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搜集更多民间藏经送至传法院，天息灾等人言说：“陕西诸路□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据说，当时因“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86)。故以当时情状，蜀雕《大藏经》印板正适宜运回京城传法院，以备校译、刊出。自此，传法院开始作为北宋官方主持翻译、雕印、流通佛经的总机构，《大藏经》在那里得以校译、纠谬和补正，并且以其高质量得以不断印刷，流传天下。
江南的墨
除纸张以外，与印刷相关，五代时期制墨业的发展，南方也要领先一步。我们知道除品质优良的纸张以外，五代时南唐还出产著名的李廷珪墨。《文房四谱》（卷5）也论及江南书写用墨，其文曰：“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踰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又，《铁围山丛谈》（卷5）载：“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蔡襄）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
以上记载，说明南唐时期，最有名的是李超、李廷珪父子出产的歙墨。唐以来，制墨技术原是北方优于南方，中央强于地方。然而这样的情形在晚唐、五代动乱，北方制墨技术流入南方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陆友《墨史》（卷上）对唐宋北方制墨技术流入南方的历史过程梳理甚详。
李超本为北方易水人。唐末乱世流离渡江到安徽歙县一带。宋罗愿《新安志》又云李超自易渡江至歙州，“因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其所产之墨在唐末时自是十分有名，且十分畅销。不然，也不至于南唐皇帝赐姓为李。传至其子廷珪，其所制墨名声愈噪。
据史载，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87)所谓澄心堂，乃是南唐朝廷机要机构，当时朝中密画中旨皆自澄心堂出（《长编》卷14）。李昪待臣议事、设宴庆贺、批阅奏章都在澄心堂。当初，张洎、杜镐等人及第后，就曾入直澄心堂（《宋史》卷267、296）。李煜对于歙州生产的南唐名纸十分喜爱，遂将这种纸张由内臣监造，专门收藏在澄心堂内，为皇家专用。(88)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均为南唐故物，既为当年李后主喜用，当时南唐文人也多赖李廷珪墨书写。徐铉曾云：“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才如箸，与其弟锴共享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墨史》卷上）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也记载说：“吴幵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制，皆有之。云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李廷珪之子）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当时对于墨质量优劣的判断，以“墨贵老久而胶尽”为标准，所以五代至北宋，闻名于世的好墨“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新安志》）。歙州所产墨由此闻名于世。据说，李廷珪墨传至北宋，“祥符中，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一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月，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类说》卷47）。其质量若此，名声由此广盛。
李廷珪墨直至北宋时仍在使用，一时间李氏墨也成为当时书写和刷印的主要用墨。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云：“太宗朝搜访古人墨迹，令王著铨次，用枣木板摹刻十张于秘阁。故时有银锭纹，前有界行目录者是也。当时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揩之不污手。”太宗朝著名的淳化阁帖原本多得之于南唐(89)，而墨拓阁帖又是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制。陶宗仪《辍耕录》（卷6）也证实说：“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洞天清录》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楷不污。”据说，李廷珪墨传到了北宋，廷珪有子承宽，二子承晏。晏有子文，皆能世其业（《类说》卷47）。所谓“世其业”，当是其子孙继续造名为“李廷珪墨”的墨丸。
此后，尽管李氏墨逐渐让位给了其他墨，然而人们对于书写用墨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似乎还是留给了李氏墨。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6）记载：“昔李廷珪为江南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墨无继者矣。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说郛》（卷120下）亦云：“徐铉兄弟工翰染，崇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值三万。”这种价值三万的团墨，或许就是“歙墨”中的李廷珪墨。
北宋中后期，潘谷墨开始走俏出名。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载：“潘谷卖墨都下。元祐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碎者，与之不吝也。其用胶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背柔软，疑其解化也。”黄庭坚说：“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下用钱万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新安志》）按黄庭坚的说法，到了北宋元祐中，人们喜用歙州墨之名称已经由“李廷珪墨”悄然变成了“潘谷墨”。同样，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也回忆道，当年在北宋东京相国寺万姓交易场，“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苏东坡更有诗云：“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研。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苏文忠潘墨诗帖》）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李廷珪墨不再产出，逐渐淡出市场，而潘谷墨此时却成了产墨大户。
据说，大概在宋哲宗时，潘谷即在开封制墨，并且声名远扬。开封因此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制墨中心。当时，此处曾出现了多位制墨名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载：“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关）镇、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北宋大观年间，北方还有名为张滋的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朝廷，命造墨入官库。……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90)这也说明，国家统一后，南北制墨技术得到了交流和促进。
潘谷是元祐时人，生活年代与苏轼等人相仿，与梅尧臣友善。尽管潘谷自己也是制墨名家，但他对李廷珪墨同样闻名向往。《说郛》（卷22上）载：“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锭，不为文。理质如金石。潘谷见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宝，谷所见者，其子游以遗少游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8）载有一则名为“刘渊材南归布橐”的故事，说的是一名客游京城的穷书生刘渊材。文曰：“其父召，遂携一布橐回家。乡人疑其橐中有金银珠宝，刘渊材遂曰：‘吾富可敌国也，汝可拭目以观。’乃开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编，余无所有。”(91)
又，《王氏谈录》载：“公性尤爱墨，持玩不厌。几案床枕间，往往置之。……庆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从子参预，托公草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后闻之，极为叹惜。后此墨尤难得，而屡以万钱市一丸。”此“公”不知何人，有人说此公是王洙。(92)
由以上记载来看，李廷珪墨自南唐传至太宗、真宗，至仁宗朝已经罕有见者，是故刘渊材、秦观、惠洪、潘谷、王洙等人视其为至宝。按《新安志》（卷10）所记，李氏家墨的传承顺序为：李超（奚超）→李廷珪→李廷宽→李承晏→李文用。
《新安志》（卷10）记载，李文用之后，“墨无传焉。有孙惟庆，今为墨务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为邽）与宽最精好，承宴而下不能用，家法无足取者”。又载：“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辩之。”联系《鸡肋编》（卷下）关于李氏墨的记载，我们看到自李承宴之后，李氏墨已是不如从前了。而自李文用之后，所谓“李廷珪墨”更是日暮西山，已经不行了。那么，自李文用以后，北宋见到的所谓李廷珪墨有可能是旁人借名仿制的。至北宋“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邵氏闻见后录》卷28）。
按照《新安志》所载，五代至宋制墨名家有：李超、李廷珪为第一，廷宽、承晏次之，易水张遇次之，陈元又次之。其中，李氏家墨独占鳌头，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制作方法独特，二是烟墨质量优异。是故，宋代罗愿分析说：“不独制作有法，松烟自异。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廷珪风采，不为浮光。乃知水性随其土地而异。予尝有辨，信不诬矣。”（《新安志》卷10）又有人言，李廷珪当时使用的是油烟，是以桐油焚烧后取得。据说，采用桐油制墨为李廷珪最早采用，在他以前似乎没有人采用此法。想必此法对提高烟墨质量起了关键作用。(93)至于李廷珪墨的好处，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谈道：“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
根据罗愿的分析，我们知道制墨质量，方法固然重要，然而当地的土地、水性等地理环境决定了烟墨的质量，也最终决定了墨丸的质量。由此看来，李超制墨没能在北方老家出名，而迁居南方后才始出名，主要是因为南方歙州一带的环境适合造出优质的墨丸。而此地从前之所以无名家，又大概是没有掌握先进制墨工艺的缘故。唐代北方的制墨工艺与南方天然优良的水土环境结合，才成就了五代南方歙州一带制墨业的发达。
事实上，人口、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造成南方在印刷人才、造纸业、制墨业等方面的优势积累，为五代及后来北宋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事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从与书籍印刷相关的人物、制度入手，重点考察江南的文化制度、文人刻工以及造纸制墨等方面，探讨南方印刷文化对后世宋朝的影响。
三、江南三国的特殊印刷资源
五代时南方诸国中，较有影响的无非南唐、钱越、西蜀三国。清人吴任臣曾说：“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兴。吴越效恭顺，国祚克永。”（《十国春秋·自序》）我们在赞同吴任臣观点的同时，尤其认为南唐除了书籍而外，其对于北宋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
南 唐
史载，到太祖开宝八年平定南唐为止，南唐共有州19，军3，县108，人口655 065（《长编》卷16）。整个五代时期，南唐无论人口、经济或文化素有甲于诸邦之说，其文化积淀不可小视。937年，徐知诰受吴禅让，改名李昪，建国号“唐”（南唐）。随即改元“升元”，以金陵为都。《钓矶立谈》记载，徐知诰为人“以文艺自好，招徕儒俊，共论治华，总督廉吏，勤恤民隐”。南唐在李氏父子治理之下，“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陆游《南唐书》（卷1）亦云，李氏治下的金陵“制度壮丽，甚为繁荣”。经济文化发展，南北诸国无出其右者。除此之外，当时南唐的繁荣还体现在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士、刻工、纸、墨等方面。
据记载，李昪“初得政，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朴素，屏去浮靡，而又宽刑勤理，孜孜不倦”。为吸引人才，李唐国主“擢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钓矶立谈》）。南唐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至于文化制度，南唐则是继承唐代制度最好的国家。南唐几乎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沿用唐制，科举制度尤其如此。由此，保证了南唐文士的产出不断。即便是在北宋大军入境，国家即将灭亡之时，其科举考试仍未停废。《长编》（卷16）记载：
是月（开宝八年二月），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开贡举，讫于是岁。凡十七牓，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经》一人。（李焘注曰：此据十国纪年，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李煜诚不知务者，故特书之。）
回顾历史，南唐印刷对北宋的影响涉及文士、图籍、写手、刻工以及纸墨等诸多方面，然若论其主要，当首推南唐文化繁荣为北宋建国输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南唐李昪开国，尤重图书收藏，如此延续至后主李煜。尽管城破之日，李后主命人焚毁了许多珍贵的图书典籍。然而史籍记载，平定南唐后，北宋官方所获图书仍有两万卷之多。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
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卷，悉送史馆。（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真，亦多修述。）(94)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5）载：
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
《长编》（卷19）也记载：
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
若论南唐书籍对北宋贡献之大小，在对比当时南方、北方的书籍状况，亦可窥其一斑。宋王应麟《玉海》（卷43）记载说，北宋建国之初的书籍藏量，“三馆书才万三千余卷”。《长编》（卷19）记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数量对比之下，可见平定后蜀和江南，使北宋朝廷由此获得了远超过自己旧藏的大量图书典籍。当然，关于北宋朝廷从金陵所获图书数量，历来记载仍有些出入。《马氏南唐书》（卷23）载曰：“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宋朝事实类苑》（卷30）亦载：“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次全具，与诸国书不类。”
与上述记载相比，当年宋朝平南唐所获书籍究竟是二万余卷，还是十余万卷，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可《长编》的说法(95)，但是我还是认为与书籍数量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北宋王朝通过平定江南，的确从南唐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图书。是故，宋太宗每欲以此骄人。《长编》（卷19）载道：
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辛未，上幸西绫锦院，命近臣观织室机杼。还，幸崇文院观书，恣亲王、宰相检阅问难。复召刘鋹、李煜令纵观，上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中简策多卿旧物，近犹读书否？”煜顿首谢，因赐饮中堂，至醉而罢。
北宋获南唐书籍既多，其所获书籍质量又明显高于其他地方战争所得。除了南唐拥有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这类印刷材料保证外，更因为有徐铉、徐锴、杜镐、张洎等文人的努力，南唐图书校雠质量明显高于后蜀、荆南等南方他国。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0）记载：“宋太祖平江南，赐本院书三千卷，皆纸札精妙，多先唐旧书，亦有是徐锴手校者。”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有唐代张籍《张司业集》八卷。此集为南唐张洎所编，有张洎所撰的《序》。《序》称其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缀辑，得张籍诗四百余篇。考“丙午”为南唐李昪元年（后晋开运三年），乙丑为北宋乾德二年。照此推算，张洎共花费二十年时间始有《张司业集》完本，可谓是勤于搜集编撰矣。当时南唐藏书质量之高，有“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之说，又有所谓“江左颇精真，亦多修述”，可见南唐文人对于图书典籍的贡献。
众所周知，校勘者的文化素养、水平高低对于书籍的雠校质量，乃至于日后书籍的雕版印刷至关重要。这些都为后来北宋书籍的印刷复制，乃至宋朝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中，大多参与了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陆游《陆氏南唐书》（卷5）记载：“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后主裒所制文，命为之序，士以为荣。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学，故雠书尤审。谛每指其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精于书籍雠校的徐锴后因国势日削，忧愤郁郁得疾，于开宝七年七月卒，享年55岁。徐锴亡于南唐国破之前，文章凡有数百卷，可惜在“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之时，其遗文多散逸者”（《陆氏南唐书》卷5）。尽管如此，徐锴仍有成果落入北宋。《宋朝事实类苑》（卷50）所载，太祖平江南后，赐本院徐锴亲手校定的书籍三千卷，即是明证。其后，虽然这些书籍多有散失，到钱惟演再入院，仍然“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帙，其《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书印署部帙”。可见，北宋前期所印的书籍中，仍有部分依据南唐徐锴等人的校勘成果。
开宝八年（975）国破之后，南唐的文人臣子们与他们的后主，随同故国的图书一同归顺了宋朝。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当中，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广泛参与了北宋的文化建设，其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其中，尤以徐铉、张洎、吴淑等人为代表。
北宋初年，在南唐入宋的官僚文人中，徐铉主盟诗坛，影响甚大。《墨池编》（卷5）载：“文秉在江南，篆书远过徐铉，而铉以文学名重当时。文秉人罕知者，学者皆云铉笔，虽未工而有字学，一点一画皆有法也。”《带经堂诗话》（卷9）云：“五代时，中原丧乱，文献放阙，唯南唐文物甲于诸邦，而铉、锴兄弟与韩熙载为之冠冕。常侍诗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风。”徐氏兄弟二人在南唐朝中领风气之先，徐铉入宋后也将南唐风气带到了北宋朝廷。在诗歌方面，最显著的是将应酬诗风带入了北宋，徐铉与李昉即是宋朝应酬诗风的始作俑者(96)。欧阳修《徐铉双溪院记跋》载：
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盖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丧，而二君能自奋然为当时名臣。而中国既苦于兵，四方僭伪割裂，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优游其间。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徐得为王臣，中朝人士皆倾慕其风采，盖亦有以过人者。(97)
欧阳修对于宋初之事，只能说个大概，用语不甚肯定。然而徐氏兄弟在宋初文坛的显赫地位，却是实情。据史书记载，徐氏兄弟在亡国前后，其文学地位丝毫不受影响。宋岳珂《桯史》（卷1）载：
国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又其白眉者也。会修述职之贡，骑省寔来，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惮，宰相亦难其选，请于艺祖。……始燕，骑省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骑省叵测，强聒而与之言。(98)
此外，《资治通鉴》（卷290）亦载：“唐主好文学，故熙载与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
《宋史》（卷441）载，卢稹在北宋端拱年游京师时，“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徐铉览卢稹文章，“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登进士第”。同样，《长编》（卷143）载，庆历三年欧阳修言曰：“自古有文无行之人，多为明主所弃。只如徐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于天下。二人皆以过恶废弃，终身不齿。”
事实上，徐铉在书籍校雠方面的异才，未入宋时就已闻名北宋朝野。《长编》（卷14）：“（载太祖开宝六年四月）卢多逊至江南，得其臣主欢心。及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命中书舍人徐铉等通夕雠对，送与之，多逊乃发。”徐铉等人能够通宵校雠完成南唐诸州图经，一方面说明南唐藏书之富；另一方面则说明徐铉等人的校雠水平之高，非常人能及。
徐铉生于916年，卒于991年，975年入宋。入宋以后，最初封为太子率更令（《长编》卷17），后官至右散骑常侍。由于其早年在南唐的文学声誉及才能，入宋后颇受器重，所以受命多次参与北宋文化建设项目，其参与的书籍编纂项目列表如下：
徐铉参与北宋文化建设项目表
在上述书籍编纂、校雠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太平广记》、《说文解字》、《道藏》、《太平御览》等在当时及以后均刊刻成书，广为传播。
徐铉入宋，将南方的印刷文化带到了北方，同时也给北宋王朝在文化建设上带来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徐氏兄弟对于书籍的校勘、印刷在文化恢复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徐铉对书籍校勘、刊刻在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有所说明和阐述。据《宋史·徐铉传》（卷441）记载：
（徐）锴亦善小学，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序之曰（略）。锴又集《通释》四十篇，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今此书止欲便于检讨无恤其他，故聊存古训以为别识，其余敷演有《通释五音》，凡十卷，贻诸同志云。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
徐铉在《上说文解字表》一文中，认为校定《说文解字》，可以“振发人文，兴崇古道，考遗编于鲁壁，缉蠹简于羽陵，载穆皇风，允符昌运。……以为经籍既正，宪章具明，非文字无以见圣人之心，非篆籀无以究文字之义”（《说文解字》卷15下）。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徐铉认为，校勘经籍、字书是昌明圣人之道的第一步。故其《重修说文序》又云：“……奉诏校定许慎《说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余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骑省集》卷23）
随后，徐铉《韵谱后序》又载：“初，《韵谱》既成，广求余本，孜孜雠校，颇有刊正。今复承诏，校定《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书籍校正之后，紧接下来就是将校正的经籍、字书等付之板梓。由于宋代文化复兴事业的需要，徐铉在《韵谱后序》明确提出了板印书籍的好处。他说：
前序犹谓学者殊寡，而今之学者益多，家蓄数本，不足以供其求借。颍川陈君文颢，任当守土，宠列侍祠，习武好文，怜才乐善，见人为学，如己之诲子弟焉。因取此书，刊于尺牍，使模印流行，比之缮写，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祗来命，序之于后，以记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99)
正因为徐铉对书籍校勘编撰及刊板印刷有如此识见，宋太宗对徐铉的水平能力是颇为看重的。雍熙三年，太宗在给徐铉《雕造说文牒》中说道：
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籀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深明旧史，多识前音，果能商榷是非，补正阙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100)
所谓“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九经》多为五代时所刻印，如今已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刻印惯例”；另一层意思是：“国子监板，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101)九经多印于五代时期，按照宋太宗有“依《九经》书例”之语，说明当时国子监可以出租墨板，允许吏民备纸自印或刊书出售。这也就是说，新朝按照前朝惯例仍在做刻书、售书的勾当。
另有一则记载亦可辅证上述材料。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0）载：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伪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藏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次全具，与诸国书不类。
雍熙年距离北宋建国不过二三十年，况此前并无北宋国子监等单位雕印《九经》的记载，而田敏也说：“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幸遇圣明，克终盛事。”（《册府元龟》卷608）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宋太宗所见的九经刊板书籍，是显德年间田敏等人雕印的九经旧板所印。杜镐诘难孔维的话，似可看作是来自江南的儒臣学者对江南书籍校雠传统及学术尊严的维护。
太宗皇帝之所以委徐铉以校勘版印《说文》及《韵谱》的重任，也是因为古人对于字书、韵书之类尤为重视的缘故。所谓“文字乃六艺之本”，颜之推亦云，“夫文字者，坟籍根本”（《颜氏家训》卷3）。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古人吟诗作赋，都要讲究平仄押韵。此事关系重大，马虎不得。以下数例更可说明问题。
《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载：“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
《长编》（卷24）载：“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杭州进士吴铉尝复位《切韵》，及上亲试，因捧以献。既中第，授大理评事，史馆勘书。铉所定《切韵》，多吴音，增俗字数千，鄙陋尤甚。寻礼部试贡举人，为铉《韵》所误，有司以闻，诏尽索而焚之。”
《长编》（卷60）载：“景德二年秋七月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今岁诸道进士仅三千人，诸科万余人，其中文理纰缪，经义十否、九否者甚众，苟非特行约束，必恐益长因循。又虑官吏坐此殿罚，因而避事，全不荐人。……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惟抄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廷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旧敕止许以篇韵入试，今请除官《韵略》外，不得怀挟书策，令监门巡铺官潜加觉察，犯者实时扶出，仍殿一举。’”
景祐元年，“宋祁等言《广韵韵略》，多疑混字，举人程试间或误用，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乃致上烦亲决，故请加撰定”。
《长编》（卷120）载：“又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所修《礼部韵略》颁行。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释，又疑混声与重迭出字，不显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疑混声及重迭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长编》卷114）
宋代沈括也说：“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梦溪笔谈》卷15）
类似字书、韵书这类书籍是当时需要常备的工具书，对于指导学生识字、辨音有莫大益处，避免科举考试中作诗撰赋时错误用韵、犯讳、舛谬用字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轩笔录》（卷11）载，刘攽尝与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举子多用畜积字，畜本音五六反，《广韵》又呼玉反，声近御名，介坚欲黜落，攽争之，遂至喧忿”。
景祐元年三月，宋祁上《乞复位广韵奏》亦云：“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如叙序、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释转音，重迭不分，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盖见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102)
另外，《燕翼诒谋录》（卷2）载曰：“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可见，当时小学韵书对于读书人的重要程度。
沈括谈到古人游山时曾说：“游山客不可多，多则应接人事劳顿，有妨静赏，兼仆众所至扰人。”游山时所带用具也以轻简为便。古时游山具之中，行具二肩：甲肩为一些衣物、洗漱、饮食等用品。“乙肩：竹鬲二，下为匮，上为虚鬲：左鬲上层书箱一：纸、笔、墨、砚、剪刀，韵略，杂书册。”（《梦溪忘怀录》）(103)此段记载，至少说明宋代文人即便是在游山之时，韵书仍为必不可少的随身用具，足见宋人平时对此类书籍使用颇勤。由此可见，徐铉对于版印字书、韵书的力行提倡，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
宋灭南唐，对于归降大臣的遴选或使用，本身就可看出宋朝高层对于降臣的审慎态度。《宋稗类抄》（卷1）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薨。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广记》之类。卷帙既浩博，并丰其廪膳赡给，以役其心。后多老死于文字之间。”(104)宋太宗将这些人仅限使用在文化事业方面，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此，宋人张端义则说：“唐皆用陈、隋旧人，置之文学，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徐铉、陶谷之笔。是亦祖唐之遗意？”（《贵耳集》卷中）张端义作为宋朝臣子，揣度上意，其见识有限。倒是南宋李心传对于此事还颇有见地。《旧闻证误》（卷1）在引述《挥麈后录》所载朱希真之语，评论曰：
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与修者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蒲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昆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
李心传说得很有道理，但另有几则故事亦颇能证明王明清、潘永因、吴任臣等人的说法并非一无是处。《续资治通鉴》（卷18）记载，至道二年，太宗以灵州孤绝，救援不及，欲弃之。于是，诏辅臣陈灵州事宜。张洎越次言事，上疏请弃灵州。“帝初亦有此意，既而悔之，及览洎奏，不悦，却以付洎曰：‘卿所陈，朕不晓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又一事发生在至道元年，寇准知吏部选事，张洎掌考功。张洎乃南唐旧臣，而寇准时为年少新进，“思欲老儒附己”。当时，张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由此，寇准欲推荐张洎参与政事，极力向太宗推荐。然当时的问题却在于：“帝亦欲用洎，第知其在江表日，多谗毁良善，李煜杀潘佑，洎尝预谋，心疑焉。”寇准后来多次举荐，方得同执政，然“洎奉准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续资治通鉴》卷18）。类似故事又见于宋人笔记中。《默记》（卷上）记载：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
这些事结合王明清等人所言，从一个侧面可知南朝文人入宋后的微妙处境。
实际上，宋太宗揽四方文士入弘文馆，一方面确是为了修书，是为巩固宋王朝需要采取的文治举措；另一方面，此举也确实起到了牵制、预防南方君臣间沟通交流的作用。《宋史》（卷266）载，太宗时期，李至曾“荐潘慎修、舒雅、杜镐、吴淑等入充直馆校理，请购亡书，间以新书奏御”（《隆平集》卷6）。潘慎修等人均为南唐入宋文臣，李至请求置馆纳士购求亡书、修撰新书，如此繁忙而有意义的工作落在这些人身上，确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而我们看到，李煜死于太平兴国三年秋七月，太平兴国二年，《御览》、《广记》已经开始编修，徐铉、张洎等人参与诸如《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等编修工作。从时间上，李心传说的没错，修《广记》、《御览》时，李煜确实没死，但这只能说明王明清记载的“大概”，而并不能说当时北宋朝廷没有“其群臣或宣怨言”这样的担心。
事实上，徐铉等人入宋后精力确实放在与文化传承相关的工作方面，并没有过多参与北宋政治的高层决策，而北宋高层看中他们的原因，确是由于“五代以来至宋初，中原的才学之士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宋太宗需要（这样）一批学识渊博的人为他的政权服务”。(105)
以上所述，徐铉仅是作为南唐文人输入北宋的一个特例加以介绍。其他类似情况的人物还有许多，我们先来看看北宋修撰四大部书的人员构成及刊印情形。
（一）《太平广记》编纂人员组成：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赵邻几、陈鄂、吕文仲、吴淑，共13人。
编纂起止时间：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太平兴国三年八月表进。
雕印时间：《玉海》（卷54）云：“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六年诏令镂板。小注：《广记》镂板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四库全书太平广记提要》有清人按语云：“以太平兴国三年八月表进，六年正月敕雕板印行。”编纂成书至雕板印行（977—981），间隔时间为4年左右。
另，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以《玉海》言说北宋尽管敕令雕板印行《太平广记》，但后来并未印行。根据是当时印板雕好后，大臣觉此书非学者急需，于是建议不要印行，而将印板藏于太清楼。
（二）《太平御览》编纂人员组成：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张洎、李克勤、宋白、陈鄂、徐用宾、吴淑、舒雅、李文冲、阮思道等。(106)南宋蒲叔献又云共14人。
编纂起止时间：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太平兴国八年二月书成。
雕印时间：《玉海》（卷91）载：天禧五年以《太平御览》赐皇太子。《长编》（卷365）载，元祐元年（1086）二月，高丽人乞《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诏许赐《文苑英华》。北宋雕板印行时间应在元祐元年以前，又或在天禧五年（1021）以前。又，南宋庆元五年七月，蒲叔献作序云，镂板于四川。
（三）《文苑英华》编纂人员组成：李昉、扈蒙、徐铉、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李穆、杨徽之、李范、杨砺、吴淑、吕文仲、胡汀、战贻庆、杜镐、舒雅等。又续有苏易简、王佑、范杲、宋湜、宋白等共成之。前后参与人员共21人。
人名辩证：“战贻庆”有云“戴贻庆”，胡汀又云“胡河汀”。以“战贻庆”、“胡汀”为编纂者的记载最早、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按云：《中兴馆阁书目》误改为“戴贻庆”，实为“战贻庆”。
编纂起止时间：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奉诏，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壬寅上之。凡一千卷。
雕印时间：陈骙《中兴馆阁书目》云，时《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此书南宋由周必大始雕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讫工。我认为，《中兴馆阁书目》所云《太平御览》蜀刊本，当为庆元年间（1199）蒲叔献刊本。又《长编》（卷365）载，元祐元年（1086）二月，高丽人乞赐《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诏许赐《文苑英华》。这说明此书当在北宋元祐元年前已有刊本矣。《宋史》（卷487）亦载，哲宗立（1086），高丽遣使来朝，请求《刑法文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诏唯赐《文苑英华》一书。《玉海》（卷54）载：“景德四年八月丁巳，命直馆校理校勘《文苑英华》及《文选》，摹印颁行。”《玉海》所云雕印时间为1007年8月以后。如此，编纂成书至雕印时间（986—1007），时间间隔为20年左右。
（四）《册府元龟》编纂人员组成：王钦若、杨亿、钱惟演、刁衎、杜镐、戚纶、李维、王希逸（或云王希哲）、陈彭年、姜屿、陈越、宋贻序、陈从易、刘筠、查道、王曙（或云王晓）、夏竦。《四库全书》按语云：同修者15人。加王钦若、杨亿当为17人。后又命孙奭撰音释。故实为18人。
编纂起止时间：景德二年（1005）奉诏编修，大中祥符六年（1014）书成。
雕印时间：《中兴馆阁书目》云《册府元龟》在嘉泰之前已有南宋刊本，当为庆元年间（1195—1200）刊本。又《宋史》（卷17）载：“尚书苏轼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此时间为元祐八年（1093）正月。又《宋史》（卷485）载有西夏国主谅祚于嘉祐六年（1061）上书，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及《册府元龟》事。如此，我认为《册府元龟》雕印当在北宋即有之，或许早于嘉祐六年。《长编》（卷96）载：“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册府元龟》各一部，板本初成也。”是时乃天禧四年（1020年），《册府元龟》板本成。《长编》又载，景祐四年二月甲子，“赐御史台《册府元龟》及天下图经各一部”。可见，《册府元龟》编纂书成至板本书成（1014—1020），时间间隔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