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志书研究（出书版）》作者：华林甫
作者: 华林甫 / 邹逸麟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5-1
内容简介
《清代地理志书研究》是以《清史·地理志》、《清史地图集》学术团队科研成果为主的论文集。邹逸麟先生的序，开宗明义提倡学术界展开清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收录15篇论文，主要是《清史·地理志》编纂过程中的考证、体会、感想以及《清史地图集》编绘当中的一些初步认识，学术性、逻辑性均较强，对于清代地理典籍、舆地图等做了相应的校勘、诠释、分析。
目录
版权页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序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修订意见
将军大臣所统曰城——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小序诠
《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纠谬
《清史稿·地理志》广西部分校误
《清史稿·地理志》专题校正之二——分防佐贰、首领官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幅清代台湾地图考
“林爽文事件”前的台湾边区图像：以乾隆四十九年台湾番界紫线图为中心
文献与分析：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以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为中心
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续)
日本见藏稀见 （康熙）《镇江府志》考述
《清史稿·地理志》正误一则
”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津逮》
“石浦厅”质疑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地理志书研究/华林甫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清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8563-7
Ⅰ.①清…Ⅱ.①华…Ⅲ.①地理志-研究-中国-清代Ⅳ.①K29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9551号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 54.00元
本书系《清史地理研究》第一集，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资助，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批准号：12&ZD146)阶段性科研成果。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丙种第壹号。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原由戴逸先生发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1988年开始至2001年，它曾推出《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戊戌思潮纵横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八卦教》、《明清农村商品经济》、《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晚清乡土意识》、《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乾隆帝及其时代》、《洪亮吉评传》、《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13部力作，在清史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的出版一度中断。现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从今年起将其恢复起来。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
“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7月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16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圃。
戴 逸
1988年1月
序
邹逸麟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传统的专制主义王朝，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近代化的转折时期。在这268年期间，中国地理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可视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传统王朝政治体制下，为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地理要素布局的最终沉积。
对清代地理环境的研究，具有许多此前各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以文献资料而言，除了《实录》、正史、会典等等官方典籍外，在故宫档案里还保存了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176年的洪涝档案，而现存八千多种的传统地方志中，大部分是清代修撰的，还有大量私人文集、笔记、日记的存在，这就为研究清代自然和人文环境变迁提供了此前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丰富资料。以研究的内容而言，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疆域形成，是两三千年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的民族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是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最终表现，也为今天的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以前，清王朝对边区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其在边区内地化进程方面，采取了改土归流、边区建省等许多措施，无疑是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历代中原王朝在边区统治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这些措施对祖国统一疆域的巩固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明制，但也有不少改制，如道制的变化、厅制的创建、卫所设置的改变等等，还有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完成的从内地总督、巡抚到府厅州县，以及边疆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整个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我们仔细寻循，就会发现它是总结了从秦代以来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利弊得失，最后形成一套将不同民族、不同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区域统一于一个政权下的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其作用如何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猛增的时期，从乾隆时期的2亿增至晚清的4.5亿。这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的骤增，在非机械化的农耕时代，必然要求扩大耕地，开伐山林、围湖造田成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其造成环境的恶化也是必然的。清代已经有人提出人口问题，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的人口载负量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区人口密集，有的地区则仍是地广人稀，土地利用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关于不同区域对环境变迁不同应对的研究，将是我们今天认识地域差异历史背景的重要途径。
清代又是我国传统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我国历史上所谓“十大商帮”，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也奠定了传统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格局。1840年后西方经济势力入侵，此后晚清70年是我国社会体制处于“千年大变局”的转型时期。起先是对沿海地区港口城市和商品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随着清王朝自身近代化意识的形成和某些近代工业及铁路交通有关设施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较前更为多元，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其影响直接延续至上世纪30年代。这种变化过程的历史地理背景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前提。
由此可见，清代的地理环境，不仅较前代任何时期更为丰富多彩，而且与当代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亡于1912年，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在其间38年内，除了1927至1936年间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前30年社会动荡还比较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才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的地理环境基本面貌还是清末的延续。因此，对清代地理问题的研究，其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清史地理研究》系列书稿的出版，就是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个平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展示，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注1
邹逸麟
编者按：本文由杨伟兵副教授根据邹逸麟先生于2010年4月7日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录像、录音整理，业经邹先生本人审阅、定稿。参加演讲会的华林甫教授、段伟副教授，曾对整理初稿提出过个别修改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向黄所长和范先生表示感谢(按：指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演讲会主持人范毅军研究员)，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在座各位请教和交流。范先生提出来要我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过程以及这部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作一番介绍，我虽然参加过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但限于个人水平，只能简单讲一讲，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对，敬请各位批评。
一、缘起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缘起。
这项工作发轫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休息期间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在读《资治通鉴》时，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新舆地学社曾出过几本历史地图，但都很简单，一个朝代就这么一幅，很小的一幅，地名很少，不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有一部好的详细的历史地图集，一有利于阅读《资治通鉴》，二也为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便利。吴晗就和他介绍，说晚清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内容很详细，正史地理志里县以上的地名基本上都有。这个图集共34册，内容丰富，而且是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红色为今地名，黑色为古代地名，一看就明白，可以参考。但这个图也有不理想的问题，第一，它是线装图，分成34册，携带不便；第二，它把全国分成多少格，以北京为“中中”，北京以北为“中一北一”，北京以南为“中一南一”，东面为“中一东一”，西面为“中一西一”，每页分幅即由此依次来排列，查起来很不方便。比如你要查“成都”所在的一幅，你晓得查哪里呀？要前后、前后不断地翻，才会翻到，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很不方便。当时吴晗就建议，是否可以拿今天就是1954年的地图作为底图，把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搬到这个底图上，按照现在的制图方法把它印出来。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做法。毛泽东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这就确定了。
二、经过
确定以后，吴晗就找了一些专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标点《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委员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是标点过的。当时就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国内一流史学家组成，一套班子两个招牌。“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金灿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以及高教部、地图出版社负责人等组成，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学部，当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部。
那么具体工作由谁来做呢？吴晗就建议谭其骧来做。吴晗和谭其骧在30年代清华、北大、燕京时候是老朋友，吴晗还是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组织禹贡学会的成员，大家都是很熟的。他知道谭其骧是搞历史地理的，就请谭其骧来主持这项具体工作。那时候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1年前是浙大史地系的教授，浙大史地系撤掉了，他就调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于是通过高教部把谭其骧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这项工作，那是1955年初。调的时候是讲好调一年，当时以为把杨守敬图的地名搬过来，简单得很。不料谭其骧先生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杨守敬图的底图用的是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的今图地形出入很大，每搬一个古地名，都要重新考订，否则无法上图，根本不可能在一年以内完成。结果到了1956年冬天，已经两年了，只搞了秦和西汉两个朝代的图，还没搞干净，就是有些小问题还没弄清楚。但是复旦大学方面催着要谭其骧回去，说你是复旦的教授，不能长期不教书呀，别的教授会有意见的。科学院和高教部商量是不是再留段时间，高教部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回复旦了。那时候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具体管事的是常务副所长尹达，所以谭先生在临走时对尹达说，我要回复旦了，没有办法，但我一个人到上海上课的同时，这个图还是要做的啦，你是不是派给我两个助手，协助我搞图的工作。也巧，我是1956年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还有一位王文楚先生，也是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我们都是上海人，北京不大愿意呆，想回上海去，就打报告看有没有机会到上海去。尹达看了以后，就对谭其骧说，这两个年轻人刚刚来，也没干什么事，就跟你去吧。那时我们真是很开心！于是我们就只在北京呆了半年，1957年1月来上海报到，跟谭先生参加了这个工作。
那时候到上海还是一个独立的编图工作小组，由地图出版社(当时还称新华地图社)管这个事情。当时讲好这个地图最后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因此地图出版社就在苏州河北岸河滨大楼里租了一套房子给我们几个人工作。那时候参加编图工作的实际上就5个人，一个是谭先生；一个是章巽先生，可能大家都知道章丹枫先生，搞中西交通史的；一个是吴应寿先生，老浙大史地系毕业，他和我讲他做过张其昀先生的几天助手，毕业后，因浙大史地系撤销，到了复旦；一个王文楚先生，复旦56年毕业的；一个是我，还有几个绘图人员。
1957年7、8月份，大陆就发生了“反右”斗争，当时学校里有人提出来，说在上海河滨大楼的编绘“杨图”那个组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不行，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不能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干，要我们回复旦，由党组织来领导。谭其骧没办法，我们这个工作组9月份迁至复旦校内，在历史系领导下工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各项工作都要快，特别是我们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那就不得了了，是“圣旨”的任务，更需要快。我们一共5个人，快不起来呀！谭先生要上课，章巽先生、吴应寿先生身体又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压，我们两个年轻人身体是好的，但业务水平不够，快不起来。复旦党委为了加强编稿力量，就调来了历史系三年级10个学生和1位青年教师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复旦想发展历史地理学科，就由这批人于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同时还要办历史地理本科专业，因为需要为历史地理专业开地理课，还于1959、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调来十几位地理系毕业的青年教师。后来因为编图任务重，1962年专业停办，这些年轻人就全部参加历史地图集工作，到这个时候有20多个人参加。
1959年开始，主要工作发生了变化，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那时候中苏、中印发生了边界问题。我们也不了解国外情况，但据说国外有许多学者写文章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主要限在长城以内，长城以外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历来不是中国的。当时学术界传出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图委员会”和谭先生认为，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还是遵循杨守敬图的编图原则恐怕不行了，为什么呢？
第一，“杨图”只画历代中原王朝疆域，只画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有时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版图都没有画全。而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少数民族在历史时期建立的政权和活动的范围，也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怎么可以不画呢？所以不行，不能完全按照“杨图”来，“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原来定下的规矩是不行的。
第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画历史地图当然没有清朝，我们今天画历史地图就不能没有清朝。
第三，“杨图”的古今对照底图是1863年同治年间的《大清一统舆图》，离开当时已一百年了，近代测绘技术的地图和《大清一统舆图》已大不一样，所以简单地理解把杨守敬图幅上的地名搬过来根本行不通，山水地形都不一样，没办法搬的，每个地名都得重新考证，才能上图，所以原来估计的工作量完全不合适。
第四，杨守敬图的主要资料根据是历代正史地理志。正史地理志有的地名它就画，没有它就不画。大家知道正史地理志断代很不严格，因此杨守敬地图没有一个标准年代，有时候一朝代不同时期的地名都混了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现代编地图需要有一个行政建制标准年代，比如我这个地图是反映2007年行政建制的，还是2005年行政建制的，否则人家翻你的地图代表什么时代不知道，显然是不科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杨图”是以北京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分成一块一块的，东一块西一块，查起来太不方便了。这34本图实际上是专为搞沿革地理提供资料的，读史是没办法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资治通鉴》前一条史实发生在成都平原，后一条史实发生在南京，你怎么查阅呀？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实际上是无法供读史时查阅的。按照现代制图方法，应该按照行政区划来分幅，或者按照省，或者按照区，这样就容易查阅。所以我们认为要重新改编，我们不能采用杨守敬这一套规格和方法，我们要重新编绘一部我们当代人认可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在“杨图委员会”里取得一致意见了，于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什么叫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具体而言，什么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范围?你写文章好写，中国古代某朝代疆域东到哪里，西到哪里。你要画地图的话，得有一个框框、一条边界线。那么这个框框画在哪里？这是非常伤脑筋的事。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方面做非常明确的论述。当时大陆史学界(我们对台湾史学界不是太了解)就有两种观点，这倒不是为我们这个图发表的观点，刚才讲了，当时国际上有许多学者说历史上的蒙古、新疆不是中国的疆域，于是国内有些学者针对这些论点写了文章。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以这个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在这块土地上往上画。但这里有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承认1840年以后割给沙俄、割给日本的领土从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领土。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外蒙古土地，没有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没有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土地。历史上从来就不是我们中国的，如果本来就不是你的，那怎么叫不平等条约呢？所以这样的观点，对我们学术也好、外交也好都不利。所以这个观点行不通。
第二个观点，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疆域为范围，汉朝疆域范围怎么样就怎么样，唐朝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历史上很多中原王朝疆土是没有直接统治到西藏的，西藏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元朝，元朝以前没有一个王朝直辖过西藏，历史上很多王朝就没有直接统治过黑龙江下游，没有直接统治过蒙古。因此这也不对。同时也有一个论点站不住脚，就是我们不是汉朝人，我们不是唐朝人，我们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宋朝人的中国为中国呀，我们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以今天中国人的观点来讲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一个框框，没有框框你没办法画图呀。谭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边疆史地刊物上发表，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画历史地图应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历史疆域观点出发。这个疆域是什么呢？他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认为(文章大意)：清朝到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来不断的民族交融、民族汇合的最后结果，是自然形成的。中国地理的情况本身是封闭式的，北方蒙古高原，西面青藏高原，东面是大海，这个封闭式自然环境里头实际上形成三个自然区，一个是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一个是青藏高原高寒区，还有一个是东部季风区。这三个自然区在历史上形成三个经济区，游牧、农耕和采集游耕经济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实际上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互相交融。前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中期的契丹和女真，后期的鞑靼、瓦剌，那个时期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相互交错，你进来我出去，实际上也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交融。在不断的交往中有进有退，有时候游牧民族打到长安，有时候农耕民族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一直管到葱岭以西。谭先生认为这个就是两三千年来三种经济民族不断的交融，有好、有和、有战，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清代的疆域，这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形成才是中华民族长期斗争、融合形成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以这个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往上画，才是最科学的。当时经过学术界讨论，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敢说谭先生的观点是绝对科学的，但它是可操作的，可行的，因为除此之外你没办法可以操作。谭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原王朝要和中国分开，历史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是两件事情。起码我们大陆学者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可以操作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做。
所以从1962年开始，中国历史地图的范围完全重新设计，有很大突破。
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增加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和东北三省等边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地图，比如说匈奴、突厥、南诏、大理、吐蕃画了，渤海也画了，一直到西辽都画了。这些杨守敬图都没有的。还加了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清。我们认为既然叫《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仅是“历代”要和中国历史系统相符合，所以要有原始社会，要有夏商周，最后当然要有清代。
第二，我们不像“杨图”一样根据正史地理志把不同时代的地名都混在一起，而是按照现代地图要一个朝代有一个标准年代。我们画唐图，唐朝近三百年，疆域政区变化很大，你取哪一年呢？你得有个标准。宋朝、明清都一样的。怎么取标准年代呢？这个标准年代的疆域要比较稳定，能够代表这一朝代的基本面貌，比如唐朝我们就取了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以后唐朝就乱了。太早期唐朝的疆域还没有稳定，制度也不稳定。贞观年间全国州县多得不得了，没有稳定。所以要取比较稳定、能够代表一个朝代的疆域政区基本面貌的标准年代，各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一年，这里不必详细讲了。有这个标准，我们要画出来，就知道这一年的情况，不能乱七八糟的。
第三，刚才也讲了，开始时这个图集是由地图出版社要负责印制出版的，当时地图出版社是一个商业机构，是由解放以前许多私营地图出版社联合起来的，制图方法比较落后。当我们的地图集完全由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时，就觉得这个地图的印制仍然交给旧式制图的地图出版社有些不合适了，应该交给在印制方面比较专业的单位，于是就联系了武汉测绘学院来负责制图，真正由测绘地图专家来搞。武汉测绘学院印制技术当然好了，都是专家、教授来搞这个工作。但后来又发现武汉测绘学院是教学机构，他们将此工作作为学生实习的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而我们这项任务是赶时间的，不能这样做。最后还是交给国家测绘总局来搞。这对图集的制图方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同时也产生很多麻烦，因为他们从测绘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图集的今底图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他们要不断地换底图，前后换了4次底图，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篇文章，说“谭图”为什么搞30多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换了4次底图。每换一次底图，古地名就要“搬家”一次，“搬家”一次每个古地名要重新考订，非常之麻烦，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不换又不行，底图不科学的话，画出来的历史地图也不科学。
第四，由于图幅的增加，内容的扩大，历史时期主要河流、湖泊、海岸线也要根据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进行绘制，杨守敬图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这样工作量大大增加，我们复旦30几个人负担不了的，从历史所调了不少年轻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这些人里面对边疆史地没有专门研究的，于是就邀请了很多单位共同协作。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先生承担东北部分，这里我插一句，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1951年刚刚从英国回来，年纪很轻，和他一起开会看上去大概就40岁出头，但傅先生胆子太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8月份他就自尽了。后来我问中央民族学院原因，说“文革”一开始并没有斗他，他年纪轻，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不算是非常大的目标，那时候有费孝通、吴文藻等老先生。可能因为怕牵连到傅斯年的关系受到批判。他胆子小，非常可惜。还有请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负责蒙古地区，大家知道韩儒林先生是国内蒙元史专家了，他与翁独健、邵循正是中国仅有的三位伯希和的学生。冯家昇先生负责西北地区，他大家肯定都知道。近代史所请王忠先生负责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云南地区，方国瑜先生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云南王”，龙云时期他就住在龙云家里修云南方志。当然都是专家。考古方面原始社会请夏鼐先生，那当然不用说了，绝对权威了。这些先生参加地图集工作，在当时真是盛极一时呀，我因为参加了这个工作，有幸认识了很多史学界老前辈，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的，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向达先生，都是那时工作开会时候认识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图名也改了，不叫《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叫做《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62年开始，就这么定了，以后当然开了很多次会，协调工作，大家知道这么多的专家的图要拼在一起，要平衡，要交接，例如蒙古和东北怎么分工、蒙古和新疆怎么分界，体例要讨论一致。我们内地十八省的是比较简单，到了新疆、蒙古、西藏，那就非常复杂，你得要讨论大家怎么样画法，体例如何统一，要求怎么样。所以开过不少次会，差不多每年都开，有时一年开两次，不断地开，当然工作也不断地推进。到了1966年5月份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图稿已经完成，对历史图的编绘方法也有了一定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我们那时候57年进去的时候完全不懂的，一窍不通，到66年都多少也知道一点了。料想不到8月“文革”开始，工作停掉了。
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所以只停工了3年，1969年6月份就恢复了工作。当时上海的领导是“四人帮”的张春桥，毛泽东的任务张春桥当然要抓这面旗帜的。所以这个工作恢复后，当时的市委拨了很多钱。那时候谭其骧和我们都在乡下劳动，工宣队说你们回来搞图，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可是回来也遇到新问题，那时候大学由工宣队领导，所谓工人阶级“上、管、改”大学，制图业务他们当然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交代下来的任务，当然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过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说现在不能用“文革”以前一套制度了。“文革”以前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主编负责制，就是和出版社讲好的，所有图稿最后由主编谭其骧签字才可付印，没有谭其骧签字他们是不印的，所以叫主编负责制。他们(工宣队)说这个不行，主编负责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要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权夺过来，搞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要掺沙子，就派了好几个红卫兵参加我们的工作。红卫兵都是一年级、两年级的学生，我们当然也没办法。谭其骧用还是要用的，但不是主编而是专家，当时提出来的口号针对谭先生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一批二用”，第一要批，第二才是用，所以不断地边工作、边开批判会。在这么一个“左”的影响下，对图集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就是反对搞烦琐哲学，要简单，当时我们都没办法反对。
到1973年开始，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地图统一要由外交部审查，主要是边疆问题。外交部的领导工作极忙，稿子一拖再拖，很长时间都不能定下来。谭先生也和外交部为此有很多矛盾，谭先生讲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一来一往也搞了很长时间。从1974年开始，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8册，封面咖啡色，那时叫内部本，又叫试行本。事先发行一下，看看社会反应。讲是讲内部本，但实际上都流传出去了，所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说是香港有关方面想要把我们这个图稿印制出版，当时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这使我们大为紧张，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成果你香港拿去出版，这还了得？！所以谭先生立刻打了报告给中央，说是我们要立即修订出公开本。所以从1981年开始，在谭先生主持下，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因为我们在修订增补以前就知道图集哪些有问题，当时为了急匆匆出版，顾不了啦，这次增订修补我们要好好搞一下。终于从1982年分册出版，到1987年8册出齐。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真正是个学者，他将大半辈子的精力花在这本图集上，我1957年开始在谭先生领导下工作，他天天来上班的。他是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其他教授根本不来上班的，一直上班到1978年他小中风一次，那就没办法天天来上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青年人开“夜班”，白天他天天都来的。但更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一直和我们讲搞学术求真是唯一目标，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才是最科学的，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暂时符合某些政治需要，篡改或违背历史，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比如说在旧版上有一个问题，当时极左思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画得越大越好，这样才是爱国主义。结果唐朝的一幅疆域图东面到平壤，西面到帕米尔高原，其实历史上唐朝从来没有一天是这么一个疆域的，西面扩至葱岭时东面还没到平壤，东面到平壤时西面疆域已内缩，实际上没有这么一个事情，根本是不科学的。但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历史上中国疆域越大就越是爱国主义。谭先生说这样拿出去国际上要笑话的，你唐朝哪一年有这么一个疆域的？这些问题修订本都改过来了。
第二，谭先生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个观点台湾学者是不是接受，我们不讨论，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凡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都是着色的，非中国疆域是不着色(白色)的；而台湾地区在清代前虽也着色，但不与大陆福建着一色；清康熙后才与福建着一色，因为此后台湾为福建省属下的一个府。但有人提出来，台湾自古以来就应和福建画成一个颜色，三国吴、隋朝有人去过，说明我们就控制到了。谭先生说你去几个人怎么就说控制到这个地方呢？这是说不通的，所以不能这样画。当时大陆学界有一种叫“台、澎一体论”，就是说南宋在澎湖设巡检司，说明就已经管到台湾了。这是没有根据的，不能那样画。他还是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这个问题一直和大陆有关部门纠缠了两年多，一直不同意谭先生的这个观点，因此也没办法出版。但谭先生非常坚持的，他说：最后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不出版，我不管了，不出我也无所谓；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出版可以，但要把我谭其骧主编名字删掉，我不负责任。谭先生对这事态度是很硬的。最后报告打到大陆当时管思想意识形态的最高层胡乔木那里，胡乔木最后批示了，他说尊重专家的意见。最后还是根据谭先生的意见出版了。
当然，图集今天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等一会儿还要简单讲一下，但毕竟是我们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巨著。一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图。大概7万多个地名，每幅图有山川城邑大概是上百上千。
历史图从开工到完成，前后经历了33年之久，前后参加者有100余人，可见工作之艰巨。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曾经说这个是1949年以后大陆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成果之一。两个最大成果，一个历史地图集，一个是甲骨文合集。汇编甲骨文也是个大工程，但学术影响没有历史地图集大，因为能够去看的都是甲骨文专家，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去看，也看不懂。历史地图集，反正搞历史的都要去看，所以影响比较大。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我们就送了他这套图，当时只有5册，还有3册没有出齐，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内。
三、学术贡献与不足
这套图，我刚才讲了编纂的大致过程和内容，那么究竟有哪些贡献，我想简单地讲一讲，讲法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研究批评。
第一，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这一点我想不必去详细讲了，有这么一部详细的地图，无论如何对搞历史研究的学者太方便了。我们前辈史学家讲过，地理是研究史学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完全不懂地理，没有空间概念，历史是没办法研究的。有空间有地图，特别是边疆这些地图，不是专家是画不出来的，你仅仅读历史文献，怎么知道这些地名在哪里？7万多个历史地名对历史学家讲起来太有用了。有了这部地图，等于有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平台，其他的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工作。研究历史经济，研究历史人口，研究历史战争，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反映，没这个平台，你就很不方便了。所以大大推进历史学发展，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第二，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个不是因为我参加过才这么说，我只是很小一分子。这是史学界的评价。为什么这样？我从几个方面讲：
一是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历史地理学源于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学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就讲沿革。沿革地理学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了，登峰造极，出了很多名家，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一直到最后集大成的杨守敬，专家辈出。但是沿革地理学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沿革地理学的研究结果如果不画在图上，很难知道是对是错；只有落实到地图上，你才知道这个考证结论是对还是不对；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大多没有画过历史地图，所以他们的考订结论没有经过地图的检验。其次，过去沿革地理专家都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往往是有选择性地考订，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就搞一下，没有兴趣就不搞；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我就不搞，所以没有能够将历史上所有沿革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其三，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因为不画地图，所以只关注各级政区的统隶关系，而不注意政区的界线。如今画我们历史地图可不行了，一个朝代两千多个地名，不能说这个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就不搞，那是全都要画的。两千多个县都要画的，没有一个县可以不画的。当然实在画不出可以叫“无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沿革地理问题是可以逃避的。所以一定要把以往的沿革地理的东西重新清理一遍。哪些是对的，我们就继承；哪些不对，我们还要考证，要讲出道理的。前人的考订结论为什么不用？你要讲得出他错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清朝人搞过很多东西，《二十五史补编》里都有，我们都要一一去查考。还有，清朝人讲的都是清朝地名，你要翻译到你今天的地名，到底还有一百多年变化。我们可以说是清理和总结了沿革地理学，清理和总结必然有一部分是往前推进的。所以我们把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总结下来画成地图，还有一个发展，就是历代二级政区的界线。我们历史上专家考订这个郡、这个府管多少县，这个你好弄的，画在地图上，这条线府界怎么画，那非常伤脑筋的。历史上基本没有这么一个界线明确的记载，因此还得专门对政区的界线进行考订。所以说是总结清理了沿革地理学。这是一个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