙”，将它作为自己的祖宗按时祭拜。又如溥仪不能生育，日本人就安排其弟溥杰与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婚。随即颁布的《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有关规定中，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弟之子”，就是嵯峨浩之子。从“建国神庙”的设立，到《帝位继承法》的颁布，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移花接木”之计。于是，溥仪成了上无祖先，下无子孙，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图64 溥杰在日本东京千叶旧居
对日本人的阴谋诡计，连溥仪的亲近臣僚都感到愤慨，如胡嗣瑗说：“谁无祖宗，谁无子孙，现在爱新觉罗氏连祖先都不认了，子孙也变种了，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69]当溥仪走上认贼作父的可耻道路时，不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民族，也严重玷辱了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
其次，就爱新觉罗皇室近支来说，真正追随溥仪左右的寥寥无几。溥仪的父亲载沣从摄政王位退位藩邸后，虽然也有过“惟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念头，但是对于伪“满洲国”却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他只在1936年到长春探望过溥仪一次，居住月余，便执意回家。其叔父载涛的态度更加鲜明，早在溥仪与日本人勾结之初，他就极力反对。溥仪逃往东北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仪完全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只能充当俯首帖耳、为人所用的儿皇帝。”[70]日伪时期，载涛生活拮据，当溥仪派人请他到伪“满洲国”就任伪职时，却被回绝。
恭亲王奕之孙溥儒（溥伟之弟）也很明智。他平日胸怀比较淡泊，专心钻研国画，不大过问政治。对溥仪所为则素怀不满。溥仪当了伪满傀儡后，日本人不许他奉祭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连要求祭拜三陵都被日方所阻，引起了溥儒的极大愤慨。他曾经在给友人信中写道：“未有宗庙不立而能立国者。”[71]溥仪在长春14年，溥儒一次也不曾去见他。
睿亲王多尔衮的第十三世孙金寄水的铮铮铁骨也很值得推崇。金寄水，原名颐丰，按爱新觉罗世系序列，辈分应与“启”字雁行。“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22岁的金寄水偕两弟两妹生活。当时家计日蹙，只能靠典卖字画古玩等浮财度日。此际有人愿帮他在社会上谋个职务，他总是说：“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一再拒而不就。1939年，伪满“宗人府驻京办事处”动员他去“新京（指伪满洲国‘首都’长春）承袭‘睿亲王’世爵”，他断然拒绝，表示：“金某人纵然饿死长街，也不能向石敬塘辈称臣!”这样，他硬撑着熬过了8年沦陷生活。当时他曾写过一首诗：“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72]是其生活的纪实。
其时，清室的王公子弟，约可分为几种类型：
一类是凭借祖产，席丰履厚，坐拥三妻四妾，万事不关心，只图个人享受。如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便是此类的代表。
再一类则自鸣清高，将精神寄托于翰墨之中。如溥儒（字心畬）、溥伒（雪斋）、溥佺（松窗）等人。遗老们曾将溥儒比作明末石涛、八大山人之流。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子，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是明楚藩之后，原名朱耷。明亡后，两人均遁入空门，寄情翰墨。清朝遗老推许溥儒的洁身远引，是有其道理的。溥儒等人虽疏远于政治，但在外敌当前，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却能明辨事非，采取正确立场，也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一个原因。
图65 溥儒（心畬）像
最后一类，则是不甘心清朝灭亡，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者。如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逊帝溥仪等人。即使在皇室近支里，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伪满时期，纠集在溥仪身边的亲贵子弟主要有：溥杰、溥俭（载漪子），溥佐（载瀛子），溥佳（载涛子，溥仪赐名金智元），宪原、宪基、宪均（善耆子），毓（后改为毓嵣，溥绰子），毓（溥修子），毓岱、毓嶦（溥伟子），溥偀（载泽子），毓崇（溥伦子），毓嵒（溥偁子），毓慈（溥绍子）等。多数还是未成年少年。溥仪将他们召集到身边，刻意培养，原指望成为恢复祖业中的“股肱”。但是连溥仪自己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偶，这个希望自然成了泡影。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终于收场了。8月8日，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洲国境内。溥仪等人仓皇出逃，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溥仪的复辟梦彻底破灭了。
五 争取平等的呼声
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欺侮的辛酸史，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次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然而，民国时期的满族人，尚没有取得与汉族平等的权利。最令满族人难堪的，除了生计的普遍贫困，便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歧视。尽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明文规定“与汉人平等”，尽管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事实却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圆满地解决民族矛盾问题。而清朝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又在满汉两个民族间播下了仇怨的祸种。“鞑虏”、“胡儿”、“老爷骑马你骑（旗）人”、“满板”之类歧视性称呼不绝于耳。旗人谋职往往受到歧视。许多旗人为了生存，只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其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族属、姓氏，改称汉族从汉姓用汉名。旗装、辫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沉痛写道：
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天潢贵胄”的嫡裔们，也同样受到歧视。如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在上小学时常被同学呼为“小满奴”。他少年时代的诗草中，就有“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的句子，可看出当时的苦闷心情。[73]因此，在争取各民族平等这一点上，他们与广大满族人民是同声相应的。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地位，在满族内部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在满族争取平等的活动中，不仅有他们参加，而且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国年间，北京满族曾多次发起要求平等待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满族儿童升学、成人就业、不受污辱三项要求上，但活动规模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溥儒等人发起组织的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称满族协会），以及在该协会领导下层开的请愿活动。
溥儒（恭亲王溥伟之弟）的画与张大干齐名，号称“南张北溥”。沦陷时期，未曾去过伪满洲国，为时人所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特邀其代表满族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满族代表毕天民（医生）和穆精阿（新疆满族）。毕天民代表满族发言时，会上曾发生争执。事后有报纸诋毁“满族代表扰乱会场”。消息传到北平，在满族中引起很大震动。
图66 溥儒（心畬）行草书联
溥儒回到北平，和溥芸子（大学教授）、宪度之（肃亲王善耆第十九子宪容）等人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作为进一步要求平等待遇的后盾。首批入会者多是文化界人士，遂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74]
协进会以溥儒为理事长，下设理事、监事若干人，后改名“满族协会”。由于入会者踊跃，在北平内外城各区及各营房，西部外火器营、圆明园、健锐营等处，设立了会员登记处。满族协会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解决满族升学、就业，禁止上演污辱满族的电影戏剧，与蒙、回、藏诸族平等待遇问题，均不了了之。接着，遇到两起事件的考验：
第一起，蓝鹰剧团事件。国民党蓝鹰剧团演出话剧《太平天国》，剧中骂满族是“狗达子”。引起京旗满族的愤怒。满族协会了解到蓝鹰剧团很有来历，仍向有关当局要求删去或改换污辱满族的台词。不久蓝鹰剧团赴他市演出，这起事件随即平息。
第二起，电影《十三号凶宅》事件。《十三号凶宅》电影在中南海拍摄外景时，演员王元龙身着满族袍褂，向围观群众说：“我是满洲人的老祖宗。”激怒了在场的满族人。翌日溥儒主持召开理事会，命人草拟呈文及抗议信。王元龙慑于众怒，书面致歉。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十三号凶宅》上演，方知是以清朝郑王府为背景，极尽污辱之能事。电影梗概是：庚子之乱中，郑亲王被八国联军捉住，用马拖死。家境败落后，郑王后裔兄妹通奸，既而生出一女，长大后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只能夜间出来活动。后有两个大学生租住此宅，每夜看见鬼影幢幢，惊惧异常。看房人（即此女之父）遂为学生讲述郑王府的悲惨遭遇和没落经过。
上述情节均属编造。末代郑亲王金昭煦向北平法院控告《十三号凶宅》有意污辱。《十三号凶宅》电影组自诉只是艺术加工，够不上污辱罪名。双方唇刀舌剑，相持不下。幸好郑王是中国大学的校董，中大学生出面支援，满族协会也予以声援。最后此案以说合了结。影方删去污辱镜头，改换郑王府名称，电影继续上演。
通过《太平天国》和《十三号凶宅》两部影、剧，说明满族协会要求禁止污辱满族题材作品上演的呈文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但久受歧视的满族人，却满足于这两次十分可怜的“胜利”，满族协会随之提高了威信。
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备行宪“国大”。溥儒南下南京，分访要津，第一次争得与蒙、回、藏诸族相等的代表名额（17名）。但满族协会成员的经济状况多十分窘困，以致满族代表名额多数被国民党高官抢去，满族协会理事入选的反寥寥无几。事实上，这时淮海战役已经展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败局已定。
六 尾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民国年间，满族人民往往受到歧视，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分。以满族人主要聚居区北京市为例：民国初期约有60万人，到1949年将近40年，满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锐减至3.1万人。[75]据说，全国登记在册的满族人口只有8万人。[76]1949年以后，一部分满族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从全国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满族有241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增至430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已达984万之多。目前，满族人口已逾千万，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满族人享有区域自治的权利。迄今，全国先后建立了新宾、岫岩、青龙、丰宁、本溪、桓仁、宽甸、清原、伊通、宽城、凤城、北镇等十二个满族自治县（部分县已改市）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当满族历史掀开新篇章时，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们也开始了不断平民化的生活。
逊清摄政王载沣于1951年农历十二月病故后，载涛成了皇室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在清帝逊位后，没有参与皇帝复辟活动，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也没有政治联系。新政权给了他很高政治荣誉。1950年6月，经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批准，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曾对他抱歉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没有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77]同年8月，毛泽东签署委任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在1954年全国普选中，载涛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他，他的侄子溥仪改造得不错，应该去看看溥仪。1957年，载涛携三侄女、五侄女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了溥仪和他的两个侄女婿润麟和万嘉熙。同年，载涛被北京市政府任命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在民族事务中做了不少工作。1970年9月2日，84岁高龄的载涛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位清王朝皇叔，至此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变化最大的自然还是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到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再到新社会的公民，他经历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看大概也没有先例。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颇为感慨地写道：
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78]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政府特赦，从此，他不再是落魄的末代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一位“普通公民“。这是溥仪后半生的起点，也给整个爱新觉罗族裔带来希望。
溥仪被特赦后，先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工作。不久，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开始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1964年，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付梓印行。在这部著作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末代皇帝坎坷的人生足迹，以及由战争罪犯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不妨说，在溥仪的经历中，几乎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过的所有风风雨雨。
然而当溥仪憧憬未来时，大概没有想到还会遇到阴霾蔽日的日子。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一场人类历史罕见的大浩劫降临中国。一时间，是非颠倒，黑白莫辨。尽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照，溥仪及其亲属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67年10月17日，溥仪带着对这场“大革命”的困惑与不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终年61岁。
溥仪的胞弟溥杰，清王朝覆灭以后，曾积极主张复辟清朝，先后三次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学习军事。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专为他安排婚姻，并制定了《帝位继承法》，规定他和嵯峨浩所生的男孩可以继承伪满洲国的王位。可见，溥杰在当时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所以，溥杰在战后也成了战犯。溥杰在1960年获得特赦，获释后，同溥仪一样得到政府安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溥杰继承了溥仪原有的地位，成为满族人士的主要代表，并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溥杰夫人嵯峨浩是日本华族，在贵族阶层有许多亲友，包括天皇也是他的亲戚；在旧军人中也有不少老同学。中日两国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溥杰身上得到了集中反映。溥杰和他的家人，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努力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溥杰多才多艺，擅长诗词和书法，是爱新觉罗氏最有学问的长者之一。他生长在王府，熟悉贵族生活，于清季宫廷内幕，亦多所闻见。在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期间，写有《清宫会亲见闻》、《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等文，均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研究晚清史、民国史，尤其是爱新觉罗皇族史的珍贵资料。《溥杰自传》出版于1994年4月，与溥仪《我的前半生》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堪称清季以来爱新觉罗皇族史的姊妹篇。遗憾的是，溥杰病逝于这年2月，未能看到自传正式出版。
图67 在日本九州的爱新觉罗神社（内保存溥杰遗物）
溥仪、溥杰兄弟4人，三弟溥倛早殇，四弟溥任（字友之），与其两兄经历大相径庭。溥任生于清亡后的1918年，幼年在家延师教经史诗文及书画。1947年在北京后海北河沿醇王府旧宅开办竞业小学，载沣任董事长，溥任担任校长，自此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溥仪一家有姊妹7人。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除韫媖因不如意的婚姻于16岁时郁闷而死外，其他人都从旧王府格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韫和青年时代留住英国，精通英语。长期参加幼儿教育工作，业余从事英文翻译。韫颖曾留住日本，通日语。喜京剧，曾登台演出。参加过街道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韫娴早年曾留住日本，后参加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整理工作，当过工厂的产品检验员。
韫馨早年亦曾随夫留住日本，1949年以后当过缝纫工，后参加职业教育工作，任过会计。韫娱青年时学画，工花鸟，后任北京画院画师。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和健康原因，甚少作画。“文化大革命”以后挥毫不辍，所作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于1982年病逝。
溥仪小妹韫欢的奋斗经历最为独特。韫欢生于1921年，没有赶上醇王府显赫的时期，不过在王府的高墙背后，她过的仍是一种闲适豪华的贵族生活。1947年溥任创办竞业小学时，她主动要求帮助哥哥工作。这成为她第一次接触平民，了解社会的契机。韫欢同情那些失学的女孩子，很想为她们做些事情，为此拿出积蓄，和竞业学校教导主任李淑芬创办了一所“坚志女子职业学校”。1948年学校开办后，韫欢真正了解到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1950年初，韫欢成为国办学校的成员。她从教30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先后担任小学和中学的教导主任，桃李满天下。[79]
韫欢在人生道路上曾备尝艰辛，更何况还有“文化大革命”之类政治运动的骤雨狂风，不过她都坚强地承受过来，晚年生活丰富充实。韫欢幼年曾与胞兄溥任、姊韫娱延师学画。溥任专习山水画，韫欢、韫娱同学花鸟画。韫欢退休以后重握画笔，喜绘花卉，尤工牡丹，作品典雅清新，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