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是中国抄写文本过渡到印刷文本的分水岭，只是这一时期局势动荡，书籍颇多散亡，而印本罕有留存。是故，宇文所安说，“我们现有的印刷文本多从宋朝开始”(40)。如今，我们考察五代书籍刊刻的意义，就是要关注它为宋代文化和书籍刊刻兴盛所构建的基础。
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北宋文化建设、书籍印刷的兴盛与后周及南方诸国有极重要的继承关系。其继承关系主要体现在，后周与五代江南诸国为北宋初年文化的恢复保存了种子，准备了条件。此外，五代诸国更为宋朝书籍印刷准备了条件，其与印刷有关的活动，包括书籍校勘、编纂、雕印、造纸、制墨等。分析下来，五代诸国为宋朝书籍刊刻事业所打下的基础主要可分为人、物、制度三个方面。就“人”而言，可分为能够胜任书籍搜集、校勘、编纂的藏书家或饱学文士，以及具体进行雕板印刷的书手、刻工等与印刷相关的人物。就“物”而言，则包括用于书籍印刷的木料、纸、墨等等。而所谓“制度”，便是五代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印刷的相关文化制度，如书籍搜集、校勘、编纂、版印等政策及其相关制度的形成。
客观地看，由于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取得政权，北宋初年的文化积累直接承继的是后周柴氏留下的老底子。据陶懋炳说：“后周建国后，制礼作乐，刊印经籍，访求图书，提倡文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4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8）更集中记载了后周图书刊刻建设的诸多成绩。早在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冯道雕印《九经》，久而未成。后周建立后，终于刊刻成了“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955年（显德二年），后周又将校勘《经典释文》30卷雕成印板。如此等等，不一而述。
北宋取代后周建国，后周重视文化建设与书籍印刷的事实，对于北宋统治者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据说，北宋灭后蜀，蜀宫人入内。赵匡胤见其铜镜背有志“乾德”，不详其意。问大臣窦仪，乃知前蜀有年号曰“乾德”，与太祖年号相同。于是赵匡胤高兴地说：“作相须读书人。”(42)中原政权向来以“中国”自视，赵匡胤武将出身，虽重文治，对西蜀、江南的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却知之不多。北宋建国对书籍印刷的大力提倡，主要源于其所熟知的后晋、后唐、后周以来的文化成果。后周以来国子监多次大规模《九经》、《经典释文》等典籍印刷，对于后来北宋朝野书籍印刷风气的形成不可谓关系不大。此外，为了访求书籍，鼓励民间献书，后周还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政策加以保证。956年（显德四年）正月，周世宗下诏：
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43)
事实上，后周这样的政策在北宋建国以后都得了很好的继承。从那以后，求书、献书逐渐形成制度和风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以下简称《长编》）载：“太祖乾德四年闰八月，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岁，《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皆应诏献书，总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书府。赐弼等科名。”（此据《会要》）
此外，《长编》（卷22）又载，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癸酉，诏：“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愿诣阙者，令乘传，县次续食。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
由此来看，我们研究北宋的印刷文化传承，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后周打下的基础。而后周对于北宋书籍印刷的影响，我以为还只是制度和风气方面的。以前述刻印儒家典籍为例，后周以来国子监刊刻儒家典籍的惯例就一直延续到了宋朝，为南北两宋所继承。然而，谈到五代对北宋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不可忽略的还有当时的南方诸国。
一、五代时期江南的政治经济形势
南方诸国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与当时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的形势相比，五代之于北方，其战争之惨烈尤甚。北方战乱对经济、文化的破坏甚于南方，其结果直接导致北方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移民被迫逃到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对此，安徽大学郭琳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几乎‘无岁不战争’，这使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繁荣的中原文化也日益暗淡，而号为蛮夷之邦的南方，文化日盛。”这才导致当时北方流民的主要逃亡趋向有“漩涡式”和“直线式”两种，其中尤以“直线式”逃亡最显著。所谓“直线式”流亡，即是从北方向南方迁徙，不再回归故里。(44)
当然，客观地说，在五代时期，南方的战乱也有惨烈者。在九世纪末，杨行密与秦彦、毕师铎为争夺扬州，在江淮一带攻伐一度形成拉锯之势。《旧五代史》（卷134）载：光启三年（887）十月，杨行密攻陷扬州城时，“城中食尽，米四十千，居人相啖略尽”。《新五代史》（卷61）的描述更为触目惊心：“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45)
战后，扬州“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随后杨行密又与孙儒、钱镠等在淮扬一带，攻伐不断。为此，邓广铭说：“九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46)战争的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旧五代史》卷134）。北宋司马光说：“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卷259）此后，“为了自存，杨行密、徐温进行了以后梁、吴越、江西为对手的兼并战争。然而客观地说，当时吴的存在，阻止了朱全忠等的南下，起着保障南方不受北方战乱侵扰的作用”(47)。因此，总体上说，南方这样的攻伐相比于北方，在持续时间上相对要短，且次数频率也大大少于北方。此外，南方战后经济的恢复由于经济发展的保障，也快于北方。据史载，江淮富庶之地，经过六年混战，民生凋敝。时杨行密感到用度匮乏，大臣高勖建议说：“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尽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资治通鉴》卷259）最终，杨行密采纳了这一建议。《旧五代史》（卷134）也记载，为了改变荒凉的现状，杨行密一方面“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另一方面，“搜兵练将，以图霸道”，对付北方朱温的军事压力。结果，“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资治通鉴》卷259）。而南唐史温《钓矶立谈》也记载：“吴王(48)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阗。”此记载似乎是说，不到十年，扬州城就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景象。
南方战事到了徐温、徐知诰执政期间，逐渐缓和下来。徐温开始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注意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他与吴越达成“休兵息民”妥协，很快结束了吴越战争。在吴、越的影响下，闽、楚、南汉、荆南等南方诸国的执政者都相对恪守“保境安民”的策略(49)。史载，李昪曾告诫儿子李璟说：“善和邻好，以安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之覆也。”（《钓矶立谈》）吴越王钱镠在《与董昌书》中则说：“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也。”（《吴越备史》卷1）他响应徐温休兵息民的建议，停止了对吴的战争。于是，吴、越两国在公元919年无锡之战后战事基本平息了下来。
自此以后，南方诸国总体上保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江南诸国，前蜀、后蜀、南唐、吴越、闽等，政权更迭都相对平稳，民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相对安定平和的环境，移民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劳动力。劳动力的增加以及技术的更新使成本下降，反过来又更刺激了经济的活跃发展。
事实上，在五代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北方人口只有一百多万户（包括北汉三万五千多户），北宋平定南方诸国，又得二百三十多万户。当时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二倍，这是五代移民大量南迁的结果。北方的移民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和技术的南移，南方的经济发展日益超过了北方。(50)
移民的南迁的同时也伴随着士人的南迁、文化和书籍的南迁。据史料记载，当时北方一些著名的文人雅士都选择了南迁。如有我们熟知的晚唐诗人罗隐迁入吴越，而韦庄则入了西蜀。即使是南方相对落后的闽国，唐末北方衣冠避地于此的也甚多。如后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杨陟从弟杨沂，知名进士韩偓、徐夤等人皆入闽国。冻国栋说：“比较唐前后期儒学、文学人物（包括诗人和散文作家）、进士等文人籍贯、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南北方不同地域内各类文人的数量在唐前、后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个基本的倾向是籍贯属北方的各类文人学士对南方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中唐后已逐渐丧失。”(51)
《圣经》有言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与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有很大关系，也与北方的持续战乱有关。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记载：“自京口南，被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804）冻国栋因此解释道：“这些移入的人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吴县一带，唐中后期直至五代，福建、岭南、江西一带进士文人的辈出与北方士大夫的南迁有着密切关系。……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北方士大夫及其家庭的南迁，对移居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具有启蒙和推动作用。”(52)
这一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南方皇帝也借北方战乱、移民大量迁入的机会，大肆网罗人才，巩固自己的势力。兹取数例以证其实。
《十国春秋》（卷78）载：“是时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广陵杨氏称吴，南海刘氏称汉，长溪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骋好，咸以龙衣、玉册劝王自帝，王（钱镠）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却之不纳，而诸国主亦无不以父兄事之。王负知人之鉴，尊贤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发殿，取周公吐哺握发之意。常使画工数十人居淞江，号鸾手校尉，伺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时，画工以貌奏，王睹而叹曰：‘面有银光，奇士也。’实时召见。幕客罗隐雅好讥评，虽及王微时事，怡然不怒，人咸称其宽大。……”
《十国春秋》（卷73）载：“廖匡图，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化人。父爽，事镇南军留后庐延昌为将，延昌表于梁，授爽韶州（广东韶关）刺史。武穆王时为广南所攻，举族来奔，部曲随至者数千人。王以其豪而众多，将拒不内。或谏曰：‘廖者料也，马得料必肥，是家国强霸之兆，何拒为？’王遂遇以恩礼，表爽为永州刺史。”(53)
《十国春秋》（卷75）载：“邵岳，京兆人。唐末大乱，挈家来湖南。彭玕刺史全州时，辟岳为判官。会贼鲁仁恭寇连州，迁岳国子司业，知州事，遂家于桂阳……”
《十国春秋》（卷75）又载：“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阳。朱氏篡唐，葆光与颜荛、李涛辈复携家来湖南，侨居潭州。每遇元会、长至节，必整衣立南岳祠前，北望号恸，殆二十年。后涛归中原，葆光遂卜筑衡山，家焉。长沙既陷，子昂入宋，官工部侍郎。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时朱遵度号朱万卷，因目昂为‘小万卷’。荛亦没于湖南，常自草墓志，以序交游之得失。”
《十国春秋》（卷85）载：“蒋勋，晋吴郡太守枢之后也。唐末避地婺州之东阳，仕□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
《十国春秋》（卷95）载：“韩偓字致光，京兆人。唐龙纪元年进士，累迁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昭宗幸凤翔，进兵部侍郎承旨。……昭宗被弒，哀帝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来依太祖，侨居南安。天祐三年，复有前命，偓又辞为诗曰：‘岂独鸱夷解归去，五湖渔艇且 糟。’已而梁纂唐，乾化三年，复召，亦辞不往。……自贬后，以甲子历历自记所在，其诗皆手写成帙。殁之日，家无余财，惟烧残龙凤烛一器而已。子寅亮，终于闽。”(54)
《十国春秋》（卷95）载：“杨沂丰，唐宰相涉从弟也。遭乱，依太祖，与徐寅、王淡（唐相王溥之子）同居幕府，以风雅倡和，闽士多宗之。”
《十国春秋》（卷75）载：“朱遵度，青州人也。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携书，杂商贾来奔，文昭王待之甚薄，遵度杜门却扫。诸学士每为文章，先问古今首末于遵度，国人号为‘幕府书厨’。后徙居金陵，高尚不仕。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经》若干卷。”
五代时期，类似上述这些士人迁移的情况不胜枚举。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士人迁移的总体规律是从北方迁移到南方，从战乱地区迁移到安定地区。《宋史·刘晔传》（卷262）也说：“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如藏书家朱遵度最终选择金陵安居，与当时南唐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有一定关系。时南唐在文化建设上承接唐制，兴科举、办学校。几代皇帝都是词人骚客，对文学艺术都倍加喜爱，且造诣颇深。据《金华子杂编》（卷上）记载，南唐当时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帷”。文艺之兴盛，为五代各政权之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2）也称赞金陵故地，说：“江左人物，金陵为盛，盖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也。”整个五代时期，象朱遵度这样趋势而迁移的文士当不在少数。而在本书《五代十国藏书家表》中，我们也可看出由于北地衣冠多南迁，明显导致当时南方藏书家及其图书保有量远远超过了北方。
总之，随着南方局势的逐渐稳定，各方文士的大量南迁，在五代中后期南方诸国在文化上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这方面在吴、越、蜀以及南唐表现尤为明显。
二、五代时期江南的印刷材料
北宋建国从江南诸国所传承的印刷文化，可以从文人、书籍以及与印刷相关的人才、资源等各方面体现出来。如前所述，北宋对于五代印刷文化的承袭，我以为在制度上它承袭的是后周的旧规，而在书籍印刷的人才、物质资源两方面，北宋则更多承袭了南方的传统。
江南的纸
谈到中国的印刷文化，纸张与印刷本就不能分开。众所周知，造纸技术的成熟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旦将雕印技术溯源推去，即可发现这项技术早在先秦就已经以印章的形式存在。然而，何以雕版印刷却没有随之出现呢？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尚无纸张发明，人们不能便捷地将文字图案印于纸上，而只能印于泥块、木竹简版之上。由此来看，造纸技术的成熟距离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并不遥远。理论上讲，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以后，雕版印刷术本就应该产生，因为此时用于雕版印刷的两大前提条件都已具备了。而事实上，从另一角度看，虽然雕版印刷术在当时没有产生，但是“纸张刷印技术”却萌生于此时，碑拓技艺的出现其实就是“纸张刷印技术”最早的雏形。考察碑拓技艺出现的年代，我们自可发现此年代距离蔡伦并不遥远。
（一）江南纸品的生产
首先，南方在经济和自然资源上，客观上也有利于印刷业的发展。当时南方集中了像成都、杭州、潭州等全国规模较大的造纸中心。据学者考证，唐朝设立纸坊后，南方的造纸工业盛极一时，仅四川、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就有纸坊90余处。(55)又据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一书介绍，唐五代江南能够造纸的地区大量增加。江南的常州、苏州、杭州、睦州、越州、婺州、衢州、温州、宣州、歙州、池州都是著名的造纸地区。当时整个江南地区共有11州生产纸张，在3道16州中占68．75%。其中浙西6州有4州出产纸，占本道总州数的66．67%；浙东7州中有4州出纸，占本道总州数的57．14%；宣歙3州，每州都生产纸。江南造纸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今安徽南部的宣、歙、池地区、浙北的杭、越地区、浙西南的衢、婺地区、苏南的苏、常等四个地区。(56)到了宋朝，造纸工业进一步发展。石谷风说：“由于国子监、各州府和民间书坊出版书籍增多。出版事业中心地点同时也是造纸业发达地区，如开封、成都、宣城、杭州和建阳即是。”(57)
据记载，唐五代大量的纸张都是麻制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衣服、鞋履等都是麻制的，而麻又存在于中国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所以，早期的纸张以麻为原料也不奇怪，乃至麻纸在唐代广泛用于书籍、官方文书和书画。《石林燕语》（卷3）亦云：“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此后，由于纺织业的需要，制纸原料才渐渐为楮、藤、竹等所取代。(58)
进入北宋后，纸张原料日渐丰富，纸张也经历了由麻纸到皮纸，进而是竹纸的发展过程。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麴、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膏、油藤纸为之者尤佳。”各地的纸张原料供应多就地取材，也显示出造纸技术在宋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此前的五代时期，西北方敦煌一带出土的写经纸仍以麻纸为主，其质量似乎也不甚高。潘吉星考察了敦煌石室的写经纸，认为五代时期，因社会动乱的缘故，纸张尺寸多不齐。(59)此外，又因为当时北方所用造纸原料多就地取材，如麻褛、楮、桑等，故五代时敦煌写经纸以麻纸居多，间有再生纸。敦煌有一张名为《救诸众生苦难经》写经纸，纸上有乾德五年（923）的年款，其年代定为五代。该纸直高305毫米，横长420毫米。据专家物理观测，结果是：该纸粉红白色，粗横纹，纤维交织尚可，表面不甚平滑，纸已裂。证明五代时期敦煌写经纸质量较为粗糙。因此，潘吉星认为，总体来说敦煌写经纸，在“隋唐时代是高峰，六朝次之，五代纸反而粗制滥造”。钱存训《书于竹帛》一书中引述Giles的说法，也谈道：“英国伦敦存有敦煌古纸，约有60件曾加分析，据称最早者大多是破布所制。4世纪至10世纪间的纸，大多是楮皮、藤或苎麻所制，品质相当优良，但到8世纪中叶以后，纸的品质转为粗劣，可能是安史之乱后引起的经济衰落所致。”(60)
在北方造纸质量衰落之时，南方已经开始大量出产质量优良的纸张，同时，也伴随纸张品种的增加。唐李肇《唐国史补》载：“纸则有越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笺。”所谓“韶之竹笺”，是指当时的广东韶关一带，竹纸开始兴起。
唐五代以来，江南地区的造纸业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张剑光利用唐代的土贡资料分析，统计出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江南计有6州生产贡纸，至长庆年间，江南生产贡纸的州数升至7个。而五代末至北宋，又升至8个。张剑光由此总结道：“贯穿整个唐五代，生产优质纸的地区越来越多，标志着江南造纸业总体上呈向前发展的趋势。”(61)
五代时期，江南多有生产名纸之地。四川出产有黄白麻纸等，还有著名的蜀笺。蜀笺是一种小幅华美的十色笺，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和浅云等，又叫薛涛笺。《文房四谱·纸谱》载：“蜀人造十色笺，凡十幅为一榻。……然逐幅于方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等地也有各种名目的纸张品种。《文房四谱》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于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褚，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
五代时期，南方出产纸张的品种繁多。这其中，尤以越州剡溪藤纸、竹纸和宣歙地区的澄心堂纸享有盛名。明方以智《通雅》（卷32）记载：“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这种纸张的盛名一直传至宋代。据《考盘余事》记载：“宋时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书及李伯时画多用此纸。有歙纸，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格致镜原》卷37）此外，宣歙一带还出产龙须纸、鄱阳纸，都是光滑纯白的纸。
越州原以藤纸为著名，然至五代、北宋由于造纸量大增，藤皮跟不上供应。越州用制造藤纸的工艺逐渐发展起竹纸制造业。据宋施宿《会稽志》（卷17）云：“剡之藤纸得名最旧，其次苔笺，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江南造纸业的兴盛，也造就了一些以贩纸为业的人员。《说郛》（卷117下）记载，当时有“陈太者，先家贫，贩纸为业而好施”。这些人在销售流通领域，发挥了较大作用，间接促进了书籍事业的繁荣。
宋朝以前都是手工业造纸，造纸作坊多半靠山临水。这样，一则可以用水力舂碓漂洗纸料，再则可利用山区原料和燃料。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像这样的地方多出现在南方。因南方多有靠山临水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自唐以来，南方地区就有多处纸坊。由唐代纸坊的分布来看，当时四川、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几个大的造纸中心均在南方。如费著《笺纸谱》载：“蜀有百花潭，以纸为业者家其旁，以潭水造纸故佳。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砑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格致镜原》卷37）而到了宋代，造纸业发达的地区仍然是成都、宣城、建阳这样多山地、丘陵的地区。张剑光分析说：“宣州造纸自唐前期兴起后，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发展快速，并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开发，池州、歙州长庆以后的崛起，证明宣歙地区的造纸工业已走到江南的最前列。在杭州、越州这样传统产纸区，尽管受到原料方面的限制，但造纸工业依然在向前发展，至五代末北宋初，发展速度未见减慢。”(62)
（二）书籍用纸的演变
至于古书用纸的演变，据史料记载，唐及唐以前，书纸种类其实有限。唐人无论书画、写经、抄书常用的是黄纸、白纸。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载：“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宋曾慥《类说》（卷35）说：“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诏敕。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宋赵希鹄《洞天清录》载：“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辟蠹。以其纸如浆泽莹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有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也。”硬黄纸的特质是厚、硬，有光泽，分量重，纸幅较小。处理方法是用黄蜡以热熨斗涂布在纸面上，使纸张光亮、硬密并半透明，可以用来描摹书画。(63)明张枢也有诗云：“写书竹简拈鲜碧，临帖笺藤拓硬黄。”(64)
从这些记载，可知唐代及唐以前古书用纸多为麻纸，其中以“黄纸”居多。钱存训说：“黄纸在唐代则仍沿用，如公文皆以黄纸书写，佛经则必须采用黄纸。”(65)原因是“黄纸”经过了一种称为“染潢”的免蛀处理。这些黄纸多数用麻纸制成，也有少量皮料纸。据李致忠介绍，古人喜用黄纸的原因有三：（1）黄蘖中含有小柏碱，能杀虫防蛀，延长纸的寿命，益于图书保护。而且黄蘖还带有清香气。（2）古代以五行对应五色，五色又以黄为正色，故官府文书、重要典籍多用黄纸。（3）古时多用雌黄涂改纸上错字，又黄纸不刺眼，长时间阅读而不伤目。(66)
五代至宋以后，书籍生产量增大，对纸张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过去仅用麻纸的情况已无法满足社会的用纸需求，于是造纸原料更为广泛，开始用树皮造纸、竹子造纸。尤其是有了雕板印刷之后，除了传统的黄白麻纸、皮纸，南方又多了竹纸、桑皮纸等。近来，苏州瑞光寺塔发现有北宋《妙法莲华经》刻本。该刻本用纸为桑竹混合纸，有抗水性能。这与唐人写经用硬黄纸有相同处，但比唐纸更为薄细。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古时所谓“印刷”，准确来说应该称为“刷印”。古人刷印是手工操作，先要在印板之上均匀地涂上墨，而后将纸平覆在雕板之上，再用软毛刷刷抹纸面，使之着墨均匀，故“刷印”所用纸张应有相当的柔韧性，不宜过硬过厚。如果刻印文字书籍，纸张又不宜过于浸墨。(67)否则，刷印起来会相对困难，印字效果也不理想。因此，五代以来的印刷用纸与唐代写经纸相比，应该更为薄细，韧度质量更好。
潘吉星认为：“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而紧密，拉力强，一般都用皮纸。碑帖用纸要求纸质坚实受墨，表面平滑。尤其官府都用良纸。……宋拓本向来被视为名贵善本，原因之一是使用良纸摹勒和拓打。”此外，宋代“刻本用纸虽没有书画、碑帖那样高的要求，但也比写本纸较佳。一般说，印书用纸表面应尽可能平滑，不宜太厚，应坚薄而较易受墨，不易蛀蚀”(68)。
晚唐五代以来纸张日益丰富多彩，品种趋向繁多。只是五代的日常用纸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书画用纸；另一类是可用于写经、抄书和印刷的纸张。用于平常书画的纸张，南唐出产有著名的澄心堂纸。据潘吉星所说，这种纸一般都比较厚，由两层以上薄纸组成，其纸料纯洁精良，发墨效果好。(69)从宋米芾《书史》评书画用纸的好处，可以知道当时书画家所用纸张，以纤维纯净洁白，不滞笔而发墨效果好者为最佳，澄心堂纸恰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然而澄心堂纸似乎也分种类，宋董逌《广川书跋》（卷10）云：“江左书两等纸，用澄心堂所作，谷皮细抄，其上本入中隐堂，备亲览者，为御府书。其下入文馆，以广图籍。书有楷法，而字颇有校雠，今散落人间，往往收藏为嘉玩。”这里所说的澄心堂的下等纸，似乎就是用来“广图籍”的书籍印刷用纸。
在宋代，写经、抄书的用纸有黄白经笺，它们均以大麻为主要原料。黄经笺浸入或加入黄蘖汁，有防蛀、透墨、不受水浸、不易霉烂的特点。《麟台故事》载：“景祐年间，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绝蠹败。至嘉祐六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上赐两府及馆阁官燕于崇文院，宰相韩琦等刻石于院之西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亦载：“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校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与之相反，白经笺虽亦用麻制成，然而似乎并无防蛀效果。据李致忠说，现存宋辽金元时期的书籍用纸，依习惯的说法，不外是黄麻纸、白麻纸和竹纸等品类。宋元版书中用麻纸印造的书，多数都是北方雕印的，而南方雕印的书籍多数是皮纸、竹纸。特别是南宋时所刻印的书，尤其如此。(70)
另外，宋代以来还盛行一种用椒汁作为防蛀剂，大量生产的印刷用纸，称为“椒纸”。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记载，在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书末有木戳文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1177）九月进览。”这里说的椒纸，是用蜀椒的果实水浸液处理过的纸，有杀虫作用。(71)据说，这种椒纸类似金粟笺，有浓而长久的香味。因此南宋时有用椒纸印刷的巾箱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一书。用这种纸印的书因便于检阅携带，美观且有长久香味，在当时颇获声誉。(72)
自唐以来，黄经笺有厚、薄两种。厚的出自四川，薄的出自长安、洛阳和安徽。五代乱世，长安、洛阳造纸业遭到极大破坏，而安徽、四川等地的类似黄经笺这样的造纸工艺却很好地延续了下来。(73)对此，苏易简《文房四谱》也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格致镜原》卷37）
江南造纸业的兴盛延续到北宋，因而北宋初年朝廷用纸仍从南方调用。《长编》（卷13）记载，太祖开宝五年二月癸亥，“诏潭州岁调纸百七十八万余幅特免十年”。又，《长编》（卷23）载：“初，太祖免潭州岁所调纸十年。期满，当徽州。言民饥，愿俟丰岁乃输。诏并除之。”此诏书说明这样的事实：北宋初年，朝廷曾依次轮流地从南方诸省调用大量纸张。按《长编》所记，潭州贡献之后，本该轮到徽州，只因徽州遭遇荒岁而得以免除。这一点根据北宋末年的其他记载也得以证实。钱存训说：“据记载新安州（今安徽歙县）在1101年以前每年向京师交纳贡纸7种，约150万幅，因为民间负担过重，徽宗下令自这一年起减少贡纸的数量。”(74)张剑光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的内容，编出五代至北宋江南各地土贡纸张的情况表。兹简略转引其表如下：
江南土贡纸张简表
北宋时期，南方的造纸又上了一个台阶。据《评纸帖》载，除了传统的产纸地区，当时福建之福州、江东之饶州、淮南之真州六合县也都是生产纸的地方。《元丰九域志》载有淮南扬州土贡其纸。到了宋徽宗时，真州纸也被列成了贡品（《宋史·地理志》）。发展之迅速，令人嗟讶。程民生由此总结道：“（宋代）造纸业分布于南北方许多地区，以两浙、江东、成都、陕西以及湖北为发达。南方地区产地多，名气大，质量高，而北方地区之纸，没有什么著名者。造纸业的重心无疑在南方地区。”(75)
程民生描述的是北宋的情形，相比五代至宋初的政治经济形势，南方无疑更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主要产纸地区。北宋江南造纸业发达确凿的证据还有：（1）1175年以来，杭州的纸厂即雇用日工千余人(76)。（2）费著记载当时成都有蔡伦庙，岁时庙中香火不绝，而成都从事造纸业的作坊有数百家之多，集中分布在城南约五里的村子中。由于纸张需求量大增，当地农民中有许多人放弃种地到纸坊里去做工。(77)
五代至北宋时期，西蜀与江南地区造纸量大，说明官方和民间的纸张需用量较大，也说明这一地区与文字书写相关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根据上述情形，随之而来的推测是，北宋开宝年间雕印《大藏经》这样的大部佛经丛书，理应以西蜀及江南地区作为其首选。最后，之所以选择在南方蜀国开雕，除了印版、刻工技术等多方面原因，最要考虑的还应包括由此带来的巨大纸张耗费。试想，当时如果选择在开封（东京）雕印，需大量耗费纸张。以当时北方的纸张产量和质量衡量，显然难以维济。然而如果远从南方调运纸张，在经济（运费）上显然又不划算。四川成都曾是蜀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造纸业发达，恰能保障官府印书所需雕版和纸张供应的数量与质量。
成都雕板印刷历史悠久，在中晚唐时期就有印刷史实存在，唐代几个早期的印刷事实都出现在成都。加上在印刷工人及印刷技术上，成都都具备雕印这样巨部书籍的条件。充分利用西蜀传统印刷优势，而将京师和朝廷的精力更多放在国家政治、军事方面，宋太祖当时有这样的选择，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具体情形是，除了应对北方契丹、北汉的军事威胁，北宋一直持续对南汉用兵，直至开宝四年才最终将其收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其中原因是，放眼中国，当时另一印刷繁盛地——杭州还是钱越属地，尚未纳入北宋版图。尽管当时钱越王对宋表示臣服，宋太祖对于在杭州刻印如此部帙浩繁、意义重大的藏经丛书肯定是不放心的。当时，江南另一印刷重地南唐相比于钱越，反叛的可能性更大。权衡之下，成都自然成了宋太祖当时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推测并非无稽。一条证据是，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但纸不佳。”叶梦得是由北宋入南宋之人，其说与杭州相比，京师的纸不佳。他说这话的时间应是在北宋末年，未及南宋。既然北宋末年京师的纸张质量仍是不佳，由此可见直至北宋末年，京师的大量优质用纸仍主要靠南方供应。南唐池州、宣州、歙州以及吴越国的杭州、越州、婺州、衢州、温州等地区，当时都是江南造纸十分发达的地区。
以此推算北宋初年，京师的纸张质量和产量定是更不如江南，由南方调纸或选择到南方印书应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方案。而考虑到纸张的运费与纸张的实际价格之差距，当时肯定是选择到南方某地印书，经济上更划算。反之，若以京师官家印书，必须依赖江南贡纸。虽然当时“江表內附，商旅南通”，但是为了防止出现江北重要物资输入江南，早在乾德二年七月始，宋太祖就曾宣谕南唐李煜，“诸处不令客旅过江，只于江北置务折博，凡有货币，但于彼处贸易”（《景定建康志》卷2）。由此判断，印刷如此巨帙，以北宋开宝四年，南唐、钱越尚未纳入宋朝版图的形势，显然既不安全也不现实。
相反，同处南方的西蜀早在乾德三年（965）纳入北宋版图，以此推测宋太祖最初的想法，除了印刷技术保证和印刷安全之外，由于成都又是蜀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造纸业发达，恰能保障印书所需的纸张供应。北宋初年，西蜀印刷所用的主要为皮纸、麻纸，以宋人叶梦得所言，蜀纸所印书籍在当时声名仅次于杭州刊本。除了书籍印刷外，西蜀发达的纸业在北宋初期还促成了类似纸币用途的“交子”的发行。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官府在四川设置的“交子务”，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在京师更设置为“便钱务”，令商贾交钱于务，由左藏库给纸券。(78)由此，可以设想，若《大藏经》在成都开印，一方面中央朝廷可将巨大的雕印成本负担放置西蜀，专力于当时国内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凭借蜀国优良的纸张及其发达的造纸业，一旦佛经开始刷印，想必能够应付由此带来的庞大纸张耗费。又据国内现存《开宝藏》残卷所使用的皆是硬黄纸(79)以及“目前全世界收藏《开宝藏》零卷不过十余数，大多为黄麻纸”(80)的事实，都说明以五代及北宋初年的造纸水平而言，按宋太祖开宝年间佛经印刷用纸选择，当以西蜀黄麻纸为最优。
有关此项推测的另一佐证是，在吴越国纳土入宋后，北宋国子监的监本书籍大多是选择到杭州印刷。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言：“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州者，殆居泰半。”(81)这也应了前述叶梦得所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这样的说法。据潘吉星考证，宋代杭州雕版所用的是桑皮纸。按叶梦得所言，此种纸张印刷的书本在当时口碑最佳。何况，当时杭州已归属北宋，无论是从路程难易远近、书籍运费的经济程度考虑(82)，还是从书籍的印刷质量高下判定，北宋朝廷自然当优先选择杭州印书为是。
诸多因素权衡之下，成都自然成了宋太祖在开宝四年最理想的选择。据《佛祖统纪》（卷43）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又，太平兴国八年（983），“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同上）。
《北山录》（卷10）有宋慧宝注云：“今大宋皇帝造金银字《大藏经》数藏，雕藏经印板一十三万余板。”(83)《佛祖历代通载》（卷18）亦载，开宝蜀雕《大藏经》板数，共计13万板。(84)按官府用良纸印书的传统，北宋开宝年《大藏经》经板本来有可能在成都，用优良蜀纸印刷成书，或《大藏经》印成部帙后，运回京师收藏。然而后来的形势起了变化，经板却全部运回了京城。推测其中，有以下原因：
第一，因为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兵平定了南唐。太平兴国三年（978），越王钱俶纳土归宋。从此，宋朝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印刷安全”和“纸张耗费”都已不再是问题。当时江南已完全掌握西蜀的良纸制造工艺，凭借江南优良的纸、墨，以及联结京师便利的水陆交通，京师足以利用其中央权力调动各方资源，顺利完成《大藏经》的纸质印刷。
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从江南更近的地方，诸如歙州、池州、宣州等地调运优良纸张至京师已无障碍，而当初计划西蜀印书的成本预算，由于考虑到交通和距离的缘故，此时西蜀印书显然将大大超出了当下在京师印书的费用。此外，蜀纸多为皮纸、麻纸，分量较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7）载：“蜀笺体重，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贵川笺，盖以其远号难致，然徽纸、池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据此，鉴于蜀地交通不便，且蜀纸体重以及距离京城更近的徽、池等地纸张制造的兴起，宋太宗或才改变了太祖在四川印书的初衷，以全部总计十三余万块的经板，刻成后运回汴京，贮藏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西侧新建的印经院中。
第二，佛经雕印乃事关敬神祈福之事，不可以任何疏漏得罪于佛祖。故欲保障《大藏经》版印质量，就需要以专门机构，专门之人核对校印。
北宋中央政府正是以国家行为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行。太平兴国五年正月，“河中府沙门法进请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守臣表进。上览之大悦，召入。京师始兴译事。……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太宗“诏译经院赐名‘传法’，于西偏建印经院”(85)（《佛祖统纪》卷43）。两院合称“传法院”，初印的本子恰可供给译经所用。当时的具体情形是，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居之。赐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选义学沙门百人祥定经义”，又“诏新经入藏，开板流行”（《佛祖统纪》卷43）。宋太宗甚至亲幸译经院，“召僧众赐坐。尉谕赐卧具缯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译”。又曾以传法院新译经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佛祖统纪》卷43）雍熙二年，又诏：“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译者，悉馆于传法院。”译经院以国家之力，集中了天竺高僧天息灾、法天、施护等大量优秀的佛经翻译人才，正可纠补《大藏经》中的错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