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前论，唐五代是书籍印刷的源发时期，北宋则直接继承了后周的文化累积，同时通过东征西讨，平定江南，获取了南方诸国的人才和书籍，同时也获取了较为先进的书籍印刷技术。这种技术进入宋代，一旦书籍有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书籍的雕版印刷很快就进入了真正繁荣的圣朝时代。
众所周知，建国之初，太祖、太宗皇帝就在讨平江南诸国的战事中，非常有意识、有步骤地搜罗江南诸国的图书典籍及其印版图书成果。这种情况到了后来有了些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单一继承与搜集，发展到更多地掺入了属于宋朝人的编纂著述。至宋太宗故去，北宋官方藏书的组成已有了变化，属于宋代本朝编纂修撰的书籍在增多，而宋人也在印刷术普及的过程里，渐渐认识到了雕版印刷的好处，由此进一步将雕版印刷运用到更为广泛的领域。《长编》（卷61）有记载云：
国家每三年一修郊礼，必有肆赦，寇莱公尝议模印以颁四方，为众所沮，乃止。其后，外郡覆奏书字误，沂公始举寇相之议，令刑部锁宿雕字人模印颁行。因之，日官乞每年颁历日亦雕板印行。旧每岁募书写人，所费三百千，今模印则三十千。仍有沮议，曰：“一本误则千百本误。”沂公语之曰：“不令一字有误可矣。”自尔遵行不改。此据王皞《百一编》，当附王曾当国时。
这段记载是说，当初北宋天子每隔三年祭祀天地时，必有赦书颁赦天下。寇准因之建议采用雕版印刷将赦书颁发天下，却被众人阻止。此后，沂公王曾却能建议施行。于是，日官随之建议朝廷颁历书也照此雕版办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当时印刷廉价且传播高效，官方才开始考虑将过去全用笔墨抄写的“赦书”改为采用雕版印刷。不仅如此，北宋时期就连僧道度牒也开始用雕版印刷。《燕翼诒谋录》（卷5）载：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
从抄本到印本，社会对于印刷品种类的需求就是这样，随着人们对印刷的认识深化而逐渐增多、扩大。由此，雕板印刷所能应用并涉及的领域也愈发广泛，北宋书籍的生产制作开始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繁荣兴盛的时代。
宋太祖时期，据史籍所载的书籍印刷种类实为少数几种。其主要有：乾德元年，窦仪等上《复位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长编》卷4）。开宝六年，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帝制序，摹印以颁天下（《长编》卷14）。最大的雕印事实则是开宝四年（971）太祖选派内侍张从信等人到四川雕印《大藏经》。据史载经板计有13万块，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方才雕版完毕。印板也被运往东京开封府大平兴国寺收藏。至于其余，2001年日本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文化财保存课编辑发行《奈良县所在中国古版经调查报告书》，日方公布了收藏于奈良县境内所有寺院里的中国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其中有一部北宋开宝五年雕造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58)此经存有两纸，卷尾有题记时间为：“时大宋开宝五年岁次壬申（972）四月八日记。”(59)可见，太祖时期，佛经印刷曾经兴盛一时，然与国家经济、文化恢复和建设直接相关的书籍刊刻事实还十分有限。与文化建设相关的书籍印刷，在太祖朝还仅是在延续和完成了后周的儒典雕印工作。如太祖曾对张昭、田敏等，校勘雕印《经典释文》的相关人员予以奖励。然而，不管怎样，为印刷书籍所做的前期准备，诸如校勘、修撰、定本等工作，从一开始就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例如《开宝藏》在开宝四年，朝廷就派人着手到四川开雕印板。开宝六年四月戊申，太祖皇帝又颁《修五代史诏》曰：“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宋大诏令集》卷150）这种情况延至太宗、真宗时期，开始见到了成效。
在考试用书方面，雍熙三年十一月，徐铉、勾中正校定的《说文》被迅速印了出来，接下来是《五经正义》等书。端拱元年校定《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十月板成。端拱元年，刻《周易正义》十四卷（至今留存）。淳化五年以《五经正义》差谬，选官再详定《五经正义》以献。至是板成。同年，选官分校刊印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史（《事实类苑》卷31）。北宋景德刊刻了唐贾公彦《仪礼疏》50卷。(60)在《宋校勘〈五经正义〉请雕版表》中，孔维说道：
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经正义》，今已见有成，堪雕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书契肇启，六籍著而学校斯兴。由是体国辨方，必宗乎典礼；修文立教，实本于胶庠。……今则逐部各详于训解，写本皆正于字书。非遇昌期，难兴大教。既释不刊之典，愿垂永代之规。傥今雕印以颁行，乞降丝纶之明命。干犯旒冕，臣等无任战汗兢惶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
从这份奏表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宋人当年致力于儒家经籍刊刻的热情。
至于其他如《九经》等类，与学校科举有关的书籍等也在这一时期，或被重新校定，或重新上板，陆续被大量地印刷，并颁发了出来。端拱二年五月三十日，康州言：“愿给九经书，以教部民之肄业者。”从之。至道二年七月六日，赐嵩山书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从本道转运使之请也。咸平四年三月诏从李允乞国子监降释音文疏、史记篇韵。咸平四年六月，诏诸路州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大中祥符三年二月，赐英州文宣王庙板本九经。大中祥符八年正月，赐玉清昭应宫、国子监印本经书各一部（《长编》卷84）。在景德二年《颁行公羊传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官方上层对于雕印书籍的态度。其敕曰：
国家钦崇儒术，启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实百王之取法，著于缃素，皎若丹青。乃有前修，诠其奥义，为之疏释，播厥方来。颇索隐于微言，用击蒙于后学。流传既久，伪舛遂多，爰命校雠，俾从刊正。历岁时而尽瘁，探简策以惟精。载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从雕印，以广颁行。(61)
在北宋建国之初，除了儒家经籍之外，由于太祖、太宗皇帝的喜好，佛道藏经籍的印刷也较早地进入印书规范化、规模化进程。太祖时期，国家就开始组织僧人译经。至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皇帝正式在太平兴国寺大殿西边，建造译经院，负责管理与译经相关的一切事务。不久，国家又建了印经院。《佛祖统纪》（卷43）记载：“诏译经院赐名传法，于西偏建印经院。”印经院从太平兴国八年建立到熙宁四年（1071）废止，存在了88年。在这88年中，国家对佛经的翻译和印刷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发行传播。由于国家严格管理佛经的印刷发行，故周边国家和地区凡向北宋请赐《大藏经》等重要佛典，都要由大宋皇帝下诏批准方可。(62)
具体表现在佛经典籍印刷方面，宋太祖即位后曾发布敕令，修复佛像、寺塔，派遣沙门行勤等到印度求法。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开雕《大藏经》。宋太宗继位，成立了译经院，请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天息灾、法天、施护居留中国，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并在当时的译经院旁边建立印经院，以备佛经翻译出来核准后立即刊刻印行。《开宝藏》刻印之后，又有《万寿大藏》，北宋至南宋还有《毗卢大藏》，南宋《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南宋至元代还有《碛砂藏》。(63)此外，金代还有民间劝募刻印的《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保留了蜀版《开宝藏》（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
《万寿大藏》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到宋徽宗崇宁二年竣工。前后历时23年，由冲真、普明、咸晖等人主持，雕刻于福州东禅寺。前后共雕印佛经6 434卷，世称《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开雕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至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完工。由本明、宗鉴、行崇、了一，以及蔡俊臣、陈询、马檝等人主持，在福州开元禅寺雕印，历时60年，共印大藏经6 117卷。《思溪圆觉藏》开雕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由王永从及其弟、侄眷属，和主持僧宗鉴、净梵、怀琛等人主持，在湖州思溪圆觉寺雕印了大藏经5 480卷。《思溪资福藏》开雕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在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院雕印了大藏经5 704卷。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由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沙门德璋、志清、惠琚、惠朗、志明、志莲、志昌、行一、惟总、昙瑞、惟吉等共同主持，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设大藏经局，雕印大藏经6 362卷。
道藏方面，宋代推崇华山道士陈抟，宋太宗赐予陈抟封号，并在东京、苏州等地为之修建道观，对于道家的著作也予以大力搜求。到宋徽宗时已搜集了道家著作5 387卷。政和年间由政府主持将搜集到的道家著作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令福州知州黄裳鸠工镂板，进于京师，定名为《万寿道藏》。宋代历时319年，前后雕印佛经大藏6部，凡35 181卷；道家大藏1部，5 387卷。书籍印刷时间长，工程浩大，这也成为宋代书籍印刷实力的最好体现。
北宋刊刻道释藏书表
尽管北宋书籍刊刻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其刊印种类和数量上相比于南宋有所抑制，然而翻看史籍记载，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印书的速度惊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惊人是相比前代而言的。准确地说，比起前人来，宋人有更为迫切的传播知识，印制书籍文本的愿望和行动。在宋代初期的相关诏书中，我们通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话语措词：“宣付史馆，令刊板流布天下”(64)；“令雕刻印版，遍施华夷。凡尔生灵，宜知圣意”(65)；“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国子监依九经书例施行”（《宋大诏令集》卷150）；“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长编》卷96）如此等等，可窥圣上、臣子迫切希望通过版印传播而达于教化的仁人之心。
景德四年十月乙巳，真宗颁有《令崇文院雕印晁迥等所上考试进士新格诏》，诏曰：“甲乙设科，文章取士，眷惟较艺，素有常规。特用申明，聿加刊定，既遵程序，免误学徒。庶敦奖善之怀，以广至公之道。宜令崇文院雕印，送礼部贡院颁行。”(66)
同年十一月戊寅，真宗皇帝又有《颁校定切韵诏》。诏曰：“四声成文，六书垂法，经籍资始，简册攸存。自吴楚辨音，隶古分体，年祀寖远，攻习多闻。偏旁由是差讹，传写以之漏落，讨论未备，教授何从？爰命刊修，务从精当。俾永代而作则，庶后学之无疑。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国子监依九经书例施行。”（《宋大诏令集》卷150）
从北宋这些诏书的语气和措辞来看，官方上层的本意，实是希望书籍大量印制能尽快跟上形势的需要。是故，书籍一旦印出，即刻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记载有宋真宗《国学见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诏》，诏曰：“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67)这条记载说明，北宋国子监书籍的发行渠道是通过诸路代为售卖。而前述所云“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68)的事实，也使版印书籍可以更便利地流通面世。
一、北宋印刷的制度保证
北宋朝之所以有如此高速、优质的印本书籍产出，除了宋人的刊刻热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雕板印刷技术与规范化刊刻制度的有效保证。
有史佐证，北宋的书籍印刷在发展初期，尽管热情有加，然而书籍出版还是时有问题出现。首先，由于雕印太快，屡有印本错误。此外，印板由于使用次数太多，损坏严重，一些书籍需要重新详定雕印等情况也时有出现。
《宋会要辑稿》记载，淳化五年（994）七月，太宗曾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后又多次一校、再校三史。“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然而，咸平中，真宗却对宰臣说：“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随之，“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覆校《史记》”。以后又命刁衎、晁迥、丁逊覆校前后《汉书》版本。刁衎等人“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麟台故事》（卷2）载：“景祐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皆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洙取秘阁古本校对，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者，而司马迁、范晔史尤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舛谬云。”
《玉海》（卷43）载：“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刘可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择官详校。……九月辛亥，命侍讲学士邢昺与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误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详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定。至是毕，又诏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
《玉海》此处所言的咸平元年正月，国子监确曾呈上《乞令杜镐等重加勘正诸经文字奏》。其奏曰：“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专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勘正，除去舛谬。”（《长编》卷43）
事实上，问题的每一次出现和弥补，都在不断地完善着北宋官方书籍印刷制度，也使印书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按《玉海》（卷43）所记，为了保证儒典的正确无误，国家规定“自是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更有甚者，北宋朝廷还将“刻书无误”著成法律颁行。此事源于一段记载，《续通鉴》载：“时判部青州燕肃，言旧制，集书吏分录，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因请镂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误，则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误可也。’遂著于令。”这件事情记录的是，天圣二年（1024）十月，判刑部燕肃上言，要求将原来由书吏抄写的敕书，改为镂板印刷。原因是书吏抄写“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此项动议在此之前曾由寇准提出来过，但当时有人担心一旦误刻会导致全盘皆误，坚决反对此项动议。由此，《长编》（卷61）记载，景德二年九月，判刑部慎从吉言：“自今遇有赦文颁下，请差三司、馆阁、官告院吏笔札精熟者书写，每本著其姓名，集审刑详议、大理详断官校读，错误者罪之，仍请令中使监莅。”诏可。此时建议再次提出，由于宰相王曾的支持，并提出将“勿使一字有误”著于法律，动议最终得以通过。此后，官方的赦书、律令等才得由刑部“摹印颁布”（《长编》卷102）。
从太祖建隆初至仁宗年间这段时间北宋主要编撰刊书情况来看，再结合北宋的相关史书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北宋印刷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特点：
第一，北宋书籍多以官刻为主（或书籍刊刻需要得到官方认可），且刊刻须经过一个较为严格的程序。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五经正义》的刊刻。从选本、校勘到最终雕印，经历了一套严格的程序。校勘至雕刻又经历了多次反复，直至符合官方的要求方可。《玉海》（卷43）记载了《五经正义》的校刻过程，其各经都要经过校勘、详校、再校等多道程序。《五经正义》从端拱元年（988）开始校勘，到咸平二年（999）全部完成，总共花费了近十二年的时间。
应该说，宋人对于编撰刊刻书籍态度是十分谨严的。通常情况是一旦发现有问题的书籍，官方就亟令不得出版。相关例证有：
（1）太平兴国八年吴铉献复位《切韵》，鄙陋甚，诏尽索焚之（《长编》卷24）。
（2）咸平五年《三国志》、《晋书》、《唐书》校勘完毕，送国子监镂板。因《唐书》浅谬疏略，遂命官别修，不令刊板（《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3）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属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率然一言，而当于理。(69)
（4）《玉海》（卷43）载：“五代始用木板摹六经。太宗朝又摹印司马班范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板讹驳。初不是正，而学者无他本刊验。司马范诸史尤多脱乱，其后不复有古本可证。”
（5）咸平六年，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凡二百卷，目录二卷。时论此书重复，遂诏令藏史馆，不得传布。宋人编撰刊刻书籍，审慎态度于此可窥一斑。
尽管初期的书籍刊刻中有某些失误，然而随着宋人对书籍的校勘和刊刻确定了较为严格的规范和质量要求，印本的质量开始稳步提高。这些规范体现在宋人编撰刊刻书籍的各个环节当中，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总结。
宋人在刻书之初需要具备前期的书籍搜集工作。五代以来的书籍搜集积累为宋人后来的书籍刊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广泛书籍的积累，带来的好处就是宋人在编撰书籍之时，都有不同的本子可以参考、比对校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古本之真、事实之真，确保了校雠书籍内容上的高质量。
第二，宋代编撰刊刻书籍，对于编撰、校勘人员的选择配备都比较慎重。像《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之类书的编撰校勘自不必说了，所用人均为当时水平最高的文人学者，其人数之多，历时之长，有史可鉴，有目共睹。
宋代慎选编撰校勘人员的情况，从宋太宗时期就已开始了。太宗在校正经疏时，为了杜绝滥竽充数现象，选用了像杜镐、张洎、陈谔、邢昺等这类“博贯九经之士”负责校正编纂。《续资治通鉴》（卷20）载：“初，李至判国子监，校定诸经音疏，荐‘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谬。’太宗从之。镐，无锡人；颐正，封丘人。丁丑，帝访群臣通经义者，至复以颐正对，即召颐正至后苑，讲《尚书大禹谟》，赐五品服。它日，谓辅臣曰：‘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具以名闻。’……”(70)
至于其他事例，我们又可以端拱元年国子监校勘《五经正义》为例。据《玉海》（卷43）记载，其中《诗经》校勘的情况具体如下：“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献。”（《端拱校五经正义》条，影印本八一三页）校勘的各个步骤分别由不同的专家级人士分工负责完成。宋代官方校勘刊刻书籍的审慎态度可窥一斑。
到了宋真宗时，为了保证书籍质量，又开始以考试的办法来选调校勘人员。《长编》（卷53）载，咸平五年十二月，“上以龙图阁及后苑所藏书籍尚多舛误，欲重加雠对，甲申，诏流内铨于常选人内择历任无过、知书者十五人以闻，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试之，于是得馆陶尉大名刘筠等七人，给本官俸料，大官供膳，就崇文院校之，踰年而毕，并授大理评事，秘阁校理”。
又，《续资治通鉴》（卷20）载，咸平元年正月戊寅，真宗皇帝“御崇政殿，召御龙直二百七十余人，阅试武艺，迁擢者二十六人”。此处所选擢的人员，即是校勘编撰人士。当时，真宗由太宗朝的经验，开始用“阅试”来迁擢编撰校勘人员，凡26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在校三馆书籍时，官府对被选拔者编纂校勘人员进行了初试和复试，以确保选拔质量。另外，《宋会要辑稿》又载，咸平二年（999）闰三月，真宗诏：“三馆写四部书一本来上，当置禁中太清楼，以便观赏。崇文院言：‘先准诏写四部书一本以备藏于太清楼，今未校者仅二万卷。’真宗曰：‘如龙图阁所藏书，朕尝阅览，其间尚多讹舛。大凡雠校，尤须精至。可特诏委流内铨于常选人中择历任无过知书者以闻。’又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同试诗论各一首于银台司。第其优劣，得前大名府馆陶尉刘筠，前陈州宛丘尉慎镛，前均州郧乡尉沈京，前寿州安丰令张正符，前蔡州上蔡尉张遵，前光州固始尉聂震等六人。又诏有司推择，再得四人，亦命恕等考试。得前舒州桐城簿王昱凡七人，并令于崇文院校勘，给本官俸料，太官供膳。”（《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由此可见，宋代官府选调编撰校勘人员的慎重再三。除此而外，《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又有一例，记载了地方上选拔校勘人员的严格程序。文曰：“十二月，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赴三馆、秘阁校勘书籍。……因命吏部取常选人状，先试判三节，每节百五十字以上，仍择可者，又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命入馆校勘。凡三年改京朝官，京朝官亦有特命校勘者。京官校勘，若三年，皆奏授校理。”(71)
第三，宋代规范了编校工作的流程，严格限定工作程序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对宰臣说：“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佚尤多；兼雠校不精，传闻差误。自今差官校勘及掌书史，卿等严行约束，杜绝因循。”
《长编》（卷85）又载，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真宗要求校勘详校，用“计课”的办法来确定校勘人员的工作量。文载曰：“既别建外院，重写书籍，彭年请内降书本，选官详定，然后抄写。命馆阁官及择吏部常选人校勘。校毕，令判馆阁官详校，两制内选官覆点检。又命两制举服勤文学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详校计课用秘书省式，群官迭相检察。每旬奏课及上其勤惰之状，疑舛未辨正者聚议裁之。诏可，惟覆点检官之职，命覆校勘官兼之。”
大中祥符八年，官方设置了编校局。《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但职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间，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宋稗类抄》（卷31）载：“旧制，每日校对书籍功册页背面二十一纸，三馆都监于每月终，具逐员功课闻奏。自嘉祐中置编校，此制遂废。元祐六年，复著为令。”
时至元祐六年，官方对于编校的规定更加详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一）载曰：“雠校旧本书，有注错多者，长功日十纸，中功日九纸，短功日八纸；错少加二纸；无注又加二纸；再校各加初校三纸。其正字刊正，各校三纸。”
北宋的书籍刊刻制度建设事无巨细，包括校勘具体的方法，官方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沈括《梦溪笔谈》（卷1）云：“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雌黄则一漫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第四，刊印之前要经历“复校”、“点检”等层层环节，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的校勘制度。
前面所述《五经正义》中的《易》、《诗》等经的校勘就经历了多次复校。《玉海》（卷43）载：“《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同书又载：“《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令翰林学士晁迥、李维、王曾、钱惟演，知制诰盛度、陈知微，于馆阁京朝官中，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为复校勘官。迥等遂以集贤院校理宋绶、直集贤院孙、直集贤院麻温直、集贤校理晏殊、崇文院检讨冯元充选。凡校勘官校毕，送复校勘官复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充复点检官，俟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讫，复加点检。皆有程课，以考其勤惰焉”。
按肖东发的说法是，北宋监本的质量是十分精审可靠的。因为其“所刻之书都要三校上版，查监本刻书记载，刊行之前总有‘校订’字样，因为刊印之后要颁行天下，售于民间，故此”。肖东发最后总结说：“由此可见，后世的呈缴本，国家出版社设印刷厂，编审、校对、刻印、发行一条龙，三审制，三校上版等制度早在宋朝就已初步形成。”(72)
这样的话语既可以视为这是北宋文治政策的成果，也可视为是对北宋当年编纂印刷书籍盛况的肯定。北宋人承上启下，实是肩负着上下两个方面的重任。一方面，要将前人有价值的书籍尽量快地编纂印刷出来，以服务圣朝文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北宋人还有编撰整理自己的书籍，加以印刷发行流布，以开启属于本朝的文化繁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宋人发现仅有印刷技术和印书热情是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规范等制度方面的保证，才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刻出好书来。
事实上，此类校勘制度也并非北宋朝独创，唐代敦煌遗存的官抄本中早就流行这样的“三校”制度。敦煌遗书《妙法莲华经》（卷6）有题记云：
咸亨三年二月廿一日经生王思谦写/用纸二十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经生王思谦/再校经行寺僧归真/三校经行寺僧思道/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尚义感/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据考，这批官抄本经书是经朝廷批准入国家书目，由当时秘书省或弘文馆组织抄写后，发散到全国，流入敦煌的。题记中的王思谦是唐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的弟子，太原寺的四位详阅人是玄奘的四个弟子，而监制虞昶更是虞世南的儿子。(73)题记所反映抄书的三校、四详阅制度，值得我们重视，此种校勘制度对于北宋印本制度建设有传承贡献。
二、北宋印刷的技术保证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由于官方各项制度、措施的推动，北宋的书籍印刷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此好的印刷成绩，实则又与印刷技术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要理解宋代印刷技术的进步成就，我们只需将宋版书籍与其他时代版印书籍细细比对，即可有个较为明晰的印象。
我们在面对北宋的书籍印刷成品，可以发现一部宋版书与后代的雕版书籍相比，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诠》（卷13）残卷，有北宋大观二年（1108）的施经木记，残卷中插有四幅山水版画，据研究是大观二年前后所刻。这四幅版画线条清晰，构图完善，有相当高的雕刻工艺。另外，据我所见北图所藏郭茂倩《乐府诗集》宋刊本，其印本亦是精美异常，令人爱不释手。(74)
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据说，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翻阅开来至今仍有一股清香气。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75)
据考古发现可知，雕版印刷到晚唐《金刚经》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现藏在大英博物馆，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该本经卷有一幅佛祖扉画，据见过这部经书的人评价，其扉画镌刻精美，刀法纯熟，已是成熟时期的雕板印刷品。既然如此，宋代对于这项技术又有怎样的完善和提升呢？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宋版书的精美与其技术的成熟密不可分。宋版书的成就与其他书籍比较，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字体选用颜体、欧体、柳体三种法书字体，而宋代书手很好地将三家的字体传神地写于板上，使宋版书更像是书法艺术品。
宋版书向来就有“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润”（《长物志》卷5）的评价。除此以外，宋代有许多版本还是由著名书家或作者直接手书上板刻印，由此很好地保持了书法墨迹的活力和艺术性。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记载：“宋初五经正义赵安仁所书最多，赵氏字体在欧、柳之间。在刊本中，李(76)、赵最为精劲。”
现存的景宋蜀刻大字本《尔雅》，每页八行，行十六字，卷末题有“将仕宋四门国子博士臣李鹗书”一行。李鹗曾仕后唐，王明清《挥麈录》记载后唐灭蜀时，明宗曾命太学博士李鹗仿蜀制作，书写《五经》上板，刊行于国子监。由此可见，宋代国子监刻印经书，沿袭了五代遗风。此种由五代沿袭而来的名家手写上板的雕印风格，与后来那些刻板呆滞的宋体字（或仿宋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按理，上述这些若深入探讨，应属于“印刷文化”的范畴，而与技术提升关系不大。吾师李昌集先生与我探讨“印刷文化”这一概念时，同样强调“印刷文化”的内涵是从“印刷”作为一种工艺申发出来的，“如印刷字体，为什么是‘这样’？唐代的印刷楷体是颜、柳体的‘美术化’，‘宋体’承之。这里就有‘文化’。其装帧、页面的设计等等及其历史的演变，都有‘文化’在里面。印刷的官刻、私刻、坊刻，其运行方式和‘行规’等等，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印刷文化’了。如此等等。”按此说法，诸如颜体、柳等印刷“字体”文化之所以得以实现，除了写手的书法传神之外，更重要的是刻工的技术使之能够完美实现。
（2）宋代刻工较为忠实地雕印了书家的原迹神韵，即便是颜、欧、柳三体，也能摹仿得惟妙惟肖。
这大概是刻工遵循了当时社会通行的三家书法字体进行长期刻字、雕印训练的结果。由此可看出宋代对刻工培养的规范和严格。另外，宋代刻工培养的周期及其使用周期之长亦可见一斑。
（3）北宋有了活字版的印刷书籍。
活字印刷术的产生是印刷技术长期得以实践的必然结果。我认为即便不是毕昇，宋代也会有其他人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版印需求，繁重的雕印任务，萌生活字印刷的想法。活字印刷术的产生，也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印刷事业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印刷兴旺局面。我认为，正是当年巨大的印刷需求催生了印刷技术的改革，催生了活字印刷术的产生。
关于活字印刷术的产生，首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按照沈括所记，毕昇发明泥活字的时间应在1041—1048年间，即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可信的活字印刷实物资料，颇受怀疑和非议。同样，也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毕昇的生平也一度成了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1990年初，湖北英山县发现毕昇墓碑，由此引发学界的诸多争议。当地有关部门甚至于1993年在英山召开了“首届毕昇研讨会”，会上相关专家所写出的“毕昇墓碑鉴定意见书”说“根据毕昇墓碑的形制、花纹、结构及碑文内容考证，确认此碑是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所立。墓主即是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这与《梦溪笔谈》推断出毕昇的杭州籍贯有所出入。上海胡道静据此考证，此碑的年号为皇祐四年，又毕昇墓碑有“神主”二字，系客死外地一年后的招魂葬。言下之意，毕昇是湖北英山人，只不过客死在杭州。(77)中国印刷研究所张树栋也认为：“毕昇故里在英山，其发明活字印刷的地点是杭州，毕昇于皇祐三年在杭州逝世后，其子孙于皇祐四年在原籍英山立了现存的这方‘招魂葬墓碑’。”(78)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毕昇本人如何，而是活字印刷的可靠实物证据及资料。如果能发现可信的宋代（尤其是北宋）活字印刷实物证据(79)，一切对于宋代活字印刷术的怀疑就将迎刃而解。
1989年，在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活字印本《维摩诘经》下卷残本。此经还有上、中卷，现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这次甘肃发现的《维摩诘经》下卷残本，经专家鉴定，是12世纪早期的活字印本，但并未确定其为泥活字本。其发现者之一武威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孙寿岭经过三年亲自仿制活字，并模仿印制了《维摩诘经》，最终认定其为西夏文的泥活字印本。(80)如果此发现得到确定，据悉这应当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距沈括所言毕昇发明泥活字时间仅相差100多年。俄罗斯收藏的另两卷《维摩诘经》活字本，有仁宗尊号题款。除此以外，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还有西夏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九册。据史金波、牛达生等人判断，此经为12世纪的木活字印本。如果判断属实，那么此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距北宋毕昇泥活字有约100多年。(81)《三代相照言文集》是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活字印本。此印本特异之处是此经文末有西夏文题款，译成汉文意思是“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活字新印者陈集金”。此题款明确说明了此为活字本。“节亲王”乃“亲王”之意，是西夏特有的称谓。(82)
众多的考古发现使有关专家由此推测，西夏的活字印本应是从中原技术传入或实物传入的结果。此推断目前仍需证据论证。证据之一，人们自然又想起了沈括。沈括是公认见过毕昇活字的人，而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现在的称呼），曾主持过天文历法的制定，且又曾担任过西北驻防的边塞官员，直接与西夏、契丹作战、交往。《长编》（卷238）载，熙宁五年九月提举司天监沈括言：“楚州卫朴精于历术，乞令赴监参校新历。”从之，仍赐路费钱五十千（八年闰四月历成）。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史，西上合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长编》卷261）。又据《长编》（卷255）载，熙宁七年八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代章惇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元丰四年（1081），沈括又帅鄜延路师击破西夏七万之众。另外，沈括还与辽人议论边界，确定两国边界走向（《长编》卷261）。因此，有人推断北宋朝活字输入边地西夏等邻国是沈括的功劳。(83)
此外，现藏于温州博物馆的北宋崇宁二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因其中某些字体，如“杂色金刚”的“色”为倒字，因此，推断其为活字印本。又因为同处出土有宋崇宁二年（1103）墨书《写经缘起》残页，据此推定此经是同年或相近年代所印。崇宁二年与毕昇发明泥活字仅距五十年，且地理位置上温州与毕昇生活的杭州十分接近。所以，有学者大胆猜测此佛经直接就是毕昇制作的泥活字所印刷的。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部残经就应比前面所说的西夏文《维摩诘经》还要早上五十多年，应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84)
我们此处探讨北宋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说明，北宋的印刷技术在巨大的社会需求下，它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尺，可以证明北宋的印刷技术与前代相比真的有所改善和提高，并为后来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北宋书籍刊刻的兴盛与繁荣
在书籍刊刻制度和技术的保证下，我们看到从宋太祖时期起，宋朝就陆续地在整理以往历代的著作书籍，并且也有意识地开始编撰属于自己本朝的图书。建隆二年，王溥等就上呈《唐会要》一百卷，诏由史馆收藏；紧接着王溥、扈蒙又上《周世宗实录》四十卷；建隆三年判监陈鄂等又上新校《礼记释文》。到了太宗、真宗以后，宋人的书籍生产积累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端拱元年，孔维等人开始校勘《五经正义》；淳化五年又选官分校《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七经正义》等经史书籍。这些书籍或编撰待用，或镂版印行流通。有了这些原创的或改编、编撰的书籍印刷成品出现，大大地推动了北宋书籍印刷快速向前发展。
据《长编》、《玉海》（卷43）、《麟台故事》（卷2）、《宋会要辑稿·崇儒》（55册）等书记载，按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列出北宋主要编纂修撰、印刷的书籍表。
北宋初期官方编撰刊刻书籍略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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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①根据《宋会要辑稿·崇儒》第55册、《麟台故事》卷2、《玉海》卷43等书卷列表。
②标注“*”为版印书籍。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北宋编撰刊刻书籍的时间较为集中在王朝中后期，尤以真宗、仁宗年间为最盛。其中许多大部头书籍都是在真宗、仁宗两朝时期完成的。大中祥符四年，姚铉《唐文粹序》中亦云：“崇文院之列三馆，国子监之印群书，虽唐汉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对此，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也说：“印刷术的普及、书籍的大量流通，正是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实现的。”(85)
第二，北宋初期到中期官方所校勘刻印的书籍大都关乎国计民生，如医书、农书、经书、史书等。这些书的刊印或以史为鉴，或昌兴儒学，其目的多是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仁宗天圣三年（1025），国子监上书言：“准中书札子，《文选》、《六帖》、《初学记》、《韵对》、《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印板，令本监出卖。今详上件《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并抄集小说，本监不合印卖。今旧板讹阙，欲更不雕造。从之。”(86)
第三，宋代不同的刊刻单位在选择书籍刊刻时，均有自己的标准。其印书内容也各有侧重，又多与其官府职责内容有关。如上所述，《文选》、《初学记》等类书，因为不是经史，无关国计民生，所以国子监认为自己不该印这样的书。而某些我们今天看似无大用的书，如佛教、道教方面的书籍，在当时却得以大量地印刷出版，这实与宋太宗、真宗本人的宗教喜好有关。北宋朝诸帝，除了徽宗以外，其余皇帝皆信奉佛教，提倡并推行儒佛道三教一义的政策。宋太宗恢复了自唐德宗以来中断已久的译经，朝廷为之设立了译经院和印经院，又设译经润文使，由宰相或大臣负责管理国家与译经相关的事务。宋太宗由此也提出佛教“有裨政治”的观点。他在《三藏圣教序》中说道：“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导群迷，阐扬宗性。”(87)从皇帝本人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些书可以教化人心，间接地有利于国家稳定。真宗在撰《崇儒术语》的同时又撰有《崇释论》，说孔孟与佛教之间“迹异而道同”，佛教有补于儒学。由此可见，北宋官方编撰刻印书籍，其主观意图上也是在全方面地构建保障王朝稳定发展的精神和文化架构，其编撰刊刻书籍，并非率性而为。
