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大大丰富和推动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大陆一般这样看，所谓现代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沿革地理学主要限于政区的变化、名称、方位和隶属关系的变革，还有一部分水道的变革。历史地理学要和现代地理学相结合，要包括自然，气候、沙漠、海岸、湖泊、河流等等都要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沿革地理只讲“然”，不讲“所以然”，现代历史地理学要讲“所以然”，为什么这样变化，所以我们画历史地图集的时候，你不能只画政区，还要画自然，主要山川框架你得有啊，所以我们花很大的功夫把历代的主要河流的变迁考订出来，并在图上显示。比如说最大的是黄河，大家都知道黄河历史上变迁很大，每幅图都要有黄河，你必须把历代黄河变迁理清，糊里糊涂还不行，为什么？我刚才讲过，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标准年代。唐图是开元二十九年，宋图是政和元年，元图是至顺元年，明图是万历十年，那你画黄河要画开元二十九年的黄河画唐图上，政和元年的画宋图上，你不能笼笼统统地画，所以一定要把黄河整个变迁弄清楚了，再把你适合的年代配进去，所以必定要搞非常详细的研究了。如果你随便画，将来发现你画的图是万历十年的，你画的黄河是弘治年间的，那就被别人笑话了。画长江也是如此，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湖泊变迁是很大的，洞庭湖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历史上洞庭湖是宋朝以后慢慢扩大起来的，古代洞庭湖很小的。古代在洞庭湖北面江汉平原还有一个云梦泽，怎么样从云梦泽演变为洞庭湖的？彭蠡泽原来在长江北岸的，怎么样从彭蠡泽演变为鄱阳湖的？这些变化一定要搞清楚，最后你才能在不同时期的图上表现出来。还有我们画这么详细的图，没有海岸线不行，古今海岸线不可能完全一样呀，大家都知道苏北范公堤是宋朝的海岸线，那么宋朝以后海岸线到今天怎么涨出去的？所以你必须搞清楚宋朝以前的海岸线到范公堤是怎样发展的，到了南宋时怎么样，元朝怎么样，明朝怎么样，清朝怎么样，到现在怎么样，要把不同时期的海岸线弄清楚，画在图上的就站得住脚了。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华北平原上的河流，如永定河、滹沱河、漳河，在历史上变迁大得不得了，那么你也得把它的历代变化搞清楚，如要画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漳河该怎么流，你得将康熙年间以来一段一段的变化理清楚，最后知道这条嘉庆二十五年的漳河是这样的，画在图上就靠得住了。我们为了画历史地图集，把这些主要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搞清楚了，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搞的不是很细，我们的图比例尺还是几百万的，再细的话也没用处，所以总的说来，真正是把历史地理学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2年中国科学院出了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工作，这本书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部图集大大推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非虚言。
三是推动和发展了清代以来的边疆史地之学。大家都知道，晚清以来中国兴起了西北史地之学、边疆史地之学，那时候很多学者啦，我也不多介绍。因为主要是晚清以来国土沦丧，很多爱国知识分子认为要研究边疆史地，还有很多到边疆去做官的，也注意边疆史地。所以边疆史地之学在晚清是一门显学，出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是文献的，地图也有，但是很简单。秦汉以来，我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政区、民族分布情况怎样，从未有详细的地图。所以我们这次画，边疆那些专家接下来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前人没什么成果留下来，内地毕竟还有杨守敬图可以考察，而边疆地区却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新疆除了冯家昇先生主编的有关维吾尔的一些史料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吐蕃地区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所以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画出汉代的匈奴图、鲜卑图，唐代的突厥图、安西都护府图、南诏图、渤海图，宋代的西辽图、西夏图、吐蕃图、大理图，元朝的岭北行省图，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图。明朝奴儿干都司的384个卫都画出来，那个多不容易呀。查阅这类资料，还需要十分详细地与地图对照，而且光懂汉文不行，还要懂蒙古文、满文，去核对。负责西藏图的王忠先生懂一点藏文的，但是不专，还专门请了两位懂历史的喇嘛来参加，搞西藏图。吐蕃图搞出来，非常详细。清朝的西藏图也搞出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详细的西藏地区历史图，真是花了心血的。现在研究边疆史地都以这些图作为它的基础。也就是说，趁编历史地图集机会才能够做到，假如没有这个历史地图集的话，不会有人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的。当然我们也借助一些政治优势，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交下来的任务，调动人员很方便，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经费充足，参加者也很愿意。尤中先生搞云南图，他告诉我，云南边界上不能随便去考察的，他也因为有了这支“令箭”，找了军区，由军区派了个吉普车，云南边界上每一个界碑都去跑过。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研究过，今后也不可能这么研究啦，谁可能有这么多钱，部队里头让你坐吉普车边界上一个个这样去看？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工作不敢说是绝后嘛，肯定是空前的、伟大的，很多专家通过这个工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确实是功德无量！
当然，这件工作也奠定了现代历史地图编绘的设计和制图方法。因为编历史地图我们都没经验，地图出版社也没经验。我们地图要求古今对照，古今两种颜色套起来，现在当然电子画图，方便多了，当年是没有的，50年代、60年代用的还是老的方法，当时印地图最好的是(上海的)中华印刷厂，北京也不行。中华印刷厂机器并不怎么先进，是老师傅技术高明，老中华厂从30年代印地图印到现代，有丰富的经验。我知道当时的方法是制作两块图版，一个古地名版，一个今地名版，把它套起来，要套得好、准，因为古今相同两个圈刚好套在一起，套得差一点分开一点，读者会以为古今不一样，实际上是古今一样的。河流也是这样，两条河流古今一样的话要套在一起，差一点读者以为古今变化了，不行呀。所以做了很多实验，不断地反复，最后套出来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印制地图的水平也提高了。
还有呢，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工作者。我可以说大陆七十岁以上的现在还在搞历史地理工作的，大多参加过这个任务。包括我在内的复旦一批搞历史地理的，云南大学尤中，还包括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的陈连开，搞太平天国的郭毅生等，都参加过这个工作，现在都已七老八十了。
那么我讲了半天这么多好处，这个图集有没有不足呢？有不足。这个不足还不是很小。
首先，由于“文革”期间这个“左”的思想干扰，也造成了不少的损害。举个例子，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论点，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是光明的、进步的，分裂时期都是黑暗的、反动的，因此我们要强调统一，不要强调分裂，因此统一王朝要画得详细，分裂王朝只画简图、画得简单，所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变成简图了。所谓简图，只画府级，没有县一级。当时我们原稿都有的，县级、府级都画好了的，由于工宣队、极左思想影响，认为历史上分裂时期的图幅比统一时期的还多呀，所以不行。这个政治倾向不行，要简化，结果分裂时期的图都变成简图。太可惜了！这些1981年修订的时候谭先生讲了，工作量太大，无法恢复了。这是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始终感到遗憾的事情。我们心里想有没有机会搞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工作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规模太大。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其实反过来讲，越是分裂的时候读史越需要呀，读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地名很混乱，应该有详细地图，结果没有。这应该是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的一个不足。
其次，历史地图当然有它的特点，它不像文字，一个地名、一个政区的考订不一样，有三种看法，我们只好画一种，不像文字，这个地名在哪里，一说在哪里，又一说在哪里，都可以反映出来。地图没办法，你不能三种地名都画进去，只好取其一，这种取择只好由作者来判断，作者判断是不是很准确，也很难说，这是没办法的。
还有，我们所谓历史图只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封建社会里全国的统治不像现在每个村落都统治到，当时有些地方中原王朝根本管不到的，比如说贵州，可能清朝以前很多地方中原王朝管不到，但贵州当然要画在中原王朝里头。但这个里头大家知道内地很多土司，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一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央政权势力还没到这些地方，但我们画起来要做中原王朝一块来画，这个没办法，我们也不清楚它到底多少范围是“独立”的。这个当然和历史事实有出入，但这个我想读者都可以理解。
还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的图有一些错误。大家都知道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修方志，一个地方修它地方上的方志时，对本地的古迹非常认真，有的实际跑去考察，拍照片，那我们当时搞全国的当然不可能这样了，只能吸收人家的成果，人家不讲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来考订。现在有一些读者反映我们图里头哪个地方画错了，哪个地方画得不对，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当时关在房间里，不可能像县里编方志这样来搞啦，有不少错误、缺点，这个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希望后来者，我们后代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能够有机会把它修订，把它再改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图集出版已经20多年了，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和一批老专家都已先后去世了，当年的一批所谓青年助手像我们这样的也都过了古稀之年了。那么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我想从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视之，这个意义恐怕能够永留人间。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修订意见注2
许 鹏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注3(以下简称《图集》)确实是中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为其他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依据。注4《图集》的编绘是一项大型科研工程，是众多科研单位、广大专家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影响，一些问题未能很合理地解决。注5所以在《图集》出版之后，谭其骧先生就诚恳地希望随着图集的广泛流布，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批评改正，以使这部史无前例的巨著更完美。注6
笔者因工作需要，经常参考《图集》第八册陕西省分图，受益匪浅。但在充分查阅和对照各种史志资料后，发现其也有少许错讹不确之处。截至目前，只有耿占军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陕西省的校误(两则)。注7因而有必要将这些错误或更为完善之画法列出，以利修订。
一、因对文献、方志等史料缺乏精心比勘而致误
1.富平县：邸店，应为“底店镇”
《图集》西安府富平县北有“邸店”。注8其文献依据为《秦陇回务纪略》卷4、《大清帝国全图》。注9
据《雍正陕西通志》注10卷16《关梁一·富平县》：底店镇在县北六十里。《光绪富平县志稿》卷1《形胜·疆域图》、《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富平县·乡镇》注11，俱作“底店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注12渭南市富平县北有“底店”。
2.三原县：红水镇，应为“洪水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淳化县东南有“红水镇”，其依据为《平定关陇纪略》卷5。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洪水镇在(三原)县北四十里。《光绪三原县新志·全图·县境总图》，标有“洪水镇”。《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原县》：图上标有“洪水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咸阳市三原县东北有“洪水村”。
“红水镇”当为“洪水镇”，属三原县。
3.郃阳县：露井镇，应为“路井镇”
《图集》同州府郃阳县南有“露井镇”，依据是《平定关陇纪略》卷4。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路井镇在县西南四十里。《清国史·地理志》卷63《陕西二(上)·同州府·郃阳》、《清史稿·地理志·陕西同州府·郃阳》：有路井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渭南市合阳县西南有“路井镇”。
4.澄城县：交道岭，宜为“交道镇”
《图集》同州府澄城县南偏西有“交道岭”。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澄城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4《陕西省·同州府·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澄城·乡镇》、《清国史·地理志》卷63《陕西二(上)·同州府·澄城》，俱作“交道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渭南市澄城县南亦有“交道镇”。
依《图集》体例，重要的地名、名山大川才画入，而“交道岭”名不见经传。相反，“交道镇”倒是澄城县西南一方重镇。此处宜作“交道镇”。
5.凤县：唐藏，应为“唐仓”
《图集》汉中府凤县北有“唐藏”，依据是《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卷6。
据《读史方舆纪要》注13卷56《陕西五·汉中府凤县》：唐仓镇，在县北三十里。《关中胜迹图志》注14卷21：唐仓城在县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8《陕西省·汉中府二·古迹》：唐仓城，在凤县北。《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凤》：唐仓城在县北。
另据郦道元《水经注》卷20：北川水出北洛川山南，南流迳唐仓城下。《资治通鉴》卷292，五代周显德二年：蜀李廷珪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之北唐仓镇及黄花谷，绝周粮道。闰月，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太平寰宇记》卷134：梁泉县有唐仓栅，旧立仓廪，至今谓之唐仓栅。
6.安康县：衡口镇，应为“恒口铺”
《图集》兴安府安康县西北有“衡口镇”，盖据续修《大清一统志》卷188《兴安府》、《雍正陕西通志》卷17：衡口镇在州西七十五里，盖衡水合月河之口，即今之恒口铺(州册)。西城县有衡口镇(九域志)。
然《大清一统志》乃据宋朝《九域志》，该书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改“恒”为“衡”。《雍正陕西通志》之衡口镇在“附州境古关隘”条目下，且已说明“即今之恒口铺”。《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安康县·乡镇》，则作“恒口铺”。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安康市西有“恒口镇”。
7.紫阳县：楮河，应为“渚河”
《图集》兴安府紫阳县西有“楮河”。其依据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一·山川》：楮河在紫阳县西二十五里，东流入任河。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渚河，渚一作褚，在县西二十五里，东流合任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图》作“渚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紫阳县·水道》、《皇朝地理志》、《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紫阳》俱作渚河。另：今《陕西省地图册》紫阳县下亦作“渚河”。
此处应系字形相近之误，可见《图集》没有仔细勘对其他史料。
8.汉阴厅：越河，应为“月河”
《图集》兴安府汉阴厅东南境有“越河”。
据续修《大清一统志》卷188《兴安府》：月河源出安康县西北，东南流入州西，入汉江。《水经注》：月谷口山有阪，月川于中，黄壤沃衍，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书善其川土沃美也。《元和志》：月川水出汉阴县东梁门山，水出麸金。《通志》：月河源出月岭山。旧《汉阴县志》：月河自县西分水岭发源，合县西诸小水，环绕县城形如半月，流九十里入州界。《州志》谓之越河。
月河之得名大概因为发源月岭山或“环绕县城形如半月”，作“越”者，乃仅见于“旧州志”。且《关中水道记》卷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一·山川》、《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汉阴厅》、《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兴安府·汉阴厅》及今《陕西省地图册》安康市汉阴县下亦作“月河”。
《图集》元时期，亦作“月川水”。清图当据改。
9.宜川县：孟门山，应在汾川水(今云岩河)入黄河处
《图集》延安府宜川县东(丹水入黄河处)、山西省平阳府吉州西有“孟门山”。
据《乾隆宜川县志·图考·壶口图》：孟门去壶口一里，属下流；同书，卷1《舆地·山川》：孟门山属平佐里，在县东北一百里黄河中。《关中胜迹图志》卷23《延安府疆域图·壶口图》：孟门山、壶口相邻，在汾川水入黄河处。《嘉庆会典舆图·延安府图》，同。《水道提纲》卷5：黄河……又南为宜川县东境，东岸吉州西境之孟门山，山在宜川东北，临河，其东岸即吉州之西北，山不断；南为壶口山，河中有滩，山在吉州西北，其西岸山即宜川孟门南寿峰也。又南经西岸老吉堡东；又南，有汾川水自西北来，合银川、丹阳诸水东注之。《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延安府全图》：壶口在汾川水入河处。《清国史·地理志》卷67《陕西六·延安府·宜川》：孟门山在县东北百十里。《雍正山西通志》卷177《壶口·龙门辨》：县西北二十五里有龙门山，即壶口之南支，而孟门即龙门之上口，在隰州大宁西南，与陕西宜川相对。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延安府宜川县“壶口瀑布”约在仕望河北二十里处。
可知孟门山在宜川东北、山西吉州西北，壶口在孟门山上游一里。此《乾隆宜川县志》专门有考证，而《图集》未采纳。且壶口、孟门之位置因黄河的水流下切而不断移动注15，应全面考证各个朝代史料，画出其准确位置。
10.乾州：陆柏镇，应为“陆陌镇”
《图集》乾州东北有“陆柏镇”。依据是《大清一统志》卷193：陆柏镇在州东十五里。
而据《雍正乾州新志》卷3《镇堡》、《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乾州直隶州·乡镇》俱作“陆陌镇”。《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7《乾州直隶州·山川》：有“六陌”，在州东。《州志》谓之“陆陌”，在州东十五里，有镇。《清国史·地理志》卷68《陕西七·乾州直隶州》：六陌镇。
《图集》没有对照其他志书，误作“柏”。
11.山阳县：银花落，应为“银花寨”
《图集》商州直隶州山阳县东南有“银花落”。依据是《平回志》卷4。
据《康熙山阳县初志》卷2《市镇》：银花寨在城东南八十里。《雍正陕西通志》卷17：银花寨在县东南八十里。《乾隆直隶商州志》卷5《关梁·山阳县》：银花寨在县东南八十里。《清国史·地理志》亦作“银花寨”。
另：今之《陕西省地图册》商洛市山阳县有“银花镇”。
12.邠州：大峪镇，应为“太峪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南有“大峪镇”。
据董恂《度陇记》作“太峪镇”注16。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邠州直隶州·乡镇》：州有镇七，高村、龙马、太峪、拜家河、史店、白吉、永乐。民国《邠州新志稿》卷2《疆域》镇凡八：有太峪、永乐诸镇。又卷3地理，河流下有“太峪河”。
另：今之《陕西省地图册》咸阳市彬县南有“太峪(镇)”、“太峪河”。
13.留坝厅：柴官岭，应为“柴关岭”
《图集》第七册(明时期)，汉中府凤县东南、留坝西北有“柴关”，而第八册(清时期)汉中府留坝厅西北作“柴官岭”。
据《秦蜀驿程记》注17、《精华录》注18、《雍正陕西通志》注19俱作“柴关岭”。《图集》元时期，凤州下作“柴关驿”。笔者遍查文献，未见有改名的记载，清图应误。
二、因字形、读音相近而致误
14.咸宁县：坝水，应为“灞水”
《图集》西安府咸宁县东北有“坝水”自蓝田县入渭水。
据《汉书·地理志》卷28：“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后世有“霸”、“灞”两种写法，却从无“坝(壩)水”之名。另：《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7《陕西省·西安府·山川》、《关中水道记》注20卷3、《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西安府·咸宁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2《陕西一(上)·西安府·咸宁》，俱作灞(霸)水。
《图集》应误。
15.鄠县：崂峪口，应为“涝峪口”
《图集》西安府鄠县南有“崂峪口”。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9：涝峪在县西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7《陕西省·西安府·山川》：涝谷，在鄠县西南。另：《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鄠县》、《清国史·地理志》卷62《陕西一(上)·西安府·鄠县》、《民国鄠县志》卷1《山谷·河渠》，俱作“涝峪”。另：今《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市户县南有“涝峪河”。
16.盩厔县：黄柏源，应为“黄柏塬”
《图集》西安府盩厔县西南角有“黄柏源”。
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汉中府·佛坪厅》、《民国佛坪县志》卷上《地理志·壻水河》，应作“原”或“塬”字，二字形异义同。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宝鸡市太白县东南有“黄柏塬”。
《图集》作“源”，则误。
17.平利县：沛河，应为“柿河”(南江河)
《图集》兴安府平利县南有“沛河”。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山川》：南江河在平利县南四百一十里，接四川夔州府大宁县界，其上源曰小源溪、母猪峡，东流迳湖北郧阳府竹溪、竹山二县界入汉。《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平利县·水道·镇坪分县水道附》：大榆河出治城西南七十五里之韩婆垭，东北行六十二里至中茅坝，又北行十三里至治城南，又西北行十里，又北行五里至□子城，又北行二十五里至古渡，又北行二十八里至乾坪，又四里……又东北行十五里过千山峡，入平利之洪石河。《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2《地理志·山川》：南江河在镇坪，源出鸡心岭，北流二十五里至中茅坝，又北流十三里，又西北流十里，又北流五里，又北三里……又北流二十二里至古□里渡，又北流二十八里至乾坪，又北流四里过回龙寺，又北流十五里至千山峡，洪石河注之，又东北流至洋溪界牌沟，入湖北竹溪。《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平利》：南江水在县东南，上源曰小源溪、母猪峡，东北流迳县境，又东入湖北竹山界。《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兴安府·平利》：东南，南江河，东入湖北竹山。
从流路上看，大榆河就是南江河。此处南江河当入湖北竹溪县。《图集》将此河作“沛河”，未知所据。查续修《大清一统志》卷272：柿河在竹山县西南，源出竹溪县。《湖广通志》卷10《山川·竹溪县》：柿河，在县东南百二十里。《清史稿·地理志》卷67《湖北省·郧阳府·竹溪县》有“柿河”，为堵水一上源。
“沛”显系“柿”之误，而南江河即柿河上源之一。
18.洛川县：黄莲河，应为“黄连河”
《图集》鄜州直隶州洛川县东南有“黄莲河”。
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9《鄜州直隶州·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洛川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俱作“黄连”。
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延安市洛川县东南境依然有“黄连河”。《图集》应误。
三、因简化字不对应而致误
19.蓝田县：泄湖镇，应为“洩湖镇”
《图集》西安府蓝田县西北有“泄湖镇”。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嘉庆蓝田县志》图、《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蓝田县·乡镇》，当为“洩湖镇”。且今《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市蓝田县东北亦作“洩湖镇”。泄、洩虽读xiè时通用，但此处“洩湖”之“洩”应读作yè，盖与渏水(一名白牛河)注21经过此地有关。
20.同官县：陈镇，应是“陈罏镇”
《图集》西安府同官县东南有“陈镇”。
据《乾隆同官县志》卷2《建置志·市镇》、《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9《陕西省·西安府·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同官县·乡镇》，俱作“陈罏镇”。另：《中国历史地图集》繁体字版注22也作“陈罏镇”。“”非“罏”之对应的简化字。《汉语大字典》注23“罏”通“壚”(垆)。
21.洋县：水，应为“灙水”
《图集》汉中府洋县北有“水”。
而据《关中水道记》卷4《东汉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7《陕西省·汉中府·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洋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洋县》，俱作“灙水”。
查《汉语大字典》“灙”字无对应的简化字。
22.安康县：付家河，应为“傅家河”
《图集》兴安府安康县北有“付家河”。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关中胜迹图志》卷2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 《兴安府·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安康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安康》，俱作“傅家河”。
查《汉语大字典》“傅”与“付”作“交给”意讲时才可通用。此处作为地名，不当更改。
23.清涧县：石咀驿，应为“石嘴驿”
《图集》清涧县北有“石咀驿”。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36《驿传》、《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50《绥德直隶州·关隘》、《道光清涧县志》卷2《建置志·驿递》、《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清涧县·乡镇》，俱作“石嘴驿”。
“嘴”与“咀”并非一字，不可混淆。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榆林市清涧县北亦作“石嘴驿镇”。同理，《图集》宝鸡县南之“咀头”当作“嘴头”。
四、河流发源、流路等地理错误
24.蓝田县：缺灞水正支，误将蓝水作灞水正源
《图集》西安府蓝田县：灞水发源于蓝桥镇东南。
据《关中水道记》卷3《霸水》：霸水出陕西西安府蓝田县东南蓝田谷，今谷在县东南五十里，亦名倒回谷，水出而西流，霸水又西，蓝水北注之。《长安志》：蓝田县蓝谷在县东南二十里，蓝谷水南自秦岭西流，迳蓝关、蓝桥，过王顺山下，西北流入霸水者也。《关中胜迹图志》卷1《西安府疆域图·蓝田县》东南标有“蓝水”、“辋川”。《商洛行程记》注24：蓝桥，蓝水所出也。《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蓝田县·水道》：灞水出县东北倒谷中，西南流二十里至大龙庙，折而西北流二十五里经黄沙岭下，始出谷口，又西北十里许至屏峰镇东，又折而西南流，又十八里，蓝水自东南来流入之，又十里抵县治南，以北三小水入之，以南辋水自南来流入之，复折而西北绕治城西南，迳白鹿原下三十五里，猗水、注水及山麓诸小水递次入之，至咸宁县蒋村入咸宁县境。蓝水出县东南五十里商州界，西北流十里经新店铺，有营，又十里经蓝桥镇，又十里绕蓝关，迳元象山，出悟真谷口，又八里过普化镇，入灞水。辋水二源，一出县东南六十里秦岭，是为东源，西北流十里迳葛牌镇，又二十里至两河街西，与西源合。一出县南五十五里甘家坪，是为西源，北流二十里迳四女沟口，折而东北流十里至富家川东，与东源两水相合，北流十五里迳鹿苑寺，折而西北流十六里出辋谷，又八里入灞水。《光绪蓝田县志》卷6《土地志·山川》，同。
另：今《陕西省地图册》蓝田县灞水上源有三支，其最北为正源(今名灞河，发源处有“灞源镇”)，西南过蓝桥镇者为蓝水(今名蓝桥河)，最南过葛牌镇者是辋谷水(今名网峪河)。与《关中水道记》、《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光绪蓝田县志》流路同。且《图集》元、明时期两图中蓝田县下，霸水俱发源于蓝田县东、蓝田山东北。
可见，灞水与蓝水乃二水也。《图集》不仅没有认真分析文献，也没有前后比对不同时期的图幅。此处竟缺灞河正支，误将蓝水作正源。
25.岐山县：湋水，谭图作“水”，应在岐山县东，东南注雍水，其通名宜用雍水
《图集》凤翔府岐山县东南有“水”，依据是《大清一统志·凤翔府一》。
据《关中水道记》卷3《雍水》：雍水又迳虢王镇北，又东入岐山界。雍水又东，湋谷水南注之，雍水自下通有湋水之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5《陕西省·凤翔府·山川》：雍水在凤翔县西，东南流迳岐山、扶风二县南，又东流入乾州武功县界。湋水在岐山县东，东南流至扶风县西入雍水。按：湋水在岐山县东、扶风县西，今已淤塞。道光《陕西志辑要》卷4《岐山县·山川》：岐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入境，东流达扶风，与湋水合。《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岐山县·水道》：湋水即雍水之下流，自凤翔县界河北村南入境，东南流屈曲十五里至交河，又十里至枣林镇，折而北流八里至鲁班沟，又四里……又转而南流，迂回十里至庄子头入扶风县境。《岐山县乡土志》卷3《地理·水·雍水》，同。《清国史·地理志》卷64《陕西三(上)·凤翔府·岐山》：湋水在县东，一名白水，一名围川，唐以此名县，东南流合雍水。
所以，湋水当在岐山县东境，东南注于雍水。雍水在扶风县西合湋水后，才有湋水之名。后湋水淤塞，所以此处宜用雍水作河名。《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元、明图，即以雍水作河名。
26.南郑县：老渚河，应为“冷水河”
《图集》汉中府南郑县南有“老渚河”，发源于县南青石关之南，北流入汉水。依据是《大清一统志·汉中府一》。
据《关中水道记》卷4《汉水》：汉水又东迳(南郑)县境南，池水北注之，今有水出县南百九十里王女山，俗称老子河，老、獠，声之误耳，北流。冷水河源出汉山，又红花水亦出汉山，合流东注之。今按：冷水河则池水东与獠子河合者也。《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南郑县·水道》：冷水河源出小南海，北流二十里至牟家坝，又北流十五里至祖师殿，东开复润堰，西开隆兴堰，又北十三里，开芝枝堰，又东北流十八里入汉。《民国南郑县志》卷1《舆地志·川道》：冷水古名池水，其源有二，一出县南龙头山之喷水岩，一出县南青石关北山穴池中，俗名小南海，二源相会，水势始壮，又北流十五里迳牟家坝东，又北流三里至两河口，冷水又北流十七里至曲水坝东，又北流五里至祖师殿，红花河一名老子河，又名老溪，又名老猪河，自青山沟东北流来会，又北流八里至塘坎子西，又北流二里至庐家沟，又十里至渔营东南，入汉水。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则发源于青石关之河流为冷水河，其北流而纳“老渚河”。
可知老渚河仅为冷水河一支流，《图集》误。
27.宁羌州：汉水正源不确切
《图集》汉中府宁羌州北有汉水，源出嶓冢山而南流至大安驿，折而东流。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汉水》：按汉水出宁羌州北嶓冢山，初名漾水，导漾东流，西受五丁峡水，又东，大安河南流入之，又东，濒仓河一名三泉水自铁佛铺来南流入之，又东至金堆铺南，入沔县界。《关中水道记》卷4《东汉水》：东汉水出陕西汉中府宁羌州，东汉水屈东，大安河水南注之，汉水又东，三泉河水南注之，汉水又东入沔县。《关中胜迹图志》卷28《汉江图一》也作汉江，发源于大安驿西偏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7《陕西省·汉中府一·山川》：汉水在宁羌州北，源出嶓冢山，东流迳沔县南。《光绪宁羌州志·舆地志·山川》：漾水出州北九十里嶓冢山，常璩曰汉水。其水自山洞涌出，东流，受五丁峡水，又东，大安河南流注之，又东，濒仓河自铁佛铺来注之，又东至金堆铺南，入沔县界。《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宁羌州·水道》：漾水源二，一出甘肃之嶓冢山、一出州北嶓冢山；《禹贡》“嶓冢导漾”，此其东源也。东行十里至烈金坝，五丁峡水南来注之，又东行十里至大安驿，黄铜铺水北来注之，又东行二十里至金堆铺出境，由沔县合沮水，是为东汉江。
据以上志书则知汉水出嶓冢山南、大安驿西约二十里，汉水出而径直东流至大安驿，北纳大安河(亦作“黄铜铺水”)。《图集》则作水出而稍东，折而南流，至大安驿又折而东。是误将大安河作汉水正源。《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一·宁羌州》的画法则较准确。
28.西乡县：木马河，误将“左西河”作主源
《图集》汉中府西乡县西南有木马河，在大巴关北纳自城固县西来一水。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木马河即《舆地纪胜》之马源水，源出巴山，东北流，左合私陀河水，右合左西河水，又东北合□莒河水，又左得三里河水，又东迳西乡县南。左西河在县西南六十里，源出巴山，西北流入木马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西乡县·水道》：牧(一作“木”)马河，源出城固凉水井，东流三十里至县西南入境，又东流纳旧私河水，又东北流十八里过罐子山，左西河水南来注之。左西河，源二，一出侯家坡，东北流九里；一出庙垭，北流四里；同至麻柳坝，又东北流三里至阴司河，又东北流一十六里至峡口，名平地河，又西北流四里入木马河。
《雍正陕西通志》、《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所叙木马河源起、流路均与今《陕西省地图册》同。《图集》误将左西河(今经“左溪”镇之“峡河”)作为木马河之源，而将主源标为现代之河流。
29.镇安县：大任河源头，应在杨泗庙南；入洵河当在洵阳县任河口
《图集》商州直隶州镇安县西南有大任河，发源杨泗庙西北，东南流，入洵河。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大任河在县南百里，源出张家坪，流入洵阳界入洵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镇安县·水道》：大任河出镇安县西南延安岭(在杨泗庙南约三十里处)，又东南迳穆王坪、狮子口，至红庙出境，由洵阳县之任河口入洵河。
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则发源于杨泗庙稍南者，乃小任河。今之《陕西省地图册》镇安县达仁河、小仁河与洵河之水道亦如此。
五、取舍不当致不同朝代地名混杂等
30.沔县：青羊驿，应为“青羊(驿)镇”
《图集》汉中府沔县西南有“青羊驿”。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青羊驿镇在县西六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8《陕西省·汉中府二·关隘》：青羊驿，在沔县西六十里，南接大安，西通阳平，今裁。《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沔县》、《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汉中府·沔县》，俱作“青羊镇”。
可见“青羊驿”最迟在雍正时已经裁撤驿站，仅是一个“镇”了。《图集》仍作“青羊驿”，不准确。
31.三水县：应补“太羽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三水县北有“椒村”，却无“太羽镇”。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三水县》、《大清一统志》卷194、《乾隆三水县志》卷1《乡镇亭堡寨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8《陕西·邠州直隶州·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水县·乡镇》，俱载有：太羽镇在县北二十里。而《图集》仅画一“椒村”，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水县·乡镇》，则“椒村”甚至在县境57个大村之中都算不上数。
类似的取舍不当在《图集》中还有多处，恕不能一一列出。
六、其他错误
32.保安县：西南境洛水流域应属陕西延安府
《图集》延安府保安县西南境有洛水自甘肃庆阳府流入。《清时期全图(一)》同。而《清时期全图(二)》则将洛水全流域画在延安府。
另：《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省一》，则洛水流域全在延安府境。笔者遍查清代各有关志书，有清一代未发现洛水流域疆界有变化。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按洛水源出庆阳安化县北白于山，东南流合白豹川水，入保安界，至金汤城，又东南迳金鼎山；卷10《洛水》：在县西古金汤城下，流入安塞县；卷16《关梁·保安县·金汤城》：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即宋金汤城(府志)。河套有警为戍守要地，今基址犹存，与庆阳黑水接界(县志)；卷37《保安县·社仓》：金汤城十二间，雍正八年建。《乾隆甘肃通志》卷5《山川·庆阳府·安化县》：洛河在县东北二百五十里，源出白于山，经延安府保安县界。《关中胜迹图志》卷23《延安府疆域图》将洛河流域画在保安县下。《咸丰保安县志·古迹》：金汤寨故城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光绪保安县志略·舆幅篇·沿革》：又西北一百二十里为金汤镇；同书《疆域》：(保安)西界甘肃安化县，由县城山行迳九吾山，由旦八里渡洛，沿曹家河至安化之石佛寺交界，一百二十里。《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保安县》，则洛河流域全属保安县。
《图集》将洛河流域包括所经之“金汤寨”画在庆阳府境，或从《乾隆甘肃通志》：洛水源出庆阳府安化县白于山。然“白于山在故洛源县北三十里”注25，洛源县在吴旗镇(今吴起县)西北境。注26齐召南《水道提纲》：白于山在边城宁塞堡南、靖边营之西南。注27《图集》所画误差太大。
总之，从以上各条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文献使用中缺乏精心比勘、对古今方志不能全面借鉴，其在地名沿革考证上也出现少许的新旧地名混杂、地名取舍不当及以非对应的简化字代替某些繁体字地名，造成误解等错误。特别是后者，笔者以为地名作为历史及事件载体，使用时应精细、准确，不可做无依据的简化或替换。当然，《图集》中的一些失误乃是由于编绘时所处的时代原因造成的。注28
以上《图集》中的这些不确之处，虽然大多数都是当时县级政区以内的小地名，但许多小地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的小地名在以前或是一方重镇，有的在后来可能发展得极具战略地位。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地名一时的“级别”而忽略它，造成使用、研究上的麻烦。
另外，《图集》所依据的一些史料，如《秦陇回务纪略》、《平定关陇纪略》、《嘉庆川湖陕靖寇记》、《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要》、《平回志》等，虽然有助于结合历史事件理解某一地名的历史存在意义，但这些著作并非专门的地理志书，在地名的考证方面较粗浅甚至付阙，其利用的价值不大，仅可参考，不可为据。
以上意见只是笔者的肤浅认识，抛砖引玉，聊作参考。
将军大臣所统曰城——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注29
傅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